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闲云野鹤的诗句:千古奇人宋高宗赵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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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奇人宋高宗赵构
靖康二年（1127年）1月初，因为昏庸无能的北宋君臣指挥不当，加之江湖术士郭京误国，北宋都城东京汴梁被金国女真兵攻破。金兵大肆烧杀抢劫搜刮，将当时世界的著名大都会东京汴梁洗劫一空。同年四月初，金兵押着徽、钦二帝以及宋朝后妃、皇子、宗室、贵戚等3000多人北返，被金国女真兵押走的还有东京城内的教坊乐工、技艺工匠等数千人以及平民百姓男女不下10万人，其中女性尤多，金兵还带走了北宋朝廷的大量文籍舆图以及宝器法物，北宋宣告灭亡。史称“靖康之变”或“靖康之耻”。
宋高宗赵构的亲生父亲宋徽宗赵佶后来被金人折磨致死，宋徽宗的尸体还被金人拿去炼油，后来宋金和议达成之后，金人归还的所谓“宋徽宗梓棺”里面装的并不是宋徽宗的遗体，而是一截朽木。
包括宋高宗赵构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在内的所有北宋皇亲国戚几乎全部被金人抓走，在金国受尽凌辱，有的被折磨致死，有的沦为金人的奴隶。
在被金人掳走的宋朝战俘中，女性的遭遇尤其悲惨。金人把从宋朝掳掠到的女子，不论是皇后妃嫔、公主太后，还是宫女和民间女子，全部集中关押在上京（今黑龙江阿城南）的“洗衣院”（官方妓院）里，供金国女真人玩弄、蹂躏，而且金国的达官贵人们还可以把他们看中的宋朝女子带回家当“性奴”。
在健康之变中，宋高宗赵构的妻子和两个幼小的女儿以及宋高宗赵构的亲生母亲和兄弟姐妹也都被金军掳掠而去，并曾多次遭到女真贵族的凌辱蹂躏。
但是，宋高宗赵构并没有感到很耻辱，也没有因此而对金人恨之入骨，宋高宗赵构后来甚至一再奴颜婢膝地屈辱求和，祈求仇敌金人让他当“太平皇帝”。
公元1127年五月初一日，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将靖康二年改为建炎元年，成了南宋的开国之君，后庙号称宋高宗。
宋高宗赵构当时才二十一岁，他长期在深官养尊处优，所擅长的只有享受和淫乐，统治经验还不丰富。
宋高宗赵构称帝伊始，迫于严酷的形势，不得不起用众望所归的爱国名臣李纲担任宰相。然而，宋高宗赵构当时真正言听计从的，却是权奸汪伯彦、黄潜善，外加一些宦官。黄潜善和汪伯彦等人无意恢复故疆，坚持迁都东南，以图苟安一隅，这正中宋高宗的下怀。
建炎三年(1129年)，向来畏惧金兵的宋将刘光世不战而逃，致使金兵在顺利渡过淮河，接着，金国骑兵奔袭南宋小朝廷所在的扬州。
建炎三年（1129年）二月初三，前方军情极端吃紧，宋高宗赵构却还在扬州行宫里面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
宦官得知消息以后赶忙去向宋高宗赵构告急，宋高宗赵构此时正在大白天淫乐，金国骑兵快要杀到扬州这一消息有如晴天霹雳，正在行淫的宋高宗赵构顿时被吓成了阳痿。
宋高宗赵构惊惶失措，来不及再召集大臣会商，便立即穿上戎装，骑马出城，抢先逃命。跟随在宋高宗赵构身边的，只有那个贪赃枉法的御营都统制王渊、宦官康履等五六人，侍卫兵也只有几个，大家打着马拼命奔跑。
宋高宗赵构丢下几万将士和扬州百姓，然后自己逃命，架轻舟横渡长江，去了江南。
不久，金国铁骑杀来，十几万扬州百姓和将士家属望着滔滔长江哭天喊地，要么溺水而死，要么被金兵屠杀，剩下的都成了金国女真人的奴隶。
宋史泰斗王曾瑜先生指出：在杀害抗金名将岳飞以及爱国文人陈东、欧阳澈等人时，宋高宗赵构有足够的凶狠，在南宋臣民面前，宋高宗赵构也具备足够的帝王专横霸气，但是对待杀父之仇敌金人，宋高宗赵构却表现了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奴气。
刘豫之称帝、李成之为盗、郦琼之反叛（他们原本都是宋臣，后来投靠金人，给金人当鹰犬，成了汉奸），都很逍遥自在，也很难见到宋高宗赵构对他们的指责。
至于金人之跋扈骄横，灭亡北宋，侵占宋朝疆土，屠戮宋朝臣民，害死宋高宗赵构父兄，奸淫宋高宗赵构母姊与宋高宗妻女，宋高宗赵构反倒尊之为大金，自称曰臣构，屈膝跪拜，必恭必敬了。
岳飞遇害十几年之后，金国海陵王完颜亮蓄意吞灭南宋，故意命令其使者王全在出使南宋时当面毒骂宋高宗赵构，完颜亮还对其使者说“彼必不敢害汝”。
在听到金国使者的恶毒谩骂之后，宋高宗赵构不仅没有发怒，而且还可怜巴巴地躲到屏风后面哭泣。
事后，宋高宗赵构竟然还命令南宋大臣照旧设宴招待，以礼貌发遣金国使者，还继续派遣使者去金国修好，仍然企图乞求完全没有丝毫希望的和平。
南宋时人的史书为了给皇帝遮羞，只字不提金国使者辱骂宋高宗的具体情节。我们真是惊异于宋高宗赵构的忍辱心态，假如换做是个稍有血性者，是可忍，孰不可忍，肯定是先宰了这个辱骂自己的金使，再行区处。
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北伐前后，金国内外交困。然而在绍兴十一年（1141年）达成宋金和议之后，经过将近二十年的休养，加上南宋每年进贡给金国的大量财富，金国的国力得以恢复，金军将士也养得膘肥体壮；而此时的南宋，经过秦桧及其党羽将近二十年的折腾，已经国困民穷，“国之府库，无旬刀之储，千村万落，生理萧然”。宋金国力对比发生了显著变化。
(注意：秦桧执政期间，是宋朝最黑暗、专制、腐败的时期之一。南宋日后的繁荣，大半是建立在宋孝宗的励精图治之上，与秦桧赵构之流毫无关系。）
在接连得到完颜亮加紧备战的情报之后，南宋的一些臣僚开始上奏请求朝廷赶快备战。秦桧虽然死掉了，但南宋的朝政大权还被秦桧过去扶植起来的党羽们把持着。秦桧的党羽们玩弄权术、压榨百姓、作威作福十分在行，但是处理军国大事却是鼠目寸光。由秦桧党羽把持的南宋朝廷不仅拒不接受备战的建议，还处罚了一些上书言事的官员。
宋高宗也认为自己的南宋王朝给了金人那么多好处，又向来毕恭毕敬地侍奉大金国，故大金国找不到借口来进攻南宋。
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听说金主完颜亮率大军气势汹汹地扑来，宋高宗赵构马上吓得尿裤子，赶紧备船，准备逃亡海上，经过大臣陈康伯分析利害、竭力劝阻之后，宋高宗赵构暂时留在临安（今浙江杭州），但是宋高宗赵构仍然命人暗中备好大海船，一旦金军渡江，他就要赶紧坐船逃亡海上。
而经过秦桧及其党羽将近二十年的压制和破坏，到了金国再次发起攻宋战争的绍兴三十一年(秦桧当时已经死了)，南宋军备已废弛多年，宋军军纪败坏、军心涣散，宋军将士也早已失去绍兴十年时的那种进取之心和雪耻之志，此时算得上是兵无精兵，将无良将。结果，在名将刘锜(已经六十多岁)的指挥下，虽然集中了江州、池州、建康、镇江四支大军，但宋军在两淮还是一败再败。毫无疑问，刘锜此时手中的兵马，已非昔日骁勇善战的八字军，而是被秦桧之流腐化削弱后的军队。刘锜纵有千般能耐，此时也无济于事了。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多亏了临危不惧的文臣虞允文指挥宋军残部凭借长江天险据守，成功地阻止金军渡江，宋军取得了采石之战的胜利，粉碎了金军的南侵图谋，南宋总算又逃过一场劫难。
在金军南侵失利之后，金国海陵王完颜亮死于内讧，面对金国内部政局动荡的严峻形势，刚刚夺取政权的金世宗完颜雍派遣使者前去与南宋谈判，希望两国重新议和。
见到金国使者，作为战胜国皇帝的宋高宗赵构刚说了些“洒扫陵寝，肃清京都”之类豪言，就马上改口，说可与金使讨论“朝见之仪、岁币之数”等。他先说要与金使在交界处讨论，商量不妥，就不接待，旋即又让金使到临安，主动引见。
一个自称“臣构”二十多年的人，似乎已不知与杀父之仇敌平起平坐为何物。如此千古一人，能用正常的理智去忖度他吗？
编著《宋史》的元朝史官在《高宗本纪》的结尾对宋高宗赵构做出了如下评价：
『赞曰：昔夏后氏传五世而后羿篡，少康复立而祀夏；周传九世而厉王死于彘，宣王复立而继周；汉传十有一世而新莽窃位，光武复立而兴汉；晋传四世有怀、愍之祸，元帝正位于建邺；唐传六世有安、史之难，肃宗即位于灵武；宋传九世而徽、钦陷于金，高宗缵图于南京：六君者，史皆称为中兴，而有异同焉。
夏经羿、浞，周历共和，汉间新室、更始，晋、唐、宋则岁月相续者也。萧王、琅琊皆出疏属，少康、宣王、肃宗、高宗则父子相承者也。至于克复旧物，则晋元与宋高宗视四君者有余责焉。
高宗恭俭仁厚，以之继体守文则有余，以之拨乱反正则非其才也。况时危势逼，兵弱财匮，而事之难处又有甚于数君者乎？君子于此，盖亦有悯高宗之心，而重伤其所遭之不幸也。
然当其初立，因四方勤王之师，内相李纲，外任宗泽，天下之事宜无不可为者。顾乃播迁穷僻，重以苗、刘群盗之乱，权宜立国，确虖艰哉。
其始惑于汪、黄，其终制于奸桧，恬堕猥懦，坐失事机。甚而赵鼎、张浚相继窜斥，岳飞父子竟死于大功垂成之秋。一时有志之士，为之扼腕切齿。
帝方偷安忍耻，匿怨忘亲，卒不免于来世之诮，悲夫！』
早在公元1127年，宋高宗登基不久，就不断遣使去金国，卑辞厚礼，一意求和。但金国最初兵力强盛，一心想吞灭南宋，根本就不肯承认南宋的重新立国。
面对金军的武力威胁，宋高宗乞和不成，为了自己的性命和皇冠，不得不破格提拔抗金将帅。
南宋初年，时局动荡、战事频繁，朝廷无力也无心限制武将的发展，同时因抗金战争的需要，一批原无资历、默默无闻的年青将领得以发挥自己的才能，成长为灿烂耀眼的将星。岳飞、吴玠就是这批年青将领中最优秀的人物，也是南宋王朝军功最为卓著的两位将领。
但是对武将的猜忌和防范，却一直是赵宋王朝恪守不渝的家规。宋朝政治制度的一大特点，就是实行重文轻武、以文制武，打压武将的事权，使武将受制于文官。只要出现武将功大、官高、兵多、权重的情况，就会被宋朝统治者视为对皇权的巨大潜在威胁。
只要有战争，南宋朝廷就不得不倚重武将，这与宋朝对武将的猜忌和防范的传统国策相抵触。
南宋初年外敌入侵、战乱不断的特定历史条件使武将事权增重、威望提高，与宋朝以文制武的传统国策发生了冲突。宋朝以文制武的传统国策与武将权力增重之间的矛盾，在南宋初年始终存在。这个矛盾随着抗金形势的变化而升降。
到后来，宋高宗赵构出于对武将的防护与猜忌，为了压制武将、防止武将做大，甚至不惜放弃收复失地，曲膝求和、偏安江南。
在抗金过程中，爱国将领岳飞屡立战功、威高望重，治军严明、秋毫无犯，深得军心民心，不仅得到岳家军将士的爱戴拥护，而且也得到广大军民拥护和尊崇。
同时，岳飞既不贪财，也不好色，一向廉洁奉公，一心只想着如何报效国家，收复失地。美人金屋，丝毫不能打动岳飞，其志趣之高远，可以想见。宋高宗担心岳飞会有功高震主之威，对岳飞的疑忌愈来愈深。
宋高宗赵构不是圣明的君主，他没有雄才大略，但他也并非昏庸无能之辈。宋高宗赵构处置军国大事，虽没有大智大勇，却不乏小聪明和小伎俩。
对于像岳飞那样德才兼备而又卓尔不群的杰出将帅，宋高宗赵构感到自己的能力和威望比不上他，而且对于能否驾驭控制他，也没有信心。所以，在具有防范武将的传统的宋朝，宋高宗赵构不仅在潜意识里畏惧岳飞，而且还将其视为皇权的潜在威胁。
由于北方人民的反抗斗争以及金国女真统治集团的内讧，加上连年侵宋，金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金军将士厌战，士气低落，军力日弱。而在侵宋战争中，金军又接连被宋军击败，金国统治区内的各地汉人纷纷起兵反抗女真人的压迫，加之来自北方蒙古的威胁，使兵老气衰的金国无力继续打下去。
在经历了公元1140年和公元1141年几次大战的挫败之后，作为向来骄横的金国好战分子，把持金国军政大权的金国都元帅完颜兀术(宗弼)也不得不承认南宋『近年军势雄锐，有心争战』（《三朝北盟会编》卷215《征蒙记》）。意识到宋金双方战略态势已经发生逆转之后，兀术采取的策略是，一边虚声恫吓，一边放出允许和谈的信息。
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要讲和，这当然是宋高宗、秦桧求之不得的。但宋高宗、秦桧却又感到议和的最大障碍是来自那些握有重兵的宋军大将们。宋高宗、秦桧明白，收回宋军诸大将兵权和与金国议和这两件事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只有与金人媾和，才能没有后顾之忧地解除诸大将的兵权；而只有收回诸大将的兵权，才能确保与金国议和的顺利进行。
宋高宗赵构要解除宋军诸大将的兵权，不仅是为要议和，而且更是出于对武将的猜忌和防范。而防范武将做大是赵宋王朝恪守不渝的家规。宋朝历来就重文轻武，推行以文制武的国策。
绍兴十年（1140年），在金国败盟之后，宋军取得了空前的胜利，这标志着金强宋弱的形势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正因宋金对立的形势发生了这样的根本转变，赵宋政权偏安江南已经有十足的把握，解除诸大将兵权的时机也已成熟。所以，宋高宗赵构就把他这一心思告诉了秦桧，『乃密与桧谋削尾大之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6）。
内奸秦桧的心理状态和宋高宗并不完全一样。一方面，内奸秦桧一直在不断地破坏南宋的抗金斗争，尤其是在金国危难的关键时刻，更是要千方百计地来为其金国主子效劳。另一方面，秦桧在南宋朝廷中，正因有金国女真主子作后台，与金人勾结往来，决意主张和议，才取得了宋高宗的宠信而久居相位，进而争权夺利。
如果宋军北伐取得了胜利，金国政权势必被最终打垮，而秦桧自己也会随之而失去包括官爵、权力、财富在内的一切，甚至连身家性命都难保。
只有大金国继续存在下去，并通过和议让南宋臣服于金国，秦桧才能得到金人的支持，而一心求和的宋高宗也必须倚重秦桧，这样秦桧的特殊地位才能继续维持下去。
结果是，金人有所需求，秦桧都无不唯命是从；在议和之后，有了金国主子撑腰，秦桧当上了皇帝无法罢免的终身宰相，没有金国首肯，宋高宗不敢罢免秦桧；而在秦桧的主持下，南宋解除了三大将的兵权，并与金国达成了绍兴和议，暂时消除了金军对南宋的武力威胁，向来猜忌防范武将的宋高宗赵构自此可以无所顾忌地打压武将，进而消除武将权力增重对皇权构成的潜在威胁。
秦桧及其奉行的妥协求和政策既符合金国女真贵族的利益，又满足了宋高宗赵构的需要，正因为如此，才有秦桧这个金国代理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内奸秦桧为要替其金国主子女真贵族效劳，为要适应兀术“乃始讲和”的策略，更是『力主和议，恐诸将难制，欲尽收其兵权』(《宋史纪事本末》卷72《秦桧主和》)。因而，宋高宗的主意，正中秦桧的下怀。
宋高宗赵构，生于北宋大观元年（1107）五月二十一日，为宋徽宗第九子。赵构的母亲韦氏是一个地位较低的嫔妃，并不受宋徽宗的宠爱。赵构本与皇位无缘，然而，靖康之变中，赵宋宗室多被金兵掳去，惟独赵构成了漏网之鱼，“中兴之主”的位子自然非他莫属。
靖康二年，时年21岁的赵构登基，重建赵宋政权。但是，宋高宗赵构这个“中兴之主”实在是有名无实，父母兄弟妻女被掳的奇耻大辱都无法激起他对金人的仇恨，他的“恐金症”不可救药。
宋高宗赵构在位期间，无论抗金战场上的胜负如何，他都是一味地投降求和，在金人面前极尽卑躬屈膝、摇尾乞怜的丑态。历史安排了一个谈“金”色变的君主来承担抗金御侮的使命，无论如何是难有成就的。
宋高宗赵构继续了其父宋徽宗赵佶的艺术天赋，赵构的字写得确实很好，并且爱好书法、绘画。
宋高宗赵构是名副其实的书法家。至于奸相秦桧的“书法家”称号，其实是当代丑类杜撰出来的网络“谣言”，根本就找不到真凭实据。
宋金达成和议之后，赵构网罗了一大批书画家去给他当宫廷画师。
早在公元1127年，宋高宗登基不久，就不断遣使去金国，卑辞厚礼，一意求和。但金国最初兵力强盛，一心想吞灭南宋，根本就不肯承认南宋的重新立国。
面对金军的武力威胁，宋高宗乞和不成，为了自己的性命和皇冠，不得不破格提拔抗金将帅。
南宋初年，时局动荡、战事频繁，朝廷无力也无心限制武将的发展，同时因抗金战争的需要，一批原无资历、默默无闻的年青将领得以发挥自己的才能，成长为灿烂耀眼的将星。岳飞、吴玠就是这批年青将领中最优秀的人物，也是南宋王朝军功最为卓著的两位将领。
但是对武将的猜忌和防范，却一直是赵宋王朝恪守不渝的家规。宋朝政治制度的一大特点，就是实行重文轻武、以文制武，打压武将的事权，使武将受制于文官。只要出现武将功大、官高、兵多、权重的情况，就会被宋朝统治者视为对皇权的巨大潜在威胁。
只要有战争，南宋朝廷就不得不倚重武将，这与宋朝对武将的猜忌和防范的传统国策相抵触。
南宋初年外敌入侵、战乱不断的特定历史条件使武将事权增重、威望提高，与宋朝以文制武的传统国策发生了冲突。宋朝以文制武的传统国策与武将权力增重之间的矛盾，在南宋初年始终存在。这个矛盾随着抗金形势的变化而升降。
到后来，宋高宗赵构出于对武将的防护与猜忌，为了压制武将、防止武将做大，甚至不惜放弃收复失地，曲膝求和、偏安江南。
在抗金过程中，爱国将领岳飞屡立战功、威高望重，治军严明、秋毫无犯，深得军心民心，不仅得到岳家军将士的爱戴拥护，而且也得到广大军民拥护和尊崇。
同时，岳飞既不贪财，也不好色，一向廉洁奉公，一心只想着如何报效国家，收复失地。美人金屋，丝毫不能打动岳飞，其志趣之高远，可以想见。宋高宗担心岳飞会有功高震主之威，对岳飞的疑忌愈来愈深。
宋高宗赵构不是圣明的君主，他没有雄才大略，但他也并非昏庸无能之辈。宋高宗赵构处置军国大事，虽没有大智大勇，却不乏小聪明和小伎俩。
对于像岳飞那样德才兼备而又卓尔不群的杰出将帅，宋高宗赵构感到自己的能力和威望比不上他，而且对于能否驾驭控制他，也没有信心。所以，在具有防范武将的传统的宋朝，宋高宗赵构不仅在潜意识里畏惧岳飞，而且还将其视为皇权的潜在威胁。
由于北方人民的反抗斗争以及金国女真统治集团的内讧，加上连年侵宋，金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金军将士厌战，士气低落，军力日弱。而在侵宋战争中，金军又接连被宋军击败，金国统治区内的各地汉人纷纷起兵反抗女真人的压迫，加之来自北方蒙古的威胁，使兵老气衰的金国无力继续打下去。
在经历了公元1140年和公元1141年几次大战的挫败之后，作为向来骄横的金国好战分子，把持金国军政大权的金国都元帅完颜兀术(宗弼)也不得不承认南宋『近年军势雄锐，有心争战』（《三朝北盟会编》卷215《征蒙记》）。意识到宋金双方战略态势已经发生逆转之后，兀术采取的策略是，一边虚声恫吓，一边放出允许和谈的信息。
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要讲和，这当然是宋高宗、秦桧求之不得的。但宋高宗、秦桧却又感到议和的最大障碍是来自那些握有重兵的宋军大将们。宋高宗、秦桧明白，收回宋军诸大将兵权和与金国议和这两件事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只有与金人媾和，才能没有后顾之忧地解除诸大将的兵权；而只有收回诸大将的兵权，才能确保与金国议和的顺利进行。
宋高宗赵构要解除宋军诸大将的兵权，不仅是为要议和，而且更是出于对武将的猜忌和防范。而防范武将做大是赵宋王朝恪守不渝的家规。宋朝历来就重文轻武，推行以文制武的国策。
绍兴十年（1140年），在金国败盟之后，宋军取得了空前的胜利，这标志着金强宋弱的形势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正因宋金对立的形势发生了这样的根本转变，赵宋政权偏安江南已经有十足的把握，解除诸大将兵权的时机也已成熟。所以，宋高宗赵构就把他这一心思告诉了秦桧，『乃密与桧谋削尾大之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6）。
内奸秦桧的心理状态和宋高宗并不完全一样。一方面，内奸秦桧一直在不断地破坏南宋的抗金斗争，尤其是在金国危难的关键时刻，更是要千方百计地来为其金国主子效劳。另一方面，秦桧在南宋朝廷中，正因有金国女真主子作后台，与金人勾结往来，决意主张和议，才取得了宋高宗的宠信而久居相位，进而争权夺利。
如果宋军北伐取得了胜利，金国政权势必被最终打垮，而秦桧自己也会随之而失去包括官爵、权力、财富在内的一切，甚至连身家性命都难保。
只有大金国继续存在下去，并通过和议让南宋臣服于金国，秦桧才能得到金人的支持，而一心求和的宋高宗也必须倚重秦桧，这样秦桧的特殊地位才能继续维持下去。
结果是，金人有所需求，秦桧都无不唯命是从；在议和之后，有了金国主子撑腰，秦桧逐渐成了皇帝无法罢免的终身宰相；而在秦桧的主持下，南宋解除了三大将的兵权，并与金国达成了绍兴和议，暂时消除了金军对南宋的武力威胁，向来猜忌防范武将的宋高宗赵构自此可以无所顾忌地打压武将，进而消除武将权力增重对皇权构成的潜在威胁。
秦桧及其奉行的妥协求和政策既符合金国女真贵族的利益，又满足了宋高宗赵构的需要，正因为如此，才有秦桧这个金国代理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内奸秦桧为要替其金国主子女真贵族效劳，为要适应兀术“乃始讲和”的策略，更是『力主和议，恐诸将难制，欲尽收其兵权』(《宋史纪事本末》卷72《秦桧主和》)。因而，宋高宗的主意，正中秦桧的下怀。
秦桧 ：“世世臣属 年年进贡”
秦桧迈向汉奸的第一步应为被金人捉去后，为宋徽宗向金人递交“和议书”。显然，二圣为苟且而欲臣服金人替秦桧扫清了心理障碍——天子敢称臣，臣下就敢做汉奸。
但是否没有此事，秦桧就不做汉奸了呢？其时，金人欲立张邦昌为傀儡，版本有三：
一 “惟秦（桧）抗论，以为不可”——《朱子语录》
二 “众唯唯，（马）伸独奋曰：吾职谏争，忍坐视乎？”——《宋史•忠义》
三 “（秦）桧犹豫，（马）伸率同僚合词立请，桧不得已始书名。”——《续资治通鉴》
孰对孰错？
纵观秦桧一生，擅杀专权，排除异己，桧北上，帝前邀功；南归则改史书。可见，金人立张邦昌之时，桧已无抵抗意志可言。
秦桧非但是彻头彻尾的汉奸，更是一个“出色”的间谍，而且还是个多面谍。请看：
一 对于二帝来说，康王继位如一意北伐，金人很可能会迁怒于己，或许连苟全都不可得，顾命秦桧向金人“与约和议”，且极有可能在秦南归前向秦传达南宋朝廷当以和为贵的“旨意”，执行“和平”使命。
二 对于金人来说，手中扣有二帝，可攻可守，但如能兵不血刃的使利益最大化自是上上之策。况秦桧在北地的主子是“和派”金将挞懒，挞懒放桧南归必命其向南宋灌输议和，割地赔款，并打击主战派，做到内外勾结以亡宋。金人握有秦桧投降把柄，自不惧其不尽心尽力。
三 对于赵构来说，国仇家恨，但求一扫前耻。但如若以岳飞为首的主战派真能收复河山，功高震主是无法避免的，唐末五代十国的权力交接便是血的教训，宋王朝也是靠此起家的。况且万一岳飞真能迎二圣返，该如何是好？如不让出帝位便是不孝。让出帝位便可天下太平吗？唐初玄武门之变即是后事之师。所以通过起用以秦桧为首的主和派（投降派）以制衡主战派便是“明智”之举。于国不忠，于慈不孝，赵构虽无汉奸之名，却有汉贼之实。
以上可见，秦桧的汉奸之路分为三个阶段：
1 可以做汉奸 2 不得不做汉奸 3 心安理得做汉奸
内奸秦桧的心理状态和宋高宗并不完全一样。
一方面，内奸秦桧一直在不断地破坏南宋的抗金斗争，尤其是在金国危难的关键时刻，更是要千方百计地来为其金国主子效劳。
另一方面，宋高宗赵构一心求和，秦桧在南宋朝廷中，正因有金国女真主子作后台，与金人勾结往来，决意主张和议，且被金人多次点名为和谈最佳人选，这才取得了宋高宗的宠信而久居相位，进而争权夺利。
如果宋军北伐取得了胜利，金国政权势必被最终打垮，而秦桧自己也会随之而失去包括官爵、权力、财富在内的一切，甚至连身家性命都难保。
只有大金国继续存在下去，并通过和议让南宋臣服于金国，秦桧才能得到金人的支持，而一心求和的宋高宗也必须倚重秦桧，这样秦桧的特殊地位才能继续维持下去。
结果是，金人有所需求，秦桧都无不唯命是从；在议和之后，有了金国主子撑腰，秦桧逐渐成了皇帝无法罢免的终身宰相；而在秦桧的主持下，南宋解除了三大将的兵权，并与金国达成了绍兴和议，暂时消除了金军对南宋的武力威胁，向来猜忌防范武将的宋高宗赵构自此可以无所顾忌地打压武将，进而消除武将权力增重对皇权构成的潜在威胁。
秦桧及其奉行的妥协求和政策既符合金国女真贵族的利益，又满足了宋高宗赵构的需要，正因为如此，才有秦桧这个金国代理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岳飞之死与徽钦二帝是否归宋没有直接联系
宋高宗赵构是杀害岳飞的主谋（秦桧、张俊之流是帮凶）不假，但其动机却值得商榷：
第一，宋高宗赵构下命令杀害岳飞，发生在绍兴十一年年底（公元纪年已是1142年），此前宋徽宗赵佶已于绍兴五年（1135年）死于五国城，剩下一个宋钦宗赵桓与宋高宗赵构是同辈，按封建礼数宋高宗赵构没有让位的义务。
第二，宋钦宗赵桓于宣和七年（1125年）十月登基，靖康二年（1127年）二月被掳，在位期间毫无建树，反倒被金兵两次围攻京城，最后与整个皇族同掳北方。在金国期间，宋钦宗赵桓过着猪狗不如的奴隶生活，十几年来，受尽凌辱、鞭笞、呵斥，苟且偷生，人性尊严丧失殆尽，有何面目重登九五，再抚群臣？
第三，宋钦宗赵桓在南宋国内没有任何政治基础和可依恃的势力，纵使南归，又岂能与赵构一争？即便真的对帝位构成威胁，赵构也只需在打败金国之际，将他谋害了事。
第四，当时岳飞早已经回军，北伐早在一年前就已经停止了，宋高宗赵构怎会还因担心他北伐成功而杀他？
第五，被金兵吓出精神病的宋高宗赵构，在其心目中金国更是强大无比，怎会因担心金国失败而杀害岳飞呢？
第六，宋高宗赵构积极要与金国媾和，岳飞正是他谈判的一个重要筹码，宋高宗赵构虽然懦弱，但决不昏愦，岂能轻易自挖墙脚？
第七，宋太祖遗训有“誓不杀大臣及言事者”，在以孝治天下的封建社会，宋高宗赵构杀岳飞就是“违宪”行为，是要承担相当政治风险和心理压力的，非不得以，不会出此下策。
第八，宋高宗赵构与金国议和就有送还宋钦宗的条款，并且正式达成协议，只是金人变卦钦宗才未能回。综上所述，可见岳飞不是因积极抗金而被杀的。
最为关键的是，绍兴十一年四月，岳飞被解除兵权，后来又被罢官，居家赋闲，脱离军队，不仅对南宋朝廷的降金乞和活动无权干预，而且对皇帝的宝座也没有威胁。
绍兴十一年（1141）八月九日，宋高宗不失时机地解除岳飞枢密副使的职务，为岳飞保留少保的官阶，又“特授”他原来的武胜、定国军两镇节度使，充万寿观使的闲职，还假惺惺地表示要『保功臣之终』(《金佗续编》卷2《武胜定国军节度使万寿观使奉朝请制》)。岳云也和父亲一起被免职。从此之后，岳飞也和韩世忠一样，罢官赋闲。不久，岳飞告假，回到江州(今江西九江)私邸暂住。
岳飞罢官赋闲之后，既脱离军队，也没有兵权，不仅对南宋朝廷的降金乞和活动无权干预，而且对皇帝的宝座也没有威胁。如宋高宗真要“保功臣之终”，完全可以就此住手。
绍兴十年（1140年），在金国败盟之后，宋军取得了空前的胜利，这标志着金强宋弱的形势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一点连向来畏敌如虎的宋高宗赵构也看得清清楚楚。如绍兴十一年(1141)初金兵再犯淮西时，宋高宗赵构就认为：『中外议论纷然，以敌逼江为忧，殊不知今日之势与建炎不同。建炎之间，我军皆退保江南。杜充书生，遣偏将轻与敌战，故敌得乘间猖撅。今韩世忠屯淮东，刘锜屯淮西，岳飞屯上流，张俊方自建康进兵，前渡江窥敌，则我兵皆乘其后。今虚镇江一路，以檄呼敌渡江，亦不敢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9）。
正因宋金对立的形势发生了这样的根本转变，赵宋政权偏安江南已经有十足的把握，解除诸大将兵权的时机也已成熟。所以，宋高宗赵构就把他这一心思告诉了秦桧，『乃密与桧谋削尾大之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6）。秦桧为要替其金国主子女真贵族效劳，为要适应兀术“乃始讲和”的策略，更是『力主和议，恐诸将难制，欲尽收其兵权』(《宋史纪事本末》卷72《秦桧主和》)。因而，宋高宗的主意，正中秦桧的下怀。
于是，秦桧便积极地与他的党羽参知政事王次翁、给事中直学士院范同密谋。经过反覆的策划后，范同向秦桧献计说：把张俊、韩世忠、岳飞三大将都调入朝廷任枢密使和副使，明升其官职，实『罢其兵权』(《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0）。
王夫之《宋论》卷10说：『高宗之为计也，以解兵权而急于和；而桧之为计也，则以欲坚和议而必解诸将之兵，交相用而曲相成』。降金和解除大将们的兵柄，成了宋高宗和秦桧的当务之急；而岳飞在这两个问题上，都成了首当其冲的人物。
当然，仅仅从对金国妥协求和以及解除大将兵权这两个问题着眼，岳飞也可以仅仅罢官赋闲，得到与韩世忠一样的善终结局。
毕竟，岳飞当时已经被解除了兵权，后来被罢官，又脱离军队，不可能再对宋高宗和秦桧的卖国求和政策构成阻碍，更不可能威胁南宋皇权。
况且，威名远播的抗金名将岳飞曾经是南宋的重要军事支柱，金人十分畏惧他。被扣押在金国的宋使洪皓曾经在给南宋朝廷的密信中写道：『金人所畏服者惟飞，至以父呼之』。
早在绍兴八年(1138年)年底，宋金达成第一次和议。但是仅仅过了一年半，到了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上旬，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就突然撕毁和约，大举攻宋，宋高宗当时无奈地说：『夷狄之人，不知信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5）。所以，在绍兴十一年(1141年)第二次达成议和之后，金人会不会很快变卦，还是一个未知数。
很显然，假如南宋留着岳飞不杀，即使暂时不用岳飞，而只是让他呆在家里赋闲，或者把他软禁起来，也可以在无形中震慑那些贪婪狡诈、反复无常的金国女真统治者，使金人不敢轻易违约败盟。
但是，有两件事却直接导致了岳飞的遇害！！
岳家军在绍兴十年(公元1140)七月颍昌大战时，重创金军，并杀死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女婿，即金军中的夏姓统军使、金吾卫上将军，而与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结下深仇。
况且，岳飞不仅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而且善于带兵、练兵。岳飞带出的军队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巨大的战斗力，堪称无不“以一当十”。尤其是岳飞曾经组建强大的骑兵部队，能够在野战中与金国倚为支柱的女真骑兵争雄较长。并且，在南宋初年的诸大将中，只有岳飞是进攻型的将帅。南宋的其他将领中，吴玠、刘锜是防御型的将帅，守则有余，攻则不足。韩世忠的抗金意志很坚定，但是军事成就不仅比不上岳飞，而且也不及吴玠、刘锜。而刘光世、张俊等人其实都是些养尊处优、贪图享乐、畏敌怯战的庸将懦夫，主要靠着与皇帝关系亲近、会奉承且资历老而忝为大帅。此外，岳飞抗金意志十分坚定，向来主张积极备战进攻，反对消极防守。岳飞提出了“连结河朔”的高明军事策略，还坚持“以仁为本”的军事观，向来治军严明，是宋朝最得军心和民心的将帅。
在南宋初年，具备光复失地的决心和能力的宋军统帅，惟有岳飞一人。所以，岳飞的存在对金国具有很大的潜在威胁，金国当权者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安。
当时执掌金国军政大权的金国都元帅完颜兀术(宗弼)提出了以杀害岳飞作为宋金议和的条件，这是由于金人深知，岳飞能征善战、威名远播、功高望重，并且还是进攻型的将帅，不仅向来抗金意志坚定，而且还具备光复失地能力。岳飞即使被南宋朝廷罢官免职，也犹如『猛虎在山』，『飞虽不掌兵，亦足以强国』。这对于兵老气衰的金国来说，仍是一个很大的潜在威胁。
