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道小熊和小天:]时代迁易与宋代士大夫的观念转变

　　二　入仕参政观的转变
对于士阶层而言，由士而仕，投身宦海，进而参与政治，是自身价值实现的主要途径。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势力强大，“九品中正制”这种选官制度为门阀世族所垄断，不仅从政治上堵塞了广大士人阶层为官从政的道路，而且也禁锢了官吏的进取心。隋唐时代，门阀势力衰落，中小地主兴起，九品中正制遂为新兴的科举选官制所取代，社会各阶层入仕参政的机会增多。然而，由于这时的科举制度尚处于创立阶段，制度本身远未完善，科举取士的人数与应举者的比例相差悬殊，并且由于科举考试为上层社会所控制，因而大量寒门士人仍旧被排斥在政权之外；而由于士族门阀残余影响的存在，那些由科举入仕的部分寒族，在跻身统治阶级行列之后，也很快变成了新士族，因此他们无须为自己的政治经济地位是否稳固而担忧。这种情况，就很难激发他们入仕参政后积极有为的进取精神。尽管在唐代士大夫当中，也不乏诸如陈子昂、刘禹锡等以天下治平为己任的士大夫，但他们的所作所为，一般只具个体性。从整体上考察，这一时期的士大夫还没有在群体意义上形成一种仕以行道，达则兼济天下的入仕参政意识。
经过唐中叶社会生产关系的剧烈变动，以及唐末、五代几十年的大动乱，魏晋以来的门阀士族地主至宋彻底衰微，庶族地主取得绝对优势的统治地位。特别是随着宋代封建租佃关系的普遍盛行，“不立田制”土地政策的推行，土地所有权转移的频率进一步增强，宋代社会出现了一种“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１２〕（《袁氏世范》卷３）的趋势，地主阶级内部升降沉浮加速，大批中小地主涌现出来。这些中小地主随着经济地位的上升，也要求在政治上取得一定地位。宋代统治者适应社会上的这种变化，以科举为选官的主要途径，而且有意识扩大选拔的范围，这样，一大批中小地主出身的士人得以通过科举入仕参政，并成为官僚集团的核心力量。唐代那种“朝廷选官，须公卿子弟为之”〔１３〕（《新唐书·选举志》）的情形，到宋代便转化成了“取士不问家世”〔１４〕（《通志·氏族略》），士庶界限被彻底打破了。
经济地位的升降沉浮，入仕方式的演化，士人阶层统治地位的巩固，互为表里地结合在一起，就使得入仕后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阶层利益与王朝利益即国家社稷的利益，在根本上取得了一致，从而极大提高了他们参政后的自觉性和责任感。他们以主人翁的角色意识和使命感，积极上书言事，评判历史，参与政治，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务实有为和仕以行道的入仕参政观念。他们之中，或者如范仲淹，“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１０〕（《宋史·范仲淹传》），从不考虑个人的利害得失；或者如欧阳修，“勇于敢为，虽机阱在前，而触发之不顾”〔１０〕（《宋史·欧阳修传》），或者如石介，“极陈古今治乱成败，以指切当世贤愚善恶，是是非非，无所讳忌”〔１５〕（《宋元学案·泰山学案》）；或者如文天祥，在民族存亡的危急时刻，毁家纾难，尽以家资充军费，矢志抗元……。即使在仕途受挫，落魄失意时，宋代士大夫也没有放弃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而是以不耿耿于得失，不汲汲于目前的阔大胸怀包容个人的穷通荣辱，从而使传统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士人处世原则得到升华。如范仲淹在庆历新政失败后被逐离职出京的情况下，在地方上仍然是孜孜民事，表示“求民疾于一方，分国忧于千里”〔４〕（《范文正公集·邓州谢上表》）的社会责任心永不改变。欧阳修在遭受贬谪时，亦未因生活波折而远离尘世，仍然保持着自己论事切直的秉性和政治上的追求。苏轼一生仕途坎坷，多次被贬，甚至连性命也差点丢掉，虽然在其诗作中有人生空寞之叹，但他始终保持着济世救民的社会责任感，仍旧一如既往地勤于政事。北宋张载曾将自己的平生志向归结为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１６〕（Ｐ３２６）可以说这也是多数宋代士大夫的志向。宋代士大夫这种务实有为，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信念和行为，不单是“原始儒教的复苏”〔１７〕（《士与中国文化·自序》Ｐ１０），也是时代环境所唤起的士人阶层欲忠君报国的精神风貌的体现。就其本质而言，它反映了宋代士大夫在掌握政权之后的一种整体心态，即从追求个人的闻达向关心社会和阶层的群体利益的转换。

