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道boss刷新坐标:滦州兵谏：清政府丧失君主立宪最后机会

滦州兵谏：清政府丧失最后君主立宪的机会
[导读]朝廷如能对张绍曾等人建议给予肯定答复，相信由湖北新军引发的大革命完全可至此结束。然而清廷并没珍惜其建议，没顾及他们的政治忠诚，继续以糊弄的姿态一步一步退却，结果错失良机。
转播到腾讯微博

 
满清政府皇族内阁合影
本文摘自《1911年：中国大革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清廷在政治变革方面的让步当然有袁世凯的推动，不过也必须承认，清廷的这些宣示其实是当时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共同期待，甚至可以说是中国的必由之路和前进方向。就此而言，南方的兵变、哗变，对于清廷打破守旧势力的封锁，为政治变革打开一条血路，还是起到了积极作用。由此还必须说，清廷这个重要宣示的推手，还不仅仅来自袁世凯一系，可能还有诸如滦州兵谏事件的影响。
所谓滦州兵谏，就是驻守在滦州的新军第二十镇官兵基于义愤和大义所发动的一场军事哗变，其政治诉求与湖北新军的哗变有所不同，而是要求清廷立即实行君主立宪，这一点与袁世凯当时的政治立场完全一致。但是不知为什么，在过去许多年，史学界许多人都认为滦州兵谏的政治诉求是革命，是排满，是共和，而滦州兵谏的主要领导人吴禄贞被杀害，也被说成是袁世凯的阴谋和指使。现在冷静观察重新阅读相关史料，就会发现这一事件可能还不那么简单，可能还有重新思索的空间。
滦州兵谏的主要领导人还有张绍曾和蓝天蔚。张绍曾生于1879年，时年三十二，河北大城人，原为天津武备学堂学生，后被保送至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一期炮科，毕业时名列第一，回国后任北洋第三镇炮兵标统。1905年入直隶督练公所教练处任总监督。1910年随贝勒载涛出洋考察欧美陆军，归国后转任陆军贵胄学堂监督。少年权贵载涛、载洵等算张绍曾的学生，这也是张绍曾在朝廷层面的重要人事资源。1911年，张绍曾调任新军第二十镇师统制，驻守沈阳、新民一线。武昌起义发生后，奉命入关，驻扎滦州。
蓝天蔚生于1878年，时年三十三，湖北黄陂人。初就学于湖北武备学堂，1899年以优异成绩被张之洞选派送日本士官学校深造，并在那里与张绍曾、吴禄贞结识。1903年，蓝天蔚奉命回国，任将弁学堂教习，因与吴禄贞等人过从甚密，遂被军方高层怀疑，蓝天蔚愤而辞职。旋经吴禄贞推荐，再度赴日考察军事，并从湖北新军中挑选五十名优等生随行。日俄战争爆发后，蓝天蔚甚为愤慨，出面组织中国学生成立义勇队，任队长，帮助日本抵抗俄国。
与张绍曾、吴禄贞的情形一样，由于中国处在政治发展的十字路口，好学深思的蓝天蔚对于各种思想学说都有浓厚兴趣，他与湖北籍的刘成禹、李书城等人组织同乡会，并创办留日学生第一个以省份命名的进步刊物《湖北学生界》，以输入东西洋各国进步学说唤起国民精神为己任。回国后出任第二混成协统领，驻守奉天。
吴禄贞生于1880年，时年三十一，湖北云梦人，经历与蓝天蔚相似，1896年从军，1898年被张之洞选派送赴日本学习军事。据说，吴禄贞也受孙中山思想的影响，秘密加入同盟会，以推翻清廷为己任。这个说法的可信性其实还值得讨论。
从个人性格品行上说，吴禄贞又与蔡锷有着相似之处，只是吴禄贞个头瘦小，但其谈吐不凡，做事专断，性格豪迈，不愿被别人领导，有着很强的领袖欲。广结天下英雄豪杰，花钱如流水，风光无限，喜欢美女，纳娼为妾。或许因为这个爱好，吴禄贞与蔡锷被一些雅士文人讥为“南蔡北吴”。