兀术的密信，就像给秦桧下了一道不可违抗的圣旨，秦桧当然会千方百计地去执行。
还有一件事不容忽视。即早在公元1127年发生的靖康之变中，宋高宗赵构的亲生母亲韦贤妃也被金人掳到北方，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宋金议和之时，韦贤妃还被扣留在金国。宋高宗赵构即位后，母子情深，十分挂念自己的亲生母亲韦贤妃。宋高宗赵构曾经对大臣们说：『宣和皇后(指韦贤妃)春秋高，朕思之不遑宁处，屈己请和，正为此耳』(《宋史》卷243《韦贤妃传》)。
绍兴十一年（1141年）十月十三日，岳飞下狱。当岳飞被投进冤狱时，宋金议和的书信、使者往来十分频繁，双方秘密地就宋金两国再次议和之事进行讨价还价。
金人提出了条件，要想议和，要想让宋高宗亲生母亲韦太后回归南宋，除了割地称臣纳贡之外，南宋还必须杀掉岳飞。于是宋高宗不但要解除岳飞的兵权，而且还下决心谋杀岳飞。
很显然，宋高宗赵构为了对金媾和成功以迎回亲生母亲韦太后，加之对岳飞的忌恨，故在秦桧的怂恿下，必须下决心杀害岳飞。这才是导致岳飞遇害的直接原因！
附上宋史泰斗邓广铭关于岳飞之死的经典论述：
『有些人认为岳飞的被害，是因为他经常叫喊“迎还二圣”(徽钦二帝)的口号，深为赵构所忌之故。明代的文征明在《满江红》词中所说的“念徽钦若返，此身何属?”以及“笑区区一桧有何能，逢其 (按指赵构)欲”等句，到今天也还有人加以援引。而其实，这样的解释也是不符台历史实际的。
“迎二圣，归京阙 ”的口号。在南宋政权建立之初，的确是每个主张武力抗金的人都经常叫喊的，岳飞也的确是其中的一人。但是，到ll35年以后，宋微宗已经死在金的五国城，而这时女真贵族却又常常声言，要把宋钦宗或其子赵诺送回开封，重新把他册立为宋的皇帝，借以向伪齐的刘豫和南宋的赵构进行一箭双雕的恫吓。在这种情况下，如仍旧强调迎还钦宗的主张，那就无异于作敌人的应声虫，并且以行动与敌人互相配合了，这当然是岳飞所万万不肯为的。
所以，从1136 年起，不论在任何场合，岳飞都不再提起迎还宋钦宗的事情。例如，他在1137年春间写给赵构的一道奏章中就只说道：“异时迎还太上皇帝、宁德皇后梓宫，奉邀天眷以归故园，使宗庙再安，万姓同欢，陛下高枕无北顾之忧，臣之志愿毕矣。”在同年秋季的一道奏章中，他更向赵构建议，把宗室子赵伯琮(即后来的宋孝宗)立为皇子以沮敌人之谋。此事虽在赵构面前碰了钉子，但在岳飞此后的所有奏章中，也还是只能看到“复仇报国”、“收地两河”、“此正是陛下中兴之机，乃金成必亡之日”等类话语，再不见所谓“渊圣’(当时以此称宋钦宗)云云的字样了。所以，以为岳飞因主张迎还钦宗而遭赵构毒手之说，是完全昧于史实者的一种无稽之谈。
岳飞之死，乃是南宋政府中抗战派与投降派尖锐斗争的又一回合的悲剧结局。岳飞的杀身之祸，如我在上文所说，只是因为他坚持以武力抗击金人，坚决反对卖国投降的所谓“讲和”而招惹了来的，是秦桧和赵构共同对他下的毒手。也正是因为岳飞始终一贯地坚持收复失地、报仇雪耻，特别是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叛卖国家和民族的罪行，虽遭受到投降派的君相的忌恨而不稍改变，且终至以身殉之，所以他才能够成为我们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之一。岳飞为此而生，为此而死，他的死，大义凛然，重于泰山.』
『明朝文人文徵明的《满江红》词中写道：“岂不念，中原蹙；岂不惜，徽钦辱。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古休夸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
很多人误以为，宋高宗杀岳飞，是因为岳飞要“迎二圣”，而“徽钦既返”，宋高宗就当不成皇帝了。
其实，宋高宗在自己的即位诏书说：“同徯两宫之复”。可见“迎二圣”是宋高宗自己首先提出来的。
岳飞在绍兴五年(公元1135)的《乞宫祠札子》等文中，也说要“奉迎二圣”。自绍兴七年(公元1137)始，情况却发生变化。
绍兴七年（1137年），宋徽宗死耗传到南宋，金朝不断扬言，要扶立宋钦宗或其儿子当傀儡，以对抗南宋。如废伪齐时，就对开封百姓说：“请尔旧主人来此坐，教尔懑快活。”因此，岳飞在绍兴七年春《乞出师札子》中相应作了改变：“异时迎还太上皇帝、宁德皇后梓宫，奉邀天眷归国，使宗庙再安，万姓同欢，陛下高枕无北顾忧，臣之志愿毕矣。”此后，岳飞绝口不提宋钦宗，只统称“天眷”，北伐成功，是为拥护宋高宗“高枕”无忧地当皇帝，而不是拥护宋钦宗复辟，这是很明确的。
宋高宗并不昏庸，而颇为聪明。他必须提出迎还二圣，又不肯真正实施。但是，中国历史上唐玄宗和肃宗，明正统和景泰的事例证明，即使宋钦宗回来，也未必威胁宋高宗的宝座。
绍兴八年(公元1138)，宋高宗大搞求和活动的借口之一，正是迎还宋钦宗。宋高宗当时说：“朕以梓宫及皇太后、渊圣皇帝（宋钦宗）未还，晓夜忧惧，未尝去心，若敌人能从朕所求，其余一切非所较也。”经过谈判，金朝同意“许还梓宫、母、兄、亲族”。
宋高宗决定让宋钦宗回来优养赋闲，“诏渊圣皇帝宫殿令临安府计度修建”。一时都以为宋钦宗南归在即，故岳飞的辞职奏说：“今讲好已定，两宫天眷不日可还，偃武休兵，可期岁月，臣之所请，无避事之谤。”
后因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发动政变，事情才发生变卦。绍兴十一年再次和谈，完颜兀术决计不放宋钦宗，以备万一日后军事失利，让宋钦宗“安坐汴京，其礼无有弟与兄争”。宋高宗当然也并不力争。』
(注：前文括号内系宋史泰斗王曾瑜先生经典论述）
靖康二年（1127年）1月初，因为昏庸无能的北宋君臣指挥不当，加之江湖术士郭京误国，北宋都城东京汴梁被金国女真兵攻破。金兵大肆烧杀抢劫搜刮，将当时世界的著名大都会东京汴梁洗劫一空。
同年四月初，金兵押着徽、钦二帝以及宋朝后妃、皇子、宗室、贵戚、王公大臣等3000多人北返，被金国女真兵押走的还有东京城内的教坊乐工、技艺工匠等数千人以及平民百姓男女不下10万人，其中女性尤多，金兵还带走了北宋朝廷的大量文籍舆图以及宝器法物，北宋宣告灭亡。史称“靖康之变”或“靖康之耻”。
公元1127年五月初一日，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将靖康二年改为建炎元年，成了南宋的开国君主，后来的庙号称为宋高宗。
南宋绍兴五年（1135年），宋徽宗在金国被糟蹋致死。绍兴七年（1137年），宋徽宗的死耗传到南宋。
很显然，北宋朝廷的王公大臣，尤其是宋徽宗、宋钦宗的亲信大臣以及其在朝中培养扶植起来的势力，全都在“靖康之变”被金军摧毁破坏。
在重建南宋之后，宋高宗在朝廷中重新培植自己的势力，南宋的文武大臣主要是经过宋高宗一手提拔培育起来的，他们显然属于宋高宗的亲信。
而且南宋文武大臣中的大部分人，甚至都没有见过宋徽宗、宋钦宗，他们不是宋徽宗、宋钦宗一系的，显然与宋徽宗、宋钦宗关系较疏远。
姑且不说宋徽宗早在绍兴五年（1135年）就死了，即使宋钦宗能够回到南宋，他原先的亲信势力也没有了，而南宋朝廷中的文武大臣基本上都是宋高宗新培育扶植起来的，属于宋高宗的亲党，——让他们去支持一个与他们素昧平生的人，让那个素昧平生的人去取代一手扶植提拔他们的皇帝，这简直不可思议！
所以王曾瑜先生认为“中国历史上唐玄宗和肃宗，明正统和景泰的事例证明，即使宋钦宗回来，也未必威胁宋高宗的宝座”，——其实唐肃宗取代唐玄宗的时候，唐玄宗在朝中的势力还是有一些的，明代宗取代明英宗的时候，明英宗在朝中的势力也是有的。
但是宋钦宗要是回到南宋，南宋朝廷中可没有他的势力，因为满朝文武基本上都是宋高宗新培育扶植起来的，宋钦宗势单力薄、形单影只，更不可能直接威胁宋高宗的皇位！
故所谓“宋高宗杀岳飞，是因为岳飞要迎二圣，而徽钦既返，宋高宗就当不成皇帝”之说，其实纯属想当然的臆断，缺少真凭实据！
早在公元1127年，宋高宗登基不久，就不断遣使去金国，卑辞厚礼，一意求和。但金国最初兵力强盛，一心想吞灭南宋，根本不肯承认南宋的重新立国。
公元1129年（南宋建炎三年，金国天会七年）秋，在宋高宗赵构接连向金国最高统治者上书乞哀之际，金国女真贵族们又出动了大军，还带上在燕、云、两河等地强征的剃头签兵，以完颜兀术（汉名宗弼）和完颜挞懒（汉名昌）为统帅，分兵数路，再次大举南侵攻宋。
到了公元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金国天会八年），宋金战争形势发生转变，金军进犯江南地区，长途奔袭，战线过长，金兵所到之处不断遭到南宋爱国军民的英勇抵抗，金军伤亡惨重，而占领的地区又不能巩固，无法立足。
在金军主力进攻江南的时候，中原沦陷区内的原宋朝军民也纷纷聚众抗金，“江北之民，誓不从敌，自为寨栅，群聚以守者甚众”。
建炎四年（1130年）间，金军攻占了宋朝东、西、南、北四京，以及河北、河东和京东路的全部，京西和陕西各路的大部。女真贵族吞噬如此广阔的地域，一时难以消化。尤其是，北方广大地区的原宋朝民众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使金人不得安宁。
在北方的广大地区，始终是烽火连天，义帜遍地。北方人民为着故土的光复而奋战不息。
种种迹象表明，单纯靠军事手段，是不可能灭亡南宋的，金国女真贵族们于是放弃了在短期内消灭南宋政权的不切实际的计划，要转回头去，去倾力经营已经占领的中原和华北各地。
于是，金国女真贵族们就决定实施新的对宋策略：（一）扶立早已投降金人的南宋济南府知府刘豫为“大齐”傀儡皇帝，将中原和陕西地区交给伪齐统治，把它作为宋金之间的缓冲地带；（二）金军集中兵力攻取西北，图谋先夺取秦川五路（秦凤路、环庆路、泾原路，熙河路、鄜延路），然后从陕西进入四川，顺流而下，从而形成对南宋的迂迥大包围；（三）采用“以和议佐攻战，以僭逆诱叛党”的谋略。
所谓“以和议佐攻战”, 其实“和议”是一种烟幕弹，是想诱惑南宋王朝放松警惕，丧失斗志，最后乘机一举而灭之，所以“和议”仅仅是金朝作为侵宋战争的一种辅助手段而已。
所谓“以僭逆诱叛党”, 就是扶立伪齐汉奸刘豫为傀儡皇帝，给予高官厚禄，以此来引诱南宋内部的投降派，分化瓦解，进而破坏抗金斗争。
金人企图通过上述三个方面的措施，来达到他们在战场上不可能达到全部占领和统治南宋领土的侵略目的。
公元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金国天会八年）秋，在江南战事结束之后，金国女真统治者开始采取“以和议佐攻战，以僭逆诱叛党”的新策略(《大金国志校证》卷7)。金国女真人企图通过这一新策略，来达到他们在战场上不可能实现目的。
金人所谓的 “和议”其实是一种烟幕弹，是想诱惑南宋王朝放松警惕，丧失斗志，最后乘机一举而灭之，所以“和议”仅仅是金国侵宋战争的一种辅助手段，是为了辅助“攻战”。
为了实施“以和议佐攻战”，金国女真人还准备派内奸打进南宋朝廷。为此，金国女真最高决策者于天会八年（1130）在“黑龙江之柳株”开会，会议的中心内容即是商讨如何才能灭亡南宋的问题 。
会上，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远房侄子陈王完颜兀室，担心“宋氏之再隆”，可是单凭军事力量又“不可以威取”，于是认为要想方设法从南宋内部进行破坏。他们又进一步地分析了南宋大臣们的情况，认为张浚等人“志在于复仇”，韩世忠等人“则习于兵事”，这些人“势难先屈”，也不可能为金国女真人所利用(《大金国志校证》卷24)。
于是有人提出：只有派遣在金国的宋臣先归，对南宋进行威吓，使之归顺，我们“佯不从而勉强听之”。大家都觉得这条计谋很好，但派谁合适呢？
有人提出派遣张孝纯。金军统帅完颜粘罕（汉名宗翰，本名粘没喝）认为不妥，他说：“此人在河东失节，人谁不怨，便去如何得位，得志，只有桧可用”（《脚气集》）。
完颜粘罕（汉名宗翰，本名粘没喝）认为秦桧有见识，又能“尽忠”于金国女真人。完颜粘罕（汉名宗翰，本名粘没喝）还说：我喜欢秦桧这个人，所以才把他“置之军中”，不到半年，“其言皆验”，秦桧他不仅已经投靠了我们，而且还提出了“南自南，北自北”的策略。“若纵其归国，必是得志，可济吾事”。其他人也觉得完颜粘罕（汉名宗翰，本名粘没喝）所说的话有道理。
而秦桧自卖身投靠金国女真人后，的确不断用实际行动表明他是真心实意为其金国主子服务的。在楚州之战时，秦桧为挞懒劝降宋将的目的虽未达到，但秦桧的行为却表现了对金国主子的忠心。
金国女真统治者们在经过多次对秦桧“试之以事”之后，认为“南臣贫薄，唯桧温实”。也就是说，他们对秦桧经过多次考验以后，对秦桧是完全信赖得过的(《大金国志校证》卷13)。
同时，金国女真统治者们还认为秦桧在靖康末年，给金国上书请存赵氏，成为俘虏，在南宋朝廷里也留下了“忠义”的名声，是以“天下高之”。有了这件迷人的外衣作伪装，送秦桧回去，就容易掩盖其内奸的真面目，而且还能取信于南宋朝廷。
所以， 金国女真统治者们就把决策告知秦桧，“阴以桧约”，要他回南宋后，“俾结和议为内助”（《三朝北盟会编》卷220 ）。即是要秦桧南归充当内奸，从内部破坏南宋的抗金事业。秦桧当然非常乐意，结果女真统治者也就“纵之南归”了。
为了使秦桧能安全回到南宋，金国女真统治者还作了一番筹划。秦桧的岳父王仲山有别业在山东济南，金人就在王仲山的产业中取了一部分给秦桧，作为路费使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8），而且还帮秦桧准备好船只，叫秦桧“乘船舰全家厚载而归” （《三朝北盟会编》卷208《林泉野记》）。
公元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金国天会八年）十月，秦桧带着妻子王氏、小奴砚童、小婢兴儿以及亲信高益恭等一班随从，乘船满载着丰厚的财宝，从刚刚被金兵攻陷不久的楚州（今江苏淮安）投奔涟水军（今江苏涟水）宋军丁襈（同“祀”字）的水寨，恰好被丁襈的巡逻兵捉获。
为了蒙混过关，秦桧编造了一套谎言，说他是如何如何地杀掉了“金人监己者，奔舟而来”，把自己装成一副英雄汉的架势。但是丁襈的部将对秦桧的回来颇有怀疑，认为宋金两军正在对战，秦桧怎么可能带着全家人并且还带着这么多的财宝平安无事地从金国回来呢？所以，定然是金国女真人暗中派遣秦桧回来当奸细，“宜速诛之，以绝后患”。
但宋军参议王安道、机宜冯由义都不同意这样做，他们极力保护秦桧，认为秦桧是宋钦宗时的中丞，如果杀掉了他，将来南宋朝廷追究起来，对丁撰军实为不利。这样，秦桧才免了做刀下之鬼，被送回到南宋朝廷的行在。
秦桧回到南宋朝廷之后，继续捏造自己如何从金国逃回南宋的谎言。但对秦桧的谎言，当时南宋朝廷的许多官员都表示怀疑。南宋大臣们提出了种种疑问，认为：
第一，当初，何樐、孙傅、司马朴和秦桧一起被金人押到北方并遭到拘禁，何樐、孙傅、司马朴三人都不能够回来，为什么秦桧能够单独回来？
第二，从燕山府（今北京地区）到楚州（今江苏淮安）将近三千里路，在这样漫长的地带怎么会没有金人防禁呢？秦桧又怎么能够逾河越海而又不被金人觉察呢？
第三，秦桧自称是随军至楚州后乘金人不备而逃走回来的，那么最多也只能是他一个人逃脱，但是他却能够带着妻子王氏以及许多随从一起逃回。
第四，秦桧说在涟水军时宋将要杀他，是为要贪图他的“囊橐”之财，既然他有“囊橐”之财，既然他带着那么多金银财宝，又怎么会是逃回来的呢？
对于这一连串的疑问，秦桧是无法作出合情合理的解释的。南宋朝臣们在议论纷纷之后，大家一致推测说：莫非秦桧在金国“尝倡和议，而挞懒纵之使归”乎？这些疑问和推测，都说明了不管秦桧是如何巧妙地伪装，终究也瞒不住人们雪亮的眼睛。
而这些疑问只有秦桧的密友时任南宋宰相范宗尹和李回为秦桧辩解，范宗尹还不遗余力地举荐说秦桧忠于赵宋王朝。但疑团却并没有消除。
公元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金国天会八年），金国女真统治者在扶立刘豫伪齐政权的同时，又放纵奸细秦桧归宋。
金国扶植刘豫傀儡政权和派遣奸细秦桧打入南宋朝廷内部，几乎是同时发动的政治攻势。前者虽一时颇有声势，其实不过是抗金事业的疥癣之疾；后者一时并无成效，却最终成为断送南宋抗金斗争的心腹之患。
（1）对于秦桧残害忠良的罪行，南宋史家吕中在《中兴大事记》一书之中作出了如下揭批：
『岳飞忠孝出于天性，自结发从戎，凡历数百战，内平剧盗，外抗强胡。其用兵也，尤其善以寡胜众。其从杜充也，以八百人破群盗五十万众于南熏门外；其破曹成也，以八千人破其十万众于桂岭；其战兀术也，于颖昌则以背嵬八百，于朱仙镇则以背嵬五百，皆破其众十余万。虏人所畏服，不敢以名称，至以父呼之。
自兀术有必杀飞而后可和之言，秦桧之心与虏合，而张俊之心又与桧合，媒孽横生，不置之死地不止。万俟卨以愿备锻炼，自谏议而得中丞；王俊以希旨诬告，自遥防而得廉车；姚政、庞荣、傅选之徒亦以阿附，并沐累迁之宠。附会其事，无所不至，而「莫须有」三字，韩世忠终以为无以服天下。飞死，世忠罢，中外大权尽归于桧，于是尽逐君子，尽用小人矣！』（宋人所著《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28，《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21转引南宋史家吕中《中兴大事记》）
（2）对于秦桧当权期间南宋朝廷所奉行的卖国政策，南宋史家吕中在《中兴大事记》一书之中作出了如下揭批：
绍兴十年，金人渝盟，军民皆归咎于秦桧，而桧傲然不动。顺昌既捷之后，先窜赵鼎，而人无敢言矣！拓皋既捷之后，尽罢诸将，而兵隶御前矣！
向者战败而求和，今则战胜而求和矣！向者战败而弃地，今则战胜而弃地矣！
向者战败而使命之费犹有限，今岁币银、帛各二十万两、匹，而贺礼又有金器千两、银器万两、锦帛千匹矣！
岳飞复唐、邓、陈、蔡，张俊复亳、宿，韩世忠复海州，吴璘复商、秦，吴玠复方山、和尚原，皆间关百战而后得，今吾不能有其地，反尽割于虏，听其分画矣！
韩世忠田金陵，岳飞田鄂、汉，王之奇田两淮，吴玠田梁、洋，樊宝、宗纲田荆州，皆累年经营而后成，今吾不能屯田，反使虏创屯田军于河南矣！
吾国之民不肯入虏，杀之犹不从，而朝廷必以予虏，使遗民饮泣内恨，而中原人心失矣！
李世辅不顾其亲来归，兀术畏避其忠勇，朝廷竟置之谪籍，而中原豪杰之心失矣！
士大夫陷没虏中，家属有在中国者，桧徇虏人之情而悉还之。方其去时，如赴井陉，而吾国衣冠之气皆沮矣！
张俊深忌岳飞、刘锜，每言飞赴援迟，而锜战不力，遂于秦桧谋，斥锜而杀飞，而天下忠愤之气皆沮矣！』（宋人所著《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28，《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21转引南宋史家吕中《中兴大事记》）
南宋大臣袁燮在奏章中指出：『自秦桧当国，阴与虏结，沿边不宿重兵。』（《历代名臣奏议》卷337）
南宋学者罗璧指出：『宗泽与汴为始终，岳飞恢复不已，金主役桧死之。』（《罗氏识遗》卷5《西北豪杰所产》）
南宋学者欧阳守道在纪念岳飞的文集中写道：
『岳忠武王之死，孰杀之？金人不能杀王于战，能杀王于狱。盖自遣秦桧来相，而金人之令行于江南矣！
其所欲杀，岂独一岳王？桧方次第扫除以报，而艺祖在天，丕降罪疾，殛之，然后三、四忠贤幸免，中国再有生气。王不幸，最先死，死且孥，哀哉！
《崇岳集》者，陈君华叔之所集，而间以己作，率悼岳王也！』
（摘录自《撰斋文集》卷21《书崇岳集》，作者：南宋 欧阳守道）
注释：上文中的“王”指的是岳飞。淳熙五年(1178年)，南宋朝廷给岳飞定谥号为“武穆”，嘉泰四年(1204年)，南宋朝廷追封岳飞为“鄂王”，宝庆元年（1225年），南宋朝廷赐岳飞谥号为“忠武”，此后人们敬称岳飞为“岳鄂王”、“岳武穆王”、“岳忠武王”或“岳王”；“艺祖”是宋人对宋太祖赵匡胤的尊称。
“桧方次第扫除以报，而艺祖在天，丕降罪疾，殛之”一句意思是：秦桧正准备逐个害死南宋的忠贤之士，之后再给金人一个交待，但是宋太祖的英灵在天上，知道秦桧的罪行，于是降下罪疾，处死了秦桧。
绍兴十一年（1141年）十月十三日，岳飞下狱。当岳飞被投进冤狱时，宋金议和的书信、使者往来十分频繁，双方秘密地就宋金两国再次议和之事进行讨价还价。
金人提出了条件，要想议和，要想让宋高宗亲生母亲韦太后回归南宋，除了割地称臣纳贡之外，南宋还必须杀掉岳飞。于是宋高宗不但要解除岳飞的兵权，而且还下决心谋杀岳飞。
很显然，宋高宗赵构为了对金媾和成功以迎回亲生母亲韦太后，加之对岳飞的忌恨，故在秦桧的怂恿下，必须下决心杀害岳飞。这才是导致岳飞遇害的直接原因！
（1）. 看看秦桧一手操办而成的绍兴和议的主要内容：
绍兴十一年(1141年)十一月，金国使者再次来到临安(今浙江杭州)，宋高宗赵构、秦桧卑躬屈膝地签订了丧权辱国的第二次绍兴和约，主要内容如下：
（一）、南宋向金国称臣，金国册封宋康王赵构为南宋皇帝；
（二）、南宋每年向金国进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
（三）、重新划定宋金疆界，秦岭-淮河以北的原北宋辖区全部归金国所有。南宋与金国东以淮河中流为界，西以大散关（陕西宝鸡西南）为界，以南属宋，以北属金。宋割唐(今河南唐河)、邓（今河南邓州）二州及商（今陕西商县）、秦（今甘肃天水）二州之大半予金。
通过绍兴十一年达成的宋金和约，金国获得了在战场上得不到的大片土地。岳家军当年攻克的商、虢、唐、邓等州，以及北伐中收复的很多失地，加上吴磷、杨政等部所收复的陕西州县，以至吴玠当年坚守的和尚原等要塞，都被宋高宗和秦桧割让给金国。邵隆坚决反对割让商州，被秦桧贬官后毒死。
屈辱降金的第二次绍兴和约的签订，不仅捆住了南宋抗金军民手脚，让抗金大业和收复失地的宏图成为泡影，而且还使南北分裂的政治局面持续了一百多年。
(2). 南宋大臣袁燮在奏章中指出：『自秦桧当国，阴与虏结，沿边不宿重兵。』（《历代名臣奏议》卷337）
南宋学者罗璧指出：『宗泽与汴为始终，岳飞恢复不已，金主役桧死之。』（《罗氏识遗》卷5《西北豪杰所产》）
南宋大学问家朱熹指出：『窃见故相秦桧归自虏廷，久专国柄，内忍事仇之耻，外张震主之威。以恣睢戮善良，销沮人心忠义刚直之气；以喜怒为进退，崇奖天下佞谀偷惰之风。究其设心，何止误国！岳侯既死于棘寺，魏公复窜于岭表。连逮赵汾之狱，盖将掩众正而尽诛；徘徊汉鼎之旁，已经闻图九锡而来献。天不诛桧，谁其弱秦？』（参见《朱文公文集》卷99《除秦桧祠移文》）
对于秦桧当权期间南宋朝廷所奉行的卖国政策，南宋史家吕中在《中兴大事记》一书之中作出了一针见血的揭批：
绍兴十年，金人渝盟，军民皆归咎于秦桧，而桧傲然不动。顺昌既捷之后，先窜赵鼎，而人无敢言矣！拓皋既捷之后，尽罢诸将，而兵隶御前矣！
向者战败而求和，今则战胜而求和矣！向者战败而弃地，今则战胜而弃地矣！
向者战败而使命之费犹有限，今岁币银、帛各二十万两、匹，而贺礼又有金器千两、银器万两、锦帛千匹矣！
岳飞复唐、邓、陈、蔡，张俊复亳、宿，韩世忠复海州，吴璘复商、秦，吴玠复方山、和尚原，皆间关百战而后得，今吾不能有其地，反尽割于虏，听其分画矣！
韩世忠田金陵，岳飞田鄂、汉，王之奇田两淮，吴玠田梁、洋，樊宝、宗纲田荆州，皆累年经营而后成，今吾不能屯田，反使虏创屯田军于河南矣！
吾国之民不肯入虏，杀之犹不从，而朝廷必以予虏，使遗民饮泣内恨，而中原人心失矣！
李世辅不顾其亲来归，兀术畏避其忠勇，朝廷竟置之谪籍，而中原豪杰之心失矣！
士大夫陷没虏中，家属有在中国者，桧徇虏人之情而悉还之。方其去时，如赴井陉，而吾国衣冠之气皆沮矣！
张俊深忌岳飞、刘锜，每言飞赴援迟，而锜战不力，遂于秦桧谋，斥锜而杀飞，而天下忠愤之气皆沮矣！』
（宋人所著《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28，《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21转引南宋史家吕中《中兴大事记》）
(3).看看秦桧媚事敌国的丑行：
根据绍兴十一年(1141年)达成的宋金和议,南宋收三大将兵权,金国明确要求南宋不得罢免秦桧的相位。
有了金国主子撑腰,秦桧当上了宋高宗赵构无法罢免的终身宰相,秦桧自此专权十几年,权势如日中天。秦桧“挟强虏以要君”，也就是凭借外国人的强大来要挟皇帝。用今天的话说，大致可以类比为“挟洋人以自重”。
在专权期间，秦桧结党营私、徇私舞弊、迫害异己、贪污受贿、贪赃枉法、卖官鬻爵，拼命榨取民脂民膏，还大兴文字狱，进行严酷的舆论管制以粉饰“太平”，秦桧及其同党就是一群祸国殃民的民族败类，他们无恶不作，无所不为！
秦桧不但采取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手法，诛锄异己，还继续为奸，为了媚奉金国主子，秦桧及其党羽拼命地榨取民脂民膏，祸国殃民，做尽了坏事。
宋高宗、秦桧为了媚奉敌国，讨好金人，对于绍兴和议中所规定的“岁币”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都一一如期交纳。交纳时，还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如要由枢密院差使臣四员管押银纲，户部差使臣十二员管押绢纲，并于前一年十二月下旬送至盱眙军的岁币库，然后再差将官一员部押军兵三百人，防护过淮交割。在交割前，先要拿出银、绢式样三份，“一份往燕京，一份往卞京漕司呈样，一份留泗州岁币库，以备参照。虽然呈交了银、绢式样，但在正式交割时，还要受到百般刁难，“初交绢，十退其九”，其原因是“金人秤尺无法，又胥吏需索作难之故”。只有向他们行贿，“通支金人交币官吏，靡费银一千三百余两，金三十五两”，其余布、帛、酒等共折银六百二十两，对其“所需如欲，方始通融”。但还不是按原物照收，仍要“十退其四五”，结果宋廷又要 “贴耗银二千四百余两”。这些都是给南宋人民强加的巨大负担！
此外，南宋皇太后奉送金国皇后的礼物，年年“亦以钜万计”。金主还经常派人来索取“金珠靸工之类”，宋高宗亦“令有司悉与”。甚至有些稀少的动物，如“白面猢孙及鹦鹉、孔雀、狮子猫儿”之类，只要金人有所索求，高宗均令“搜访与之。
南宋每年还要派使者往金贺正旦、生辰，贺礼需要金茶器千两、银酒器万两、锦绮千匹，使者有正使、副使及三节人（上、中、下三等随从人员，上，中节各十人，下节三十人）。同时，南宋朝廷还要赏给他们的行装钱，正使一千缗，副使八百缗，银、帛各二百两匹。下节银、绢共三十两、匹，中节二十五两、匹，下节十五两、匹。这些人除领取薪棒外，还“日给五百钱，探请俸二月”。
金国使者来南宋时，南宋沿途的地方官不但要迎送，而且还要大排筵席。他们到临安后，更是没完没了的盛宴款待。为要使这些使者能在金帝面前说些好话，高宗还以“密赐”的办法，进行贿赂。正使银一千四百两，副使八百八十两，袭衣（衣物的全套）金带三条，三节人皆袭衣涂金带，上节银四十两，中、下节银三十两，“自是以为例”。金使在临安要买物品，即从内库拿出钱万缗，作为他们购货之用，也“自是以为例”。
南宋地方官吏迎送金使时，执礼都要必恭必敬，如果稍有怠慢，立即就受到惩处。平江府守臣直秘阁周葵在郡内宴请金使时，由于“饮食腐臭，致行人有词”，秦桧即“怒葵不己”，将他罢官。吏部侍郎陈康伯为接伴使，由于不肯屈从金使宗永的无理要求，与他争执拜受之礼，宗永就抱怨说：“接伴慢我”。高宗、秦桧得知后，“惧生事”，立即以“酬对辱国”之罪，把陈康伯降职。
对于宋高宗、秦桧的媚敌丑行，许多官员都很不满。“时聘使往来”, “凡过盱眙，例游第一山”，游山时还“酌玻璃泉题诗石璧以记”,时日长久，往来者多，“镌刻题名几满”。宋使郑汝谐见此，难以压抑心头的怒火，则写了一首辛辣的讽刺诗说：“忍耻包羞事北廷，奚奴得意管逢迎，燕山有石无人勒，却向都梁记姓名”。
（4）. 看看秦桧坚持议和，给南宋带来的最终结果：
从总体上看，自南宋建炎四年（1130）以来，直到岳飞遇害之前的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金之间的军事力量对比在逐步朝着有利于南宋的方向转变。南宋由弱变强，金国由盛转衰。
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过去轻视南宋的军力，认为用武力可以灭宋，所以他才“锐意败盟，举兵南征”。但南侵的结果却是，金军“败于顺昌，败于郾城，败于柘皋”，金军一败再败，使兀术看到金国在军事上已失去了优势，想用武力亡宋是不可能的了。
金国主战派的锐气遭挫，于是，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就改变策略，重新提出要与南宋讲和，再开“始讲和，而南北无事矣”。很显然，如果金兵能在战场上取胜，那么向来轻视南宋的金国统治集团是不会与南宋讲和的。
由此可见，宋金尽快地达成和议，既是苟且偷安、疑忌武将的南宋皇帝宋高宗赵构和卖国求荣的权奸秦桧的愿望，也是金国女真统治者的需要。
古今中外，无数血淋淋的教训告诉我们。和平并不需要条约保障，而需要实力保证。金真有实力灭亡南宋，再多条约也没有用。南宋要立足江南，也根本不需要条约，不要忘记南北朝时期，南朝什么时候向北国签和约啦？
公元1140年岳飞北伐前后，金国内外交困。然而在达成宋金和议之后，经过将近二十年的休养，加上南宋每年进贡给金国的大量财富，金国的国力得以恢复，金军将士也养得膘肥体壮。而此时的南宋，经过秦桧及其党羽将近二十年的折腾，已经国困民穷，“国之府库，无旬刀之储，千村万落，生理萧然”。宋金国力对比发生了显著变化。
(注意：秦桧执政期间，是宋朝最黑暗、专制、腐败的时期之一。南宋日后的繁荣，大半是建立在宋孝宗的励精图治之上，与秦桧赵构之流毫无关系。）
在接连得到完颜亮加紧备战的情报之后，南宋的一些臣僚开始上奏请求朝廷赶快备战。秦桧虽然死掉了，但南宋的朝政大权还被秦桧过去扶植起来的党羽们把持着。秦桧的党羽们玩弄权术、压榨百姓、作威作福十分在行，但是处理军国大事却是鼠目寸光。由秦桧党羽把持的南宋朝廷不仅拒不接受备战的建议，还处罚了一些上书言事的官员。
宋高宗也认为自己的南宋王朝给了金人那么多好处，又向来毕恭毕敬地侍奉大金国，故大金国找不到借口来进攻南宋。
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听说金主完颜亮率大军气势汹汹地扑来，宋高宗赵构马上吓得尿裤子，赶紧备船，准备逃亡海上，经过大臣陈康伯分析利害、竭力劝阻之后，宋高宗赵构暂时留在临安（今浙江杭州），但是宋高宗赵构仍然命人暗中备好大海船，一旦金军渡江，他就要赶紧坐船逃亡海上。
想当初，早在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二月，当曾被岳家军扁得满地找牙的金军再次进犯淮西之时，宋高宗颇不以为然地说：『中外议论纷然，以敌逼江为忧，殊不知今日之势与建炎不同。建炎之间，我军皆退保江南。杜充书生，遣偏将轻与敌战，故敌得乘间猖撅。今韩世忠屯淮东，刘锜屯淮西，岳飞屯上流，张俊方自建康进兵，前渡江窥敌，则我兵皆乘其后。今虚镇江一路，以檄呼敌渡江，亦不敢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9）
公元1161年，曾经亲历公元1140年宋金战争的金主完颜亮再次发起攻宋战争，当时金军中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岳飞不死，大金灭矣！”(原文『逆亮南渡，胡人自为「岳飞不死，大金灭矣！」之语』，相关记载可见于《浪语集》卷22《与汪参政明远论岳侯恩数》)。
公元1142年岳飞遇害，南宋与金国达成了丧权辱国的第二次“绍兴和议”，公元1161年，金主完颜亮率大军再次南侵，宣告了宋高宗赵构、权奸秦桧之流长期奉行的屈辱求和政策的彻底破产，再到公元1234年，金国灭亡。这中间隔了93年，其间宋金两国又发生三次大规模战争，其中有24年在打仗！此外，金国与北方的蒙古之间的战争也连绵不绝，难以有完全的统计！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主完颜亮自认为准备就绪，灭宋之谋便不再遮掩，金军开始大举南侵功宋，“臣构”祈和不成，命且不保，南宋再度面临亡国的严峻形势。
