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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8 12:23:57

马克·伯耐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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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伯耐特是获得艾美奖的著名国际电视节目制片人，在西方被誉为“挑战成功”的生活冒险家。他创建的关于极限运动及生活冒险的电视系列片《挑战大自然》风靡全世界要。节目已在美国间乐电视网(MTV)、运动新闻频道(ESPN)、探索频道(CHANNEL DISCOVERY)、以及美国电视网(USA NETWORK)等电视台中反复播出。同时，由于他担任执行制片人的系列片《幸存者》由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播出后成为有史以来最爱欢迎的电视节目之一。这两套电视节目也已在我国各地电视台陆续播出。

 

 

 

　　除了做制片人之外，马克·伯耐特还是一位富有激情的极限运动家，他经常为遍及世界各地的公司就领导力和团队建设做演讲。他曾经是声名显赫的英国伞兵团的一员、资深跳伞特运动员和激流运向导。现在他身居洛杉矶，但不管是在印度尼西亚的提谷岛，还是澳大利亚内陆，他的名字几乎是家喻户晓。他新近推出的畅销书《挑战成功》在全世界流行，成为新世纪有主流时尚。

 

 

美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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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孩提时代起，我就开始做美国梦。这个词包罗万象，上至总统下至麦迪逊大道1的芸芸众生，几乎每个人都有种种理由来引用它。沿途而至，也许它的含义便被淡化了，所以我认为应该对它加以界定。对我而言，美国梦意味着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任何一个愿意努力工作，愿意开发自己的先天才能，并且在境况艰难时坚持不懈的人，都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确实，没有其它任何地方能像美国一样可以为你提供这种机会了。

 

　　我知道，美国梦已经开始定义我的生活。

 

　　然而，直到2000年的阵亡将士纪念日2那天，我才格外强烈地感受到了美国梦的力量。那天，我和家人在马利布一位备受我们爱戴的朋友伯特家里共同庆祝节日。伯特是一位极其成功的人，他的海滩别墅横跨了四坪地。当我们坐在甲板上一边喝着夏敦埃酒，一边聊天的时候，我被那前所未有的抒情诗般的景象深深震撼了：在我眼前的沙滩上，我的两个小儿子在玩耍，他们的身边是太平洋，天空万里无云，碧蓝如洗，带着咸味的温和的海风和淡淡的白酒一起构成了典型的加利福尼亚风情。这一切正是我少年时代发自阴暗污秽的伦敦东区那遥远的呼唤。

 

　　然而，在我本来应该轻松的时刻，我却感到不安，盼望着能够得到抚慰。三天后，我的第一部电视网节目《幸存者》就要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首播了。为了这一天，我已辛苦奋斗了好几年，我的直觉告诉我它必定会轰动，尽管为此我经受了种种阻力和拒绝。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跟我有着相同的直觉。他们努力宣传这部系列片，推出了许多富有创意的宣传活动。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有人愤然跳出来提醒我，这部被我精心呵护了如此之久的作品，正被抛进美国大众变化无常的观念的深坑。我不断地渴求安慰，是因为担心我一生中这个期盼已久的重要时刻最后会以失败告终，虽然我的直觉告诉我并非如此。

 

　　我把这种不祥的思虑抛到了一边，提醒自己你已经做了这么多，你不应该后退。我抓住罕见的机会铤而走险，没有在失败的逼视下畏惧退缩。我曾是张贴美国梦的孩子，我在伯特家的出现正是对这一点作了具有讽刺意味的证明。伯特在我1982年初来美国时给过我一份工作，那份工作跟我生涯中的三大标记——冒险、电视和销售毫不相干。我所干的是给他的两个孩子当保姆，每星期250美金的薪水。除了带孩子，我还要帮着做家务，跑跑腿，开车接送两个男孩上学，还要教他们打篮球(这个“教练”在来美国之前从未这样玩过篮球)。现在，将近二十年之后，我不仅是这同一幢房子里被邀请的常客，而且成为了有史以来收视率最高的黄金档电视节目的制片人。我走过了漫漫长路。

 

　　我刚从英国伞兵部队退役便来到了美国。我当时刚褪下军装，涉世未深，口袋里仅仅装着600美元，非常害怕自己会一事无成。我没有接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家境也不殷实，没有商务关系，没有可供谋生的技术，我飞往美国是为了出人头地。但我早已将我的美国梦理想化了，我的感觉告诉我，在这里我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唯一需要的只是拼命干。

 

　　然而，事实证明这还远远不够。我明白了成功除了需要艰苦的努力，它也同样需要热情、知识、自我意识以及充分的勇气。比如，许多相当成功的人士在把伯特当作导师的同时，还是他家里的座上宾。成功人士喜欢谈论自己的成就，尤其是在真心想要学习他们经验的人面前。我通过连续不断地提问来了解生意场上的门门道道，我问他们如何获得成功，曾经犯过什么错误，如何经营他们的事业等等。我提问题时紧张吗？当然。但我没有失去什么，却了解了我应当知道的东西(请记住我那时还是保姆)。发生过的最糟糕的事莫过于他们拒绝跟我说话。那时我会把受到的冷遇搁在一边，然后重振勇气等待下一位客人。

 

　　在伯特的朋友中最友善，最会鼓励人的是雪莉·兰辛,她是一位年轻的电影制片人。她的忠告是，每天回复所有的电话，聆听一切观点，永远不要骄傲自大，其中最重要的则是相信自己。她认为友善和成功并不矛盾。她成功了，现在的她是派拉蒙电影公司的老板。

 

　　我运用这些教益和以前的经验来攀登极为渺茫的成功之梯：从士兵到保姆，到T恤衫销售商，再到专业冒险家和电视制片人，我一直在学习如何做到锲而不舍。我学着从各个角度来看待商业问题。有时候我对自己说，最佳进攻计划看上去反而会显得蠢不堪言；我的策略战术标新立异，但却往往奏效；一旦失手，我会从错误中反省，再重新来过。我从不放弃(除了一次极具教育意义的事件之外)。我拒绝接受“不”这个字眼，最终我决定听都不再去听它。我建构了七条原则来掌控我的生命旅程：

 

　　1、只重结果

 

　　2、勇于面对失败

 

　　3、明智选择合作伙伴

 

　　4、毅力中见品格

 

　　5、无论对错，速作决定

 

　　6、制定能够达到的目标

 

　　7、努力向上，超越，再继续前进

 

　　不存在能够保证一定成功的公式，但这七条原则指引我跨越了会使成功与梦想失之交臂的危险地带，没有它们我不会到达今天这一步。它们很简单，很热切，而且确实有效。

 

　　我第一次听到日后成为系列片《幸存者》的最初创意是1995年，在洛杉矶福克斯电视台，我当时正在那里推销《挑战大自然》节目。负责人劳伦·克雷奥听了《挑战大自然》的宣传后告诉我，这个节目的理念是一群人在一个沙漠绿洲上挨饿，他们靠竞争来获取食物或枕头这样的奢侈品，而主持人则像苏丹一样坐在岸边的豪华游艇上，挨个将他们淘汰出局。

 

　　这个节目理念是由多产的英国制片人查理·帕森斯想出来的。劳伦很喜欢这一创意，但她认为只有让有经验的人来制作才会成功，这个人必须制作过大型野外实地冒险的电视节目，在她心目中我是胜任这一节目的当然人选。那次见面后的几个月里，我经常会想到那个荒岛游戏节目，尽管我觉得它更像戏剧。我因公外出时总会环视飞机中的乘客们，想象如果飞机失事坠落在了一个孤岛上，我将会从哪里开始适应这个新社会？谁会作领导，谁又将被领导？谁会因考验过于严峻而放弃？

 

　　我给自己制订了目标要见查理并向他展示《挑战大自然》。我们合作愉快，最终在1998年，我把他的孤岛节目的北美版权买了下来。我凭直觉感到我能把这个伟大的理念做得更大。我的《幸存者》会比以往任何非情节剧的电视节目更宏大，更戏剧化，更壮观。

 

　　但首先我得说服一家电视网来支付高达数百万美元的制作费用。我开始锻炼我的推销手腕。我只有一次机会把它推销给电视网或有线频道，我不想搞砸。我的实验包括在晚餐聚会时向朋友和熟人进行宣传，我没有对他们说他们是试验品，很简单，在晚餐的某一时刻总会有人问我下一步要做什么，这时我就会微笑，深吸一口气，把声音提高一度有利于更好地强调，然后尽可能高超、勇敢、富有魅力地开始讲解《幸存者》。

 

　　当我在努力描绘时，通常总会显得冗长枯燥，过于复杂。我的就餐伙伴便会靠回椅子里，茫然地点着头，貌似倾听，但其实他们目光迟滞，思想早已游离而去。他们会让我说完，但接着就会很客套地转向另一个话题。

 

　　然而，随着我叙述的不断完善，我讲述得更快、更流畅了，而且总是很激动人心，我开始注意到我的就餐伙伴们倾过身子来想听见每一个字。他们目光灼灼，不断提出各种问题，所有的问题我都学着作出像宣传本身一样完美的回答。到1999年，我走进探索频道(Discovery Channel)的总部，第一次真正去推销这部片子时，我已能有能力把它卖给任何人，任何地方。

 

　　尽管我满怀信心，探索频道的麦克·考特隆却断然拒绝了我，他说这对他们的品牌不利，我目瞪口呆。从1996年以来我一直与探索频道合作《挑战大自然》，我们有着稳固的工作关系，他们是播出这部集冒险、大自然和戏剧于一身的节目的当然选择。在心理上我一直指望他们能买下这部片子。我被击垮了。

 

　　但是，我的做法是向前，永远向前。我到所有合适的地方去推销《幸存者》，然而处处受挫，其中包括美国电视网(USA Network)(史迪夫·乔不到30秒就拒绝了它，然后毫无道理地宣布他想买下《挑战大自然》)和福克斯(FOX)(戴维·希尔说我应该先在澳大利亚制作和播放来判断它是否可行。他警告说，如果我把在美国的第一部电视节目搞砸的话，以后就不会再有机会了)。顺便提一句，斯迪夫和戴维现在都是我的朋友，他们具有卓越的电视头脑。他们会公开嘲笑自己错过了《幸存者》，这一点相当气度不凡——因为，缺乏勇气的执行人决不敢承认自己犯过这种过错。

 

　　这种命运仍在继续着：国家广播公司(NBC)，接着是美国广播公司(ABC)，最后到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是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最终通过了！UPN的总裁汤姆·努南也很喜欢这个创意，但这家羽翼未丰的电视网无法提供足够的资金让我组织高水准的制作。尽管我动过心，但我非常清楚自己想要的《幸存者》应该是什么样，我需要充足的资金，因此，我鼓起勇气拒绝了UPN。

 

　　有机会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推销我的片子，实在让人难以置信。这次在戏剧部的是吉恩·梅纳德,吉恩立刻喜欢上了他所听到的东西，并把这个创意报给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总裁莱斯利·穆维斯。莱斯利对《幸存者》很感兴趣，但他想要听我亲自讲述。去见这位电视界的传奇人物按理说应该很紧张，但我觉得自己从没有这么平静过。我满怀信心地走进了莱斯利巨大的办公室，用我在晚餐聚会上和以前的推销中练就的技巧向他讲述了我生活中最重要的那番话。在叙述的时候我补充说，我确信自己能够帮助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做到由赞助方包揽广告事宜，这种做法近似于大型体育赛事。他买下了这个节目，同意给我充分的资金预算，条件是在开拍之前我得帮着招揽广告商。他想看看广告公司是否愿意接受这个新鲜的节目，我是否能够兑现由赞助方承担广告费用的设想。

 

　　莱斯利说“OK”的时候，是我一生中最激动最惊怵的时刻之一。激动是因为我终于加入了这个大团体，我把自己的电视节目卖给了美国三大电视网之一，任何一个有电视机的美国人都能看到它。有线不再是先决条件，潜在的观众群更为巨大，这极其令人震撼。

 

　　《幸存者》要先在全国挑选参赛选手，然后去南中国海进行39天的拍摄。整体的细节安排多得难以置信。我有能力做好它吗？美国人会不会接受这个怪诞的节目，会不会嘲笑它超现实主义的部落会议，本土的“艺术导向”以及过于认真的忏悔？暂且抛开我激动人心的计划，如果有人死亡该怎么办？我又该怎样在开始制作前找到广告商？作出这样的承诺我是不是疯了？

 

　　这个时候我深吸了一口气，按捺住自己的诸多怀疑——我应该相信自己。电视片会获得成功的。我的身边总有一群不错的伙伴，我拍摄够档次的实地冒险电视片已有五年之久，而且，在探索频道，我为保障广告商对《挑战大自然》的投资立下过汗马功劳。我了解自己的才能，每个人都在做自己的工作，我也不例外，《幸存者》会出现奇迹的。

 

　　我立刻投入了工作，派出选景员到世界各地寻找理想的拍摄《幸存者》的岛屿。接下来要应付的是财务问题。我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广告部一起策划赞助事宜而不仅仅只是忙着规定广告时间，如果广告商愿意投资《幸存者》，我会向他们提供空中产品。投资产品宣传的概念对电视系列片来说还相对陌生，尽管它在《挑战大自然》中已必不可少，我为此忙碌了好几年。我是通过研究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资金赞助模式学到这一手的。我相信这种赞助模式对《幸存者》也会同样奏效。确实如此，广告商接受了这部新节目，在开拍之前，每一笔赞助都落到了实处。《幸存者》己经取得了财务成功，现在我要做的是获得不亚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通常从黄金档重播中获得的观众数量。我知道我们能够做到。

 

　　当然，我仍想获得更高的收视率。我为自己能制作出引人注目的电视节目而骄傲。赚钱固然重要，但我最想得到的是看见人们为我制作的节目而疯狂。

 

　　《幸存者》的拍摄是接连不断的挑战。不管是在《挑战大自然》中拍过的摩洛哥的沙暴，大堡礁附近的龙卷风，还是巴塔哥尼亚高原的暴风雪，都无法跟提谷岛给人的煎熬和磨难相提并论。从狂风暴雨的热带气候到海蛇，再到理查德每日赤身裸体的形象，没有一刻是枯燥无味的。当我们重返文明都市后，这种激动和兴奋并没有结束。从完成外景地拍摄到周末阵亡将士纪念日之间只有短短五个星期。在这五个星期中，我们旋风般地做着剪辑、宣传和高度保密的工作，跟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一次次地开会进行协商，确保节目能完全符合观众的口味。第一档节目现在已被“锁定了”(电视圈的说法是“搞定了”)，但是如果我说，在纪念日那天开车去伯特家的两分钟里我只是感到焦躁不安的话，那完全是轻描淡写了。我从来都让自己不要对无法控制的事过于在意，但即便如此，想到美国人可能不喜欢我的节目，我还是觉得无法忍受。

 

　　事后想起来，我的那些恐惧毫无理由，《幸存者》的巨大成功现在看来好像是必然的。但在节目播出之前——美国人还没有看到提谷岛和最初的16个放逐者，杰夫·普洛博斯特所说的“部落说话了”也还没有成为全国的惯用语——没有人能保证会有观众连续13个星期看这档节目。电视史上满都是些饱含希望冲上屏幕却仅在几周后便悄无声息的新节目。

 

　　伯特和我在甲板上坐了下来，到那时我已冷静了许多，我依然期盼着会出现让我真正感到安慰的征兆，但我唯一能够想到的就是我的美国梦，它在我的脑海中一遍遍地盘旋。我开始明白，在这六年中，从《挑战大自然》到让《幸存者》在电视网上播出，我的七条指导原则已经一次次地被证明了是正确的。我吃惊地认识到，自己已从昔日的仆佣变成了假日的贵宾。

 

　　伯特似乎看出了我在想什么，他用手指着我们旁边逶迤踞立的海滨别墅。它只占了一坪地，正在被拆毁，但它的视野和位置说明它可以值370万美元。“这座房子正在出售，”伯特说，“乌比·戈登堡3那天来看过它。”

 

　　我开玩笑地说：“我应该提出来买它，这应该是美国梦的象征。从一贫如洗到有钱人，任何事情可都是风水轮流转。”

 

　　“不，你说错了，你应该买这一幢房子而我买那一幢，”伯特更正我说，“你应该住在这幢大房子里而我搬到旁边那幢更小的别墅里去——这才是风水轮转的美国梦。”

 

　　我们都笑了。当然，他是对的。留着没有说出的话是：我的美国梦仍在一点点地向前推进，《幸存者》只是一个开始而已。通过自己的勇气、率真和奔忙，我获得了许多醒目的成果，积蓄了一些财产，在海滩有了一个美好的家，还攀上了成功的舷梯。但我距离那些住在同一海滩上的娱乐业最举足轻重的大腕和先驱们来说仍是相差甚远。也许有一天，《幸存者》能把我带到他们那一步。

 

　　就在那时，一件极为激动人心的事情出现了。传奇剧作家威廉·戈德曼一直以来都把他称作是“电影瞬间”的东西(现实生活中的巧合)，描写得如此绝妙和关键，以至于通常只会在银幕上出现。就在纪念日那天，我和伯特一起喝着夏敦埃酒，我亲身经历了只在电影上才会有的时刻，而它完全是从天际滑过的。我们坐在那里，一架飞机挂着一面广告横幅沿着海滩在飞，距离海面只有一百英尺。一开始我并没有注意它——这样的飞机在南加州很常见，尤其现在是节日的周末。但当我看到横幅时，我惊呆了：它正在为三天后即将播出的《幸存者》作宣传。伯特和我难以置信地盯着它，我觉得非常骄傲，我的前老板已经切切实实地理解了我奋斗的意义，而我曾经只是他的仆人而已。

 

　　如果这一切发生在电影院，观众立刻就会看出这面横幅预示着伟大的事物即将出现。现实生活中我也抱有同样的期盼。我身无分文来到美国，而现在我的劳动成果正在马利布的天空上被展览着。这架飞机正是我想得到的安慰。《幸存者》注定会轰动。我知道我的美国梦也必定会成真。

 

　　你明白了吗？因为我的七条原则，事实确是如此。

 

　　注释：

 

　　1、美国广告业的代名词。

 

　　2、五月三十日，美国用以纪念阵亡将士的日子。官方纪念活动在每个五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举行。

 

　　3、美国著名黑人女影星，曾主演《人鬼情未了》、《修女也疯狂》等。

 

 

只重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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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成功之路应该从1982年10月我飞往美国的时候开始算起。在从伦敦到洛杉矶之间的十一个小时里，我发现了战略灵活性的重要。当无法躲避的路障横亘在面前，阻碍了你前行的步伐，你应该稍停片刻思考一下，然后找到一条聪明的路绕行而过。一次次硬碰硬最终只会带来挫折和懈怠。

 

 

　　刚开始决定离开英国前往美洲时,我认为可以通过利用我的军事技能获得成功。我打算取道洛杉矶，再接着飞往中美洲，我听说那里有一位曾在特种空军部队(SAS——相当于英国突击队“绿色贝雷帽”4)当过特工的人，能够给像我这样的人一份名为“军事顾问”的相当不错的工作。当时的中美洲是尔虞我诈、玩弄权术者的温床。我不知道自己会去哪个国家工作，但我所在的精锐部队到处风传着在那里训练拉美军队周薪会超过1000美元，这样的薪水跟我在英军伞兵团当小队长的收入比起来简直是一笔财富。我相信做军事顾问能帮我攒些钱，也有利于我从士兵顺利地过渡到平民百姓，再接着做其他一些工作，但愿还能有所作为。当时我只有22岁，不谙世事(我甚至不知道好莱坞和洛杉矶在同一个州，更不知道它们竟然比邻而居)。我的成功战略就此展开，从军事顾问开始似乎不无道理。

 

　　然而我的母亲令人不悦地挡住了道。她在电池厂当工人，工厂旁边就是我父亲所在的福特汽车厂。她的穿着总是无懈可击，不会因为地位平凡而影响着装打扮。我不想让自己即将要做的工作吓住她，就对她说在洛杉矶有一份“保安工作”在等着我。她没问什么就接受了我的解释，但当我们在希思罗机场道别时，她承认自己很担忧。她对我说：“我对你在洛杉矶的保安工作感觉不大好，也许在接受它之前，你应该再好好想一想。”

 

　　母亲的直觉长久以来一直影响着她，有趣的是，我在伞兵团的那几年她从来没有说出过她的这种担忧，在伞兵团服役的时候，我会去北爱尔兰执行危险的任务，或在福克兰群岛参加战斗。她总是“知道”我不会有事。

 

　　在希思罗机场的一幕映照了母亲的不祥之语。那里的飞机场是空中世界的枢纽，来自各国的人在我们周围奔涌着，他们跑向飞机，同所爱的人道别，或者在刚刚经历过跨洋飞行后看上去像得了时差综合症。父亲从伦敦乘火车赶来跟我们会面，但他被耽搁了，所以我不仅没有机会向他道别，还得在登机时把泪水涟涟的母亲一个人留在拥挤不堪的机场。我的脑海中浮现出母亲一个人站在那里，期望能在乱成一堆的庞大机场找到父亲的画面，我的心都碎了。她最不挂心的是她自己的安适，她更担忧我。母亲擦去泪水，深深地凝视着我的眼睛，要我再重新考虑自己的未来。

 

　　我是独生子，充分沐浴着母亲毫无保留的爱。我在军队的时候，我的工人母亲就支取她的退休金给我买了一辆崭新的MG敞篷车，令我大吃一惊。母亲也从未不公平地责备过我的愿望。事实上，她鼓励我说，虽然我们是穷人，她无法供我接受昂贵的教育，但我能得到想要的任何东西。她过去常给我讲伍尔沃斯连锁店老板5的故事，讲他最开始是在伦敦东区用小推车卖货(我没有去核查过这个故事是否属实，但它让我相信了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大致来说，我一生中所做过的每一件疯狂的事她都会支持，所以我知道她对我所说的话是出于一种直觉，一种真真切切的忧虑，而不是因为她希望看见我继续待在英国，或者干脆想压制住我的梦想。我遗传了她极其相信直觉(或者我喜欢说的“跟着感觉走”)的性格，也暗暗地对去中美洲感到担忧，但我是如此渴望来美国追寻我自孩提时起便有的理想化的美国梦，以至于我没有理会萦绕于自己内心的声音。这种声音从来没有让我吃过苦头——只要我听从它的话。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会有这种细微的声音，如果照它的旨意去做，有时你会觉得有些危险，但如果你不听从它，我相信你会惹来更多的麻烦。我告诉母亲我会重新考虑那份保安工作。她知道我会的，我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对母亲撒谎。

 

　　在飞往美国的整个途中我都在思考我的未来。我想的不仅仅是在中美洲工作是否明智的问题，我还想到了自己生命的结局。我想要什么样的结果？当然是大获成功。我更接近的目标是什么？找到一份工作和住的地方。飞机降落，接受出关检查的时候，我已经下定了决心——我的军人时代结束了。对失败的恐惧最终证明会是一种激励。我无法想象如果不能大获全胜的话，我该如何重返伦敦东区的家。

 

　　从很多意义上来说，改变战略比继续前往中美洲要冒更大的风险，至少在那里我的军事技术是会有市场的。做一个暴徒我还不够资格，我关于武器、炸药以及战术的知识，在洛杉矶这样的大都市完全没有用武之地。

 

　　但我永远乐于冒险——也许胜过了对舒适生活的喜爱。我的星座是巨蟹座，它通常是顽强和永不放弃的同义词。仅是顽强就能克服巨大的困难，如果再与一种健康的害怕失败的心态结合起来，便一定能达到目标，实现自己的梦想，而不会半途而废。失败不是致命的，它仅仅是一个挫折而已。顽强使我为了成功不惜做任何事(限于道德许可的范围内)。我知道，顽强，再加上我对成功的渴望，最终能让我在美国达到我想要的高度。

 

　　很幸运，我的朋友尼克赶到机场来接我。他对我和中美洲之间的瓜葛一无所知，只知道我需要一个地方住几天，所以我也不用就更改计划的事向他做任何解释。他也来自英国，现在的工作是私人司机。他喜欢这份开着蓝博基尼赛车到处转悠的工作。尼克甚至利用老板出差的机会装作自己是车和房宅的主人。

 

　　在我们从机场回尼克公寓的途中，我对初次看到的美国惊诧不已：巨幅广告牌，大型轿车，十二车道高速公路，任何东西都比老家的要大。途中我第一次看到了免下车服务的快餐店，在此之前我从来不知道还有这样的东西。

 

　　尼克听我说想留在洛杉矶，他感到很开心，他向我介绍了从老板那里听来的一份类似的住家工作，不过这次是保姆而不是司机。地点在贝弗利山庄，当天晚上就面试。

 

　　我没有去理会从军人到保姆的幽默转变，便冲着这个机会扑了过去。开车送孩子上学和用吸尘器打扫起居室的地毯既无名声又没钱赚，当然也不属于最终的成功，但这意味着我有地方住，有车开，有饭吃，可以有几块钱藉以谋生，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开始。从那以后，我意识到那些为了极度成功而奋力拼搏的人们不会觉得任何工作有辱身份；他们会去做一切应该做的。

 

　　我去面试了，决心得到这份工作。我的思维绕着这份工作不停地打转，想象我作一名成功的保姆会是怎样一幅画面。尽管以前从来没有当过保姆甚至看护，我还是在设想一个保姆所应该做的种种事情。面试的时间到了，富足的男女主人公在贝弗利山庄巨大的宅邸里一起会见了我。我很紧张，但我需要上乘的表现，我才华横溢地开始应付这一局面，每一个问题我都能应对自若。他们承认男保姆有点不合常规，这让他们觉得不太舒服。我便反驳说房子里雇佣一位前英国伞兵是对安全的保障——就等于同时既雇佣了保姆又雇佣了保镖。他们问我是否知道如何熨平男式衬衫的皱痕，我回答说我能比任何干洗工熨得更细致——这当然得自于我在英国军队所受的训练。他们问我会不会打扫房子，我便向他们解释军队的白手套检阅概念。最后，有关个人问题，我出具了军队退伍证书，上面有楷模服役的证明，我还给了父母亲的电话号码以供核查我所受的教养。第二天他们打电话说雇佣了我。我的战略改变实在不得了——一天之内从中美洲的军事顾问变成了贝弗利山庄的保姆。我的短期目标是有睡觉的地方和一份工作，不到一天的时间我都得到了。除此之外我有了一辆车，甚至还有了一张信用卡(家用汽车的加油卡——这对我又是个新鲜事物)。

 

　　有据可查，我在美国做的第一件事是从洗碗机上往下下碟子。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洗碗机这种新鲜玩意儿。

 

　　注释：

 

　　4、美国陆军特种部队的别称，因士兵戴绿色贝雷帽而得名，因在越南战争中参加丛林战而有名。

 

　　5、弗兰克·温菲尔德·伍尔沃斯(1852-1919)，美国商人，从1879年开始，他成功地建立了全国五分和十分钱连锁店。

 

 

 

 

感觉比实际意味着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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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想起来，从当保姆开始是发生在我身上最好的一件事。我为我的第一家客户照看三岁大的杰夫瑞整整一年，之后我又到位于马利布的伯特家作保姆。在那里我遇到的是一位聪明能干的商人，他乐于教导他的23岁的保姆如何去获得成功。他就是伯特。大约一年以后，他为我安排了我在美国的第一份“正事”，去他的保险事务所工作，不再当保姆了。这份工

作稳定而且富于挑战，但我意识到它永远也赚不了大钱。

 

　　上班的第一天，有人要我打电话去肯塔基，区号是512，可是试了十次我还没法拨通。我请一位同事帮忙，她一试就通了，她看着我的样子好像我是个白痴。看她拨号的时候我明白了原因：她在“512”前面加拨了“1”。不用说，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打过州际电话。

 

　　我对伯特敬畏不已，也很好奇他怎么会生活得如此成功，于是有一天回到伯特家后，我直截了当地问他：“我怎样才能得到你拥有的这一切？”

 

　　伯特首先对我说，能成为移民我是很幸运的，我从最低层开始，无路可退只能往上走。第二点，没有父母或家庭的保护伞我更有机会获取成功，因为我无法指望谁能帮助我度过难关。第三，初来美国能让我具有一种相当有威力的单纯，它能把我从受限制的思维中解脱出来，让我敞开心灵用非常规的方式来做生意。伯特郑重其事地对我说：“但如果真的想达到什么高度，你一定得为自己工作，从一点点开始，然后再不停地发展。”

 

　　我想他并没有怎么觉得我会把他的话往心里去，但事实上我很上心。两年后基姆柏莉(我当时的女朋友)和我打算在威尼斯海滩租一片围栏(不是整个围栏，事实上只有十英尺那么宽的一段)，利用周末卖T恤衫。我们的目标是从制衣厂每件按两美元买进带瑕疵的T恤衫，再以每件18美元的价格转手卖给海滩上的人。我们衣摊的支架就是那片围栏，是我从一个叫霍华德·杰柏的莽撞直率的纽约人那里租来的。我很担心自己每月付给他的1500美元租金是天价，我没什么钱，把1500美元挥霍到一段围栏上显得既冒险又愚蠢。究其原因，激发我租围栏卖T恤缘自于一个早晨，我和基姆柏莉在威尼斯海滩散步，对露天小贩的交易额吃惊不小，他们手里的钞票滚滚而来样子简直神极了，在一阵阵沙沙响的钞票声中，我作出了决定——我要从商。

 

　　但拿钱出来租围栏的时候，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有点蠢。我精打细算地攒钱，从不乱花一分，现在把钱拿出来租围栏让我觉得好像别人拿走了自己什么东西似的。一年前我在美国经历过轻信别人的危险，我在洛杉矶的闹市区花了50美元从一个人那里买下了一个盒子，里面装着价值500美元的电视机，但当我打开盒子后才发现里面装满了电话簿。

 

　　我告诉霍华德我觉得他在敲竹杠。他提出来说：“让我看看你的货”。

 

　　我给他看了几件T恤衫。他用大拇指和食指摩挲着衣料，研究着丝网印刷的图案，心里评价着这几件衣服。然后他突然冒出来一句“这可是好东西。好东西总是好卖的，你开多少价？”

 

　　“十八美元。”

 

　　“你进价多少？”

 

　　“两美元。”

 

　　“一件T恤赚十六美元，你生意会不错。相信我，你会为你租了这段围栏高兴的。”

 

　　我得到了安慰，但只有一点点。我听说过纽约人是什么样的。我仍然把自己看成是努力要干得不错的移民；这种自我认识限制了我，使我难以获得本应该具备的其他一些才能，比如说，当个商人。潜意识里我应该知道自己能成为个好商人，也应该知道自己不会赔掉起初那个月花在围栏上的租金，但我从来没有像商人那样工作过，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类型的商务研讨会，从来没有读过任何一本关于销售技巧的书。对那些T恤衫我所有的销售技巧就是靠后站，希望路过的人能喜欢上他们看到的东西，这确实不能算是技巧。我为什么不使用一种积极的方法呢？因为我害怕被拒绝，也没有把自己看成是生意人。现在看来令人难以置信，因为销售是连接我事业的关键所在，但回头看那时候我完全看不出自己竟然能搞推销。

 

　　我们租借围栏之后的第一个星期六到了，我和基姆柏莉早早去海滩摆好货摊，把T恤衫挂在围栏上，威尼斯海滩是宇宙里一个时髦、肮脏、稀奇古怪的角落，在那里，浪迹街头的人与电影明星厮混在一起；排成行的溜冰者在人群中迂回穿行，拿性命在冒险；从街头艺人和音箱那里传来的音乐点缀着如同狂欢一般的气氛。在温暖的星期六的早晨，如果洛杉矶人要去海滩的话，威尼斯海滩则是他们的必选之地。

 

　　我知道这是个摆摊的好地方，因为这里人来人往。但我仍然在为我的投资感到担心，同时我也不安地认识到了自己缺乏商业技巧。星期六早晨我和基姆柏莉随着游荡而过的第一拨人潮赶到了海滩，背对围栏站着。我面前的T恤衫说明了我是个商人，但我站在那里的时候却双唇紧闭，别人问我才答，而且彬彬有礼地向所有朝我这边看的人点头示意。

 

　　从另一方面来说，基姆柏莉是在加利福尼亚出生长大的，她来自富有的商人家庭，天资聪颖，满怀自信。当时天还早，在外面的大多数只是晨跑和溜旱冰的人。基姆柏莉待了一会儿，觉得购物的人潮要再晚些才会来，便起身去给我们两人买咖啡了。

 

　　很凑巧，几乎基姆柏莉前脚刚走，就有一位年轻女人溜着旱冰过来看我们挂出的衣服。我真希望基姆柏莉能在这里招呼她，但别无他法，我还是鼓起勇气向她问了声好。她回了问候,很有兴趣地盯着一件T恤问我：“多少钱？”

 

　　“呃……呃……”我不好意思告诉她价钱，害怕她会当面笑我，“十八美元。”

 

　　她很快说“好的”，从钱夹里抽出了一张20美元的钞票。我镇静地给了她T恤和找的钱。她溜着冰走后又来了一个人，情况完全一样。基姆柏莉捧着咖啡回来，吃惊地看到我手里拿着36美元，我乐疯了。基姆柏莉取笑我几乎失控的样子，她一直知道我们会成功的。

 

　　我们一件件地卖T恤，到了下个月的时候，我已经真正成了一位商人，虽然我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胜利克服了我心头的恐惧，我学会了跟经过的每一个人搭讪，喊他们过来看看我的T恤衫。有人问价钱时我不再担心开价太高。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驾轻就熟，发现自己确实具有当商人的天赋。同时我发现，即使最棒的商人在与客户打交道时，也需要使用策略来提高成功的可能。在大街上跟路人打交道是我的最好的销售课，我正是在威尼斯海滩学到了卖货的艺术。卖T恤时所用的策略也可以原封不动地用来推销电视节目，我到今天仍然在用这一套。

 

　　我学到的第一招是如何把“不”变成“是”。顾客所说的“不”决不是它表面看来的那样，它只不过是顾客被你说服前本能的“反抗”。接下来我学到了观察人的重要性。顾客只要觉得你容易打交道，把你当作朋友，他们就会愿意从你那买东西。我发现，根据顾客的个性调整自己的策略，就能够赢得他们的信任，并且最终做成一笔买卖。不同的个性对应于不同的销售技巧，我把它们分成了四组：分析型、感情型、被动型和积极型。分析型的人包括工程师、医生、火箭科学家。你只能通过事实说服他们买你的东西，而不能夸大其词。向分析型的人卖东西时，我会给出理性的、实际的、经过充分研究的理由来说服他们买这件产品。我的话很切题，决不信口雌黄，也不带感情色彩。

 

　　感情型的人大不相同，他们只对直抵他们内心最深处的说辞有感觉，他们需要的是感觉和激情，而事实只能使他们的眼睛变得呆滞无神。向感情型的人卖东西时，我得迎合驱动他们个性的自我的那一部分。我会告诉一位女士穿件T恤衫如何能尽显她的美妙身材，或者我会告诉一位先生所有最酷的人现在穿的都是这一款。在剧院里这叫作投观众所好，在生意场上这是从感情上给予顾客他们想要的东西，而这只是些常识而已。

 

　　被动型顾客喜欢被人控制，尽管他们永远不会承认这个。被动型的人想让别人牵着手告诉他们如何表现，喜恶什么。他们不喜欢被欺侮，因为这会触痛他们个性中已经把自己设想为受害者的那一面。但是他们喜欢被领导，通常情况下，如果你把他们领到水边提醒他们渴了，他们会喝水。但如果你过分强迫他们买的话，他们会反抗。你应该以一种敏感的方式来对付被动型顾客。

 

　　积极进攻型顾客正好相反，他们是领导者，他们想要让商家被动。在那种情形下，我会把自己的自我藏进口袋里而让顾客当老板。让别人像对待仆人一样对待自己会不会有一种受侮辱的感觉？当然有，但我指望的是做成买卖，而不是从理智上寻求合理。如果积极进攻型顾客觉得他们想要知道一切答案，我想这没问题。他们总是想要证明自己是对的，当然他们跟一群人在一起时他们往往最容易掏钱买东西，因为他们想要表现自己有多聪明，这笔买卖有多划算——哪怕当时他们付不起钱。一到做生意的时候，感觉比实际意味着更多。

 

　　我卖T恤衫非常赚钱，所以我想辞掉保险工作，我在威尼斯海滩一个周末赚的钱比在办公室一个月赚的还多。因为是伯特给了我这份保险工作，所以我应该谦恭有礼地请求他允许我辞职。然而，我当时很局促不安。

 

　　“我希望我辞职的事不会让你感到失望。”我对他说。

 

