阡陌寓意:柏林空運——前言

那天，我在一家餐廳，兩位中年女士坐在我身後的一張餐桌邊，餐廳裏就我們幾個在用餐。他們走了進來，說著話，因為美國人解放了巴黎，所以有一個年輕的美軍中尉住在他們家裏。這個中尉給他們帶去了咖啡、肥皂、食物，還有黃油，這些都是讓當時的法國人一提到就眼饞的東西。等到這個中尉和他的部隊一起開拔時，他們問他可以做些什麽來回報。中尉告訴他們什麽都不必做，不過，如果有一天，他們有機會去遊覽奧馬哈海灘，那裏很快會修建起一座公墓，那麽，是否可以為他犧牲在那兒的戰友帶些花去？他們說他們會去的。於是，七年後，他們從巴黎搭乘巴士趕到了那兒，為美軍的墓地送上了鮮花。他們不是在緬懷歷史和解放，而是記住了那些咖啡、食物以及濃濃的人情味。

                                        —————— 提奧多爾· H · 懷特

往事一切如風，他們消散無蹤，

每年十二月過後，又將是一個五月 

                                       —————— 1942年流行的一首德國歌

                                前     言

                   2001年9月

在曼哈頓島稍低處，大火在建築物深處肆虐著，扭曲的金屬大梁仍在燃燒。而在全球各大城市，人們聚在一起，表達著他們的憤怒和同情。當大本鐘在中午響起時，數百名倫敦人靜靜地肅立著。白金漢宮門前的警衛換崗時，軍樂隊演奏了一首當年英軍猛攻麥克亨利堡（Fort McHenry）失利後，美國國旗依然飄揚的樂曲（冰人註：這裏指的就是“星條旗永不落”，美國國歌）。在北京和阿曼，美國大使館門前的花束和花圈被堆得高高的。在都柏林，商店關門以表示紀念。約旦河西岸的孩子們也舉行了燭光守夜活動。而在巴黎，報紙頭版的標題是“我們都是美國人！”

但是，沒有一個地方能比得上德國首都柏林所流露出的人性和情感。在那裏，有20萬人聚集在一起，沿著寬闊的林蔭大道，穿過蒂爾加滕走向勃蘭登堡門。沒有人知道怎麽會有這麽多人出現。

人群裏的人大多顯得很年輕。二十歲上下的男男女女，背著背包，穿著短褲，沐浴在夏日最後的陽光下；龐大的人流中，父母們推著嬰兒車，把孩子抱在手中。

一位婦女獨自一人在隊伍中靜靜地站著，她陷入了沈思，任由一個個家庭和夫妻從她身邊走過。她又老又駝背，頭發有些紛亂，即便在這麽暖和的天氣裏，她還穿著一件厚實的黑色大衣。她悄悄地啜泣起來。

兩個年輕人走近她，問她為什麽哭了。她似乎嚇了一跳，仿佛從睡夢中驚醒一樣。“我喜歡美國人，”她說得很快，她的手抓住年輕人的衣領晃動著，仿佛在懇求他們的理解。她繼續說了下去，想多說一些作為解釋，但話一出口，她的目光變得深邃而又溫暖，一種難以言喻的喜悅取代了眼淚。她的肩膀挺直了一些，臉上的皺紋似乎也消失了。

她的雙眼望向天空，一份遙遠而又快樂的記憶在她的眼中閃爍著，她低聲說道：“要知道，在空運期間，我還是個小姑娘呵······”

                                      序   言

                    1948年6月24日

即使在在彩旗和條幅被撤下很多年後，1948年參加共和黨大會的代表們也許還會深情地回憶起在劃艇上的那些大胸脯金發女郎。1948年6月23日，星期三的晚上，費城的議會公開了他們的提名。這次會議的背景既非經濟危機也非全球戰爭，這可是二十年來的第一次。實際上，美國人——在二戰結束後喜氣洋洋的這幾年內——生活在一個物質豐富、發展迅速的時期，這一點在前幾年看來似乎還是不可思議的。