　　三　本末观的转变
根植于传统农耕自然经济模式的中国古代社会，向来视商如敌。因而，农本商末、重本轻末的思想一直相沿不衰。于是，商贾所从事的商业行为，素被文人士大夫斥之为市井小人之事，耕读为本和君子不言钱之类的虚伪价值观念也源源而生。尽管到唐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士大夫反对重本抑末的思想主张不断涌现，以前那种讳言工商，斥责赚利的传统本末观有所转变，但在根本上仍未突破“农本工商末”的划分，商人仍是地位低下的“杂类”，商业则是君子不齿的“贱业”。
宋代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高度发展的时期，“自宋代始，中国文化开始了从农业形态向工商业形态转变的历史进程”〔１８〕。这一时期，伴随着商业经济的长足发展，以及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传统的“农本工商末”观念受到很大冲击，使一向以耻谈“利市”财富相标榜的士大夫阶层的本末观念发生了质的变化。他们从对商业在整个社会经济结构所起的作用的体认中，批判、谴责了轻商和抑商观念，对工商业的社会价值给予充分肯定。如邓馆指出：“行商坐贾，通货殖财，四民之益也。”〔１９〕（《东都事略·邓馆传》）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楷模范仲淹，则发出了“吾商则何罪?君子耻为邻”〔４〕（《范文正公集·四民诗》）的呼喊，对轻商、抑商的观念进行了谴责。为了发展商业，为国聚财，范仲淹还建议政府以官爵劝诱人们从商：“有逐处富实之家，不为商旅者，必须以利劝之……二万贯者与上佐官；三万者京官致仕。”〔３〕（《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１４１）南宋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传统的本末观念在士大夫身上更是发生了质的变化，许多人完全摆脱了视商业为“末业”的传统观念，对千余年流行的“农本工商末”的概念进行了彻底否定，旗帜鲜明地把工商视为“本业”。陈耆卿和叶适即是其中的代表。陈耆卿指出：“古者四民，曰士，曰农，曰工，曰商。士勤于学业，则可以取爵禄；农勤于田亩，则可以聚稼穑；工勤于技艺，则可以易衣食；商勤于贸易，则可以聚财货。此四者，皆百姓之本业，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易之者。”〔２０〕（《嘉定赤诚志·风俗》）激进的思想家叶适亦尖锐指出：“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２１〕（《习学记言序目》１９）随着本末观念的改变和重商意识的增强，宋代士大夫在实际生活中也纷纷投身于商贾行列，如赵普、晏殊、苏轼、程颐、程颢等都曾从事过商业活动。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南方地区，士大夫经商更为盛行。“江淮间，虽衣冠士人，狃于厚利，或以贩盐为事”〔１０〕（《宋史·食货志》）。宋代士大夫对商业活动的追逐，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长期以来士商由于社会地位的悬殊差异而造成的情感疏隔。在宋代，不唯商人主动与官僚联姻者屡见不鲜，官吏主动与商人联姻者亦司空见惯。如宋仁宗时，身任馆阁清贵之职的凌景阳，即与酒店富商孙氏女为婚。更为引人瞩目的是，随着士商情感的逐步沟通，商向士身份转换的现象相当普遍。如宋徽宗大观三年以上舍及第后官至宰相的李邦彦，为银匠之子；皇进士冯京，原本出身于商人家庭。缙云富商潘氏，其子“擢进士第，至郡守”〔２２〕（《鹤林玉露》卷４）。至于商贾凭借资财寻觅仕宦途径更是枚不胜举。传统的四民关系这道难以逾越的屏障已被打开了缺口，士商界限开始混淆。毋庸置疑，宋代能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商人社会地位大变迁的时代，是与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分不开的，但不能否认，它也是与宋代士大夫本末观的变化密切相联的。
　　四　忧患观的转变