金军的大举南侵宣告了宋高宗赵构、权奸秦桧之流长期奉行的屈辱求和政策的彻底破产，主和误国之罪昭然若揭，抗战派再次得到人们的尊重和仰赖。
南宋太学生程宏图、太学生直学宋芑，以及倪朴等人先后上书，请求南宋朝廷给岳飞平反昭雪，并追究秦桧祸国殃民的罪行，以谢天下，以激励南宋军民的忠义之气，进而振奋宋军将士的士气。此外，他们不仅要求南宋朝廷恢复岳飞的爵位和名誉，录用岳飞的子孙，而且还要求追夺秦桧的官爵，没收秦桧的家产，甚至还要将秦桧开棺戮尸！
而经过秦桧及其党羽将近二十年的压制和破坏，到了金国再次发起攻宋战争的绍兴三十一年(秦桧当时已经死了)，南宋军备已废弛多年，宋军军纪败坏、军心涣散，宋军将士也早已失去绍兴十年时的那种进取之心和雪耻之志，此时算得上是兵无精兵，将无良将。结果，在名将刘锜(已经六十多岁)的指挥下，虽然集中了江州、池州、建康、镇江四支大军，但宋军在两淮还是一败再败。毫无疑问，刘锜此时手中的兵马，已非昔日骁勇善战的八字军，而是被秦桧之流腐化削弱后的军队。刘锜纵有千般能耐，此时也无济于事了。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多亏了临危不惧的文臣虞允文指挥宋军残部凭借长江天险据守，成功地阻止金军渡江，宋军取得了采石之战的胜利，粉碎了金军的南侵图谋，南宋总算又逃过一场劫难。
事实上，秦桧专权期间是南宋最黑暗、专制、腐败的时期之一。
南宋日后的繁荣，大半是建立在宋孝宗的励精图治之上，与秦桧、赵构之流毫无关系。
若以后世南宋的繁荣，来为宋高宗赵构和奸相秦桧的屈辱和议辩护，真是张冠李戴，教人发笑了。
秦桧祸国殃民，罪证如山，纵巧舌如簧，纵难洗其罪名矣。
（一）、看看秦桧带给南宋人民的“幸福生活”：
绍兴八年(1138)宋金第一次和议时，宋高宗和秦桧曾向人民许下宏愿：休兵之后，一切从省，减免常赋，以宽民力。然而和议之后的结果却是花费浩大，加重赋税，国困民穷，“饿死者众”。
在和金国达成和议之后，为了刮尽民脂民膏以奉敌国，宋高宗、秦桧还下令各地官吏进行献助。名义上是各地官吏以“羡余”献助中央，实际上连宋高宗也知道，这是“监司郡守”,“刻削苛细，进献羡余”，这些财物除了给金国女真人，剩下的主要就成了秦桧的私有财产。以至在秦桧临死的时候，秦家“富敌于国”。
据南宋史学家李心传所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记载，秦桧家里的府库财富，超过了南宋朝廷的“左藏数倍”，当时凡是南宋宫廷所稀缺的物品，秦桧家都应有尽有！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还记载，由于秦桧“贪墨无厌”，“喜赃吏，恶廉士”，故此在秦桧治理之下，南宋多是贪宫污吏。贪官污吏们为了媚事秦桧，便以刻剥百姓为急务，“涪敛以待过往，科率以奉权贵。”在他们征收赋税时，则强迫人民“合零就整钱，如绵一钱令纳一两，绢一寸令纳一尺之类，是正税一分，阴取其九”。甚至，当时各地都是“官收一岁之赋，而民输两倍之积。”
绍兴和约签订以后，由于宋金之间暂时休战，宋军不作战备而军费有削减，但由于宋廷要花费以上种种巨额开支和过纸醉金迷的腐朽生活，如为了把临安经营成为富丽繁华的安乐窝，在那里广造宫殿，大造宫邸，修湖凿山。尤其是秦桧，为要“夺上心，粉饰太平，沮砾士气，今日行某典礼，明日贺某祥瑞”，而对于战备之事，却是“士马销亡不问，干戈顿弊而不修”，使得那些“士大夫豢养于钱塘湖山歌舞之娱，无复故都黍离麦秀之叹。此桧之罪，所为上通于夭，而不可赎也”。正是由于贡纳巨额的岁币给金朝和南宋君臣“上下宴安，以“钱塘为乐国”,其结果必然是要加重人民的负担。
秦桧及其党羽为了收刮民脂民膏，还不断思增加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如两浙百姓责要缴纳绵、绸、税捐、茶捐、杂钱、白米六色，和别科米麦，“有一亩地纳四五斗者”；京西地区，根据隐田，“增添租米，加重于旧”；湖南“有土户钱、折托钱，醋息钱、麦引钱，各色不一。”总之，“自桧再相，密谕诸路暗增民税七八”，并令各地，“间乞减免，理宜禁绝”，于是“民力重困，饿死者众，皆桧之为也。”(<文献通考)卷5)
从上述种种迹象来看，自绍兴和约签订之后，南宋百姓生活不但没有改善，税收非但没有减少，反倒进一步贫穷，进一步增加。
如此残破黑暗景象，真亏得某些当代丑类有胆量公然宣称的“秦桧能够使残破的宋朝有机会修养生息，使宋朝的人民体验和平、富足的生活上百年”！
由于秦桧的黑暗统治，当时百姓也纷纷起来反抗，当时只福建各地的农民起义，就有“数十百部，部数千至数十百人”；有管天下、伍黑龙、卓和尚、何白旗．满小红、朱明领导的义军。还有宣州(安徽宣城县)的摩尼教徒在俞—的领导的起义，而当时宣州知州不是别个，正是秦桧之弟秦梓！
此外，还有江西刘花、何花等人的起义。起义波及广东的循州、梅州、潮州、惠州等地。接着，海南岛的“琼、崖、詹、万四州”百姓、浙江台州地区的百姓），江西传州的摩尼教徒，福建建州颐宁县的饥民，浙江衡州的饥民，江西吉州地区的农民，都纷纷揭竿而起，杀富济贫，屡挫官军。
自绍兴五年岳飞平定杨幺以来，至宋金议和之前，南宋境内，有过如此规模的起义么？没有！那些认为议和带来和平，从而给百姓带来福泽的人，难道你们不想想，为何这些起义，不在战事最激烈的绍兴十年前后发生，而在议和之后发生呢？这其中，又意味着什么呢？
作为公认的国之巨蠹，秦桧不遗余力地竭民膏血。在秦桧专权的十八年间，秦桧卖官鬻爵、开门纳贿，“监司、帅守到阙，例要珍宝，必数万顷乃得差遣”，“腊月生日，州县献香送物为寿，岁数十万”（《续资治通鉴》）。
据南宋著名史学家李心传所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秦桧家的府库财富，超过了南宋朝廷的『左藏数倍』，当时凡是南宋宫廷所稀缺的物品，秦桧家都应有尽有；由于秦桧『贪墨无厌，喜赃吏，恶廉士』(《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9)，故在秦桧治理之下，南宋多是贪宫污吏；贪官污吏们为了媚事秦桧，便以刻剥百姓为急务，在他们征收赋税时，则强迫人民『合零就整钱，如绵一钱令纳一两，绢一寸令纳一尺之类，是正税一分，阴取其九』，甚至，当时各地都是『官收一岁之赋，而民输两倍之积』。
据《宋史》卷473《秦桧传》记载：『（秦桧）开门受赂，富敌于国，外国珍宝，死犹及门。人谓熺自桧秉政无日不锻酒具，治书画，特其细尔』。
秦桧用人，尽用赃官墨吏，要是有赃污不法被举讼的，“桧复力保之”。其结果是，“赃吏恣横，百姓愈困。”（参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在秦桧专权当国时期，南宋财政由于秦桧集团的贪渎，陷入全面窘困，“府库无旬刀之储”。如此尤嫌不足，更加以横征暴敛，秦桧下达指令，“密谕江、浙监司暗增民税七八”，结果导致“民力重困，饥死者众。”
秦桧专权期间，秦桧利用权势，贪污勒索，广置家产。秦桧飞扬跋扈，到处霸占田产，秦桧所建的相府园宅在他死后被拿来用作宋高宗退位当太上皇的居所德寿宫，足见其规格之高，现在德寿宫已被考古发掘。
1142年，极其富有的南宋庸将刘光世病死，刘光世家在建康的园第（豪宅），被秦桧霸占。
后来，被世人嘲笑为“坐在钱眼里的郡王”的南宋庸将张俊死时，张家仅房地产一项，每年收入就多达七万三千贯钱，也就是仅房租一项，就年收入七千三百万文钱，全部被秦桧强行夺占。
南宋各地官员平时要向秦桧贡献财物，每年秦桧生日，还要送大批礼物祝寿，秦桧一年仅收受全国各地官员进贡的礼品一项，年收入就达几十万贯。
南宋臣民都知道，秦桧家的财富比南宋朝廷的左藏库（国库）还要多过数倍。
秦桧又密令南宋全国各路州县用各种方式增加民税七八成，然后秦桧贪污侵吞其中多出的部分。《宋史·食货志》记载说，民力因此重困，饿死者极多。
1155年十月，秦桧病死，临死前，秦桧把他的党羽参知政事董德元、签书枢密院事汤思退等人叫到床边，各赠黄金一千两，嘱托后事，就是嘱托他们继续坚持秦桧的卖国政策，继续向金国投降。
秦桧执政期间，是宋朝最黑暗、专制、腐败的时期之一。南宋日后的繁荣，大半是建立在宋孝宗的励精图治之上，与秦桧、赵构之流毫无关系。若以后世南宋的繁荣，来为宋高宗赵构和奸相秦桧的屈辱和议辩护，真是张冠李戴，教人发笑了。秦桧祸国殃民，罪证如山，纵巧舌如簧，纵难洗其罪名矣。
（二）、看看秦桧带给南宋人民的“和平”：
古今中外，无数血淋淋的教训告诉我们。和平并不需要条约保障，而需要实力保证。金真有实力灭亡南宋，再多条约也没有用。南宋要立足江南，也根本不需要条约，不要忘记南北朝时期，南朝什么时候向北国签和约啦？
当初，北宋与辽国达成“澶渊之盟”之后，宋辽两国之间维持了一百多年的和平，而南宋与金国先后达成两次绍兴和议，第一次不到两年就被金国单方面破坏，第二次不到二十年，又被金国单方面破坏。
——并且“澶渊之盟”也没有南宋与金国达成的“绍兴和议”屈辱！
1. 早在绍兴八年(1138年)年底，宋金达成第一次和议。但是仅仅过了一年半，到了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上旬，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就突然撕毁和约，大举攻宋，宋高宗当时无奈地说：『夷狄之人，不知信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5）。
2. 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金第二次达成议和，外强中干的金国在国力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占了很大的便宜。然而，到了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不到二十年，金国再次单方面撕毁合约，大举南侵。
公元1142年岳飞遇害，南宋与金国达成了丧权辱国的第二次“绍兴和议”，公元1161年，金主完颜亮率大军再次南侵，宣告了宋高宗赵构、权奸秦桧之流长期奉行的屈辱求和政策的彻底破产，再到公元1234年，金国灭亡。这中间隔了93年，其间宋金两国又发生三次大规模战争，其中有24年在打仗！此外，金国与北方的蒙古之间的战争也连绵不绝，难以有完全的统计！
人们珍视和平，但是绝对不能把和平看得高于一切，重于一切！须知由于南宋小朝廷的偷安妥协,致使当时的中国饱受南北分裂之苦,经济文化惨遭摧残,自黄河以南到长江以北的广阔地区因为属于宋金两国交界区而长期处于荒凉状态。
在宋金达成和议以后，北方人民既要遭受金国女真贵族的残酷奴役,忍受来自金国女真统治者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又要承担金国对蒙古战争引起的各种负担, 大批汉人壮丁被金国女真统治者强征戍边,在金国与蒙古之间的战争中,充当炮灰,苦不堪言。（注：金国始终存在着很强烈的民族歧视政策，当时的金国把民众分为五等，其中女真人是第一等，汉人是第四、第五等）
除了进行大规模的烧杀抢掠外，金国女真统治者对汉人的民族意识刺激最深者，一是对汉族男子强行“剃头辫发”，二是强制推行奴隶制。从金国建立到元朝初年，是中国北方社会奴隶制成分扩张的时期，这当然是严重的倒退。岳飞被害三十年后，南宋大臣范成大出使金国，看到一个女婢颊刺“逃走”两字，写诗说：“屠婢杀奴官不问，大书黥面罚犹轻。” 范成大从汉文明的高度，看不惯此种野蛮行为，表示义愤。
而南宋自与金国达成和议之后，南宋官府对南宋人民的横征暴敛不但没有丝毫减轻,反而不断加重.真正能够享受和平的只有金国女真贵族和苟且偷安的南宋君臣,少数统治者的骄奢淫逸、贪污腐化与大多数人的贫困痛苦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3）. 看看秦桧坚持议和，给南宋带来的最终结果：
从总体上看，自南宋建炎四年（1130）以来，直到岳飞遇害之前的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金之间的军事力量对比在逐步朝着有利于南宋的方向转变。南宋由弱变强，金国由盛转衰。
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过去轻视南宋的军力，认为用武力可以灭宋，所以他才“锐意败盟，举兵南征”。但南侵的结果却是，金军“败于顺昌，败于郾城，败于柘皋”，金军一败再败，使兀术看到金国在军事上已失去了优势，想用武力亡宋是不可能的了。
金国主战派的锐气遭挫，于是，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就改变策略，重新提出要与南宋讲和，再开“始讲和，而南北无事矣”。很显然，如果金兵能在战场上取胜，那么向来轻视南宋的金国统治集团是不会与南宋讲和的。
由此可见，宋金尽快地达成和议，既是苟且偷安、疑忌武将的南宋皇帝宋高宗赵构和卖国求荣的权奸秦桧的愿望，也是金国女真统治者的需要。
古今中外，无数血淋淋的教训告诉我们。和平并不需要条约保障，而需要实力保证。金真有实力灭亡南宋，再多条约也没有用。南宋要立足江南，也根本不需要条约，不要忘记南北朝时期，南朝什么时候向北国签和约啦？
公元1140年岳飞北伐前后，金国内外交困。然而在达成宋金和议之后，经过将近二十年的休养，加上南宋每年进贡给金国的大量财富，金国的国力得以恢复，金军将士也养得膘肥体壮。
而此时的南宋，经过秦桧及其党羽将近二十年的折腾，已经国困民穷，“国之府库，无旬刀之储，千村万落，生理萧然”。宋金国力对比发生了显著变化。
(注意：秦桧执政期间，是宋朝最黑暗、专制、腐败的时期之一。南宋日后的繁荣，大半是建立在宋孝宗的励精图治之上，与秦桧赵构之流毫无关系。）
在接连得到完颜亮加紧备战的情报之后，南宋的一些臣僚开始上奏请求朝廷赶快备战。秦桧虽然死掉了，但南宋的朝政大权还被秦桧过去扶植起来的党羽们把持着。秦桧的党羽们玩弄权术、压榨百姓、作威作福十分在行，但是处理军国大事却是鼠目寸光。由秦桧党羽把持的南宋朝廷不仅拒不接受备战的建议，还处罚了一些上书言事的官员。
宋高宗也认为自己的南宋王朝给了金人那么多好处，又向来毕恭毕敬地侍奉大金国，故大金国找不到借口来进攻南宋。
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听说金主完颜亮率大军气势汹汹地扑来，宋高宗赵构马上吓得尿裤子，赶紧备船，准备逃亡海上，经过大臣陈康伯分析利害、竭力劝阻之后，宋高宗赵构暂时留在临安（今浙江杭州），但是宋高宗赵构仍然命人暗中备好大海船，一旦金军渡江，他就要赶紧坐船逃亡海上。
想当初，早在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二月，当曾被岳家军扁得满地找牙的金军再次进犯淮西之时，宋高宗颇不以为然地说：『中外议论纷然，以敌逼江为忧，殊不知今日之势与建炎不同。建炎之间，我军皆退保江南。杜充书生，遣偏将轻与敌战，故敌得乘间猖撅。今韩世忠屯淮东，刘锜屯淮西，岳飞屯上流，张俊方自建康进兵，前渡江窥敌，则我兵皆乘其后。今虚镇江一路，以檄呼敌渡江，亦不敢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9）
公元1161年，曾经亲历公元1140年宋金战争的金主完颜亮再次发起攻宋战争，当时金军中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岳飞不死，大金灭矣！”(原文『逆亮南渡，胡人自为「岳飞不死，大金灭矣！」之语』，相关记载可见于《浪语集》卷22《与汪参政明远论岳侯恩数》)。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主完颜亮自认为准备就绪，灭宋之谋便不再遮掩，金军开始大举南侵功宋，“臣构”祈和不成，命且不保，南宋再度面临亡国的严峻形势。
金军的大举南侵宣告了宋高宗赵构、权奸秦桧之流长期奉行的屈辱求和政策的彻底破产，主和误国之罪昭然若揭，抗战派再次得到人们的尊重和仰赖。
南宋太学生程宏图、太学生直学宋芑，以及倪朴等人先后上书，请求南宋朝廷给岳飞平反昭雪，并追究秦桧祸国殃民的罪行，以谢天下，以激励南宋军民的忠义之气，进而振奋宋军将士的士气。此外，他们不仅要求南宋朝廷恢复岳飞的爵位和名誉，录用岳飞的子孙，而且还要求追夺秦桧的官爵，没收秦桧的家产，甚至还要将秦桧开棺戮尸！
而经过秦桧及其党羽将近二十年的压制和破坏，到了金国再次发起攻宋战争的绍兴三十一年(秦桧当时已经死了)，南宋军备已废弛多年，宋军军纪败坏、军心涣散，宋军将士也早已失去绍兴十年时的那种进取之心和雪耻之志，此时算得上是兵无精兵，将无良将。结果，在名将刘锜(已经六十多岁)的指挥下，虽然集中了江州、池州、建康、镇江四支大军，但宋军在两淮还是一败再败。毫无疑问，刘锜此时手中的兵马，已非昔日骁勇善战的八字军，而是被秦桧之流腐化削弱后的军队。刘锜纵有千般能耐，此时也无济于事了。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多亏了临危不惧的文臣虞允文指挥宋军残部凭借长江天险据守，成功地阻止金军渡江，宋军取得了采石之战的胜利，粉碎了金军的南侵图谋，南宋总算又逃过一场劫难。
（4）. 再看看秦桧专权期间的“光辉事迹”：
在害死岳飞之后，秦桧大权独揽。在秦桧专权期间，秦桧甘当奸细、卖国求荣、残害忠良、结党营私、独断专行、徇私舞弊、迫害异己、贪污受贿、贪赃枉法、卖官鬻爵。秦桧的这些罪恶是不能推给其他人的，从这些方面来看，秦桧生前作威作福，坏事做绝，罪恶滔天，一点也不冤枉。
害死岳飞之后，秦桧“挟强虏以要君”。有了金国主子撑腰，成了宋高宗赵构无法罢免的终身宰相。秦桧得以专权18年，权势如日中天。到后来，秦桧的党羽布满朝堂，秦桧的权势越来越大，甚至达到架空皇帝的程度。当然，这是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
秦桧媚事敌国，凡是金人有所需求，秦桧都无不唯命是从。为了媚奉金国主子，秦桧及其党羽想方设法地榨取民脂民膏，不断地增加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自桧再相，密谕诸路暗增民税七八”（《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秦桧还不遗余力地破坏抗金力量，致使南宋军备废弛多年，军心涣散、军纪腐败。南宋大臣袁燮在奏章中指出：『自秦桧当国，阴与虏结，沿边不宿重兵。』（《历代名臣奏议》卷337）
收回诸大将兵权之后，秦桧大量选用一些奸贪驽钝的庸人去接管各路宋军，“其任将帅，必选驽才”（《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9），驽将治军“不治兵而治财，刻剥之政行，而附摩之恩绝；市井之习成，而训练之法坏。二十年间，披坚执锐之士，化为行商坐贾者，不知其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9）。
秦桧专权期间，大部分宋军将士逐渐由能征善战的军人转变成贪财好利的商人。秦桧还不断缩减宋军的编制与规模，甚至克扣军饷。于是南宋军备废弛、军心涣散、军纪腐败，守将缺人，军力日渐衰弱。
值得注意的是，绍兴和约签定之后，金国女真统治者“以书来索北人之在南者”，南宋朝廷“不敢不如命”，很快下令将“海州、泗州、涟水在南百姓”“根刷过淮北”。后来，秦桧又写信给金国统治者，“许以所索陕西、河南人次第而遣”。
绍兴十四年（1144年），宋高宗、秦桧又“命州县根刷，前后归朝人发还金国”。但金人还不满意，于是秦桧又“命尽发前后所得大金、契丹及归朝人五万，还于大金。”秦桧这样做的目的既是满足金国的要求，更是为了“阴谋内弱军势，绝后来归降之心。”（《三朝北盟会编》卷220，《中兴姓氏录》）
此外，对于淮河、大散关以北的民众，因不堪忍受金国统治者的压榨或因饥荒而冒死南归者，宋高宗、秦桧一概拒之于国门之外。宋高宗、秦桧下令给宋金交界处的南宋地方官吏说：“毋招集流亡，恐致生事。当时，金国连连灾荒，陕西一带百姓“无以食，争西入蜀”但因为秦桧命令，宋庭不敢接纳，以致这些百姓“皆散去饿死，其壮者，北人多买为奴婢。”（《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7）
有人会问，宋高宗、秦桧将南归的北方人强行遣送回去，跟军政有什么关系呢？原来，南宋前期的主要将领，如岳飞、韩世忠、张俊、刘光世、吴玠、刘锜等人，都是北方人，“中兴诸将皆北人”，而他们的手下将士，也多是北方精壮汉子。事实上，这些逃到南方的北方流民，是宋军的中坚力量。而宋高宗、秦桧做出如此举动，无疑是断绝了宋军精壮兵员的来源，导致后来宋军战斗力大为消弱。而且，他们的举动，也让北方的百姓和义军心寒，不敢南来，大大巩固金国的统治，削弱了南宋的边防。
秦桧还是宋朝的特大贪污犯。据《宋史》卷473《秦桧传》记载：“（秦桧）开门受赂，富敌于国，外国珍宝，死犹及门。人谓熺自桧秉政无日不锻酒具，治书画，特其细尔”。
在和金国达成和议之后，为了收刮民脂民膏以奉敌国，宋高宗、秦桧下令各地官吏进行献助，于是“监司郡守”开始“刻削苛细，进献羡余”。名义上是各地官吏以“羡余”献助中央，实际上连宋高宗也知道，这些收刮得来的财物除了进献给金国女真人，剩下的主要就成了秦桧的私有财产。以至在秦桧临死的时候，秦家“富敌于国”。
据南宋史学家李心传所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记载，秦桧家里的府库财富，超过了南宋朝廷的“左藏数倍”，当时凡是南宋宫廷所稀缺的物品，秦桧家都应有尽有。
秦桧大量任用贪官污吏，将清廉的官吏尽数驱逐迫害，秦桧及其狐朋狗党还大肆榨取民脂民膏，致使南宋当时的平民百姓大量破除，国困民穷，“饿死者众”。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由于秦桧“贪墨无厌”“喜赃吏，恶廉士”，故此在秦桧治理之下，南宋多是贪宫污吏。贪官污吏们为了媚事秦桧，便以刻剥百姓为急务，“涪敛以待过往，科率以奉权贵。”
秦桧还密令各地“间乞减免，理宜禁绝”，于是“民力重困，饿死者众，皆桧之为也。”(《文献通考》卷5)
专权期间，秦桧还结党营私、党同伐异，残害忠良、诛锄异己，受到秦桧陷害的不仅有抗金将领，而且还有很多文人士大夫、正直人士，甚至还有很多平民。
为了巩固自己的独裁统治，秦桧还大兴文字狱，进行严酷的舆论管制以粉饰“太平”。当时，凡是“与秦桧异论者”，即使被罢官为闲职，“奉祠里居”，或“侨居他郡”，全都在劫难逃，“以次被罪”，终遭打击迫害。在秦桧专政期间，“士大夫死于其手者甚多”（《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8、卷169）。
秦桧实行特务统治，大兴告讦之风，栽赃陷害，制造恐怖气氛。“察事之卒，布满京城，小涉讥议，即捕治，中以深文”，“秦公方斥异己，大起告讦，此其势欲杀贤者”。此风一起，一些贪渎无耻之徒，“率为桧用”, “争以诬陷善类为功”，使得那些“善于其治”的官吏，“或遭诬诉，有司极其锻炼”。当时的很多卑鄙小人纷纷依附秦桧，不断向上告密，通过诬告陷害无辜以求升官发财。
尤其是，在秦桧的晚年，秦桧的权势达到一手遮天的程度，秦桧无端大兴冤狱，陷害异己及其亲属，其残害异己的心理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受到秦桧迫害而家破人亡的人有成百上千之多。
对于秦桧专权期间丧心病狂地迫害异己之事，南宋时人留正《中兴圣政》与吕中《中兴大事记》均记载：“甚矣，秦桧之忍也！不惟王庶、胡铨、赵鼎、张浚、李光、张九成、洪皓、李显忠、辛企宗之徒相继贬窜，而吕颐浩之子摭、鼎之子汾、王庶之子荀、之奇，皆不免焉。盖（秦）桧之心太狠愎，尤甚于章(悼)、蔡(京)。窜赵鼎而必置之死，杀张浚而犹及其家。甚至萧振以附程氏之学而得祸，洪兴祖以序冯璃《论语注》而得祸，末年欲杀张浚、胡寅等五十三人，而秦栓已病不能书。可畏哉! ”
这里将秦桧所憎恨的文人士大夫们“子孙未尽绝灭”之事归功于秦桧老婆王氏拒绝大理寺将“谋大逆”者名单上呈给病入膏肓的秦桧而“能全数十家性命”，虽然明显体现了因果报应的思想，但也说明了秦桧迫害异己的残酷与南宋时人在残酷迫害下的畏惧心理。
秦桧在不遗余力地铲除异己的同时，还极力扶植培养党羽走狗，对“附己者立与擢用”，“凡龌龊委靡不振之徒，一言契合”，即授以爵官。当时的一些奸佞小人，如孙近、韩肖胄、楼炤、王次翁、范同、万俟卨、程克俊、李文会、扬愿、李若谷、何若、段拂、汪勃、詹大方、余尧弼、巫伋、章夏、宋朴、史才、魏师逊、施钜、郑仲熊等等，都因附会秦桧而相继被秦桧任用提拔。（《宋史》卷473，《秦桧传》)
秦桧还通过控制科举的方式，惟其所欲，“引用州人，以为党助”。当时，秦桧同乡吴表臣、林待聘等人号为党魁，当时的文士只要是秦桧的老乡，同时具有眼、耳、口、鼻者，“皆登要途，更相攀援，其势炎炎，日迁月擢，无复程度”。秦桧营私结党、任人唯亲，其结果是“非桧亲党, 则不得仕宦”。由于秦桧和他的亲信结成了狐群狗党，控制着朝政大权，使南宋朝政极端黑暗腐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4）
秦桧为人处世的哲学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秦桧即便是对他的党羽，也是爱之则欲其生，恶之则欲其死。需要利用某人时，秦桧就甜言蜜语，给予对方以高官厚禄，一旦觉得对方用处不大，或对方不能对自己言听计从，或疑忌对方，秦桧马上就会翻脸不认人，给予对方以无情的打击，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所以秦桧的诛锄异己，还涉及到秦桧与他的党羽之间为争权夺利而展开的互相倾辄。
在秦桧当权的十多年中，任其副职、当其助手而被撤换的，共有二十八人之多。奸相秦桧不仅妒贤嫉能，而且老谋深算，对“士大夫之有名望者，悉屏之远方”。
秦桧所荐用的官吏，“必选世无名誉，柔佞易制者”。这些人被选来后，秦桧也不让他们“干与政事，备员而已”。即使这样，秦桧仍有忌心，不到一年半载，必“诬以罪，罢之”。罢之以后，“尚疑复用，多使居千里外州军”，并派人去进行监视。（《三朝北盟会编》卷220）
秦桧对待副手的办法，是用台谏官去攻击他的执政官，执政官去位，则台谏官升任执政官，又遭新的台谏官攻击，如此循环往复。秦桧玩弄权术的手段既狡滑，又残酷，通过牺牲别人来稳固自己的权位。
这样还不够，秦桧还图谋让他的子孙来继承他的衣钵。早在绍兴十二年（1142）的一次科举考试中，身为宰相的秦桧就指令考试官录取其养子秦熺为状元。当考官定秦熺为第一名之后，秦桧又装模作样地故作姿态，要考官把秦熺降为第二名，以显示自己的“大度”。此后，秦熺的官职不断得到升迁，很快就和秦桧一起成为南宋朝廷中的执政级高官。（《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7）
在绍兴二十四年（1154）的一次科举考试中，秦桧还为他的孙子秦埙谋夺状元。秦桧利用手中的权力，任命其亲信为考试官。这些考官对秦桧的意图心领神会，他们也想借此机会来讨好秦桧，以加官进爵。于是，考官们就协同作弊，商定取秦埙为第一名。但是在廷试结束后，宋高宗看到秦桧孙子秦埙的对策，认为秦埙所写的内容，“皆桧、熺语”，于是就把张孝祥定为第一，而降秦埙为第三。这也反映了宋高宗对秦桧专权结党的不满，有意不让秦埙中状元。
在这次科举考试中，由于秦桧的营私舞弊，秦桧侄子秦焞、秦焴、姻党沈兴杰、亲党周夤等人，都得到了进士的头衔，无非是要“父子亲党，环列要津”，以建立秦家的天下。无怪乎“天下为之切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6）
秦桧坏事做绝，自己也感到难以逃脱天下公论的谴责，于是就渴求阿Q式的自我安慰和自欺欺人，要求那些没有气节的文痞们为他歌功颂德，要求无耻文人们进献马屁文。
在秦桧专权期间，南宋文人们只要吹捧秦桧、称赞和议、贬损岳飞，就可以谋取功名富贵。而揭发秦桧的罪恶，则将遭到秦桧及其党羽的无情迫害。
不久，吹捧秦桧的诗文铺天盖地而来，秦桧自己都感到目不暇，秦桧对马屁文水准的要求越来越高。要博取秦桧的欢心越练越难，于是，无耻文人不遗余力地提升自己写马屁文的水平。一大帮奸佞之徒和无耻文人便争先恐后地大肆粉饰“太平”，吹捧秦桧，把阴险歹毒、祸国殃民的奸相秦桧吹捧成“圣人”“恩父”，还不遗余力地粉饰“太平”，把在以秦桧为首的贪官污吏盘剥下的残破黑暗的社会景象说成是“太平盛世”。到后来，有的无耻文人甚至在马屁文里说秦桧的功德超过了古代的贤相和圣人，把秦桧吹捧成“元圣”（古往今来第一圣贤）。
为了掩盖自己的滔天罪恶，奸相秦桧及其党羽还大肆篡改历史档案以文过饰非。在秦桧长达十四年的专权期间，秦桧始终以宰相兼领“监修国史”、“专元宰之位而董笔削之柄”，并指派其养子秦熺主编南宋国史编年体的日历和实录，极尽篡改史实之能事。
秦桧在史馆中大力安插亲信，秉记事之职者“非其子弟即其党羽”，“凡论人章疏，皆桧自操以授言者，识之者曰:‘此老秦笔也’”（《宋史》卷473《秦桧传》）
《宋史》卷473《秦桧传》记载：“桧乞禁野史。又命子熺以秘书少监领国史，进建炎元年至绍兴十二年《日历》五百九十卷。熺因太后北还，自颂桧功德凡二千余言，使著作郎王扬英、周执羔上之，皆迁秩。自桧再相，凡前罢相以来诏书章疏稍及桧者，率更易焚弃，日历、时政亡失已多，是后记录皆熺笔，无复有公是非矣。”
这条记载表明：自绍兴八年（1138年）秦桧再相之后，南宋官史由秦桧养子秦熺主持修订，自此“无复有公是非”，而秦熺对南宋官史的篡改，也远不止于绍兴八年之后，此前相关的史料也未逃其手。
从建炎元年（1127年）到绍兴十二年（1142年），正是宋金且和且战，南宋抗战派和投降派激烈斗争的盛典时期，包括岳飞从投身抗金战争直到被害所经历的岁月。秦熺在绍兴十三年之前就将这部分国史的日历编撰完成（《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四八绍兴十三年二月月辛巳，《宋史》卷四七三《秦桧传》）
经秦熺之流斧削之后，官史中“凡所记录，莫非其党奸谀谄佞之词，不足以传信天下后世”。绍兴三十三年，南宋史宫张震上奏说：“自建炎元年至绍兴十二年，日历已成将五百九十卷，多所舛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九八，绍兴三十二年闰二月丙戌）。后来有个叫徐度的官员看了以后，也唯有“太息而已”（《挥尘后录》卷一）。
秦桧独相期间，大量起用了自己的子孙与亲朋，他们成了秦桧相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秦桧排斥政敌的一支重要力量，秦桧养子秦熺则又成了秦桧掌握宋高宗“起居动息”、监视皇权和控制百官的最直接的耳目。
秦桧养子秦熺先由秦桧推恩补官，绍兴十二年(1142)中进士第，通判临安，两个月后，便人观为秘书郎；同年九月，升秘书少监，十月，崇政殿说书；绍兴十五年(1145)十月，除翰林学士，二月兼侍读；后迁少傅、少师，封嘉国公。秦熺与其父秦桧一样，成了南宋朝廷中的执政级高官。
除了秦桧养子秦熺，秦桧之兄秦梓也以绍兴十一年(1141)十二月，入朝为官，任秘书少监，次年十月，升侍读；另有秦桧弟秦棣、兄子秦昌、秦垣、三孙秦埙、秦堪、秦坦等，均在秦桧独相期间，入朝为官；秦桧妻党王氏一门甚众，加上其子秦熺妻党曾泳、其孙秦埙岳父高百之、其侄秦垣岳父丁篓明，有数十人之多，他们与秦桧的其他党羽一起为秦桧抑制异论，并大兴文字狱，实行“文禁”和“语禁”，全面实施其专横独断的相党政治，建构了一张巨大而又严密的网络。
事实表明，秦桧党羽布满朝野，其党势力，坚如磐石，也即上述朱熹所说“举朝无非秦之人”，连宋高宗赵构也“更动不得”!
