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良试飞院招聘:辛亥革命不是哪个人的功劳

　　长期以来，我们所知道的辛亥革命几乎是革命党人单方面的叙事，教科书的普及，年复一年的纪念，大量的革命记忆，几乎都是单向度的革命视角，我们看见的只是历史的单一侧面，而在不知不觉、潜移默化中当作了全部。换句话说，辛亥革命的史实是以革命党人为中心建构起来的，仅仅呈现了历史的一部分，处于这个中心以外或不在中心视野里的大量史实则被遮蔽、忽略或遗漏了。我个人更希望看到革命发生时的社会心态？当革命来临之际，那些掌握优势资源、不愿看到革命发生的人是如何反应，如何面对的？王公亲贵特别是最高统治者隆裕太后怎样一步步作出选择，她的选择带来的正面效应该如何认识？革命在不同的社会力量当中如何激起回响？这些力量之间的相互碰撞、搏弈又怎样影响了革命的结果？他们的共识是如何达成的？革命在哪些层面达到了确实的目标？

　　这些问号，以往的历史书或者没有回答，或者回答得不够清楚。百年之后，我之所以要重建辛亥叙事，就是想真正靠近现场，更客观、更全面地看一看那场不同于王朝更迭、原地踏步的历史巨变。真实是历史的生命所在，在基本史实都不够完整的前提下，我们做出的任何历史解释毫无疑问都是不可靠的。我们以往看历史时，常常是先有了观点，而且这个观点是固定、不可动摇的，然后再寻找史料证明这个观点的正确，与此相悖的史料则被毫不留情地舍弃了。

　　没有亲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想要最大限度地接近那个时代的真相，只有依靠亲历者当时留下的记录，及他们日后的口述和回忆，我更看重的是亲历者的日记、书信，这些私密性最强的文字，记录的往往是他们当时的亲历、亲闻和他们内心最真实的感受，带着他们的呼吸和许多可以触摸的细节，因此也最具有现场感。

　　我曾说，在历史的深处潜伏着无数双眼睛，他们在各自的角度，看到了历史的不同侧面，体察到了历史的脉络是如何展开的。这些眼睛既包括了一心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党人，也包括被驱除之列的满人贵族和依附那个政权的汉人官吏，从王公大臣、封疆大吏到一般官员，也包括张謇、汤寿潜这些立宪派，也包括留学生、国内的师范生、中学生、小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对现实有着不同的感受，对未来怀有不同的期待，透过他们的眼睛，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那个时代的面貌，体会当时的社会脉动。当革命发生，官员们到底是怎么想的，怎么面对、怎么记录的，过去我们知之甚少，几乎缺位。在大臣当中，那桐、荣庆、绍英、徐世昌等人都有记日记的习惯，当风暴袭来，他们的反应、心态、举动都是那样的无可奈何，一句话，大势已去，回天无力，也无人愿意去回天。起草了大量诏书的许宝蘅、资政院钦选议员汪荣宝、翰林恽毓鼎、广东地方官左绍佐等人都留下了日记，他们除了怀着不同的心情为这个王朝送葬，已无所作为。隆裕太后的眼泪挽回不了，升允的无限忠诚也挽回不了一个王朝的落幕，反对退位的恭亲王溥伟只留下一个孤独的背影。到最后，“京朝达官纷纷奏请开缺，可耻哉！安乐则麇集，患难则兽散。”恽毓鼎在日记中不无悲愤。

　　这背后是不可阻挡的人心思变，这是天长日久积累起来的，而不是一夜之间完成的。《推背图》、《烧饼歌》这些神秘预言书的流行，星象预警，特别是一而再的水灾导致的粮荒，大米价格的失控，加剧了人心的变化。清朝去势矣，最终冲跨清朝的是时也势也，而不是革命党人的谋划和武力，时势的后面是人心，正是人心恐慌，武昌起事引发了各地的挤兑潮、逃难潮，许多亲历者在日记中记下了大量细节，谣言的四处流传，城里人逃往乡下，乡下人逃进城，而最先提现金、逃跑的则是王公亲贵、官员们。天津、上海租界的人满为患，金融的恐慌、银行的倒闭……他们目睹了时代的激变，深味着乱世的恐惧。

　　许多在华的外交官、记者、传教士、海关人员、公司职员、情报人员见证了这个惊心动魄的过程，他们在日记、书信和报告中记录了他们的所见所闻所思。间谍宗方小太郎、公司职员内田顾一、传教士计约翰、记者莫理循的日记，大量外交官、海关人员之间的书信往来，让我们看到革命是怎样展开、一个王朝是怎样跨塌的，更让我们看到外国人在这场革命中选择的立场，他们大致上保持了中立，而不是支持朝廷。即使日本有意干预中国内政，试图影响这场革命，也因英国的反对而没有采取有力行动。革命最终以妥协告终，就与列强中立有关，正是列强拒绝给南北双方借款，南北财政几乎面临相同的困境，才走向对话，最终达成逼清廷退位、共建民国的共识。