　　远非如此。伯特喜不自禁。我卖T恤衫来赚钱，我现在是自己的老板了。“我很为你感到高兴，马克，你已经上了道，”伯特对我说，“只要我能帮你什么忙就告诉我一声，让我们群策群力来对付一些小想法。”伯特对别人的成功很积极，并且衷心为此感到高兴。他的这种反应让我想到，以后我在面对别人的成功之时，也应该像他那样去做。从此以后伯特就成为了我的导师。

 

　　他说我已经上了道算是说对了。我把卖T恤赚的钱投资在一笔房地产生意里，30天后我进帐了75000美元。我再把赚的钱用来开始做信用卡销售生意，我成功了。但是，我的直觉告诉我生活里还缺了什么东西，尽管我无法确切地指出它到底是什么。我有了家、漂亮的车、大大的办公室以及数目可观的银行存款。我能够经常乘飞机回伦敦东区的家，这正是衣锦还乡的绝好画面。我试图不去理会萦绕于心的那个声音，但它却挥之不去，一遍遍地对我说这幅画面里缺少了什么。那么，到底缺少了什么呢？

 

　　有一天晚上参加了一个晚宴后，我知道了答案。我注意到，当我告诉人们自己在做信用卡销售生意时，他们的眼中有一种对此顿觉索然无味的神色，这确实挺让人灰心，不过他们知道我能赚很多钱，对这一点我倒是挺得意。

 

　　与此同时我也听到了一个男人在回答同样的问题，他漫不经心地告诉别人他的工作是电影制片人，办公室就在哥伦比亚电影公司。现在很重要的一点是，我必须得强调这个家伙既名不见经传又没有什么特别的影响力，他从来没有制作出一部电影，我简直怀疑他名下能有几个钱。事实上，他确实因为搞创意而拥有一间办公室，同时能得到一份微薄的薪金。

 

　　但聚会上的人们对他以及他的神奇工作所知有限。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总之所有的人都争先恐后地涌向他，这让我嫉妒之极。人们感觉他的工作比我的要好，因此他享有了更高的地位，尽管实际上我在踏踏实实做看得到结果的事情，而且显然赚的钱更多。我猜想他也更强烈地感觉到了自身价值。

 

　　是什么造成了这种情况？是好莱坞——地球上一个令人激动，充满刺激，最富于创造力的地方。

 

　　这也正是我所缺少的东西：创造力。从表面上来看，我嫉妒那位制片人是因为他得到了更多的注目，但事实上，我嫉妒是因为我在想，自己也应该在娱乐圈做点什么事情。他不见得在制作什么，但日复一日这样下去，他会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具有创造性。他进行的是一种冒险。

 

　　埃德蒙·希拉里爵士是第一位攀登珠穆朗玛峰的人。他在见到了两个刚刚攀登完新西兰库克峰回来的人后，曾写过一段相似的顿悟之语：“我退身到休息室的一个角落里，满心觉得自己枯燥乏味的存在毫无意义。现在那几个老兄确实正在从生活中感受激动和兴奋。我当即决定开始登山，明天我就会去攀登点什么！”

 

　　或者，正如圣埃克苏佩里6敦促人们去响应冒险的召唤时所说：“现在塑造你们形体的粘土已经变干变硬，没有什么东西能再唤醒那些可能从一开始就栖居在你身体里的沉睡的音乐家、诗人、天文学家。”

 

　　我身体的粘土还没有变硬，身体里某个深藏的角落仍然在奔涌着冒险家的血液，我需要在不算太晚之前把它引发出来。在改变我生命的那次晚宴后不久，我就开始寻找途径摆脱信用卡生意，去尝试一些更激动人心的事情。

 

　　注释：

 

　　6、(1909-1944)，法国飞行员、小说家，作品有小说《小王子》、《南方信使》、《夜航》等，在一次北非侦察飞行中被击落身亡。

 

　 在每一天开始时知道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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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笔记本电脑保护屏上是这样几个字“知道今天的结果会是什么”。我认为，一个人完全能够通过行为预测结果并相应地作出计划。比如说，在去度假之前，我们所有的目标就是玩得高兴，所以我们自然都会围绕着做有趣的事来计划假日中的每一天。在一天结束的时候，我们会倒在床上，为所有做过的美妙活动而心满意足。

 

 

　　所以我想的是，商业又有什么不同呢？每天开始的时候我会问自己，在这一天结束之前我计划完成哪些任务。有时我把它们写下来，有时则记在脑子里。如果某一天的目标是想出创意或做一笔新生意，我就会使自己的行为和思维过程吻合于那些结果。从开始工作到关灯回家，我所有的注意力、精力和激情都集中在那个目的之上。我全神贯注于每天的目标，不存丝毫侥幸心理。

 

　　事实上，说得更进一步，我认为，如果你想要成功，就应该作出成功的样子，你的信心既能鼓舞别人跟着你来做，又能让你有一种不屈不挠的感觉，在事情变得很棘手时，你往往需要这种感觉。我让自己保持自信的一个方法是相信我的结果总会是好的。我认为自己甚至在设定每天的目标时就已经完成了它。这样结果是显而易见的，我只是随着事情的发展填该填的空而已。

 

　　很多人无法做到这一点，他们不让自己有这种“过分的自信”，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会倒霉而永远无法实现目标。我完全不同意这种看法。如果知道了一天的结果，我会工作得更有效率，思维更敏锐、更有洞察力。最重要的是，我会顽强地持之以恒，直到计划变成现实。成功是针对结果而言的，而不是针对意图。

 

　　1991年我在阿曼跟四个队友一起参加探险竞赛。阿曼是沙特阿拉伯半岛南端的一个小国。我们的目标是不间断地跑过跨度将近400英里的山脉和沙漠，途中所有时间队员都必须紧紧跟在一起，来自世界各地的探险队汇集在阿曼跟我们竞争。在出发地，每个队都骑着阿拉伯马，站在乱石林立的干涸的河床上，那里简直乱作一团。可一旦我们把马抛下，徒步进入荒漠后，各个小队就分散开了，直到我们彼此看不见对方。我和队友无法抑制身陷荒漠的孤独感。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只能听到自己的脚步声、吃力的喘息声和彼此鼓励的话语声。我们互相安慰说，如果我们继续前进—一一直向前，最终会穿过荒漠到达阿拉伯海，在那里爱斯基摩筏子等待着我们继续下一个阶段的冒险之旅。

 

　　阿曼是一个基本还没有受现代技术和设施建设影响的国度，当我们越来越深入哈杰尔山时，队友和我都明显地感到我们在逆时间而行，仿佛回到了过去。那里的地形荒芜古朴，凹凸嶙峋，随着赛程带我们一步步地远离文明，我们的心态逐渐变得原始起来，需求急迫而且简单：吃饭、喝水、在地上找一个软和些的角落睡觉。电视、快餐、空调这样的基本生活设施在洛杉矶那边我们早已习以为常，但在这里则好像是异乎寻常的发明。

 

　　然而，文明世界有一个方面却成为了我们旅程的特点：设备。无论是我们穿的靴子，还是登山绳和一包包的冷冻干燥食品，队员和我都成了通过走路或攀山展示最新户外装备技术的活广告。有格言说，把人类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的地方在于人类具备思考能力，这句话稍微作点改动就可以符合我们长途跋涉的心态，在这漫漫路途中，我们充分体验了阿曼的白日酷热和夜时严寒。如果没有这些设备，我们距离几个世纪前在这些山脉上逡巡的贝都因人的野生心态也仅一步之遥。

 

　　有一天我们到了一面悬崖的边缘，从上往下我能看到一百米以下的地面。竞赛的组织者已经在崖顶系好了五根绳索，每位队员一根，我们得绳降。那就是说，我们得把自己系在绳子上，倒退着一步步离开崖顶，再小心翼翼地顺着崖面往下降。一旦你掌握了窍门，这确实是件很刺激的活动，但通常也很有可能出差错。现代科技的产物——设备——使绳降的冒险活动成为了可能。

 

　　我把背包放在地上，拽出绳降的必需设备，右手套上了一只价值40美元的小牛皮绳降手套，头顶戴着在洛杉矶一家装备店花了100美元买的特殊防护帽，在腰和大腿上缚紧攀岩用的保险带，再用一种叫铁锁的特殊钛制装备扣住前面的保险带，把它安全无误地上紧，以免在下降时打开。再预备一把铁锁，以防第一把会失效。接下来，绳子穿过现代冶金技术的又一奇迹——被称为“8字环”的小装备，从悬崖边垂挂下来，这样可以减慢你下降的速度。

 

　　我按照正确的配置分别系好了绳子、铁索和“8字环”，转身小心翼翼地踏出了退离悬崖的第一步。

 

　　然后，不知道从哪里突然钻出了一个矮小的老头。他是当地人，绝对不下70岁，晒成深褐色的粗韧的身体上穿着极薄的衣服，光着脚。刚开始我以为他疯了，因为当他敏捷地走向悬崖边时，他的脸上挂着不拘的笑容。显而易见，他打算自杀！

 

　　但是接下来，老人脸上依旧挂着一模一样的傻笑，他抓住其中一根系牢的绳子跃身跳下了悬崖！！几秒之内他就蹦下了绝壁，没有像我们要做的那样谨慎小心地往后退，身上带着最精良的现代攀登设备，害怕因为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而命归黄泉——他只是大步地、快乐地跳跃，不需要技术，也不需要装备。他只是一个毕生住在悬崖边的赤脚、半裸的老头，我完全被镇住了。

 

　　我说这些只是为了向你表明，结果才是生命中真正重要的东西，不是外表，不是意图，是结果。队友和我拥有着一切现代技术，但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像那位矮小的老人那样干净利落地攀下悬崖。

 

　　成功不是也一样吗？成功针对于结果而不是意图；针对于行动而不是惯性；针对于急切地想得到你不愿放弃的东西而不在于它到底是什么。比如，人们总在对我说，他们会在《幸存者》中表现得多么多么好——但很少有人填写申请书或递交测试录像带。不错，他们梦想在《幸存者》中取胜，但在梦想和最终成功兑取一百万美元支票之间，你必须经过艰苦的努力，计划好初步的战略，做到顽强不屈，并且具备所有其他能够定义一个人的无形的东西，然后再做你必须做的以获取成功。我不打算掩饰这一点：获取成功不是一件容易事。但是我向你保证，在你把成功当作目标步出你的安适地带的那一天，你一定会发现——艰难困苦、冒险以及勇敢会使生活更加美好，而这种美好完全超出了你曾有的设想。

 

　　当通往成功的道路变得过于崎岖时，你会面临退回安适地带的诱惑，请不要这么做，你应该不断向前，永远向前。安适地带是梦想和愿望之乡，而成功是获取结果的地域，在那里你所有的梦想都会成真。

 

　　美国是两手空空者的乐土，因为在这里，结果最重要。如果回到欧洲，往往家族势力、良好的教育或者四通八达的关系才是得到机会的先决条件。但美国会给予每一个人尝试的机会。我永远记得，只要我愿意尝试，我总能够获得一次可能产生结果的机会，随之而来的努力所创造的成功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

 

勇于面对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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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经常问我，是什么促使我在事业和个人生活上不断更高地要求自己，我的回答总是很诚实。我会概括出自己想要继续重塑电视的狂热梦想，一些尚待达到的目标，以及仍在地平线上呼唤我的各种冒险，但这些只是我渴求通过成功而达到更高程度个人满足的表象而已。促使我早起晚睡的是一对相互依存的激励因素。

 

 

　　第一个激励因素是对成功的兴奋和自得。令人极度满足的成就感能够掩藏怀疑并让那些持反对票的人噤口不语。成功使生命达到了美妙绝伦的理想境界，你的身体散发着光辉。

 

　　成功竟会如此令人着迷？！

 

　　第二个因素则远没有这样浪漫，那就是对失败的极度恐惧。我的生活方式意味着每一天都在冒险和不循常规。就本质而言，那些行为可能会招致失败的结局。那个提醒你最坏结果的双音节词在成功字典中最遭人憎恨，但它对冒险者来说就好像死亡和缴税一样无可避免。我害怕失败以及它后面的所有含义，但我把这种恐惧旋转了180度，使它变成一种积极的学习工具，从而也使失败变成了成功的一种激励因素。当我失败的时候，我会反复思考最终以失败告终的这件事。像一个足球教练研究一场输球的录像一样，我会审视哪些战略奏效了而哪些没有。我会质疑自己的态度、评价和承诺，找出这次失败的确切原因，并且发誓决不重蹈覆辙。等到第二次(或第三次、第四次)的时候，成功必然会来临。在一种极其不可思议的意义上说，失败是我的朋友——也应该是你的。

 

　　我甚至承认有时会拿失败开玩笑，举一个恰当的例子就是，我习惯于说出自己的目标。有些人认为你绝对不应该谈论你计划要做的事情，他们觉得大声说出一个念头或梦想会招致别人的嫉妒，导致不必要的负面情绪，抹杀了目标所具有的活力，致使它难以变为现实。

 

　　我却正相反。如果我有了一个新点子，我会时时刻刻谈论它，会跟人们聊一聊我的想法，如同我在晚餐聚会时宣传《幸存者》一样。我的朋友和同事必然会对我想要做的事情有所评价，通过他们反馈的信息，我再对这个念头苦思冥想，使它更为明晰。目标产生活力。许多个世纪里人类正是通过这样的观念共享创造了辉煌的技术，我很愿意觉得自己正在继承谈话的老传统。

 

　　显而易见，这种说出自己想法的行为也有不利之处：如果你失败了会招致大众的嘲讽。我想，这也正是为什么许多人不愿谈论他们的希望和梦想的原因。不是因为大声说出来会让这些梦想遭殃，而是因为人们害怕一旦失败会被别人耻笑。你明白这一点吗，总会有人站在旁边希望你失败，因为他们惧怕进行自己的冒险。澳大利亚人把这个称做“高罂粟”的表现症状——所有的罂粟都会嫉妒长得最高的那一棵，并且会竭力把它砍回原来的尺寸。

 

　　你需要明白，如果你的失败了，那些人会最先传播这个消息，这是我的经验。但是在美国，当你最终获得成功时，向你欢呼的人远远多于当你失败时嘲弄你的那一小群人。

 

　　要敢于长成高罂粟，敢于追逐你的梦想。如果你感觉自己足够勇敢，就对着世界喊出这些梦想来吧。当你泄气的时候，你应该记得，只有在战争中的失败才会是致命的，而现在绝对没有那么严重。

 

 

　 进行冒险并拥有伟大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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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在美国享有的最大自由就是能问这种问题：“如果我可以做生活中我想做的任何事情——目的不是为了赚钱——我会做什么？”世界上许多地方的人们无法奢望能问自己这个问题，他们因为社会原因而终生受困于某种职业，没有希望得到必要的教育、途径或资金使自己脱颖而出。想一想所有这些被浪费的未曾开发的潜能吧！有多少可能成为爱因斯坦、

毕加索和莫扎特的人们在稻田或出卖苦力的厂房里劳作着，他们的天赋和内心的激情在一天天黯淡枯萎，直到最终泯灭？

 

　　这是很悲惨的事情，但更悲惨的是，那些本来有机会在生活中做任何事——任何事！——的人们，却因为害怕失败和嘲笑而从不敢冒险走出自己的安适地带。我想起了奥斯卡·王尔德的箴言：“一个人永远不会变老，除非他用悔恨代替了梦想。”然而，只要你愿意为了实现梦想而进行必要的冒险，梦想就会闪耀不灭。我从经验里了解了这一点。

 

　　到1991年，我终于在美国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在到达美国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我有了一个家、一辆漂亮的车和一项欣欣向荣的银行事业，起床时我不再害怕自己会濒临破产，所以在2月21日的早晨，我能躺在床上慢悠悠地看《洛杉矶时报》。报纸上的一张彩色照片吸引了我的视线，照片上是一只独木舟在阴暗潮湿的热带丛林的河道中引桨划过，水面暗不透光，不用太费猜测就能知道这里不是人们会去游泳的地方。

 

　　探险和荒蛮之地从来都会吸引我，所以我全神贯注地读了那篇文章。作者用生动的散文笔触详细描述了一个叫“高卢袭击”的法国探险竞赛。这个竞赛每年会在一个不同的异域国家举行，那一年的地点在哥斯达黎加。竞赛内容是五个人组成一支小队，每小队至少有一位女性，然后不间断地跑过山峦，趟过河流，穿越毒蛇密布的热带丛林，所以小队不得不自备抗蛇毒药。在这种分阶段比赛中队员的交通方式有徒步跋涉、骑马、乘木筏、划爱斯基摩筏子、激流划艇甚至跳伞。在哥斯达黎加赛程中的一站，队员必须徒步走20英里穿过一个鳄鱼保护区。

 

　　整个比赛长达两星期，全程跨越几百英里。小队带着所有他们需要的食物、水和设备，队员每个晚上只睡一个小时。这使我回忆起自己在伞兵团的日子，只不过这儿不用携带武器罢了。这种竞赛绝好地满足了我乐于经受磨难的天性。我曾经读过摘自一位叫伊格居加迪克的爱斯基摩人的话：“所有真正的智慧都存在于远离人类住所的地方，存在于离群索居的荒僻之乡，而且只有在遭受磨难后才能获得它。磨难和贫困是唯一能够让你朝着不为你身边的人所知的真理敞开心灵的东西。”

 

　　我完全开始相信这一点。

 

　　“探险赛”的概念对我并不陌生。新西兰人以热爱户外冒险活动而著称，我曾经读过一些文章讲述在新西兰南阿尔卑斯山脉的冰川和峡湾举行的类似比赛，法国比赛就是源自于那种概念。但那天早晨在读时报的时候，我突然开始沉醉于一个念头：我应该在美国发起一场我自己的远征赛。我看到有调查说，90年代的三大主题是环境、极限运动和通过挑战发挥自身潜能。没有其他方式能够像探险赛这样把这三者结合在一起了。

 

　　我决定把自己的比赛叫做“挑战大自然”。有趣的是，从创意到实现酝酿了整整四年，而到后来《幸存者》的产生也花了相同的时间。

 

　　我和统筹“高卢袭击”的法国人杰勒德·福斯勒进行了联系，1991年春天，他跟我签约成为我的顾问，从而迈出了使《挑战大自然》成为现实的第一步，杰勒德将是我的保险契约。在我的心目中，这一努力的结果很明确：一场安全又残酷的“挑战大自然”探险赛，不久再经过绝妙的电视制作把它送入千家万户。参赛者会因为《挑战大自然》的整个组织和对身体的挑战性对它大加赞扬，电视的广泛影响会很快让美国的任何一个男人、女人和孩子都认为“冒险”与“挑战大自然”是一对同义词。第一次的《挑战大自然》会带来第二次、第三次和第四次，也会带来与这一赛事有关的新产品计划开发、旅游开发和国际特许经销。

 

　　这一商业目标成为了我生命的驱动力。然而，我已来到了自己生命中的一个阶段，在这里我需要的不仅仅是通过商业关系和成就来定义自己。我渴求行动和冒险，这是我在伞兵时期生命中的两个常量，我想再次体验查尔斯·林德伯格所描绘的“难以用人类的言语来形容”的那个地方，“在那里，人不仅仅只是人，人的存在既至高无上，同时又毫无价值。”

 

　　人们传统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往往认定某些领域之间是互不相容的，比如冒险和商业。我的目标就是要证明这种思维的荒谬。我不仅觉得这两者可以结合得天衣无缝，而且它们的配合也会带有一种纯粹和有机的特性——我个性里原始和现代的两方面会融合在一起，来向我展示自己的潜力。

 

　　作为发起《挑战大自然》战略的一部分，我迈出了非同寻常的一步：我要参加“高卢袭击”的比赛。这能让我知道，我未来的顾客在比赛时感受会如何，还能有助于我成为更好的比赛类节目的制片人。1992年的“高卢袭击”计划于秋天在阿拉伯国家阿曼举行，我大约花了七个月的时间来寻找队友，寻找必要的经济赞助来支付参赛费用和旅行花销，并且还把自己的身体练回到当英国伞兵时的钢筋铁骨。这是一次对整个身体的改造，要求你必须进行重负训练、饮食调整、跑步、划爱斯基摩筏子和攀岩，我会因此变得更棒、更聪明、更敏捷。我努力说服自己应该继续关注我的信用卡销售生意，但直觉却告诉我，它终将会被我抛在一边。那个时候正值储蓄贷款危机，我决定尽量买到一笔储蓄贷款，并向讲西班牙语的市民发行可靠的信用卡，否则他们无法提供文件证明来获取传统的信用卡。这一计划进行得极为顺利，看上去好像能够赚大钱，但我内心的声音却对我说，我没有足够的精力使自己同时成为银行家和冒险家。

 

　　如果你想知道梦想遭人嘲笑会有怎样的感觉，你就应该回到我当时的处境来感受一下。人们觉得我疯了，他们会直接对我这么说。在经过十年的奋斗后，我终于基本上让自己在经济上有了保障，即将实现生命中更大的成功，但我竟然在这个时候放弃它，而去追逐冒险的生活。朋友们非常善意地听我向他们解释探险竞赛和《挑战大自然》，还有我打算让《挑战大自然》成为国际知名品牌的计划。他们倾听着我的伟大方案，礼貌地点着头，并且评价说，他们多么希望自己也能有这么大无畏的勇气来尝试些什么。然而，他们中有很多人会明白地指出，到了32岁这样的年龄，我正在经历早期的中年危机，或者他们会说，我在破坏自己的成功机会。我不止一次听到自己的名字跟彼得·潘7现象联系在一起。

 

　　但事实上，彼得·潘有什么大不了的错呢？彼得·潘可以飞翔，他隐喻着梦想和信念。有些人因为他孩子似的勃勃生气而鄙薄他，但我正需要把他的品性极度放大，来完成“高卢袭击”，然后再使我的《挑战大自然》凌空而上。

 

　　在我准备参赛“高卢袭击”的时候，我的天真像灯塔一样闪耀着，它的动力从负面来说导致了我没能够很好地选择队友——他们中一个是证券经纪人，一个是演员，还有一个是私人教练。他们都是挺不错的人，在健身房练就了健康的体魄，但他们没有户外冒险的技巧。我在选择他们的时候就知道了这一点，但我想，如果我向他们传授自己在英国军队所受的技巧训练，这一点肯定能够克服。事实上，我本来应该意识到，我需要的是比我更具有户外技巧的队友，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我搞到一系列企业赞助来支持我们的小队和启动我的“挑战大自然”公司，我许诺会让媒体关注他们，作为对其投资的回报。为了履行这一责任，我直接打电话给当地媒体，向他们大肆鼓吹我们是一支神勇的冒险队。现在我当然知道了该怎样做宣传，但在那时我以为只能像那样做。不可思议的是竟然真有效果，《跑步者世界》杂志单单根据我向编辑所作的姿肆纵情的描述，便同意为我们发一篇专稿。约定写这篇专稿的记者告诉我，这种事他还前所未闻。

 

　　洛杉矶一家电视台同意派一支摄制组到阿曼，为我们的比赛拍摄一部长达1小时的特别节目。我莽撞地向电视台提出条件说，他们这一期特别节目的赞助收益我也应该有份，电视台答应了。我仍然难以置信，自己——一个完完全全的电视新手——将要从一部在世界上最举足轻重的媒介市场所播映的特别节目里获得赞助收益了，而我所做的仅仅是提要求而已。

 

　　就是以这种几乎不可能的方式，我进入了电视和赞助行业。

 

　　十一月份，队友们和我(我们的队名是“美国之尊”)飞向了阿曼荒蛮古老的土地。这个紧邻阿拉伯海的小国具有它鲜明的特色，令人望而生畏的沙漠和山峦，能把皮肤烤出水泡的漫漫白昼和冰窖般酷寒的夜晚，无法通行的死胡同一样的峡谷，以及洪水易于泛滥的河床。这里似乎是荒野竞赛的理想场所。在首都马斯喀特之外，很少能够看到具有现代气息的设施或人群，我确实觉得，自《圣经》那个年代起，这个国家就没有过大的变化。

 

　　队友们和我对阿曼以及我们竞赛对手的精健体魄敬畏不已。我很紧张，并且感到极受威胁。第一次当参赛者，第一次成为电视节目的拍摄对象，第一次负有让赞助商满意的责任，所有这些“第一次”给我的压力，在比赛开始前的日子里令我觉得重如千钧。我忍受着对目前还无法获得证实的事情的焦虑猜测：我足够好吗？我希望自己能够成功是不是在自欺欺人？我来这里有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我在比赛开始前的所有时间都在回想自己的准备工作，这样我才能抵御那些念头的侵袭。在赛前的基本情况介绍会上，我又一次觉得信心倍增。会上由比赛的统筹人杰勒德·福斯勒分别介绍了各队的情况，他提醒来自各国的与会者，“美国之尊”是第一支参赛“高卢袭击”的美国队伍。他的介绍引来了一阵闹哄哄的欢呼和持续不断的掌声。我的情绪开始振奋起来。

 

　　自身得到证实以及被周围人所接纳，对所有的努力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这正说明了为什么福斯勒的简单介绍能如此有震撼力。人们的欢呼和掌声使我感到温暖和倍受鼓舞，同时也让我放松了下来。我终于回到了这个出类拔萃的圈子，这里的男人和女人都称自己是冒险家。我的怀疑被抛到了脑后，我对这场比赛充满了信心。“美国之尊”会让这片赛场感到惊奇的，我确信无疑。

 

　　事实果然不出所料，但并不是我所想象的那种惊奇。

 

　　比赛当天凌晨3：30我们就起床为黎明前出发作准备。“高卢袭击”一开始要骑马跑过20英里，然后下马徒步跋涉50英里，穿过杰贝阿卡达山脉，接下来是在阿拉伯海划爱斯基摩筏子，再有一段徒步的登山，最后是骑骆驼走60英里。

 

　　“起跑线上漆黑一片”，我在第一个早晨的日记里这样写道。福斯勒引导各队靠近畜马的围栏去挑选自己的坐骑，尽管在黑暗中只有天晓得那片畜马栏在哪里。“我们所有的人都跌跌绊绊地挤在一道布满石头，已经干涸的河床里，朝着马嘶的地方摸去。”

 

　　也许应该算是我们所犯的众多错误中的第一个，我们没有选好马匹。一声枪响，51支队伍乱成一团地上了河床，我们很快就落在了后面。我们的马又跛又顽固，有一匹老马怎么都不肯让我们跨上它的脊背；我们只得牵着它走了整整36公里。最快的一支队伍只花了三个半小时就到达了赛马段的终点——蛇谷瀑布，而“美国之尊”竟然花了12个多小时。

 

　　到达蛇谷瀑布后，我们立刻从马上蹦了下来，开始极为艰难地系着绳子朝上攀爬穿越瀑布。冰冷的水打在我们头上，我们浑身都湿透了，但这只是我们几乎冻成冰块的初期阶段。到了顶上，在横穿狭窄的蛇谷时，我们遇到了更大的水。我们轮番在黑夜中穿行于怪石嶙峋的崎岖小道，或游过冰冷刺骨的池塘。这次冒险确实是块不好啃的硬骨头，并且因为我们背了太多东西而使它变得更为艰难。我们每个人都背了一个70磅重的大包，而较专业的队仅仅只背20磅，法国人对我们的重负大加嘲笑。

 

　　当我们终于有了点势头的时候，又遇到了阻力——我的一位队友拒绝继续参赛，除非我们生一堆火烤干他的衣服。由于时间的问题至关重要，所以我觉得他的要求很荒谬，我们争论了起来。那个夜晚很冷，天空缀满了星星，在正常情况下，这种美丽的夜空一定会让人目眩神迷，但是当时我已经冻僵了，我又湿、又累、又饿，而且怒气冲天，美丽对于我来说已经完全失去了意义。

 

　　我没有获胜，所以我们燃起了火，在继续上路之前一直等到了天亮。“美国之尊”已经不再是一支具有竞争力的队伍，我们现在在阿曼只是为了全程观光而已。

 

　　我们的整场比赛从充满了希望和乐观的起点不可避免地滑到了悲惨的败局。缺乏经验，个性不合，再加上恶劣的天气，和我自己那点可怜的带队本领，都迫使我们的队伍在严峻的时刻分崩离析了。

 

　　我们的饮用水一度非常匮乏，我们轮流拿着水壶喝剩下的最后一口水，只是让水在嘴巴里打个转，润湿一下，然后再把它吐回水壶里，把水壶递给下一位队友。

 

　　在划爱斯基摩筏子的那一段赛程里，整个比赛中最严酷的时刻到来了。我们在距离海岸一英里的地方沿着海岸划船，这时暴风雨突如其来地袭击了我们。天空黑了下来，海面波涛汹涌，卷起的海浪有六英尺高，我们被颠簸得直想呕吐。海上狂风大作，带着咸味的海浪打在我们裸露的脸上，像碎玻璃一样让人感到刺痛。在这样的情况下想继续划船几乎是不可能的。空中穿梭着救援直升机(冒险队一旦被救援就意味着不合格)，鲨鱼围着我们游来游去。“暴风雨异常肆虐，”后来我在日记里这样写道，“说句实话，我觉得我们能够度过险境的唯一理由是因为我们都害怕极了。”

 

　　然而我们并没有都逃过这一劫。当暴风雨最为肆虐的时候，在几天前的那个晚上坚持要生火的那个队员被吓坏了，他突然宣布要退出比赛，或者至少让他在海岸上休息直到暴风雨过去。我们对他说他简直疯了，我们南加利福尼亚人的强项是海上划水，这样我们才有可能赶上其他队。再说，巨浪一直在朝着岸边砸去，如果他想划船穿越海浪会送命的。为了他和全队的安全起见，我不让他上岸。

 

　　我的那位队友不听劝告，独自艰难地朝着岸边划去。“高卢袭击”的条例上明文规定，小队里的五位成员必须一起结束全程，否则就算不合格，他显然已经使我们几个月以来的训练和艰苦工作都化作了泡影。我们剩下的人只好丢下他继续往前划。

 

　　一架救援直升机发现了我的队友，他被冲上了岸，昏昏然地躺在那里睡着了。当救援人员问他是否知道我们的下落时，他耸耸肩说不清楚，人们想当然地以为我们一定是在海上迷失了。消息用无线电发给了在瓦蒂舍卜岸上的福斯勒，于是“高卢袭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寻找失踪者的行动就此拉开了帷幕。在此之前从未有人在“高卢袭击”中丧生，第一次参赛的美国队如果成为第一个牺牲品，实在像是命运的残酷捉弄。福斯勒绝望地亲自坐阵指挥，派出了救援直升机搜寻我们。

 

　　他没有找到我们，相反我们划着小船熬过了那个下午。没有想到的是，我们竟然是唯一仍然漂流在海上的一组。在一个小渔村里我们跟当地人一起过了一夜。当我们的筏子上岸的时候，大约有一百来个孩子帮我们将沉重的筏子推到岸边一百米处，正好高过夜里涨潮时的水位。当地渔民伸出手摸着我们光洁平滑的筏子，研究它们每一处的设计，这说明他们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玻璃钢船。

 

　　接着我们吃了临时拼凑起来的大餐，他们把食物分给我们，我们度过了一个美妙的阿拉伯风味的夜晚。小睡一觉以后，清晨时分，我们再度出海，我们在晨曦中奋力划着筏子继续前进，并不知道由于天气缘故，“高卢袭击”的组织者已经取消了划筏子这段赛程。当我们中午到达瓦蒂舍卜的时候，福斯勒大大松了一口气，他对我们的到达大加庆祝。“美国队到了，美国队到了！”他欢天喜地地嚷嚷着。

 

　　那位叛逃的队友在船靠岸时走出来迎接我们，他的脸刮得干干净净，人显得很清洁。因为暴风雨过于猛烈，而且更重要的是，福斯勒想要向人们宣扬，是一支美国队完成了比赛，所以他决定违反规则，让那位叛逃的队友重新加入我们，这样我们仍可以正式参加比赛。但我们四个人对他的自私和叛离实在无法原谅，所以我们直视着他的眼睛，一个接一个地对他说我们不再接纳他。然后我们背上背包继续我们的参赛之旅，虽然队伍里现在只有四个人，不太完整也不够正式。

 

　　几天后，第二个队员因为受伤退出了比赛，但我仍然跟队里剩下的两位队员继续着我们的比赛。我们身边还有一群其他队员，他们的队伍也已经溃散。我们中间有法国人、日本人和美国人，我们筋疲力尽，饥肠辘辘，身上散发着怪味，但我们渴望能够有始有终地坚持到最后，这种渴望鞭策着我们继续向前。

 

　　10天再加上1小时15分钟以后，我们到达了第22号检查站。由于无法控制好骆驼，最后一段骆驼之旅只好取消，因此这里就成了正式的终点。跟我在一起的是“美国之尊”其他两个坚持到了最后的队友苏珊和诺曼。我们都哭了，然后我们喝了冰镇法国香槟酒，洗了个热水澡，还美美地大睡了一个晚上，来庆祝我们的成功。然而，即使在我们浑身上下还充溢着神圣的成就感时，我就已经开始思考自己有哪些地方做错了。首先，我没有选好队员，我需要的是专业冒险家。第二，我管理不善。我有户外冒险的天份，但我的长处在于统筹、宏观管理和做交易，无论如何我都不应该作为领队来微观管理比赛的每时每刻。比较理想的状态应该是，我把富有经验的队员集合在一起，接下来的比赛过程中，我再把权利拱手让给一位更有策略、更有带队技巧的队员。

 

　　失败的阴影一直挥之不去。我该怎么向赞助商交代？这会对《挑战大自然》产生什么影响？回美国的飞机穿越大西洋上空时，我得到了答案。我应该从失败中吸取教训，让我伟大的梦想继续保持灿烂，永不褪色。我想就是在那一天，我终于意识到，《挑战大自然》和冒险的瑰丽世界注定要成为我一生的选择。我不再只是一个努力挣扎着朝上爬的移民，决不是。我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我有着伟大的梦想。我得到了一次严酷但却极其宝贵的教训，我决不会让自己的梦想枯萎泯灭。我必须把这次完成“高卢袭击”比赛作为建立别人对自己信任的一种方式(几年以后，我的手下开始叫我“体验派制片人”，因为在每一次拍摄《挑战大自然》之前，我都要亲自体验比赛的整个过程来弄清竞赛者的感受。于是有一位年轻的制片人指出，这样做就像演员在拍摄中弹的戏之前要亲身体会一下挨枪子的滋味一样)。

 

　　接下来我打算做什么？重新回到“高卢袭击”——而且一定要赢！1993年的“高卢袭击”在马达加斯加举行，那里的景色像月球表面一样贫瘠荒芜，河里挤满了鳄鱼，天气酷热得几乎能撑破温度计。我有一年的时间来召集几个运动好手组队，把自己的体能锻炼到有史以来的最佳状态。如果想要取胜，我就必须这么做。从思想上说，尽管为了准备拍摄电视特别节目，我得在接下来的几天甚至几个月里重温阿曼比赛的录相，但我需要把灾难放在一边，而把注意力集中在马达加斯加。

 

　　我想在“高卢袭击”中取胜并不只是为了我的个人冒险，这么做是因为我打算再制作一部关于我的“高卢袭击”经历的电视节目。然而这一次我只想能在国内播放，这就有可能让每一个美国人都能通过别人的体验从探险比赛中得出自己的感受。当时机成熟的时候，就更容易保证《挑战大自然》能在国家电视台找到买主。我感觉运动新闻频道(ESPN)是播放马达加斯加比赛的最好的地方电视台，问题在于该怎么着手去做。

 

　　注释：

 

　　7、苏格兰剧作家詹姆斯·巴利所著同名剧本中的主角，是一个不肯长大的小孩，能够飞翔，喜欢冒险。现喻指天真的成年人。

 

 

　 即使形势极其严峻也要保持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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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败会导致一连串的连锁反应。除非你把失败看作是促进成长和实现成功的一个工具，否则失败对感情的重创一定会销蚀你的自信和乐观。当你明显发现自己没有任何一件事是做对的时候，你会陷入些许的惊慌。那种惊慌会再转变成恐惧，你会害怕你每天在任何地方做的任何事情都会被弄得一团糟。这是迈达斯效应8，只不过情形刚好相反。

 

 

　　失败给了你时间来重新振作，来让你深深地歇口气，它还会提醒你，应该让已经过去的成为过去。一切已经结束，吸取教训，继续前进吧。为了做到这一点，你应该保持冷静。不管事情变得有多糟，你必须能够作出冷静、清醒的决定。如果你向激动和恐惧屈服，你就会屡屡把可能的成功变为失败。长期以来种种为人不齿的举动——压力造成的恐惧、大发脾气、郁郁寡欢、哭哭啼啼等等，实际都是出于懦弱。懦弱是最不受人们欢迎的两大特性之一(另一个是放弃)。你也许会忘记自己在事情变得糟糕时的行为举止，但别人不会。

 