作为南宋四大权奸（秦桧、韩陀胄、史弥远、贾似道）之首的秦桧，远不止是皇帝的一条狗这么简单。宋代野史、正史以及宋人其他著述中关于秦桧架空宋高宗的记载不胜枚举：
南宋史官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记载：“法寺禁系公事，并不遵用法律，唯视秦桧一时之私意，死则死之，生则生之。笞、杖、徒、流， 一切希望（秦桧）风旨。故桧权益重，势益盛，天下之人益畏而忌之。”
南宋史学家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命官犯罪，勘鞫已经成，具案奏裁。比年以来，多是大臣便作“已奉特旨”，一面施行。自今后，三省将上取旨”“知有秦桧，而不知有朝廷”“生杀废置，惟己所欲”。
南宋史家吕中《中兴大事记》记载：“ （帝）亲近儒生之时，桧（秦桧）虑其有所浸润，于是以熺（秦熺）兼侍读，又以巫伋为说书。除言路者，必预经筵，以察人主之动息”。
南宋史学家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208《林泉野记》记载：“ 御前诸处，奏到绝少，乃是桧意。”
南宋学者叶绍翁《四朝闻见录》记载：“秦桧欲胁君固宠金人，又藉之以坚和好，盟书所载，不许以无罪去首相，故诬以侮兵云。”
南宋学者周密《齐东野语》记载：“ 桧暮年，颇有异志。”
南宋大学问家朱熹指出：“秦桧之罪所以上通于天，万死而不足以赎买，正以其始则唱邪谋以误国，中则挟虏势以要君，……而末流之弊，遗君后亲，至于如此之极也。”（参见《朱文公文集》卷75《戊午谠议序》）
朱熹指出：“高宗初见秦桧能担当得和议，遂悉以国柄付之，被他入手了，高宗更收不上。高宗所恶之人，秦引而用之……高宗所欲用之人，秦皆摈去之，举朝无非秦之人，高宗更动不得。”（《朱子语类》 卷131）
朱熹还指出：“故相秦桧归自虏廷，久专国柄，内忍事仇之耻，外张震主之威。以恣睢戮善良，销沮人心忠义刚直之气；以喜怒为进退，崇奖天下佞谀偷惰之风。究其设心，何止误国！岳侯既死于棘寺，魏公复窜于岭表。连逮赵汾之狱，盖将掩众正而尽诛；徘徊汉鼎之旁，已经闻图九锡而来献。”（参见《朱文公文集》卷99《除秦桧祠移文》）
绍兴十一年（1141年），作为南宋三大将之一，见利忘义的小人张俊曾经追随秦桧，与秦桧合谋杀害了岳飞，排挤了韩世忠，之后独掌南宋枢密院，张俊原本以为自己从此可以稳坐钓鱼台。但是秦桧对张俊也不放心，不愿把军权交给张俊，而要由自已独揽。
岳飞遇害之后，秦桧立即唆使其党羽江邈弹劾张俊，说张俊图谋篡夺皇位。宋高宗赵构出面担保张俊『无谋反之事』，放了张俊一马。但是把全国的最高军权交给武将掌握，宋高宗也不放心，于是就乘机让张俊罢职赋闲，『由是中外大权，尽归秦桧』(《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7，绍兴十二年十一月癸巳)。至此，宋高宗赵构基本完成“军政改革”，又回到祖宗“文官统军”的老路上。
秦桧初试得手，即开始着手结党营私。秦桧自立门户，收揽奸佞，排除异己，陷害忠良，架空宋高宗赵构，独掌朝纲。“由是中外大权尽归于桧，非桧亲党及昏庸谀佞者，则不得仕宦，忠正之士，多避山林间”，南宋的整个国家机器围着秦桧一个人运转。秦桧还派人监视宫中，甚至收买了宋高宗赵构的内侍以及御医王继先，窥伺宋高宗的举动，宋高宗赵构的一举一动都受秦桧掣肘。
宋高宗赵构原先以为秦桧无一兵一卒，虽然贪点捞点，但终成不了大气候，等到发现秦桧之奸险叵测时，局势已变化了，“殿堂之上，莫非秦氏朋党；朝野冲要，无不桧贼爪牙”。再看看自己，“中兴班底”或杀或贬，削剥已尽，特别是杀害岳飞，令海内失望、士民崩心，当年在河北相州振臂一呼天下云集的场面，再不会出现了。
秦桧“性阴险如崖阱，深阻不可测”，秦桧权倾中外、咄咄逼人，对宋高宗赵构压迫不止。宋高宗赵构畏惧秦桧，有时见面竟至慌张不能自持，甚至天天在靴中藏一把匕首以备不测，但表面上还得对秦桧极尽巴结讨好之能事。
宋高宗赵构懊悔不已：倘韩世忠、岳飞有一人在，秦桧安敢如此猖狂？好在秦桧没有篡位自立的社会基础，宋高宗赵构心里多少有点儿慰藉。
熬到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十月，秦桧病重，宋高宗赵构登门探视，实则是查看真假虚实。秦桧已病得口不能言，惟流涕淋浪。秦桧儿子秦熺狂妄不知深浅，奏请代居宰相为谁，宋高宗赵构气不打一处来，丢下一句：“此事卿不当与。”说罢拂袖而去。回到大内，赵构立刻令人草诏，抢在秦桧断气之前，将秦桧祖孙三代全部免职。秦熺正在指使大臣奏请自己为相，闻诏大惊失色。当夜，秦桧病死，年66岁。这一年赵构49岁，岳飞被害已14年。
秦桧晚年“颇有异志”，也就是有篡夺皇位的野心，但秦桧暂时没有轻举妄动。这主要是因为：宋高宗不是无能之辈；赵宋王朝经过将近两百年的统治，根深蒂固，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最关键的则是，南宋臣民对秦桧恨之入骨，秦桧不得人心，缺少篡位的社会基础。
考虑到改朝换代的巨大成本和风险，万一有闪失，将招来大祸，故秦桧及其党羽虽然控制了南宋朝政大权，但是还是不敢轻举妄动！
秦桧其实很想效法西汉的王莽，所以他千方百计地阻止宋高宗立年长而又英明的赵瑗（即后来的宋孝宗）为皇太子，秦桧原本想等宋高宗驾崩之后，由他秦家找个几岁毛孩当傀儡皇帝，然后再一步步地取而代之。可惜秦桧活不过比他年轻十八岁的宋高宗，秦桧的阴谋最终落空！
（附注：当代给秦桧翻案的丑类们经常使用的卑劣手段主要有“脱离史料臆断”“编造谎言”“选择性失明”“把谣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丑类们企图用上述伎俩来歪曲史实、颠倒黑白、忽悠别人、蛊惑人心！
臭名昭著的“塞上舞剑”(姓秦），就是典型的丑类，但是他的伎俩比较低劣.“粮食统购”多次编造谣言，美化汉奸卖国贼，给秦桧涂脂抹粉，却拿不出有力证据，更没有任何客观严谨的分析考证，他要么编造谎言，要么断章取义、以偏概全，要么是在脱离史料臆断。）
看过秦桧宰相的以上“光辉事迹”，李林甫、杨国忠之流可真要自愧不如了？
在秦桧归宋之前，南宋朝廷虽多次派使者与金国谈判，但仍是一边防守，一边议和。而一味奉行屈膝求和政策，甚至不惜大肆出卖国家领土主权，通过割地称臣纳贡，不惜一切代价地向金国奉行屈膝投降政策，实际是从秦桧为相开始的。因为秦桧在金国时，首倡和议，所以他南归后，就成为金国女真贵族在南宋的代理人。
而正是由于宋金战争形势发生转变，金国统治者认识到单纯靠军事手段，是不可能灭亡南宋的，所以金国女真统治者开始采取“以和议佐攻战，以僭逆诱叛党”的新策略，他们想派一个得力的奸细混入南宋朝廷，进而作为他们的代理人，来为他们服务。这才有了秦桧的归宋奸计！
绍兴十一年（1141年），作为南宋三大将之一，见利忘义的小人张俊曾经追随秦桧，与秦桧合谋杀害了岳飞，排挤了韩世忠，之后独掌南宋枢密院，张俊原本以为自己从此可以稳坐钓鱼台。但是秦桧对张俊也不放心，不愿把军权交给张俊，而要由自已独揽。
岳飞遇害之后，秦桧立即唆使其党羽江邈弹劾张俊，说张俊图谋篡夺皇位。宋高宗赵构出面担保张俊『无谋反之事』，放了张俊一马。但是把全国的最高军权交给武将掌握，宋高宗也不放心，于是就乘机让张俊罢职赋闲，『由是中外大权，尽归秦桧』(《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7，绍兴十二年十一月癸巳)。至此，宋高宗赵构基本完成“军政改革”，又回到祖宗“文官统军”的老路上。
秦桧初试得手，即开始着手结党营私。秦桧自立门户，收揽奸佞，排除异己，陷害忠良，架空宋高宗赵构，独掌朝纲。“由是中外大权尽归于桧，非桧亲党及昏庸谀佞者，则不得仕宦，忠正之士，多避山林间”，南宋的整个国家机器围着秦桧一个人运转。秦桧还派人监视宫中，甚至收买了宋高宗赵构的内侍以及御医王继先，窥伺宋高宗的举动，宋高宗赵构的一举一动都受秦桧掣肘。
宋高宗赵构原先以为秦桧无一兵一卒，虽然贪点捞点，但终成不了大气候，等到发现秦桧之奸险叵测时，局势已变化了，“殿堂之上，莫非秦氏朋党；朝野冲要，无不桧贼爪牙”。再看看自己，“中兴班底”或杀或贬，削剥已尽，特别是杀害岳飞，令海内失望、士民崩心，当年在河北相州振臂一呼天下云集的场面，再不会出现了。
秦桧“性阴险如崖阱，深阻不可测”，秦桧权倾中外、咄咄逼人，对宋高宗赵构压迫不止。宋高宗赵构畏惧秦桧，有时见面竟至慌张不能自持，甚至天天在靴中藏一把匕首以备不测，但表面上还得对秦桧极尽巴结讨好之能事。
南宋史官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记载：“法寺禁系公事，并不遵用法律，唯视秦桧一时之私意，死则死之，生则生之。笞、杖、徒、流， 一切希望（秦桧）风旨。故桧权益重，势益盛，天下之人益畏而忌之。”
南宋史学家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命官犯罪，勘鞫已经成，具案奏裁。比年以来，多是大臣便作“已奉特旨”，一面施行。自今后，三省将上取旨”“知有秦桧，而不知有朝廷”“生杀废置，惟己所欲”。
南宋史家吕中《中兴大事记》记载：“ （帝）亲近儒生之时，桧（秦桧）虑其有所浸润，于是以熺（秦熺）兼侍读，又以巫伋为说书。除言路者，必预经筵，以察人主之动息”。
南宋史学家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208《林泉野记》记载：“ 御前诸处，奏到绝少，乃是桧意。”
南宋学者叶绍翁《四朝闻见录》记载：“秦桧欲胁君固宠金人，又藉之以坚和好，盟书所载，不许以无罪去首相，故诬以侮兵云。”
南宋学者周密《齐东野语》记载：“ 桧暮年，颇有异志。”
南宋大学问家朱熹指出：“秦桧之罪所以上通于天，万死而不足以赎买，正以其始则唱邪谋以误国，中则挟虏势以要君，……而末流之弊，遗君后亲，至于如此之极也。”（参见《朱文公文集》卷75《戊午谠议序》）
朱熹指出：“高宗初见秦桧能担当得和议，遂悉以国柄付之，被他入手了，高宗更收不上。高宗所恶之人，秦引而用之……高宗所欲用之人，秦皆摈去之，举朝无非秦之人，高宗更动不得。”（《朱子语类》 卷131）
朱熹还指出：“故相秦桧归自虏廷，久专国柄，内忍事仇之耻，外张震主之威。以恣睢戮善良，销沮人心忠义刚直之气；以喜怒为进退，崇奖天下佞谀偷惰之风。究其设心，何止误国！岳侯既死于棘寺，魏公复窜于岭表。连逮赵汾之狱，盖将掩众正而尽诛；徘徊汉鼎之旁，已经闻图九锡而来献。”（参见《朱文公文集》卷99《除秦桧祠移文》）
《宋史》卷473《秦桧传》记载：
桧两据相位者，凡十九年，劫制君父，包藏祸心，倡和误国，忘仇斁伦。一时忠臣良将，诛锄略尽。其顽钝无耻者，率为桧用，争以诬陷善类为功。……
凡论人章疏，皆桧自操以授言者，识之者曰：“此老秦笔也。”察事之卒，布满京城，小涉讥议，即捕治，中以深文。又阴结内侍及医师王继先，伺上动静。郡国事惟申省，无一至上前者。桧死，帝方与人言之。
秦桧老婆王氏一直没有给秦桧生出儿子。秦桧有一个私生子，名叫林一飞，是秦桧与其婢女偷情生出来的，但是秦桧畏惧老婆，王氏对秦桧管制很严，‘桧素畏内，妾尝孕，逐之，生子为仙游林氏子，曰一飞，“其兄一鸣，弟一鹗”（齐东野语卷11《曹泳》）。直到秦桧任相，在朝中不可一世，而在家里却仍然“畏内”，即今人所谓“妻管严”。
秦桧老婆王氏不仅将与秦桧偷情的女婢母子逐出家门，而且禁止秦桧认亲生儿子，并且还不准秦桧的私生子姓秦，于是那个婢女只好带着儿子嫁给一个姓林的人，并为她和秦桧的私生子取名林一飞。
秦桧老婆王氏的兄长王奂，与秦桧一样害怕老婆。王奂曾经与奴婢偷情生了一个儿子，结果其私生子也被自己老婆逐出家门。后来，王奂的私生子被秦桧夫妇收为养子，也就是秦熺。
秦桧至死也无法将亲生儿子林一飞改姓秦，其故非他，跋扈的王氏无疑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秦桧晚年权势达到了颠峰状态，却又有许多矛盾和苦恼，不得认亲子，就是其中之一。
《宋史》卷449《忠义传》载有秦钜，说他是“宰相桧曾孙”，任蕲州通判（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副县长）。秦钜虽说是秦桧曾孙，但其实是秦桧养子秦熺的后代，与秦桧没有血缘关系。
事实上，秦桧亲子林一飞的后代湮没无闻，而后世秦姓者，不论他是否承认是秦桧的后代，其实与秦桧都没有血缘关系。
据说，秦矩是秦桧的曾孙。1221年，金军南下蕲州，秦矩时任通判（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副县长），他与知州李诚之死守城池。
金军听说守城的是秦桧的后人，高兴地派人来劝其投降。秦矩拒不投降。后来，金军破了城池，李诚之与家人一起自杀殉国。秦矩也退回官邸自焚殉国，秦矩的儿子秦浚闻讯，也毅然跳入火中，追随父亲而去。
很显然，秦矩不投降金人，最后自焚殉国，而不是“战死殉国”。
再者，秦矩虽然是秦桧的曾孙，但是秦矩是秦桧养子的后代，故只是秦桧名义上的曾孙，他其实与秦桧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众所周知，岳飞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他的事迹在中国家喻户晓，岳飞深受中国老百姓的喜爱也是毋庸置疑的。岳飞的对立面，则是一个叫秦桧的反面人物。
对于广大中国民众来说，提到岳飞，大家就会想到那外敌入侵、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乱世，有人以驱逐胡虏、救民水火、恢复旧山河为己任，“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尽忠报国、至死不渝；而提起秦桧，大家则会想到一个甘当内奸、卖国求荣、残害忠良、贪赃枉法、祸国殃民的十恶不赦之徒。
岳飞出生于普通农民家庭，没有显赫的身世背景，本来只是一个处在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在那外敌入侵、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乱世，出身寒门的岳飞却以驱逐胡虏、救民水火、恢复旧山河为己任，“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不计个人得失，尽忠报国、至死不渝，靠着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和坚忍不拔的顽强意志，依靠自己的才干和努力，建功立业，做出了一番大事业，成为叱咤风云的杰出英雄人物。而这正是岳飞卓越超群之处。
岳飞自二十岁从军，“以列校拔起，累立显功”，身经百战，从普通士兵成长为一代名将。虽然岳飞后来在报国大业尚未完成的情况下惨遭奸佞之徒陷害，含冤而去，但是岳飞的英名和事迹却长期为后人称颂推崇。
秦桧是汉奸、卖国贼、特大贪污犯、残害忠良的奸佞、祸国殃民的权奸，这些铁证如山！
在专权期间，秦桧甘当奸细、卖国求荣、残害忠良、结党营私、独断专行、徇私舞弊、迫害异己、贪污受贿、贪赃枉法、卖官鬻爵，想方设法地榨取民脂民膏，还大兴文字狱，进行严酷的舆论管制以粉饰“太平”，还大肆篡改历史，都后来甚至架空皇帝、图谋篡位。秦桧的这些罪恶是不能推给其他人的，从这些方面来看，秦桧及其同党就是一群祸国殃民的民族败类，他们无恶不作，无所不为。
秦桧一生作恶多端，罪恶滔天，天人共怒。秦桧死了几十年，南宋军民仍然没有忘记秦桧的滔天罪恶，人们憎恶秦桧，纷纷在秦桧的坟地上大小便。
有一次，南宋一个将领率军路过秦桧坟墓，就故意让士兵们在秦桧的坟墓旁安营扎寨，于是那些士兵要上厕所时，就纷纷跑到秦桧的坟墓上，在秦桧的坟墓上大小便。人们因此传出民谚“太师（秦桧）坟上土，遗臭万万年”，——这就是秦桧遗臭万年的说法的来历。
南宋时期，老百姓痛恨秦桧作恶多端，于是纷纷到坟地上大小便，至于秦桧那被盗墓者发掘一空的墓穴则成了很多人便溺的粪坑，于是秦桧墓穴被南宋民众称为“遗臭坑”！这就是流传千古的民谚“太师（秦桧）坟上土，遗臭万万年”的由来！
最近几年，社会上汉奸洋奴卖国贼及其后人很猖狂，不断为中国历史上的汉奸洋奴卖国贼翻案，从汪精卫、到李鸿章、秦桧，一个接一个地翻案。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他们今天的卖国行为辩护。
这些年来，不断有无知无耻者跳出来为秦桧翻案，甚至挖空心思地美化“汉奸”、美化“侵略”、美化祸国殃民的权奸，美化“贪污犯”,并且那些人渣小丑们还不择手段地污蔑诋毁包括岳飞在内的中国民族之杰出先人！这真是时代的悲哀！
事实上，吹捧秦桧并诋毁岳飞的那些当代人，要么卑鄙无耻、做贼心虚、和秦桧是一路人，要么是些丧尽天良的御用文人，要么是些人渣丑类和时代怪胎，要么是些不学无术而又人云亦云的墙头草！真是群丑乱象、时代悲哀！
千百年来，人们敬仰岳飞，不仅写下为数众多的纪念诗文楹联，而且还给岳飞建立很多庙宇，至于前去瞻仰岳王庙的人，更是数不胜数（古时候瞻仰岳王庙的人很多，现在也很多，例如，杭州岳王庙一年就要接待几百万的游人）！
八百多年以来，岳飞之所以为后世景仰、敬重，这不仅因为岳飞为保卫家国而立下了卓著战功，不仅因为岳飞是一位“文武全器，仁智并施”的杰出军事家和执德布义的“忠孝完人”，也不仅因为岳飞的高风亮节，岳飞具有治军严明、赏罚分明、廉洁奉公、不纵声色、爱民如子、秋毫无犯等高尚品行，更是因为岳飞不畏艰险誓死反击外侮、坚决反抗侵略奴役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岳飞自强不息、奋发进取、“挽狂澜于既倒 扶大厦之将倾”的巨大勇气，还有岳飞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与邪恶势力妥协的可贵品行，和岳飞坚贞不屈、誓死抗争、心昭天日的民族气节！
岳飞的爱国精神和浩然正气影响着一代代的中华儿女，激励着古往今来的众多志士仁人！尤其是在国难当头的历史转折点，岳飞爱国精神所产生的感召力更为震撼！
绍兴八年（1138年），秦桧第二次当宰相，宋金第一次议和。最初秦桧的地位并不稳固。秦桧从执掌朝政到独断专权，有一个发展过程。
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金第二次议和之时，金国女真统治者明确要求宋高宗赵构“不许以无罪去首相”（参见《四朝闻见录》乙集《吴云壑》，《朱文公文集》卷95张浚行状，或《鹤林玉露》甲集卷5《格天阁》）。
害死岳飞之后，有了金国主子撑腰，秦桧逐渐成了宋高宗赵构无法罢免的终身宰相。
秦桧“挟强虏以要君”（参见《朱文公文集》卷75《戊午谠议序》），“久专国柄，内忍事仇之耻，外张震主之威”（参见《朱文公文集》卷99《除秦桧祠移文》）。
到后来，秦桧的党羽布满朝野，其党势力坚如磐石，“举朝无非秦之人”，连宋高宗赵构也“更动不得”（《朱子语类》 卷131），秦桧逐渐成为宋朝第一个专权独断、架空皇帝的权臣。
建炎三年（1129年）二月初三，前方军情极端吃紧，宋高宗赵构却还在扬州行宫里面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
宦官得知消息以后赶忙去向宋高宗赵构告急，宋高宗赵构此时正在大白天淫乐，金国骑兵快要杀到扬州这一消息有如晴天霹雳，正在行淫的宋高宗赵构顿时被吓成了阳痿。
宋高宗赵构惊惶失措，来不及再召集大臣会商，便立即穿上戎装，骑马出城，抢先逃命。跟随在宋高宗赵构身边的，只有那个贪赃枉法的御营都统制王渊、宦官康履等五六人，侍卫兵也只有几个，大家打着马拼命奔跑。
宋高宗赵构丢下几万将士和扬州百姓，然后自己逃命，架轻舟横渡长江，去了江南。
不久，金国铁骑杀来，十几万扬州百姓和将士家属望着滔滔长江哭天喊地，要么溺水而死，要么被金兵屠杀，剩下的都成了金国女真人的奴隶。
在杀害抗金名将岳飞以及爱国文人陈东、欧阳澈等人时，宋高宗赵构有足够的凶狠，在南宋臣民面前，宋高宗赵构也具备足够的帝王专横霸气，但是对待杀父之仇敌金人，宋高宗赵构却表现了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奴气。
刘豫之称帝、李成之为盗、郦琼之反叛（他们原本都是宋臣，后来投靠金人，给金人当鹰犬，成了汉奸），都很逍遥自在，也很难见到宋高宗赵构对他们的指责。
至于金人之跋扈骄横，灭亡北宋，侵占宋朝疆土，屠戮宋朝臣民，害死宋高宗赵构父兄，奸淫宋高宗赵构母姊与宋高宗妻女，宋高宗赵构反倒尊之为大金，自称曰臣构，屈膝跪拜，必恭必敬了。
岳飞遇害十几年之后，金国海陵王完颜亮蓄意吞灭南宋，故意命令其使者王全在出使南宋时当面毒骂宋高宗赵构，完颜亮还对其使者说“彼必不敢害汝”。
在听到金国使者的恶毒谩骂之后，宋高宗赵构不仅没有发怒，而且还可怜巴巴地躲到屏风后面哭泣。
事后，宋高宗赵构竟然还命令南宋大臣照旧设宴招待，以礼貌发遣金国使者，还继续派遣使者去金国修好，仍然企图乞求完全没有丝毫希望的和平。
靖康二年（1127年）1月初，因为昏庸无能的北宋君臣指挥不当，加之江湖术士郭京误国，北宋都城东京汴梁被金国女真兵攻破。金兵大肆烧杀抢劫搜刮，将当时世界的著名大都会东京汴梁洗劫一空。同年四月初，金兵押着徽、钦二帝以及宋朝后妃、皇子、宗室、贵戚等3000多人北返，被金国女真兵押走的还有东京城内的教坊乐工、技艺工匠等数千人以及平民百姓男女不下10万人，其中女性尤多，金兵还带走了北宋朝廷的大量文籍舆图以及宝器法物，北宋宣告灭亡。史称“靖康之变”或“靖康之耻”。
宋高宗赵构的亲生父亲宋徽宗赵佶后来被金人折磨致死，宋徽宗的尸体还被金人拿去炼油，后来宋金和议达成之后，金人归还的所谓“宋徽宗梓棺”里面装的并不是宋徽宗的遗体，而是一截朽木。
包括宋高宗赵构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在内的所有北宋皇亲国戚几乎全部被金人抓走，在金国受尽凌辱，有的被折磨致死，有的沦为金人的奴隶。
在被金人掳走的宋朝战俘中，女性的遭遇尤其悲惨。金人把从宋朝掳掠到的女子，不论是皇后妃嫔、公主太后，还是宫女和民间女子，全部集中关押在上京（今黑龙江阿城南）的“洗衣院”（官方妓院）里，供金国女真人玩弄、蹂躏，而且金国的达官贵人们还可以把他们看中的宋朝女子带回家当“性奴”。
在健康之变中，宋高宗赵构的妻子和两个幼小的女儿以及宋高宗赵构的亲生母亲和兄弟姐妹也都被金军掳掠而去，并曾多次遭到女真贵族的凌辱蹂躏。
但是，宋高宗赵构并没有感到很耻辱，也没有因此而对金人恨之入骨，宋高宗赵构后来甚至一再奴颜婢膝地屈辱求和，祈求仇敌金人让他当“太平皇帝”。
公元1127年五月初一日，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将靖康二年改为建炎元年，成了南宋的开国之君，后庙号称宋高宗。
宋高宗赵构当时才二十一岁，他长期在深官养尊处优，所擅长的只有享受和淫乐，统治经验还不丰富。
宋高宗赵构称帝伊始，迫于严酷的形势，不得不起用众望所归的爱国名臣李纲担任宰相。然而，宋高宗赵构当时真正言听计从的，却是权奸汪伯彦、黄潜善，外加一些宦官。黄潜善和汪伯彦等人无意恢复故疆，坚持迁都东南，以图苟安一隅，这正中宋高宗的下怀。
建炎三年(1129年)，向来畏惧金兵的宋将刘光世不战而逃，致使金兵在顺利渡过淮河，接着，金国骑兵奔袭南宋小朝廷所在的扬州。
建炎三年（1129年）二月初三，前方军情极端吃紧，宋高宗赵构却还在扬州行宫里面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
宦官得知消息以后赶忙去向宋高宗赵构告急，宋高宗赵构此时正在大白天淫乐，金国骑兵快要杀到扬州这一消息有如晴天霹雳，正在行淫的宋高宗赵构顿时被吓成了阳痿。
宋高宗赵构惊惶失措，来不及再召集大臣会商，便立即穿上戎装，骑马出城，抢先逃命。跟随在宋高宗赵构身边的，只有那个贪赃枉法的御营都统制王渊、宦官康履等五六人，侍卫兵也只有几个，大家打着马拼命奔跑。
宋高宗赵构丢下几万将士和扬州百姓，然后自己逃命，架轻舟横渡长江，去了江南。
不久，金国铁骑杀来，十几万扬州百姓和将士家属望着滔滔长江哭天喊地，要么溺水而死，要么被金兵屠杀，剩下的都成了金国女真人的奴隶。
宋史泰斗王曾瑜先生指出：在杀害抗金名将岳飞以及爱国文人陈东、欧阳澈等人时，宋高宗赵构有足够的凶狠，在南宋臣民面前，宋高宗赵构也具备足够的帝王专横霸气，但是对待杀父之仇敌金人，宋高宗赵构却表现了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奴气。
刘豫之称帝、李成之为盗、郦琼之反叛（他们原本都是宋臣，后来投靠金人，给金人当鹰犬，成了汉奸），都很逍遥自在，也很难见到宋高宗赵构对他们的指责。
至于金人之跋扈骄横，灭亡北宋，侵占宋朝疆土，屠戮宋朝臣民，害死宋高宗赵构父兄，奸淫宋高宗赵构母姊与宋高宗妻女，宋高宗赵构反倒尊之为大金，自称曰臣构，屈膝跪拜，必恭必敬了。
岳飞遇害十几年之后，金国海陵王完颜亮蓄意吞灭南宋，故意命令其使者王全在出使南宋时当面毒骂宋高宗赵构，完颜亮还对其使者说“彼必不敢害汝”。
在听到金国使者的恶毒谩骂之后，宋高宗赵构不仅没有发怒，而且还可怜巴巴地躲到屏风后面哭泣。
事后，宋高宗赵构竟然还命令南宋大臣照旧设宴招待，以礼貌发遣金国使者，还继续派遣使者去金国修好，仍然企图乞求完全没有丝毫希望的和平。
南宋时人的史书为了给皇帝遮羞，只字不提金国使者辱骂宋高宗的具体情节。我们真是惊异于宋高宗赵构的忍辱心态，假如换做是个稍有血性者，是可忍，孰不可忍，肯定是先宰了这个辱骂自己的金使，再行区处。
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北伐前后，金国内外交困。然而在绍兴十一年（1141年）达成宋金和议之后，经过将近二十年的休养，加上南宋每年进贡给金国的大量财富，金国的国力得以恢复，金军将士也养得膘肥体壮；而此时的南宋，经过秦桧及其党羽将近二十年的折腾，已经国困民穷，“国之府库，无旬刀之储，千村万落，生理萧然”。宋金国力对比发生了显著变化。
(注意：秦桧执政期间，是宋朝最黑暗、专制、腐败的时期之一。南宋日后的繁荣，大半是建立在宋孝宗的励精图治之上，与秦桧赵构之流毫无关系。）
在接连得到完颜亮加紧备战的情报之后，南宋的一些臣僚开始上奏请求朝廷赶快备战。秦桧虽然死掉了，但南宋的朝政大权还被秦桧过去扶植起来的党羽们把持着。秦桧的党羽们玩弄权术、压榨百姓、作威作福十分在行，但是处理军国大事却是鼠目寸光。由秦桧党羽把持的南宋朝廷不仅拒不接受备战的建议，还处罚了一些上书言事的官员。
宋高宗也认为自己的南宋王朝给了金人那么多好处，又向来毕恭毕敬地侍奉大金国，故大金国找不到借口来进攻南宋。
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听说金主完颜亮率大军气势汹汹地扑来，宋高宗赵构马上吓得尿裤子，赶紧备船，准备逃亡海上，经过大臣陈康伯分析利害、竭力劝阻之后，宋高宗赵构暂时留在临安（今浙江杭州），但是宋高宗赵构仍然命人暗中备好大海船，一旦金军渡江，他就要赶紧坐船逃亡海上。
而经过秦桧及其党羽将近二十年的压制和破坏，到了金国再次发起攻宋战争的绍兴三十一年(秦桧当时已经死了)，南宋军备已废弛多年，宋军军纪败坏、军心涣散，宋军将士也早已失去绍兴十年时的那种进取之心和雪耻之志，此时算得上是兵无精兵，将无良将。结果，在名将刘锜(已经六十多岁)的指挥下，虽然集中了江州、池州、建康、镇江四支大军，但宋军在两淮还是一败再败。毫无疑问，刘锜此时手中的兵马，已非昔日骁勇善战的八字军，而是被秦桧之流腐化削弱后的军队。刘锜纵有千般能耐，此时也无济于事了。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多亏了临危不惧的文臣虞允文指挥宋军残部凭借长江天险据守，成功地阻止金军渡江，宋军取得了采石之战的胜利，粉碎了金军的南侵图谋，南宋总算又逃过一场劫难。
在金军南侵失利之后，金国海陵王完颜亮死于内讧，面对金国内部政局动荡的严峻形势，刚刚夺取政权的金世宗完颜雍派遣使者前去与南宋谈判，希望两国重新议和。
见到金国使者，作为战胜国皇帝的宋高宗赵构刚说了些“洒扫陵寝，肃清京都”之类豪言，就马上改口，说可与金使讨论“朝见之仪、岁币之数”等。他先说要与金使在交界处讨论，商量不妥，就不接待，旋即又让金使到临安，主动引见。
一个自称“臣构”二十多年的人，似乎已不知与杀父之仇敌平起平坐为何物。如此千古一人，能用正常的理智去忖度他吗？
编著《宋史》的元朝史官在《高宗本纪》的结尾对宋高宗赵构做出了如下评价：
『赞曰：昔夏后氏传五世而后羿篡，少康复立而祀夏；周传九世而厉王死于彘，宣王复立而继周；汉传十有一世而新莽窃位，光武复立而兴汉；晋传四世有怀、愍之祸，元帝正位于建邺；唐传六世有安、史之难，肃宗即位于灵武；宋传九世而徽、钦陷于金，高宗缵图于南京：六君者，史皆称为中兴，而有异同焉。
夏经羿、浞，周历共和，汉间新室、更始，晋、唐、宋则岁月相续者也。萧王、琅琊皆出疏属，少康、宣王、肃宗、高宗则父子相承者也。至于克复旧物，则晋元与宋高宗视四君者有余责焉。
