异乡温度

　　新莞人的诉求越来越高。目前工作的关键，是流动人口的诉求与当地政府能否协调。政府要给他们平台与机会，配合其诉求，如达不到就会有负面情绪，特别在群体中放大，会引起不稳定。

　　———虎门镇新莞人服务中心主任马玉良

　　1996年，16岁的刘红（化名）就从老家桂林来到东莞打工。15年后的今天，她的月收入从区区二三百元涨到近3000元；她也已经是一个有着11岁女儿的单亲妈妈。

　　不过，她并不愿让女儿生活在高埗这个乱纷纷的镇区，附近的菜市场抢劫频发，被本地人废弃的老旧住宅和坟场里出没着吸毒者。15年漂泊的生活，她遭遇过街头抢劫、摩托车被盗，也被入室的盗贼偷走半年血汗钱———这些从失去的那一刻她就从来不相信能找得回来。但她不能接受任何发生在孩子身上的不测，跟很多新莞人（东莞市对非户籍人口的官方称谓）一样，她将孩子交给母亲在老家照顾。

　　这个暑假，刘红忧心忡忡：女儿会过来度暑假———跟很多父母不在身边的留守儿童一样，步入青春期的女儿有不少行为问题；她和母亲都觉得与女儿无法交流。“要不是为了她，我哪里能坚持下来？要是她不学好，我这辈子不是一场空？”

　　15年打拼下来，老家很遥远，但东莞并不亲切，她如同一粒尘土在故乡与异乡之间飘荡。

　　珠三角30年来的工业发展，建立在千千万万个刘红这样的工人的劳动之上，大多数工人，是刘红一样的女工。在广东省大力提倡社会管理创新的今天，他们的位置在哪里？

　　“唯一的社区是工厂”

　　“如果说，工人们要融入当地，我的感觉是她们只是通过工厂融入当地的；对他们来说，根本没有社区。”高埗镇某家外资工厂的厂方心理咨询师郭小美表示。

　　郭是在2005年后才开始在工厂做咨询。她工作的第一家工厂在东莞的另一个镇区大岭山，2004年厂内的工人曾经因为工资问题而爆发集体骚动。郭的角色是落实企业“EA P”（员工支持计划），这一员工福利在很多外销型大厂逐渐成为人力资源的基本配备，用来缓解员工情绪问题，减少员工与环境的冲突。

　　工资待遇问题是最容易引起集体行动的，不过，也许因为郭是受雇于厂方、隶属于人力资源部门的咨询师，“工作中的不公平和矛盾，很少跟我谈。”郭遇到的咨询案例多是与感情和婚姻有关的。她表示，很多个案，单单靠咨询本身，效果有限。

　　当年，大岭山那家工厂的工作经历给郭留下的印象是“悲惨”。多年后，很多细节已经模糊，她只记得每天所有人都要工作1 1小时———包括她这样的文职；中午吃饭加休息只有1个小时，工友们没法回到厂区另一边的宿舍；她还记得推开咨询室的门走出来，发现走廊上、树荫下睡着一大片的工友，包括一名孕妇———直接躺在地下。

　　那个工厂管理严格，等级森严，工人和文职人员很难接触，甚至不可能同乘一辆班车。工人们住着10人一间的宿舍，并且不掌管钥匙，需要一名楼管员帮他们开门。在这样的气氛下，郭小美只记得工人们普遍的焦虑症状，和自己的无能为力。

　　换了现在意大利人投资的工厂，气息宽松了很多。厂区有假山和凉亭，宿舍住的人数也减到6人，并且厂方给工人们各种生活福利，包括一定级别以上的“夫妻房”和各种聚会旅行。随着“民工荒”的到来，这些福利基本上是数百人以上的工厂招徕新工人的例牌。

　　虽然收入差别不是那么大，这家工厂的工友们“时髦”了很多。在20世纪70年代前期出生的郭小美看来，80、90后工友们的自行车俱乐部装备可谓相当的“后现代”。工厂还给一个爱好舞蹈的工人开了舞蹈教学班；甚至还有网球教学班。

