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尘测试仪:诸葛亮失败的真实原因——明法胜才

关于诸葛亮最终也未能统一中原，导致蜀汉复兴汉室失败的原因，历代都是众说纷纭。不过具有代表性的无非诸如此类：蜀国灭亡主要是因为诸葛亮悖弃了当年刘备三顾茅庐时，诸葛亮为他分析当时天下的形势而制订的一套战略方针：“先取荆州，再占巴、蜀、汉中，‘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等天下形势发生变化，再趁势‘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刘备‘亲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以成就霸业、兴复汉室”。

在刘备死后，诸葛亮没有冷静分析当时形势（当时三国局势都还稳定，吴国民心所向，经济繁荣昌盛，魏国更是国富兵强，而蜀国在三国中是最弱小的，但它的地理位置利于防守，应趁此机会大力发展经济，养精蓄锐，聚草屯粮，等待局势的发展再伺机而动），一次次不听众人的劝阻而出兵北伐。而蜀国当时人口本来就少，又是刚经过战败的国家，兵粮还很少，蜀道又艰险，运送物资又须要大量人力物力，这对西蜀来说是一项沉重的负担，令西蜀的国力发展十分缓慢。使蜀国很快衰弱，最终走向灭亡。

吾所见，世人大多为“浮云遮望眼”，“无缘识得最高处”，世俗观点对蜀汉覆灭的认识均停留在肤浅的表层，无人能潜心解释这背后的本质而自圆其说，只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只从纸上谈兵的隆中对战略失策，或是从三国强弱形势的变化来解释诸葛亮的失败，都可归于是僵硬臆想的判断，细节上亦属失察。

诚然蜀国灭亡，诸葛亮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究其源流诸葛亮犯的无可挽回的致命伤还是出在用人上，这是一生中有过辉煌战绩的诸葛亮人生最大败笔，具体地说就是“明法胜才”。

老子曰：“以正理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荀卿曰：“人主者，以官人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为能者也。”傅子曰：“士大夫分职而听，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总方而议，则天子拱己而正矣。”

纵观中国封建社会，任何一代开国皇帝想要成功统一天下，都不会采用现在大多数“自由民主国家”所标榜的法治体制（用制度管理人而不是用人治凌驾于法治上），而只能按部就班的遵循极富中国特色的“用人高于一切包括法律”这条沿用四千年之久的最高帝王原则。无论是秦始皇，汉高祖、汉光武帝...凡是开国君主在马上打天下时，授予贤人官职（任人唯贤）、使其在合适的相应岗位上发挥其最大的智能(用人唯贤)，这才是南征北战中开国君主心目中不二的无上法则，为了捍卫这个最高法则，可以不惜以践踏法律、凌驾制度为代价，至于后世的守成之君需要恪守法制这是后话。

诸葛亮之所以失败，蜀国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诸葛亮一昧采用韩非子李斯的法家严刑峻法治国，而抛弃了中国封建社会用人第一位的不二法则，如果用人与法治相抵触，成功的君主会选择破坏法治保护人才，而失败的腐儒们会食古不化的照搬儒家法家的死规则。诸葛亮失败的悲剧就在于他看不到这点，竟然背弃这条在中国封建社会“人治高于一切”的铁律。

处于同样的环境，同样的局面，但往往因为决策者的性格差异而导致了生死一瞬间。同样处于汉中，同样的弱势，汉高祖刘邦在被项羽放逐至汉中后短短几年就依仗巴蜀的钱粮根据地重新杀入关中，逢凶化吉以弱胜强不久就统一了天下。而诸葛亮本来与刘邦具有同样的优势，最后却因为诸葛亮死搬法家治国的一套，不惜牺牲蜀国大量宝贵人才，统一天下的大业因此断送。

同样是用人，刘邦看得开，用人不拘一格，而诸葛亮却死守法而在用人上谨小慎微扭扭捏捏，不敢大胆任人唯贤、用人唯贤，以致蜀汉错失统一天下的良机，由此可见刘邦比诸葛亮高明得多。有一件刘邦用人的小事发人深思：魏无知介绍陈平于汉高祖，高祖以其品行不端，欲拒之。魏曰：你需要的是英雄，不是圣贤。我若介绍伯夷、叔齐给你，于你何补?高祖乃悟。刘邦虽是经魏无知点醒才恍然大悟的，但总比终生不悟的诸葛亮要好得多。

在刘备集团中，前后有几个人才拥有与诸葛亮匹敌的才能：徐庶、法正、彭漾，而诸葛亮却不能将他们量材而用。其中法正在汉中之战中发挥了极重要的作用，《三国志法正传》称“亮每奇其智计”，因为有刘备极其宠信，“引为谋主”，先主时只法正有谧，可见其地位与诸葛并行，各有侧重。

与之相近，彭漾在刘备取蜀中同样功不可没，得到庞统、法正的极力推荐，得以“指授诸将”，拨为益州治中从事，州之股肱，并有“马超主于外，自主于内，以定天下”之志，诸葛内不能善，屡密言于先主，以三十七岁诛死。计其时，除刘备外最具知人之鉴的庞统（以陆子顾子之议见其精微）已死，刘备颇有骄志，以致自戮其英才。

刘封与魏延的例子十分类似，俱为方面重将，骁勇难制（雄才者皆难以常法御之），因此而死于非命。

以此观之，诸葛足为太平良相，不足为开国谋主。

《长短经》就诸葛亮斩马谡论：明法大于才，戮其英才，退收驽下之用，数次北伐，不见尺寸之功，但延蜀数岁之命，不亦宜乎？

诸葛亮一个极为关键的缺陷，在于不能用“度外之人”，“重才胜法”，这是他失败的致命伤。

知人，是君道；知事，是臣道。无形的东西，才是有形之万物的主宰；看不见源头的东西，才是世事人情的根本。鼓不干预五音，却能作五音的统帅。掌握了君道真谛的人，不去做文武百官各自负责的具体事情，才可以成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做帝王的严守他的这一准则，政府官员知道他们自己应当做的事情，自古以来就如此。

诸葛亮显然不懂这点。诸葛亮大反自然之道，一昧套用韩非子、李斯的法家学说，为了死守僵法不惜以摧残蜀汉人才为代价。诸葛亮在国内大肆推行与苏联时期苏联政府强加干涉社会生活所有领域一样的极权政策，为人刚愎自用，不能用人，往往事无巨细，都要亲自做才放心，因此不会信任、重用有才德的贤人。不用有贤能的人，有贤能的人就会讨厌他。其最终结果，只能是功名、事业受损害，国家、社会出现危机。

刘邦是识大体、知大体而弃细务，诸葛亮却大反其道而行之，蜀国不亡何待？诸葛亮不败何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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