高宗恭俭仁厚，以之继体守文则有余，以之拨乱反正则非其才也。况时危势逼，兵弱财匮，而事之难处又有甚于数君者乎？君子于此，盖亦有悯高宗之心，而重伤其所遭之不幸也。
然当其初立，因四方勤王之师，内相李纲，外任宗泽，天下之事宜无不可为者。顾乃播迁穷僻，重以苗、刘群盗之乱，权宜立国，确虖艰哉。
其始惑于汪、黄，其终制于奸桧，恬堕猥懦，坐失事机。甚而赵鼎、张浚相继窜斥，岳飞父子竟死于大功垂成之秋。一时有志之士，为之扼腕切齿。
帝方偷安忍耻，匿怨忘亲，卒不免于来世之诮，悲夫！』
早在公元1127年，宋高宗登基不久，就不断遣使去金国，卑辞厚礼，一意求和。但金国最初兵力强盛，一心想吞灭南宋，根本就不肯承认南宋的重新立国。
面对金军的武力威胁，宋高宗乞和不成，为了自己的性命和皇冠，不得不破格提拔抗金将帅。
南宋初年，时局动荡、战事频繁，朝廷无力也无心限制武将的发展，同时因抗金战争的需要，一批原无资历、默默无闻的年青将领得以发挥自己的才能，成长为灿烂耀眼的将星。岳飞、吴玠就是这批年青将领中最优秀的人物，也是南宋王朝军功最为卓著的两位将领。
但是对武将的猜忌和防范，却一直是赵宋王朝恪守不渝的家规。宋朝政治制度的一大特点，就是实行重文轻武、以文制武，打压武将的事权，使武将受制于文官。只要出现武将功大、官高、兵多、权重的情况，就会被宋朝统治者视为对皇权的巨大潜在威胁。
只要有战争，南宋朝廷就不得不倚重武将，这与宋朝对武将的猜忌和防范的传统国策相抵触。
南宋初年外敌入侵、战乱不断的特定历史条件使武将事权增重、威望提高，与宋朝以文制武的传统国策发生了冲突。宋朝以文制武的传统国策与武将权力增重之间的矛盾，在南宋初年始终存在。这个矛盾随着抗金形势的变化而升降。
到后来，宋高宗赵构出于对武将的防护与猜忌，为了压制武将、防止武将做大，甚至不惜放弃收复失地，曲膝求和、偏安江南。
在抗金过程中，爱国将领岳飞屡立战功、威高望重，治军严明、秋毫无犯，深得军心民心，不仅得到岳家军将士的爱戴拥护，而且也得到广大军民拥护和尊崇。
同时，岳飞既不贪财，也不好色，一向廉洁奉公，一心只想着如何报效国家，收复失地。美人金屋，丝毫不能打动岳飞，其志趣之高远，可以想见。宋高宗担心岳飞会有功高震主之威，对岳飞的疑忌愈来愈深。
宋高宗赵构不是圣明的君主，他没有雄才大略，但他也并非昏庸无能之辈。宋高宗赵构处置军国大事，虽没有大智大勇，却不乏小聪明和小伎俩。
对于像岳飞那样德才兼备而又卓尔不群的杰出将帅，宋高宗赵构感到自己的能力和威望比不上他，而且对于能否驾驭控制他，也没有信心。所以，在具有防范武将的传统的宋朝，宋高宗赵构不仅在潜意识里畏惧岳飞，而且还将其视为皇权的潜在威胁。
由于北方人民的反抗斗争以及金国女真统治集团的内讧，加上连年侵宋，金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金军将士厌战，士气低落，军力日弱。而在侵宋战争中，金军又接连被宋军击败，金国统治区内的各地汉人纷纷起兵反抗女真人的压迫，加之来自北方蒙古的威胁，使兵老气衰的金国无力继续打下去。
在经历了公元1140年和公元1141年几次大战的挫败之后，作为向来骄横的金国好战分子，把持金国军政大权的金国都元帅完颜兀术(宗弼)也不得不承认南宋『近年军势雄锐，有心争战』（《三朝北盟会编》卷215《征蒙记》）。意识到宋金双方战略态势已经发生逆转之后，兀术采取的策略是，一边虚声恫吓，一边放出允许和谈的信息。
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要讲和，这当然是宋高宗、秦桧求之不得的。但宋高宗、秦桧却又感到议和的最大障碍是来自那些握有重兵的宋军大将们。宋高宗、秦桧明白，收回宋军诸大将兵权和与金国议和这两件事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只有与金人媾和，才能没有后顾之忧地解除诸大将的兵权；而只有收回诸大将的兵权，才能确保与金国议和的顺利进行。
宋高宗赵构要解除宋军诸大将的兵权，不仅是为要议和，而且更是出于对武将的猜忌和防范。而防范武将做大是赵宋王朝恪守不渝的家规。宋朝历来就重文轻武，推行以文制武的国策。
绍兴十年（1140年），在金国败盟之后，宋军取得了空前的胜利，这标志着金强宋弱的形势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正因宋金对立的形势发生了这样的根本转变，赵宋政权偏安江南已经有十足的把握，解除诸大将兵权的时机也已成熟。所以，宋高宗赵构就把他这一心思告诉了秦桧，『乃密与桧谋削尾大之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6）。
内奸秦桧的心理状态和宋高宗并不完全一样。一方面，内奸秦桧一直在不断地破坏南宋的抗金斗争，尤其是在金国危难的关键时刻，更是要千方百计地来为其金国主子效劳。另一方面，秦桧在南宋朝廷中，正因有金国女真主子作后台，与金人勾结往来，决意主张和议，才取得了宋高宗的宠信而久居相位，进而争权夺利。
如果宋军北伐取得了胜利，金国政权势必被最终打垮，而秦桧自己也会随之而失去包括官爵、权力、财富在内的一切，甚至连身家性命都难保。
只有大金国继续存在下去，并通过和议让南宋臣服于金国，秦桧才能得到金人的支持，而一心求和的宋高宗也必须倚重秦桧，这样秦桧的特殊地位才能继续维持下去。
结果是，金人有所需求，秦桧都无不唯命是从；在议和之后，有了金国主子撑腰，秦桧当上了皇帝无法罢免的终身宰相，没有金国首肯，宋高宗不敢罢免秦桧；而在秦桧的主持下，南宋解除了三大将的兵权，并与金国达成了绍兴和议，暂时消除了金军对南宋的武力威胁，向来猜忌防范武将的宋高宗赵构自此可以无所顾忌地打压武将，进而消除武将权力增重对皇权构成的潜在威胁。
秦桧及其奉行的妥协求和政策既符合金国女真贵族的利益，又满足了宋高宗赵构的需要，正因为如此，才有秦桧这个金国代理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内奸秦桧为要替其金国主子女真贵族效劳，为要适应兀术“乃始讲和”的策略，更是『力主和议，恐诸将难制，欲尽收其兵权』(《宋史纪事本末》卷72《秦桧主和》)。因而，宋高宗的主意，正中秦桧的下怀。
宋高宗赵构，生于北宋大观元年（1107）五月二十一日，为宋徽宗第九子。赵构的母亲韦氏是一个地位较低的嫔妃，并不受宋徽宗的宠爱。赵构本与皇位无缘，然而，靖康之变中，赵宋宗室多被金兵掳去，惟独赵构成了漏网之鱼，“中兴之主”的位子自然非他莫属。
靖康二年，时年21岁的赵构登基，重建赵宋政权。但是，宋高宗赵构这个“中兴之主”实在是有名无实，父母兄弟妻女被掳的奇耻大辱都无法激起他对金人的仇恨，他的“恐金症”不可救药。
宋高宗赵构在位期间，无论抗金战场上的胜负如何，他都是一味地投降求和，在金人面前极尽卑躬屈膝、摇尾乞怜的丑态。历史安排了一个谈“金”色变的君主来承担抗金御侮的使命，无论如何是难有成就的。
宋高宗赵构继续了其父宋徽宗赵佶的艺术天赋，赵构的字写得确实很好，并且爱好书法、绘画。
宋高宗赵构是名副其实的书法家。至于奸相秦桧的“书法家”称号，其实是当代丑类杜撰出来的网络“谣言”，根本就找不到真凭实据。
宋金达成和议之后，赵构网罗了一大批书画家去给他当宫廷画师。
早在公元1127年，宋高宗登基不久，就不断遣使去金国，卑辞厚礼，一意求和。但金国最初兵力强盛，一心想吞灭南宋，根本就不肯承认南宋的重新立国。
面对金军的武力威胁，宋高宗乞和不成，为了自己的性命和皇冠，不得不破格提拔抗金将帅。
南宋初年，时局动荡、战事频繁，朝廷无力也无心限制武将的发展，同时因抗金战争的需要，一批原无资历、默默无闻的年青将领得以发挥自己的才能，成长为灿烂耀眼的将星。岳飞、吴玠就是这批年青将领中最优秀的人物，也是南宋王朝军功最为卓著的两位将领。
但是对武将的猜忌和防范，却一直是赵宋王朝恪守不渝的家规。宋朝政治制度的一大特点，就是实行重文轻武、以文制武，打压武将的事权，使武将受制于文官。只要出现武将功大、官高、兵多、权重的情况，就会被宋朝统治者视为对皇权的巨大潜在威胁。
只要有战争，南宋朝廷就不得不倚重武将，这与宋朝对武将的猜忌和防范的传统国策相抵触。
南宋初年外敌入侵、战乱不断的特定历史条件使武将事权增重、威望提高，与宋朝以文制武的传统国策发生了冲突。宋朝以文制武的传统国策与武将权力增重之间的矛盾，在南宋初年始终存在。这个矛盾随着抗金形势的变化而升降。
到后来，宋高宗赵构出于对武将的防护与猜忌，为了压制武将、防止武将做大，甚至不惜放弃收复失地，曲膝求和、偏安江南。
在抗金过程中，爱国将领岳飞屡立战功、威高望重，治军严明、秋毫无犯，深得军心民心，不仅得到岳家军将士的爱戴拥护，而且也得到广大军民拥护和尊崇。
同时，岳飞既不贪财，也不好色，一向廉洁奉公，一心只想着如何报效国家，收复失地。美人金屋，丝毫不能打动岳飞，其志趣之高远，可以想见。宋高宗担心岳飞会有功高震主之威，对岳飞的疑忌愈来愈深。
宋高宗赵构不是圣明的君主，他没有雄才大略，但他也并非昏庸无能之辈。宋高宗赵构处置军国大事，虽没有大智大勇，却不乏小聪明和小伎俩。
对于像岳飞那样德才兼备而又卓尔不群的杰出将帅，宋高宗赵构感到自己的能力和威望比不上他，而且对于能否驾驭控制他，也没有信心。所以，在具有防范武将的传统的宋朝，宋高宗赵构不仅在潜意识里畏惧岳飞，而且还将其视为皇权的潜在威胁。
由于北方人民的反抗斗争以及金国女真统治集团的内讧，加上连年侵宋，金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金军将士厌战，士气低落，军力日弱。而在侵宋战争中，金军又接连被宋军击败，金国统治区内的各地汉人纷纷起兵反抗女真人的压迫，加之来自北方蒙古的威胁，使兵老气衰的金国无力继续打下去。
在经历了公元1140年和公元1141年几次大战的挫败之后，作为向来骄横的金国好战分子，把持金国军政大权的金国都元帅完颜兀术(宗弼)也不得不承认南宋『近年军势雄锐，有心争战』（《三朝北盟会编》卷215《征蒙记》）。意识到宋金双方战略态势已经发生逆转之后，兀术采取的策略是，一边虚声恫吓，一边放出允许和谈的信息。
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要讲和，这当然是宋高宗、秦桧求之不得的。但宋高宗、秦桧却又感到议和的最大障碍是来自那些握有重兵的宋军大将们。宋高宗、秦桧明白，收回宋军诸大将兵权和与金国议和这两件事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只有与金人媾和，才能没有后顾之忧地解除诸大将的兵权；而只有收回诸大将的兵权，才能确保与金国议和的顺利进行。
宋高宗赵构要解除宋军诸大将的兵权，不仅是为要议和，而且更是出于对武将的猜忌和防范。而防范武将做大是赵宋王朝恪守不渝的家规。宋朝历来就重文轻武，推行以文制武的国策。
绍兴十年（1140年），在金国败盟之后，宋军取得了空前的胜利，这标志着金强宋弱的形势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正因宋金对立的形势发生了这样的根本转变，赵宋政权偏安江南已经有十足的把握，解除诸大将兵权的时机也已成熟。所以，宋高宗赵构就把他这一心思告诉了秦桧，『乃密与桧谋削尾大之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6）。
内奸秦桧的心理状态和宋高宗并不完全一样。一方面，内奸秦桧一直在不断地破坏南宋的抗金斗争，尤其是在金国危难的关键时刻，更是要千方百计地来为其金国主子效劳。另一方面，秦桧在南宋朝廷中，正因有金国女真主子作后台，与金人勾结往来，决意主张和议，才取得了宋高宗的宠信而久居相位，进而争权夺利。
如果宋军北伐取得了胜利，金国政权势必被最终打垮，而秦桧自己也会随之而失去包括官爵、权力、财富在内的一切，甚至连身家性命都难保。
只有大金国继续存在下去，并通过和议让南宋臣服于金国，秦桧才能得到金人的支持，而一心求和的宋高宗也必须倚重秦桧，这样秦桧的特殊地位才能继续维持下去。
结果是，金人有所需求，秦桧都无不唯命是从；在议和之后，有了金国主子撑腰，秦桧逐渐成了皇帝无法罢免的终身宰相；而在秦桧的主持下，南宋解除了三大将的兵权，并与金国达成了绍兴和议，暂时消除了金军对南宋的武力威胁，向来猜忌防范武将的宋高宗赵构自此可以无所顾忌地打压武将，进而消除武将权力增重对皇权构成的潜在威胁。
秦桧及其奉行的妥协求和政策既符合金国女真贵族的利益，又满足了宋高宗赵构的需要，正因为如此，才有秦桧这个金国代理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内奸秦桧为要替其金国主子女真贵族效劳，为要适应兀术“乃始讲和”的策略，更是『力主和议，恐诸将难制，欲尽收其兵权』(《宋史纪事本末》卷72《秦桧主和》)。因而，宋高宗的主意，正中秦桧的下怀。
秦桧 ：“世世臣属 年年进贡”
秦桧迈向汉奸的第一步应为被金人捉去后，为宋徽宗向金人递交“和议书”。显然，二圣为苟且而欲臣服金人替秦桧扫清了心理障碍——天子敢称臣，臣下就敢做汉奸。
但是否没有此事，秦桧就不做汉奸了呢？其时，金人欲立张邦昌为傀儡，版本有三：
一 “惟秦（桧）抗论，以为不可”——《朱子语录》
二 “众唯唯，（马）伸独奋曰：吾职谏争，忍坐视乎？”——《宋史•忠义》
三 “（秦）桧犹豫，（马）伸率同僚合词立请，桧不得已始书名。”——《续资治通鉴》
孰对孰错？
纵观秦桧一生，擅杀专权，排除异己，桧北上，帝前邀功；南归则改史书。可见，金人立张邦昌之时，桧已无抵抗意志可言。
秦桧非但是彻头彻尾的汉奸，更是一个“出色”的间谍，而且还是个多面谍。请看：
一 对于二帝来说，康王继位如一意北伐，金人很可能会迁怒于己，或许连苟全都不可得，顾命秦桧向金人“与约和议”，且极有可能在秦南归前向秦传达南宋朝廷当以和为贵的“旨意”，执行“和平”使命。
二 对于金人来说，手中扣有二帝，可攻可守，但如能兵不血刃的使利益最大化自是上上之策。况秦桧在北地的主子是“和派”金将挞懒，挞懒放桧南归必命其向南宋灌输议和，割地赔款，并打击主战派，做到内外勾结以亡宋。金人握有秦桧投降把柄，自不惧其不尽心尽力。
三 对于赵构来说，国仇家恨，但求一扫前耻。但如若以岳飞为首的主战派真能收复河山，功高震主是无法避免的，唐末五代十国的权力交接便是血的教训，宋王朝也是靠此起家的。况且万一岳飞真能迎二圣返，该如何是好？如不让出帝位便是不孝。让出帝位便可天下太平吗？唐初玄武门之变即是后事之师。所以通过起用以秦桧为首的主和派（投降派）以制衡主战派便是“明智”之举。于国不忠，于慈不孝，赵构虽无汉奸之名，却有汉贼之实。
以上可见，秦桧的汉奸之路分为三个阶段：
1 可以做汉奸 2 不得不做汉奸 3 心安理得做汉奸
内奸秦桧的心理状态和宋高宗并不完全一样。
一方面，内奸秦桧一直在不断地破坏南宋的抗金斗争，尤其是在金国危难的关键时刻，更是要千方百计地来为其金国主子效劳。
另一方面，宋高宗赵构一心求和，秦桧在南宋朝廷中，正因有金国女真主子作后台，与金人勾结往来，决意主张和议，且被金人多次点名为和谈最佳人选，这才取得了宋高宗的宠信而久居相位，进而争权夺利。
如果宋军北伐取得了胜利，金国政权势必被最终打垮，而秦桧自己也会随之而失去包括官爵、权力、财富在内的一切，甚至连身家性命都难保。
只有大金国继续存在下去，并通过和议让南宋臣服于金国，秦桧才能得到金人的支持，而一心求和的宋高宗也必须倚重秦桧，这样秦桧的特殊地位才能继续维持下去。
结果是，金人有所需求，秦桧都无不唯命是从；在议和之后，有了金国主子撑腰，秦桧逐渐成了皇帝无法罢免的终身宰相；而在秦桧的主持下，南宋解除了三大将的兵权，并与金国达成了绍兴和议，暂时消除了金军对南宋的武力威胁，向来猜忌防范武将的宋高宗赵构自此可以无所顾忌地打压武将，进而消除武将权力增重对皇权构成的潜在威胁。
秦桧及其奉行的妥协求和政策既符合金国女真贵族的利益，又满足了宋高宗赵构的需要，正因为如此，才有秦桧这个金国代理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岳飞之死与徽钦二帝是否归宋没有直接联系
宋高宗赵构是杀害岳飞的主谋（秦桧、张俊之流是帮凶）不假，但其动机却值得商榷：
第一，宋高宗赵构下命令杀害岳飞，发生在绍兴十一年年底（公元纪年已是1142年），此前宋徽宗赵佶已于绍兴五年（1135年）死于五国城，剩下一个宋钦宗赵桓与宋高宗赵构是同辈，按封建礼数宋高宗赵构没有让位的义务。
第二，宋钦宗赵桓于宣和七年（1125年）十月登基，靖康二年（1127年）二月被掳，在位期间毫无建树，反倒被金兵两次围攻京城，最后与整个皇族同掳北方。在金国期间，宋钦宗赵桓过着猪狗不如的奴隶生活，十几年来，受尽凌辱、鞭笞、呵斥，苟且偷生，人性尊严丧失殆尽，有何面目重登九五，再抚群臣？
第三，宋钦宗赵桓在南宋国内没有任何政治基础和可依恃的势力，纵使南归，又岂能与赵构一争？即便真的对帝位构成威胁，赵构也只需在打败金国之际，将他谋害了事。
第四，当时岳飞早已经回军，北伐早在一年前就已经停止了，宋高宗赵构怎会还因担心他北伐成功而杀他？
第五，被金兵吓出精神病的宋高宗赵构，在其心目中金国更是强大无比，怎会因担心金国失败而杀害岳飞呢？
第六，宋高宗赵构积极要与金国媾和，岳飞正是他谈判的一个重要筹码，宋高宗赵构虽然懦弱，但决不昏愦，岂能轻易自挖墙脚？
第七，宋太祖遗训有“誓不杀大臣及言事者”，在以孝治天下的封建社会，宋高宗赵构杀岳飞就是“违宪”行为，是要承担相当政治风险和心理压力的，非不得以，不会出此下策。
第八，宋高宗赵构与金国议和就有送还宋钦宗的条款，并且正式达成协议，只是金人变卦钦宗才未能回。综上所述，可见岳飞不是因积极抗金而被杀的。
最为关键的是，绍兴十一年四月，岳飞被解除兵权，后来又被罢官，居家赋闲，脱离军队，不仅对南宋朝廷的降金乞和活动无权干预，而且对皇帝的宝座也没有威胁。
绍兴十一年（1141）八月九日，宋高宗不失时机地解除岳飞枢密副使的职务，为岳飞保留少保的官阶，又“特授”他原来的武胜、定国军两镇节度使，充万寿观使的闲职，还假惺惺地表示要『保功臣之终』(《金佗续编》卷2《武胜定国军节度使万寿观使奉朝请制》)。岳云也和父亲一起被免职。从此之后，岳飞也和韩世忠一样，罢官赋闲。不久，岳飞告假，回到江州(今江西九江)私邸暂住。
岳飞罢官赋闲之后，既脱离军队，也没有兵权，不仅对南宋朝廷的降金乞和活动无权干预，而且对皇帝的宝座也没有威胁。如宋高宗真要“保功臣之终”，完全可以就此住手。
绍兴十年（1140年），在金国败盟之后，宋军取得了空前的胜利，这标志着金强宋弱的形势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一点连向来畏敌如虎的宋高宗赵构也看得清清楚楚。如绍兴十一年(1141)初金兵再犯淮西时，宋高宗赵构就认为：『中外议论纷然，以敌逼江为忧，殊不知今日之势与建炎不同。建炎之间，我军皆退保江南。杜充书生，遣偏将轻与敌战，故敌得乘间猖撅。今韩世忠屯淮东，刘锜屯淮西，岳飞屯上流，张俊方自建康进兵，前渡江窥敌，则我兵皆乘其后。今虚镇江一路，以檄呼敌渡江，亦不敢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9）。
正因宋金对立的形势发生了这样的根本转变，赵宋政权偏安江南已经有十足的把握，解除诸大将兵权的时机也已成熟。所以，宋高宗赵构就把他这一心思告诉了秦桧，『乃密与桧谋削尾大之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6）。秦桧为要替其金国主子女真贵族效劳，为要适应兀术“乃始讲和”的策略，更是『力主和议，恐诸将难制，欲尽收其兵权』(《宋史纪事本末》卷72《秦桧主和》)。因而，宋高宗的主意，正中秦桧的下怀。
于是，秦桧便积极地与他的党羽参知政事王次翁、给事中直学士院范同密谋。经过反覆的策划后，范同向秦桧献计说：把张俊、韩世忠、岳飞三大将都调入朝廷任枢密使和副使，明升其官职，实『罢其兵权』(《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0）。
王夫之《宋论》卷10说：『高宗之为计也，以解兵权而急于和；而桧之为计也，则以欲坚和议而必解诸将之兵，交相用而曲相成』。降金和解除大将们的兵柄，成了宋高宗和秦桧的当务之急；而岳飞在这两个问题上，都成了首当其冲的人物。
当然，仅仅从对金国妥协求和以及解除大将兵权这两个问题着眼，岳飞也可以仅仅罢官赋闲，得到与韩世忠一样的善终结局。
毕竟，岳飞当时已经被解除了兵权，后来被罢官，又脱离军队，不可能再对宋高宗和秦桧的卖国求和政策构成阻碍，更不可能威胁南宋皇权。
况且，威名远播的抗金名将岳飞曾经是南宋的重要军事支柱，金人十分畏惧他。被扣押在金国的宋使洪皓曾经在给南宋朝廷的密信中写道：『金人所畏服者惟飞，至以父呼之』。
早在绍兴八年(1138年)年底，宋金达成第一次和议。但是仅仅过了一年半，到了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上旬，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就突然撕毁和约，大举攻宋，宋高宗当时无奈地说：『夷狄之人，不知信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5）。所以，在绍兴十一年(1141年)第二次达成议和之后，金人会不会很快变卦，还是一个未知数。
很显然，假如南宋留着岳飞不杀，即使暂时不用岳飞，而只是让他呆在家里赋闲，或者把他软禁起来，也可以在无形中震慑那些贪婪狡诈、反复无常的金国女真统治者，使金人不敢轻易违约败盟。
但是，有两件事却直接导致了岳飞的遇害！！
岳家军在绍兴十年(公元1140)七月颍昌大战时，重创金军，并杀死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女婿，即金军中的夏姓统军使、金吾卫上将军，而与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结下深仇。
况且，岳飞不仅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而且善于带兵、练兵。岳飞带出的军队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巨大的战斗力，堪称无不“以一当十”。尤其是岳飞曾经组建强大的骑兵部队，能够在野战中与金国倚为支柱的女真骑兵争雄较长。并且，在南宋初年的诸大将中，只有岳飞是进攻型的将帅。南宋的其他将领中，吴玠、刘锜是防御型的将帅，守则有余，攻则不足。韩世忠的抗金意志很坚定，但是军事成就不仅比不上岳飞，而且也不及吴玠、刘锜。而刘光世、张俊等人其实都是些养尊处优、贪图享乐、畏敌怯战的庸将懦夫，主要靠着与皇帝关系亲近、会奉承且资历老而忝为大帅。此外，岳飞抗金意志十分坚定，向来主张积极备战进攻，反对消极防守。岳飞提出了“连结河朔”的高明军事策略，还坚持“以仁为本”的军事观，向来治军严明，是宋朝最得军心和民心的将帅。
在南宋初年，具备光复失地的决心和能力的宋军统帅，惟有岳飞一人。所以，岳飞的存在对金国具有很大的潜在威胁，金国当权者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安。
当时执掌金国军政大权的金国都元帅完颜兀术(宗弼)提出了以杀害岳飞作为宋金议和的条件，这是由于金人深知，岳飞能征善战、威名远播、功高望重，并且还是进攻型的将帅，不仅向来抗金意志坚定，而且还具备光复失地能力。岳飞即使被南宋朝廷罢官免职，也犹如『猛虎在山』，『飞虽不掌兵，亦足以强国』。这对于兵老气衰的金国来说，仍是一个很大的潜在威胁。
兀术的密信，就像给秦桧下了一道不可违抗的圣旨，秦桧当然会千方百计地去执行。
还有一件事不容忽视。即早在公元1127年发生的靖康之变中，宋高宗赵构的亲生母亲韦贤妃也被金人掳到北方，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宋金议和之时，韦贤妃还被扣留在金国。宋高宗赵构即位后，母子情深，十分挂念自己的亲生母亲韦贤妃。宋高宗赵构曾经对大臣们说：『宣和皇后(指韦贤妃)春秋高，朕思之不遑宁处，屈己请和，正为此耳』(《宋史》卷243《韦贤妃传》)。
绍兴十一年（1141年）十月十三日，岳飞下狱。当岳飞被投进冤狱时，宋金议和的书信、使者往来十分频繁，双方秘密地就宋金两国再次议和之事进行讨价还价。
金人提出了条件，要想议和，要想让宋高宗亲生母亲韦太后回归南宋，除了割地称臣纳贡之外，南宋还必须杀掉岳飞。于是宋高宗不但要解除岳飞的兵权，而且还下决心谋杀岳飞。
很显然，宋高宗赵构为了对金媾和成功以迎回亲生母亲韦太后，加之对岳飞的忌恨，故在秦桧的怂恿下，必须下决心杀害岳飞。这才是导致岳飞遇害的直接原因！
附上宋史泰斗邓广铭关于岳飞之死的经典论述：
『有些人认为岳飞的被害，是因为他经常叫喊“迎还二圣”(徽钦二帝)的口号，深为赵构所忌之故。明代的文征明在《满江红》词中所说的“念徽钦若返，此身何属?”以及“笑区区一桧有何能，逢其 (按指赵构)欲”等句，到今天也还有人加以援引。而其实，这样的解释也是不符台历史实际的。
“迎二圣，归京阙 ”的口号。在南宋政权建立之初，的确是每个主张武力抗金的人都经常叫喊的，岳飞也的确是其中的一人。但是，到ll35年以后，宋微宗已经死在金的五国城，而这时女真贵族却又常常声言，要把宋钦宗或其子赵诺送回开封，重新把他册立为宋的皇帝，借以向伪齐的刘豫和南宋的赵构进行一箭双雕的恫吓。在这种情况下，如仍旧强调迎还钦宗的主张，那就无异于作敌人的应声虫，并且以行动与敌人互相配合了，这当然是岳飞所万万不肯为的。
所以，从1136 年起，不论在任何场合，岳飞都不再提起迎还宋钦宗的事情。例如，他在1137年春间写给赵构的一道奏章中就只说道：“异时迎还太上皇帝、宁德皇后梓宫，奉邀天眷以归故园，使宗庙再安，万姓同欢，陛下高枕无北顾之忧，臣之志愿毕矣。”在同年秋季的一道奏章中，他更向赵构建议，把宗室子赵伯琮(即后来的宋孝宗)立为皇子以沮敌人之谋。此事虽在赵构面前碰了钉子，但在岳飞此后的所有奏章中，也还是只能看到“复仇报国”、“收地两河”、“此正是陛下中兴之机，乃金成必亡之日”等类话语，再不见所谓“渊圣’(当时以此称宋钦宗)云云的字样了。所以，以为岳飞因主张迎还钦宗而遭赵构毒手之说，是完全昧于史实者的一种无稽之谈。
岳飞之死，乃是南宋政府中抗战派与投降派尖锐斗争的又一回合的悲剧结局。岳飞的杀身之祸，如我在上文所说，只是因为他坚持以武力抗击金人，坚决反对卖国投降的所谓“讲和”而招惹了来的，是秦桧和赵构共同对他下的毒手。也正是因为岳飞始终一贯地坚持收复失地、报仇雪耻，特别是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叛卖国家和民族的罪行，虽遭受到投降派的君相的忌恨而不稍改变，且终至以身殉之，所以他才能够成为我们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之一。岳飞为此而生，为此而死，他的死，大义凛然，重于泰山.』
『明朝文人文徵明的《满江红》词中写道：“岂不念，中原蹙；岂不惜，徽钦辱。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古休夸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
很多人误以为，宋高宗杀岳飞，是因为岳飞要“迎二圣”，而“徽钦既返”，宋高宗就当不成皇帝了。
其实，宋高宗在自己的即位诏书说：“同徯两宫之复”。可见“迎二圣”是宋高宗自己首先提出来的。
岳飞在绍兴五年(公元1135)的《乞宫祠札子》等文中，也说要“奉迎二圣”。自绍兴七年(公元1137)始，情况却发生变化。
绍兴七年（1137年），宋徽宗死耗传到南宋，金朝不断扬言，要扶立宋钦宗或其儿子当傀儡，以对抗南宋。如废伪齐时，就对开封百姓说：“请尔旧主人来此坐，教尔懑快活。”因此，岳飞在绍兴七年春《乞出师札子》中相应作了改变：“异时迎还太上皇帝、宁德皇后梓宫，奉邀天眷归国，使宗庙再安，万姓同欢，陛下高枕无北顾忧，臣之志愿毕矣。”此后，岳飞绝口不提宋钦宗，只统称“天眷”，北伐成功，是为拥护宋高宗“高枕”无忧地当皇帝，而不是拥护宋钦宗复辟，这是很明确的。
宋高宗并不昏庸，而颇为聪明。他必须提出迎还二圣，又不肯真正实施。但是，中国历史上唐玄宗和肃宗，明正统和景泰的事例证明，即使宋钦宗回来，也未必威胁宋高宗的宝座。
绍兴八年(公元1138)，宋高宗大搞求和活动的借口之一，正是迎还宋钦宗。宋高宗当时说：“朕以梓宫及皇太后、渊圣皇帝（宋钦宗）未还，晓夜忧惧，未尝去心，若敌人能从朕所求，其余一切非所较也。”经过谈判，金朝同意“许还梓宫、母、兄、亲族”。
宋高宗决定让宋钦宗回来优养赋闲，“诏渊圣皇帝宫殿令临安府计度修建”。一时都以为宋钦宗南归在即，故岳飞的辞职奏说：“今讲好已定，两宫天眷不日可还，偃武休兵，可期岁月，臣之所请，无避事之谤。”
后因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发动政变，事情才发生变卦。绍兴十一年再次和谈，完颜兀术决计不放宋钦宗，以备万一日后军事失利，让宋钦宗“安坐汴京，其礼无有弟与兄争”。宋高宗当然也并不力争。』
(注：前文括号内系宋史泰斗王曾瑜先生经典论述）