　　工厂规范、管理较为人性化，这也给郭小美开始有了专业的空间，工作开始有了“感觉”。

　　东莞市正在逐步投入更多资源到非户籍人口身上。最近，就有政府工作人员到厂里，希望宣传政府提供的免费培训电脑技能的项目。而东莞市妇联也已经跟郭小美厂里合作，把社工带进厂区，给女工做“阳光女工、轻松减压”小组活动。这些资源较多地通过工厂配置。

　　但仅有工厂是不够的。在郭到厂里不久，就有一名住在厂外村子里的女工被丈夫殴打致死。郭小美第一次见到这名女工时，她已经奄奄一息。对于这类发生在社区的暴力与纠纷，郭小美认为，社区做的有限。她曾经数次因为员工遭遇的家庭暴力而请求所在的村妇联主任参与调解，“她很愿意帮忙，但很显然，这不算她的分内事———妇联主任认为她分内该管的就是千把户籍人口。”虽然厂里不远就是村里的新莞人服务站，但厂里的很多员工从未去过，也很难得到什么帮助。“通常是治安员在那边，跟他们也没有什么关系。”

　　到了暑假，一些员工宁愿让厂外的出租屋空置，也要申请厂里的夫妻房。只为了让暑假来莞的孩子们有工厂大院那样安全、还有娱乐设施的环境可以玩耍。而在厂区之外，没有能放心让孩子们去的地方。

　　然而，除了这些具备基本福利的大厂，跟东莞各个镇区一样，高埗镇上各种小加工厂随处可见。这些厂通常没有劳动合同，没有社保，劳动环境和食宿条件恶劣，工人从那里得到的，只是一份工资———甚至连这个也没有保障。数位在镇级单位工作的政府购买岗位服务的社工深有感触，他们向南都记者反映，小厂和临时雇佣关系，是劳动时间、劳动条件和薪资报酬违法的重灾区，一旦发生工伤事故也最难处理，是“不稳定情绪”的主要来源。

　　成长中的社工服务

　　今年5月，4位年轻企业社工进入了郭小美所在公司，他们是东莞700多名社工中仅有的4名政府购买岗位而进驻企业服务的企业社工。“企业社工，就是把厂区当成社区，用社区的观点，考虑有什么资源可以为其所用，告诉服务对象。我们的目标是推动企业关注员工的需求、改善食宿条件和加强员工对政策的了解。”来自乐雅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企业社工阮成表示。

　　不过，对于这些年轻的社工，很多经验都需要逐步摸索。他们遇到的很多投诉，都是员工跟公司的矛盾，如工资问题。但这却是政府购买岗位的社工不方便处理的问题。

　　目前，阮成成功跟进的一个个案，是一位遭遇家庭财务紧张，而“有自暴自弃想法”的30岁男工———“鼓励一下生活的信心，如何处理夫妻关系以及父母的关系。跟他商量着如何规划一个月的工资。”

　　“工会的职责是处理投诉，而我们则提供一点情绪的疏导。对于员工投诉（公司），我们只能疏导其利用制度途径来解决问题，告诉他找相关部门。”

　　虽然东莞的社工由22名香港资深社工进行督导，不过企业社工的运作形式与香港并不一样。香港地区用第三方项目方式运作的企业社工，是从弱势的工人利益出发；而大陆岗位模式的企业社工，则以工厂的利益为准。

　　与工人相关的社工岗位并不少，政府购买岗位服务的社工在东莞总工会、镇级总工会都有驻点工作；一位年轻的医院社工告诉南都记者，即便她的工作并非工伤社工，外科的工伤病员也是她的工作重点，这些人占据了她工作个案的7成。因为他们多来自外地，缺乏家人支持，往往情绪起伏很大，从法律政策知识和情感情绪上都需要帮助。

　　不过，无论是工会社工，还是工会专门派驻进行工伤工友服务的社工，都对南都记者表示，他们的工作重点并不是劳工维权。一位在东莞某镇工会协助工作的社工告诉南都记者，“因为工人维权是比较敏感的事情。”因此他们目前做的主要是企业文化构建和工人压力缓解、娱乐方面的活动。“劳资纠纷在我们这块得到处理是很困难的。”他说。