　　如果说那时各国驻华使领馆的大量信、电掺杂了本国政治利益的成分，那么一个年轻的法国外交官儒勒·乐和甘的家书透露的完全是他内心的真实感受。1911年11月19日，他在成都领事馆给母亲写信：

　　现在在中国发生的各种政治事件，无疑是历史上最重要和最不确定的。当然，不在场的人就没有兴趣。而对于我们这些一天天关注这场和平革命的人来说，简直太让人激动了。同时，也让人疲倦，因为看到他们是如何拖延而使人无法预料结局。

　　在他们眼中，革命给中国带来了崭新的共和制，却并没有在最广大的底层中国人中引起热烈的回响。这与鲁迅等本国人的观察是吻合的。辛亥革命带来的变化，表面上可以感知的就是剪辫、易帜、改历。五色旗在那场革命中的胜出具有标志性，过去的许多史书对此都没有说清，孙中山的表达也不对，1912年1月12日，他在给临时参议会的信中说，“苏浙则用五色之徽志”，“苏浙之旗，以之克复南京”。史家张玉法的《中华民国史稿》也说：“武昌革命爆发后，鄂、湘、赣三省用十八星旗，粤、桂、闽、滇、黔等省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江、浙、皖及其他各省多用五色旗”。其实，江浙一带独立都是采用白旗，十八星旗主要在湖北，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主要在广东，其他省很少采用。正是各省旗帜不一，南方临时政府出现前，各方经讨论通过以五色旗为国旗，此时南京已克复，五色旗从一开始即不是地域性的。就这面旗帜的象征意义来说，更具包容性，与剪辫、改历一样，南北对五色旗也具有共识。这些最低限度的共识，降低了流血的代价，以较小的社会震荡完成政权的和平转移。从这些具体而微却至关重要的变化中，历史推开了另一扇门。

　　在波涛起伏当中，被一个浪头卷入或被浪花溅湿过的普通青年、少年，不仅有毛泽东、李宗仁、张治中、白崇禧、黄绍竑、陈铭枢、蒋光鼐、顾维钧这些领袖、名将、外交家，更多在文艺、学术等领域各领风骚的人，如鲁迅、胡适、梁漱溟、茅盾、郁达夫、徐志摩、顾颉刚、叶圣陶、吴宓、左舜生、王云五、陈布雷、吴虞……他们都已从这里起步，这场革命给他们一生的影响有多大多深已无法测度，他们曾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的中国，至今仍在影响着这个国度。叶圣陶、吴宓、胡适、徐志摩、吴虞以及陆澹如、朱峙三等人留下了或完整或零星的日记，更多的人留下了回忆或当时的文字，他们都是辛亥之子，虽然他们不是那幕历史的主角或配角，他们只是群角或观众，但是他们的私下记录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珍贵价值，那是大时代中一双双怀着不同梦想的眼睛，他们各自的见证丰富了历史。当我在百年前的辛亥大变局中，在密集的人流之中陆续看见他们的身影，他禁不住想，历史原来就是这样悄然开始的，这一幕到下一幕。

　　本书分上、下册，共九篇，从《人心思变》到《创立民国》，通过大量亲历者的私人记录，借助密密麻麻的真实细节，力图逼近历史的现场，复原百年前的辛亥革命图景，回到当时的历史中。我的努力是否达到了预期的目标，唯有请读完此书的读者来做判断。

　　2011年6月2日杭州家中

　　《辛亥革命：亲历者的私人记录》

　　上册【目录】

　　序篇   人心思变

　　一、神秘预兆

　　二、彗星与民谣

　　三、天灾与粮食

　　四、人心瓦解

　　第一篇   世乱恐惧

　　一、谣言四起

　　二、逃难人流

　　三、金融恐慌

　　第二篇           报馆鼓吹

　　一、望平街上

　　二、民立馨香

　　三、纸纸风行

　　四、推波助澜

　　五、文字收功

　　六、应运而生

　　第三篇           剪辫

　　一、辫子，辫子

　　二、剪辫子

　　三、辫子与脑袋

　　四、真辫子、假辫子

　　五、辫子与革命

　　六、强迫剪辫

　　七、 辫子与兵变

　　八、外国人看剪辫

　　九、剪，还是不剪？

　　第四篇           易帜

　　一、黄龙旗的爱与恨

　　二、十八星旗

　　三、青天白日旗

　　四、“一夜城头旗尽白”

　　五、五色旗

　　主要参考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