吴禄贞留学归国后，在军界的发展一帆风顺，先任中央练兵处训练科监督，后随东三省总督徐世昌赴奉天，任军事参议，旋任延吉边务帮办，后升任延吉边务督办、陆军协都统。1910年奉调回京，出任镶红旗蒙古副都统，前往德国、法国考察军事。回国后调任陆军第六镇统制。
张绍曾、吴禄贞、蓝天蔚三人在日本留学时深相结纳，成绩突出，志趣不凡，被誉为“士官三杰”。他们虽然在那里受到孙中山思想的影响，与湖北籍的革命者像刘成禹等人来往，然而不管怎么说，他们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革命者，更不是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那样的职业革命家。他们作为清政府官费选送的军事留学人员，他们对朝廷依然有着无比期待和基本忠诚，他们后来之所以挺身而出进行兵谏，与其说是对武昌起义的响应，不如说是对武昌起义的回应，因为他们兵谏的政治诉求并不和湖北军政府以及独立各省的要求相一致，而是要求朝廷遵守君主立宪的政治承诺，加快立宪步伐，早日进入完全立宪的时代。
至于吴禄贞几个人对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倾慕和探究，也不必过多阐释，道理非常简单，因为革命和改良在1906年之后的中国其实就是一个跷跷板。革命高涨了，肯定意味着改良出了状况，而状况一定是朝廷又遇到根本障碍改不动了。这时，许多稍怀激进情结的中国人都会倾向于革命。而一旦朝廷化解了改良的障碍，改良又进入常态了，革命也就没戏了，革命也就低潮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吴禄贞等士官三杰和那个时代许多关心政治的中国人一样，你可以说他是革命者，也可以说他是朝廷的忠诚拥护者。他们对朝廷的批评、批判与愤怒，其实就是典型的“第二种忠诚”，是恨铁不成钢。
进入1911年之后，革命的形势原本走向了低潮，黄花岗起义失败后，清政府主导的政治改革如火如荼，立宪党人都在幻想着随着政治改革的进程分享应该获得的权利，不料清廷亲贵内阁的出台惹恼了立宪党人，使他们先前的政治期待归于落空。紧接着，朝廷又接受盛宣怀铁路国有化的建议，弄得南方各省群情激奋，反抗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清廷为了振奋人心，鼓舞士气，决定在当年秋天调动大军举行永平秋操，以此去压制各地风起云涌的抗议浪潮。
永平秋操分为东西两军。西军为禁卫军，以满洲人为主；东军为新军，以汉人为主。内定的演习方案是东军败西军胜。清廷特别任命军咨大臣载涛为永平秋操大元帅，任命舒清阿为西军总统官，冯国璋为东军总统官。被指定参加秋操的队伍，禁卫军为第一混成协、第二混成协和第三混成协；新军参加秋操的为第一镇、第四镇、第二十镇及第二混成协。东西两军先后从原驻地向滦州一带集结。
张绍曾统领的第二十镇参加秋操的队伍从新民府陆续开到滦州的时候，武昌起义已经爆发，全国震动，军心不稳。朝廷根据秋操大元帅军咨大臣载涛的报告，下令停止当年秋操的一切准备活动，并考虑将新军第二镇、第四镇及第六镇的一协编为第一军，将第二十镇和第三镇、第五镇各一协及第二混成协编为第二军，开赴湖北前线。因此，从各地向滦州集结的各路军队相继离开返回原驻地，但不知为什么只有张绍曾的第二十镇却在滦州按兵不动。
滦州为拱卫京师的战略要地，张绍曾和他的第二十镇在那里按兵不动引起了朝廷的注意，朝廷当然担心武昌的事情在滦州发生，所以相继委派载洵、吴禄贞、蒋作宾、陈其采等将领前往滦州相机劝说，以解除朝廷的担心。