靖康二年（1127年）1月初，因为昏庸无能的北宋君臣指挥不当，加之江湖术士郭京误国，北宋都城东京汴梁被金国女真兵攻破。金兵大肆烧杀抢劫搜刮，将当时世界的著名大都会东京汴梁洗劫一空。
同年四月初，金兵押着徽、钦二帝以及宋朝后妃、皇子、宗室、贵戚、王公大臣等3000多人北返，被金国女真兵押走的还有东京城内的教坊乐工、技艺工匠等数千人以及平民百姓男女不下10万人，其中女性尤多，金兵还带走了北宋朝廷的大量文籍舆图以及宝器法物，北宋宣告灭亡。史称“靖康之变”或“靖康之耻”。
公元1127年五月初一日，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将靖康二年改为建炎元年，成了南宋的开国君主，后来的庙号称为宋高宗。
南宋绍兴五年（1135年），宋徽宗在金国被糟蹋致死。绍兴七年（1137年），宋徽宗的死耗传到南宋。
很显然，北宋朝廷的王公大臣，尤其是宋徽宗、宋钦宗的亲信大臣以及其在朝中培养扶植起来的势力，全都在“靖康之变”被金军摧毁破坏。
在重建南宋之后，宋高宗在朝廷中重新培植自己的势力，南宋的文武大臣主要是经过宋高宗一手提拔培育起来的，他们显然属于宋高宗的亲信。
而且南宋文武大臣中的大部分人，甚至都没有见过宋徽宗、宋钦宗，他们不是宋徽宗、宋钦宗一系的，显然与宋徽宗、宋钦宗关系较疏远。
姑且不说宋徽宗早在绍兴五年（1135年）就死了，即使宋钦宗能够回到南宋，他原先的亲信势力也没有了，而南宋朝廷中的文武大臣基本上都是宋高宗新培育扶植起来的，属于宋高宗的亲党，——让他们去支持一个与他们素昧平生的人，让那个素昧平生的人去取代一手扶植提拔他们的皇帝，这简直不可思议！
所以王曾瑜先生认为“中国历史上唐玄宗和肃宗，明正统和景泰的事例证明，即使宋钦宗回来，也未必威胁宋高宗的宝座”，——其实唐肃宗取代唐玄宗的时候，唐玄宗在朝中的势力还是有一些的，明代宗取代明英宗的时候，明英宗在朝中的势力也是有的。
但是宋钦宗要是回到南宋，南宋朝廷中可没有他的势力，因为满朝文武基本上都是宋高宗新培育扶植起来的，宋钦宗势单力薄、形单影只，更不可能直接威胁宋高宗的皇位！
故所谓“宋高宗杀岳飞，是因为岳飞要迎二圣，而徽钦既返，宋高宗就当不成皇帝”之说，其实纯属想当然的臆断，缺少真凭实据！
早在公元1127年，宋高宗登基不久，就不断遣使去金国，卑辞厚礼，一意求和。但金国最初兵力强盛，一心想吞灭南宋，根本不肯承认南宋的重新立国。
公元1129年（南宋建炎三年，金国天会七年）秋，在宋高宗赵构接连向金国最高统治者上书乞哀之际，金国女真贵族们又出动了大军，还带上在燕、云、两河等地强征的剃头签兵，以完颜兀术（汉名宗弼）和完颜挞懒（汉名昌）为统帅，分兵数路，再次大举南侵攻宋。
到了公元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金国天会八年），宋金战争形势发生转变，金军进犯江南地区，长途奔袭，战线过长，金兵所到之处不断遭到南宋爱国军民的英勇抵抗，金军伤亡惨重，而占领的地区又不能巩固，无法立足。
在金军主力进攻江南的时候，中原沦陷区内的原宋朝军民也纷纷聚众抗金，“江北之民，誓不从敌，自为寨栅，群聚以守者甚众”。
建炎四年（1130年）间，金军攻占了宋朝东、西、南、北四京，以及河北、河东和京东路的全部，京西和陕西各路的大部。女真贵族吞噬如此广阔的地域，一时难以消化。尤其是，北方广大地区的原宋朝民众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使金人不得安宁。
在北方的广大地区，始终是烽火连天，义帜遍地。北方人民为着故土的光复而奋战不息。
种种迹象表明，单纯靠军事手段，是不可能灭亡南宋的，金国女真贵族们于是放弃了在短期内消灭南宋政权的不切实际的计划，要转回头去，去倾力经营已经占领的中原和华北各地。
于是，金国女真贵族们就决定实施新的对宋策略：（一）扶立早已投降金人的南宋济南府知府刘豫为“大齐”傀儡皇帝，将中原和陕西地区交给伪齐统治，把它作为宋金之间的缓冲地带；（二）金军集中兵力攻取西北，图谋先夺取秦川五路（秦凤路、环庆路、泾原路，熙河路、鄜延路），然后从陕西进入四川，顺流而下，从而形成对南宋的迂迥大包围；（三）采用“以和议佐攻战，以僭逆诱叛党”的谋略。
所谓“以和议佐攻战”, 其实“和议”是一种烟幕弹，是想诱惑南宋王朝放松警惕，丧失斗志，最后乘机一举而灭之，所以“和议”仅仅是金朝作为侵宋战争的一种辅助手段而已。
所谓“以僭逆诱叛党”, 就是扶立伪齐汉奸刘豫为傀儡皇帝，给予高官厚禄，以此来引诱南宋内部的投降派，分化瓦解，进而破坏抗金斗争。
金人企图通过上述三个方面的措施，来达到他们在战场上不可能达到全部占领和统治南宋领土的侵略目的。
公元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金国天会八年）秋，在江南战事结束之后，金国女真统治者开始采取“以和议佐攻战，以僭逆诱叛党”的新策略(《大金国志校证》卷7)。金国女真人企图通过这一新策略，来达到他们在战场上不可能实现目的。
金人所谓的 “和议”其实是一种烟幕弹，是想诱惑南宋王朝放松警惕，丧失斗志，最后乘机一举而灭之，所以“和议”仅仅是金国侵宋战争的一种辅助手段，是为了辅助“攻战”。
为了实施“以和议佐攻战”，金国女真人还准备派内奸打进南宋朝廷。为此，金国女真最高决策者于天会八年（1130）在“黑龙江之柳株”开会，会议的中心内容即是商讨如何才能灭亡南宋的问题 。
会上，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远房侄子陈王完颜兀室，担心“宋氏之再隆”，可是单凭军事力量又“不可以威取”，于是认为要想方设法从南宋内部进行破坏。他们又进一步地分析了南宋大臣们的情况，认为张浚等人“志在于复仇”，韩世忠等人“则习于兵事”，这些人“势难先屈”，也不可能为金国女真人所利用(《大金国志校证》卷24)。
于是有人提出：只有派遣在金国的宋臣先归，对南宋进行威吓，使之归顺，我们“佯不从而勉强听之”。大家都觉得这条计谋很好，但派谁合适呢？
有人提出派遣张孝纯。金军统帅完颜粘罕（汉名宗翰，本名粘没喝）认为不妥，他说：“此人在河东失节，人谁不怨，便去如何得位，得志，只有桧可用”（《脚气集》）。
完颜粘罕（汉名宗翰，本名粘没喝）认为秦桧有见识，又能“尽忠”于金国女真人。完颜粘罕（汉名宗翰，本名粘没喝）还说：我喜欢秦桧这个人，所以才把他“置之军中”，不到半年，“其言皆验”，秦桧他不仅已经投靠了我们，而且还提出了“南自南，北自北”的策略。“若纵其归国，必是得志，可济吾事”。其他人也觉得完颜粘罕（汉名宗翰，本名粘没喝）所说的话有道理。
而秦桧自卖身投靠金国女真人后，的确不断用实际行动表明他是真心实意为其金国主子服务的。在楚州之战时，秦桧为挞懒劝降宋将的目的虽未达到，但秦桧的行为却表现了对金国主子的忠心。
金国女真统治者们在经过多次对秦桧“试之以事”之后，认为“南臣贫薄，唯桧温实”。也就是说，他们对秦桧经过多次考验以后，对秦桧是完全信赖得过的(《大金国志校证》卷13)。
同时，金国女真统治者们还认为秦桧在靖康末年，给金国上书请存赵氏，成为俘虏，在南宋朝廷里也留下了“忠义”的名声，是以“天下高之”。有了这件迷人的外衣作伪装，送秦桧回去，就容易掩盖其内奸的真面目，而且还能取信于南宋朝廷。
所以， 金国女真统治者们就把决策告知秦桧，“阴以桧约”，要他回南宋后，“俾结和议为内助”（《三朝北盟会编》卷220 ）。即是要秦桧南归充当内奸，从内部破坏南宋的抗金事业。秦桧当然非常乐意，结果女真统治者也就“纵之南归”了。
为了使秦桧能安全回到南宋，金国女真统治者还作了一番筹划。秦桧的岳父王仲山有别业在山东济南，金人就在王仲山的产业中取了一部分给秦桧，作为路费使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8），而且还帮秦桧准备好船只，叫秦桧“乘船舰全家厚载而归” （《三朝北盟会编》卷208《林泉野记》）。
公元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金国天会八年）十月，秦桧带着妻子王氏、小奴砚童、小婢兴儿以及亲信高益恭等一班随从，乘船满载着丰厚的财宝，从刚刚被金兵攻陷不久的楚州（今江苏淮安）投奔涟水军（今江苏涟水）宋军丁襈（同“祀”字）的水寨，恰好被丁襈的巡逻兵捉获。
为了蒙混过关，秦桧编造了一套谎言，说他是如何如何地杀掉了“金人监己者，奔舟而来”，把自己装成一副英雄汉的架势。但是丁襈的部将对秦桧的回来颇有怀疑，认为宋金两军正在对战，秦桧怎么可能带着全家人并且还带着这么多的财宝平安无事地从金国回来呢？所以，定然是金国女真人暗中派遣秦桧回来当奸细，“宜速诛之，以绝后患”。
但宋军参议王安道、机宜冯由义都不同意这样做，他们极力保护秦桧，认为秦桧是宋钦宗时的中丞，如果杀掉了他，将来南宋朝廷追究起来，对丁撰军实为不利。这样，秦桧才免了做刀下之鬼，被送回到南宋朝廷的行在。
秦桧回到南宋朝廷之后，继续捏造自己如何从金国逃回南宋的谎言。但对秦桧的谎言，当时南宋朝廷的许多官员都表示怀疑。南宋大臣们提出了种种疑问，认为：
第一，当初，何樐、孙傅、司马朴和秦桧一起被金人押到北方并遭到拘禁，何樐、孙傅、司马朴三人都不能够回来，为什么秦桧能够单独回来？
第二，从燕山府（今北京地区）到楚州（今江苏淮安）将近三千里路，在这样漫长的地带怎么会没有金人防禁呢？秦桧又怎么能够逾河越海而又不被金人觉察呢？
第三，秦桧自称是随军至楚州后乘金人不备而逃走回来的，那么最多也只能是他一个人逃脱，但是他却能够带着妻子王氏以及许多随从一起逃回。
第四，秦桧说在涟水军时宋将要杀他，是为要贪图他的“囊橐”之财，既然他有“囊橐”之财，既然他带着那么多金银财宝，又怎么会是逃回来的呢？
对于这一连串的疑问，秦桧是无法作出合情合理的解释的。南宋朝臣们在议论纷纷之后，大家一致推测说：莫非秦桧在金国“尝倡和议，而挞懒纵之使归”乎？这些疑问和推测，都说明了不管秦桧是如何巧妙地伪装，终究也瞒不住人们雪亮的眼睛。
而这些疑问只有秦桧的密友时任南宋宰相范宗尹和李回为秦桧辩解，范宗尹还不遗余力地举荐说秦桧忠于赵宋王朝。但疑团却并没有消除。
公元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金国天会八年），金国女真统治者在扶立刘豫伪齐政权的同时，又放纵奸细秦桧归宋。
金国扶植刘豫傀儡政权和派遣奸细秦桧打入南宋朝廷内部，几乎是同时发动的政治攻势。前者虽一时颇有声势，其实不过是抗金事业的疥癣之疾；后者一时并无成效，却最终成为断送南宋抗金斗争的心腹之患。
（1）对于秦桧残害忠良的罪行，南宋史家吕中在《中兴大事记》一书之中作出了如下揭批：
『岳飞忠孝出于天性，自结发从戎，凡历数百战，内平剧盗，外抗强胡。其用兵也，尤其善以寡胜众。其从杜充也，以八百人破群盗五十万众于南熏门外；其破曹成也，以八千人破其十万众于桂岭；其战兀术也，于颖昌则以背嵬八百，于朱仙镇则以背嵬五百，皆破其众十余万。虏人所畏服，不敢以名称，至以父呼之。
自兀术有必杀飞而后可和之言，秦桧之心与虏合，而张俊之心又与桧合，媒孽横生，不置之死地不止。万俟卨以愿备锻炼，自谏议而得中丞；王俊以希旨诬告，自遥防而得廉车；姚政、庞荣、傅选之徒亦以阿附，并沐累迁之宠。附会其事，无所不至，而「莫须有」三字，韩世忠终以为无以服天下。飞死，世忠罢，中外大权尽归于桧，于是尽逐君子，尽用小人矣！』（宋人所著《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28，《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21转引南宋史家吕中《中兴大事记》）
（2）对于秦桧当权期间南宋朝廷所奉行的卖国政策，南宋史家吕中在《中兴大事记》一书之中作出了如下揭批：
绍兴十年，金人渝盟，军民皆归咎于秦桧，而桧傲然不动。顺昌既捷之后，先窜赵鼎，而人无敢言矣！拓皋既捷之后，尽罢诸将，而兵隶御前矣！
向者战败而求和，今则战胜而求和矣！向者战败而弃地，今则战胜而弃地矣！
向者战败而使命之费犹有限，今岁币银、帛各二十万两、匹，而贺礼又有金器千两、银器万两、锦帛千匹矣！
岳飞复唐、邓、陈、蔡，张俊复亳、宿，韩世忠复海州，吴璘复商、秦，吴玠复方山、和尚原，皆间关百战而后得，今吾不能有其地，反尽割于虏，听其分画矣！
韩世忠田金陵，岳飞田鄂、汉，王之奇田两淮，吴玠田梁、洋，樊宝、宗纲田荆州，皆累年经营而后成，今吾不能屯田，反使虏创屯田军于河南矣！
吾国之民不肯入虏，杀之犹不从，而朝廷必以予虏，使遗民饮泣内恨，而中原人心失矣！
李世辅不顾其亲来归，兀术畏避其忠勇，朝廷竟置之谪籍，而中原豪杰之心失矣！
士大夫陷没虏中，家属有在中国者，桧徇虏人之情而悉还之。方其去时，如赴井陉，而吾国衣冠之气皆沮矣！
张俊深忌岳飞、刘锜，每言飞赴援迟，而锜战不力，遂于秦桧谋，斥锜而杀飞，而天下忠愤之气皆沮矣！』（宋人所著《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28，《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21转引南宋史家吕中《中兴大事记》）
南宋大臣袁燮在奏章中指出：『自秦桧当国，阴与虏结，沿边不宿重兵。』（《历代名臣奏议》卷337）
南宋学者罗璧指出：『宗泽与汴为始终，岳飞恢复不已，金主役桧死之。』（《罗氏识遗》卷5《西北豪杰所产》）
南宋学者欧阳守道在纪念岳飞的文集中写道：
『岳忠武王之死，孰杀之？金人不能杀王于战，能杀王于狱。盖自遣秦桧来相，而金人之令行于江南矣！
其所欲杀，岂独一岳王？桧方次第扫除以报，而艺祖在天，丕降罪疾，殛之，然后三、四忠贤幸免，中国再有生气。王不幸，最先死，死且孥，哀哉！
《崇岳集》者，陈君华叔之所集，而间以己作，率悼岳王也！』
（摘录自《撰斋文集》卷21《书崇岳集》，作者：南宋 欧阳守道）
注释：上文中的“王”指的是岳飞。淳熙五年(1178年)，南宋朝廷给岳飞定谥号为“武穆”，嘉泰四年(1204年)，南宋朝廷追封岳飞为“鄂王”，宝庆元年（1225年），南宋朝廷赐岳飞谥号为“忠武”，此后人们敬称岳飞为“岳鄂王”、“岳武穆王”、“岳忠武王”或“岳王”；“艺祖”是宋人对宋太祖赵匡胤的尊称。
“桧方次第扫除以报，而艺祖在天，丕降罪疾，殛之”一句意思是：秦桧正准备逐个害死南宋的忠贤之士，之后再给金人一个交待，但是宋太祖的英灵在天上，知道秦桧的罪行，于是降下罪疾，处死了秦桧。
绍兴十一年（1141年）十月十三日，岳飞下狱。当岳飞被投进冤狱时，宋金议和的书信、使者往来十分频繁，双方秘密地就宋金两国再次议和之事进行讨价还价。
金人提出了条件，要想议和，要想让宋高宗亲生母亲韦太后回归南宋，除了割地称臣纳贡之外，南宋还必须杀掉岳飞。于是宋高宗不但要解除岳飞的兵权，而且还下决心谋杀岳飞。
很显然，宋高宗赵构为了对金媾和成功以迎回亲生母亲韦太后，加之对岳飞的忌恨，故在秦桧的怂恿下，必须下决心杀害岳飞。这才是导致岳飞遇害的直接原因！
（1）. 看看秦桧一手操办而成的绍兴和议的主要内容：
绍兴十一年(1141年)十一月，金国使者再次来到临安(今浙江杭州)，宋高宗赵构、秦桧卑躬屈膝地签订了丧权辱国的第二次绍兴和约，主要内容如下：
（一）、南宋向金国称臣，金国册封宋康王赵构为南宋皇帝；
（二）、南宋每年向金国进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
（三）、重新划定宋金疆界，秦岭-淮河以北的原北宋辖区全部归金国所有。南宋与金国东以淮河中流为界，西以大散关（陕西宝鸡西南）为界，以南属宋，以北属金。宋割唐(今河南唐河)、邓（今河南邓州）二州及商（今陕西商县）、秦（今甘肃天水）二州之大半予金。
通过绍兴十一年达成的宋金和约，金国获得了在战场上得不到的大片土地。岳家军当年攻克的商、虢、唐、邓等州，以及北伐中收复的很多失地，加上吴磷、杨政等部所收复的陕西州县，以至吴玠当年坚守的和尚原等要塞，都被宋高宗和秦桧割让给金国。邵隆坚决反对割让商州，被秦桧贬官后毒死。
屈辱降金的第二次绍兴和约的签订，不仅捆住了南宋抗金军民手脚，让抗金大业和收复失地的宏图成为泡影，而且还使南北分裂的政治局面持续了一百多年。
(2). 南宋大臣袁燮在奏章中指出：『自秦桧当国，阴与虏结，沿边不宿重兵。』（《历代名臣奏议》卷337）
南宋学者罗璧指出：『宗泽与汴为始终，岳飞恢复不已，金主役桧死之。』（《罗氏识遗》卷5《西北豪杰所产》）
南宋大学问家朱熹指出：『窃见故相秦桧归自虏廷，久专国柄，内忍事仇之耻，外张震主之威。以恣睢戮善良，销沮人心忠义刚直之气；以喜怒为进退，崇奖天下佞谀偷惰之风。究其设心，何止误国！岳侯既死于棘寺，魏公复窜于岭表。连逮赵汾之狱，盖将掩众正而尽诛；徘徊汉鼎之旁，已经闻图九锡而来献。天不诛桧，谁其弱秦？』（参见《朱文公文集》卷99《除秦桧祠移文》）
对于秦桧当权期间南宋朝廷所奉行的卖国政策，南宋史家吕中在《中兴大事记》一书之中作出了一针见血的揭批：
绍兴十年，金人渝盟，军民皆归咎于秦桧，而桧傲然不动。顺昌既捷之后，先窜赵鼎，而人无敢言矣！拓皋既捷之后，尽罢诸将，而兵隶御前矣！
向者战败而求和，今则战胜而求和矣！向者战败而弃地，今则战胜而弃地矣！
向者战败而使命之费犹有限，今岁币银、帛各二十万两、匹，而贺礼又有金器千两、银器万两、锦帛千匹矣！
岳飞复唐、邓、陈、蔡，张俊复亳、宿，韩世忠复海州，吴璘复商、秦，吴玠复方山、和尚原，皆间关百战而后得，今吾不能有其地，反尽割于虏，听其分画矣！
韩世忠田金陵，岳飞田鄂、汉，王之奇田两淮，吴玠田梁、洋，樊宝、宗纲田荆州，皆累年经营而后成，今吾不能屯田，反使虏创屯田军于河南矣！
吾国之民不肯入虏，杀之犹不从，而朝廷必以予虏，使遗民饮泣内恨，而中原人心失矣！
李世辅不顾其亲来归，兀术畏避其忠勇，朝廷竟置之谪籍，而中原豪杰之心失矣！
士大夫陷没虏中，家属有在中国者，桧徇虏人之情而悉还之。方其去时，如赴井陉，而吾国衣冠之气皆沮矣！
张俊深忌岳飞、刘锜，每言飞赴援迟，而锜战不力，遂于秦桧谋，斥锜而杀飞，而天下忠愤之气皆沮矣！』
（宋人所著《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28，《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21转引南宋史家吕中《中兴大事记》）
(3).看看秦桧媚事敌国的丑行：
根据绍兴十一年(1141年)达成的宋金和议,南宋收三大将兵权,金国明确要求南宋不得罢免秦桧的相位。
有了金国主子撑腰,秦桧当上了宋高宗赵构无法罢免的终身宰相,秦桧自此专权十几年,权势如日中天。秦桧“挟强虏以要君”，也就是凭借外国人的强大来要挟皇帝。用今天的话说，大致可以类比为“挟洋人以自重”。
在专权期间，秦桧结党营私、徇私舞弊、迫害异己、贪污受贿、贪赃枉法、卖官鬻爵，拼命榨取民脂民膏，还大兴文字狱，进行严酷的舆论管制以粉饰“太平”，秦桧及其同党就是一群祸国殃民的民族败类，他们无恶不作，无所不为！
秦桧不但采取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手法，诛锄异己，还继续为奸，为了媚奉金国主子，秦桧及其党羽拼命地榨取民脂民膏，祸国殃民，做尽了坏事。
宋高宗、秦桧为了媚奉敌国，讨好金人，对于绍兴和议中所规定的“岁币”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都一一如期交纳。交纳时，还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如要由枢密院差使臣四员管押银纲，户部差使臣十二员管押绢纲，并于前一年十二月下旬送至盱眙军的岁币库，然后再差将官一员部押军兵三百人，防护过淮交割。在交割前，先要拿出银、绢式样三份，“一份往燕京，一份往卞京漕司呈样，一份留泗州岁币库，以备参照。虽然呈交了银、绢式样，但在正式交割时，还要受到百般刁难，“初交绢，十退其九”，其原因是“金人秤尺无法，又胥吏需索作难之故”。只有向他们行贿，“通支金人交币官吏，靡费银一千三百余两，金三十五两”，其余布、帛、酒等共折银六百二十两，对其“所需如欲，方始通融”。但还不是按原物照收，仍要“十退其四五”，结果宋廷又要 “贴耗银二千四百余两”。这些都是给南宋人民强加的巨大负担！
此外，南宋皇太后奉送金国皇后的礼物，年年“亦以钜万计”。金主还经常派人来索取“金珠靸工之类”，宋高宗亦“令有司悉与”。甚至有些稀少的动物，如“白面猢孙及鹦鹉、孔雀、狮子猫儿”之类，只要金人有所索求，高宗均令“搜访与之。
南宋每年还要派使者往金贺正旦、生辰，贺礼需要金茶器千两、银酒器万两、锦绮千匹，使者有正使、副使及三节人（上、中、下三等随从人员，上，中节各十人，下节三十人）。同时，南宋朝廷还要赏给他们的行装钱，正使一千缗，副使八百缗，银、帛各二百两匹。下节银、绢共三十两、匹，中节二十五两、匹，下节十五两、匹。这些人除领取薪棒外，还“日给五百钱，探请俸二月”。
金国使者来南宋时，南宋沿途的地方官不但要迎送，而且还要大排筵席。他们到临安后，更是没完没了的盛宴款待。为要使这些使者能在金帝面前说些好话，高宗还以“密赐”的办法，进行贿赂。正使银一千四百两，副使八百八十两，袭衣（衣物的全套）金带三条，三节人皆袭衣涂金带，上节银四十两，中、下节银三十两，“自是以为例”。金使在临安要买物品，即从内库拿出钱万缗，作为他们购货之用，也“自是以为例”。
南宋地方官吏迎送金使时，执礼都要必恭必敬，如果稍有怠慢，立即就受到惩处。平江府守臣直秘阁周葵在郡内宴请金使时，由于“饮食腐臭，致行人有词”，秦桧即“怒葵不己”，将他罢官。吏部侍郎陈康伯为接伴使，由于不肯屈从金使宗永的无理要求，与他争执拜受之礼，宗永就抱怨说：“接伴慢我”。高宗、秦桧得知后，“惧生事”，立即以“酬对辱国”之罪，把陈康伯降职。
对于宋高宗、秦桧的媚敌丑行，许多官员都很不满。“时聘使往来”, “凡过盱眙，例游第一山”，游山时还“酌玻璃泉题诗石璧以记”,时日长久，往来者多，“镌刻题名几满”。宋使郑汝谐见此，难以压抑心头的怒火，则写了一首辛辣的讽刺诗说：“忍耻包羞事北廷，奚奴得意管逢迎，燕山有石无人勒，却向都梁记姓名”。
（4）. 看看秦桧坚持议和，给南宋带来的最终结果：
从总体上看，自南宋建炎四年（1130）以来，直到岳飞遇害之前的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金之间的军事力量对比在逐步朝着有利于南宋的方向转变。南宋由弱变强，金国由盛转衰。
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过去轻视南宋的军力，认为用武力可以灭宋，所以他才“锐意败盟，举兵南征”。但南侵的结果却是，金军“败于顺昌，败于郾城，败于柘皋”，金军一败再败，使兀术看到金国在军事上已失去了优势，想用武力亡宋是不可能的了。
金国主战派的锐气遭挫，于是，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就改变策略，重新提出要与南宋讲和，再开“始讲和，而南北无事矣”。很显然，如果金兵能在战场上取胜，那么向来轻视南宋的金国统治集团是不会与南宋讲和的。
由此可见，宋金尽快地达成和议，既是苟且偷安、疑忌武将的南宋皇帝宋高宗赵构和卖国求荣的权奸秦桧的愿望，也是金国女真统治者的需要。
古今中外，无数血淋淋的教训告诉我们。和平并不需要条约保障，而需要实力保证。金真有实力灭亡南宋，再多条约也没有用。南宋要立足江南，也根本不需要条约，不要忘记南北朝时期，南朝什么时候向北国签和约啦？
公元1140年岳飞北伐前后，金国内外交困。然而在达成宋金和议之后，经过将近二十年的休养，加上南宋每年进贡给金国的大量财富，金国的国力得以恢复，金军将士也养得膘肥体壮。而此时的南宋，经过秦桧及其党羽将近二十年的折腾，已经国困民穷，“国之府库，无旬刀之储，千村万落，生理萧然”。宋金国力对比发生了显著变化。
(注意：秦桧执政期间，是宋朝最黑暗、专制、腐败的时期之一。南宋日后的繁荣，大半是建立在宋孝宗的励精图治之上，与秦桧赵构之流毫无关系。）
在接连得到完颜亮加紧备战的情报之后，南宋的一些臣僚开始上奏请求朝廷赶快备战。秦桧虽然死掉了，但南宋的朝政大权还被秦桧过去扶植起来的党羽们把持着。秦桧的党羽们玩弄权术、压榨百姓、作威作福十分在行，但是处理军国大事却是鼠目寸光。由秦桧党羽把持的南宋朝廷不仅拒不接受备战的建议，还处罚了一些上书言事的官员。
宋高宗也认为自己的南宋王朝给了金人那么多好处，又向来毕恭毕敬地侍奉大金国，故大金国找不到借口来进攻南宋。
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听说金主完颜亮率大军气势汹汹地扑来，宋高宗赵构马上吓得尿裤子，赶紧备船，准备逃亡海上，经过大臣陈康伯分析利害、竭力劝阻之后，宋高宗赵构暂时留在临安（今浙江杭州），但是宋高宗赵构仍然命人暗中备好大海船，一旦金军渡江，他就要赶紧坐船逃亡海上。
想当初，早在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二月，当曾被岳家军扁得满地找牙的金军再次进犯淮西之时，宋高宗颇不以为然地说：『中外议论纷然，以敌逼江为忧，殊不知今日之势与建炎不同。建炎之间，我军皆退保江南。杜充书生，遣偏将轻与敌战，故敌得乘间猖撅。今韩世忠屯淮东，刘锜屯淮西，岳飞屯上流，张俊方自建康进兵，前渡江窥敌，则我兵皆乘其后。今虚镇江一路，以檄呼敌渡江，亦不敢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9）
公元1161年，曾经亲历公元1140年宋金战争的金主完颜亮再次发起攻宋战争，当时金军中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岳飞不死，大金灭矣！”(原文『逆亮南渡，胡人自为「岳飞不死，大金灭矣！」之语』，相关记载可见于《浪语集》卷22《与汪参政明远论岳侯恩数》)。
公元1142年岳飞遇害，南宋与金国达成了丧权辱国的第二次“绍兴和议”，公元1161年，金主完颜亮率大军再次南侵，宣告了宋高宗赵构、权奸秦桧之流长期奉行的屈辱求和政策的彻底破产，再到公元1234年，金国灭亡。这中间隔了93年，其间宋金两国又发生三次大规模战争，其中有24年在打仗！此外，金国与北方的蒙古之间的战争也连绵不绝，难以有完全的统计！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主完颜亮自认为准备就绪，灭宋之谋便不再遮掩，金军开始大举南侵功宋，“臣构”祈和不成，命且不保，南宋再度面临亡国的严峻形势。
金军的大举南侵宣告了宋高宗赵构、权奸秦桧之流长期奉行的屈辱求和政策的彻底破产，主和误国之罪昭然若揭，抗战派再次得到人们的尊重和仰赖。
南宋太学生程宏图、太学生直学宋芑，以及倪朴等人先后上书，请求南宋朝廷给岳飞平反昭雪，并追究秦桧祸国殃民的罪行，以谢天下，以激励南宋军民的忠义之气，进而振奋宋军将士的士气。此外，他们不仅要求南宋朝廷恢复岳飞的爵位和名誉，录用岳飞的子孙，而且还要求追夺秦桧的官爵，没收秦桧的家产，甚至还要将秦桧开棺戮尸！
而经过秦桧及其党羽将近二十年的压制和破坏，到了金国再次发起攻宋战争的绍兴三十一年(秦桧当时已经死了)，南宋军备已废弛多年，宋军军纪败坏、军心涣散，宋军将士也早已失去绍兴十年时的那种进取之心和雪耻之志，此时算得上是兵无精兵，将无良将。结果，在名将刘锜(已经六十多岁)的指挥下，虽然集中了江州、池州、建康、镇江四支大军，但宋军在两淮还是一败再败。毫无疑问，刘锜此时手中的兵马，已非昔日骁勇善战的八字军，而是被秦桧之流腐化削弱后的军队。刘锜纵有千般能耐，此时也无济于事了。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多亏了临危不惧的文臣虞允文指挥宋军残部凭借长江天险据守，成功地阻止金军渡江，宋军取得了采石之战的胜利，粉碎了金军的南侵图谋，南宋总算又逃过一场劫难。
事实上，秦桧专权期间是南宋最黑暗、专制、腐败的时期之一。
南宋日后的繁荣，大半是建立在宋孝宗的励精图治之上，与秦桧、赵构之流毫无关系。
若以后世南宋的繁荣，来为宋高宗赵构和奸相秦桧的屈辱和议辩护，真是张冠李戴，教人发笑了。
秦桧祸国殃民，罪证如山，纵巧舌如簧，纵难洗其罪名矣。
（一）、看看秦桧带给南宋人民的“幸福生活”：
绍兴八年(1138)宋金第一次和议时，宋高宗和秦桧曾向人民许下宏愿：休兵之后，一切从省，减免常赋，以宽民力。然而和议之后的结果却是花费浩大，加重赋税，国困民穷，“饿死者众”。
在和金国达成和议之后，为了刮尽民脂民膏以奉敌国，宋高宗、秦桧还下令各地官吏进行献助。名义上是各地官吏以“羡余”献助中央，实际上连宋高宗也知道，这是“监司郡守”,“刻削苛细，进献羡余”，这些财物除了给金国女真人，剩下的主要就成了秦桧的私有财产。以至在秦桧临死的时候，秦家“富敌于国”。
据南宋史学家李心传所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记载，秦桧家里的府库财富，超过了南宋朝廷的“左藏数倍”，当时凡是南宋宫廷所稀缺的物品，秦桧家都应有尽有！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还记载，由于秦桧“贪墨无厌”，“喜赃吏，恶廉士”，故此在秦桧治理之下，南宋多是贪宫污吏。贪官污吏们为了媚事秦桧，便以刻剥百姓为急务，“涪敛以待过往，科率以奉权贵。”在他们征收赋税时，则强迫人民“合零就整钱，如绵一钱令纳一两，绢一寸令纳一尺之类，是正税一分，阴取其九”。甚至，当时各地都是“官收一岁之赋，而民输两倍之积。”