　　而东莞市总工会派驻虎门工伤康复中心的社工李辉表示，他们起初也对工伤工友进行过法律方面的解释和咨询，由于社工接触基层、中立的角色，也得到工伤病员的欢迎。不过，由于担心出现对康复者的“误导”，“会导致一些不安定的源头出来”，工作的方向很快做了调整，他们转而收集信息，转介案例给市总工会和社保局。“我们社工机构要发展，必须得到政府各个部门支持，因此我们也需要配合他们的工作。于是我们转变了工作方向，因为我们没有维权的能力和处境。”他们对案例的帮助，也转向了情绪的扶持、自信心的恢复。目前，他们已经服务工伤病员300人次，也开启了病友直接跟总工会沟通的渠道。通过文娱活动、病友互助的志愿活动，“我们的作用主要是提升了他们的自信，让康复过程心情愉快，康复后正常工作，不自卑。他们情绪平和稳定的话，维权的思路和想法也会更稳定。”

　　尽管工作中有诸多需要平衡的因素，这些年轻的社工对来自基层的需求相当敏感，而时时在考虑设计各种能照顾他们的项目。“我们也很想帮助他们，但我们毕竟刚毕业，能力有限。不过我们的存在也很重要，我们陪他们聊聊天，当他们知道是民政局购买我们的服务，来帮助你们，虽然我们不能实际地直接解决问题，但他们觉得政府也在关心他们，很温暖，不会抱怨社会……还是要等我们慢慢去学习，成长，更多帮助他们。”那位医院社工如此表示。

　　身份暧昧的劳工组织

　　然而，难以避免的劳资争议能否及时得到疏导途径？在东莞已经工作5年的某工伤工友的法律咨询服务部资深员工林英（化名）告诉南都记者，在潮安事件和新塘事件这两起冲突发生之后，她“感觉尴尬和焦灼”，同时也想起2009年的刘汉黄事件（工伤工人杀死台商）。

　　多年与工人打交道下来，林英认为，外来工人需要的服务，最大的一块是工资、劳资关系的争议；另一块则是流动儿童的服务。“我们希望能够从我们的角度做一些事情，帮助解决问题而不要使其变成一个不可挽回的事件。”

　　在珠三角，据有关统计，每年发生工伤事故3万起，这些工伤会带走4万根手指；仅在石碣镇人民医院的一份学术报告中，1998—2000年三年中该院收治的5567例创伤病人就有2427例为工伤病员，占44%.

　　这家从2006年开始，以工商注册方式运作的法律咨询服务部，外表看起来只是一间普通店面。室内一半是工作人员的办公台，一半则是工人可以过来喝茶看报的空间。而一间充当会议室的里侧房间，整个墙壁都是稚拙笔触的绘画———那是工伤工友在养伤期间，发挥创意的作品。

　　这家焦点放在劳动者权益维护的法律咨询和个案援助的服务部，服务于东莞五个镇区，并不直接帮助工友仲裁和诉讼，林英表示，“我们鼓励他们自己打官司，或者与资方协商解决问题；我们不会帮他去打，因为如果只能一次帮到她，对工友的能力锻炼是有限的，他们必须自己学会和政府部门、医院和厂方打交道，因为工作是一辈子的事。我们会做很多能力的培训。”

　　“工伤工人面临的是依法赔偿和未来就业的问题”。一般而言，7级以上的工伤者会选择回家，而很多8—10级的轻伤者，则会继续在流入地工作。从工伤、赔偿到重新就业，工人会面对复杂的情绪起伏和繁琐的门槛，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知识的支援，还有陪伴。

　　服务部的工作人员的目标不仅是帮助工人取得赔偿，平复他们的激烈情绪，还会尽量争取让轻伤者留原厂工作。大岭山镇一间外销工厂的员工小玲告诉记者，六七年前，她在17岁刚出来工作数月，就遭遇断指事故，正是这家服务部的帮助，让她不仅取得赔偿，还得以从车间换到文员工作岗位，工作至今。因此，很长时间内，她都会在周末到这家维权部在大岭山的临时活动地点，帮助发传单。在接受帮助的工人中间，30%像小玲这样成为维权部的义工，投入帮助其他人。