　　1993年在为准备马达加斯加“高卢袭击”比赛而进行训练的时候，我的队友苏珊——自阿曼比赛后唯一留下的队员——我，以及三位新队友，在南加利福尼亚的沙漠上空练习特技跳伞，我在十年前离开军队后就再也没有跳过伞，但这是“高卢袭击”的硬性规定，所以我需要重拾这项技能。幸运的是，我为“高卢袭击”而特别招募的三位新队友都是美国海军海-空-陆突击队员，他们分别是布鲁斯·施利曼、帕特·哈伍德和里克，其中里克是位颇有能耐的海-空-陆特技跳伞教练。如果一旦出现紧急情况，他们三个人一定能想出办法来把事情搞妥。想到这一点还是很令人感到安慰的。

 

　　我们在距离地面13000英尺的高空从飞机上往下跳，然后我们得立刻挽起手编成队形，直到我们降落到距地面5000英尺的地方才可以松开手。如果你曾经跳过伞的话，你一定知道以每小时140英里的速度从天上掉下来该有多大的冲力。搏斗的自由与悬而未决的恐惧融合在了一起，你总会觉得不知在什么时候在哪里就会出点问题。我喜欢从飞机上纵身跃下的浪漫，但我是个十足的唯物论者，所以我不能否认跳伞就像其它几项为数不多的冒险活动一样让我害怕。在伞兵团的时候，我见过降落伞没有正常打开的情形;也见过甚至只是一个小小的故障所带来的骨肉横飞；也曾经听人说过在历经两英里的自由落体后，身体怎样把地面砸出坑来。我一直狂热地祈祷这种事千万不要降临到我头上。

 

　　我们一个个从队形中分离出来，想要打开我们的引导伞。我把手伸向自己的引导伞时，猜想里克肯定已经完成了这个动作，这样就只剩下我最后一个仍然在自由降落。我把手放在右边髋骨的地方去拉能打开引导伞的橡皮球，引导伞一旦打开，我的主降伞就能打开了。

 

　　然而，什么动静都没有。引导伞，那把应该先于主降伞打开，确保整个开伞过程井然有序的小小的制动伞——被卡住了！地面朝着我飞速扑来，我伸出手又作了一次努力想拉开我的引导伞，没有一点用。

 

　　不用说，当时那种情形让我感到绝望极了。这时候我从眼角瞟到里克也还在自由降落。当他看到我身处困境时，推迟打开自己的伞冒着生命危险来帮我。他在把自己的身体作为一个导航台飞过来救援我，多好的人啊！

 

　　现在我们两个都在自由落体，因为风很猛烈，所以不能开口说话，我们只能通过面部表情和手势进行交流。里克打哑语似地拽拽他的开伞索问我哪里出了问题，我指了指引导伞。他看出我的引导伞卡住了，然后他用动作示意我他会飞得更近一些帮我把伞拉开。这个动作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很危险的，更何况现在我们距离地面这么近。如果不幸撞到一起，我们两个中至少有一个一定会撞得昏过去，或者在我的伞打开的时候会给缠进去。

 

　　我对他摇摇头，做动作示意他往后退。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应该自己来承担。

 

　　我指了指我的备用伞。出于两个原因我一直迟迟没有打开它：第一，如果备用伞已经打开了以后我的引导伞也最终打开，我就会有两把降落伞同时在我头顶，它们会绞在一起。现在距离地面这么近，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会是致命的。

 

　　第二，打开备用伞是走投无路时的最后一招，只有在紧急状态下才可以这么做。这时候我脑袋里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声音，提醒我现在是危机时刻，我需要立刻打开备用伞。

 

　　我向里克点点头，他明白了我的意思。他转了转身体的方向，这样就可以从我身边滑开。我查看了自己的高度表，我已降落了一万英尺，现在距离地面只剩下三千英尺，我必须在这时候打开备用伞，否则就彻底没戏了。备用伞“嘭”地发出一声巨响在我头顶张开，绽开了美妙绝伦的一幅画面：一把橙绿色的、开得满满的降落伞在蓝天碧水间缓缓飘落。多么壮丽而令人心怀感激的一幕啊！我安全地朝着地面飘下来，陶醉在自己依然活着的巨大喜悦里，但也同时在被激动过后无法抑制的一些猜想所折磨着。如果我无法打开备用伞会怎么样？如果我和里克缠到了一起又会怎么样？

 

　　里克在我旁边不远的地方降落，这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按理说无论如何我刚才都应该会惊慌失措，但我一遍遍提醒自己一定要保持冷静。惊慌失措只能让你徒增事情已失去控制的感觉。如果刚才在天空时我慌作一团，不仅不会产生任何成效，而且，我相信，自己肯定已经把地面砸出了一个深坑。

 

　　奇怪的是，我对这种烈火中的考验竟然心存感激。你永远不知道，在死亡飞速向你靠近的时候，你是否能够保持冷静和思维清晰。我用我的沉着向新队友证明了，在紧急关头我能够游刃有余。更重要的是，我也明白了自己完全靠得住。

 

　　这种信任在马达加斯加的比赛中变得至关重要。在赛程将近结束的一段路程里，我们的任务是40个小时不间断地徒步穿越一片叫做“麦肯森林”的沙漠(所谓的“森林”完全是用词不当，它夸张地指一大片浓密的多刺灌木丛)。领先的队只比我们快几个小时，我们相信这一段必不可少的跋涉一定能把我们推向胜利。当时白天的温度竟然可怕地高达华氏135度———温度实在太高了，以至于法国记者在发回国内的新闻报道中把它降低了10度，免得没有人会相信他们。那一段长途跋涉在夜晚的时候会比较凉爽，满月盈照，美丽迷人。我们精疲力尽地跋涉着；在经过一片稀疏的森林时，我们虽然举步惟艰，却依然步履沉稳。

 

　　午夜刚过，我们突然被至少30个矮小的人包围了起来。法国人曾经告诉过我们，麦肯森林里居住着一个神话般的部落，部落里的人个子都很矮小，但我们只把它看作是当地的传说，就如同英国乡村传说的小仙女一样。

 

　　但是这群男人却是实实在在的，他们站在距离我们两英尺的地方，把我们完全包围了起来。他们脸上严厉的神情表明了他们的敌意，这种敌意的效果丝毫不亚于他们手里正对着我们五人的长矛。他们一言不发，身穿亮色的红衣服，长及膝盖，束着腰，让我想到了中非的马萨伊勇士9。空壳般的月亮、红色的束腰衫、长矛、小矮人还有我深入骨髓的疲惫，所有这一切结合起来，使那一时刻如同梦幻一般，简直难以用语言来形容。要不是我听到里克和帕特在讨论如何保护我们几人，我一定会认为自己出现了幻觉。“我来把信号弹的保险拉开吧，”里克说。他指的是竞赛组织者给我们讲过的在紧急情况下发射照明弹的办法。按照比赛规定我们不能携带任何形式的武器，只有紧急关头才可以使用照明弹。

 

　　“好的，我也来，”帕特说，“我对付左边的几个。”

 

　　我的海-空-陆队友们习惯于进入备战状态，我很清楚他们正尽力想摆脱险境。但是在这场决战中我们实在寡不敌众，我们和对方的比例是1对6，即使帕特和里克再加上布鲁斯能够干掉他们中的几个，剩下的那一大群愤怒的小矮人也会把我们全都给杀死。很显然，一定得想别的办法。

 

　　我盯着站在我面前那个人手里握着的矛，然后慢慢地——大约以每秒钟一英寸的速度——我开始朝着矛尖伸出右手。那位勇士能看到我的动作，但并没有打算制止我，他只是在看着，也许他觉得我是个傻瓜。

 

　　很快，其他小矮人也开始注意我的手朝着锋利的矛靠过去的动作。我无路可退，所有的眼睛都盯住了我，包括我的队友，他们到底在想些什么？伯耐特在搞什么鬼?他是不是想找死？

 

　　我伸出食指好像要指什么。勇士的肌肉绷紧了，他紧紧握住矛。我把手指轻轻压在矛尖上，好像要测试它的锋利程度——乖乖，它锋利极了。

 

　　我已经别无选择了，要么我的计策奏效，让我们躲过死劫，要么我就像是个彻头彻尾的白痴一样被他刺死在这里。

 

　　我很快收回指头，喜剧般地嚎哭了起来，似乎受了伤疼痛之极。然后我像中了子弹似的倒在地上，滚来滚去，不停地发出痛苦的尖叫。我觉得自己看上去像正在表演一幕夸张喜剧片段的史蒂夫·马丁。我的逻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估计对他们来说我们显得很怪异，正如我们对他们的感觉一样。我希望能让他们看出我们不构成威胁，这样紧张局面才可能化解。

 

　　有一段时间，漆黑的沙漠里只回荡着我一个人的哀号声，接着有个小矮人笑了出来，接下来又有一个，再有一个。很快，所有的小矮人爆发出了喧闹成一片的笑声，大概他们一生中从来没有见过我这样的傻瓜。矛放了下来，我的队友们长舒了一口气。最后，我们通过打手语和在泥地上画图，向他们解释我们想要找一个湖。他们领会了意思，然后示意我们跟着他们，接下来的三个小时我们与新朋友们一起在马达加斯加的夜色中游游荡荡直到天亮。他们把我们带到了麦肯森林的边缘，旁边就是我们要找的湖。最后他们对着我们莞尔一笑，便消失在了身后的丛林中，一去不返。

 

　　即使形势严峻也要保持冷静，当然并非所有时刻都必须这么做。但是，这么做是最好的，我就是一个活证据。

 

　　注释：

 

　　8、迈达斯或译米达斯，弗里吉亚(小亚细亚中部古国)国王，贪恋财富，能点物成金。

 

　　9、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游牧狩猎民族。

 

 

决不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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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克、帕特、苏珊、布鲁斯还有我，我们五个人在马达加斯加的比赛中排名第九。我们是正式完成了整场比赛的第一支美国队，能取得第九名的成绩相当令人钦佩。徒步穿越沙漠后，我们到达了莫桑比克海峡，在安达瓦杜阿卡的渔村里我们只睡了短短两小时，便又开始了整整两天的水上之旅，我们划着爱斯基摩筏子一直到终点线。在划桨时我们会恍恍惚惚

地产生幻觉，换桨中途甚至会睡着，我们实在太累了。

 

　　比赛中我收起了自己微观管理的那一套，把整支队伍的领导权交给了里克和霍尔曼。他们干得非常棒。比赛结束后我冲了一个热水澡，美美地睡了一觉，在这之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并不是对我们没有赢得冠军感到失望，而是想弄明白，有哪些地方我们做错了——怎样才能做得更好。我们的队伍这次表现得很杰出，没有理由认为我们就不可能赢得1994年的“高卢袭击”。1994年的“高卢袭击”计划在婆罗洲10的热带丛林里展开。在比赛的颁奖仪式上，杰勒德·福斯勒——“高卢袭击”的组织者，我曾经雇他担任开发《挑战大自然》的顾问——告诉聚在一起的参赛者说，“我们的‘美国之尊队’相当有竞争力，明年可一定要对他们多提防着点！”

 

　　我们努力做到了以第九名的成绩赛完了全程，成为了从头到尾完成比赛的第一支美国队，我们由此创造了一项历史记录。同样，我也努力说服了洛杉矶的KCAL第九频道出钱派他们的现场体育记者马克·斯坦内斯到马达加斯加，制作一期一小时的特别节目来展现我们的英勇行为。这是我第二次冒险筹划电视交易，这一次显然比阿曼那次要好得多。我还说服了“高卢袭击”的组织者向我免费提供由他们10支摄制组在马达加斯加比赛中拍摄的所有镜头的拷贝，条件是我能在美国电视台宣传“高卢袭击”，好让它能为大众所知。换个说法，这笔交易事实上就是由我说服KCAL接受“高卢袭击”自己的摄制班子拍摄的脚本，让马克·斯坦内斯做剪辑，然后KCAL出钱制作一档一小时的特别节目。“高卢袭击”很高兴节目能在美国播出，KCAL也很高兴这样就能做成一小时的节目，如果完全由他们自己拍摄，花费不会少于100万美元。

 

　　整笔交易最精彩的地方在于，这期节目KCAL只能播出一次，然后它就成了可供我自由支配的私有财产。我同时安排了与运动新闻频道的交易，他们会播放KCAL做的这期节目。实质上他们要求免费播放，但作为交换，播放这期节目时他们会向我提供插播广告时间的30%。我再把分给我的广告时间卖给“美国之尊队“的赞助商。回头审视一下，这是一个相当大胆的方案，但它成功了。运动新闻频道播出的这期节目获得了很高的收视率。我开始明确地知道，在筹划与国家级电视台的交易时，怎样才能做到大胆和富有创造力。我明白，这些新的技巧日后会非常有用。

 

　　自从这次在马达加斯加的早期冒险之后，马克·斯坦内斯转型去做了《今晚娱乐》的主持人，并由此在全国声名大噪，我们成为了很好的朋友。他经常笑我竟然能让KCAL、“高卢袭击”和运动新闻频道答应做这么一笔疯狂的交易，直到现在他仍然觉得难以置信。

 

　　在这之后，我把马达加斯加比赛的成功和自己与电视台所做的交易封存在了记忆里，决定再次参加1994年的“高卢袭击”冒险赛，这样我就能争取夺冠了。可是一切都大错特错！我应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现在参赛“高卢袭击”已经不再具有过去两年里所具有的意义，我生命的那一章应该被翻过去了。现在我应该做的是把自己的精力从每年花六个月时间参加训练和比赛转移到努力将自己“挑战大自然”的梦想变成现实。我做了调查研究，熬过了真实比赛中的艰难困苦，感受到了身处后方的“高卢袭击”的组织者们竭力想跟50支参赛队伍——这些队伍分散在超过几百英里的茫茫荒野中——保持联系时噩梦般的担惊受怕。我景仰这些组织者所做的艰苦努力，但也知道自己应该大力改善他们的工作方法。美国参赛者希望整个组织过程完美无缺。同样，任何为我提供资金赞助的电视公司也希望能得到真正美国水准的制作。我计划制作一个高效率的《挑战大自然》，在比赛整个过程中派驻比“高卢袭击”多两倍的摄制组。我的直觉意识到《挑战大自然》的前途要依靠电视，我打算制作出充满活力的电视节目，来表现参赛选手对神圣目标的追寻。我想让《挑战大自然》更壮丽，更神奇，更具效果——成为现实生活中的戴维·里恩11式电影。通过比赛，我知道了自己需要学习什么，我应该继续向前。但我却作出了愚蠢的决定，一边在婆罗洲参加冒险比赛，一边同时制作第一期《挑战大自然》。

 

　　我陷身在筹集资金，寻找比赛地点，说服队伍参加“挑战大自然”这些事情里。我很恼火人们总不停地把它跟“夏威夷硬汉竞赛”相比较。事实上，“挑战大自然”要棒得多。我在《三项全能运动员》杂志上登了一则长达两页的广告作为回答，广告里写道“我们的小比赛觉得‘硬汉’更是小菜一碟。”如此狂妄的态度使我很容易成为了耐力比赛领域的攻击目标。有些人质疑我是否真有实力敢说这样的豪言壮语，尤其是我以前从来没有参加过“硬汉竞赛”。我的回答一直是，我曾经参加了两届“高卢袭击”，尽管我知道这个理由还没有充分到能使这些最激烈的批评家闭嘴。我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想在“高卢袭击”中取胜，我想以此来证明我具备这样的能力。甚至连参加“硬汉”的参赛选手都很不情愿地承认，“高卢袭击”是目前世界上最严酷的冒险赛，既然如此，能赢得它就意味着永远不会再有人质疑我的能力了。

 

　　问题是一天24小时，一星期7天，我全都沉浸在开发《挑战大自然》的准备工作中，起居、吃饭、睡觉的时候都不放下这件事，我没有很好地参加训练来备战“高卢袭击”。当我到达婆罗洲为赢得比赛而进行我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尝试时，我的心还留在加利福尼亚为《挑战大自然》作准备。更让人气馁的是，这次的赛场是有史以来最艰险的，如果“美国之尊”想要取胜，它一定要作出最大程度的努力。

 

　　我们从洛杉矶飞到婆罗洲北部沿岸的一个旅游小镇古晋。像往常一样，我安排了由赞助商支付全队的机票并提供所有设备和食物。筹集资金、安排后勤、拼命训练、再加上奋力开发《挑战大自然》，仅仅这一系列的事情就已经足以让我在抵达古晋的时候身心疲惫了，我现在需要的是一个假期而不是一场耐力赛。

 

　　从古晋到比赛的出发地要经过长达十七个小时的漫漫旅程，途中需要乘坐螺旋桨式直升飞机、快艇(一种造型优美的封闭式客船，外表酷似不带机翼的DC-10型飞机)、四轮驱动吉普车，还需要徒步穿越十英里的热带雨林。“高卢袭击”的队伍包括运动员、记者和援助人员，总共加起来有500多人，我们排成一列纵队浩浩荡荡向前推进。

 

　　行程一开始我们就遭遇了暴雨，雨水像是从消防水龙头里喷射出来似的从天空倾泻而下，我浑身上下每一寸地方都湿透了。我的登山靴里灌满了水，走路的时候不停地往外溢。路面是芥末黄的泥浆，滑得像冰一样。往山上爬意味着你不得不弯着身子手脚并用，树根和树干权且充当了攀山的阶梯。下山时就更糟了，我相信跟真正的走路比起来，我更多地是躺在地上往山下滑。倾盆大雨和涂满泥浆的衣服愈发动摇了我的决心，我开始惧怕这场将于明天凌晨开始的近在咫尺的比赛。

 

　　幸运的是，我们到达目的地巴克拉兰的时候正好雨过天晴。村子很小，只有一条简便的飞机跑道、一所学校和零零星星分散开来的农舍。我们进村的时候，当地的孩子对着我们唱起了歌，他们天使般的声音和洗得干干净净的小脸，与我们这些脏湿疲惫的参赛选手们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我和我的队友把设备堆在了一间教室的硬木地板上。这里很简陋，但总算有一方屋檐可供栖身，这已经让人感到欣慰，因为到了半夜还会有季风降临。一支澳大利亚队和我们同居一室，在我们两队之间有一种紧张的较量情绪，它的程度之强几乎让我们窒息。

 

　　我需要走出去一个人呆一会儿，理清一下自己的思绪。我一边散步，一边努力想搞清楚，我为何让自己在精神上如此远离我将要从事的宏伟事业。尽管我曾两次参加了“高卢袭击”，但显然第三次也不会更容易。一旦出现任何情况，比如我中途分心的话，都会使比赛变得艰苦很多。我知道，“高卢袭击”意味着日日夜夜都要遭受巨大的磨难，我们会没完没了地面对自己的恐惧。当我们徒步穿越密布着蚂蝗、野猪、眼镜蛇和网纹食人巨蟒的阴森恐怖的热带丛林时，这种恐惧是真真切切的。我不知道该如何欺骗自己，让自己相信能够完成比赛，更不要说能够获胜了。但我确实做到了让自己相信这一点。

 

　　可是，甚至当我尽力想唤起自己对队友和比赛的激情之时，我的思绪却飘回了我的办公室和千千万万个要打的电话上面，如果要想让《挑战大自然》成为现实，这些电话是必须得打的。走路的时候，我一次又一次停下脚步向其他队讲述这项激动人心的全新的美国赛事——《挑战大自然》。它将在1995年4月，也就是这次“高卢袭击”以后仅仅六个月举行，首席赞助是高科技体育运动公司，它一直在赞助“美国之尊队”。

 

　　直到比赛枪响的那一刻，我还在恳请其他的队来参加我的《挑战大自然》。我孤身一人肩负着重任，浮现在我眼前的宏大画面是：在我的整个大棋局中，“高卢袭击”只是一颗小小的走卒，但《挑战大自然》却是我通往辉煌的垫脚石。这幅画面为我的行为提供了理由。我无法因为这个观点而责备自己，但我也找不出队友们对此表现出的不满又有什么错。很明显，在婆罗洲的时候我只是马克?伯耐特，而不是“美国之尊队”。

 

　　当我们终于上路以后，不满渐渐被乐观的情绪所替代。我们整个队都希望能获胜，我也终于把《挑战大自然》放到了一边。我们动作很快地从一块空地步行进入了热带丛林，40磅重的背包压在我背上，让我觉得很不舒坦。赤道上所特有的灼目骄阳从树林的枝叶间渗了下来，变得柔和黯淡，甚至几乎完全被绿色的林海所吞噬。我的三位海军海-空-陆的队友里克·霍尔曼、帕特·哈伍德和布鲁斯·施利曼在带领着我们前进。然后——我不知道事情发生时的准确时间，但我记得当时自己在想“高卢袭击”比赛中出现这样的事情实在为时过早——我们迷路了。“1994高卢袭击”仅仅开场了十分钟，我们本来应该找一条上山的小道，但是现在却完完全全、彻彻底底地迷了路，在一堵堵厚厚的林墙中毫无头绪地撞来撞去。在丛林中迷了路的困惑令我们惊慌失措。没有可以用来辨别方向的地标，地图基本上派不上用场。再往前走就必须得用大砍刀劈出一条路来——在赤日炎炎的热带做这样一件让人手臂发麻的事情，会很快把你弄得筋疲力尽。

 

　　暮色降临的时候，我们彻底绝望了，在几乎20个小时里，我们没有看到过其他的队。我们承受着要在原始森林中走整整一个晚上的恐惧，永远不敢确定那些被我们的头灯所映照出来的红红的眼睛是不是会突然扑向我们。那段时间我们一直没有看到别的队或听到他们的声音。到了比赛的第二天中午，我们终于走进了一个巢居于一片空地上的小村庄，当时的狂喜简直无法用言语表达。

 

　　然后我们举目四望，所有的东西看上去都是那么熟悉，房屋、飞机跑道、学校……我们竟然返回到了巴克拉兰！！！

 

　　我们原地绕了一个大圈子。“高卢袭击”已经领先了我们整整二十四小时。我为什么要浪费时间来这里呢？

 

　　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做的聪明事是回顾一下目前我对“高卢袭击”的所有了解——24个小时里落下的路可以赶上；我们的队员身体强壮，可以一直不停地往前走直到把浪费的时间补回来；事情只会朝好的方向发展等等。但我只顾着想不利的地方：我们不可战胜的海军海-空-陆队员竟然带着我们迷了路；赞助我们的高科技体育运动公司可能会以我们的失败作为借口而收回对《挑战大自然》的投资承诺；最终，我会成为整个户外活动行业的笑柄。

 

　　就在这个时候，一架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直升飞机从天而降，落到了那条小小的长满草的跑道上。我身体的每一根纤维都想跳上飞机飞回美国去忙我的《挑战大自然》。我会马上开始“损失控制”(缩减损失或把损失控制在最小量的努力)，我能够幸运地做到把这一切转变为某种胜利。

 

　　但是我没有这么做。“美国之尊队”可以拿不到第一，但我们一定要完成比赛。我们非常迷惘，不知道何去何从。对我来说，当《挑战大自然》的制片人简直是场噩梦，对我的海-空-陆队友来说，他们很有可能会面临在特种兵部队中遭人耻笑的可怕命运。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该怎样才能走出巴克拉兰。我接手了这个风雨飘摇的局面并且开了一个小组讨论会。我们一致同意花钱雇一位当地向导帮我们找出那条隐秘难寻的小道在哪里。我们在破坏“高卢袭击”的规矩，但我不介意这么做，不断向前取得进步才是至关重要的。与此同时，由于压力骤增，我们开始争吵不休。布鲁斯两天后因为膝盖扭伤而退出了比赛，他的膝盖肿得象柚子那么大。现在我们不仅仍然呆在最后一名的位置上争争吵吵，而且已经正式算是不合格了。我非常沮丧，事情简直糟得不能再糟。

 

　　两天后，在第五和第六个检查站之间某个地方的一片竹林里，我也在下决心退出比赛回家去。

 

　　我现在觉得途中放弃是所有行为中最懦弱的一种。美国公民会原谅你经深思熟虑的许多行为，但他们决不会原谅你的放弃，因为它是懦弱的象征。那些中途放弃的人缺乏骨气和信念，尤其当在团队里的时候，他们不仅辜负了自己，也辜负了所有信任他们的队友。我不会轻易这么做的。

 

　　我没有当时就退出比赛，因为我不希望这是一时的冲动之举。在经过彻底深思熟虑之后，我一直跟着队友们徒步穿越赛程中地狱般严酷的热带丛林赛段，然后开始进入在库班河上进行的“快乐”河漂流赛段。我拿着一块肥皂漫步走下河洗了个澡，然后决定就在这个时候退出比赛。我回去后把决定告诉了队友们，对他们说“我没有必要见到棺材以后再掉眼泪”，这么说是为了提醒他们我已经两次完成了比赛，没有必要再通过第三次“高卢袭击”来证明任何东西。他们努力想劝我回头，但我决心已定。我要退出，我要成为那些愿意轻轻松松抽身而退的人们中的一员。在心里我为自己的行为找了无数条理由，但归根结底我依然是个逃兵。1994年的婆罗洲实在不是我生命中的风光时刻。

 

　　但是我很愿意事情这么发生。

 

　　成功之路既不笔直也不平坦，各种各样的曲折蜿蜒、沟沟坎坎会使旅途变得令人灰心丧气，但正因为这些，你最终到达的终点才会显得充满价值和回报。诚实地讲，我没有理由在婆罗洲获胜。我的意思是，我一直同时既在工作又在筹集赞助，又在为一场新比赛做准备，几件事搅在一起，我参加的训练简直少得不能再少。我默默地几乎飞遍全世界，在感情上与队友们无法靠近，然后我亲眼目睹着自己赢得“高卢袭击”的梦想一步步破灭，先是让人发疯的24个小时在热带丛林里兜圈子，接下来是在最后一名的位置上徘徊不前，然后便是彻底不合格被淘汰出局。如果我没有放弃，我可能会开始把自己视作超人什么的，我可能会开始觉得自己有能力把生活中一切乱七八糟的事都处理好，而做这一切只是为了说一句，我成功了。

 

　　这次的中途放弃是唤醒我起床的电话铃声。从中我领会到了三条极具价值的教训，它们推动着我的事业走向另一个高度。

 

　　注意力

 

　　你有可能同时做无数件工作并且最终能够全部完成，但要想熟练内行地去做某件事情则艰难得多。我不适宜在婆罗洲参加比赛，我的注意力应该放在为制作《挑战大自然》做准备上面，《挑战大自然》是我的未来和至爱，我在它上面投入了很多的感情。我想要赢得“高卢袭击”，但我更需要为《挑战大自然》奋力工作。现在当我不得不同时做许多项工作时，我就会想起婆罗洲，我会强迫自己艰难地作出选择：我想要做什么和我需要做什么。决定一旦作出，我就会立即向前迈步，把所有的精力和注意力都投入到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上去。

 

　　锲而不舍

 

　　放弃很容易。在婆罗洲时放弃几乎是一种解脱，我可以睡觉，吃顿热饭，冲个热水澡——而作为一个参赛选手，所有这些我都无法做到。但是那种解脱是暂时的，在你中途放弃后的几个小时之内，你就会觉得舒适不再那么诱人了。我错失了把自己的智力、体力和情感推向极致时所应该受到的磨难，我开始问自己，如果我再走得远一点点会怎么样？如果我终于完成了又会怎么样？最终的结果是，因为中途放弃和为自己找借口，我感受到了更大的痛苦，这种痛苦大过了我忍受下来这一切，然后作为失败队的一员踏过终点线时所受的痛苦。

 

　　坚持不懈会遭受痛苦，但也同样会带来欢乐。婆罗洲教会了我要做到坚持不懈，在事情变得艰难的时候继续向前。生命中充满了挣扎，如果我每次都打算放弃的话，势必会造成我每天都会放弃一点点。因此，我没有期望生活变得容易，也没有在它变得严酷时灰心丧气，我期望生活对我来说就是挑战。

 

　　谦虚

 

　　当我站在库班河里，考虑着该怎样告诉队友我打算退出比赛的时候，正好有一个电视台的摄制组也在那里。探险比赛是一个不存在羞怯和谦恭的世界，所以我想都没想就脱掉了裤子继续洗澡，即使当时摄像机被打开，而且采访记者开始冲着我抛出问题。裤子被我褪到了脚踝，我发现自己正在解释为什么退出比赛。我的话出自肺腑，除了边说话边在清洗私处外，我说话的那一段镜头任何一个优秀的制片人都会采用。我接受采访的那一时刻具有象征意义——它确实把我的内心袒露无疑——现在回想起来似乎相当切中要害。

 

　　现在我仍对当时所发生的事情骇然不已。在正常的情况下我绝不会随便裸露哪怕一点点身体来接受摄像采访。但在当时，可能产生的羞辱与中途放弃的感受比起来显得太微不足道了。

 

　　这最有力地证明了放弃是如何使自我感到被贬低——客观现实已不复存在，它已经由欣然接受耻辱而不是接受成功的愿望所替代。那段录相没有把我的赤身裸体全部放进比赛镜头里，但毫无疑问它曾经闪现在摄像监视器的屏幕上，某位编辑(或一队编辑)当时一定在决定要不要通过卫星把它发射回美国。至少也一定有几个人看过这些被剪掉的镜头，但我不介意。虚荣心驱使着我在完全不适合的情况下来参加“高卢袭击”竞赛，我对自己和自己的队曾大加吹嘘，而我很容易就忘掉了自己说过的那些话。我理所应当在我褪下裤子的时候被摄像机拍进去。

 

　　从退出比赛的那一天起，我再也不会总是拼命作出一幅孤傲清高的样子来，我再也不会表现得好像自己比别人强，而且我再也不会显得好像自己什么都能做到。不管从什么角度来说，这三点都是没有安全感的标志。我尽量藏起了我的骄傲，任何时候都尽可能做到有礼貌。人们对谦恭的人比对傲慢的人反应更好，也更积极。

 

　　过去的已经过去：但是当我乘飞机从婆罗洲回家的时候，我依然无法肯定自己的退出是否会给《挑战大自然》带来负面影响。回家的路上我大多数时间都在反复考虑这个问题，努力要想出聪明的办法来向赞助商和媒体解释我的行为，这时候，我的直觉告诉我不要这么做。正如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12曾经说的：“永远不要抱怨和解释。”我决定把过去的事彻底抛在脑后，我需要不断前进，永远前进。是的，我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我知道冒险圈子里的许多人会因为我中途放弃而在背后轻视我，但我不能让少数一群人破坏我创办《挑战大自然》的梦想。我必需承受自尊心所受的伤害，承受没有完成任务的失望和反对我的那些人所说的刻薄恶毒的话。所有这些虽然伤人，但却很难致命。如果我让它们妨碍了《挑战大自然》的话，那应该是我而不是其他任何人的过失。

 

　　我想起了以前在什么地方听到的一句话：即使一切都已失败，未来却依然存在。所以我的飞机在洛杉矶降落之前，我已经把婆罗洲放到了一边。那件事已经结束，我应该立刻开始投入《挑战大自然》的工作。

 

　　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试图放弃任何事情。现在，人们会用诸如“迫切”和“固执”这样的词来描绘我的性格，他们是对的，我一直都是这样。但是1994年的婆罗洲却给予了我的这种个性一个更加本质的依据。

 

　　在婆罗洲的失败我来说是一件暗藏的幸事。我从这次失败中获得了力量来使《挑战大自然》变为现实，从中途退出比赛这一破坏性的行为中得到了激励，更加坚持不懈，因为只有这样我才不会再次去体会中途放弃那种可怕的感觉。我想如果不是那些挫折，我就不会达到今天这一步。记住：如果你不曾经受失败，你就不会充分把握住机会。巴伯·鲁思13在拿到奖牌之前百分之七十的时间都在经受失败。在你因为本垒打而记住他的时候，你也应该知道他同样是棒球场的常败将军，但这从不妨碍他挥棒防卫。

 

　　当失败向你袭来的时候，深深地吸口气，估计一下问题出在了哪里，然后再次前进，永远向前。

 

　　注释：

 

　　10、婆罗洲，位于马来群岛，太平洋西部的一座岛屿，在菲律宾的西南面，苏禄和爪哇海之间。是世界第三大岛，文莱王国在其西北海岸；岛的其他部分被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分占。

 

　　11、戴维·里恩，生于1908年，英国电影制片人，他的作品包括《桂河大桥》(1957年)和《阿拉伯的劳伦斯》(1962年)，两片均获得学院奖。

 

　　12、本杰明·迪斯雷利(1804-1881)，英国政治家，曾任首相(1868年和1874-1880年)，为扩大英帝国的权力和范围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13、巴伯·鲁思，美国著名棒球运动员。

 

明智选择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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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适的伙伴是成就一项伟大任务的标志。经过明智选择找到的合作伙伴，无论你需要去完成怎样的目标他们都会给你支持，不管这个目标多么吓人，或看起来如何难以企及。然而伙伴选择不当，就会让最简单的追求也变得艰难起来，并且会使队伍最终变成一盘散沙。当我把“高卢袭击”抛在身后，集中精力要让《挑战大自然》成为地球上最伟大的冒险比赛

时，我知道这个任务艰巨之极，正是那些加入到我的事业中来的人们，分担了我的非同寻常的梦想，并且承诺把它变成现实，不管它看来显得多么怪异。

 

　　2001年5月，我乘坐一架小飞机在肯尼亚横穿赤道，我想通过这条路径核查一下《幸存者3》新的秘密外景地，这时候我朝右看到了雄伟庄严的肯尼亚山，它让我想起了一个关于伙伴的故事。曾经有一个叫费利斯·本努兹的意大利人在1924年作为战俘被囚禁在肯尼亚中部的高地上。每天他都会透过监狱围墙上带刺钩的铁丝网，出神地凝视着高原上的制高点——17058英尺高的肯尼亚山白雪皑皑的峰顶。在本努兹的心目中，这座山是一个带着神话色彩的地方，是自由、梦想以及个人胜利的象征。日复一日，这座山改变了本努兹，他开始产生了一些狂野而古怪的梦想，希望自己能够屹立于高山之巅，不是在战争结束以后，而是尽可能快地站在那里。他不是一个登山队员，身体也不特别强壮，事实上，监狱里的伙食已经让本努兹虚弱到了营养不良的程度。但是不管存在多少艰难险阻，本努兹仍然想攀登那座山。

 

　　他给自己订立了目标：从POW 354监狱逃走，徒步走到肯尼亚山山脚下，再攀向山顶，然后返回POW监狱投降，而不是向北走到葡属东非(现索马里)，再尝试回到意大利。他非常清楚自己这么做会被击毙，至少也会因为逃跑而被毒打。这个想法很荒诞，但本努兹毫不介意。“你有没有听说过这么疯狂的事？”他后来这样写道，指的是其他犯人在谈及他的梦想时所说过的话，“竟然拿胸口上挨一颗子弹的事来冒险，就是因为觉得在山上被冻死或是被野兽咬伤是件好玩的事。”

 

　　本努兹一定是一位极具性格魅力的人，他浑身上下充满了对梦想的激情以至于其他人也渐渐跟他有了相同的愿望。当本努兹开始计划他的漫漫征程时，有两个POW监狱的狱友自告奋勇加入这一行动，不管要冒多么大的风险。

 

　　本努兹和他的狱友们期望从登山中得到什么呢？这样做不会出名，也得不到财富，当然他们也绝不是为了最基本的登山乐趣。大多数人会觉得这种追求很愚蠢。本努兹渴望得到的是从山顶往下看的视野——他永远无法忘记的视野，即使卫兵用棒子猛揍他，把他单独监禁起来也在所不惜。有些人可能会觉得不值得为了这种无形之物去冒险，但是本努兹知道，即使被幽禁于囚室，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仍会让心灵充满伟大的宁静。

 

　　本努兹和两个助手开始制定计划。他们没有登山经验，没有地图，没有适当的装备和衣物。他们从食堂偷来空罐头听，把它们改装成简陋的铁钉鞋底，把金属的帐篷钉磨尖后绑在扫帚柄上充当冰斧。狱友们贡献出了备用的衣物让他们缝在一起做成简陋的御寒衣物。

 

　　本努兹和两个伙伴逃出监狱后，徒步跋涉了九天才到达肯尼亚山的山脚。在正常情况下三天就应该到达，但是他们身体虚弱，又没有地图，所以速度非常缓慢。

 

　　他们三个人组成小队共同协作，一起选择最佳路线，然后穿过岩石和险崖到达了通向山顶的积雪地段。他们整整爬了三天，后来因为身体虚弱，缺乏专业技能，再加上一个伙伴生病，而被迫撤回。本努兹没有因此而胆怯，他把注意力转向了肯尼亚山另一座16000英尺高的勒南纳峰。本努兹和两个助手开始再次往上攀登。上回生病的狱友这次又病倒了，但本努兹拒绝再一次返回。他为那位生病的伙伴支起了个小棚子，向他许诺下山的时候再回到这里。

 