會議大廳外的費城炎熱而又潮濕，代表們剛剛步行了一會兒就覺得自己的皮膚上被披上了一層厚厚的天鵝絨。但他們卻帶著欣喜若狂的心情奔波於各個參選者的總部之間。哈羅德·史塔生，年輕的明尼蘇達州前任州長，是全國各地共和黨選民的最愛，他給大家分發了紅白藍三色的圓形徽章以及1200磅奶酪。羅伯特·A·塔夫脫，他的爺爺曾擔任過司法部長，而他的父親則當過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和——總統，他分發著四葉苜蓿形的徽章。他最欣賞的幾個保守派成員帶著痛苦的表情，答應了做他顧問的請求，隨著一頭小象被命名為“小伊娃”，眾人面對著鏡頭熱烈握手。這頭小象的背上被披上了一塊毛毯，上面寫著“放棄頑固的官僚主義，結束欺詐手段，符合美國精神，自由，真理”，這段引人註意的標語的縮寫恰好是“Robert A. Taft”（羅伯特·A·塔夫脫）。

在貝爾武—斯特拉福德酒店裏，紐約州長托馬斯·E·杜威則讓每個人都感到羞愧。他為競選活動送出了香煙盒、煙灰缸和火柴盒；口紅、皮包還有女式內衣；百事可樂公司總裁提供了無限制的百事可樂；口香糖、盒裝巧克力，還有5000個救生圈。因此，當然，杜威是這次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中遙遙領先的候選者。

會議大廳裏的氣氛明顯要熱烈的多，兩個軍樂隊，蘇格蘭風笛手，手持話筒的男人，這一切都是為了爭取獲得更多的關註。體態優美的的“水手”穿著著令人瞠目結舌的服裝出場了，她們代表的是史塔生的利益，“劃著船只”穿過代表們的人海，高聲唱著贊歌“架著雙槳，破浪前進，哈羅德·史塔生——他是最棒的！”另一方則高呼著回應“要想掌好舵，讓我們選塔夫脫！”

為了能讓發言者的聲音蓋過會場的混亂，大會現場安裝了後來被著名記者H·L·孟肯所形容的“這種新式擴音機與過去所有的擴音機相比，其差距就像喜馬拉雅山與蟹肉小圓餅的對比”。在這次大會之前的幾個星期，報紙和雜誌就已經刊登出了電視機廣告的新宣傳語：“通過RCA勝利牌電視機認識下一位總統”。一個新現象是，電視裏開始從頭到尾地轉播會議的全過程，因為這既可以填補電視節目播出時間，又花錢不多。有1000萬人，包括現任總統哈裏·S·杜魯門也坐在白宮的電視機前，觀看了會議過程——這個數字超過了過去所有政治會議的現場目擊者加在一起的人數，也創造了當時的電視觀眾數量之最。

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看起來表面文章太多，但他們擁有的最多的——這簡直就像是從每個代表身上湧出的——是，信心！民主黨已經因為對蘇關系的問題被搞到分裂，目前的形勢就像紐約時報首席評論員所形容的那樣：“普遍的觀點是，共和黨最終提名誰，誰就將成為下一屆美國總統。”

但在這關鍵的1948年，並非“競選中的托馬斯·杜威將奪得白宮”此類的消息完全占據了報紙的頭版頭條。還有另一起事件引發了公眾的關註，並最終使得杜威無法獲勝，這就是針對柏林所展開的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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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城，淩晨四點，快天亮時，隨著大會暫時休會，代表們睡眼惺忪跌跌撞撞地回到床上去休息了，他們沒有意識到，就在他們待在會議大廳裏時，一場全球性危機已經爆發，這場危機甚至差點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柏林，這座城市現已被上次大戰的最終勝利者們瓜分，蘇聯正準備占領柏林更多的區域。1948年6月24日，支持塔夫脫的歡呼聲逐漸在費城平息時，俄國人，為了奪取整個城市的控制權，展開了行動，阻止運送食物、煤炭以及其他供應品的火車、卡車和駁船進入西柏林。柏林有250萬居民——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 ——即將被切斷他們需要用於生存的一切供給。

