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茎17cm算正常吗:华国锋制定“七八宪法”真实用意

“七八宪法”

毛泽东逝世后，十届三中全会召开，华国锋在会议上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同时将“四人帮”开除出党。作为清算“四人帮”的举措之一，即修改“七五宪法”——“消除‘四人帮’在国家政权中的流毒和影响”。用华国锋的话说，此次修宪，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即“从政治上和组织上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吊诡之处在于：“清算‘四人帮’的流毒”与“巩固文化大革命”，两者是矛盾的，因为“四人帮”的流毒与“文化大革命”没有实质区别。但“七八宪法”却试图同时完成这两个目标。正因为存在着如此诡异的矛盾，所以，“七八宪法”一方面对“五四宪法”有所恢复，取消了“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但又保留了不少“七五宪法”的遗毒，譬如没有恢复“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没有恢复“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没有恢复“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

时代在变，对“文革”的认识也在变。这也正是“七八宪法”出台后前后两次修正的缘故。但积重难返，小修小改已不能解决这部宪法的先天不足。所以，颁布不过3年，它就被废除了。

• ●政治局内部包办“七八宪法”，详细记录讨论的档案至今尚未公开

华国锋：修宪是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976年毛泽东逝世。次年7月，十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决议将“四人帮”开除出党并撤销其党内一切职务；同时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在会上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至此，按照官方的说法，“文革”结束。

否定“四人帮”，与修改“七五宪法”，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侧面。正如华国锋在提出修改“七五宪法”时所说：“去年，我们党和国家经历了非常事变，取得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使我国进人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为进一步消除“四人帮”在国家政权中的流毒和影响，从政治上和组织上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特别是粉碎“四人帮”斗争的胜利成果，为了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实现“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迎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高潮和文化建设高潮，中共中央认为，有必要提前召开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定宪法。”从华国锋的谈话中不难看出，当时只否定了“四人帮”，没有否定“文革”，反要以修宪来“从政治上和组织上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宪法修改委员会名单由政治局决定，成员全部是政治局成员，详细讨论档案至今尚未公开

实际上，在华国锋提出修宪之前，中共中央就已决定修改七五宪法了，并决定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值得注意的是，宪法修改委员会的名单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没有经过合法的法律程序，其成员完全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全套人马（主席：华国锋 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韦国清、乌兰夫、方毅、邓小平、叶剑英、华国锋、刘伯承、许世友）。

在宪法修改委员会名单公布之后，中央政治局内部指定了一个宪法修改工作班子，包办了宪法草案的修改工作，故而当时中央政治局的讨论几乎相当于宪法草案的讨论。不过，当时详细记录讨论的档案至今尚未公开。宪政学者蔡定剑在其2004年出版的《宪法精解》一书中如此说道：“目前，政治局会议的档案尚未公开，我没有看到1978年修宪的原始档案、也没有看到谈到这次修宪具体情况的文章、书和回忆，至今时这次宪法草案的起草过程和讨论的具体内容仍不十分清楚。”

宪法草案委员会完成宪法草案后，1977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征求党内外群众对修改宪法的意见。这次征求群体主要以党内人士为主，也包括一小部分的非党群众和党外人士。

这种讨论究竟有多少实际意义？其“民主”程度究竟有多高，恐怕是很值得仔细考量的。据当年参与宪法草案的宪法学者许崇德教授回忆：“在北京市组织的征求修宪意见座谈会上，本书作者亦曾应邀参加。会议由吴德主持，并有修宪的上作班子部分成员吴冷西、胡绳、龚育之、李鑫等六七人在场直接听取意见。本书作者就不设国家主席的弊病和恢复设置主席职位的必要性，做了半个多小时的发言。参与座谈的多数同志赞成这个意见，认为理由充分，有说服力。但有位石景山钢铁公司下属某厂的党委书记，却立即站起来表示反对。理由很简单，只有一句话。他说：“毛主席说过不设国家主席不应当设。”听者哑然。后来的事实表明，毕竟“凡是派”了上风。1978年宪法并没有恢复国家主席的设置。”（许崇德 、《中国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

• ●否定“四人帮”，但不否定文革，没有恢复“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七八宪法”部分恢复了“五四宪法”对人权的规定

1978年3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这一宪法。当时的制宪目的之一就是，“消除“四人帮”在国家政权中的流毒和影响”，那么“七八宪法”做了哪些修改，又是否实现这一目的？

在国家机构一章中，七八宪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七五宪法”削弱国家机关权力和职能的规定，在司法独立上面也有一些进展，恢复了检察院的设置和强调司法监督制度，但是可惜是没有规定法院和检察院如何独立行使职权。