　　一天以后，本努兹终于站在了勒南纳的峰顶之上。我喜欢想象他在这个时候极目远眺找到了山下很远处那座监狱时的感受，他一定感觉到了一种庄严的神奇——他的梦想竟然带着他走了如此之远。没有伙伴们的帮助他永远无法站在那里。

 

　　本努兹和伙伴们开始下山。这三个晒得黝黑、肮脏不堪、饥肠辘辘而又得意洋洋的人开始返回监狱。他们把装备扔在了身后，他们想轻装前进。到达监狱前的四天里他们断了粮，但是他们继续往回走——即将要面对的不是胜利、名誉和迎接凯旋英雄的欢呼，而是挨打和监禁。确实如此，当他们最终到达监狱后，震惊万状的追捕者打开大门放他们进去，然后因为越狱的罪责对他们大打出手。

 

　　伤口终会愈合，荣耀却无法磨灭。本努兹和登山队友们一直沉浸在关于他们所作所为的浪漫传说中，他们周身充溢着这种浪漫度过了剩下的监禁生涯。“你所成就的梦想会留在你的记忆中，”本努兹在几年后写道，“那是一种永远不会褪色的快乐。在以后的一些年里它会永远鼓舞着你。”

 

　　《挑战大自然》就是我的肯尼亚山，我在拿我所拥有的一切作为赌注来攀登它。我把信用卡销售生意中赚到的每一分钱都投到了《挑战大自然》上，我甚至抵押了房子。我在银行里现在只有不到13000美元——还要抚养孩子。如果减少家里的开销，这点钱也只够过上几个月，我需要的时间可远不止这些。

 

　　我去向伯特咨询对筹措资金的建议，他告诉我再坚持一年。如果到那时我入不敷出，他会在我的钱用完之前帮我支付款项。他的提议给了我勇气和希望，我因为有了喘息之隙而大大松了一口气。但是我依然没有逃出困境。暂且不去管伯特的话，如果这次失败了，我就会在经济上破产。想到在海滩上卖T恤衫，我再次觉得这似乎是一条大大的退路。我发誓要做一切应该做的来养活我的家人，并且为《挑战大自然》付出我的所有。

 

　　这是我在1995年新年第一天时的心态。我紧张吗？是的。我害怕吗？是的！！

 

　　但是我兴奋吗？是的！！！

 

　　恐惧之外，直觉告诉我《挑战大自然》一定会是一个巨大的成功，我希望《挑战大自然》这个品牌在全世界声明显赫的梦想一定能成为现实。

 

　　我就是为梦想所驱动的本努兹，正在等待着品尝快乐。我需要合适的一班人马来帮助我实现这种快乐，我知道单单我一个人是无法到达山巅的。

 

 

 

啤酒和比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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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尔人有一句金玉良言来形容如何组建团队：“在选择道路之前先选择你的伙伴。”

 

　　这确实是句大实话。团队是脆弱的野兽。在理想状态下，每位队员所面对的都是同一个目标，不管这个目标是赢得一场比赛还是完成一项计划。在一群为了取得成就而努力奋斗

的人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无私和激情令人惊叹。积极的能量从他们辛劳的行为中散发出来，产生了水平之高令人惊讶的生产力。一个伟大的团队能够做到任何事情，没有界限可以束缚他们，用法国探险家皮埃尔·谢瓦里埃的话来说，团队就像一条绳索：“紧紧合在一起成为一个人，由最高质量的人类素质组成。”

 

　　但是该如何建立伟大的《挑战大自然》的管理队伍？到哪里去寻找那些愿意长时间工作，像堂吉诃德一样手持长矛与风车作战的生机勃勃的人？当无可躲避的挫折和失利开始袭来时，该如何激励他们？人的本性会导致团队溃散，无论这是出于自我、冷漠、懒惰还是许多其它在各不相同的人身上奔涌流动的日常情绪。

 

　　《挑战大自然》一旦成功，它会成为我理想中的事业，对我的雇员来说，则会成为他们理想中的工作。环游世界，在异域他乡进行冒险，并且一年里可以有三个月居住在那里。我现在需要的只是合乎要求的管理队伍。

 

　　这支管理队伍很快就凑成了，包括布赖恩·特克尔森，莉萨·亨尼西，阿曼达·哈勒尔，特里西娅·米德尔顿。他们具有几个共同点：都极为聪明，都不怕工作辛苦，都酷爱冒险。这一支核心队伍把《挑战大自然》打造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我的确相信形成一个伟大团队的必要条件可归结为一个词：人际关系。一群进行团队合作的智力平平的人，比一群只想着自己且禀赋各异的天才能够做成的事情要多得多。我从自己冒险比赛的经历中学到了这一点。我想不出比让一支队伍参加“挑战大自然”比赛更严峻的对人能量的考验方式了。队友们不得不在整整两星期中每时每刻都一起度过，所有行为都是公共的——吃饭、睡觉、拿生命冒险，甚至包括去洗澡间。强队会把各自的自我收藏进背包里，然后做一切应该做的事来帮助彼此，他们正是通过这些来表现出他们的团结一致。他们意识到，在任何长时间的努力过程中，虚弱和活力会互相转换——每个人，或迟或早，都需要帮助。

 

　　弱队的队员会讥笑他人的弱点，并且拒绝承认这同样存在于自己身上。这些弱队最终会貌合神离，发生口角，直至退出比赛。我注意到了有几个队自视颇高，他们甚至不会从错误中吸取教训，这注定了他们会一错再错。

 

　　在马达加斯加的“高卢袭击”中有一刻对我来说正体现了这种团队合作精神。自由落体式的空中跳伞拉开了比赛的帷幕，下一阶段是连续两天的艰苦的徒步跋涉，穿过一片叫“玛凯高地”的地区的。这片布满红色岩石的沙漠在地貌和气温条件上跟美国西南部非常相似。

 

　　在我们离开跳伞降落区，开始踏上漫漫征程穿越岩石密布的大沙漠的时候，滚滚的热浪正从这片土地上隐隐褪去。一种叫瘤牛的瘦骨嶙峋的长角小公牛无拘无束地四处游荡着。

 

　　我们把降落伞降落到了一片广阔的高原上，然后把它打起包，开始了我们的徒步跋涉。我的一个叫布鲁斯·施利曼的队友扮演起了先遣侦察兵的角色，他走在我们前面100米远的地方，察看着即将出现的各种危险，敏锐地注意着能让我们少走一两里路的隐蔽小道。布鲁斯偶尔会回来给我们点指示，然后再走回前面去。这是一件很费力的工作，需要付出大量额外的体力和脑力，但是布鲁斯为了全队的利益却很渴望做这件事。

 

　　走了八个小时之后我们达到了第三名，但是在这时候，我的疲惫被严重脱水这一更加严酷的现实所压倒，我开始觉得头晕目眩。我喝了一点点水，往肚子里填了些吃的，但却于事无补。很快我的步子慢了下来，背上30磅重的背包也不再觉得轻便；包的背带火辣辣地勒进我的肩膀，我敢发誓当时我背的一定是大铁块。我的步子继续慢了下去，我开始落在队友们后面。其他人感觉到了，但他们没有说什么，只是希望我能以某种方式重拾力气，然后跟上队伍继续往前走。当时还只是比赛的第一天，我相信我们很有竞争力，但我这位领队现在却到了这步田地，我已经落在队伍后面几百米，眼看就会倒下。

 

　　布鲁斯远远地走回到我身边，“把你的包给我。”他说。

 

　　“不，不用，我很好。”我对他说，我的骄傲使我不愿意接受帮助。

 

　　“这不是件大事，我只是帮你扛着它，直到你恢复体力。”

 

　　“我已经觉得好些了，谢谢你，但真的不用。”

 

　　“马克……听我说，也许很快什么时候你也会帮我做同样的事，那就让我背你的包吧。我们得在天黑他们收检之前赶到拴好的绳子那里，要不我们整个晚上就会绊在这里，我们领先的名次就没有了。这么做是为了全队好。”

 

　　他是对的。在裁判员们因为安全原因不得不封锁赛程中拴绳子的那一段之前，通过那里是至关重要的。我不再争了，从肩膀上卸下了定制的比赛用包，让布鲁斯扛着。刚开始我觉得很内疚，觉得自己简直失去了价值。但我心存感激，自己现在已经能够跟上队友们的步子，我的精力恢复了。我们抄小路节省了五分钟，把自己的名次牢牢固定在了前五名，而其他的队则被卡在绳子那里一直等到第二天早晨。然后，天空似乎突然裂开了一样，倾盆大雨代替了干燥灼人的100度高温，我们在滂沱大雨中爬着绳子，一个小时以后我有了力气重新拿回背包，也再次重拾起了自己的价值。

 

　　我很感激布鲁斯对当时情况的处理，他没有因为帮了我而大惊小怪，没有拿我开玩笑而伤害我，或者忙着强调他比我好。他在做我们的队伍所需要的事情，来促进我们达到自己的目标。我对他给予我的善意和关怀心存感激，希望能够回报他的恩惠。

 

　　从某种奇怪的意义上来说，布鲁斯的行为反而使我变得更坚强了。我意识到自己并不孤独，也没有必要替全队承担所有的责任。原本也许会浪费在为大家担忧或管理团队这些事情上的精力可以集中到比赛上去了。但是我所得到的最大教训是，永远不要让骄傲成为获取成功的绊脚石。现在，如果我需要帮助，我就会开口要求。拒绝这么做是愚蠢的，为什么要因为骄傲而失败呢？

 

　　我们在远处的一片高原上经历了赛程中相当艰苦的一段路，我们的队伍在那里迷失了方向。当时的天气酷热难耐，气温高达135度。就在这之后两天，布鲁斯爬下一面巨大的悬崖想要找到那条能给我们指明方向的小路，结果一无所获，他只好又爬了几百英尺重新上来。就在那个时候，侦察探路的极度劳累击垮了布鲁斯，他精疲力尽，头晕目眩，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这次轮到我来帮助他了。“我帮你背包。”我对他说。

 

　　布鲁斯想都没想就把背包递给了我。就是因为这样，“美国之尊队”才能做到继续向前跋涉而毫不间断，否则的话我们就得多花时间休息等着布鲁斯恢复体力(或者更糟的是，他会倒下，然后被飞机运离赛场)。那一天，我从布鲁斯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当我纠集人马来创办《挑战大自然》时，我希望比赛中的那种无私能够成为我们的特征。我需要找到一个能够测量出人的品格的晴雨表；这样我就可以确定哪些人在漫漫征途中能够勤勉努力，而哪些人只是冲着薪水而来，或只是过来填写了一下简历。

 

　　我回忆起了我和“美国之尊队”的其他队员一起参加训练的日子。在训练期间我对队友了解最深入的时候——这种时候我往往能够预测出他们日后在比赛中的表现——是在布鲁斯和里克家里我们无拘无束聚在一起喝啤酒、吃比萨的小聚会上。我们很放松地吃着可口的食物，喝着冰啤酒，啤酒的作用使我们无话不说，各自的真实思想毕露无遗。在这个时候，我能看出哪些人很无私，能够关心体贴别人；哪些人野心勃勃，骄傲自大；哪些人过于自负，言行粗鲁。我也相应地计划着跟哪个人应该处成什么样的关系。就是通过这些非正式的聚会，我们学会了彼此相处，也增加了对各自的了解。我也由此知道了自己和他人的种种不足。

 

　　正因为如此，我根据摩尔人的谚语想出了一句告诫自己的话，这句智慧之言直到今天我依然尊奉不违：在选择了伙伴，选择了道路之后，我应该继续跟共事伙伴建立起牢靠的友谊。《挑战大自然》的管理队伍依然前路漫漫，我需要看到他们的真实性情。同样，为了让我们的队伍卓有成效，我应该让别人意识到我的强项和弱点，这同样至关重要。我通常会刻意让自己与下属们多交往，在外景拍摄地的时候更是如此。

 

　　刚开始，我以为队伍中的第一个成员应该是杰勒德·福斯勒，他是“高卢袭击”的创办者和制片人。因为探险赛规模巨大，难以把握，所以福斯勒在这方面的专业技能显得至关重要。举办一场探险赛跟进行一场军事进攻不无相似之处，都有人员、直升飞机、划艇和漂流筏子。通常还会有一个总部，再全套配上卫星交流中心、录相剪辑室、汽车队、野战医院和媒介中心。比赛途中还会在野外进行搜寻和援救、志愿者协调、装备运输……等等一系列事情。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因为东道主国家独特的自然和文化特征而使这些后勤事物显得像噩梦般可怕，而且这些噩梦状态各异。你可以想象得出，统筹整个冒险赛远不是件简单的事情，绝不像在地上划根线，喊一声“开始”，看着参赛选手匆匆奔向荒野，然后自己再赶往终点看他们最终出现这么简单。

 

　　我从来没有统筹过这么大的一件事务，所以我计划花钱来买杰勒德的野战经验和技术，这样我就可以依靠他来帮我解答自己在后勤和技术方面的大量复杂问题了。杰勒德的咨询费高达六位数，但他是唯一一个能够成功举办好几次这样的探险比赛的人，所以我很乐意花这个钱。

 

　　很快我得知了一个毁灭性的消息：杰勒德跟我们签署协议的时候已经跟“公众竞赛”公司有了合同关系，“公众竞赛”公司是“高卢袭击”的母公司。在跟我们签约前25天，他已经跟“公众竞赛”公司签约为他们提供类似的独家服务。事实上他们的和约明确规定，除“高卢袭击”之外，禁止他参与任何其他比赛。我上当了。不仅仅是因为没法讨回我的钱(这笔钱不够我飞到巴黎提起诉讼)，还因为杰勒德退出此事使我意识到了一个残酷的现实，那就是我现在必须得成为《挑战大自然》在技术和后勤事务上的幕后决策人了。这就像是一个橄榄球队的中后卫没有看过教练的比赛方法手册就被推去参加超级杯赛14一样。

 

　　问题在于，我不是后卫。我是枢纽前卫——组织指挥者。我的效力应该在于富有创造力，长于制作和统筹协调。但是，正如我以前所说过的那样，我会做需要的任何工作来让自己胜利达到目标。

 

　　我很害怕，因为我感觉到自己甚至连应该知道些什么都说不出来。杰勒德就像是一把保护伞，给予了我勇气。但我现在却孤单无助。

 

　　我深吸了一口气，觉得自己应该通过许许多多隐伏在前面的后勤上的难解之谜和技术上的路障，来找到前行的解决办法。我能够做到一边工作一边从中学到所有的东西。这不是件易事，但这条突兀生硬的学习曲线显然属于一种学习态势，可以让我投身于实践锻炼，迅速成长。

 

　　但我无法一个人做到这些，我需要一个聪明人来分享我的观点并且和我一起制定策略。我有眼力，但是没有受过正式训练。出于这种原因，我招募了布赖恩·特克尔森。他是来自纽约的投资银行家，曾经放弃了在华尔街的工作，远离家门来西部以冒险为生。我们一边吃比萨，喝啤酒，一边聊天。我发现他聪明而迫切，并且他确实看出了冒险市场有巨大的经济潜力可挖。他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他告诉我调查研究显示出家庭旅游冒险正蔚然成风，比如像在斯内克河15上进行激流划筏运动，在莫阿布郊外滑溜溜的布满红色岩石的小道上进行登山赛车，甚至连威基基海滩16这样的传统旅游点上的旅馆也开始供不应求。美国人热爱上了走出安适地带的生活方式。布赖恩帮助我确认了自己的直觉是对的。这种新趋势会是一生的转变，而不是短期的旅游。而且更有利的一点在于，我们属于第一批对这种趋势加以利用的人。

 

　　布赖恩成为了跟我一起攀登属于我们自己的肯尼亚山的伙伴，他有着中规中矩的分析能力，而我有着欲望、幻想和激情，我们互为补充、相得益彰。有他这个合作伙伴在身边，我就能够绘制出《挑战大自然》的远景蓝图，哪怕这代表的仅仅只是梦想而已。

 

　　布赖恩加盟后的第一个行动是分析一些数据，来检测新的“挑战大自然生活方式”公司的可行性，并为它做了一个五年计划。他基于几个不同的指标预测了我们可能会有多少入帐，这些指标也许能证明我预测美国人开始热爱上了冒险是对的。让我大松了一口气的是，我们是正确的。钞票在那里向我们招手，我们只需要去把它拿过来。

 

　　注释：

 

　　14、美国全国橄榄球联合会自1967年起每年举行一次的决赛。

 

　　15、美国西北部一条河流，发源于怀俄明州西北部，全长1,670公里(1,038英里)，流经爱达荷州南部，沿着俄勒冈州与爱达荷州及爱达荷州与华盛顿州间的边界，穿过华盛顿州东南部后流入哥伦比亚河。1805年由路易斯和克拉克探险队发现，这条河流上有许多壮观的深峡谷，并且是重要的水电来源。

 

　　16、夏威夷欧胡岛一个著名的海滩和度假区，位于檀香山东南。因其优越的冲浪条件而闻名。

 

了解队友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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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4年初，所有要经受的磨难开始初露端倪。从已经存在于我脑海里的富有创造力的想象中，我能够看出阻碍《挑战大自然》获得成功的三大障碍。不按照特别的次序，它们分别是：1、找到合适的地点。2、获得必要的许可。3、为《挑战大自然》筹集基金。

 

 

　　布赖恩和我首先开始对付最容易着手、最好解决的难题：地点。最理想的地点应该在阿拉斯加，面积广袤的阿拉斯加州正是以荒原旷野为特征的，在这一点上它胜于其它州。山脉、冰雪、令人毛骨悚然的狗熊、狂野奔腾的河流——简直完美之极。除了寒冷和不得不斥巨资把数吨的补给和重要人员船运到如此远的北部之外，简直没有更好的地方了。

 

　　然后布赖恩做了一些演算，告诉了我两件事：选择阿拉斯加会很昂贵；《挑战大自然》会成为东道主州一个巨大的旅游宣传工具。《挑战大自然》通过电视和印刷媒体所宣传的风景优美的画面会给数以百万计的人留下印象。它不仅仅是一场比赛，对有幸能成为东道主的州来说，它也是大规模的旅游宣传。考虑到远赴阿拉斯加的费用问题，再加上阿拉斯加的有关部门似乎不太愿意在财政上支持我们，所以我觉得在挥师北上之前再看看其它一些地方也不无道理。我们希望对此感兴趣的州能够通过某些许可和法律上的规定，来给予我们政府方面的支持，或者甚至能向我们提供一些财政鼓励，缓解我们较大的预算压力。我们给好几个州的旅游局以信函方式发去了详细的提议。

 

　　我知道我们想要在西部某个地方举办《挑战大自然》，不仅由于这里人口稀少，有充足的野外空间，而且，大名鼎鼎的“好莱坞西部片”使这个地区得以把冒险活动具体呈现给了全世界。地球上还有其他什么角落敢于宣称拥有自己的电影风格？

 

　　我除了早期跟阿拉斯加方面进行过商谈之外，目前还在跟蒙大拿州、怀俄明州和犹他州的官员进行谈判。每个州都可以向我提供数千英里崎岖不平的荒野、激流河水和引人注目的山脉。所有这些都是美国西部的象征，反映在观者心目中会觉得它们完全有资格来举办“世界上最严酷的比赛”。这些风景气势磅礴，壮丽雄伟，致使我们探寻比赛地点的工作更像是在初步领略美国的风姿，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工作。我完全可以选择它们中间任何一个来举办一场活力四溢的赛事。

 

　　但我最终选择了犹他州。

 

　　决定性的因素在于州长的参与。他允许我在最初的勘察中乘坐他的私人飞机飞遍整个州，亲眼看一看那些峡谷、河流和沙漠，它们太合适《挑战大自然》了。除此之外，他明确表示会优先考虑举办《挑战大自然》。这一出乎意料的诱惑性提议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让州长做自己的盟友至关重要，因为他的加盟会使获得许可的过程顺畅无阻。我们需要获得使用公共地域的权利，这样我们才能在《挑战大自然》的比赛途中从茫茫沙漠穿行，在原始蛮荒的峡谷划船，甚至乘坐直升飞机遨游。而要获取这些批准会是一项枯燥冗长、花费不菲的任务，这一点尽人皆知。如果没有适当的帮助，获得许可的过程可能会拖上好几年——这几年我们就无法举办比赛了——或者如果遭到拒绝，干脆整个比赛都得停办。在选择犹他州的时候，我已经把州长列为了《挑战大自然》队伍中权力赫赫的一位新队员。

 

　　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研究地图和坐着飞机在犹他州上空低飞，决定把比赛路线设置在哪里。在地形如此多变的广阔的犹他州，这不是个容易作出的选择。如果我的比赛更加侧重于登山，选择跟怀俄明州交界处的尤因塔山会很有道理。如果更加倾向于峡谷，犹他州的整个东南角就是一个巨大的迷宫，布满了悬崖、大峡谷和狭长的幽谷。至于纯粹的沙漠跋涉，我可以把队伍送到跟内华达州交界处的大盐湖沙漠。

 

　　最后，为了纪念伟大的峡谷探险家约翰·韦斯利·鲍威尔，我选择了他一个世纪以前走过的一条路，这条路正好从白雪盖顶的尤因塔山南边开始，大致跟格林河并行，一路上看着格林河慵懒倦怠地向着科罗拉多河缓缓流去。终点段是一段长达70英里的水路，参赛队员得划着爱斯基摩筏子从波浪起伏的科罗拉多河一直划到湖面平和如镜的鲍威尔湖。我想象着到时候放焰火来宣布获胜者，然后再在朗朗星空下举行赛后的欢庆晚会的盛况。

 

　　我雇佣了一系列的向导(激流向导，登山向导等等)来设定路线。然后我徒步跋涉、爬山、骑自行车登山、漂流、划小筏子，每一赛段我都亲自尝试了其中的几小段路。美丽的景色和与世隔绝的感觉让人瞠目结舌，你简直不可能相信，拉斯维加斯闪耀的霓虹灯和眩目的色彩只是处在高于沙漠地平线仅仅几百英里的地方。

 

　　美国是个绝妙的国家，她的城市极其拥挤，以至于感觉上好像整个国家满满当当挤得全是人。但在犹他州东部的沙漠里，除了脚步声和风的呼啸声之外，万籁俱寂，你听不到任何声音。你会惊讶于这片土地的纯洁，因为它没有受到社会发展和人类双脚的侵袭。在这里你看不到人工雕琢的建筑和道路，一切好像从洪荒时起便已存在，而且丝毫未曾改变过。我知道，只有离群索居和沉醉于大自然的时候才可能带给你这样的宁静。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我的比赛必须在这里举办。

 

　　几天之后，我手里拿着路线图，大步流星地走进了州旅游部，期望走出来的时候能带着一包许可证。

 

　　“这条路线看上去棒极了，”他们表现得很热情，“真是了不起。”

 

　　“谢谢，”我说，“我现在能拿到那些许可证吗？”

 

　　他们看着我的样子好像我很弱智。“许可证？”

 

　　“是的。这样比赛时我们就可以经过那些地带了。”

 

　　“许可证？”

 

　　“没错。”

 

　　一段令人尴尬的沉默。“哦，很遗憾，我们这里不负责办许可证。你选的所有地盘都是联邦政府的，我们做不了主。”

 

　　有州长支持我们竟然会是这种结果。接下来是跟土地管理局进行了长达六个月、耗资25万美元的喋喋不休的争吵。我好不容易弄到的惜之如金的赞助款是用来支付比赛花费的，但现在却不得不用来请顾问起草环境影响报告。我本来期望能够免费获得的许可证变得昂贵之极。一些环境保护组织指出长角绵羊和游隼正好栖居在那条路线上，我计划在四月份举行比赛，而比赛日期正好跟绵羊交配和游隼孵化雏鸟的时间相冲突。环境保护主义者担心我的运动选手会惊扰了它们。

 

　　不得不跟土地管理局过招已经够糟糕了，而环境保护主义者对举办比赛的反对更是荒诞不经，令人啼笑皆非。我的《挑战大自然》旨在增强公众对地球的关注意识，而不是要摧毁地球。我们要经过的那片土地一年到头来都被牧场主用来放牧牛群，而且四轮驱动的机动车在那里可以畅通无阻。我无法理解几百个人分成五个一群的小组，在一周的时间内徒步经过那里，为什么竟然比数千头牛每天在那里吃草、睡觉、排泄粪便更具破坏性。更不要说我所选的道路了，它们90%都是供四轮驱动车行驶的路径，而且通常过的都是越野车。我们认为自己对《挑战大自然》比赛所提出的标准已经相当苛刻，甚至参赛选手们在离开这片土地的时候会被强制要求带走所有的垃圾——包括排泄物——否则就会面临被取消参赛资格的危险，他们甚至连方便食品的包装纸都不能留在那里。

 

　　显而易见，我们不会带来不良后果，相反还会促进生态旅游的发展。由于得到了州长的支持，美国音乐电视网(MTV)也在全国给我们大造声势，所以《挑战大自然》等于成了风雨中的避雷针。环境保护组织选择把矛头对准了我们而不是一家建在这一地区的煤炭厂。煤炭厂会牵涉到远远大得多的环境保护问题，除此之外，攻击它也不是什么有趣的事情，而且无法吸引大媒体的关注。

 

　　举办《挑战大自然》会促使犹他州的生态旅游向上发展吗？当然。这一点正是讨论的症结所在。形形色色的野地联盟组织都把土地利用视为一件坏事。就某些方面来说，我同意他们的观点。目前对土地所进行的利用也许有一定害处，然而我相信，最终会利大于弊。公众对土地负责的、有规律的使用会使他们产生一种适度的意识，并渴望能够对它们加以保护。就长远观点来看，这些土地不太可能会被开发，因为人们有机会见识到了它们的美丽之处，愿意为保护它们而战。

 

　　辩论的另一方是犹他州放牧牛群的牧场主，他们同样对《挑战大自然》大加反对。他们从《挑战大自然》的题目中看到了“大自然”这个词，又读到了美国音乐电视网所作的一些宣传，所以就把我们跟环境保护主义者归为一类，而那些环境保护主义者觉得牛群对土地有害，必须把它们彻底消灭掉。但是事实上我彻底不同意那群人的观点，他们忘记了许许多多牧场主的祖辈们曾在一个世纪以前为了驯化西部而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有些偏激的环境保护组织甚至会对着牛群开冷枪，他们威胁说对《挑战大自然》的运动员也会如法炮制。

 

　　我无心地踏入了界定现代美国西部土地使用的暴风骤雨中。我的出现无疑如同火上浇油，使双方争斗得愈发激烈，而我却孤立无援，哪一边都不讨好。

 

　　由此我在获知信息方面得到了教训。我没有研究过州长的权力，没有调查过我想要举办比赛的地盘归哪个行政机构所有，也没有了解过发生在牧场主和环境保护主义者之间的土地之争。如果知道了这些，我仍然会把比赛设在犹他州吗？毫无疑问。尽管获得许可证的事令人头疼，同时，环境保护主义者也在制造麻烦。但我喜欢犹他州多变、原始的地貌，它们总在鲜明而直接地提示着我，人类只是宇宙宏大布局中极其微小的一部分。我简直无法因为自己在政治上的幼稚而责怪州长。

 

　　但我仍希望自己在当时就能知道，州长——我的这位与政界联系最紧密的队友，对于我所需要的土地没有支配权。在弄清我的新盟友能提供何种帮助之前，我再也不会随随便便跟他建立合作关系。

 

　　至于许可证，整个过程拖了好几个月，简直成了官僚主义作风下的一场噩梦。

 

　　为《挑战大自然》筹集资金是另一种不同类型的难题。我们的预算是100万美元，我们希望能通过商家赞助、选手参赛费和出售电视版权(美国音乐电视网得到了这一版权)三条渠道筹到这笔钱。与此同时，我一边设计比赛路线，一边为弄到许可证而拼尽全力，同时还要忙着接打各种电话，在全国飞来飞去，费尽口舌争取财务支持。我没有把《挑战大自然》仅仅看作一项比赛，我觉得它同时还是适用于任何男人和女人的一种别具一格的生活方式。所以我没有把自己的研究只局限在与户外行当有关的公司。除了酒和烟草之外，我觉得任何一种产品都能同我的竞赛挂上钩。我向各种各样的公司推销《挑战大自然》，他们中有航空公司、汽车制造商甚至还有软饮料装瓶商。我向他们保证这项不落俗套的赛事总有一天会成为衡量所有耐力竞赛——以及冒险本身——的标准。

 

　　只有选手们相信我正为之奋斗的这项事业的意义，这对我帮助不小。多亏了我在《三项全能运动员》杂志上刊登的“厚颜无耻”的广告，我居然不缺少满怀渴望的冒险队，50支参赛队的名额在比赛正式开始前一个月就已经报满。

 

　　但很少有公司同意我的看法，愿意给我提供我所需要的商业赞助。我需要七位数的交易，但现在只筹集了不到六位数。需要达到预算要求的资金在不断增加，但速度很慢。筹钱正如办许可证一样，如果不努力获得足够的支持，我们就无法举办比赛。1995年的前五个月，我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其中有半数时间电话都压在耳朵上。我尽量保持镇定，但是压力实在太大了。

 

　　就在那个时候，走捷径的想法让我动了心。一家大公司打电话来说愿意提供一笔赞助，这笔赞助的数额将会使我的苦难宣告结束。他们想要花50万美元购买比赛的赞助权，条件是用他们公司的名字来替换比赛名称中的“大自然”这个词。他们很希望能与比赛中冒险的一面联系在一起，但他们不相信大自然这一部分能够具有长远价值。他们真是大错特错了。抛开这些不管，他们可以拥有赛事、名称、版权——所有的东西，我也可以没有任何负担地拿着五十万美元一走了事，但是我仍然得面对制作“挑战某某某”的难题。事情的另一个可能性是，如果我拒绝了他们的提议，导致《挑战大自然》因为缺少资金和许可证而胎死腹中，我将一无所有。那时，我只有卷起铺盖回久违的伦敦老家。

 

　　我不能拿他们的钱。

 

　　这样措辞听起来似乎有点蠢，但我确实明白，自己已经到了生命中这样一个阶段：拥有勇气就意味着一切。如果那家公司看不出我苦心经营的《挑战大自然》有巨大潜力可挖的话，他们就不会对此表示兴趣。既然他们愿意花这个钱，别的公司应该也一样。没错，我现在缺钱，得依靠从信用卡上预支现金来偿付抵押借款。但接受这样的捷径会破坏我对《挑战大自然》追求的纯洁性，使我未来的梦想变得廉价。钟表在滴滴答答地走，钱也在慢慢地汇集进来。我现在只是需要更加努力工作。

 

　　我正是这么做的。令人吃惊的是，接下来我们一连做成了好几桩大买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跟高科技体育运动公司和简斯堡特体育运动公司达成了协议。只要一达到100万美元的基本要求，我就可以集中精力去争取许可证了。我大大舒了一口气。

 

　　比赛开始前一星期，在竞赛选手们开始抵达犹他州开始适应当地的水土条件时，布赖恩给我带来了坏消息。他告诉我预算账目中存在着一个“差错”。“差错有多大？”我问，不能确定自己到底想不想听到答案。

 

　　“50万美元。”

 

　　我顿时变得消沉下来。事实上，只要一提到预算赤字的问题，我向来觉得怀疑任何数字都是应该的。所以，在我职业生涯中最关键的一件事即将开始前一星期，我却不得不盯着100万美元的赤字发呆。我到底上哪儿去弄到100万美元？

 

　　我遇上了大难题，但我知道这反而会使我冷静下来，我会找到答案的。我们梳理了一遍那些已经跟我们达成了赞助协议的公司，注意到有几家公司有实力在接下来的七天内为我们支付100万美元。我打了几百个电话，进一步缩小了名单范围，淘汰了那些不会快速采取行动的公司。名单依然过长，而时间却在飞逝而过。我需要作出决定我们究竟要盯准哪家公司，成败在此一举，我们没有时间再去考虑别的公司了。

 

　　我对饮食补给公司MET-Rx有一种直觉，他们年轻，雄心勃勃，迫切想要打进竞争激烈的方便食品市场，而且他们资金雄厚。我安排了一次会晤，以自己从来没有过的热情(和绝望)向他们推销《挑战大自然》。MET-Rx听得眼花缭乱，赞叹不已，同意拿出65万美元来成为我们比赛的赞助商。比赛会背着赤字开始，但它毕竟要开始了。

 

　　现在资金都已经到位，距离比赛开始只剩下不到一周的时间。50支参赛队、美国音乐电视网、国家广播公司、《早安，美国》、40位记者以及数百位志愿者都已经抵达了犹他州的比赛现场，期待着比赛开始。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现在惟一缺少的就是许可证了，如果拿不到那些该死的许可证，每个人都不得不转身回家(尽管这无异于要我的命)。

 

　　我当时有一种强烈的预感，在最后那疯狂的几天里，我难以置信地保持着冷静。我的直觉这次又对了！终于在1995年4月21日，距离第一期《挑战大自然》开赛仅仅剩下4天的时候，我们所要求的许可证最终被批准了，比赛即将进行，我的梦想也将要实现了。

 

　　注释：

 

　　17、约翰·韦斯利·鲍威尔(1834-1902)，美国地理学家及人种学家，他曾任美国地质调查局局长(1881-1894年)，并对美国本土(印第安语)进行了分类。

 

　　18、一条长约1,175公时(730英里)的河，发源于怀俄明州西部，流经科罗拉多州西北和犹他州东部，汇入科罗拉多河。

 

　　19、美国广播公司(ABC)1975年开办的清晨电视节目，包括新闻、访谈和专题等内容，以客厅而不是演播室为背景。

 

 

注意你的交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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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重温第一场比赛带来的神奇和痛苦时，一系列影像便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旭日东升时一声枪响，骑马的队伍驰向沙漠，与此同时，美国广播公司的《早安，美国》在比赛现场进行实况转播；攀越峡谷的那段赛程，大地上狭窄的裂隙里涨满了融雪汇成的河流；当勇敢的竞赛选手们意识到游过冰冷刺骨的河水是向前进发的唯一选择时，他们会无畏地面对挑

战；队伍们在马蹄铁大峡谷缘绳而下，他们在那些巨大的如圣经一般古老的悬崖衬托下仿佛一只只小蚂蚁，这幅画面直到现在仍然历历在目。还有在终点鲍威尔湖上，焰火划过长空庆祝获胜的“法国惠普队”到达终点。惠普对这支队伍的赞助显现了非凡的眼光，这支队伍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惠普的核心商业因素。所有队伍中只有42%最终完成了比赛，这证明我们的比赛相当严酷。

 

　　但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则是“微笑效力队”和队中那位令人惊叹的名叫海伦·克莱因的72岁的老太太。“微笑效力队”的目标是为一个国际组织筹集资金，这个组织中的医疗队会远赴第三世界国家，为那里的孩子做腭裂修补手术。这种简单的小手术在美国非常普遍，但在发展中国家却几乎闻所未闻。

 

　　《挑战大自然》的基本前提是：一队探险者穿越陌生的乡村野岭，带着地图和指南针从A点赶到B点(起点到终点)。他们的旅程通常会以非机动的行进方式完成。每个队都必须有男有女，因为我觉得能够给予女性充分平等权利的体育运动实在是太少了。在《挑战大自然》中，山川、河流和森林不管对谁都是机会均等的考验方式。

 

　　一旦公布比赛地点，我们就会告知各队需要接受哪些类型的训练，但他们事先无法知道比赛路线图、赛事顺序甚至行程长短。在整个赛程中，队伍需要不间断地从一个检查点赶向另一个检查点，速度由各队自己掌握(有些队动作迅速，而有些队则侧重于旅游，一路上忙于欣赏各种美景)。每支队伍都会得到一个烽火式信号弹，在紧急情况下使用，除此之外不允许有任何来自外界的其他形式的援助。

 

　　“微笑效力队”是一群真正的冒险家——他们有几个来自于欧洲，有几个来自于美国。除了海伦之外，所有其他人都正值三四十岁的壮年，海伦在年龄上超出了他们一大截。她很晚才开始从事锻炼，在四十多岁的时候，她开始把跑步作为一种保持身体健康的途径。十年中，她和丈夫一直在参加各种各样的马拉松和超级马拉松。最终，他们一起举办了一场自己的比赛——“西部诸州”，在北加利福尼亚的内华达山脉中进行的长达100英里的野径比赛。海伦不仅统筹了整场比赛，她还数次跑完了全程。

 

　　如果抛开海伦的耐力比赛背景，拿她跟那些参加第一期《挑战大自然》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和二十岁左右的三项全能参赛选手比较的话，她看上去年纪太大，而且经不起摔打，从外表来说她确实显得非常怪异。只有“微笑效力队”看出了这位坚韧不拔的老祖母身上潜存的伟大力量。

 