對柏林的美國占領區首腦弗蘭克·豪利上校來說，這是“一個惡毒的決定，也是歷史上自打成吉思汗攻陷那些城市，用人頭堆成山之後，最野蠻的一個決定。”那天早晨，柏林下起了毛毛細雨，但豪利上校還是決定乘坐敞篷汽車去上班，這樣一來，就能讓路上那些憂心忡忡的柏林人看見，他並不害怕這一切。但豪利在雨中乘坐敞篷車還有另一個原因。他覺得如果蘇軍發起對西柏林的進攻，那麽在暗處也許會有某些潛伏的刺客準備暗殺他，應該給他們以機會。他喜歡挑逗他們，以此引來他們的精確射擊。

豪利的車駛過這座曾經是歐洲最優美最先進的城市，美軍和英軍在空中的轟炸，蘇軍在地面的殘酷入侵，這一切已經把這座美麗的城市夷為平地。到1948年，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間的敵意以及不信任感剛剛開始解凍，城市的重建工作也慢慢開始。這座城市，按當時記者們所說的就是“什麽都缺，就是不缺廢墟瓦礫”。戰爭結束的這三年來，柏林人每天都在寒冷和饑餓的痛苦中過活，這使得他們的前景因為得不到更多的食物和溫暖而顯得更加可怕。

（戰後的德國，嚴格地說，1948年的德國並不比1945年強到哪裏去。很多“愛國分子”不能理解的是，無論德國還是日本，被占領期間從未發生過反抗、襲擊等遊擊隊行為。）

當蘇聯人的封鎖消息宣布後，震撼性的恐慌立即傳遍了全城。黎明時刻，蘇聯的廣播電臺宣布說，下一步就將切斷自來水供應。柏林的母親們立即行動起來，利用一切可用的容器來囤積水——浴缸、水桶，甚至是他們自己用的便壺。柏林市內16個自來水廠的儲水量急劇下降。在柏林四周，水龍頭開始幹涸。豪利上校立刻打電話給美國開辦的廣播電臺，做出了明確的指示。幾分鐘後，柏林人聽見了播音員不同尋常的請求：“給你們的寶寶洗個澡，你們大家也都洗把澡。想用多少水就用多少水。供應非常充足。”隨即，柏林周邊的家庭關閉了他們的水龍頭，清空了他們的浴缸。幾乎就在這一刻，城市的供水恢復了正常。

不過，那天早晨真正讓柏林人恐懼的不是缺水，而是戰爭。很多人認為封鎖是蘇聯人入侵柏林西部區域的先兆。豪利在當天下午也親自跑到廣播電臺講話，以幫助柏林人打消疑慮。他鼓起如簧之舌進行了大肆的虛張聲勢，還對紅軍指揮官直接發表了談話，他嘴裏吐出的話語簡直就當對方是一塊腐肉上的軟骨頭：“如果你們想進入我們的區域，那你們最好做好準備。我們等著你們來。”這番氣勢洶洶的講話與其說是為了撫慰柏林人，還不如說是對蘇聯人的威脅。但這卻是虛張恐嚇，根本無法讓人信服：在柏林和周邊地區，蘇軍與西方民主國家軍力的對比是62：1，蘇聯人擁有更多的部隊，與美國人遍布在全世界的軍隊相比，不要幾個小時即可趕到。“在軍事上，我們沒什麽機會，”豪利自己也承認，俄國人可能會“在你說出‘政治局’字眼前就清算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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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來，美國不得不眼睜睜地看著共產黨一個接一個地接管了東歐國家，但到目前為止，蘇聯人僅僅控制了已經在他們手裏的那些地區的政府。西柏林的大部分地區處於美國的掌控下——在這裏發生的美蘇之間的摩擦引起了雙方的直接對峙，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同時，這裏也是一塊試驗地，看看蘇聯能否征服歐洲其他的地區，或者說民主能否在此站穩腳跟，在這裏是否會出現熱戰或冷和平呢？

美國和英國以及法國的盟友們在1948年6月24日的那個早晨迅速推斷出，目前他們有三個選擇。他們可以從柏林撤離，把整個城市及其人民留給俄國人。可是，“撤軍就將熄滅東部鐵幕國家的最後一道燭光”，這句話是那個星期“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上所寫的。“而這將燃起共產主義向西方滲透的新的烈火”，對那些柏林的民主領導人來說，等待他們的就將是死刑判決。美國高層官員普遍認為，如果在西柏林撤退，那麽接下來，在法國、在意大利、在德國其他的地方，共產黨就會奪取控制權。正如紐約時報所說的那樣，撤離“必然會導致整個德國和歐洲的投降”，他們所說的很可能是正確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肯定不會被建立，而馬歇爾計劃也將胎死腹中。