绍兴和约签订以后，由于宋金之间暂时休战，宋军不作战备而军费有削减，但由于宋廷要花费以上种种巨额开支和过纸醉金迷的腐朽生活，如为了把临安经营成为富丽繁华的安乐窝，在那里广造宫殿，大造宫邸，修湖凿山。尤其是秦桧，为要“夺上心，粉饰太平，沮砾士气，今日行某典礼，明日贺某祥瑞”，而对于战备之事，却是“士马销亡不问，干戈顿弊而不修”，使得那些“士大夫豢养于钱塘湖山歌舞之娱，无复故都黍离麦秀之叹。此桧之罪，所为上通于夭，而不可赎也”。正是由于贡纳巨额的岁币给金朝和南宋君臣“上下宴安，以“钱塘为乐国”,其结果必然是要加重人民的负担。
秦桧及其党羽为了收刮民脂民膏，还不断思增加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如两浙百姓责要缴纳绵、绸、税捐、茶捐、杂钱、白米六色，和别科米麦，“有一亩地纳四五斗者”；京西地区，根据隐田，“增添租米，加重于旧”；湖南“有土户钱、折托钱，醋息钱、麦引钱，各色不一。”总之，“自桧再相，密谕诸路暗增民税七八”，并令各地，“间乞减免，理宜禁绝”，于是“民力重困，饿死者众，皆桧之为也。”(<文献通考)卷5)
从上述种种迹象来看，自绍兴和约签订之后，南宋百姓生活不但没有改善，税收非但没有减少，反倒进一步贫穷，进一步增加。
如此残破黑暗景象，真亏得某些当代丑类有胆量公然宣称的“秦桧能够使残破的宋朝有机会修养生息，使宋朝的人民体验和平、富足的生活上百年”！
由于秦桧的黑暗统治，当时百姓也纷纷起来反抗，当时只福建各地的农民起义，就有“数十百部，部数千至数十百人”；有管天下、伍黑龙、卓和尚、何白旗．满小红、朱明领导的义军。还有宣州(安徽宣城县)的摩尼教徒在俞—的领导的起义，而当时宣州知州不是别个，正是秦桧之弟秦梓！
此外，还有江西刘花、何花等人的起义。起义波及广东的循州、梅州、潮州、惠州等地。接着，海南岛的“琼、崖、詹、万四州”百姓、浙江台州地区的百姓），江西传州的摩尼教徒，福建建州颐宁县的饥民，浙江衡州的饥民，江西吉州地区的农民，都纷纷揭竿而起，杀富济贫，屡挫官军。
自绍兴五年岳飞平定杨幺以来，至宋金议和之前，南宋境内，有过如此规模的起义么？没有！那些认为议和带来和平，从而给百姓带来福泽的人，难道你们不想想，为何这些起义，不在战事最激烈的绍兴十年前后发生，而在议和之后发生呢？这其中，又意味着什么呢？
作为公认的国之巨蠹，秦桧不遗余力地竭民膏血。在秦桧专权的十八年间，秦桧卖官鬻爵、开门纳贿，“监司、帅守到阙，例要珍宝，必数万顷乃得差遣”，“腊月生日，州县献香送物为寿，岁数十万”（《续资治通鉴》）。
据南宋著名史学家李心传所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秦桧家的府库财富，超过了南宋朝廷的『左藏数倍』，当时凡是南宋宫廷所稀缺的物品，秦桧家都应有尽有；由于秦桧『贪墨无厌，喜赃吏，恶廉士』(《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9)，故在秦桧治理之下，南宋多是贪宫污吏；贪官污吏们为了媚事秦桧，便以刻剥百姓为急务，在他们征收赋税时，则强迫人民『合零就整钱，如绵一钱令纳一两，绢一寸令纳一尺之类，是正税一分，阴取其九』，甚至，当时各地都是『官收一岁之赋，而民输两倍之积』。
据《宋史》卷473《秦桧传》记载：『（秦桧）开门受赂，富敌于国，外国珍宝，死犹及门。人谓熺自桧秉政无日不锻酒具，治书画，特其细尔』。
秦桧用人，尽用赃官墨吏，要是有赃污不法被举讼的，“桧复力保之”。其结果是，“赃吏恣横，百姓愈困。”（参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在秦桧专权当国时期，南宋财政由于秦桧集团的贪渎，陷入全面窘困，“府库无旬刀之储”。如此尤嫌不足，更加以横征暴敛，秦桧下达指令，“密谕江、浙监司暗增民税七八”，结果导致“民力重困，饥死者众。”
秦桧专权期间，秦桧利用权势，贪污勒索，广置家产。秦桧飞扬跋扈，到处霸占田产，秦桧所建的相府园宅在他死后被拿来用作宋高宗退位当太上皇的居所德寿宫，足见其规格之高，现在德寿宫已被考古发掘。
1142年，极其富有的南宋庸将刘光世病死，刘光世家在建康的园第（豪宅），被秦桧霸占。
后来，被世人嘲笑为“坐在钱眼里的郡王”的南宋庸将张俊死时，张家仅房地产一项，每年收入就多达七万三千贯钱，也就是仅房租一项，就年收入七千三百万文钱，全部被秦桧强行夺占。
南宋各地官员平时要向秦桧贡献财物，每年秦桧生日，还要送大批礼物祝寿，秦桧一年仅收受全国各地官员进贡的礼品一项，年收入就达几十万贯。
南宋臣民都知道，秦桧家的财富比南宋朝廷的左藏库（国库）还要多过数倍。
秦桧又密令南宋全国各路州县用各种方式增加民税七八成，然后秦桧贪污侵吞其中多出的部分。《宋史·食货志》记载说，民力因此重困，饿死者极多。
1155年十月，秦桧病死，临死前，秦桧把他的党羽参知政事董德元、签书枢密院事汤思退等人叫到床边，各赠黄金一千两，嘱托后事，就是嘱托他们继续坚持秦桧的卖国政策，继续向金国投降。
秦桧执政期间，是宋朝最黑暗、专制、腐败的时期之一。南宋日后的繁荣，大半是建立在宋孝宗的励精图治之上，与秦桧、赵构之流毫无关系。若以后世南宋的繁荣，来为宋高宗赵构和奸相秦桧的屈辱和议辩护，真是张冠李戴，教人发笑了。秦桧祸国殃民，罪证如山，纵巧舌如簧，纵难洗其罪名矣。
（二）、看看秦桧带给南宋人民的“和平”：
古今中外，无数血淋淋的教训告诉我们。和平并不需要条约保障，而需要实力保证。金真有实力灭亡南宋，再多条约也没有用。南宋要立足江南，也根本不需要条约，不要忘记南北朝时期，南朝什么时候向北国签和约啦？
当初，北宋与辽国达成“澶渊之盟”之后，宋辽两国之间维持了一百多年的和平，而南宋与金国先后达成两次绍兴和议，第一次不到两年就被金国单方面破坏，第二次不到二十年，又被金国单方面破坏。
——并且“澶渊之盟”也没有南宋与金国达成的“绍兴和议”屈辱！
1. 早在绍兴八年(1138年)年底，宋金达成第一次和议。但是仅仅过了一年半，到了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上旬，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就突然撕毁和约，大举攻宋，宋高宗当时无奈地说：『夷狄之人，不知信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5）。
2. 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金第二次达成议和，外强中干的金国在国力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占了很大的便宜。然而，到了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不到二十年，金国再次单方面撕毁合约，大举南侵。
公元1142年岳飞遇害，南宋与金国达成了丧权辱国的第二次“绍兴和议”，公元1161年，金主完颜亮率大军再次南侵，宣告了宋高宗赵构、权奸秦桧之流长期奉行的屈辱求和政策的彻底破产，再到公元1234年，金国灭亡。这中间隔了93年，其间宋金两国又发生三次大规模战争，其中有24年在打仗！此外，金国与北方的蒙古之间的战争也连绵不绝，难以有完全的统计！
人们珍视和平，但是绝对不能把和平看得高于一切，重于一切！须知由于南宋小朝廷的偷安妥协,致使当时的中国饱受南北分裂之苦,经济文化惨遭摧残,自黄河以南到长江以北的广阔地区因为属于宋金两国交界区而长期处于荒凉状态。
在宋金达成和议以后，北方人民既要遭受金国女真贵族的残酷奴役,忍受来自金国女真统治者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又要承担金国对蒙古战争引起的各种负担, 大批汉人壮丁被金国女真统治者强征戍边,在金国与蒙古之间的战争中,充当炮灰,苦不堪言。（注：金国始终存在着很强烈的民族歧视政策，当时的金国把民众分为五等，其中女真人是第一等，汉人是第四、第五等）
除了进行大规模的烧杀抢掠外，金国女真统治者对汉人的民族意识刺激最深者，一是对汉族男子强行“剃头辫发”，二是强制推行奴隶制。从金国建立到元朝初年，是中国北方社会奴隶制成分扩张的时期，这当然是严重的倒退。岳飞被害三十年后，南宋大臣范成大出使金国，看到一个女婢颊刺“逃走”两字，写诗说：“屠婢杀奴官不问，大书黥面罚犹轻。” 范成大从汉文明的高度，看不惯此种野蛮行为，表示义愤。
而南宋自与金国达成和议之后，南宋官府对南宋人民的横征暴敛不但没有丝毫减轻,反而不断加重.真正能够享受和平的只有金国女真贵族和苟且偷安的南宋君臣,少数统治者的骄奢淫逸、贪污腐化与大多数人的贫困痛苦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3）. 看看秦桧坚持议和，给南宋带来的最终结果：
从总体上看，自南宋建炎四年（1130）以来，直到岳飞遇害之前的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金之间的军事力量对比在逐步朝着有利于南宋的方向转变。南宋由弱变强，金国由盛转衰。
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过去轻视南宋的军力，认为用武力可以灭宋，所以他才“锐意败盟，举兵南征”。但南侵的结果却是，金军“败于顺昌，败于郾城，败于柘皋”，金军一败再败，使兀术看到金国在军事上已失去了优势，想用武力亡宋是不可能的了。
金国主战派的锐气遭挫，于是，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就改变策略，重新提出要与南宋讲和，再开“始讲和，而南北无事矣”。很显然，如果金兵能在战场上取胜，那么向来轻视南宋的金国统治集团是不会与南宋讲和的。
由此可见，宋金尽快地达成和议，既是苟且偷安、疑忌武将的南宋皇帝宋高宗赵构和卖国求荣的权奸秦桧的愿望，也是金国女真统治者的需要。
古今中外，无数血淋淋的教训告诉我们。和平并不需要条约保障，而需要实力保证。金真有实力灭亡南宋，再多条约也没有用。南宋要立足江南，也根本不需要条约，不要忘记南北朝时期，南朝什么时候向北国签和约啦？
公元1140年岳飞北伐前后，金国内外交困。然而在达成宋金和议之后，经过将近二十年的休养，加上南宋每年进贡给金国的大量财富，金国的国力得以恢复，金军将士也养得膘肥体壮。
而此时的南宋，经过秦桧及其党羽将近二十年的折腾，已经国困民穷，“国之府库，无旬刀之储，千村万落，生理萧然”。宋金国力对比发生了显著变化。
(注意：秦桧执政期间，是宋朝最黑暗、专制、腐败的时期之一。南宋日后的繁荣，大半是建立在宋孝宗的励精图治之上，与秦桧赵构之流毫无关系。）
在接连得到完颜亮加紧备战的情报之后，南宋的一些臣僚开始上奏请求朝廷赶快备战。秦桧虽然死掉了，但南宋的朝政大权还被秦桧过去扶植起来的党羽们把持着。秦桧的党羽们玩弄权术、压榨百姓、作威作福十分在行，但是处理军国大事却是鼠目寸光。由秦桧党羽把持的南宋朝廷不仅拒不接受备战的建议，还处罚了一些上书言事的官员。
宋高宗也认为自己的南宋王朝给了金人那么多好处，又向来毕恭毕敬地侍奉大金国，故大金国找不到借口来进攻南宋。
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听说金主完颜亮率大军气势汹汹地扑来，宋高宗赵构马上吓得尿裤子，赶紧备船，准备逃亡海上，经过大臣陈康伯分析利害、竭力劝阻之后，宋高宗赵构暂时留在临安（今浙江杭州），但是宋高宗赵构仍然命人暗中备好大海船，一旦金军渡江，他就要赶紧坐船逃亡海上。
想当初，早在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二月，当曾被岳家军扁得满地找牙的金军再次进犯淮西之时，宋高宗颇不以为然地说：『中外议论纷然，以敌逼江为忧，殊不知今日之势与建炎不同。建炎之间，我军皆退保江南。杜充书生，遣偏将轻与敌战，故敌得乘间猖撅。今韩世忠屯淮东，刘锜屯淮西，岳飞屯上流，张俊方自建康进兵，前渡江窥敌，则我兵皆乘其后。今虚镇江一路，以檄呼敌渡江，亦不敢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9）
公元1161年，曾经亲历公元1140年宋金战争的金主完颜亮再次发起攻宋战争，当时金军中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岳飞不死，大金灭矣！”(原文『逆亮南渡，胡人自为「岳飞不死，大金灭矣！」之语』，相关记载可见于《浪语集》卷22《与汪参政明远论岳侯恩数》)。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主完颜亮自认为准备就绪，灭宋之谋便不再遮掩，金军开始大举南侵功宋，“臣构”祈和不成，命且不保，南宋再度面临亡国的严峻形势。
金军的大举南侵宣告了宋高宗赵构、权奸秦桧之流长期奉行的屈辱求和政策的彻底破产，主和误国之罪昭然若揭，抗战派再次得到人们的尊重和仰赖。
南宋太学生程宏图、太学生直学宋芑，以及倪朴等人先后上书，请求南宋朝廷给岳飞平反昭雪，并追究秦桧祸国殃民的罪行，以谢天下，以激励南宋军民的忠义之气，进而振奋宋军将士的士气。此外，他们不仅要求南宋朝廷恢复岳飞的爵位和名誉，录用岳飞的子孙，而且还要求追夺秦桧的官爵，没收秦桧的家产，甚至还要将秦桧开棺戮尸！
而经过秦桧及其党羽将近二十年的压制和破坏，到了金国再次发起攻宋战争的绍兴三十一年(秦桧当时已经死了)，南宋军备已废弛多年，宋军军纪败坏、军心涣散，宋军将士也早已失去绍兴十年时的那种进取之心和雪耻之志，此时算得上是兵无精兵，将无良将。结果，在名将刘锜(已经六十多岁)的指挥下，虽然集中了江州、池州、建康、镇江四支大军，但宋军在两淮还是一败再败。毫无疑问，刘锜此时手中的兵马，已非昔日骁勇善战的八字军，而是被秦桧之流腐化削弱后的军队。刘锜纵有千般能耐，此时也无济于事了。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多亏了临危不惧的文臣虞允文指挥宋军残部凭借长江天险据守，成功地阻止金军渡江，宋军取得了采石之战的胜利，粉碎了金军的南侵图谋，南宋总算又逃过一场劫难。
（4）. 再看看秦桧专权期间的“光辉事迹”：
在害死岳飞之后，秦桧大权独揽。在秦桧专权期间，秦桧甘当奸细、卖国求荣、残害忠良、结党营私、独断专行、徇私舞弊、迫害异己、贪污受贿、贪赃枉法、卖官鬻爵。秦桧的这些罪恶是不能推给其他人的，从这些方面来看，秦桧生前作威作福，坏事做绝，罪恶滔天，一点也不冤枉。
害死岳飞之后，秦桧“挟强虏以要君”。有了金国主子撑腰，成了宋高宗赵构无法罢免的终身宰相。秦桧得以专权18年，权势如日中天。到后来，秦桧的党羽布满朝堂，秦桧的权势越来越大，甚至达到架空皇帝的程度。当然，这是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
秦桧媚事敌国，凡是金人有所需求，秦桧都无不唯命是从。为了媚奉金国主子，秦桧及其党羽想方设法地榨取民脂民膏，不断地增加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自桧再相，密谕诸路暗增民税七八”（《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秦桧还不遗余力地破坏抗金力量，致使南宋军备废弛多年，军心涣散、军纪腐败。南宋大臣袁燮在奏章中指出：『自秦桧当国，阴与虏结，沿边不宿重兵。』（《历代名臣奏议》卷337）
收回诸大将兵权之后，秦桧大量选用一些奸贪驽钝的庸人去接管各路宋军，“其任将帅，必选驽才”（《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9），驽将治军“不治兵而治财，刻剥之政行，而附摩之恩绝；市井之习成，而训练之法坏。二十年间，披坚执锐之士，化为行商坐贾者，不知其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9）。
秦桧专权期间，大部分宋军将士逐渐由能征善战的军人转变成贪财好利的商人。秦桧还不断缩减宋军的编制与规模，甚至克扣军饷。于是南宋军备废弛、军心涣散、军纪腐败，守将缺人，军力日渐衰弱。
值得注意的是，绍兴和约签定之后，金国女真统治者“以书来索北人之在南者”，南宋朝廷“不敢不如命”，很快下令将“海州、泗州、涟水在南百姓”“根刷过淮北”。后来，秦桧又写信给金国统治者，“许以所索陕西、河南人次第而遣”。
绍兴十四年（1144年），宋高宗、秦桧又“命州县根刷，前后归朝人发还金国”。但金人还不满意，于是秦桧又“命尽发前后所得大金、契丹及归朝人五万，还于大金。”秦桧这样做的目的既是满足金国的要求，更是为了“阴谋内弱军势，绝后来归降之心。”（《三朝北盟会编》卷220，《中兴姓氏录》）
此外，对于淮河、大散关以北的民众，因不堪忍受金国统治者的压榨或因饥荒而冒死南归者，宋高宗、秦桧一概拒之于国门之外。宋高宗、秦桧下令给宋金交界处的南宋地方官吏说：“毋招集流亡，恐致生事。当时，金国连连灾荒，陕西一带百姓“无以食，争西入蜀”但因为秦桧命令，宋庭不敢接纳，以致这些百姓“皆散去饿死，其壮者，北人多买为奴婢。”（《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7）
有人会问，宋高宗、秦桧将南归的北方人强行遣送回去，跟军政有什么关系呢？原来，南宋前期的主要将领，如岳飞、韩世忠、张俊、刘光世、吴玠、刘锜等人，都是北方人，“中兴诸将皆北人”，而他们的手下将士，也多是北方精壮汉子。事实上，这些逃到南方的北方流民，是宋军的中坚力量。而宋高宗、秦桧做出如此举动，无疑是断绝了宋军精壮兵员的来源，导致后来宋军战斗力大为消弱。而且，他们的举动，也让北方的百姓和义军心寒，不敢南来，大大巩固金国的统治，削弱了南宋的边防。
秦桧还是宋朝的特大贪污犯。据《宋史》卷473《秦桧传》记载：“（秦桧）开门受赂，富敌于国，外国珍宝，死犹及门。人谓熺自桧秉政无日不锻酒具，治书画，特其细尔”。
在和金国达成和议之后，为了收刮民脂民膏以奉敌国，宋高宗、秦桧下令各地官吏进行献助，于是“监司郡守”开始“刻削苛细，进献羡余”。名义上是各地官吏以“羡余”献助中央，实际上连宋高宗也知道，这些收刮得来的财物除了进献给金国女真人，剩下的主要就成了秦桧的私有财产。以至在秦桧临死的时候，秦家“富敌于国”。
据南宋史学家李心传所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记载，秦桧家里的府库财富，超过了南宋朝廷的“左藏数倍”，当时凡是南宋宫廷所稀缺的物品，秦桧家都应有尽有。
秦桧大量任用贪官污吏，将清廉的官吏尽数驱逐迫害，秦桧及其狐朋狗党还大肆榨取民脂民膏，致使南宋当时的平民百姓大量破除，国困民穷，“饿死者众”。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由于秦桧“贪墨无厌”“喜赃吏，恶廉士”，故此在秦桧治理之下，南宋多是贪宫污吏。贪官污吏们为了媚事秦桧，便以刻剥百姓为急务，“涪敛以待过往，科率以奉权贵。”
秦桧还密令各地“间乞减免，理宜禁绝”，于是“民力重困，饿死者众，皆桧之为也。”(《文献通考》卷5)
专权期间，秦桧还结党营私、党同伐异，残害忠良、诛锄异己，受到秦桧陷害的不仅有抗金将领，而且还有很多文人士大夫、正直人士，甚至还有很多平民。
为了巩固自己的独裁统治，秦桧还大兴文字狱，进行严酷的舆论管制以粉饰“太平”。当时，凡是“与秦桧异论者”，即使被罢官为闲职，“奉祠里居”，或“侨居他郡”，全都在劫难逃，“以次被罪”，终遭打击迫害。在秦桧专政期间，“士大夫死于其手者甚多”（《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8、卷169）。
秦桧实行特务统治，大兴告讦之风，栽赃陷害，制造恐怖气氛。“察事之卒，布满京城，小涉讥议，即捕治，中以深文”，“秦公方斥异己，大起告讦，此其势欲杀贤者”。此风一起，一些贪渎无耻之徒，“率为桧用”, “争以诬陷善类为功”，使得那些“善于其治”的官吏，“或遭诬诉，有司极其锻炼”。当时的很多卑鄙小人纷纷依附秦桧，不断向上告密，通过诬告陷害无辜以求升官发财。
尤其是，在秦桧的晚年，秦桧的权势达到一手遮天的程度，秦桧无端大兴冤狱，陷害异己及其亲属，其残害异己的心理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受到秦桧迫害而家破人亡的人有成百上千之多。
对于秦桧专权期间丧心病狂地迫害异己之事，南宋时人留正《中兴圣政》与吕中《中兴大事记》均记载：“甚矣，秦桧之忍也！不惟王庶、胡铨、赵鼎、张浚、李光、张九成、洪皓、李显忠、辛企宗之徒相继贬窜，而吕颐浩之子摭、鼎之子汾、王庶之子荀、之奇，皆不免焉。盖（秦）桧之心太狠愎，尤甚于章(悼)、蔡(京)。窜赵鼎而必置之死，杀张浚而犹及其家。甚至萧振以附程氏之学而得祸，洪兴祖以序冯璃《论语注》而得祸，末年欲杀张浚、胡寅等五十三人，而秦栓已病不能书。可畏哉! ”
这里将秦桧所憎恨的文人士大夫们“子孙未尽绝灭”之事归功于秦桧老婆王氏拒绝大理寺将“谋大逆”者名单上呈给病入膏肓的秦桧而“能全数十家性命”，虽然明显体现了因果报应的思想，但也说明了秦桧迫害异己的残酷与南宋时人在残酷迫害下的畏惧心理。
秦桧在不遗余力地铲除异己的同时，还极力扶植培养党羽走狗，对“附己者立与擢用”，“凡龌龊委靡不振之徒，一言契合”，即授以爵官。当时的一些奸佞小人，如孙近、韩肖胄、楼炤、王次翁、范同、万俟卨、程克俊、李文会、扬愿、李若谷、何若、段拂、汪勃、詹大方、余尧弼、巫伋、章夏、宋朴、史才、魏师逊、施钜、郑仲熊等等，都因附会秦桧而相继被秦桧任用提拔。（《宋史》卷473，《秦桧传》)
秦桧还通过控制科举的方式，惟其所欲，“引用州人，以为党助”。当时，秦桧同乡吴表臣、林待聘等人号为党魁，当时的文士只要是秦桧的老乡，同时具有眼、耳、口、鼻者，“皆登要途，更相攀援，其势炎炎，日迁月擢，无复程度”。秦桧营私结党、任人唯亲，其结果是“非桧亲党, 则不得仕宦”。由于秦桧和他的亲信结成了狐群狗党，控制着朝政大权，使南宋朝政极端黑暗腐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4）
秦桧为人处世的哲学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秦桧即便是对他的党羽，也是爱之则欲其生，恶之则欲其死。需要利用某人时，秦桧就甜言蜜语，给予对方以高官厚禄，一旦觉得对方用处不大，或对方不能对自己言听计从，或疑忌对方，秦桧马上就会翻脸不认人，给予对方以无情的打击，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所以秦桧的诛锄异己，还涉及到秦桧与他的党羽之间为争权夺利而展开的互相倾辄。
在秦桧当权的十多年中，任其副职、当其助手而被撤换的，共有二十八人之多。奸相秦桧不仅妒贤嫉能，而且老谋深算，对“士大夫之有名望者，悉屏之远方”。
秦桧所荐用的官吏，“必选世无名誉，柔佞易制者”。这些人被选来后，秦桧也不让他们“干与政事，备员而已”。即使这样，秦桧仍有忌心，不到一年半载，必“诬以罪，罢之”。罢之以后，“尚疑复用，多使居千里外州军”，并派人去进行监视。（《三朝北盟会编》卷220）
秦桧对待副手的办法，是用台谏官去攻击他的执政官，执政官去位，则台谏官升任执政官，又遭新的台谏官攻击，如此循环往复。秦桧玩弄权术的手段既狡滑，又残酷，通过牺牲别人来稳固自己的权位。
这样还不够，秦桧还图谋让他的子孙来继承他的衣钵。早在绍兴十二年（1142）的一次科举考试中，身为宰相的秦桧就指令考试官录取其养子秦熺为状元。当考官定秦熺为第一名之后，秦桧又装模作样地故作姿态，要考官把秦熺降为第二名，以显示自己的“大度”。此后，秦熺的官职不断得到升迁，很快就和秦桧一起成为南宋朝廷中的执政级高官。（《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7）
在绍兴二十四年（1154）的一次科举考试中，秦桧还为他的孙子秦埙谋夺状元。秦桧利用手中的权力，任命其亲信为考试官。这些考官对秦桧的意图心领神会，他们也想借此机会来讨好秦桧，以加官进爵。于是，考官们就协同作弊，商定取秦埙为第一名。但是在廷试结束后，宋高宗看到秦桧孙子秦埙的对策，认为秦埙所写的内容，“皆桧、熺语”，于是就把张孝祥定为第一，而降秦埙为第三。这也反映了宋高宗对秦桧专权结党的不满，有意不让秦埙中状元。
在这次科举考试中，由于秦桧的营私舞弊，秦桧侄子秦焞、秦焴、姻党沈兴杰、亲党周夤等人，都得到了进士的头衔，无非是要“父子亲党，环列要津”，以建立秦家的天下。无怪乎“天下为之切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6）
秦桧坏事做绝，自己也感到难以逃脱天下公论的谴责，于是就渴求阿Q式的自我安慰和自欺欺人，要求那些没有气节的文痞们为他歌功颂德，要求无耻文人们进献马屁文。
在秦桧专权期间，南宋文人们只要吹捧秦桧、称赞和议、贬损岳飞，就可以谋取功名富贵。而揭发秦桧的罪恶，则将遭到秦桧及其党羽的无情迫害。
不久，吹捧秦桧的诗文铺天盖地而来，秦桧自己都感到目不暇，秦桧对马屁文水准的要求越来越高。要博取秦桧的欢心越练越难，于是，无耻文人不遗余力地提升自己写马屁文的水平。一大帮奸佞之徒和无耻文人便争先恐后地大肆粉饰“太平”，吹捧秦桧，把阴险歹毒、祸国殃民的奸相秦桧吹捧成“圣人”“恩父”，还不遗余力地粉饰“太平”，把在以秦桧为首的贪官污吏盘剥下的残破黑暗的社会景象说成是“太平盛世”。到后来，有的无耻文人甚至在马屁文里说秦桧的功德超过了古代的贤相和圣人，把秦桧吹捧成“元圣”（古往今来第一圣贤）。
为了掩盖自己的滔天罪恶，奸相秦桧及其党羽还大肆篡改历史档案以文过饰非。在秦桧长达十四年的专权期间，秦桧始终以宰相兼领“监修国史”、“专元宰之位而董笔削之柄”，并指派其养子秦熺主编南宋国史编年体的日历和实录，极尽篡改史实之能事。
秦桧在史馆中大力安插亲信，秉记事之职者“非其子弟即其党羽”，“凡论人章疏，皆桧自操以授言者，识之者曰:‘此老秦笔也’”（《宋史》卷473《秦桧传》）
《宋史》卷473《秦桧传》记载：“桧乞禁野史。又命子熺以秘书少监领国史，进建炎元年至绍兴十二年《日历》五百九十卷。熺因太后北还，自颂桧功德凡二千余言，使著作郎王扬英、周执羔上之，皆迁秩。自桧再相，凡前罢相以来诏书章疏稍及桧者，率更易焚弃，日历、时政亡失已多，是后记录皆熺笔，无复有公是非矣。”
这条记载表明：自绍兴八年（1138年）秦桧再相之后，南宋官史由秦桧养子秦熺主持修订，自此“无复有公是非”，而秦熺对南宋官史的篡改，也远不止于绍兴八年之后，此前相关的史料也未逃其手。
从建炎元年（1127年）到绍兴十二年（1142年），正是宋金且和且战，南宋抗战派和投降派激烈斗争的盛典时期，包括岳飞从投身抗金战争直到被害所经历的岁月。秦熺在绍兴十三年之前就将这部分国史的日历编撰完成（《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四八绍兴十三年二月月辛巳，《宋史》卷四七三《秦桧传》）
经秦熺之流斧削之后，官史中“凡所记录，莫非其党奸谀谄佞之词，不足以传信天下后世”。绍兴三十三年，南宋史宫张震上奏说：“自建炎元年至绍兴十二年，日历已成将五百九十卷，多所舛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九八，绍兴三十二年闰二月丙戌）。后来有个叫徐度的官员看了以后，也唯有“太息而已”（《挥尘后录》卷一）。
秦桧独相期间，大量起用了自己的子孙与亲朋，他们成了秦桧相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秦桧排斥政敌的一支重要力量，秦桧养子秦熺则又成了秦桧掌握宋高宗“起居动息”、监视皇权和控制百官的最直接的耳目。
秦桧养子秦熺先由秦桧推恩补官，绍兴十二年(1142)中进士第，通判临安，两个月后，便人观为秘书郎；同年九月，升秘书少监，十月，崇政殿说书；绍兴十五年(1145)十月，除翰林学士，二月兼侍读；后迁少傅、少师，封嘉国公。秦熺与其父秦桧一样，成了南宋朝廷中的执政级高官。
除了秦桧养子秦熺，秦桧之兄秦梓也以绍兴十一年(1141)十二月，入朝为官，任秘书少监，次年十月，升侍读；另有秦桧弟秦棣、兄子秦昌、秦垣、三孙秦埙、秦堪、秦坦等，均在秦桧独相期间，入朝为官；秦桧妻党王氏一门甚众，加上其子秦熺妻党曾泳、其孙秦埙岳父高百之、其侄秦垣岳父丁篓明，有数十人之多，他们与秦桧的其他党羽一起为秦桧抑制异论，并大兴文字狱，实行“文禁”和“语禁”，全面实施其专横独断的相党政治，建构了一张巨大而又严密的网络。
事实表明，秦桧党羽布满朝野，其党势力，坚如磐石，也即上述朱熹所说“举朝无非秦之人”，连宋高宗赵构也“更动不得”!