　　海伦和队友们的目标是完成比赛而不是取胜，所以他们行动比较缓慢。他们共同协作，互相帮助，彼此鼓励着对方。在登山赛车那一段，海伦不知怎么竟然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倒在了一块平地上，没什么特别的原因，她就是摔了下来。在这个时候，没有一个队友抱怨她，冲着她翻白眼，或是以任何一种方式来让她觉得不好受。没有一个人脸上流露出那种牵强僵硬的表情，那种表情的意思是：我们真不应该带上这位老太太。相反，他们给她眼睛上部划开的伤口缝了针，扶着她重新骑上了自行车，对她说鼓励安慰的话，然后大家再次上路。所有人都在真正关心着她。

 

　　他们的行为显示出，“微笑效力队”很明白这一点：队友间如何进行交流比交流行为本身更具有意义。此时无声胜有声，沉默中给予你的信息能够比言语更有威力。

 

　　我觉得，由于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人们已经把电子邮件当作一种交流方式，所以我们许多人不再能够接触到有声语言甚至一个表情的种种微妙之处。我们已经变得有点缺乏人情味了。但是《挑战大自然》却是面对面的，所以我能够看到不适当的交流，尤其是那些非语言交流所产生的影响。

 

　　我们体内的能量有限，我们要依靠它们度过每一天，不管这一天是坐在办公桌前，还是跋涉在《挑战大自然》的路途中。每一次我们跟另外一个人有不愉快的交往时，我们的精力就会被损耗掉一些。没有什么其他东西能像人际问题那样消磨人的能量了。我把人的经历想象成一浴缸水，如同浴缸里装满水一样，《挑战大自然》的参赛运动员刚开始投入比赛的时候也有着充足的精力。在你开始比赛的那一刻，浴缸的塞子已经被微微地从出水口拔出了一些。按照理想状态，每位运动员每天只会消耗掉浴缸里百分之十的水(能量)。如果这位运动员步履适中，而且是一个公正诚实、富有同情心的人，总是把精力集中于全队的目标，那么他(她)十天后到达终点线的时候正好会流尽最后一点水。但是如果交流出了什么岔子，能量就会以原来5到6倍的速度从浴缸中消耗掉。这就等于队伍猛地把塞子从出水口拔了出来，而不是只往外拔起一点点，留出一道小小的缝隙，让水慢慢往外流。比如说某一位队员痛斥另一位队员，说他本来应该训练得更努力，说他身体不够强健，或者说他在让整个队失望——所有这些都完全不在点子上——显然，那位队友因为被人指着大吼大叫，他的感觉会很糟。如果某个人感觉很糟，而你去帮他扛包他会觉得更难受。我永远无法忘记队员彼此冲着对方大声尖叫的那支队伍，队里的成员伸着指头指责别人这个错那个错。当然，这种事情在《挑战大自然》中也常常会发生。但那支队真正特别的地方在于它的名字：“永不犯错”。

 

　　种种不愉快的过程中的非语言交流也同样可以损耗能量：脸上责难的神色，故意使绊子，其中最糟糕的是，假装体恤他人——对某个可怜的家伙说：“别担心，我来帮你背包，你把自己管好就行了。”但这么做绝不是出于同情，而是在以一种施舍恩赐的方式让这个人觉得难受。正是种种不同形式的暗藏隐患的不良交流毁了全队。同时双方的愤怒会愈演愈烈。

 

　　在这些情况下，浴缸里的水很快就会排空，所有剩下的能量会消耗殆尽，队伍自然也会以失败告终。

 

　　我认为，不良交流所造成的能量丧失正说明了，为什么一支拥有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的强健的参赛队无法完成1995年的《挑战大自然》，而队员之一是一位个子不高的老太太的“微笑效力队”却最终能够完成。没错，“微笑效力队”是最后一个结束比赛的参赛队，但是，毕竟他们完成了，他们达到了自己的目标。“微笑效力队”向人们揭示了《挑战大自然》的本质秘密之一：《挑战大自然》不仅仅只是关于强健和技巧的比赛，它也是通过积极真诚的人际交流来维持能量的现实体验。

 

　　“微笑效力队”通过尽量避免消极交流而保存了能量，他们从来没有完全把塞子从排水口拔出来过。当他们交流的时候，一定采取的是积极的、巩固性的方式；在出现差错的时候，他们绝不会彼此责备；他们都很谦虚和温顺；当问题产生的时候，比如迷了路，他们从不会因此发生口角，相反，他们会审时度势，然后说：“我们一起碰到了这个问题，也让我们一起来解决它吧。”

 

　　海伦是一个聪明而顽强的老太太。有一次在沙漠里，她和队友们的水喝光了，这时候他们碰到了一个水潭。另一支队伍已经到了那里，正盯着躺在水里的死牛猜测这潭水到底能不能饮用。海伦毫不迟疑地跪在地上开始喝起水来。“喝吧，不然会死的，孩子们，”她说，“离下一个水源还有50英里，如果现在不喝点水的话，你们根本就走不到那里。如果要得病也是比赛结束以后的事，那时候就没多大关系了。”但是，“微笑效力队”能够最终完成比赛也许更多地仍要归功于她的队友们。他们从来没有抱怨过，自始至终他们都在相互支持着彼此，每个人的自我都被他们藏进了自己的背包里。

 

　　看着海伦的队伍在鲍威尔湖上划过终点线以后，我意识到，让她成为队伍的一员，对“微笑效力队”来说确实是一件幸事。通常情况下，女人——在这里特别是指像海伦一样年纪较大的女人——在《挑战大自然》中确实比男人表现得更好。她们愿意给予或接受帮助，她们对此没有敌意。男人往往惧怕要求别人的帮助，因为他们认为这样会令自己显得软弱。但女人就不会在意这一点，她们只是更聪明而已。她们会对形势作出估计，承认自己无法单独克服它，然后会立即要求帮助。或者她们会说：“我扛不动这个包了，帮帮忙，帮我把包扛着翻过这座山，你看上去好像挺有劲的。”你能想象一个男人说这样的话吗？他宁愿去死。在大多数情况下，尽管并非完全如此，当一个男人精疲力尽的时候，他想的往往不是队伍的目标，而是他要表现得状态良好。他永远不会承认自己有麻烦，更不用说把他的包递给某一位身高五尺、恰好比较强壮的女人扛着。

 

　　你明白了什么？在优秀的队伍里，男人和女人都不会担心他们作为个人看上去显得怎么样。他们担心的是整个队伍。陷入困境的人不是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而是一位队友。

 

　　在第一期《挑战大自然》中我学到的最重要的知识是：普通人如何可以通过置身于优秀的队伍而获得非凡的东西；同样，一支具有奉献精神、懂得如何交流并且真正彼此关心、技巧高超的队伍是不可战胜的。现在正在为我工作的群体——制片人、摄像师、音响工程师、剪辑师、助手、路线设计者、山地向导——正是这样一支队伍。我们肩并肩地站在一起，不畏任何艰难险阻，被忠诚和对目标的专注驱动着。我们是最棒的。

 

　　我想起了石油大王让·保罗·格蒂20所说过的一句话：“如果拿走我的油田和工厂，只给我留下50个最优秀的下属，五年之后我可以把所有失去的东西再双倍挣回来。”

 

　　犹他之役结束后，我飞回了南加利福尼亚，希望能好好休息几个星期，我当时非常需要休息。然而，我却没有得到我想要的。运动新闻频道已经在打电话催促了，希望我能在“X档节目”(X-Games)中再建一个《挑战大自然》。从这件事中产生了两大重要结果：第一，我用酬金彻彻底底偿清了犹他州比赛中的各项债款，并且把《挑战大自然》的生活方式带给了黑人(从那以后这种生活方式一直在他们中间延续了下来)。第二，我们有了一次机会立即开始制作第二期《挑战大自然》，所有我们在犹他州学到的东西都可以付诸实践。X-Games中的《挑战大自然》进展得非常顺利，这有助于我的《挑战大自然》制作组获得和保持巨大的自信，这种自信他们直到今天仍然未曾改变。

 

　　美国音乐电视网后来因为无法跟我们讲定所有参赛者必须在18—25岁这一条件，而不愿转播下一期《挑战大自然》。这个时候我找到机会跟美国广播公司、福克斯、国家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进行会谈，向他们推销《挑战大自然》。尽管他们全部拒绝了我，但我跟这四大电视网的交情也由此展开。

 

　　那是我生命中一段激动人心同时也恐惧不安的日子。尽管我本来应该满足于呆在洛杉矶发展其他的事业，冒险却在向我召唤。我需要让自己呆在荒郊野外，在那里我能够做到纯粹与投入，也能够发现大自然的美丽和独处的隐秘之乐。那里才是我心灵的居所。作为《挑战大自然》队伍的首领，我有责任让自己的队友们不要因为沉溺于好莱坞的灯火灿烂而失去了对事业的专注。我意识到一旦我这个“体验派制片人”变成了另外一个家伙，坐在桌子后面，不断地开着会，而不是沿着赛途跋涉或在激流中划着筏子，到那个时候，我就不再是我想要做的那个人了。

 

　　正因为如此，我开始筹划1996年的《挑战大自然》。我的目标是把它带出美国国门，我希望比赛更具国际感受，而不列颠哥伦比亚21应该是个理想的选择。

 

　　那是一段让人陶醉的时光。我的伙伴们和我一起跨越了许许多多艰难险阻，来让《挑战大自然》梦想成真。当我们被玫瑰色的胜利的光环所环绕的那一刻，所有一路上遭受过的挫折和苦难都已悉数被我们忘得干干净净。

 

　　永远不要低估一个伟大的队伍所能取得的成就。

 

　　注释

 

　　20、让·保罗·格蒂(1892-1976)，美国商业经理，他聚敛了数亿美元资财并在加利福尼亚的马利布建立了一个博物馆(1953年)，公开展出他的大量艺术收藏。

 

　　21、加拿大西部一省，与太平洋毗邻。

 

 

 

毅力中见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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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种不正确的认识——认为从达到目标的那一刻起，生活就会变得容易了，一切都会因此而平静下来。我们已经赢得了这场战斗，那就放松放松吧。我们实现了自己的计划，再不用那么努力，那么辛苦了——但事实上这完全是谬见。

 

 

　　首先，成功是会让人上瘾的，成功之后还想有更多的成功。每次我完成一个目标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制定下一个目标。要是我不再勇敢地迈上个人成就的更高一级台阶，我以前所学和所经受的一切就算白费了。其次，人生的内容就是斗争。每当我达到一个目标时，我意识到，随着开辟了新的疆域，新的斗争也相继而来。我迈步走上前台，昂首迎接那些挑战。正如古谚所说：“当事情进展得艰难起来，艰难的事情也就有了进展。”事情的进展总是会——不可避免地——变得越来越难。因此，时刻准备迎接那些艰难时刻的到来，正视它们，直到战胜挑战。每一个那样的时刻都会让你更强大，更自信。因此，不要抱怨挑战，而是要庆幸挑战降临到了你的头上。

 

　　这就是《挑战大自然》终于开播之后我的感受。我取得了成功，我已经走完了通往我的《挑战大自然》目标的第一程。而且我也知道，许许多多的路障还会出现在通往那个目标的第二段旅途中。第一步原计划是要制作一期《挑战大自然》，而我现在已经完成了两期的制作。下一步就是要使《挑战大自然》成为这个星球上最重要的探险节目，让其他同类节目，包括《高卢袭击》，都没有立足之地。我知道，要做到这一点，就得通过更好的电视网。我开始积极寻觅一个能够支持我制作我心目中史诗一般宏大的《挑战大自然》的电视网。电视这一媒介会使《挑战大自然》和“探险”成为同义词。

 

　　我并不惧怕竞争，因为竞争只会使你变得更好。奇怪的是，在过去的十来年里，竞争竟然成了一个有负面含义的词。它意味着有攻击性，这让一些人视为畏途，把竞争变为政治是不对的。人生就是竞争，《挑战大自然》——运动、体能和冒险的完美结合——就是竞争的体现。运动员们和其他团队、自然、环境以及自己身体的竞赛。无论是在《挑战大自然》中的物竞天择，还是为CEO的职位大动干戈，或是争先恐后地冲向拥挤的停车场最后的泊车位，世上的每一个人都在竞争。

 

　　我觉得，否认竞争的吸引力是畏惧的一种表现。有点像故意拖延或找借口。人们常常觉得，必需有成功的把握，才可以开始做有难度的事。他们其实是在说，他们害怕竞争和失败。可是，说真的，人生中难道有什么百分百确定的事情吗？你难道能够百分百确定，什么时候是创业、换工作或结婚的最好时机？当然不能。人永远不可能对什么都很确定。我的哲学是，只要有百分之四十或百分之五十的把握能成功，我就会动手做。第一期《挑战大自然》的导演麦克·西尔斯有一次说：“伯耐特是那种人，他会沿着纽约第五大道，边走边喊：‘大伙都来呀，一起来跟上游行队伍’，即便当时并没有什么队伍，但走过两个街区之后，就会有人跟随他，形成队列，而他就是领头人。我可说不好那是勇敢还是疯狂。”

 

　　我可能两者兼有吧。但不可否认的是，竞争的压力打磨我，推动我，也控制我。我不会否认竞争的吸引力；我更愿意张开臂膀拥抱它。在竞争中，如同在失败中，孕育着成功的种子。

 

 

不要找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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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6年1月，我的一个朋友汤姆·魏特海姆，安排了一次我和探索频道总裁格里格·莫耶尔的会面。莫耶尔正在寻找一档新的覆盖全球的节目。国际探索频道已经扩展到了100多个国家，需要这样的一档节目来赋予自己真正的国际品牌。莫耶尔在《挑战大自然》中看到的是一个冒险的奥林匹克盛会。在全国电视执行制片人协会拉斯维加斯会议上，我们只用了

一杯咖啡的功夫，就促成了探索频道和《挑战大自然》的联姻。我们在一张纸片上签下了这项协议，纸上满是涂改的笔迹。在这项交易中，探索频道获得了全球范围多种媒体的版权，而我则得到了一笔制作费和版权费。我们的第一次合作的比赛将于1996年8月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开始。

 

　　对我而言，这次挑战既是个人志趣上的，也是职业上的。在职业层面，要将几百个小时的胶片缩减到五个小时播放，对我来说是相当可怕的。而且，我们的期限就是比赛结束后的十个星期，这使得压力更大了。因此，我需要比以前更集中精力干好一个执行制片人的工作，并在招兵买马时挑选出合适的人选。

 

　　在个人方面，我以前从未在一个公司系统中工作过。我的公司不像别的公司，我们不需要穿西装打领带，公司人员不多，整个氛围像个社团，但个个都是工作狂。我们没有租用装璜精美的办公场所，而是偏居于一幢毫不起眼的建筑。因为我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决定好地点，而且事实上我们很少有需要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访客(只有我们的电视节目能做到这一点)，所以华丽的办公楼只是一种浪费。

 

　　探索频道则是一个规模庞大、实力很强的国际有线网——有70亿美元的资产和数以千计的员工。他们庞大的规模使得他们必须有等级分明的组织，有一整套的中层经理人员和大权在握的制片人。我并没有因为这样的组织结构而退缩，因为这种代价换来的是探索频道高品质电视的声誉，以及他们可以将《挑战大自然》输送到130个国家1亿4千万户人家去的能力。

 

　　在进军不列颠哥伦比亚的那几个月里，我废寝忘食地工作着，为了保证制作过程顺利，我提拔了一个年轻的合作者莉萨·亨尼西作制片人。她曾经在犹他和X-Games中有着无可挑剔的表现。事实证明她相当胜任《挑战大自然》制片人一职：她有着无与伦比的信息量，钢铁般的精神承受力，以及良好的财务管理能力。为了保证这次活动对参赛者来说能比在犹他的那次更富挑战性，我招募了一个名叫司各特·弗拉维尔的极受人尊重的资深山地向导来设定路线。他不愧为行家里手，工作完成得相当棒。莉萨和司各特现在是我的合作执行制片人，实际掌管着整个公司的运作。

 

　　司各特将比赛路线的起始处定在惠斯勒以北1小时车程的地方，一路都依傍着水波清澈的利卢埃特河。不过，在犹他设定比赛路线，就像划一条通往地平线的直线那般简单，你只要能忍受漫长而艰苦的跋涉就行了。而在不列颠哥伦比亚，我得派出一批又一批的队伍，翻越一个又一个的山头。那儿的松树和桤木茂盛得如同热带雨林一般。除了登上峰顶或沿着河流，其他时候参赛者是无法看到地平线的。

 

　　不列颠哥伦比亚的森林里有许多黑熊和灰熊。安全穿越森林的关键在于不要惊动那些熊。因此我要求每个参赛者都系上一个小铃铛，一路上可以响个不停(当地人从此传开一个笑话：怎么区分黑熊屎和灰熊屎？黑熊屎里都是浆果，而灰熊屎里都是驱熊的铃铛)。还有一些不那么危险，却更烦人的东西，一种是无处不在、成群结队的肥嘟嘟的大蚊子，另外还有一种叫“魔鬼的大棒”的凶险植物。这种植物的叶子顶部光滑，有点像蕨类，但它的底部却包裹着针尖般的棘刺，人只要一碰上，就会刺进皮肤里。在不列颠哥伦比亚最讨人厌的是一种叫滑溜桤木的植物。这些繁茂的灌木枝叶纠葛，在被雪崩覆埋的林中空地疯长，包围覆盖着掀翻在地的粗壮树干。要穿越它们简直跟过地狱一般。我忍不住想，这种极其恐怖的天罗地网，就是大自然竖起的“禁止非法侵入”的标牌吧。

 

　　不过，总而言之，这的确是举行一次《挑战大自然》竞赛的非常理想的一片荒野。气度非凡，但又令人精疲力竭。

 

　　我非常想给收看探索频道的观众留下深刻印象，让他们看到我们所目睹的一切，如同身临其境。我们带了16组摄像师——比我们过去拍MTV所用的摄像师要多出两倍。我喜欢制作规模的扩大，但是我制作节目的方式和探索频道的不同立刻突显出来。譬如，我们习惯团队人员精简，态度随和，反应敏锐，行动迅捷。我们效率高，不装腔作势，对待赞助商、参赛者和记者都一视同仁。如果我们要召开一个制作会议，那也很可能是在喝咖啡的时间，绝不超过15分钟。而探索频道却是一个喜欢组织严密、中规中矩的制作会议的巨兽。他们在惠斯勒景区有一班公关人马，专门负责向世界各地发送传真和电子邮件，将这一事件广而告之。公司赞助商纷纷从世界各地飞来，欲对《挑战大自然》的现场先睹为快。他们也受到了最好的礼遇。探索频道的在场总令我不太舒服，这么说并不为过。

 

　　这也有我的问题。我试图使自己符合探索频道一个成功的执行制片人的形象，这使我远离了自我，渐渐失去了生命冲动和灵感火花。我不再那么渴望起跑的惊心动魄，而只是想让比赛早点完结。

 

　　要等到事情已经走了一段歧路后，我才又重新成为真正的自己。据我计算，那是在竞赛开始后不到一个小时所发生的，此后我一直保持自己的本色，直到整个赛事结束。

 

　　起跑地点定在利卢埃特河岸的一大片草地。各队先要骑马23英里，然后徒步涉过这条冰冷刺骨的河流，之后开始翻越山脉，直到一片冰川原野。但是由于路标出了点差错，致使领头人在走了不到几英里后就偏离了路径，打马向一条150英尺深的陡峭峡谷驶去。峡谷上头的桥已被冲走了，因此马和骑手们若稍不留神，就有可能一头栽下悬崖。情况再糟糕不过了。

 

　　探索频道的人在一旁观望(也许还在纳闷他们怎么就跟这样一个初出茅庐的家伙搅和到一起了呢)，我让直升机低空飞行在领先队伍的前面，将它们带回正道。然后我立即停止了比赛计时，将所有的队伍集合在出问题的岔道口，重新开始比赛——这一次走的是正确的方向。在处理这类情况时，肢体语言和自信极为重要。当我看到参赛者们毫无怨言地服从了调整时，不禁长舒了一口气。

 

　　那一阵错乱反倒使我得到了解脱。我开始专注于把比赛搞好，而不是担心别人会怎么看我了。四天后下了一场夏日暴风雪，将跑道封堵了，因此我不得不停赛30个小时，即便这样，我也没有恼怒。我一心扑在我的工作上，不再考虑探索频道会怎么想。

 

　　不列颠哥伦比亚成了《挑战大自然》的一个转折点。国际运动员名录认为我们的比赛至少和“高卢袭击”或其他比赛一样严酷——如果不是更严酷的话。从职业上来看，探索频道1997年2月的播放在收视率上大获全胜。因为这个，我得到了生平第一次艾美奖提名。

 

 

作一个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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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战大自然》教会我最重要的一课不是别的，而是人类勇敢的精神。就在我写下这些文字时，全世界共有七档《挑战大自然》节目在五大洲播放。我总是入迷地观看着来自50多个国家的男男女女心甘情愿地参加到我的比赛中来。他们在赛前花数月时间苦练跑步、山地自行车、举重和划筏子，希望自己的身体和精神能更加强健，准备能足够充分，以便应付

出现在我的跑道上和大自然母亲怀中的任何障碍物。就像我以前所说的，除了在比赛前夕我会公布一份赛前简报，此外我决不会泄漏任何有关比赛安排的详细消息。因此，这些人知道他们必须实实在在作好一切准备。

 

　　《挑战大自然》是一个关于人生的隐喻：这个节目把男人和女人们汇聚到了一起，告诉他们要携手共度每一天的每一分钟，无论多么寒冷、疲惫、饥饿和悲惨。投身到我的比赛中的那些勇敢的人们无不快乐地忍受着深山、江河和丛林的考验。平常人在平常的境况下，很难想象我的队员们在险恶天气中进行的户外冒险。我很自豪地说，《挑战大自然》的远征者们将这一切视为游戏的一部分，从不抱怨旅途中的艰难险阻。事实上，他们热爱这些困难。而且，那正是人们参加《挑战大自然》的原因之一(其他原因包括亲近自然，上电视，锻炼体魄等等)。因为他们知道，艰难困苦是他们认识真实自我的唯一途径：面对严峻的挑战，他们是否会退缩，能否找到足够的勇气和胆识，成为自己的英雄。输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怎么玩这个游戏。我发现这种想法的纯粹性非常振奋人心。

 

　　永远令我惊叹的是人类的聪明才智。当一个团队或个人在迫切需要某样东西的时候，他们总是会绞尽脑汁寻求解决办法，即便是最最令人棘手的问题，他们也绝不放弃。这让我想起1997年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举行的一场比赛中日本“东风队”的表现。“东风队”来澳大利亚的时候带着必胜的决心。他们公开宣扬他们的武士精神，说这种勇猛的武士精神会为他们赢得胜利。武士精神的含义包括战士的昂扬斗志；内在力量的至高无上；只能赢不能输；任何问题都有解决方法；身体只是为思想所控制和指挥的驯服工具。东风队压根儿没想到，他们将以最令人惊奇的方式来体现他们的武士精神——不是通过胜利，而是通过失败。

 

　　比赛从安德拉的火山岩隧道附近开始，穿越澳大利亚内地草木葳蕤的酷热的内陆，然后划独木舟沿赫伯特河前行，直到赫伯特河瀑布，在那儿再进行一档绳索攀爬的节目。比赛中途，各队将进入雨林，然后攀登巴特尔·弗里尔山，它有一英里高，是昆士兰州的最高点。最后，他们从巴特尔·弗里尔山下来，跋涉到海边，然后划筏子沿大堡礁朝北，直到位于凯恩斯的终点。

 

　　在比赛进行到第七天下午，“生态-因特网队”奋浆划过凯恩斯的终点线，取得了最终的胜利。香槟飞溅，祝贺的拥抱蜂拥而来。就在这时，我的无线电话传来一个可怕的消息：比赛中途发生了可怕的情况。“东风队”远远落在后面，还在第24个检查站，正要攀登巴特尔·弗里尔山。他们的问题是，唯一一个女队友叶山西本在进行65公里山地自行车比赛时跟腱严重受伤。她还能走路，但已经相当困难，而且只能在平地上走，爬山是不可能了。

 

　　第24检查站的医务人员为叶山做了检查，然后告诉“东风队”一个坏消息：他们将不得不放弃比赛。她是绝对不可能攀越巴特尔·弗里尔山的。这座山峰本身就相当险峻，覆盖着难以穿越的丛林和尖锐锋利的岩石，很不好对付，去年夏天就有一个独自登山者在山上失踪了。山上还有一种像鸵鸟那般庞大的叫食火鸡的鸟，长着食肉禽的巨爪，据说会攻击人。到处都是水蛭和毒蛇。整座山阴森可怕，使人无法靠近，当地人都相信它是一座神山，有神灵在佑护着它。

 

　　最关键的是巴特尔·弗里尔山相当难爬。比赛前，我和登山向导一起走完了全程。我发现巴特尔·弗里尔山魅影森森、困难重重。从叶山现在的情况来看，“东风队”不可能再继续前进。澳大利亚医务人员不得不公布这个消息。

 

　　“东风队”的队长铃木笃却作出了惊人的决定：他向大家宣布，他们的队伍不打算放弃比赛。他们来澳大利亚的目标就是要完成《挑战大自然》比赛的全程，他们决心实现这个目标。他用嗑磕巴巴的英语对医务人员说：“如果她走不了，我们会背她走。”

 

　　医生们都觉得难以置信，“你要做什么，伙计？”

 

　　“我们背她！”

 

　　医务人员给叶山紧紧地绑扎了脚踝。她能够骑35公里的自行车到达山脚，然后还能徒步走上几公里平缓的山坡，直到几乎垂直的丛林道。然后她的三名队友(从澳大利亚的这次比赛起，每个队的成员从5个改成了4个)轮流背她爬山。铃木决定继续比赛时是这么说的：“每个人都要服从《挑战大自然》的比赛要求，接受《挑战大自然》提出的挑战。”

 

　　巴特尔·弗里尔山从海平线突兀而起，拔地一英里高，它的坡度极为陡峭。叶山好几次重重摔倒在地，一次从队友的背上滑下来，滚到一堆锯齿状、覆满藻类的岩石上。她的队友们难以保持自身的平衡，还要背负一个重100多磅的女人，走得相当缓慢艰难。当我事后看胶片时，看到他们那么百折不挠地爬过横挡在地上的大树和嶙峋的岩石，我不禁惊讶叹服于他们的坚毅。“把她背到山顶成了我们的比赛内容，”铃木事后说，“我们日本有一句谚语：你摔倒一次，就离死亡更近一步，但是你还没有死。就是我们的民族精神在鼓舞我们把她背上山顶。那是针对我们的挑战。”

 

　　“东风队”花了漫长的十个小时才登上山顶。他们是一步一挪走上去的，每一步都走得很吃力。他们偶尔会碰到一片空地，能感觉到阳光照射在他们的脸上，但大多数时候，他们的漫漫征程都是在异常潮湿阴冷的雨林中穿行。山顶云雾缭绕，因此当“东风队”走出丛林，来到检查站时，他们活像是些神秘的幽灵。终于，他们可以将叶山放下，好好休息片刻了。他们完成了他们的目标。他们接受了挑战，展现了武士精神。

 

　　我很少领略到那种精神。像“东风队”那样远远落在后面的情况，人们是很难找到理由继续前行的。他们想要取得圆满成功的光荣梦想早已失落，艰险、疲劳和苦痛彻底征服了他们。而“东风队”不仅找到了理由继续前进，而且他们是在本来有理由体面地放弃比赛的情况下作出继续前进的决定的。他们本可以打道回府，没有人会责怪他们，受伤也是人生必须面对的现实，但“东风队”为自己确立了完成《挑战大自然》比赛的目标。他们谨守这个目标，甚至将登上巴特尔·弗里尔山视为一个挑战，一个目标，我相信，这给予了他们无穷的动力，情况越是艰辛，他们就越能愈战愈勇。

 

　　不幸的是，“东风队”最终还是没有跨过那次《挑战大自然》的终点线。他们虽然鼓足勇气爬上了巴特尔·弗里尔山，但他们花的时间太长了，超过了规定的时间限制。无论如何，“东风队”的毅力体现出了他们性格的坚韧。如果队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将这种毅力运用于人生的每一个方面——婚姻、事业、保健、教育等等——他们的人生将永远是成功的。

 

　　当生活变得艰难起来的时候，不要寻找借口，不要丢失你的目标。相反，为你自己注入武士精神吧。

 

 

 

忠实于你的梦想(不要出卖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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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把初期剪辑的《挑战大自然1996》节目交给探索频道时，他们并不显得高兴。我的那个由麦克·西尔斯、汤姆·雪莱和杰伊·比恩斯多克(汤姆和杰伊直到现在还在和我合作《幸存者》)组成的创作组快马加鞭赶的是一个匪夷所思的最后期限。探索频道给他们制作一期节目的时间只有我们目前所用时间的一半。好在他们如期完成了。一个冒险性质的比赛

以总共五小时的系列片形式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不仅如此，那些伙计们还做到了在短短十周内将几百个小时的比赛胶片裁剪成一个充斥着激动人心的情节的电视冒险节目，这些在电视史上都堪称首次。

 

　　探索频道原来要求节目没有解说，我们照做了。虽然我们觉得没有解说并不好，但我们还是同意了他们的要求，同时也准备好了一旦探索频道同意我们的意见，我们就随时加上解说。他们终于同意了，不过是在播出前五星期。他们把我们完成的节目交给另一个制作公司，要他们将节目改成分别是一小时、两小时和五小时的节目。我们吓坏了。尽管这些改动也都是我们曾经提议过的，但他们不信任我们来做自己的节目。当我们后来将这个节目提交给艾美奖时，我选送的是四小时的版本，因为那是完完全全由我们自己制作完成的。当我们得到巳获提名的消息时，我们欣喜若狂，因为我们知道那完全是我们自己的功劳，而不是什么别的制作公司。

 

　　探索频道和我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他们把《挑战大自然》看作是一个纯粹的以大自然——树木、动物、冰川——为主题的纪录片，运动员和竞赛都成了次要内容。我非常强烈地反对这种看法。《挑战大自然》不是一部纪录片，而是一个关于男人和女人在充满磨难的个人环境中的人身体验的写实剧。动物和自然都只是在竞赛的大舞台上出演的次要角色。

 

　　不幸的是，探索频道对在他们的电视网上播放的节目有着绝对的创作控制权。尽管我掌管实际的制作，但《挑战大自然》要以他们所认识的方式出现在电视上。我意识到，我是不可能取胜的。1997年，在探索频道的催促下，我在《挑战大自然》的电视制作控制权移交合同上签了字。那是个三年协议，赋予探索频道绝对控制权，直到1999年夏。我还可以继续作我的执行制片人，但实际控制权是探索频道的。他们决定用另一家制作公司来拍摄比赛。

 

　　不过，探索频道为了安抚我的痛苦，将我的薪水翻了一番。当时我想，做一半的工作而能拿双倍的钱，还是个不错的交易。于是，我咽下了骄傲，收下了钱。

 

　　尽管我是和探索频道最富经验的执行制片人安格斯·叶兹(他也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之一)肩并肩合作，但重新安排的第一次制作仍然很不顺利。探索频道的会计和制作管理部门将预算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电视制作，一个是比赛操作。安格斯和我都认为这样做很不明智，而且开销很大。但是这个问题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我负责比赛的预算，也只能对将比赛和电视预算分开而造成的浪费干瞪眼。我的梦想是被一个公司实体所吸纳，而且能在里面占据一个坚实的、一言九鼎的位置，能统揽全局。犹他之后不过短短两年，我已经有勇气和一家大公司说，我不要他们的钱，我非常高兴把自己卖给探索频道。你可以争辩说，我在那儿赚了更多的钱，但是钱越来越不重要了。我认定《挑战大自然》的主旨是一部人性戏剧，而不是一个罗列事实的自然史纪录片，把许许多多的人放进去只是为了添加点色彩。探索频道的观点是错误的，违背了我的《挑战大自然》梦想的任何一条原则。

 

　　1998年在摩洛哥举行的比赛情况大大好转了。安格斯得到了更多的控制权，其结果是带进来一个新监制保罗·斯帕罗。我们相处得很好。他也赞同我的观点，即这个节目应该是一部关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戏剧。我们在创作过程中合作得很愉快。因为这是我的第四期《挑战大自然》，而在我们开拍之前，我的脑海里已经对它有了清晰的勾勒。我的创作能力蒸蒸日上。说实话，这一切都有赖于我所说的——相信你的直觉。我已经能非常敏锐地感觉到什么在电视上行得通什么行不通。举个例子，当我在设想摩洛哥比赛的开场时，我的脑海中便浮现出一幅清晰的画面：参赛者骑在骆驼上，疾跑着穿过坚硬的沙漠，像是《阿拉伯的劳伦斯》中的一个镜头。我就是这么开始那场比赛的，真是效果绝佳。我们花了很多小时审查节目的初期剪辑，集体决定需要保留什么，删除什么，增加什么。通过这些，我学到了电视应当有怎样完美的结构。将这些知识和我的直觉结合起来，我的创作能力突飞猛进。

 

　　摩洛哥节目完美得令人难以置信。感谢安格斯和保罗，我赢得了我的第一次艾美奖。我的自我得到了安抚，我甚至自欺欺人地想，探索频道对《挑战大自然》的控制并不能影响我，我以往多虑了。事实上，格里格·莫耶尔——就是他把《挑战大自然》并入探索频道，成为他的热门节目——在1998年向我提出了另一项交易：我能赚到很多钱，足够保证我的家庭将来许多年的舒适生活，而探索频道则完全拥有《挑战大自然》的电视转播权、比赛制作……一切一切。我同意了这项交易。

 

　　正当我们要签合同时，格里格·莫耶尔突然从探索频道辞了职。接下来探索频道公司总部一团混乱，要购买《挑战大自然》的提案也就不了了之了。

 

　　我受到了重创。因为这笔交易，我已经终止了一切工作，而现在，这笔交易黄了，我的比赛也要玩完了。

 

　　好在几个月之后，也就是1999年的春天，探索频道又找到了我，向我提出了另一个方案：他们不打算购买比赛，但他们仍然想要制作它。他们要将我的报酬和比赛预算减半，然后要我寻求公司赞助来弥补差额。他们的理由是，1996年至1998年期间，他们已经在《挑战大自然》上花了4000万美元，将这档电视节目播送进了140多个国家的1.45亿个家庭。尽管他们的投资实际上也得到了不菲的回报，但好像我还欠着他们债似的。他们这样做是在赌一把，让我对他们感恩戴德(也没法在别的地方获得更好的交易条件)，于是我会软下来，接受他们扔给我的任何残羹剩饭。

 

　　他们赌得很聪明。至此为止，我的职业生涯已经完全依赖探索频道了，我已经被他们的金钱和公司声誉所引诱。我的自我喜欢他们打造《挑战大自然》品牌的方式，我开始害怕把节目转到别的地方播出会意味着收视率的滑坡和声誉的下跌。如果我是探索频道的头头之一，当我要削减成本却仍然想保住像《挑战大自然》那样有价值的产品的话，我也会向对方提出同样的条件。

 

　　我必须承认当时我为此很伤了一番脑筋。一半的钱总比什么都没有强。那时我已经有了妻子和两个孩子需要照顾。我告诉探索频道，我会好好考虑他们的提议，给他们一个答复。

 

　　就在我仔细考虑这个提议的同时，我还将《幸存者》的设想交给了探索频道。但是他们否决了《幸存者》。于是我明白与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破裂了。1999年夏天，探索频道放弃了对《挑战大自然》的购买权，为我们的分道扬镳一锤定音。我现在可以进行别的尝试了。

 

　　是时候了，我应该停止出卖自己的梦想，而要自己掌握它们。我得承认，我不再是在电视的浅水湾玩水的冒险者，而是一个对冒险抱有激情的电视制片人。我应该竭尽全力让自己成为最好的电视制片人。我可以把《挑战大自然》带到另一个电视网，那将是一个完全聚焦于人的故事。

 

　　非常奇怪的是，之后不久，我就和美国电视网的史迪夫·乔有了一次会面，向他推销《幸存者》。他很快就通过了《幸存者》，但在会面结束之前，他告诉我，他对《挑战大自然》的版权很感兴趣。我很震惊，也异常兴奋。我告诉史迪夫，我只想出卖这个节目在美国的转播权(而我以前卖给探索频道的是全世界的转播权)，他同意了，我们签了协议。接下来我又和沙巴22的婆罗洲做了一笔交易，得到了他们200万美元的赞助。然后我引入哥伦比亚三星公司(Columbia TriStar)，为我打理海外转播事宜，众所周知，他们在这个方面是全世界最好的公司。结果呢？那一年是飞速发展的一年！2001年全世界有十亿人能够看到《挑战大自然》。在美国的收视率也比我在探索频道时的收视率多出一倍。节目在评论界获得交口称赞。当然，最令人欣慰的还是，节目成为了一部人性戏剧，而不仅仅是极端的冒险和纯粹的自然——我终于如愿以偿了。