载洵算是张绍曾的学生，但他的劝解并不被张绍曾接受。吴禄贞是张绍曾的哥们，他所统领的第六镇已经从滦州返回原驻防地保定，他受命前往滦州劝说张绍曾，其实是给了他一个名正言顺的机会进行沟通串联，使吴禄贞将他们士官三杰先前的计划有机会进行调整。
作为湖北籍的新军军官，吴禄贞、蓝天蔚等人对武昌事变理所当然更为关心，也理所当然想为自己的故乡，还有那支自己先前服务过的部队做点什么。这是人之常情，不可过多指责。他们确实有遥相呼应的考虑，以配合武昌新军的行动，只是很难说的一点是，他们的行动并不是像湖北新军那样一定就是推翻清廷，建立民国，实现共和。
基于这样的立场，张绍曾于10月27日联络一批将领联名向朝廷施压，请求朝廷尽快立宪，以政治变革回应南方革命党人的合理要求，推动中国政治进步。
 
对于张绍曾等人的建议，朝廷筹议未决，于是张绍曾等又向朝廷请求进兵南苑，以兵临城下迫使朝廷屈服。
张绍曾等人做法当然不会使朝廷轻易答应，何况是军方将领用武力迫使，朝廷如果就此答应，后果同样不堪设想。而朝廷的不答应，又迫使因此发难的张绍曾等人骑虎难下，于是他们又找到了一个难得的机会，扣留了一列发往武昌前线的军火，以此向朝廷继续施压。[1]
这趟军火专列是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奉朝廷的命令发往武昌前线的，其物资是从欧洲采购的，当然都是武昌前线最急需的。赵尔巽将这趟专列交给天津兵站司令部副官彭家珍负责押运，他万万想不到的是，彭家珍也是潜伏很深的革命党人。
四川人彭家珍毕业于四川武备学堂，后赴日本考察军事，后入四川高等军事研究所，1911年秋任天津兵站司令部副官。当他接受这个特别急迫的押送任务后，不是想着怎样去完成，而是立马想到通过革命党人特殊渠道通知了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希望张绍曾动用武力予以截留或扣留，以此实际行动帮助武昌起义前线的革命将士。
作为军事将领，张绍曾当然知道这批军火对武昌前线的意义，但他确实不是想将这批军火据为己有，而是希望将这批前线最需要的军火扣留下来，迫使前线将士和军方其他将领能够和他一起呼吁朝廷尽管开始政治改革，尽快实行君主立宪，以回应南方的要求。这是张绍曾扣留军火的政治诉求，其目的显然与彭家珍不同。
张绍曾的这个做法立即获取了预想效果，当他将这列军火扣押后，立即在北京，在武昌前线，在袁世凯那里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朝廷通过各种方式劝说张绍曾有话好好说，不要扣留这批军火；正在前线或者准备开往前线的冯国璋、段祺瑞也向张绍曾施压，劝告他有话说话，不能拿前线兄弟的生命开玩笑。
截留军火只是张绍曾等人的手段。10月29日[2]，第二十镇统制官张绍曾、护理陆军第三镇统制官卢永祥、陆军第二混成协统领官蓝天蔚、陆军第二镇三十九协统领官伍祥桢、陆军第二镇四十协统领官潘榘楹等联名向朝廷上了一个奏折，请求朝廷立即实行君主立宪，以定国危而弭乱。
奏折指出，连日来恭读朝廷一系列诏书文件，获知武昌不守，大军南下，惊心动魄，以为世界革命之惨史行将复演于国中，似乎从来没有现在这样严重和危险。他们认为，此次变乱的起源当然不止一个，然而归纳起来说，其实就是政治之无条理及立宪之假筹备所产出的必然结果。国家当祸变之时，其治乱也犹医生之治病，一面防其腐蔓，一面拔其症结，标本兼治，方可奏效。否则一误再误，死亡随之。现在湖北事变事机迫切，一般人民主要凭借对朝廷举动的观察，战局进展的观察，以作出自己的判断。而自事变发生至今已经半个多月了，中央政策，除了动用兵力，好像根本没有从治乱本源上大加改造，以懈其已发而遏其将萌。