作为南宋四大权奸（秦桧、韩陀胄、史弥远、贾似道）之首的秦桧，远不止是皇帝的一条狗这么简单。宋代野史、正史以及宋人其他著述中关于秦桧架空宋高宗的记载不胜枚举：
南宋史官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记载：“法寺禁系公事，并不遵用法律，唯视秦桧一时之私意，死则死之，生则生之。笞、杖、徒、流， 一切希望（秦桧）风旨。故桧权益重，势益盛，天下之人益畏而忌之。”
南宋史学家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命官犯罪，勘鞫已经成，具案奏裁。比年以来，多是大臣便作“已奉特旨”，一面施行。自今后，三省将上取旨”“知有秦桧，而不知有朝廷”“生杀废置，惟己所欲”。
南宋史家吕中《中兴大事记》记载：“ （帝）亲近儒生之时，桧（秦桧）虑其有所浸润，于是以熺（秦熺）兼侍读，又以巫伋为说书。除言路者，必预经筵，以察人主之动息”。
南宋史学家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208《林泉野记》记载：“ 御前诸处，奏到绝少，乃是桧意。”
南宋学者叶绍翁《四朝闻见录》记载：“秦桧欲胁君固宠金人，又藉之以坚和好，盟书所载，不许以无罪去首相，故诬以侮兵云。”
南宋学者周密《齐东野语》记载：“ 桧暮年，颇有异志。”
南宋大学问家朱熹指出：“秦桧之罪所以上通于天，万死而不足以赎买，正以其始则唱邪谋以误国，中则挟虏势以要君，……而末流之弊，遗君后亲，至于如此之极也。”（参见《朱文公文集》卷75《戊午谠议序》）
朱熹指出：“高宗初见秦桧能担当得和议，遂悉以国柄付之，被他入手了，高宗更收不上。高宗所恶之人，秦引而用之……高宗所欲用之人，秦皆摈去之，举朝无非秦之人，高宗更动不得。”（《朱子语类》 卷131）
朱熹还指出：“故相秦桧归自虏廷，久专国柄，内忍事仇之耻，外张震主之威。以恣睢戮善良，销沮人心忠义刚直之气；以喜怒为进退，崇奖天下佞谀偷惰之风。究其设心，何止误国！岳侯既死于棘寺，魏公复窜于岭表。连逮赵汾之狱，盖将掩众正而尽诛；徘徊汉鼎之旁，已经闻图九锡而来献。”（参见《朱文公文集》卷99《除秦桧祠移文》）
绍兴十一年（1141年），作为南宋三大将之一，见利忘义的小人张俊曾经追随秦桧，与秦桧合谋杀害了岳飞，排挤了韩世忠，之后独掌南宋枢密院，张俊原本以为自己从此可以稳坐钓鱼台。但是秦桧对张俊也不放心，不愿把军权交给张俊，而要由自已独揽。
岳飞遇害之后，秦桧立即唆使其党羽江邈弹劾张俊，说张俊图谋篡夺皇位。宋高宗赵构出面担保张俊『无谋反之事』，放了张俊一马。但是把全国的最高军权交给武将掌握，宋高宗也不放心，于是就乘机让张俊罢职赋闲，『由是中外大权，尽归秦桧』(《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7，绍兴十二年十一月癸巳)。至此，宋高宗赵构基本完成“军政改革”，又回到祖宗“文官统军”的老路上。
秦桧初试得手，即开始着手结党营私。秦桧自立门户，收揽奸佞，排除异己，陷害忠良，架空宋高宗赵构，独掌朝纲。“由是中外大权尽归于桧，非桧亲党及昏庸谀佞者，则不得仕宦，忠正之士，多避山林间”，南宋的整个国家机器围着秦桧一个人运转。秦桧还派人监视宫中，甚至收买了宋高宗赵构的内侍以及御医王继先，窥伺宋高宗的举动，宋高宗赵构的一举一动都受秦桧掣肘。
宋高宗赵构原先以为秦桧无一兵一卒，虽然贪点捞点，但终成不了大气候，等到发现秦桧之奸险叵测时，局势已变化了，“殿堂之上，莫非秦氏朋党；朝野冲要，无不桧贼爪牙”。再看看自己，“中兴班底”或杀或贬，削剥已尽，特别是杀害岳飞，令海内失望、士民崩心，当年在河北相州振臂一呼天下云集的场面，再不会出现了。
秦桧“性阴险如崖阱，深阻不可测”，秦桧权倾中外、咄咄逼人，对宋高宗赵构压迫不止。宋高宗赵构畏惧秦桧，有时见面竟至慌张不能自持，甚至天天在靴中藏一把匕首以备不测，但表面上还得对秦桧极尽巴结讨好之能事。
宋高宗赵构懊悔不已：倘韩世忠、岳飞有一人在，秦桧安敢如此猖狂？好在秦桧没有篡位自立的社会基础，宋高宗赵构心里多少有点儿慰藉。
熬到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十月，秦桧病重，宋高宗赵构登门探视，实则是查看真假虚实。秦桧已病得口不能言，惟流涕淋浪。秦桧儿子秦熺狂妄不知深浅，奏请代居宰相为谁，宋高宗赵构气不打一处来，丢下一句：“此事卿不当与。”说罢拂袖而去。回到大内，赵构立刻令人草诏，抢在秦桧断气之前，将秦桧祖孙三代全部免职。秦熺正在指使大臣奏请自己为相，闻诏大惊失色。当夜，秦桧病死，年66岁。这一年赵构49岁，岳飞被害已14年。
秦桧晚年“颇有异志”，也就是有篡夺皇位的野心，但秦桧暂时没有轻举妄动。这主要是因为：宋高宗不是无能之辈；赵宋王朝经过将近两百年的统治，根深蒂固，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最关键的则是，南宋臣民对秦桧恨之入骨，秦桧不得人心，缺少篡位的社会基础。
考虑到改朝换代的巨大成本和风险，万一有闪失，将招来大祸，故秦桧及其党羽虽然控制了南宋朝政大权，但是还是不敢轻举妄动！
秦桧其实很想效法西汉的王莽，所以他千方百计地阻止宋高宗立年长而又英明的赵瑗（即后来的宋孝宗）为皇太子，秦桧原本想等宋高宗驾崩之后，由他秦家找个几岁毛孩当傀儡皇帝，然后再一步步地取而代之。可惜秦桧活不过比他年轻十八岁的宋高宗，秦桧的阴谋最终落空！
（附注：当代给秦桧翻案的丑类们经常使用的卑劣手段主要有“脱离史料臆断”“编造谎言”“选择性失明”“把谣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丑类们企图用上述伎俩来歪曲史实、颠倒黑白、忽悠别人、蛊惑人心！
臭名昭著的“塞上舞剑”(姓秦），就是典型的丑类，但是他的伎俩比较低劣.“粮食统购”多次编造谣言，美化汉奸卖国贼，给秦桧涂脂抹粉，却拿不出有力证据，更没有任何客观严谨的分析考证，他要么编造谎言，要么断章取义、以偏概全，要么是在脱离史料臆断。）
看过秦桧宰相的以上“光辉事迹”，李林甫、杨国忠之流可真要自愧不如了？
在秦桧归宋之前，南宋朝廷虽多次派使者与金国谈判，但仍是一边防守，一边议和。而一味奉行屈膝求和政策，甚至不惜大肆出卖国家领土主权，通过割地称臣纳贡，不惜一切代价地向金国奉行屈膝投降政策，实际是从秦桧为相开始的。因为秦桧在金国时，首倡和议，所以他南归后，就成为金国女真贵族在南宋的代理人。
而正是由于宋金战争形势发生转变，金国统治者认识到单纯靠军事手段，是不可能灭亡南宋的，所以金国女真统治者开始采取“以和议佐攻战，以僭逆诱叛党”的新策略，他们想派一个得力的奸细混入南宋朝廷，进而作为他们的代理人，来为他们服务。这才有了秦桧的归宋奸计！
绍兴十一年（1141年），作为南宋三大将之一，见利忘义的小人张俊曾经追随秦桧，与秦桧合谋杀害了岳飞，排挤了韩世忠，之后独掌南宋枢密院，张俊原本以为自己从此可以稳坐钓鱼台。但是秦桧对张俊也不放心，不愿把军权交给张俊，而要由自已独揽。
岳飞遇害之后，秦桧立即唆使其党羽江邈弹劾张俊，说张俊图谋篡夺皇位。宋高宗赵构出面担保张俊『无谋反之事』，放了张俊一马。但是把全国的最高军权交给武将掌握，宋高宗也不放心，于是就乘机让张俊罢职赋闲，『由是中外大权，尽归秦桧』(《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7，绍兴十二年十一月癸巳)。至此，宋高宗赵构基本完成“军政改革”，又回到祖宗“文官统军”的老路上。
秦桧初试得手，即开始着手结党营私。秦桧自立门户，收揽奸佞，排除异己，陷害忠良，架空宋高宗赵构，独掌朝纲。“由是中外大权尽归于桧，非桧亲党及昏庸谀佞者，则不得仕宦，忠正之士，多避山林间”，南宋的整个国家机器围着秦桧一个人运转。秦桧还派人监视宫中，甚至收买了宋高宗赵构的内侍以及御医王继先，窥伺宋高宗的举动，宋高宗赵构的一举一动都受秦桧掣肘。
宋高宗赵构原先以为秦桧无一兵一卒，虽然贪点捞点，但终成不了大气候，等到发现秦桧之奸险叵测时，局势已变化了，“殿堂之上，莫非秦氏朋党；朝野冲要，无不桧贼爪牙”。再看看自己，“中兴班底”或杀或贬，削剥已尽，特别是杀害岳飞，令海内失望、士民崩心，当年在河北相州振臂一呼天下云集的场面，再不会出现了。
秦桧“性阴险如崖阱，深阻不可测”，秦桧权倾中外、咄咄逼人，对宋高宗赵构压迫不止。宋高宗赵构畏惧秦桧，有时见面竟至慌张不能自持，甚至天天在靴中藏一把匕首以备不测，但表面上还得对秦桧极尽巴结讨好之能事。
南宋史官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记载：“法寺禁系公事，并不遵用法律，唯视秦桧一时之私意，死则死之，生则生之。笞、杖、徒、流， 一切希望（秦桧）风旨。故桧权益重，势益盛，天下之人益畏而忌之。”
南宋史学家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命官犯罪，勘鞫已经成，具案奏裁。比年以来，多是大臣便作“已奉特旨”，一面施行。自今后，三省将上取旨”“知有秦桧，而不知有朝廷”“生杀废置，惟己所欲”。
南宋史家吕中《中兴大事记》记载：“ （帝）亲近儒生之时，桧（秦桧）虑其有所浸润，于是以熺（秦熺）兼侍读，又以巫伋为说书。除言路者，必预经筵，以察人主之动息”。
南宋史学家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208《林泉野记》记载：“ 御前诸处，奏到绝少，乃是桧意。”
南宋学者叶绍翁《四朝闻见录》记载：“秦桧欲胁君固宠金人，又藉之以坚和好，盟书所载，不许以无罪去首相，故诬以侮兵云。”
南宋学者周密《齐东野语》记载：“ 桧暮年，颇有异志。”
南宋大学问家朱熹指出：“秦桧之罪所以上通于天，万死而不足以赎买，正以其始则唱邪谋以误国，中则挟虏势以要君，……而末流之弊，遗君后亲，至于如此之极也。”（参见《朱文公文集》卷75《戊午谠议序》）
朱熹指出：“高宗初见秦桧能担当得和议，遂悉以国柄付之，被他入手了，高宗更收不上。高宗所恶之人，秦引而用之……高宗所欲用之人，秦皆摈去之，举朝无非秦之人，高宗更动不得。”（《朱子语类》 卷131）
朱熹还指出：“故相秦桧归自虏廷，久专国柄，内忍事仇之耻，外张震主之威。以恣睢戮善良，销沮人心忠义刚直之气；以喜怒为进退，崇奖天下佞谀偷惰之风。究其设心，何止误国！岳侯既死于棘寺，魏公复窜于岭表。连逮赵汾之狱，盖将掩众正而尽诛；徘徊汉鼎之旁，已经闻图九锡而来献。”（参见《朱文公文集》卷99《除秦桧祠移文》）
《宋史》卷473《秦桧传》记载：
桧两据相位者，凡十九年，劫制君父，包藏祸心，倡和误国，忘仇斁伦。一时忠臣良将，诛锄略尽。其顽钝无耻者，率为桧用，争以诬陷善类为功。……
凡论人章疏，皆桧自操以授言者，识之者曰：“此老秦笔也。”察事之卒，布满京城，小涉讥议，即捕治，中以深文。又阴结内侍及医师王继先，伺上动静。郡国事惟申省，无一至上前者。桧死，帝方与人言之。
秦桧老婆王氏一直没有给秦桧生出儿子。秦桧有一个私生子，名叫林一飞，是秦桧与其婢女偷情生出来的，但是秦桧畏惧老婆，王氏对秦桧管制很严，‘桧素畏内，妾尝孕，逐之，生子为仙游林氏子，曰一飞，“其兄一鸣，弟一鹗”（齐东野语卷11《曹泳》）。直到秦桧任相，在朝中不可一世，而在家里却仍然“畏内”，即今人所谓“妻管严”。
秦桧老婆王氏不仅将与秦桧偷情的女婢母子逐出家门，而且禁止秦桧认亲生儿子，并且还不准秦桧的私生子姓秦，于是那个婢女只好带着儿子嫁给一个姓林的人，并为她和秦桧的私生子取名林一飞。
秦桧老婆王氏的兄长王奂，与秦桧一样害怕老婆。王奂曾经与奴婢偷情生了一个儿子，结果其私生子也被自己老婆逐出家门。后来，王奂的私生子被秦桧夫妇收为养子，也就是秦熺。
秦桧至死也无法将亲生儿子林一飞改姓秦，其故非他，跋扈的王氏无疑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秦桧晚年权势达到了颠峰状态，却又有许多矛盾和苦恼，不得认亲子，就是其中之一。
《宋史》卷449《忠义传》载有秦钜，说他是“宰相桧曾孙”，任蕲州通判（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副县长）。秦钜虽说是秦桧曾孙，但其实是秦桧养子秦熺的后代，与秦桧没有血缘关系。
事实上，秦桧亲子林一飞的后代湮没无闻，而后世秦姓者，不论他是否承认是秦桧的后代，其实与秦桧都没有血缘关系。
据说，秦矩是秦桧的曾孙。1221年，金军南下蕲州，秦矩时任通判（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副县长），他与知州李诚之死守城池。
金军听说守城的是秦桧的后人，高兴地派人来劝其投降。秦矩拒不投降。后来，金军破了城池，李诚之与家人一起自杀殉国。秦矩也退回官邸自焚殉国，秦矩的儿子秦浚闻讯，也毅然跳入火中，追随父亲而去。
很显然，秦矩不投降金人，最后自焚殉国，而不是“战死殉国”。
再者，秦矩虽然是秦桧的曾孙，但是秦矩是秦桧养子的后代，故只是秦桧名义上的曾孙，他其实与秦桧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众所周知，岳飞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他的事迹在中国家喻户晓，岳飞深受中国老百姓的喜爱也是毋庸置疑的。岳飞的对立面，则是一个叫秦桧的反面人物。
对于广大中国民众来说，提到岳飞，大家就会想到那外敌入侵、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乱世，有人以驱逐胡虏、救民水火、恢复旧山河为己任，“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尽忠报国、至死不渝；而提起秦桧，大家则会想到一个甘当内奸、卖国求荣、残害忠良、贪赃枉法、祸国殃民的十恶不赦之徒。
岳飞出生于普通农民家庭，没有显赫的身世背景，本来只是一个处在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在那外敌入侵、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乱世，出身寒门的岳飞却以驱逐胡虏、救民水火、恢复旧山河为己任，“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不计个人得失，尽忠报国、至死不渝，靠着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和坚忍不拔的顽强意志，依靠自己的才干和努力，建功立业，做出了一番大事业，成为叱咤风云的杰出英雄人物。而这正是岳飞卓越超群之处。
岳飞自二十岁从军，“以列校拔起，累立显功”，身经百战，从普通士兵成长为一代名将。虽然岳飞后来在报国大业尚未完成的情况下惨遭奸佞之徒陷害，含冤而去，但是岳飞的英名和事迹却长期为后人称颂推崇。
秦桧是汉奸、卖国贼、特大贪污犯、残害忠良的奸佞、祸国殃民的权奸，这些铁证如山！
在专权期间，秦桧甘当奸细、卖国求荣、残害忠良、结党营私、独断专行、徇私舞弊、迫害异己、贪污受贿、贪赃枉法、卖官鬻爵，想方设法地榨取民脂民膏，还大兴文字狱，进行严酷的舆论管制以粉饰“太平”，还大肆篡改历史，都后来甚至架空皇帝、图谋篡位。秦桧的这些罪恶是不能推给其他人的，从这些方面来看，秦桧及其同党就是一群祸国殃民的民族败类，他们无恶不作，无所不为。
秦桧一生作恶多端，罪恶滔天，天人共怒。秦桧死了几十年，南宋军民仍然没有忘记秦桧的滔天罪恶，人们憎恶秦桧，纷纷在秦桧的坟地上大小便。
有一次，南宋一个将领率军路过秦桧坟墓，就故意让士兵们在秦桧的坟墓旁安营扎寨，于是那些士兵要上厕所时，就纷纷跑到秦桧的坟墓上，在秦桧的坟墓上大小便。人们因此传出民谚“太师（秦桧）坟上土，遗臭万万年”，——这就是秦桧遗臭万年的说法的来历。
南宋时期，老百姓痛恨秦桧作恶多端，于是纷纷到坟地上大小便，至于秦桧那被盗墓者发掘一空的墓穴则成了很多人便溺的粪坑，于是秦桧墓穴被南宋民众称为“遗臭坑”！这就是流传千古的民谚“太师（秦桧）坟上土，遗臭万万年”的由来！
最近几年，社会上汉奸洋奴卖国贼及其后人很猖狂，不断为中国历史上的汉奸洋奴卖国贼翻案，从汪精卫、到李鸿章、秦桧，一个接一个地翻案。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他们今天的卖国行为辩护。
这些年来，不断有无知无耻者跳出来为秦桧翻案，甚至挖空心思地美化“汉奸”、美化“侵略”、美化祸国殃民的权奸，美化“贪污犯”,并且那些人渣小丑们还不择手段地污蔑诋毁包括岳飞在内的中国民族之杰出先人！这真是时代的悲哀！
事实上，吹捧秦桧并诋毁岳飞的那些当代人，要么卑鄙无耻、做贼心虚、和秦桧是一路人，要么是些丧尽天良的御用文人，要么是些人渣丑类和时代怪胎，要么是些不学无术而又人云亦云的墙头草！真是群丑乱象、时代悲哀！
千百年来，人们敬仰岳飞，不仅写下为数众多的纪念诗文楹联，而且还给岳飞建立很多庙宇，至于前去瞻仰岳王庙的人，更是数不胜数（古时候瞻仰岳王庙的人很多，现在也很多，例如，杭州岳王庙一年就要接待几百万的游人）！
八百多年以来，岳飞之所以为后世景仰、敬重，这不仅因为岳飞为保卫家国而立下了卓著战功，不仅因为岳飞是一位“文武全器，仁智并施”的杰出军事家和执德布义的“忠孝完人”，也不仅因为岳飞的高风亮节，岳飞具有治军严明、赏罚分明、廉洁奉公、不纵声色、爱民如子、秋毫无犯等高尚品行，更是因为岳飞不畏艰险誓死反击外侮、坚决反抗侵略奴役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岳飞自强不息、奋发进取、“挽狂澜于既倒 扶大厦之将倾”的巨大勇气，还有岳飞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与邪恶势力妥协的可贵品行，和岳飞坚贞不屈、誓死抗争、心昭天日的民族气节！
岳飞的爱国精神和浩然正气影响着一代代的中华儿女，激励着古往今来的众多志士仁人！尤其是在国难当头的历史转折点，岳飞爱国精神所产生的感召力更为震撼！
绍兴八年（1138年），秦桧第二次当宰相，宋金第一次议和。最初秦桧的地位并不稳固。秦桧从执掌朝政到独断专权，有一个发展过程。
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金第二次议和之时，金国女真统治者明确要求宋高宗赵构“不许以无罪去首相”（参见《四朝闻见录》乙集《吴云壑》，《朱文公文集》卷95张浚行状，或《鹤林玉露》甲集卷5《格天阁》）。
害死岳飞之后，有了金国主子撑腰，秦桧逐渐成了宋高宗赵构无法罢免的终身宰相。
秦桧“挟强虏以要君”（参见《朱文公文集》卷75《戊午谠议序》），“久专国柄，内忍事仇之耻，外张震主之威”（参见《朱文公文集》卷99《除秦桧祠移文》）。
到后来，秦桧的党羽布满朝野，其党势力坚如磐石，“举朝无非秦之人”，连宋高宗赵构也“更动不得”（《朱子语类》 卷131），秦桧逐渐成为宋朝第一个专权独断、架空皇帝的权臣。
建炎三年（1129年）二月初三，前方军情极端吃紧，宋高宗赵构却还在扬州行宫里面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
宦官得知消息以后赶忙去向宋高宗赵构告急，宋高宗赵构此时正在大白天淫乐，金国骑兵快要杀到扬州这一消息有如晴天霹雳，正在行淫的宋高宗赵构顿时被吓成了阳痿。
宋高宗赵构惊惶失措，来不及再召集大臣会商，便立即穿上戎装，骑马出城，抢先逃命。跟随在宋高宗赵构身边的，只有那个贪赃枉法的御营都统制王渊、宦官康履等五六人，侍卫兵也只有几个，大家打着马拼命奔跑。
宋高宗赵构丢下几万将士和扬州百姓，然后自己逃命，架轻舟横渡长江，去了江南。
不久，金国铁骑杀来，十几万扬州百姓和将士家属望着滔滔长江哭天喊地，要么溺水而死，要么被金兵屠杀，剩下的都成了金国女真人的奴隶。
在杀害抗金名将岳飞以及爱国文人陈东、欧阳澈等人时，宋高宗赵构有足够的凶狠，在南宋臣民面前，宋高宗赵构也具备足够的帝王专横霸气，但是对待杀父之仇敌金人，宋高宗赵构却表现了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奴气。
刘豫之称帝、李成之为盗、郦琼之反叛（他们原本都是宋臣，后来投靠金人，给金人当鹰犬，成了汉奸），都很逍遥自在，也很难见到宋高宗赵构对他们的指责。
至于金人之跋扈骄横，灭亡北宋，侵占宋朝疆土，屠戮宋朝臣民，害死宋高宗赵构父兄，奸淫宋高宗赵构母姊与宋高宗妻女，宋高宗赵构反倒尊之为大金，自称曰臣构，屈膝跪拜，必恭必敬了。
岳飞遇害十几年之后，金国海陵王完颜亮蓄意吞灭南宋，故意命令其使者王全在出使南宋时当面毒骂宋高宗赵构，完颜亮还对其使者说“彼必不敢害汝”。
在听到金国使者的恶毒谩骂之后，宋高宗赵构不仅没有发怒，而且还可怜巴巴地躲到屏风后面哭泣。
事后，宋高宗赵构竟然还命令南宋大臣照旧设宴招待，以礼貌发遣金国使者，还继续派遣使者去金国修好，仍然企图乞求完全没有丝毫希望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