　　一直维持在四五人规模的服务部，每月处理Q Q、来电、邮箱和来访以及案例跟进等工伤案两三百宗，从2006—2010年7月为止，总共为工友争取了3800万元补偿金。

　　“我们接触的工人，一般开始都是希望有空间谈判，他们可能去厂区找管理层，其实只是希望谈判，不会有过激行为；过激行为产生于他们认为没有谈判和索赔的可能性了。”林英表示，当少数工友认为自己遭遇评残等“猫腻”，会提到采取“那种手段”———动用帮派人物闹事———“我们也会跟他们分析清楚，往往这些非常手段反而为维权设置了障碍，却不见得增加竞争力。”

　　林英感受到，近两年来劳动权益的政策大环境有所好转，“现在执行层面认真一点了”；由于法律途径管用，工友也会比较喜好这种维权方式。

　　不过，南都记者在东莞接触的两家劳工服务部，都有着相似的困境。他们几乎没有向普通工人宣传的机会，治安员会婉拒他们进入社区发放资料，他们主要接触服务对象的方式，是去医院进行探访。

　　虽然有着多年经验，维权部的员工却无法取得社工师资格。因为没有单位帮助盖章报考，而他们自己单位的章不被认可。而一家与妇联合作的香港N G O本来计划在东莞开设一家进行流动儿童课后辅导服务的机构，也因为某种排斥，而不得不换到另一个城市———他们已经在广州有运作类似机构的经验，收效良好。

　　老乡帮

　　对于大多数工人，N G O这个词仍然很陌生。“他们主要还是依赖既有的网络。”横沥镇隔坑社区服务中心社工方心说。

　　老乡，这个词对于高埗镇的工人朱兴国（化名）来说，是一个复杂的词。在外打工11年，他最依赖的就是老乡。“让老乡帮忙一定会帮。”他认为自己老乡观念很重，他觉得，不同籍贯的人，在厂里即便“表面工作做得好，内心还是对立的”。跟同事吃饭，都是到外面吃，而口味相近的老乡则可以到家里来做家乡菜。

　　对于本地人，朱兴国更是完全没有接触。在他眼里，东莞镇区的本地人大多有不菲的房租收入和村集体分红，而外地人是“打工仔”；本地人跟外地人属于不同的阶级、住着不一样的房子、讲着不同的语言，孩子们上着不同的学校，享受着不同的社会福利。他对本地人的印象就是：“大白天喜欢把门关上，对我们外地人都有种防备心理。”

　　老乡是漂泊中的慰藉，但“老乡帮”这个词则更为复杂。由于工厂中的籍贯对立常常影响生产，仅在高埗，就有几间大厂传闻不招特定省籍的人。

　　社区中的犯罪，也常常与特定省籍有关。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的《广东省情调查报告》指出，外来人员犯罪的“地域同一性”较为明显。仅仅朱兴国居住的高埗，入室盗窃、抢劫的“江西帮”和吸贩毒、抢劫的“广西帮”知名度就很高。而刘红曾一度在市场摆摊，菜市场的垄断也与特定籍贯帮派有关。

　　这些帮派也影响到工厂区，朱兴国以前的科长和主任经常被帮派敲诈，因为他们属于外来打工族中的“有产阶级”。当同事间发生过节，最后会导致“外面的老乡”来找麻烦。而遇到工人猝死、交通事故、工伤索赔和其他劳资纠纷之类，帮派也会自然浮现出来要求“帮忙”。但传闻这些人的要价不菲，往往是赔偿额的4—6成。不过，像朱兴国这样一心打工赚钱、想着存钱回家养老的人，他的生活世界主要在厂里，“社会上的事情不了解，都是听说”，他绝没想过让那些人帮他解决困难，因为一旦沾惹了那些小帮派，“据说他们会老找你借钱。”