 

　　当我回过头重新审视我与探索频道的最终分手，我意识到这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只不过是我们彼此不再合适了。探索频道的定位是纪录片，而我的定位是人性戏剧。我不属于纯粹的纪录片世界，我属于戏剧的世界。

 

　　感谢上帝，格里格·莫耶尔辞职了，他们取消了那项提案。当时我为这件事很是难过了一把，现在回头看，那真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

 

　　经过这样一番命运的周折，给我上了刻骨铭心的一课，那就是要忠实于你的梦想，它们是路标，为你指明通往成功的道路，改变它们或出卖它们只会让你悔恨不已。执着于你的梦想是毅力的表现，而毅力为你塑造卓绝的品格，使你充满力量，让你不断有新的梦想。

 

　　按照合同，在我为美国制作第一期《挑战大自然》(地点在婆罗洲)之前，我还欠探索频道最后一期《挑战大自然》节目。为了这一期节目，我于1999年12月来到了阿根廷的巴塔哥尼亚地区，全权负责那一场比赛。那真的是远征比赛史上最艰苦、最严酷的一场比赛。运动员们的比赛全程400英里，要穿越一系列迥然不同的生态环境：骑马穿过芳草萋萋的彭巴斯草原23，在一片茂密的竹林中开出道来，荡浆高山湖泊和河流，登上特洛纳多山——位于智利和阿根廷交界处的一座高达14000万英尺的安第斯山脉的冰川峰顶。尽管几年前，这样的比赛路线也许会被认为是不可能的，参加《挑战大自然》的运动员的潜能在犹他之后已经有了惊人的提高。这无疑是世界上最顶级的耐力竞赛，而且运动员们也期待着——我甚至可以说是要求——像巴塔哥尼亚那样意味着严峻考验的比赛路线。

 

　　当比赛顺利开展起来后，我觉得很有点心满意足。可以说这是一种自我实现，或者说我终于在做我想做的事情了，这就是我所适合的位置。我知道1999年的比赛会精彩绝伦，电视节目也将如史诗一般壮美。当我在直升飞机上俯瞰比赛路线时，对于后者的所有顾虑都立刻烟消云散了。眼前的景象非常令人震慑：彭巴斯草原一直铺展开去，直到珠玉般的湖泊和白雪皑皑的安第斯山脉的峰顶。

 

　　对我个人来说，巴塔哥尼亚的比赛是一次感觉怪异的经历，因为和我携手工作的那些政府官员(在许多情况下，也是军队首领)，就是我在福克兰群岛24战争中曾经与之奋战过的同一批人。我们伞兵团在进军斯坦25利港的途中伤亡惨重。有一次我竟然走进了一个阿根廷军营，在墙上看到了一些与我们遭遇过的部队的照片。

 

　　我来阿根廷本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准备遭受公众对英军在福克兰群岛战争中罪行的责难。出人意料的是，阿根廷政府的官员们对我言听计从，我要求什么，他们就答应什么，只要我把《挑战大自然》带到他们的国家去。这真是离奇——他们对我的英国军队背景一无所知，这一事实使情况变得更为离奇了。他们以为我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

 

　　我以前就说过，每一场比赛都会有它自身特殊的问题。从我在起跑线上通过一个扬声器大叫一声“开始”起，到最后一个队跌跌撞撞地跨过终点线的鼓舞人心的那一瞬间止，其间的每一时刻，都异常紧张。因此，我在比赛中从来没有片刻真正的放松。既便如此，一旦我确定我和阿根廷军政府过去的关系并不会成为什么障碍后，我在巴塔哥尼亚期间，无论是赛前还是在比赛中间，我都和以往的任何一次比赛一样镇定。唯一令我头疼和害怕的是那里的天气。

 

　　山区天气变化莫测，这已是尽人皆知，因为山脉的形状和幅员能够改变风向。巴塔哥尼亚是那一特征的极端体现。它位于臭名昭著的“咆哮40度”(即南纬40—50度范围的别名)风带，这意味着它会遭到强劲的南极风的扫荡。当地有个传说，说巴塔哥尼亚的风刮得如此猛烈，以至于阿根廷空军的战斗机试图飞进风里的时候，竟被风吹得往后飞去了！

 

　　所以我还得操心天气突然变化的可能性。但是，11、12月份在南半球是春天。我抛开我的顾虑，暗自希望我的山地向导在设定路线时遇到的温和天气能够持续到比赛结束。

 

　　山脚部分的比赛遇到的天气还是不错的——没有风，灰尘弥漫，燠热无比。参赛者带的帐篷和睡袋根本用不上。走在最前头的队伍为了轻装上阵，甚至把他们的帐篷睡袋扔在了转接地带。到后来，当领头羊一路挺进到了“教堂塔尖”(Cathedral Spires)地区时，遭遇了十年中最恶劣的暴风雪袭击。气温直线下降。赛道上的风强劲猛烈得如同飓风，雪让人什么都看不见。在这种极地暴风雪的情况下，所有直升飞机都不能起飞，所以我只能坐在总部的通讯中心帐篷里，听无线电传来的关于所有队伍的详细消息。

 

　　夜幕降临，暴风雪消停了。我如释重负。然而，紧接着就传来了噩耗：还有三个队没有找到，它们是西班牙的“红牛队”、美国的“威尔队”和阿根廷队。当暴风雪来临时，他们正在为杀入前十名而奋战。他们肯定是在山野的中心地带。那儿的温度是最低的，不超过华氏10度。寒冷，加上那样的风雪，一定会让人体温降低——甚至死亡。那天晚上我试图睡觉，但睡不着。我的《挑战大自然》的座右铭是“四个人出去，四个人回来”，意思是四个队友总是要一起行动。可是，那天晚上，这一座右铭有了新的含义：在《挑战大自然》的历史上，我害怕，将会有整支队伍有去无回。

 

　　凌晨4点，我呼叫无线电，想了解最新情况。三个队都还没有进入检查站的安全范围。暴风雪已经暂时停息了，于是我下令飞行员预热直升飞机。我们叫上了赛道管理员科弗·霍德尔，在天边曙光乍现时便起飞，前去搜寻失踪的队伍。

 

　　山脉看上去死一般沉寂，再没有了那个爽朗澄明的傍晚，当飞行员驾驶着直升飞机在天空中轻快飞行时的那种壮美。我看到的不再是风景或电视画面，而是大自然的伟力，沉默，凶险，似乎在等待着将我的那些勇敢的参赛者们狠狠击倒。大地上铺着三英尺深的新雪，在淡紫色的晨光中熠熠发光。单单是往下看着，我都觉得寒侵骨髓。怎么可能有队伍没有帐篷睡袋在这样的条件下过一夜而幸存下来呢？

 

　　我们在赛道上空盘旋了3个小时，查看了每一个可能的地方。没有任何失踪队伍的痕迹——没有脚印，没有营火，没有求救信号。他们永远地离去了。当我要飞行员飞回总部时，我别过脸去，不让他看见我，我已是泪流满面。我在痛苦中，一定千百遍地问过科弗同样的问题：“你真的认为他们没有睡袋也有可能挺过一个晚上吗？”

 

　　“我希望是这样，”他每次都回答道：“我希望是这样。”

 

　　没过多久，无线电劈劈啪啪喧闹起来。传来的是绳降处的检查站那欢快的呼叫声——“威尔队”、阿根廷队和西班牙队刚刚抵达。他们一起跋涉过漫漫长夜，互相鼓励着一直往前走，不能有片刻停歇，以免冻僵死去。没有人受伤。他们渴望着继续比赛。

 

　　我对他们做到的一切非常崇敬，同时彻彻底底地放下心来。记住毅力中见品格，而品格中见希望。是希望引领我们越过一个又一个人生的路障，然后开启我们的心扉，使我们能够常梦常新。

 

　　注释：

 

　　22、婆罗洲东北部马来西亚一地区。曾是英国领地，从19世纪初一直由大不列颠北婆罗洲公司控制，直到1963年沙巴州成为马来西亚的一部分。

 

　　23、南美洲中南部的大平原。

 

　　24、即马尔维纳斯群岛。

 

　　25、福克兰群岛东部的一个港口城镇，位于大西洋上。是英国属地的行政中心。

 

 

无论对错，速作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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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生活横跨两个压力巨大的世界，一个是冒险，一个是电视。我曾经非常仔细地观察过在这两个世界中取得成功的人们，看上去他们的共同点就是：能够作出决定并坚持决定。他们并不总是能又快又轻巧地作出决定，他们的决定也不一定总是正确的，但是，通过作出决定，他们选择了一条行动的路线。成功不可能也不会凭空而至，总要依凭某种行动。只

有通过作出决定，我们才能掌握我们的生活和通往成功的方向。

 

　　“我开始强烈意识到，那些藐视任何形式危险的人，其实非常依赖运气，”澳大利亚深水潜水员汉斯·达斯在谈到作出决定的必要性时这样说，“但一个人应该从中得出什么结论呢？一个人不应当更少将自己暴露在危险和运气面前吗？我们每时每刻都必须对命运心存感激，但是一定不能从我们已经进入的道路上走偏一步。”

 

　　几年前我在澳大利亚为《挑战大自然1997》拍摄一个宣传片，8个月后将在电视上播出。我们的创意是，我和两男一女(模仿《挑战大自然》的参赛队伍)，沿一片空旷的海滩策马疾奔。当我们骑马从没膝深的澳洲潮水中走过时，海浪翻卷，拍击着马蹄，看上去很有点儿声势。

 

　　问题是，澳洲牛仔给我找的是一匹“精神头儿十足的马”(在这儿我用的是他们的说法)。我没有在意。我向来在马背上都感觉相当舒服。把我为1992年的“高卢袭击”所做的训练和为犹他以及不列颠哥伦比亚《挑战大自然》所做的尝试性体验加起来，我已经在马背上度过了成百上千个小时。由于没有骑过烈性野马的经验，我一直确信我可以应付他们给我的任何马匹。

 

　　真是糟糕的决定。我很快就会明白，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马。

 

　　走在浩浩荡荡的摄像队伍前的是领头的牛仔，一个长相很酷、饱经风霜的澳洲人。他建议我让马快跑一阵，试试它到底怎样。我觉得那是个很不错的主意。于是我狠狠踢了马肚一脚，它开始沿着海滩飞跑起来。我根本就没想到一匹马能跑得那么快。当我们沿着海滩飞一般疾奔时，我使出吃奶的劲儿拼命拽缰绳，想让它慢下来，但它就是不停。我没有意识到，当我拼命把缰绳往后拽时，我的双膝却在使劲抵着马的双肩——这是要它跑得更快的信号。

 

　　那片海滩叫“四英里海滩”，因为它正好四英里长。它的一端是一堆嶙峋尖利的岩石，另一端是一道陡峭的悬崖环绕着这片海滩。拍摄的地方大致就在这片“四英里海滩”的正中。因此我的马只有大约两英里的路可跑，再往前去就得把我一头撞到悬崖上了。

 

　　跑了一英里后，一条罗特韦尔犬从天而降。这条面相凶猛的畜生在我和马前方200码处狂吠着，摆出一副应战的架式来。似乎那还不够糟糕，我又意识到，我的脚滑进了马镫。如果我从马鞍上滑下来的话，就会被马拖着在海滩上跑了，头顶还有只穷凶极恶的狗奔窜嘶咬。幸运的是，这只巨犬也招架不住飞驰而来着的烈马。当我们闪电般向它冲去时，它呜咽着灰溜溜地跑开了。

 

　　我眼见着海滩的尽头一点点逼近，那边巨石壁立，坚硬冰冷。很显然，我必须作出决定，而且必须在几秒种之内作出决定。

 

　　我选择了调转马头往海里冲去。如果我不能在岸上让它停住，至少我可以在水里让它慢下来。然后也许我可以把脚抽出来，再跳下马。当然，如果我没法抽出脚来，又掉下了马背，我就会淹死。在一头撞向悬崖粉身碎骨与跟海浪搏斗这两者之间，我选择了后者。

 

　　很好的选择。

 

　　我使劲拽紧左缰绳，想把马引向大海。马儿乖乖地转向了海浪，慢下了步子。这时，一个牛仔14岁的儿子刚好赶上了我。我不认识他。他一看到我失去控制就开始骑马追来。他让自己的马和我的马并驾齐驱，他伸过手来，抓住了缰绳，停住了我的马。“有点失控，伙计。”他以澳大利亚人特有的那种轻描淡写的方式说。

 

　　当然，我们还有片子要拍，所以，我不仅必须骑马回到沙滩上，而且还得在接下来的3个小时在镜头前骑着同一匹马进出波浪！！在那段时间里，我吓得都要死了。

 

　　回过头来看，我作了个糟糕的决定：我低估了我的马，而高估了我的骑术。那种惊险我宁可不要经历。

 

　　不过，把我的马引向海里却是个很好的决定。这个决定救了我的命。

 

　　一个是坏决定。一个是好决定。不过，要想成功，作出行动的决定是必须的。那些害怕作决定的人们，不管是害怕天会塌下来砸到他们身上，还是担心会丢掉工作，或者任何其他能找到的放弃对自己的生活的控制权的理由，你们都得记住，你们在消极地选择不作决定时，你们已经作出了选择。与其决定被动地让生活控制你，不如作出行动的决定，对生活产生影响。

 

　　因此，不管是对还是错，一定要速作决定。

 

 

 

听从你的内心直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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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作决定的时候要听从你的内心，关于这个问题，我前面已经说了很多了。你绝不可忽视内心直觉的力量和预见。我想，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如果我们学会信任为我们指明道路的那个微弱的声音，大多数的决定就会是正确的决定。甚至极端地说，如果你信任你的内心直觉，所有的决定都会有最好的结果。

 

　　来自内心的决定或直觉，是一个联合体，它包括结构知识(通过书本、正规教育等等获得的知识)、人生教训(我们自出生起就在心里归了类的成功和失败)以及在每一个需要作出决定的关头脑海中激发出的奇想。当我们面对一个需要作出决定的情境时，我想大多数人都会惊讶地发现，我们的头脑已经将数据库搜索了一遍，估量了情况，然后作出一个抉择。有时决定看上去恰到好处，有时却似乎不合逻辑。无论怎样，决定已经作出了。那就是来自内心的决定，那就是你应当听从的决定。

 

　　然而，人的天性总要忽视潜意识里的东西。我们喜欢费尽心机地分析一个情境，将个人感情(情绪、关系、疲劳度等)加入决策的过程。决定，对潜意识来说是非常清楚明白的，现在却变得云隔雾罩起来。于是，这时作出的决定十有八九是错误的。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我还没有看见过任何界定这个现象的科学研究。而且我知道，许多人或者选择否认直觉的存在，或者干脆忽视它，而我却认为再怎么强调它的能力都不为过。

 

　　《挑战大自然》的挑战和冒险教会我信赖自己的内心直觉，但让我将这个本领运用到每一天每一刻的正是《幸存者》。那真是一个接一个的艰难决定。你知道，我可以毫不撒谎地说，很少有决定是错误的。例如，当要挑选一个主持人时，我看了足足一百部试镜录像带。但我一看到杰夫·普洛博斯特的带子，我就知道他是《幸存者》的最佳人选。他并不出名，也不是一个很在行的冒险家，但我的直觉告诉我，就是他了。

 

　　我也一直有一种直觉：《幸存者》会一炮走红。从我在1996年一个圣诞晚会上第一次同查理·帕森斯讨论购买版权问题的那个时刻，到莱斯利·穆维斯给我亮起开始制作的绿灯那一天止，我知道这个节目一定会抓住美国公众的心。我如此强烈地感觉到了这一点，以至于当我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向莱斯利·穆维斯推销这个节目时，我的开场白是递给他一副仿造的《新闻周刊》封面，上面是《幸存者》的大幅照片。我想让他知道，我的的确确相信《幸存者》将是了不起的杰作。为什么？因为我的内心直觉是这么告诉我的。谁能够抗拒这样的诱惑呢：看着16个陌生人创建一个新世界，然后又毁灭它，一个星期接一个星期，一次投票接一次投票。我相信这个主题是所有人都感兴趣的。

 

　　在制作开始前两个月，我试验了一下我的那套理论，那时我还在巴塔哥尼亚制作《挑战大自然》。比赛已经结束，那是我们打道回府前的最后一个晚上。那之前，一个征集《幸存者》选手的新闻稿已经在《今日美国》的首页刊出，收到了6000份自摄的测试录像带。我的选角负责人林恩·斯皮尔曼已经从那浩如烟海的录像带中挑出了800人，然后继续将范围缩小到50个“金星”决赛选手。都是很适合节目的人选。林恩把他们的录相都放在一张家用录像带(VHS)上以供我过目，然后通过联邦快递把它送到巴塔哥尼亚。我没有把自己关在旅馆房间里独自看带子，而是邀请所有制作组成员到终点线旁的山区小木屋中边喝啤酒边看。我已经和他们中的很多人预约了8个月后继续合作《幸存者》，因此我想他们可能愿意看一看，人们很快将会每天看见的男男女女们究竟是什么样。

 

　　不过，我存的私心是想得到他们对节目的真正反应。这很像我在晚餐会上向人描述《幸存者》设想的那些日子。我让全体成员观看录像带，是为了得到他们的反应。

 

　　我一把录像带放进小屋的录像机，屋里顿时安静下来，每个人都被那些疯狂的录像吸引住了。摄制组成员都是些硬朗、真诚、爱好野外活动的人——而且他们对《幸存者》是永不满足的。我对这班人相当了解，知道他们会对我实话实说，毫不隐瞒。如果他们觉得这些《幸存者》的可能人选很一般，他们会让我知道的。但是他们凝神观看着，沉浸在其中。那些准放逐者们极富创意地证明为什么应该是他们去岛上。有一个消防队员把他的帽子扣在火上；有一个妇女在烧烤她的“牛排”比基尼；一个舞蹈治疗专家表演了一套舞蹈。肖恩·科尼夫是压轴戏，他的录像是在瓢泼大雨中拍的，他周身缠绕着橡皮蛇和橡皮蜘蛛。松雅·克里斯蒂芬演奏着尤克乐乐26，唱着歌。

 

　　我很高兴他们那么喜欢这些录像带，因为我意识到，这个节目是关于人的节目，而不仅仅是关于危险和生存的别开生面的场景。它是一部戏剧。如果戏剧不能抓住观众的心的话，它就是失败的。

 

　　我从巴塔哥尼亚飞回家，开始全心全意制作《幸存者》。在制作前的那些星期，那几个月中，我被问得最多的问题是：“它会以什么方式开始？”人们期待着这个节目能有一些戏剧性的表现。但我想，他们感觉到，节目的合理性绝大部分要依赖于我们实际上怎样把放逐者们送到岛上去。电视观众需要看到这些人被放逐的过程。让直升飞机把他们放下去，或用圆形充气船把他们送去岛上，让那些想象他们是因为船只搁浅被冲上岸去的人失望。这站不住脚。

 

　　所有这些我都已经想过了。我的内心直觉立刻给我提供了正确的决定。“我要让他们带着他们所有的物品从一艘船上跳下去，”我要这么告诉任何一个问我的人，“游戏就从那一刻开始。”

 

　　我的内心直觉告诉我，强迫放逐者们在离岸一英里处跳下船，再向海滩游去，这将是一幅震撼人心的画面，会使观者心中产生强烈的情感反应(想到一下子掉进一个未知的世界，谁会不害怕？)，这会使他们想要继续看下去。

 

　　当我在1999年6月前往婆罗洲选择外景地时，直升飞机飞过一个小小的渔村。它很原始，有明显的本土特色，座落于一个面对南中南海的小小海湾。他们的房子都是吊脚楼，大艇船和当地的钓鱼船就系在吊脚上。它就像是《现代启示录》中的地方，它的视觉和文化外观会立刻让观众沉浸到异域风情之中。当时我没有告诉任何人，但心里已经暗自决定要到那个村庄去拍《幸存者》的开场。

 

　　俯瞰这个村庄时，激发了我的视觉灵感。放逐者们不仅要从船上跳进水里，而且他们还要在这个渔村里上船。这可能会告诉美国公众，这些放逐者们不仅要被放逐到一个令人生畏的丛林小岛上，而且他们到达那儿之前，还要离开一个完全是异域色彩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小渔村。

 

　　可是，当八个月后我在制作前回到婆罗洲时，选景员不知道我说的是哪个村庄。他带我去了一个不同的村庄，他认为那个村子是开场的最佳场所。我看了一眼他中意的那个村子，但是知道它不合适。当我向他描述我以前看见过的那个村庄时，他看我的眼神好像是说我疯了。他说不存在这么个地方。我们一天花了几个小时沿海岸线来来回回地飞着，就为了找到那个村庄——却没有半点踪迹。我回到旅馆的房间，心想他是对的，那只是一个我想象出来的地方。

 

　　我把第一次到那儿去时拍的照片找了出来。有一大堆。我一张一张地仔细查看，想找出那个在记忆中飘忽不定的完美村庄的一点蛛丝马迹。我害怕永远都找不到它，那样《幸存者》就失去了许多精华和味道。是的，有其它一些渔村的照片。它们星星点点散布在婆罗洲的海岸。但是没有一个是我想要的那个。我已经认识到想象的神力了。这个村庄深深铭刻在我的脑海中。我真的不愿意承认它很可能根本就不存在。

 

　　然后我又发现了一堆照片，被我错放在我的行李箱侧面一个有拉链的小隔箱里。终于找到了——我给那个村庄拍下的唯一一张照片。当我第二天把这张照片给几个当地人看时，他们告诉了我那个失落的村庄的确切方位。我的选景员和我飞到了那儿，看到它就是我记忆中的样子，完美之极。我已经作出了在那个村庄中拍摄的决定，而且坚持这个决定，即便别人告诉我是我搞错了。有人会将此称为顽固(确实是这样)，但是，相信你的内心决定，那意味着坚持你自己的决定，即便别人认为你是错的。

 

　　要想把那个开场场景做得完美无缺的第二步是找到一条合适的船。我们发现“玛塔·哈利”停泊在哥打基纳巴卢的港口，就在一座豪华的旅馆外。那是一艘当地的帆船，手工制作，没有用钉子，船的外壳是黄色的，船尾画着一轮桔黄色的初升的太阳，两根桅杆，一根船首斜桅。

 

　　船主非常高兴能参与《幸存者》节目，但她也告诉我们，“玛塔·哈利”更适合沿海岸巡游，而不是在外海航行。她曾经航行了50英里去提谷岛——几乎不能成行。再有，这次航行花了七个小时。这给我们摆出了两个问题。第一，安全。如果“玛塔·哈利”沉没了，摄像船上会有足够的空间让放逐者们也塞进来吗？第二，成本。一趟为时七小时的航程中的每一分钟的拍摄都会花掉我一大笔钱。我的两难境地很简单：要么我接受在“玛塔·哈利”上的风险和拍摄的经济负担，要么我的开场部分必须改变。但是改成什么样子呢？我不可能叫16个人从一艘用玻璃纤维做成的船的后甲板上跳下水。如果我要那么做的话，我还不如拍一部海岛版的MTV《海滨别墅》。

 

　　我决定冒这个险。2000年3月13日，《幸存者》的制作正式开始。集合时间是凌晨4点。我和摄制组乘快艇驶出哥打基纳巴卢港口，前往沙璜27的渔村。当我们离开麦哲伦旅馆外的码头时，天还是漆黑一片。船上没有航行灯。我们呼啸着冲入黎明前的黑暗中，就像进入了游乐场中的那些令人惊慌的通道——我看不见眼前是什么，但我知道接下来的40个制作《幸存者》的日日夜夜将绝对惊险刺激。

 

　　天蒙蒙亮时，放逐者们也乘着快艇从他们的旅馆出发前往沙璜。他们都是一副摸不着北、担惊受怕的模样。他们在清晨的微光中漫步走过村庄，眼睛睁得大大的，对村庄，对摄像机，对彼此，都充满了警惕。他们穿上桔红色的救生夹克，爬进两艘村民的五彩斑斓的汽艇。然后他们开动马达，向“玛塔·哈利”驶去。他们坐在那儿，像是一群受害者，双膝缩拢，一副无助的样子。当他们登上“玛塔·哈利”时，太阳冉冉升起了，他们的桔红色救生夹克在碰撞着朦胧的晨雾和黝黑、平滑的海水。他们还是不允许和别人说话。他们在沙璜这样富有异域特色的背景前显得那么呆滞，他们看上去对将要降临到他们身上的一切那么没有准备，对这些我都感到很惊讶。“想想真奇怪，”当我跨进一艘船要登上“玛塔·哈利”时，一个摄制组成员对我说，“很快全美国都会谈论他们。”

 

　　前往提谷岛的巡游一帆风顺。一共七个小时，“一鼓作气”的一天。我们总共有23台摄像机几乎毫不间断地拍摄了航行的全程，然后又毫无差错地继续转入拍摄海岛实况。放逐者们在赤道的烈日下划了几个小时船，才完成两英里的航程，抵达海岸。我很为这些放逐者们难过，但也高兴地看到，他们非常明白《幸存者》不是一次郊游。天气真是太好了。我一看到杰夫·普洛博斯特下令叫16位非常吃惊的放逐者拿上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跳下“玛塔·哈利”这一段的初剪胶片时，就知道这个节目有了一个完美的开端。

 

　　那个决定给制作定下了一个精彩的调子，这很关键。我们在试图做一件美国电视上还从来没有过的事。现实为了照顾“戏剧现实”(戏剧＋现实)而被悬置起来了。不仅观众在节目播放时必须接受这个前提，而且摄制组也必须在我们拍摄时接受这个前提。摄制组的大部分人都曾经和我一起合作过《挑战大自然》，所以他们知道我拍摄实地冒险电视片的方式。但是《幸存者》对我们大家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尝试。一个持错误观点的摄制组很可能会把节目不明智地拍成一部伪戏剧，或闹剧，或一部纯粹的纪录片，而不是一部真实的生死斗争的戏剧：忍受和15位像法官一样时刻对你作出判决的同伴一起生活的39天。这个，加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一直在身后看着我们，注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使得作决定的过程更为重要。

 

　　注释：

 

　　26、一种民间乐器。

 

　　27、印度尼西亚西部一港市。

 

 

认识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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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节目时，我像其他人一样想，生活在提谷岛将是一段可怕的经历。海岛只有一英里宽，三英里长，其生成历史才一百年，是一次火山爆发把那一小片陆地从海底拱了出来。那片丛林是鸟儿从婆罗洲衔来的种子掉在那儿形成的。动物们则是过往船只的偷渡客，然后在补充供给时留在了岛上。我的选景员对列举岛上种种艰辛非常在行——巨蟒、瘴气、蚊虫、巨蜥、老鼠、沙蚤、鲨鱼、赤道酷暑以及海蛇，等等。天气也是骇人听闻的，当海上电闪雷鸣时，提谷岛便被淹没在闪电和大雨中。最后，这样的生存条件使我们对什么都很向往。我们的生活条件不比放逐者们好，睡在草草搭建的棚屋里，有温热的活水，没有空调。我们每天的伙食基本上就是鱼头和米饭。

 

　　总之，这样一个环境很容易导致恐惧和情绪化的决定。然而，《幸存者》是我功成名就的关键一步，我可不希望它泡汤。在作出任何决定之前，我不得不提醒我自己将任何不祥的或非理智的焦虑抛到一边去，只有那样，我的内心直觉才能够告诉我该走的路。

 

　　当我们全都站在我们那个位于乌有之乡中央的小岛上时(放逐者在一边，摄制组在另一边，中间是一英里长的茂密的沼泽丛林)，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生活也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很多。放逐者、摄制组以及任何一个与这次制作有关的人，都受控于小岛的魔爪之下。困难是永志难忘的，但也成了一个生命中被接受的现实。危险是另一个被接受的现实。但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去海里游泳，在丛林中跋涉，或者甚至在岛上更原始蛮荒的区域锻炼身体。

 

　　这不是说，我们忽视了死神的确潜伏在丛林中的这个事实。有这么个例子。一次，一个摄制组成员独自去海岛西端的沼泽地慢跑。当他汗流浃背、气喘吁吁地回到摄制组的营地时，一个马来西亚丛林向导走到他跟前，带着一副难以置信地神情问他：“你一个人去跑步了？”

 

　　“嗯……是的。”那个摄制组成员回答道。

 

　　“你不应该那样做。”那个马来西亚人严肃地说，“海岛的那个区域生活着巨蟒。它们有30英尺长，400磅重。它们一个月只吃一次食，但一旦它们出来觅食，它们总是盘踞在你刚才跑步经过的那条路的树上，当猎物经过时，它们就整个儿掉到猎物身上。巨蟒的重量会把猎物击昏，然后再使猎物窒息而亡，最后吃掉它。”

 

　　那个工作人员吓坏了：“它们能吃人吗？”

 

　　“当然。它们已经吃掉岛上的所有野猪了。人可没有野猪健壮。”

 

　　显然，虽然我们把拍摄一部电视节目的各种设施设备都带到了岛上，但在提谷岛上的生活仍然是一次真正的冒险。冒险中有危险，冒险中也有美——丛林的壮观，绚丽的日落，猴子、老鹰、巨蜥在它们自然的居所而不是在动物园里生息争斗，都让人惊喜连连。摄像和录音的工作人员每天长时间地工作，睡得很少，怨声载道。但是一等我们安置下来，制定出一个常规工作计划，事情就顺理成章了。岛上的生活成了匮乏和迷人的古怪结合。我们全都开始非常喜欢提谷岛了。不过我不能在这儿描述在一个荒凉无人的热带岛屿上的那些简单的生命的奇迹。

 

　　同样，我们在拍摄前有九天的磨合期，直到我的内心直觉告诉我，放逐者、摄制组、甚至这个海岛，都正在聚合成一个生机勃勃的电视节目。在那一天，当一场异常强劲的热带风暴淹没了整个海岛，我作出了一系列决定来巩固节目的质量和承诺。

 

　　那是在第三次部落会议的晚上。第一次会议弄得很紧张，因为无论是放逐者还是摄制组，都还没意识到，参加一次部落会议能够实实在在改变一个人的生活。被投票开除出节目的人不仅仅要打道回府，而且将失去获得伴随《幸存者》冠军而来的一大笔财富以及名誉的机会。

 

　　我只能想象放逐者们第一次参加部落会议时的感觉是多么难以置信地超现实。在那儿，他们住的是海岛上被保护区域的一个临时茅屋，吃的是米饭。除了为数不多的几个摄像师外，他们看不到其他人。他们的身体慢慢适应了日出日落的自然节奏，并相应地计划他们的睡眠方式。一切都非常原始——也非常真实。

 

　　然后他们在黑暗中穿过丛林(我已经这样穿越过好几次了。真的是非常恐怖的经历。到处都是蛇)，走了一个小时，然后进入一片空地和——瞧！——一片布景：人造废墟、一个火坑和一只锣。一个空中摄像机在布景上头盘旋，六个摄像师被安插在舞台的四周虎视眈眈。杰夫·普洛博斯特站在火坑前。头顶上的灯光又亮又热。摄制组成员们站在舞台外，喝着不含糖的可口可乐，吃着硬糖。

 

　　超现实！

 

　　松雅，来自北加利福尼亚州的可爱的老太太，在那第一次的部落会议中被涮下来。她有礼貌地走开了，不知道去向哪儿，或接下来要做什么。她在提谷岛呆的三天里经历过什么冒险吗？总该有一些吧。但几乎没有能让生命发生改变的事情。不过，她的塔吉部落成员们却是真心实意地为她的离去而感到难过，这使得整个进程没有那么超现实了，而且使节目更接近我所设想的部落会议——一个紧张、戏剧性的进程，在其中，个人的行动和言语得到其同伙们的评价和拷问，从而直面其真正的价值。

 

　　三天以后的第二次部落会议却是一团糟。B. B.，堪萨斯市的承包人，在一场杂乱无序的会议后，被送回了老家。帕贡部落没有把这个程序当真，忘了尽管这是一个电视节目，但它对他们的生活的影响是相当实在的。我知道美国公众会注意到他们的嘲谑态度。这会影响节目的可信度吗？我不知道，但我不能冒那个险。

 

　　在第三次部落会议之前，我和杰夫讨论了这个问题，我决定尽可能地强化这个节目的戏剧性。我要杰夫向放逐者们提出更深刻、更尖锐的问题，不让他们作任何规避。我想调整一下会议的后勤，好让事情进展得轻松而准确。我知道，坚持一个工作计划会加强我们对事态的控制力。

 

　　我所没有计划的是天气。岛上生活的第九天的清晨晴朗而炎热。清风从西南徐徐吹来，天空的蓝色是那种褪了色的粗斜纹棉布衬衫的颜色。但是，到了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风加速起来，一长条雷雨云从地平线的这一端一直铺展到另一端。这些云虽然还离得很远，但它们飞速地朝我们这个方向逼来。

 

　　岛上生活的一个副产品是一道毫无遮拦的地平线，因此我们能够看到风暴朝提谷岛进军的每一个动静。我们能看到云朵从天空一直伸展到海面，向我们这边气势汹汹地冲来，黑黢黢地翻滚着，像是死神的身影。霹雳划破天宇，呈之字形，咝咝作响，直抵海面。早上那么友好的柔风，现在变得如此凶猛起来，显出自然的真正强力，将岛上的树木折断，并且威胁着要掀翻部落会议的灯柱。

 

　　到晚上7点，当塔吉部落被领着从丛林来到布景处，风暴正好位于我们的头顶。狂飙将雨水瓢泼般倒下来。太阳一个小时前就落下去了(赤道的日升日落一年到头几乎分毫不差地在早上6点和下午6点)，我们已经关闭了所有岛上的发电机——除了部落会议的——来加深黑暗的程度。工作人员披上雨布，穿上旅行靴、长裤、衬衫，在各就各位之前作好最后的调整。林亚，我们的空中摄像操作员，一边注视着布景，一边注视着天空，害怕闪电会击中他那高耸的黑色金属吊杆。

 

　　有成千上万个词汇被用来描述雷声——“轰隆”、“霹雳”、诸如此类——在那个晚上之前，这些词在我看来都很适合。但是现在当我想起雷鸣，我回想到的是那晚在提谷岛上空炸响的无法描述的巨响。就像很快地开灯关灯，闪电将黑夜变成白昼，又在转瞬间消逝得无影无踪，然后一声震耳欲聋的怒吼降临到地球上，将土地震撼。那电闪雷鸣离我们这么近，这么威力无比，就像它是从我的头脑中发射出去的。我很久以前就不再像孩童时那么害怕打雷了。那个风雨交加、咆哮不已的晚上，站在提谷岛的大雨中，我第一次知道那种恐惧从何而来。

 

　　“我们要停工吗？”一个站在我身边的工作人员问我。他本想巧妙地提出这个问题，但狂风暴雨迫使他凑到我耳边大声叫唤。他害怕一棵200英尺高的菩提树会倒到布景里，还担心一道闪电会把我们大家都击中。

 

　　“不。”我很坚定。我在巴塔哥尼亚的暴风雪中、摩洛哥的沙尘暴中以及无数的雷电交加的暴风雨中拍摄过节目，知道现在正袭击我们的暴雨危害不了节目的制作。我害怕作出错误的决定吗？当然。在场的每一个人我都得负责。我首先要关心的是演职人员和工作人员的安全。作个“体验派制片人”，在荒野中驰骋来去，以更好地体验冒险的感觉，这是一回事。而作个有勇无谋的制片人，为了他自己的满足，把别人置于危险的境地，则是另一回事。不过，我是第一种人，肯定不是第二种人。我永远都不会让我的人冒无谓的风险。我的内心直觉告诉我，这场暴风雨不过是看起来吓人的麻烦事罢了，其实不会有太大危害。为了确证一下，我问了我的场地管理员艾里克·特恩，一个婆罗洲的当地人。他告诉我这次的闪电是水平划过天空的，说明没什么危害，这种现象叫闪电片。这种闪电不会打到地面，当然也不会击中我们，因此没有什么危险。至于风，周围没有什么菩提树近到会倒在布景里。再近一点的树都非常小。最后，雨也不会很给我造成太大麻烦。尽管暴雨如注，无休无止，雨水灌进了我的衬衫和裤子，又顺着我的双腿流下，灌进我的鞋子，直到水又溢出来，流到地面，但我完全可以不顾这些。一点水不会给谁造成伤害。

 

　　那些决定中的每一个作起来都很困难，但它们都是根据事实或经验作出的。我知道，如果忽视真理的事实基础，只会让我遭罪。

 