忧患意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人文精神，在中国古代士大夫身上表现得尤为强烈和突出，但因时代环境、个人际遇之异，其表现内涵也不尽相同。五代时期长期的军阀混战，使王朝频繁更替，武人控制了从上到下的统治权，权倾一时，恣意妄为。在武人权势恶性膨胀的社会氛围下，文人们寄人篱下，取宠于武人，常常是“絷手绊足，动触罗网，不知何以全生”〔２３〕（《廿二史札记》卷２２）。严酷的现实使五代的文人士大夫深感命运无法主宰，因而他们的忧患观主要表现为对个人无常人生的感伤，以及因个人政治失意而触发的怅惘忧懑情绪。这是社会大动乱，政治大黑暗的特殊历史产物。

宋代文人士大夫所置身的时代氛围与五代是截然不同的。宋代是一个礼遇士大夫的朝代，宋太祖开国之初即“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１０〕（《宋史·陈亮传》），并立有“不杀士大夫”〔２４〕（《宋论》卷１）之誓约。特别是随着制度策略中“右文”政策的推行，大量知识分子进入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行政机构，成了国家官僚队伍的主体，形成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３〕（《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２２１）的政治构架。宋代士大夫现实境遇的改变，社会地位的提高，直接刺激了士大夫阶层心理意识“在全新水平上的高度自觉”〔２５〕，使他们能够在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中以所投身的政权之安危为念，能够把自身的命运同王朝社稷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因之，宋代士大夫的忧患意识，与五代文人在武夫独尊时心理上所产生的那种为了摆脱个人实际利害得失的忧患心绪不同，从本质上来讲，它主要表现了历史的主体——人对人的生存价值和国家民族利益的“终极关怀”。尽管宋代士大夫的忧患内容也因经历际遇的不同而表现出比较广泛的层面，但其基本层面、核心内容则是为天下的安危有所忧的忧国忧民意识：“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４〕（《范文正公集·岳阳楼记》）范仲淹发出的这种忧乐天下、体国恤民的忧患意识，时时体现在宋代士大夫的著述吟唱和为政实践之中。如面对为赋役所苦的黎民百姓，刚步入仕途的苏轼便陷入深深忧虑之中，他为自己的“救之无术”而“自惭”〔２６〕（《苏轼文集·曰风翔到任谢执政启》）；有感于国土沦丧，人民涂炭，陆游直写胸臆：“位卑未敢忘忧国”〔２７〕（《陆游集·病起书怀》）；文天祥仕途坎坷，虽隐身深山，但面对蒙古贵族对南宋的加紧进攻，仍无时无刻不在忧国忧民：“故人书问至，为言北风急，山深人不知，塞马谁得失?挑灯看古史，感泪纵横发。”〔２８〕（《文天祥全集·出中感兴三首》）宋代士大夫的这种忧患意识反映在史学上，就是以面向过去为主的史学也承担起了“资治”的重任，并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如司马光从总结王朝盛衰兴亡的教训出发，写出了我国第一部贯通古今的传世史籍《资治通鉴》。其他如欧阳修所撰的《新五代史》，曾巩整理的《陈书》，袁枢编辑而成的《通鉴纪事本末》等，皆体现出宋代士大夫以史为鉴的史学自觉意识。正是这种空前高涨的忧国忧民意识，激发了有宋一代士大夫救亡图存和政治改革的热情，用宋朝人的话讲，由于国家“萎靡不振，当时士大夫亦自厌之，多有文字论列”〔２９〕（《元诚语录》卷上），“当时非独荆公(王安石)要如此，诸贤都有变更意”〔８〕（《朱子语类》卷１３０）。宋代之所以能在积贫积弱，困于四境的情境下得以存续和发展，应当说，宋代士大夫的体国恤民的忧患意识，是起了很大凝聚作用的。
综上所论可以看出，处于转型时期的宋代士大夫阶层，由于其生存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与宋前社会的不同，其整体观念亦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当然，这里没有详细区分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士大夫观念的差异，但是，如果我们把宋代士大夫放在整个历史长河中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的话，以上几个方面从总体上讲还是可以视为宋代士大夫观念变革的突出标志。
收稿日期：１９９９－１２－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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