从体例和主要内容看，七八宪法基本上是恢复“五四宪法”；同时改变了“七五宪法”先规定公民义务，后规定公民基本权利的做法，在总体上恢复了“五四宪法”有关公民权利和义务的规定，但没有“五四宪法规”定得全面和具体。“七八宪法”还赋予了公民对公共权力机构的申诉权和控告权，这也是“七五宪法”中所没有的。

“七八宪法”保留“四大“，没有恢复“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虽有恢复“五四宪法”的倾向，但并不意味着“七八宪法”是对“七五宪法”彻底的颠覆；相反，其继承关系仍然相当明显。

最显著之处，莫过于“七八宪法”延续了“七五宪法”的大量政治口号，并且加入了不少“文化大革命”的“新思想”。比如序言规定：“毛泽东主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要求：“永远高举和坚决捍卫一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是我国各族人民团结战斗，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的根本保证”；并宣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新时期的总任务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

也就是说，“七八宪法”与“七五宪法”一样，其基调依然是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 “如规定镇压反革命、坏分子，惩办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剥夺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和反动资本家的政治权利，在国际上反帝、反霸、反修等等。在经济制度中，按‘文革’的极‘左’思想理解规定了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分配形式和全面的计划经济体制。保留了‘文革’造反夺权创造的政权形式—革命委员会。对法院审理案件则体现了‘文革’遗风、‘群众专政’的精神。重大案件'要发动群众讨论和提出处理意见'。在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规定中，肯定了群众运动式的民主—‘四大’权利。”（据蔡定剑 《宪法精解》）。

“七八宪法”这种一方面继承“五四宪法”，一方面又继承“七五宪法”的“精神分裂”形态，与其诞生的本意——既要“进一步消除‘四人帮’在国家政权中的流毒和影响”，又要肯定“文化大革命”——有莫大的关系。但问题是，“四人帮流毒”与“文化大革命”并无实质区别。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七八宪法为何没有恢复一些重要的法律原则：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同时还一度保留了“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 ●两年内两次修正，终于取消“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七八宪法”总共经过两次“修正”（即宪法修正案，是指对现行宪法个别内容进行修改和完善），第一次是出台一年后，第二次是在1980年。这是中国宪法史上首次对宪法的“修正”。

两次修正均与当时中国的形势变化有紧密关联——“七八宪法”出台两个月后，《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由此展开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揭开了思想解放运动的序幕，同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纠正了“两个凡是”，中国社会开始反思“文化大革命”。

首次修正：将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改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将县级人大代表由间接选举改为直接选举

1979年，“七八宪法”做了第一次修正。当时做了四点修改：(1)在县和县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设常委会；(2)将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改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3)将县级人大代表由间接选举改为直接选举；(4)将上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关系由监督改为领导。

修正宪法时有一些小细节相当回味无穷。譬如：当时乌兰夫、姬鹏飞、彭真、胡绳等人认为可以不修改“七八宪法”的条文，而是通过全国人大以决议的形式补充宪法条文。因此，当年还起草了一个决议草案，草案在涉及决议与宪法的关系时如此规定：“本决议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抵触的规定，依照本决定执行。”决议草案报经中央政治局同意。但是这一做法遭到非议。当时有宪法学家提出这种做法不符合法理，因为宪法的效力高于一切法律和决议。意见反映到大会主席团后，大会主席团认同了专家的意见，于是同意改为修改宪法条文的形式，将修正内容直接改入宪法。（据蔡定剑《宪法精解》）

第二次修正：取消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

第二次修正是在1980年。这次修正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五条“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人字报的权利”，修改为“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取消原第四十五条中“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

其实，早在“七八宪法”取消“四大”之前，邓小平已发表了题为《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首次对“四大”作了彻底的否定。他说:“我们坚持发展民主和法制，这是我们党的坚定不移的方针。但是实现民主和法制，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样，不能用大跃进的做法，不能用‘大鸣大放，的做法。就是说，一定要有步骤、有领导。否则，只能妨碍四个现代化，也只能妨碍民主和法制。‘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是载在宪法上的。现在把历史的经验总结一下，不能不承认，这个‘四大’的做法，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从来没有产生积极的作用。”

七八宪法经过两次修改后，较之“七五宪法”，已有了不小的改进。但其诞生之初，即先天不足——既要“清算‘四人帮’的流毒”，又不得不宣布要“巩固文化大革命”，已注定这部宪法行之不远。三年之后的被废除，是必然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