　　“到我们这里来求助的工人说，谁家出了事，会有人（帮派任务）找上门来说，帮他们出面。”厚街一家工伤维权服务部的负责人说。

　　一位处理这类“维权事宜”的圈内人“三哥”向记者表示，他们的存在，对于无法应付漫长法律程序的外来打工者，是“合理”的。“他们不懂法，劳动关系经常都没有白纸黑字，没证明。本地最怕厂子搬走，也不会站在工人这边。老板们是凭头脑赚钱的，法律讲证据，打工者怎么能搞得过他们呢？他们只晓得凭良心，我给你干活要给工资，出了工伤要赔钱。法律我们很懂的，譬如工伤还要赔护理费，这些他们一点都不知道。走法律程序，一个民工打官司，多少个月能传票下来啊？更不要说老板在当地有人。我们就是凭良心、义气，帮他们快点搞定。”

　　东莞社会新闻记者们遇到牵涉索赔事宜的突发事件时，事主旁边总是有一群被称为“来帮忙的老乡”的人。这种“维权”方式交织着各种资源：他们既是熟练的媒体爆料者，也擅长摆出某种阵仗，让资方不堪其扰而答应条件———“他们怕烦，怕媒体”。

　　来自湖南某地一贫困家庭的“三哥”，跟很多东莞本地传说的这类人物一样，身上有着明显的刀痕，曾经任职保安，以“能打”起家；而后“见过世面”，成为一些企业家的贴身保镖，而后自己创业，餐馆、茶馆和士多———按他今天的话来说，“有了成就”，在老家那边也热心于恤孤助学修路之类的体面活动。

　　“三哥”还记得自己18年前第一次帮人“维权”，是中堂镇的一个装修包工头被人欠款不还。“我带了些人过去，他谈生意，我的人站在旁边；他家里人出门买菜，也有人跟着。不用打，钱就回来了。”

　　这些通常以老乡关系为纽带的帮派，也会影响到工厂内部———“大哥”们安插自己的人到轻松的岗位上，同时给相关主管一定的“庇护”。不过“三哥”号称他手下的人极少在工厂工作，从未在工厂工作的他，认为工厂出来的人“单纯、固执，不会多元化”。

　　这样的角色模糊而“管用”的“维权”已经是东莞地区见惯的方式，而“维权”的帮派之间，又有错综复杂的合作关系。如，曾经有一个电子厂跟某位回收业者有工业废品的收购合同，却单方面中止合约，而跟本地一个干部的亲属重新缔约。“我带了300人过去，后来两个小时搞掂，按合同赔钱。”“三哥”不愿意谈细节，也不愿意谈他如何与其他帮派建议这种关系，对这种“服务”的“价格”也讳莫如深。

　　而近年来的趋势，则是这些“维权业者”纷纷成为各种地域商会的负责人，他们以往处理的各种争议，也逐渐通过谈判方式解决。不过，鉴于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这些团体对普通流动人口利益的代表性，尚待观察。

　　从社区入手的福利照顾

　　7月初，在横沥镇工作的新莞人黎秀园辞去了之前在餐具消毒工厂的工作，只是为了搬到隔坑村的隔坑社区服务中心附近。黎秀园是单亲母亲，女儿已经上小学。她每月只有1200元收入，要负担女儿1500元一学期的学费、屋租和母女俩的全部生活费。两年前，她经朋友介绍，在这里申请对特困流动儿童的助学金，知道这里有这么个中心。这个暑假，她只希望孩子能在这里参加各种免费才艺暑期班和聚会，在安全和友善的环境中，度过一个夏天：“跟小朋友在一起，比较不会孤僻、自私和狭隘。”

　　隔坑社区服务中心，是东莞唯一一家以服务流动人口起家并获官方认可的社工机构。2004年，不忍无视外来人口和户籍人口的巨大福利落差，香港资深社工徐祥龄和妻子谭翠莲经过漫长而困难的申请过程，创办了这家社区服务中心。当年，本来隔坑社区中心是为外来劳工提供下班后的文化休闲服务。中心副总干事谭翠莲回忆说，“没有想到没人来，因为他们最大的兴趣就是加班赚钱。农民工辛苦打拼就是为了孩子，那么我们就照顾好他们的孩子。”