　　那天晚上，我们都淋得透湿，特别是杰夫·普洛博斯特，他在拍摄过程中可没有穿雨衣的幸运(但是放逐者们却穿了)。我们有两次陷入了完全的黑暗中，因为风暴把部落会议的电源破坏了。但我们团结合作，挺过了这些困难。摄制组在那个晚上举行了一个自发的狂欢晚会。甚至当我用岛上的电话线拨通了洛杉矶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通知他们岛上的情况时，摄像师和音响技术师们以及其他几十个《幸存者》的工作人员，都正在欢腾雀跃着。

 

　　从那天晚上起，我对我自己以及节目的预想有了百分百的信心。

 

 

相信你自己，即使那样看起来很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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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我的所有制作，有这么一个说法：“一切都决定好了——不过要等到最后一分钟，在马克最后一次改变他的主意后。”

 

　　那就是我。我确实就是那样做的。直到拍摄开始的那一刻，我都在不断地作着调整，以确定一切都恰到好处。我非常清醒地知道，当拍摄一开始，就会有100个工作人员在遵循我所执行的计划。我让他们往哪个方向走，他们都会很高兴地听从。但是会有一些恼人的念头啃噬着我的头脑，让我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我知道我所要的最后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东西是什么，而且我也知道，如果它看上去和我设想的样子不尽相同时，我不会对自己或最后的成品满意。因此，我经常会告诉那100个乖乖地沿着我指定的方向行走的人，我让他们走错了方向。我告诉他们，完全是我的错，但无论如何，他们走的是一条错误的路。为了达到我们的目标，他们必须掉转头朝另一个方向走。我不怕让别人觉得愚蠢，也承认是我的错。重要的只是结果。你是怎样达到那个结果的并不重要。

 

　　我记起在部队时的一件事。当时我正在阅兵场上，看一个团操练队列。一共有100人在踏步走，99个都能套上步伐，只有一个可怜的家伙的步子是错的。“瞧他，”我记得我当时对一个朋友说，“他们的步子都对了，只有那个家伙不对。”

 

　　我的朋友仔细研究了一下队列，然后说：“你错了。瞧仔细点，他们全都走错了步子，他是唯一一个踏上鼓点右-左、右-左踏步走的。他本来就应该这么做，他知道他在做什么。”

 

　　有时在生活中也是如此，所有人都做得好像是你错了。那好，一时误以为真也没关系，但是，当你听从你脑海里擂响的鼓点，成为唯一一个走对的人(而所有其他人都走错了)时，你一定要明白这一点。然后前进，永远前进。

 

　　在拍摄《幸存者》的过程中，我有很多很多次感觉到别人看我的眼光就好像我走错了步子。例如，在开拍之前，我对拍摄现场采访有一个设想。一个放逐者会被问及他或她对另一个放逐者的看法，即使那个放逐者就在旁边溜达，甚至就在背后搭建他们的棚屋。有两个制片人告诉我，像那样不行。他们说，采访应该和别人隔离开来，在一个受到监控的布景里进行。否则我们就会是在破坏“第四面墙”，而这是纪录片制作中的大忌。我理解第四面墙在纪录片里的价值(这个前提认为电视镜头绝不能干扰剧情)，但是我认为《幸存者》是一档全新的电视节目，需要新的规则。我固执己见，告诉他们至少一半的采访应该现场拍摄。我们这样试了一次，全都惊喜地知道，这种技巧令人难以置信地奏效。

 

　　或者举另一个例子，部落会议的照明。在我讲这个故事之前，要知道我对灯光或照明一无所知。我不知道它们的名称、用途和使用方法。我在提谷岛上唯一知道的是，我希望部落会议看起来像是完全由火光或月光照亮的。放逐者们绝不能看到一丝电光。

 

　　负责灯光的工作人员开始着手工作，花了很多天竖起了一排漂亮的看上去很自然的照明灯。但是在为第一次部落会议做彩排时(让工作人员代替放逐者表演)，我知道事情不太对头。我告诉他们我需要把所有灯光全都换掉，他们目瞪口呆。布景的照明完美无缺，他们的工作完成得很好。

 

　　他们是对的，的确完美无缺——太完美无缺了。我知道，照明组的人已经尽其所能地完成了他们的工作，但是我需要他们做的是另外一种方式的工作。我需要他们忘掉他们所知道的传统照明方式的所有知识，而去寻找一种有明显《幸存者》特色的为部落会议照明的独创方式。要看不见电灯，要让放逐者们感觉他们是在真正的废墟里，而不是在一个布景中。

 

　　照明部门告诉我这是不可能做到的。灯光安置在一定的地方是有原因的。把它们隐藏起来或干脆完全取消它们，却又要有足够亮的光线来拍摄高质量的电视，这是不可能的。当照明人员告诉我，我的要求不可能做到时，他们盯着我看的神情好像我是白痴。他们是照明专家，有成千上万小时的拍摄电视和电影的经验，而我(在他们眼里仍然是个初出茅庐的新手)却在告诉他们要改变他们干自己老本行的方式。但他们的真正兴趣在于把工作做好，而不是反抗我，这是他们的才智和职业精神的体现。他们群策群力，找到了一个办法，以《幸存者》的方式来给布景照明。

 

　　然后到了由“绿色贝雷帽”来设定在沙滩海峡(一长条很滑的、狭窄的沙滩，距离我们举行大多数挑战活动的提谷岛海滩一英里远)的障碍跑道。美国陆军是我们的赞助者之一，“绿色贝雷帽”是从华盛顿的刘易斯堡飞来作我们顾问的，帮我们设定障碍跑道。他们一共有三个人，两位军士和一位少校。三个人都硬得跟钉子一样，不过都非常友好，工作非常努力。他们的工作是设计一条真正的军事障碍跑道，但是我担心他们会把它弄成一个纯粹的折磨身体的竞赛。那不是我所要的。障碍跑道将是各部落会合前的最后一项“免疫挑战”。它必须既是一项体力上的挑战，也是一项智力上的挑战。“绿色贝雷帽”接纳了我的意见，在跑道的半途增加了一个项目：用木头和木板搭建一座桥。这就是我想要的智力上的挑战。我自己试验了一下，同“绿色贝雷帽”及我们负责挑战项目的监制人布莱迪·康奈尔一起，调整木头的高度和木板的长度，直到我们搭出一座完美的桥来。

 

　　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

 

　　到了挑战的那天早上，我接到一个布莱迪打来的电话。他和少校正在沙滩海峡上，少校对障碍跑道很不满意。他觉得我们费了这么大的劲弄出来的智力挑战不合规矩。“他不相信军队里会这么做。”布莱迪告诉我。

 

　　我对“绿色贝雷帽”有着至高无上的崇敬。我知道，我试图把障碍跑道改变成不是百分百的真正的“绿色贝雷帽”所认可的一种东西，在他们眼里是大错特错的。说实话，我不在乎。对我而言，重要的是一个裁剪得符合我的预想的障碍跑道，它必须和《幸存者》非常吻合。

 

　　接到无线电话时，我正在驶向沙滩海峡去的船上。挑战不到一个小时就要开始了。放逐者们已经由另两艘船接往沙滩海峡去了。气温非常热，因为是正午，天空中一片云也没有，空气里透不出一丝凉风。我昨晚半宿都在和洛杉矶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通电话。所以此时我浑身滚烫，汗流浃背，在一艘船上颠来倒去，船上还有另外十五个人以及一堆乱糟糟的视听设备，堵在中间过道上，抵着我的肋骨。说老实话，在接到布莱迪的电话时，我有点生气。

 

　　“不行，”这就是我对要求改动的回答。

 

　　“但是——”

 

　　“不行。我们不打算改动障碍跑道。”

 

　　“但是少校说——”

 

　　“不行。”

 

　　“但是——”

 

　　“听着，布莱迪。我们是以我的方式在做障碍跑道。讨论结束。”

 

　　没有回答。

 

　　“这是我的方式，布莱迪。明白吗？”

 

　　“明白了。”

 

　　我特别不喜欢做得那样粗鲁，但时间紧迫，而且我知道障碍跑道的智力挑战部分是《幸存者》精神的关键所在。

 

　　我不要一个真正的军事障碍跑道，这在“绿色贝雷帽”的眼里是不是很愚蠢？也许吧，但是挑战进展顺利，是我们迄今为止最好的一次挑战——主要是因为有中途的考验头脑的智力挑战部分。结果才是最重要的。我在障碍跑道的有关事宜中作出的艰难抉择是以比赛的需要为出发点的。我已经懂得了，偶尔被人不喜欢是没关系的，如果最好的结果一定要以此为代价的话。有一句老话“如果每个人都喜欢你，你就是在犯错误”用在这儿很合适。长远看来，你将因为结果而被记取，而不是短暂的不受欢迎的时刻。

 

　　所以，了解你自己，相应地作出你的决定。即便当你觉得一个行动过程很愚蠢，你也要在心明如镜，你很可能就是那一百个人中唯一一个没有走错步子的人。

 

　　我们的拍摄进行到了第34天，庆祝拍摄杀青的晚会已经过去了5天，我们都在期待着飞回家去，以及忙乱的后期制作。这时，一群广告商来到岛上，要亲眼看看我们到底在做些什么。我带着他们四处参观，而摄制组的成员都皮肤黝黑，光着脚丫，完全一副和岛上生活很合拍的样子。让我惊喜的是，我所创造的这个小小的亚文化环境已经变形成为这么强势，这么有渗透力的东西。我们吃、睡、呼吸的都是“幸存者”。

 

　　可是，来访者们因为旅行的时差，明显地厌倦这个海岛——就像我们在刚到岛上的头几天的感受。我带他们参观了摄制组的营地，给他们在海滩上安排了一顿烧烤午餐，然后带他们乘船绕海岛游了一圈。后来，广告商们观看了正在泥火山拍摄的一个挑战。那天晚上，他们回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营地吃晚饭，并浏览了第一期节目的初剪——这个节目两个月内就会播出。

 

　　我很紧张，希望他们喜欢我的节目。我们有没有实现我们当初来岛上要完成的所有目标？我们有没有作出一档电视节目，它会让人们以全新的方式看待电视以及他们自己？尽管我作出了那么多符合内心直觉的决定，付出了那么多艰辛的劳动，当那十来个男女开始看《幸存者》时，我还是极度缺乏信心。自从我们踏上提谷岛的那一刻起，我所作的每一个决定，现在都要接受那群人的审核。他们回家后会以他们的广告费和措辞严谨的批评来给我的节目投票。

 

　　广告商们在该发笑的时候笑了，该害怕时神情畏惧——看起来效果不错。但是，当他们中的一个握住我的手时，我知道，我们已经取得了我们一直在为之努力的结果。“我本来以为会看到《真实世界》，”他指的是那档MTV电视节目，“但是这是一部电影。”

 

　　另一个人附和道：“我都毛骨悚然了。”

 

　　现在，我已经注意到，当我的电视节目得到了更多的关注时，我周围的人就容易患上“皇帝的新衣”综合症，经常和我说我正好想听的话。我已经习惯了强忍着痛苦用一只耳朵听这些观点。而我周围聚集着另外一小群人，他们才会对我说实话，永远如此。

 

　　这个倾向在《幸存者》之前很久就开始了。但是，我必须相信，那两个意志坚定的广告商没必要和我说废话。他们简单的几句话是非常确定的，我相信他们说的是真话。我想接下来的收视率也证明了我的正确。

 

　　作出决定是一项艰难的任务，但是你怎么生活，怎么取得你的目标，全都有赖于它，所以，无论是对是错，一定不要害怕速作决定。

 

制定能够达到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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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成功负责。你要么为它付出努力，要么什么都不付出；要么主动掌握这个过程，要么随波逐流、听天由命。因此，当制定目标的时候，关键一点是要追逐一个你相信值得去追求的梦想(因为目标就是付诸行动的梦想)。把它当成一个梦想，一个你相信有能力把握的梦想，把它当成一个梦想，一个你的生命不可或缺的梦想。只有你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设计一张怎样抵达那儿的路线图。最重要的是，设定一系列通往梦想的能够达到的目标。通过设定现实可行，能够实现的目标，你就能避免挫败，在你向更大的梦想进军的途中斩获一些小小的胜利，而每获得一次小小的成功，你就能增加一点能量，帮助你更好地走下去。有人称这种情况为好运连连。其实，每一个小小的成功都会让你觉得更自信，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你追求最终梦想的漫漫征程中，你需要得到其他人的帮助。开朗、积极的人比阴郁、幽怨的人要更能获得别人的援助之手。

 

　　《幸存者》成了那个夏天的热点，我很高兴已经实现了我的目标，也为我取得的成功而欣喜若狂。但是，要分清楚这两件事是不同的概念——作这种区分很重要。成功只是实现我的目标的伴随品。我的目标是制作出我所能够做到的最出色的电视系列片。

 

　　我同样也相信，我能够执行快节奏、冲击力强、故事型的优质创作。简言之，那是一档优秀的节目，能获得一批为数不少的忠诚信徒，能保证如潮的好评和受欢迎度。在制作过程中，我完全控制了我自己的行动和决定。我得到了激发，也得到了拥护。如果我失败了，我能责备的只有自己。

 

　　但是，如果我的目标只是制作出一档有很高收视率的电视节目，出现在《时代》杂志的封面，给全国人民的惯用语增添一系列经典口头禅——所有这些《幸存者》都做到了——我就是个傻子。那样的目标太过主观化，过多地取决于变幻莫测的市场、公众观点和杂志编辑的一时兴致。我对成功的那一方面没有控制权。如果我没法让那样的梦想成真，谁又能对此负责呢？运气好的话，如果我成功了，我能够问心无愧地把所有功劳都归于自己吗？

 

　　我制定的目标都是非常野心勃勃但又切实可行的，我能够对其每日进程全面控制(这要回溯到知道每一天的结果是什么这一点上)，原因之一是我渴望看到梦想成真的那种无比惊喜的感觉。如果制定的是达不到的目标，只会让我离梦想更遥远。

 

　　以《幸存者》为例。当《幸存者》一炮走红，“小电视节目也能够”成为有史以来最热门的夏季电视节目，我便有了一定程度的知名度。但是我觉得，无论你怎么成竹在胸，都无法防备那突如其来、不断高涨的全国民众的关注的冲击。人们在街上、在机场、在咖啡店朝我走来，告诉我他们有多么热爱这个节目。真是难以理解。

 

　　就像埃德蒙·希拉里爵士在成为登上珠穆朗玛峰的第一人后，发现自己受到了皇室才有的殊荣，于是他说：“你只是去到一座山上痛快痛快，然后所有这一切都落到了你头上！”我的感觉也一样，只是我的山峰是婆罗洲外的一座海岛。

 

 

意料之外也有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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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5月30日《幸存者》第一期播出，到8月1号，我离开美国，又一次飞回婆罗洲，为美国电视网制作我的第一期《挑战大自然》，这期间的每一天我都是在超现实的旋涡中沉浮，无数的采访，高层会议，中情局似的秘密会议，商讨如何推广这个节目，以及不让美国知道《幸存者》赢家的名字。刚开始时，我担心我会在接受采访时泄漏秘密，大声说出“理查德·哈奇”，从而使本想要给人惊喜的结局大白于天下。我像个妄想狂，总是担心这样的事情会发生，真是叫人难以置信。不过我还是能够守口如瓶，说出他的名字是绝不可能的。我从来没有说过他的名字，即便是和我办公室里的人也没说过，尽管他们已经知道他获胜了。我想，即便我试图说，也说不出那两个字。

 

　　回到婆罗洲真是一种解脱。接纳《挑战大自然》人马的旅馆是我们熟悉的老地方——哥打基纳巴卢的麦哲伦旅馆，我们在为《幸存者》选景勘查时就住在这里，这里也是《幸存者》制作期间的办公基地。总之，我的一生中一共有5个月的时间在麦哲伦旅馆进进出出。同样，我在1994年的“高卢袭击”惨败时就熟悉婆罗洲了。我的最大的失败和最大的成功都是在同一个偏远的海岛上发生的，这样的讽刺对我不会没有作用。婆罗洲是我的地理上的护身符，它时时提醒我，我的梦想已经引领我走了有多远。

 

　　当我们驱车离开机场时，路过几个巨大的《挑战大自然》的广告牌，广告牌上欢迎我们来到马来西亚，并声称它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远征比赛。每隔200码就有一面宣传这次比赛的旗子或横幅悬在公路上空。这让我觉得我来到的是奥运会现场。《挑战大自然》在四年里已经走了很远的路。

 

　　当司机把车停在麦哲伦旅馆的前门时，有十个旅馆雇员在那儿迎接我——从经理到服务员。“欢迎回来，伯耐特先生，”经理说，一位女服务员走上前来，给我的脖子上套上了一个花环，“不用登记了，我们已经为您办好了一切手续。让我们带您去您的房间吧。”然后我被领到了6260房间——几个月前的一个黑黢黢的凌晨4点，我就是从这个房间走出，前去开始拍摄《幸存者》。我把它看作是一个吉兆。

 

　　比赛的一部分是在达努姆山谷举行。那是一个原始森林，活动着一些个头矮小的大象，只是最近才第一次得到开发。你只有亲临其境，才能想象出它丰沛的危险和奇美，随处可见的眼镜蛇、豹子和水蛭是那么险恶，让人大气不敢出。一次一条水蛭爬进了一个参赛者的阴茎。河水咆哮着，浑浊，汹涌，常常会在几个小时内涨高好几英尺。丛林是那么密不透风，有一次一个参赛者摔坏了他的自行车，刺破了一侧的肺，我的直升机飞行员不得不用尾部螺旋桨清除出一片临时的空地来，这样我们才能着地进行救援。我所在的场所和好莱坞那样奢华耀眼之地相比，不亚于两个地极的对比，这样说毫不过分。

 

　　那就是2001年8月23日我所在之地，此时，最后一次部落会议正在美国的电视上播出。我来到这儿后已经有三个星期了。无数的现场记者问我，错过了我的辉煌之夜是什么感觉——在这个夜晚，有四千万电视观众将收看《幸存者》的最后一期——创纪录的数目。不断有人提问，这让我开始思考我现在为什么是在婆罗洲而不是在好莱坞。我能意识到的就是，尽管成功难以置信，但我的梦想就是作出一个伟大的、史诗般宏大的节目，而我已经做到了。我现在呆在了自己应该呆着的地方，在从事另一场冒险比赛，在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方。那天晚一些时候，在太平洋彼岸，隔着8000英里，我从4月20号开始就谨守着的秘密向美国公众公布了：理查德·哈奇赢得了《幸存者》。

 

　　《今夜娱乐》的马克·斯坦内斯这次又和我一起在《挑战大自然》现场。他全程追踪了马达加斯加和婆罗洲的“高卢袭击”比赛，从此和我成了密友。我们曾经许多次很深入地讨论过《幸存者》，但是最终谁赢了这个话题一直是我们的禁区，直到此刻，他终于说：“我想你现在可以谈论它了。”

 

　　斯坦内斯和我漫步走上一个小山的山顶。下面有几个摄像师在闲逛。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在《幸存者》中工作过，已经知道了结果。当我深呼一口气，向全世界大声喊出胜利者的名字：“理——查——德——哈——奇”时，他们笑得最大声，当然，他们也最知情。

 

　　这几个字从我嘴里出来时颇觉尴尬，就好像我的举动很是神志不清。我过了好一会儿才意识到，我还没有放松我的神经——《幸存者》已经结束了，已经安然无恙地走到了尾声。我已经完成了我要制作——从头到尾，从想法最初在脑海里形成到最后一期节目——我能够制作出的最好的电视节目的目标。再有最重要的是，我们一直保守着秘密。

 

　　然后我从山上下来，回去继续制作《婆罗洲挑战大自然》。你看一看婆罗洲的节目就知道，它是我参与过的最惊险、最成功的《挑战大自然》的制作之一。然而，我做起它来得心应手，非常轻松。莉萨·亨尼西，我的共同执行制片人，是那么足智多谋，把后勤的具体事务管理得没有丝毫差错，使我能够脱身出来，一门心思搞创意。我对自己有了新的自信。美国电视网的不加干涉的态度帮助我培养了那种自信。比赛险象环生，振奋人心，神秘壮阔——《挑战大自然》所应有的一切——我们把它完成得一点瑕疵都没有。

 

　　到接近比赛的尾声时，最后的一段海上航程正笼罩在夜幕下，我没有什么可做的了，只是守候在巨龙酒店——一个漂在海上的去处，被用作我们比赛的终点线。我感到那么自信，那么放松，甚至允许自己在比赛进行到一半时和工作人员一起小小狂欢了一下。我有了一种新发现的自信。我回忆起对我长大成人起了关键作用的那几个晚上。放松的人更容易作出好的决定。

 

　　在最后一支队伍赶到巨龙酒店后，比赛结束了。我们全都飞回哥打基纳巴卢，最后回到麦哲伦旅馆——一切都彻底结束了。当我登记入住时，我觉得自己好像成了一个全新的人一般。一天以后我们举行了闭幕晚会，一千多人参加了晚会，占用了整个露天旅馆。一个猎取人头的女祭司的出场拉开了晚会的帏幕。她的衣服上挂满了骷髅头，后面跟着她的部落勇士们，个个拿着长矛和标枪。当她吟咏着入场时，所有灯光都熄灭了。就在五十年前，婆罗洲还是一个猎取人头的野蛮人栖息之地，而这个女祭司那时就在那儿了。政府把她召进来，让她抵挡邪恶精灵的侵袭。他们相信邪恶精灵会从丛林中跑出来尾随着我们，如果女祭司不把这些精灵驱赶回丛林的话，它们就会随着我们回家。她被领上舞台时正处于一种迷狂状态中，谁也不看，然后，等她二十五分钟的吟颂一结束，就立刻离去了。我敢保证，那天晚上在场的每一个人对此都会终生难忘。甚至连当地的马来西亚人都被那个女人和她的那串骷髅头吓呆了，直愣愣的。此时当我写到这个场景时，仍觉寒气侵骨，鬼影僮僮。

 

　　婆罗洲的闭幕晚会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通宵达旦的，但我很早就回房去了。后来，当我躺在6260房间的床上时，我知道我的第三次婆罗洲的经历是我迄今为止最好的一次。是我将永远不会忘怀的一段时光。

 

　　9月3日晚间我回到了家里，刚好赶上劳工节28。旅程太漫长了，所以当第二天早晨8：30门铃大作时，我还在梦乡徜徉。我迷迷糊糊地从床上起来，穿着运动衣和T恤衫，睡眼朦胧地下楼去。当我走过厨房时，我得绕过我的那两只在瓷砖地板上打瞌睡的狗。显然，经过好几个月的疯狂亢奋后，我确实需要好好在家休整一段。

 

　　我打开门，看到两个衣冠楚楚的经理模样的人，手里拿着一个信封。他们看上去严肃、恭敬，让我想起了联邦经济情报局的特工。“伯耐特先生，”个儿高一点的那个人说，“我们是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来的。”

 

　　“哦……早上好。您想要一杯茶吗？”我的英国式的礼貌使我为他们感到难过——有什么事情会这么重要，以至于莱斯利·穆维斯会在劳工节的一大早把他们从床上揪了出来？

 

　　高个子把信封递给我，说：“这是莱斯利·穆维斯给您的。我们需要您当着我们的面读完这封信。”

 

　　“好吧。”我耸耸肩。信封里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总裁写的一封极其热情洋溢的贺信。日后我可能会给它装上框，把它挂在我家里工作室的墙上。

 

　　“啊，真棒。好极了，”我说，“非常感谢你们。”我说了声再见，然后等待他们告辞，我好关上门，又不失礼貌。莱斯利会如此重视我，还给我送贺信，我非常非常感动。尽管我也为这两位经理先生们感到难过。不过，最主要的是，我希望他们能赶紧告辞，我好回到床上去睡觉。

 

　　但是他们没有要走的意思。

 

　　“不，您还没明白，先生。”高个说。他们又递给我一个装满了水果、奶酪和葡萄酒的篮子。一辆玩具车搁在篮子里。

 

　　“哇。真棒。”我想这两个家伙可能是要回家去过他们的假期，“非常感谢你们。”

 

　　但他们还是不走。

 

　　我开始关门，没有注意到他们脸上困惑的神情。

 

　　“先生……我想您还不明白。我们来这儿的原因是……在我们后面。”他的手指向一辆停在他们身后的车道上的崭新的香槟色的SL500。我还是又累又困，对他们的举动很是困惑，心想：“他们为什么要指着他们的车？”

 

　　“伯耐特先生，”高个儿最后说，“请跟我们来看看您的新车，这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给您的嘉奖。”

 

　　直到那时我才明白了过来。给辆车作为礼物的传统是好莱坞成功的最高标志之一。我已经获得了成功。我现在还记得，当我在完全没有意料到的情况下，收到这么一个表明自己已被承认的象征物时，我是多么欣喜若狂。

 

　　所以，尽管意料之外的事情常常凶多吉少，但是有时，意料之外的事情也可以是一件送到你家门口，感谢你出色地完成了工作的礼物。作一个乐观主义者，一个有梦想的人吧，期待你自己也能作出一番伟业，最好的意外惊喜就会自己找上门来，改变你的生活。

 

　　注释：

 

　　28、劳工节，九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一，美国和加拿大为尊敬工人而设立的节日。

 

 

小小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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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现目标通常是一个漫长、拖沓的过程。有时这个过程只需几个星期或几个月，但有时会持续几年。记住，《幸存者》从圣诞晚会上的推销到电视制作，一共花了四年。在这样一段时间里，一个目标常常很容易让人觉得把握不住、捉摸不定。人们很容易失去信心，认为目标遥不可及，从而放弃它，然后将你生命的精力和关注转移到别的什么事情上去。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实行了“小小的胜利”的原则。你可能会认为它们是“婴儿步”。它们是些小目标，很容易达到，是上楼梯的一步又一步，而楼梯最终通向你的终极目标。无论你什么时候制定了一个长期目标，你都要在沿途设下一些基准点，好衡量进度，同时也是保持希望不灭的一个办法，这一点很关键。

 

　　我的《幸存者2》的目标是，从第一期中吸取教训，然后制作出一期更有挑战性、更像电影的、更吸引人的竞赛节目来。那是块硬骨头，不好啃。和所有的续集一样，《幸存者2》总是会被拿来和《幸存者1》作比较。后者成了标准。

 

　　我知道我没法控制《幸存者2》的收视率以及对它的评价。公众在收看这个系列节目时会作出自己的判断。我决定不去管这些。相反，我制定了三个制作前的目标：1、找到一个合适的比赛地点；2、设计和修建一个更好的部落会议的布景；3、准备一个人们意想不到的开场。

 

　　重要的事情先来。第一步是寻觅一个合适的地点。比赛场所是《幸存者》的第十七个人物。它必需是神秘、宏伟、振奋人心的。提谷岛确实是《幸存者1》的关键成分。“一个岛屿不是更好吗，”当我告诉我的一个制片人我在考虑找一个内陆地区作为《幸存者2》的比赛场所时，他这样对我说，“我觉得你应该去巴哈马群岛或别的什么类似的地方。”

 

　　那当然是一个可以考虑的选择。但是我需要的是一个野生生物和地形地貌都比提谷岛更令人望而生畏的地方。我愿意在巴哈马群岛晒六个星期的日光浴，但《幸存者》意味着白手起家、从无到有地创建起一个文明，而不是疗养俱乐部。不应该让观众产生这样一种印象：一艘滑水艇将出现在地平线，后面拖着一个游客。

 

　　我心目中的地方是在澳大利亚内地，在1997年的《挑战大自然》的比赛路线附近。在那次比赛之前我最大的担心之一是咸水鳄。这些史前的败类是澳大利亚雨林中的灾祸，能长到20英尺长，会出其不意地攻击人。顺便提一句，它们叫这个名字是误导人的。它们生活在海洋里，但在淡水中它们也能生生不息，是过渡型的野兽，习惯于数英里数英里地往内地迁徙。按我的想法，咸水鳄究其实是巨大的白鲨，能够沿着河流往上游，也能够在陆地上游荡。一想到它们就让人毛骨悚然。我宁死也不愿迎面碰到这些怪物。

 

　　1997年的《挑战大自然》的一些部分是在赫伯特河沿岸举行的，距离海洋差不多一百英里远。我乘直升飞机探察了大部分比赛路线，确定这个地区没有咸水鳄，因为我已经问过每一个当地人每个地方都潜藏着些什么样的危险——这是从《挑战大自然》开始以来我的惯例。在澳大利亚的这一次，我不断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上游的这一段有没有发现过咸水鳄。每一个当地人，甚至国家公园的官员们，都笑话我说：“当然没有。”一个当地的旅行用品商甚至划着皮船穿过赫伯特河峡谷。

 

　　在探察地形途中，我、飞行员和路线设计者司各特·弗拉维尔在一片小海滩上着陆，毗邻的是一片稀稀拉拉的桉树林。天酷热得惨无人道。我们找遍了沙滩，没看到什么鳄鱼的痕迹，于是我们脱了衣服，下到一个巨大的水潭里去游泳。水潭位于一片高耸壁立的悬崖脚下，一道气势磅礴的瀑布从悬崖顶上倾泻而下。潭水呈深黑色，冰凉刺骨，但是在火一般灼热的下午，这样的水还是让人感觉舒服的。我立刻决定，这样一个诗意的水潭将是比赛路线的一个绝妙的附加项目。我们在那儿游了一个小时的泳。当我们乘直升飞机离开时，我被这荒郊野地的壮观的美打动了，灵感也汩汩而出。

 

　　几个星期后，赫伯特河将是比赛路线的一部分这件事已经确定下来了。我决定，为了保险起见，我需要一份可以证明此地没有咸水鳄的文书。我雇了一个野生生物学家和我一起飞行浏览比赛路线。司各特·弗拉维尔也和我们一道。当飞机飞到我曾经游过泳的那个水潭上空时，我让飞机飞低点，我睁大眼睛费力地寻找鳄鱼的影子，但什么也找不到。最后，我们着陆用午餐。

 

　　午餐期间，我问野生生物学家：“我想您能够对这儿没有咸水鳄一事下个正式结论了吧。”

 

　　他放下正在咬的三明治，说：“我想我应该再看看，保险起见。”

 

　　我心想，这家伙八成是热爱乘直升飞机飞行——这大概是男人的睾丸激素作用的结果吧。嘿，我也喜欢乘直升飞机飞行。乘直升飞机的确有趣，但也很昂贵。我们现在乘直升飞机可不是为了在澳洲内地到处横冲直撞，像一些主题乐园里的惊险项目。但是，我需要他在保险表格上签字，所以我不能拒绝那个野生生物学家要再乘直升飞机的要求。因此我们又出发了。

 

　　当我们还在我四周前游过泳的地方低低盘旋时，我听到他从耳机里传来的声音：“你看到什么了吗？”

 

　　我仔细地搜寻着水面和岸边。“什么也没有。”

 

　　“再看看。”

 

　　我仔细地打量着下方的沙滩。我只看到两根老树干，也许是在河水涨起来时被冲到这儿的。就在那时，野生生物学家叫飞行员降落到沙滩上。直升飞机猛地朝下降落着。当我们越来越接近沙滩时，那两根树干突然有了生命，行动迅疾，势不可挡。不过一秒钟，它们就越过了水面和沙滩之间十英尺的距离。

 

　　野生生物学家咧嘴一笑：“现在你知道你在找什么了吧，伙计。”

 

　　司各特·弗拉维尔和我面面相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一阵寒气倏地闪过我的脊梁骨。

 

　　“你一定是在开玩笑……”当我意识到我曾经在这儿一丝不挂地游过泳时，我的声音也就越来越小了。是什么让我逃过了这一劫，没让鳄鱼吃掉？是不是那天鳄鱼正好不饿？还是它们没有注意到我？我不得而知。

 

　　我还是选用了赫伯特河作比赛路线的一部分，只不过是用瀑布上游的那些河段。我知道咸水鳄决不可能攀爬过那道悬崖，因此那个水潭就是它们能够抵达的最远的内陆了。

 

　　现在，我又决定在《幸存者2》中利用赫伯特河。悬崖顶部可以作部落会议的场所。这座悬崖和环绕四周的桉树林以及树林里面出没的袋鼠、鸸鹋和野猪，都会令《幸存者》增色不少。我又雇用了在《挑战大自然》时的老场地管理员克伦·琼斯，让她与澳大利亚官员电话接洽，商讨一些必要的事宜。于是赫伯特河成了《幸存者2》的比赛场地。

 

　　那是我的第一个小胜利。

 

　　第二个目标是设计一个部落会议的场地，能符合我对它的新想法。我给第一期《幸存者》设想的场景是玛雅废墟。这样的场景能让全世界的人都患上幽闭恐惧症，正好符合被囚禁在一个海岛上的感觉。四面都没有遮挡，但头顶上有一片树冠，能保护电灯和其他电器设备不受自然力量的破坏(我们当时就是这么想的，直到南中国海的强风带来了瓢泼大雨，淹没了布景)。

 

　　现在，一个小胜利有时是很偶然的，意料不到的，就像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又拨来了更多的资金，允许用一个足可以制作一部电视片的庞大的摄制组来拍摄这个节目。然而，有时小胜利会让人以为大功告成，一时会遮蔽了最终目标。设计和搭建《幸存者2》的部落会议布景就是这种情况。

 

　　我想要在《幸存者2》中搞一个巨石阵30出来。这个巨石阵是四面敞开的，气势恢弘，和澳大利亚内地的无边无垠、冷酷无情的自然特性正相匹配。顶上不要有遮盖，不仅是要配合那种澳大利亚内地的感觉，而且也是要让我们能够从直升飞机上往下拍摄现场。我和凯利·凡·派特进行了商谈。她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制作设计师，负责节目的外观。我告诉她关于巨石阵的想法，并确定把场地设在赫伯特河瀑布顶上的那块宽阔的粉红色花岗岩平地上。凯利的过人之处就是把绝不可能的设想丝毫不差地转化成现实的能力。我毫不怀疑她会设计和搭建出理想的部落会议的布景来。

 

　　如果事情有这么简单就好了。

 

　　澳大利亚官员明白说了，我们可以用赫伯特河。可是，河上的岩石不能受到任何损坏。不能钻洞，不能打孔，不能在花岗岩上装任何插销来固定背景。

 

　　我知道，他们的要求是明智的。对我们来说，让岩石毁容也将是个悲剧。

 

　　我要凯利想出个办法来，在赫伯特瀑布顶上搭建布景，又不会损坏岩石。她从悉尼叫了一支庞大的建筑组飞到内地来研究这个场地。他们说那是不可能做到的。是的，这是难以两全的事：在岩石上搭建一个木结构的平台，部落会议可以在上头进行，然而又不能让岩石有半点损坏。不过这个地点正好位于一道高达几百英尺的峡谷峭壁的脚下。从峡谷边缘到我心目中的石头阵，这中间唯一的路便是瀑布顶上的那种花岗岩，下一点小雨就会很容易让它像冰块一样滑，稍不留神，工人(之后很快就是放逐者)就会滑倒，跌进河里去，然后掉下瀑布。

 

　　所以，情况就是这样，我选定了我的场地，但不可能把人和东西安置到那上头去。接下来的是一项工程奇迹。一个升降机在岩石边上搭建起来，好运送重物下去(制作前期准备过程中运送建筑材料和设备，制作过程中运送摄像机)。还搭建了一个梯子，可以让制作人员和工人来来去去地走动，而不会掉进河里。有了这两样东西后，部落会议的场地很快就搭建起来了。凯利解决了最后一个问题：把控制室安排在哪儿，以便直升飞机拍摄时拍不到它。她用假岩石搭建了一个巨大的控制室，和粉红色花岗岩搭配得天衣无缝。

 

　　在我们开始制作前最后必须完成的小胜利是把放逐者们带到节目现场去。我可不能让“玛塔·哈利”沿赫伯特河扬帆而上，在中途把放逐者们踢下船去，让他们去和咸水鳄搏斗(尽管那会是个精彩绝伦的开场)。不，开场得是独一无二的，又要很有视觉冲击力的。我决定让他们空降进入内地。剧情的前提假设是一架飞机失事，坠落到这个荒凉的野外。幸存者们乘着降落伞(当然，降落伞上要绣着“幸存者”的标志)降落到地面上，实地拍摄就此开始。选角负责人林恩·斯皮格尔·斯皮尔曼在九月告诉16个进入决赛的放逐者们，我计划在飞往澳大利亚前让他们秘密接受跳伞训练和获得证书。

 

　　但是，我们要在2000年十月就开始制作。尽管那时是澳大利亚的春天，却是美国的秋天——过于寒冷潮湿，且狂风大作，不适合跳伞训练。莱斯利·穆维斯也指出，《幸存者》是普通人陷于非同寻常的环境中的故事。难道普通人都知道怎么跳伞吗？

 

　　他的观点非常正确。跳伞被取消了，换成让一架飞机将放逐者们运到内地一条荒无人迹的狭小跑道上去。幸运的是，澳大利亚空军的一种“北美驯鹿”飞机，这种飞机能够在距离奇短的作为跑道的一片地方起飞和降落。这些飞机最近最经常的用途是将难民运出东帝汶。《幸存者2》是这些飞行员第一次将人送到一个危险的去处，而不是把他们“救援”出一个危险之地。