他們也可以試著在柏林守住他們的地盤，束手無策地看著柏林人在全世界面前不斷地餓死在街頭，而他們也知道，如果這麽做的話，那麽柏林人會為了生存而起來造反，把他們趕出柏林，這僅僅是個時間問題而已。

最後一個辦法是，他們可以試著用武力為柏林輸送食物，但這很可能會與一個龐大而又占據了優勢力量的敵人爆發一場新的世界大戰。“俄國人所需要的只是鞋子，”這句話流行於駐德國的美軍部隊中，是當時的美國代理國務卿鮑勃·洛維特說的，“如果這一切發生了，那麽紅軍會飛速穿過西歐——據估計，蘇軍進抵英吉利海峽只要48小時——而美國在毫無選擇的情況下，只能用原子彈把莫斯科、列寧格勒以及其他的蘇聯城市夷為平地。

“在此之前，從未有過一座城市在被要求投降之前就使用饑餓作威脅的，無論是內戰亦或是更大規模的對外戰爭。”一家美國的新聞雜誌在那一周這樣寫道。負責統帥駐歐洲美軍部隊以及德國占領區事物的盧修斯·克萊將軍，在那天早晨卻采取了另一個措施，他一邊打著響指，一邊對一名新聞記者說著：“我不會透露給你，但這次是我們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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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1948年6月24日的選擇。而接下來所發生的事情就如同美國歷史上廣為流傳的那些傳奇故事一樣，例如福吉谷的冬天、阿拉莫絕望的抵抗以及蒙哥馬利市抵制公交車等等。這是整個國家的歷史轉折點，從這一刻起，美國人完全接過了領導自由世界的衣缽。但更為重要的是，從這一刻起，美國真正地被那些曾在戰場上與己為敵，城市也被夷為平地的人們所愛戴，並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尊敬，他們開始把美利堅合眾國視為正直、友好的代表。（冰人註：福吉谷並未發生戰爭，獨立戰爭期間，華盛頓所率的美軍撤到這裏，忍饑挨凍，幾乎全軍解散，但他們熬了下去，最終成為獨立戰爭的轉折點；阿拉莫之戰是美國德克薩斯獨立戰爭中重要的一戰，盡管守軍全軍覆沒，但卻被視為美國陸軍歷史上重要的一戰；蒙哥馬利市公交車事件則是1955年，由於一位黑人婦女在公交車上拒絕給一位白人讓座而被捕，從而引發的抵制公交車事件，該活動由馬丁·路德·金領導，最終取得了勝利。這三起事件都是美國人為了爭取自由，不畏強權，勇於犧牲的最好事例。）

這本書並非描寫柏林的封鎖以及美國如何應對的全面性歷史書，這早已有歷史學者們完成了。更確切地說，本書是使用了最近解密的文件，新的訪談，未曾出版過的文字以及未被發現過的細節，這些故事讓美國人第一次認識到應該如何扮演處於世界強國頂端的角色。這個故事中的某些部分，如果沒有詳細細節的話，可能已經被大家耳熟能詳了：總統重新登記參加競選，試圖連任；盟軍對柏林被包圍做出反應；一位國防部長與美國的敵人和他自己展開了鬥爭等等。甚至，一位美軍飛行員為柏林城內的孩子們空投糖果也常常被作為一個溫暖人心的故事被提及。但這些並非是獨立的進程。相反，在這一年中，這些故事被編織到一起成為一個整體，每件事與其他事都絲絲入扣，這一切都是被現在的美國人所遺忘的基本故事。