　　隔坑社区服务中心如今提供的“四三零学堂”服务，专门接收放学后的新莞人子女，照顾他们补习功课、完成作业，周六各种各样的课外活动。到了暑假，从下午3点一直开到晚上10点，提供各种才艺课程和课外活动。每个月，来自香港各个N G O的访客都会来，带小朋友们做手工、举行生日会。隔坑社区服务中心设有“四三零学堂”的三个地点，加起来每天服务150名小学生，家长只需要为此付出10元会费。

　　除去“四三零学堂”，隔坑社区服务中心另一个专门针对流动人口的慈善项目———助学。谭翠莲直言，做这个项目的初衷就是“本地人九年义务教育不用钱，但外来工要钱”。从2006年起，超过2000名学生受助，每年每人1000元，而今年则启动了对留守儿童的助学。

　　2009年，隔坑社区中心也参与了政府购买社工岗位服务项目。因为隔坑社区中心在新莞人服务方面的领先地位，东莞全市由新莞人管理局领导的20个社工岗位，就有10个在隔坑社区中心。“坦白说，最早做新莞人服务的是我们，投放资源最多的也是我们。”谭翠莲表示，中心从事新莞人服务的社工达到18人，包括中心自己付薪水的8人。但整个东莞市，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东莞全市常住人口中非户籍人口有630多万，户籍人口180多万。但在政府购买的社工岗位中，专门从事新莞人服务的社工只有这28人，加上企业社工等，在700多名社工中，仍然只占一个非常小的比例。

　　关键在于有没有关怀

　　方心是隔坑社区服务中心“新莞人服务队”的队长。因为一次肠胃不适，方心无意中了解到一个重要的事实———横沥当地医院的医生告诉她，工厂区的女工们经常怀孕而不自知，在对自身生理没有清晰认知的情况下，她们就进入了一段往往很麻烦的关系。后来，方心又遇到一位与男友分手企图撞车自杀的女工。女工是珠三角流水线上的主角，她们与父母相隔千里，没有家庭的保护和安慰，一旦进入婚姻和恋爱关系，她们的命运便取决于她们遇上什么人。

　　与同样在中心工作、隶属于妇联系统的同窗冯敏商量之后，两位毕业才两年的年轻社工决定启动一个“女工俱乐部”项目。她们到工厂区去设摊，用丝网花制作来吸引女孩们聊天，希望能跟她们建立良好关系，进而对她们进行服务。

　　冯敏表示，“我们做的工作主要是妇女儿童以及家庭服务。就我个人和我们中心的要求来说，并不区分本地人和外地人。”她负责的“母亲加油站”项目，针对单亲和困境母亲；还有“童步成长路”，关注儿童的情绪成长和文明礼貌，家庭和社区的共融。“譬如我们做社区的亲子小组活动，一般就是一半本地一半外地。”不过，社工手边既有的资源有限，大多数社工机构的服务项目和政策补助，仍多是针对户籍人口。

　　“新莞人的诉求越来越高。目前工作的关键，是流动人口的诉求与当地政府能否协调。政府要给他们平台与机会，配合其诉求，如达不到就会有负面情绪，特别在群体中放大，会引起不稳定。”从事流动人口管理与服务多年的虎门镇新莞人服务中心主任马玉良表示，对于上级部门部署的每季度的“新莞人座谈会”，他们都会仔细倾听、记录和整理来自各个阶层的新莞人的诉求并上报。

　　不过，一位曾经参加座谈会的普通工厂文员告诉南都记者，对于他这样夫妇学历不高、收入四五千元的家庭，东莞市近年大力推动的“积分入户”政策对他望尘莫及。他最大的愿望是孩子的学费可以降到跟本地人一样低。

　　服务于新莞人的两年，方心的感触是：“很多时候，不是要求外地人融入本地，而是这个地方对外地人有没有关怀。很多好的政策其实只有收入高、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才能享受，而与收入低的人无关。入户不入户，并不重要。其实没入户的人更需要帮助。”

　　南都记者李思磐 发自东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