 

　　澳大利亚政府允许我们借一驾“北美驯鹿”飞机。一些人可能会说，我已经完成了开始制作之前必不可少的最后一个小胜利。又错了。直到彻底结束之后，一个目标才能算作完成。进行了一半还不能算胜利，良好的意图或很高的希望也是如此。要实现我的小胜利，节目开场必须得到成功拍摄。

 

　　拍摄的第一天是10月23日。我和16个放逐者一起坐在文明开化之地的边缘的一小块飞机场上，等待登上“北美驯鹿”。飞行过程分两段——我将和这些放逐者们一起度过第一段的旅行。在这段时间里，我要和放逐者们简要说一说比赛将如何开始，以及将他们分成两个部落。一个小时的飞行后，我们会在一片荒地停下——其实只是一片野地——我将离开飞机，把我的座位让给杰夫·普洛博斯特。拍摄就在那一刻开始。

 

　　那天早上大雾弥漫，我们没法起飞。我焦躁不安，为延误而烦心，在脑子里琢磨着下午的拍摄计划要怎样调整。放逐者们也好不到哪儿去。他们还不允许说话，不安地打量着彼此以及工作人员，明显地为即将来临的冒险而胆战心惊。只有两个飞行员态度显得平和冷静，啜饮着咖啡，不时抬头看看天空，谈论着飞行事宜。他们轻松、幽默的谈话使这个早晨没那么难捱了，因为我可以看出来，他们都是自信的行家里手。我的制作放在他们手里是令人放心的。

 

　　我们最终登上了飞机，飞上了澳大利亚的蓝天。内陆在我们下方3000英尺的地方铺展开来。这驾双引擎螺旋桨飞机在风中搏击。放逐者们和我面对面地坐着，中间隔着小机身的货舱。我们坐的是用降落伞织物做成的折叠起来的座位。尽管我做了那么多年的伞兵，也就是说，我在这样的飞机里呆过无数个小时，但我还是要说，像这一次这样艰苦卓绝的飞行，我也没碰到过几次。有几个放逐者晕机了，对此我一点都不奇怪。

 

　　当我们最终抵达指定地点时，飞行员驾着飞机绕着地上的跑道盘旋，试着降落。我们仍在3000英尺的高空，身下是厚重的云层，只能从一个小孔中窥视到下方的“内陆”。飞行员此时只能急速地盘旋着着地，而不能徐缓地斜插下去着陆。我以前跳伞的经验让我在心里对此有一副清楚的画面，我知道盘旋降落会是怎样，飞机几乎垂直地向下降落3000英尺，然后猛地撞上地面，火花四溅。我的安全带那时正好松掉了，于是我使劲地用带子把自己的身体牢牢地绑在了座位上。看到我这样做，几个放逐者也如法炮制。

 

　　但是紧接下来的着陆是我根本就无法预料的，也超出了我的知识范围。飞行员开始打开机身尾部的货舱门。风从洞开的舱门气势汹汹地灌入，我能感觉到，当洞开的舱门成了飞机的减速板，在飞机的背后产生了巨大的拖动力时，飞机的空气动力学特性也随之改变了。然后，飞机前端朝前俯冲，让我们感觉到我们仿佛是在直直地朝地面一头撞去。飞行员把货舱门打开了作枢轴点后，又开始驾驶着飞机，以紧凑的小圈子朝地面盘旋着冲去。然后引擎又加速，直到有点像是在尖叫，呼啸着掠过机翼的风使那声音听起来像是要坠毁了。放逐者们竭尽全力不让自己的情绪流露出来——毕竟，他们的游戏已经卓有成效地开始了——但是尖叫声和呕吐物的难闻气味弥漫在空中。

 

　　我希望我能说，我当时是以超然的冷静态度见证着整个场面——制片人明智地承受恐惧的方式——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我知道飞行员是很专业的，但我的心仍然像野兔一般砰砰乱跳。我只能祈祷，到真正着陆时，能不那么多灾多难。

 

　　总之，我们在30秒钟内降落了3000英尺。飞机弹跳了几下，终于在坚实的地面上安定下来。普洛博斯特在地面上看到了整个过程。此时他都不知道是要拿我们所受的苦头开开玩笑呢，还是得为他自己再过一会儿就有可能也碰到这样的险情而担惊受怕。不管他是怎样的感受，当他和放逐者们打招呼时，他很好地控制着自己，表现出的依旧是他在游戏中的那副老样子。然后他登上了“北美驯鹿”，一起登机的还有摄制和录音组的工作人员宁亚·林奇和费德·魏特比。飞机起飞了。乘一架陌生的飞机飞越一片陌生的土地，这样的飞行会让人方向莫辨，通过把那些放逐者们带进游戏的这样一个过程，有效地将他们和外界隔绝了。我已经赢得了我的三个小胜利，节目制作可以顺利开始了。《幸存者2》启动了，开始运转了起来。

 

　　注释：

 

　　29、巴哈马群岛，大西洋沿岸的一个岛国，位于佛罗里达和古巴东部，大约包含700个岛屿和小岛以及大量的珊瑚礁。这个国家于1973年从英国统治中独立出来。

 

　　30、英国南部索尔兹伯里附近的一组立着的石群，可上溯到公元前2/000-1800年的巨石，被可上溯到公元前2800年的一个圆形沟槽和堤围围住。巨石的排列表明当时巨石阵是一个宗教中心，也被用作星象观测台。

 

 

逆境激发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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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经常说，我的节目是人生的隐喻。《挑战大自然》表现的是关于团队精神的戏剧，然后加上一些痛苦和冒险的成分，使参赛者能够窥视到他们的灵魂。它就像是一种真理的血清。我敢说，不知道自省的人是完不成《挑战大自然》的。不知道反省是万万不能的。你的一言一行都能在别人那儿得到反映，你的一举一动都将受到审视。聪颖的参赛者能从这次体验中学到东西，然后把它们带回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去。在比赛的重压之下，他们怎样处理自己和别人的关系，能让他们学到，在日常生活中，怎样最好地和家人、同事打交道。

 

　　《幸存者》隐喻的是时间和匮乏的作用。放逐者们无法逃离和他们一起参加游戏的同伴们，同时又要实现他们赢得游戏的目标。朝夕相处迫使这些男人女人们彼此要打交道。他们的争吵和痛苦不是压力和危险的作用使然，不像《挑战大自然》中那样，而是像镜子一样反映出和朋友、家人以及同事共度的分分秒秒。一种习惯或态度刚开始也许只是稍微有些让人不悦，到后来却惹人厌恶和憎恨了。争吵由此而产生，怒火因此越烧越旺。

 

　　《挑战大自然》和《幸存者》展示的是截然不同的怎样与他人交往(或不交往)，过一种成功而幸福生活的方式。即便如此，它们还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它们展示的是逆境中的生存——事情绝非一帆风顺。聪明的参赛者对意外之事总是有所防备。他或她能将新障碍或灾难带来的震惊强咽下去，找出解决办法，然后勇往直前(永远会勇往直前)，向他们的目标进军。

 

　　稍逊一筹的参赛者认为每天都会平安无事，不会有什么挑战。一旦情况变得糟糕起来，他们会觉得受挫，会恼羞成怒。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遭遇到的各种问题也不过是些平常之事，但是在他们看来，似乎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困难要更频繁，也造成更大影响。他们很少能实现他们的目标。

 

　　这儿我们能学到的重要一课就是：逆境激发力量。老实说，当生活变得困难起来，意外的挑战发生了，我们应该觉得快乐才是。我们会在考验中变得更强大。英国登山运动员查尔斯·S·休斯顿有一次写到，在有效地处理逆境的过程中能激发出意想不到的能量。他说：“人身上有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能产生更为巨大的能量。人在超乎平常承受力的考验中学会认识自己。”

 

　　《幸存者2》的参赛者都很善于接受意外之事。他们不像《幸存者1》的选手们(除了理查德·哈奇是个异乎寻常的特例外)，不是第一次玩这种游戏，对它并非一无所知。《幸存者2》的选手们全都一遍又一遍地看过了《幸存者1》。他们是有备而来的。当冲突发生时，他们处理问题的能力要远远胜过他们的先行者们，因为他们知道冲突是必定要发生的。尽管他们不知道何时发生以及怎样发生，但他们知道迟早是要发生的。当人们问我《幸存者1》和《幸存者2》的不同之处时，我会告诉他们：《幸存者2》的放逐者们知道怎么去做这个游戏。他们对意外之事有所准备。

 

　　在制作的另一个方面，即在工作人员中，我发现了一个个人在压力下如何调整自己以实现目标的绝佳例子。负责为《幸存者》量身定做音乐的作曲家拉斯·兰多要在现场呆上几天，亲临其境地体验内地的音乐感觉。他的计划是回到洛杉矶去创作。

 

　　在内地时，拉斯会见了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迪吉里杜管(澳洲土著人的一种管乐器)乐手戴维·赫德森。在《幸存者2》中，迪吉里杜管取代了《幸存者1》中的螺号，作为衬托地方特色的背景音乐。我以视觉的方式来看世界，而拉斯是以音乐的方式来看世界。听听戴维的迪吉里杜管，有助于他将澳洲内地的气味和质感吸纳进他的肺腑。所有这些体验都会以某种方式进入他回家后创作的音乐中去，所以当音乐最终为《幸存者》的观众响起时，他们也会乘音乐的翅膀飞到澳洲内地去。

 

　　拉斯来访期间，一小队国际媒体的人马也在现场。为了安全和保密起见，所有来访者的行动范围都有所限制，只能看他们能看的东西，去他们能去的地方。譬如，他们就不能参加部落会议，他们也不能参观营地。在拍摄《幸存者1》期间，记者们是能做这些事的。但节目的受欢迎程度还取决于扑朔迷离的结果：哪一个放逐者又要离开节目了，谁先走，谁后走，以及最后谁获胜。《幸存者2》的头等大事是保密，这么说一点都不夸张。我们的最高保密目标是不对媒体泄漏节目任何方面的消息。我牢牢记着在实现目标的道路上要学会期待意外之事的原则，每天都让自己更坚定一些，更加刀枪不入、坚不可摧。

 

　　邀请媒体去现场是必要的，尽管要冒泄漏秘密的风险。他们对节目的看法和描述是让节目走红的重要因素，也是节目正在进行的宣传推广活动的一个重要部分。来澳大利亚参观的这些媒体中有许多曾经去过提谷岛。但那时的心境和时机都不同于现在，那时到岛上的任何人都受到热情的欢迎，甚至可以花一个晚上的时间来观察放逐者的营地。他们对《幸存者2》的种种限制大失所望，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我在想办法丰富他们此行的体验——加深他们对这些体验的印象。我给他们看第一期的初剪，和他们一起走出去，从50米远处观察幸存者们的营地。但是那些都不疼不痒，没法给人以深刻印象。我想让他们觉得自己很受重视。我的办法是请拉斯给这些新闻界人士演奏一小段新《幸存者2》的主题音乐。我本来只指望拉斯能给我们一个草草的演示；就像在速写簿上顺手涂鸦一样，音乐也可以有涂鸦之作。我想媒体可能会愿意比普通大众更早听到这样的音乐片段。

 

　　没想到拉斯所做的远远超出了我的期望。真是难以置信，第二天下午，他用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和其他几样电子合成设备重做了他的澳大利亚版的《古老的声音》的主题曲。第三天早晨，媒体就听到了回旋在内地上空的《幸存者》交响曲。

 

　　我敬佩拉斯的是，当他面前呈现一个突如其来的障碍时，他没有找借口推辞，而是迎上前去。事实上，如果我没有乱说的话，我想他在内地期间一直在计划着录制那张CD。他对意外之事有所准备。幸存者们——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节目里——也一直都是这么做的。

 

 

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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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目标的实现是一个史诗般的时刻。然后不可避免地就是那个烦人的念头：“接下来做什么？”

 

　　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告诉你，制作《幸存者2》是一段难以置信的经历。我的身边是一个拥护我的团队——我的摄制组，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已经跟我合作多年了。他们都是吃苦耐劳的人。许多人在婆罗洲拍摄完《挑战大自然》后，又直接飞到《幸存者2》的现场，一路上还在从他们的肚脐眼中往外扯水蛭。我在去澳大利亚前还结识了几个新的摄制组成员——绝对的行家里手，他们参与摄制的影片名单都是让人过目不忘的，譬如最新影片《星球大战》和《谍中谍》。澳洲的风景美妙绝伦，能激发人们无限的灵感；铺展开来的山川河流、宜人的天气、形形色色的动物，都让我心存感激，庆幸我为生计而必须做的事情就是我喜欢做的事情。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清晨笑翠鸟的啼啭，也不会忘记袋鼠家族在摄制组营地附近蹦来跳去的画面。

 

　　也有严峻的挑战：譬如有三个工作人员被蛇咬了，另外，有几次森林大火几乎迫使整个制作中止。在《幸存者2》的播放过程中，观众能够看到一部分火灾实况。我们对大火一带而过，没有作过多渲染。但是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像那样失去控制汹涌猛烈的大火。火焰直冲桉树树梢，没有半点儿办法能挡住火势朝赫伯特河的进军。我几乎要下令撤离了——情况糟糕到了这等地步！直到一场雨从天而降，大火才终于熄灭。

 

　　但是你知道吗？我是一个冒险者。我的天性就是要不断寻找新的挑战和经历。我不是说不感激这个精彩节目的成功，但是我总是想往新的冒险。在内地，我在1993年马达加斯加的“高卢袭击”和1995年的《X Games挑战大自然》中已经体味过的那种感觉又一次油然而生：当一个目标已经实现、新奇感消失殆尽时的失望沮丧。当一个想法成为现实后，成就感和悲伤感是相伴而来的。我第一次在阿曼参加“高卢袭击”比赛时的经历是令人惊悚的，但它同时也很刺激。那个时刻是崭新的，我觉得自己生命力无比旺盛，为此我异常兴奋。

 

　　我本应该更加感激1994年在婆罗洲举办的“高卢袭击”，特别是因为我有一个顶尖级的团队。但实际上我的感觉没有那么强烈。对第三部“高卢袭击”，我抱着一种“到过那儿，做过那事”的态度——我知道这句话被滥用了，但用在这儿倒正合适。

 

　　第二期《挑战大自然》的情况也是这样的。在将犹他之梦变为现实的那一番忙乱之后，我又在X Games中操作着自动驾驶仪了。

 

　　在内地也是如此。我仍然着迷地关注着放逐者们的行为举止和诡计密谋，仍然一心一意想要尽我所能制作出最优秀的电视节目。我有一个能力非凡的摄制组。我想让它变得更好的目标也实现了。因此，我已经在期待着——永远向前看——《幸存者3》了。在澳大利亚期间，我最开心的那些时刻是从网上下载《幸存者3》的选景员从非洲发来的照片。对非洲我一直怀着一种浪漫情怀和强烈的好奇心——一个来自内心的要求冒险的召唤。

 

　　当一桩冒险成功落幕时，我便需要又一项新的挑战。成功是成功之母。成功也孕育着不断寻求新的冒险的欲望。我一直都有着这样一种驱动力，但只是最近我才开始珍视它。当一个目标被完成时成就感和悲伤感交织的感觉我并不抗拒，因为那是个人成长的一个标志。那种感觉意味着我已经完成了我计划要做的事情，但同时它也意味着我的能力和野心都有了长进，我已经有充分的准备去迎接新的挑战了。

 

　　具体到《幸存者》该怎么讲呢？那意味着下一部节目要求将更严格，视觉效果将更丰富难忘。具体到《挑战大自然》又怎么讲呢？那意味着我要作出更好的赛程，让运动员们得到更多的挑战、更妙的灵感和更丰富的体验。具体到我的日常生活该怎么讲？那就是让自己坐下来，标出我的地平线上的另一个大目标，周密计划我如何才能实现它，然后在早上急切地从床上一跃而起，开始着手实现那个新的梦想。

 

　　世界是辽阔的，充满了机遇。永远不要让自己安定下来。拥抱成就，但不要花太长时间。把你的目标再定高一点，对你自己的要求再多一点。然后向前进，永远前进。牛顿物理法则认为，静止的物体会永远处于静止状态。

 

　　只有推动那个物体运动，它才能获得一直运动的能力。想想看吧。

 

 

努力向上，超越，再继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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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夏天，《幸存者》正在美国热播，吸引了美国民众的强烈关注。就在那时，我读到《华尔街周刊》上的一则消息，给了我下一个伟大冒险的灵感。那篇文章是关于南加利福尼亚的一个亿万富翁丹尼斯·提托，他付给俄罗斯政府2000万美元，想乘他们的“联合号”火箭去“和平号”空间站旅行。

 

　　我看到这条消息后异常振奋。太空确实是人类最后的疆域。我以前总认为太空是有过专业训练的人士——如军官、新型飞机试飞员等——的要塞阵地。但现在来了个提托，一个普通人，他要飞到太空中去了。他不需要按按钮、导航或做任何会影响航程的事情，他只是端坐在火箭里，用安全带把自己绑紧，进入太空去了。我再也找不到其他比这个更刺激、更荣耀的旅行了。这是登峰造极的冒险。我得对此做更多了解。

 

　　我约提托见了一次面。一个星期天的一大早，我开车沿太平洋海岸高速前往提托在太平洋帕利瑟得的家。一同去的还有我的两个儿子。提托非常和善，非常聪明，也非常乐意和我们讲他就要到来的旅行，以及他是怎样和俄罗斯政府联系此事的。听着他说话，看着他那富丽堂皇的庄园大厦，我知道，丹尼斯·提托绝非等闲之辈。

 

　　我当然不是羡慕提托能去太空旅行(事实上，我一想到他要作这样的旅行，心里就发毛)，只是我身上的工人阶级本色让我想弄清楚，是什么使他比一个邮递员更特殊。为什么丹尼斯·提托能去太空，只是因为他能付得起钱？

 

　　我驾车回家途中正赶上了交通高峰期，车行缓慢，我不由得陷入了沉思之中。《幸存者》是如此成功，我显然已经可以坐享其成了。我可以放慢步子，减少我的旅行计划，做一些更容易完成的项目。但是在提托的太空旅行中，我找到了一个极具爆炸性的电视节目的灵感。坐享其成是不可能的。如果我做一个节目，不像《幸存者》中那样给获胜者提供100万美元的奖金，而是什么奖金都没有，用太空之旅来代替奖金，这样的主意如何？参赛者都是不折不扣的普通人——邮递员、教师、农民、医生、律师、学生、商人。获胜者将绑在世界上功率最大的罗马焰火筒上，被射入太空。通过参加一个实地冒险电视节目的比赛，太空将向普通人开放。等我到家的时候，这个节目的开场、结构和执行都已经在我的脑海里勾勒出来了。

 

　　就像我以前所说的，我喜欢用语言把我的目标描绘出来。当我有了一个新点子，我会一直说个不停。我的朋友们和业务合作伙伴们必然都会对我正在考虑的事情提出他们的看法。通过他们的反馈，我反复琢磨这个主意，不断修正它。目标的确会让人精神百倍。显然，这样到处嚷嚷的负面作用是，如果我失败了，会遭到大伙的嘲笑。但这反过来也给了我更多的激励和动力。害怕失败的心理会驱使我大胆尝试我渴望去做的那些事，即便别人认为它们是不可能的。

 

　　我以前尝试过的任何事情都没有我的太空节目那样难以企及。即便是现在，当我写下这些话时，它的前途仍然很不确定。

 

　　就在2000年7月4日前后(距离在伯特的船甲板上啜饮夏敦埃酒的那个阵亡战士纪念日不过短短的五个星期)，我开始告诉朋友们我的关于电视节目的新主意。它是《幸存者》的登峰造极的后续。获胜者——一个普通人——将乘火箭进入太空。

 

　　第一步显然是要弄到一艘火箭。显而易见的选择就是让获胜的参赛者乘坐航天飞机进入太空。但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负责监管美国的太空计划的政府机构，有一条严格禁止太空旅行的政策。当我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官员商谈时，他们告诉我，他们非常喜欢《幸存者》，但是我的关于电视节目的新设想会触犯他们的严禁太空私有化以及让平民进入限制区的政策。他们帮不了我。

 

　　然后我发现，是“和平号”公司将要送提托去太空。这个公司40%的股份属于两个美国电信业的亿万富翁奇林伊夫·卡苏里亚和瓦特·安德森，60%属于俄罗斯能源公司。我和他们取得了联系，我对所听到的答复很是满意。真是难以置信，我正在和一家美国人出资的俄罗斯公司进行商务谈判。我发现这个反讽很有趣。美国，一个建立在自由市场和工业私有化基础上的国家，却让政府来制定太空政策。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对美国的太空旅行有绝对控制权。老实说，我觉得这样做和让政府来运营微软的想法一样古怪荒唐。相反，俄国人的太空计划却是政府和私有工业相结合的。他们的目的就是要从太空私有化中赢利。他们一直在和其他国家和商业利益集团一起合作，发送电讯和研究卫星上天。俄罗斯人在经营着一个非常高效的自由市场的太空计划。

 

　　2000年7月中旬，我和“和平号”公司以及能源公司签署了一项协议，我付2000万美元让他们把一个美国人送上“和平号”空间站。我在一家“世纪城”律师事务所和“和平号”公司以及能源公司的代表商谈了一个晚上，直到凌晨2点，才敲定了这项交易。一个关键问题是，我必须在90天内找到一家愿意承办这个节目的电视网。只要这件事办妥了，我就飞去俄罗斯和他们最后商定使用星球城的细节问题。自尤利·阿列克谢耶维奇·加加林起，所有的宇航员都是在这儿受训的。我的那些美国人也需要在这儿受训。

 

　　很快我又出发前往婆罗洲制作《挑战大自然》。同时，我的律师，聪明绝顶的康拉德·里格斯，开始和各大电视网讨论我的太空节目。鉴于《幸存者》，“和平号”公司以及能源公司坚决反对我把节目只交给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事实上他们禁止我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商谈此事。他们不愿意把这变成一项内部交易，而是倾向于完全开放的市场竞争。

 

　　我们双方都作出了妥协：在和美国广播公司、国家广播公司和福克斯商谈以后，可以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作为最后的考虑。

 

　　要价是4000万美元——以及一个突然的变动。康拉德向各个电视网提出了非常大胆的平分收入的交易条件：我和电视网平分广告收入。这可是没有先例的事。当他们表示抗议时，他说：“如果你们想要马克，就得分他一半收入。”他们当然明白，我之所以这么炙手可热，完全是因为《幸存者》的缘故。但是这些电视网也知道我努力工作以求能分得部分广告收入的口碑。我和麦迪逊大街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平分收入成为谈判的一项内容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福克斯和美国广播公司都表示了兴趣，但是出价比我们的要价要少。国家广播公司立刻走上前来，答应付给我们要求的价钱。我算了一下最后的价钱，知道国家广播公司的投资很合算。他们在商业广告上的收入不会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从《幸存者》中赚到的那么多，但是他们肯定会是赢利的。我告诉“和平号”公司，国家广播公司已经同意我们的条件了，他们也觉得我应该接受。

 

　　2000年9月1日，《挑战大自然》闭幕晚会的前夜，我正在哥打基纳巴卢的麦哲伦旅馆，合同传真给了我。我签了名，立刻又把它传真了回去。

 

　　然而，那还只是开始。制作我的太空节目——我给它命名为《目的地：“和平号”》——不仅仅是一个召集摄制组成员、确定参赛者以及飞往俄罗斯拍片的问题。我最初脑海里出现这个念头时还没想到这些，现在我才意识到，这个新节目还牵涉到政治、国家利益以及太空的未来。在下这局国际象棋的实际棋手比我以前打过交道的任何人或势力要有实力得多。我只是一枚小卒——一枚关键的卒子，但终归只是一枚卒子。

 

　　2001年初，俄罗斯议会投票通过决议，要将“和平号”空间站挪出轨道，让它坠毁，掉入海里。《目的地：“和平号”》的标题不再有效，因为不复有“和平号”了。有些人误以为这也意味着不再有太空节目了。但我还没有放弃。我开始开玩笑说，我的《目的地：‘和平号’》现在应该变成送人去第一个水下空间站了。同时我也在琢磨接下来该怎样办。然后我想到把名字改成《目的地：太空》，因为，即便没法送人去空间站了，但我可以把我的实地冒险节目的获胜者送到地球轨道上去，让他们有机会从太空中看看我们这颗蓝色的星球。这仍然是可能范围内的最最超凡脱俗的冒险。

 

　　2001年4月，事情又有了变化。丹尼斯·提托的太空之旅成行了。不顾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反对，他飞去国际空间站(ISS)，在那儿呆了差不多一个星期。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曾经威胁说要禁止提托进入国际空间站，但俄国心平气和地提醒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每个国家都对这个空间站里的一定部分拥有主权。提托是俄罗斯人的客人，因此可以在ISS的俄罗斯部分停留。

 

　　我的必然反应就是，我的节目的获胜者也可以去国际空间站。下一步就是说服俄罗斯航空和太空局允许我们这样做。要达到这个目的，我首先需要飞去俄罗斯，和能源公司的俄罗斯人面对面地谈判。2001年5月，我乘亿万富翁瓦特·安德森的“湾流四号”(GIV)飞往莫斯科。我非常敬佩瓦特，因为他是一个有着真正国际眼光的人。一次，当他和奇林伊夫一起去马达加斯加处理一个电信合并的事情，中途在尼日利亚的拉多斯停下来补充燃料。当燃料车和飞机接上口时，他很不悦地注意到车上的标志——燃料车属于尼日利亚一个因使用童工而臭名昭著的燃气公司。他拒绝用这些燃料。瓦特宁可等几个小时，让另一家燃料公司派车来——他这样做时还是在战争期间，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而不愿和一家使用童工的公司做生意。

 

　　去俄罗斯的这趟旅行是我第一次乘坐GIV飞机。GIV是飞机中最奢华的一种，有真皮沙发，放下来可以睡觉，有真皮的机长座椅、办公桌、卫星电话、机组乘务员、顶尖的飞行员以及世间少有的美味佳肴。我发现自己在一遍一遍地想，自从我怀揣着600美元来美国到现在，我已经走了多远。我不再只是一个事业有成的外来移民，也不再只是个电视制片人。我现在和政府最高层的人士打着交道，为铺平通向太空私有化的道路而出谋划策。尽管我总是认为《挑战大自然》和《幸存者》是我将来会留给子孙后代的两个礼物，但是当我乘坐着这驾GIV飞机飞行时，我知道我最大的遗产将是参与了太空私有化的进程。这个想法是令人羞辱的。

 

　　我们在冰岛停下来补充燃料。当时正是午夜，气温在零度以下。康拉德和我走出飞机，拍了些数码照片，有如两个游客。然后我们继续飞往莫斯科。那儿的温度是零下20度(没有风寒)。我被领着参观了“联合号”工厂，冷战期间洲际弹道导弹(ICBM)就是在这儿制造，但是现在这儿只制造用作太空旅行的火箭。我去了俄罗斯太空博物馆，在一艘“联合号”太空舱里呆了一会儿，对宇航员的尊敬又加深了一层。呆在那个狭促的座位上，一直要从地球飞到空间站，将无异于一动不动地保持胎儿的姿势足足三十个小时。

 

　　我参观了星球城的宇航员训练设施，在尤利·阿列克谢耶维奇·加加林33的塑像前放上了一束玫瑰。这个俄罗斯飞行员是第一个飞上太空的人。抬头看着他的脸，我肃然起敬。“你真勇敢。”我对塑像说。那个人曾经飞进了太空，不知道自己的身体会不会爆炸，他的太空舱会不会在空气中燃烧成灰烬，或者他会不会在什么地方迷失，然后干脆消失在那个黑暗的未知世界中。“你真勇敢。”

 

　　此外，我还和火箭专家们一起开过会，会上我表述了自己的观点。我是一个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孩子，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现在却和世界上最聪明的一些人同处一室。生活真是伟大。

 

　　在莫斯科的最后一个晚上，午夜时分我在红场散了一会儿步。此地的气温和婆罗洲的潮湿异常悬殊。我的耳朵冻得都快要掉了，于是我从当地一个小贩那儿买了一顶俄罗斯毛皮帽。我的耳朵对我感恩戴德。我沿着红场的鹅卵石路漫步，凝视着圣瓦西里教堂的尖顶，和它身后的一轮满月，为俄罗斯的强大和伟力所震慑。我想象着成功制作我的太空节目的结果——强大的俄罗斯太空计划和一家私人的美国电视制作公司携手合作。自从在丹尼斯·提托问题上的分歧以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和俄罗斯航空航天局最近已经达成一致意见，打算制定一些太空旅行的统一规则，而且在2001年6月，美国国会开始就这个问题举行了正式的听证会。我的节目很有希望乘此东风走向第二阶段。俄罗斯航空航天局还没有正式签署文件同意我们开始制作，但我们已经慢慢地接近目标了。就像俄罗斯人所说的“伏特加出马，生意自然成”。在俄罗斯，伏特加能翻云覆雨。

 

　　我是一个事业有成的外来客，站在红场上，抚今追昔，内心难以平静。自从1982年我初到美国，这一路风景真令人目不暇接、暗暗称奇。机遇降临到了我的头上，我也一一抓住了这些机遇，尽我所能地挖掘出它们的最大潜力。我迎头赶上了。

 

　　在生活中，机会会降临到每一个人的头上。所以，当机会来临时，迎头赶上，并放胆一试。如果没有那最初的爆发——最初的尝试，就成就不了任何伟业。正如西奥多·罗斯福曾经说过的，只有那些勇于从看台上走到竞技场上参与行动的勇敢者，才能成就伟业——那些敢于尝试的人——才能享有完满的一生。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成功地完成太空节目。在国际政治的浑水中游弋，是我迄今为止做过的最胆大妄为的一桩事。我已经了解到，要告诉一个国家该做什么是不可能的，但是我还在努力尝试。我激情万丈，不管我最终能不能够完成我的太空节目，我都是生活在一个大胆的冒险中，这使得我的每一天都很丰富。

 

　　无论成功失败，但是至少要尝试。生活只有这样才会变得更好。

 

　　注释:

 

　　32、喻指火箭。

 

　　33、尤利·阿列克谢耶维奇·加加林(1934-1968)，1961年第一个进入宇宙空间的苏联宇航员，在一次飞机试飞中遇难。

 

 

跋：停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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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机，在影视制作的语汇里指的是拍摄工作已经完成。对这本书来说也是如此，我们接近尾声了。

 

　　然而，在我们结束之前还有一条定义和一个故事要讲。

 

　　首先是定义。人类有着热爱生命的天性，他们天生渴望与美好的户外保持联系。这正是为什么当一个人在阳光明媚的下午坐在公园长凳上会觉得充实，为什么一次仅有几小时的远足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世界观，这也正是能够解释高尔夫运动魅力的唯一的理由。

 

　　我们都拥有这种天性，与大自然联系在一起是人类生存状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也认为我们每个人都对成为冒险家有着与生俱来的渴望。许多评论家说《幸存者》和《挑战大自然》之所以成功，在于人类都有窥探隐私的癖好，都想悄悄站在一旁目睹别人受苦受难。我得说他们只讲对了一部分，人类是天生的冒险家，虽然大多数人都在压抑这一特性。我的证据在于，每一个收看《幸存者》和《挑战大自然》节目的人都在此时或彼时问过自己，在当时的情境下他们会怎么办，用试飞员的话讲，他们想知道自己是否“是块材料”。

 

　　眼下的大多数人都会否认自己有冒险的一面，他们把冒险跟极限运动混为一谈，所以他们会说这不实际，会说自己恐高，害怕环滑车，也害怕工作日从厄运开始，他们不愿从飞机上往下跳或在瀑布激流中划筏子。

 

　　这没有问题，他们仍然可以是冒险家。

 

　　冒险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种意识状态。冒险意味着勇敢，意味着相信自己，意味着使自己达到最佳状态，每日每刻，永远如此。冒险意味着拒绝接受别人强加于你的种种限制。如果我曾接受强加于我的那些限制的话，我永远不会离开英国。

 

　　像我一样在野外追寻冒险的男男女女都知道一个深藏的秘密：你如何冒险(以勇气、忠诚还是无私？)比你在哪里冒险重要得多。我相信冒险是可以在家里，办公室里，在那些属于自己的时刻进行的，这时候人们可以彻底地、毫无保留地审视自己的生命。至于恐惧，“成为一个探险家比成为一个皇家特许会计师所需要的勇气要少得多，”亚马逊河的探险家彼得·弗莱明这样写道,“坐在一个烟雾弥漫的城镇的高脚凳上年复一年地加减数字，面对这样一幅景象，你所需要的勇气当然要比探险家被要求展示的勇气大得多。”

 

　　为了培养冒险家的内在素质，你应该集众多优点于一身，你应该对自己诚实，并把自己置身于会让你不时受到惊吓的情境当中。你应该纵身跃出安适地带，这样会让生活变得如此充实和富有意义。

 

　　当我列举使《幸存者3》的外景地完美无缺的一系列特性时，我想到了具有非洲探险性质的某些电影：《所罗门的宝藏》、《印地安纳琼斯》以及《埃及艳后》。这些影片都强调了磨难和勇于面对这些磨难，但在我心中最出色的影片则是由罗伯特·雷德福和梅丽尔·斯特里普合演的《走出非洲》。我觉得主人公与非洲大地的浪漫情缘使得这部影片感人至深，这一点在影片中表现得非常好。许多人认为这是一部爱情片，但我觉得它更是一部冒险片：一个女人在非洲营造自己的生活，一个飞行家独自在非洲大地上空自由自在地翱翔。他们的生活并非生来就在冒险——梅丽尔·斯特里普扮演的角色住在大农场的房屋里，年轻人像罗伯特·雷德福扮演的角色那样，拿着来复枪在非洲平原上长途跋涉也是平常之事。真正鼓舞起冒险情绪的是他们的态度，男女主角都愿意冒险，他们都愿意为了有所超越而重新面对自己的生命，他们很少因成功而止步不前。

 

　　非洲以及那部影片之所以吸引我，是因为我觉得冒险很浪漫，很神奇，气势逼人，激动人心，同时也因为冒险具有很强的推动力。我已经说过了，我定义冒险的方式之一是挑战极限，有时甚至是下意识地这么做，比如说，我有一个目标，就是运用与《走出非洲》一样华美的拍摄手法来制作下一期《幸存者》。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想让我的电视节目看上去像部电影。

 

　　单单大声宣布我的目标也是一种冒险，因为这样做可能招致嘲笑，但我不介意。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都满足于制作富有创造力和创新精神的电视节目，但现在已不是这样了。现在我想重新塑造电视。从新移民到电视网制片人，一路上我逐渐成熟了起来，与此相伴,我也经历了一个由需要所驱动的认知过程——我学到了我所需要学的东西,因为我一直需要学到这些。我的认知过程完全不同于大多数电视人走过的轨迹，他们通常是先从大学毕业，再到电视台实习，再成为低级执行人员等等。我的认知曲线为我提供了一个特别的视角来看待电视。重新塑造电视的过程会是一种冒险，我不会从飞机上往下跳，在热带丛林中踯躅穿行或攀岩走壁，但不可否认我的探寻也是一种冒险。

 

　　为什么不创造你自己的冒险呢？给自己当老板，向某个特别的人表达你的爱，在商务会议上敢于另辟蹊径……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出差错(旅行只是一次游历，除非出现了差错才会变为冒险)，评论家会说你疯了，矮小的罂粟们会努力想把你的尺寸砍小。没关系，那是你自己的冒险，你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但你一定要做，因为无论你承认与否，你生来就渴望冒险，这种渴望永远在你的血液中奔涌着。

 

　　现在轮到故事了。最近有一个大学生信步来到我的制作场，想寻找实习机会。他没有填申请表，相反他告诉接待员想跟我面谈，接待员对他说我很忙，但他坚持如此，于是我会见了他，更多是出于对这个莽撞小子的好奇，也许他让我想到了自己。

 

　　年轻人走进我的办公室，好像认识我似的看着我，“马克……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想不起来，

 

　　“我是杰夫瑞·耶格，我现在在伯克利念大学。”

 

　　“噢，天哪……”杰夫瑞是我初到美国当保姆时看管的那个孩子。真是时光如梭，那时他还只有三岁。我们当时成了很亲密的朋友，为此他父亲还责备说我更像是个孩子而不是成年人。现在他就站在我面前，一个高高的、充满自信的年轻人，在向我申请来这里实习。如果一部电影的结尾是这么写的，我会觉得有些造作，因为这实在太不可思议了。

 

　　祝愿你的成功之旅也是一次让人难以置信的冒险。

 

　　记住要不断向前——永远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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