（牛奶······民主國家的新式武器！不知道柏林會否出現拒領洋米洋面的XXX教授。）

這裏所講述的故事適逢美國處在她最好的時期，但這絕非一個簡單或呈直線的故事。對那些習慣了哈裏·杜魯門及其顧問們抖動而又閃爍的黑白照片的人來說，可能會對下面即將看見的一切感覺驚奇。如果把他們從禁錮的青銅塑像或大理石半身像中釋放出來，他們也許會被證明有時候很短視，心胸也狹窄，政治上很粗魯，詭計多端外加經常判斷失誤。但這一切也證明，他們是——人，正因為他們的人性才使他們取得的成就是如此的不同尋常。盡管他們有這樣或那樣的弱點和缺點，但他們能治愈這場可怕的戰爭所造成的創傷，能兵不血刃地從新一輪威脅中拯救這個世界，並把民主和自由帶到一個從未有過並因此認為這些不適合他們的地方。

這場前所未見的可怕的戰爭結束後的第三年，偉人們的欲望已經隨著五彩碎屑以及時代廣場上的親吻而消失了。那些打破了柏林包圍圈的人原本應該屬於不合時代的人，是時代的剩余者，也是歷史的二線人物。哈爾·哈弗森（Hal Halvorsen,），一個失戀的飛行員，他所從事的飛行任務遠離戰鬥，從未參加過諾曼底上空的混戰或是向德累斯頓投過炸彈，整個戰爭期間他一直在偏僻遙遠處——飛一些並不那麽重要的運輸任務。盧修斯·克萊（Lucius Clay），這位將軍在整個二戰期間一直待在後方，負責國防采購工作，既沮喪又失意，因為他忙著為節約每一個零部件討價還價，而並非在戰場上統帥千軍萬馬。比爾·特納（Bill Tunner），一個傑出的軍事組織者，因為指揮了這場歷史上最為成功的空運任務而得到了巨大的榮耀，不過，當年隨著戰爭的結束，隨著家庭的破裂，他只能在五角大樓的偏僻角落處做些被邊緣化的案頭工作。詹姆斯·弗萊斯特（James Forrestal），一個被忽視的神經衰弱的國防部長。哈裏·杜魯門（Harry Truman），一個意外當上總統的人，甚至被他自己的黨派所嘲笑，眼下正在走向失敗，人們常常在口才和優雅度方面把他與他的前任作比較。

不過，在1948年6月的那些日子——距離戰爭結束時的遊行已經很久了，歡迎彩帶也早已洗刷一空，所有的英雄也被人們認為已經出現過了——可正是這些“靠不住”的人被臨時拼湊起來，跌跌撞撞地為世界創造了一種獨特的、結合了國家軍力及道義的美國方式。

克萊以他頑強的立場堅決反對美國的外交政策，這使他得以拯救了一座城市；特納的熱忱讓他完成了別人都認為不可能完成的想法；弗萊斯特的構想確定了國家的前景，甚至為此耗盡了自己的生命；杜魯門因為他對柏林所做的決策，在國內外都獲得了勝利；而哈弗森，這個平凡的年輕飛行員，幾乎是單槍匹馬地改變了戰敗的德國首都的居民對美國的觀感。

（盧修斯·克萊將軍在德國，肩膀上四顆將星熠熠生輝。這個人不僅會被作為一個好人記載進歷史，而且贏得了被占領土人民的衷心愛戴。）

他們的故事在我們這個時代產生了強烈的回響。面對柏林封鎖，美國投入了戰場，但她反對那種摧毀一切的想法，因為這將威脅到全世界自由的人們。在那個我們入侵並占領的國家裏，從未有過穩定的民主，我們給他們帶去了自由，並使他們對美國的恨轉變為對這個國家和人民及其理想的愛。這是前所未有的，或者以後也未必有，美國得到了全世界的贊美，牢牢地站立在光明的一面。

過去一些年來，人們普遍認為原子彈隱蔽所和空襲演習將永遠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是由於“糖果空投手”的饋贈，上述的那種看法被證明是不正確的。今天，在這個金屬探測器和空中乘警的時代，他們的傳奇和他們的教訓能成為我們繼續向前的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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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開始於1945年的春天。在德國，希特勒的“千年帝國”已經土崩瓦解，一切秩序正在崩潰，而且，在歐洲中部廣闊的平原上，歷史上兩支最強大的軍隊正趨向於會師。經過了漫長的冬季，春天的綠草帶來了新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