由此继续发展下去，人们对朝廷的信任势必逐渐减弱，而祸乱的根本原因可能反而日趋严重。从世界各国革命的历史看，但凡革命发生之后，经政府强力镇压的，基本上没有从根本上根除的，反而使革命越演越烈，其国家危亡的系数必然加大，其君主悲惨结局的可能性也相应增加。即便从我大清最近的历史说，张绍曾等人指出，最近几年党人被诛被抓的已经很多，但是给人的感觉是前赴后继，抓不胜抓，杀不胜杀，革命的形势没有减弱，反而有越演越烈之势。现在不问国力是否真的能够战胜革命党，即便中央的兵力真的能够侥幸取胜，但势必要酿成流寇，东南半壁江山，依然会落入党人手中，国力消竭，外人乘之，豆剖瓜分，不堪设想。这就是他们这些人之所以要想朝廷表达自己意见的初衷，就是要求朝廷不要一味凭借武力去解决眼前的危机，要从政治上从根本上解决危机之所以产生的根源。这个思路无疑与袁世凯是一致的。
张绍曾等人在这份奏折中具体意见是，皇位之统宜定，人民之权利宜尊，军队之作用宜明，国会之权限宜大，内阁之责任宜专，残暴之苛政宜除，种族之界限宜泯。这七个方面的具体要求归结一点，就是请求朝廷改定宪法，以英国之君主宪章为准的。张绍曾等人强调，今日军民所仰望要求的，只在于改革政体，只在于按照英国君主立宪的原则重构权力系统。为朝廷计，与其徘徊犹豫不决以启天下之疑，何如明示政纲以箝党人之口？何况要求改革的目的，于我皇上之地位尊荣无丝毫损害，而于我国家基础之巩固有邱山之益。所不便者，独革命党与那些朝贵而已。因为革命党持极端主义，朝廷如果一新政体，这革命党的势力必然会削弱。至于那些怀垄断之心的朝贵们，他们只是既成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一经立宪，他们的个人利益肯定受损。张绍曾等人进而强调，破坏我朝廷万世之大业、人民永远之幸福者，革命党人的煽动破坏还不是最大问题，最大问题只是那个制造革命党人的政体。所以他们的要求归根结底一句话，就是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为此，张绍曾等人在这个奏折后富有政纲十二条，大要是：
一、大清皇帝万世一系。二、立开国会，于本年内召集。三、改定宪法，由国会起草议决，以君主名义宣布，但君主不得否决之。四、宪法改正提案权专属国会。五、陆军直接归大皇帝统帅，但对内使用应由国会议决特别条件遵守，此外不得调遣军队。六、格杀勿论、就地正法等律，不得以命令行使；又对于一般人民不得违法随意逮捕、监禁。七、关于国事犯之党人一律特赦擢用。八、组织责任内阁，内阁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由皇帝敕任；国务大臣由内阁总理大臣推任；但皇族永远不得充任内阁总理及国务大臣。九、关于增加人民负担及媾和等国际条约，由国会议决，以君主名义缔结。十、凡本年度预算未经国会议决者，不得照前年度预算开支。十一、选任上议院议员时，概由国民对于有法定特别资格者公选职。十二、关于现实规定宪法、国会选举法及解决国家一切重要问题，军人有参议之权。[3]
张绍曾的奏折特别是十二条政纲，除了个别条款还有商量余地，其基本精神就是要建立一个现代国家，其政体就是中国人多年来期待的虚君立宪，朝廷如果能够对张绍曾等人的这些建议给予肯定的答复，相信由湖北新军引发的一场大革命完全可以至此结束，然而清廷并没有珍惜张绍曾这些君宪主义者的建议，没有顾及他们的政治忠诚，继续以糊弄的姿态一步一步退却，结果错失良机，最终使君主立宪的机会完全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