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电突袭没有安卓:阿斯瓦尼?文学让我们变成更好的人类

阿斯瓦尼 文学让我们变成更好的人类

(2011-08-05 10:25:25)转载 标签：

阿斯瓦尼

开罗

亚库比恩公寓

埃及

杂谈

分类： 公共

 

“我会为政治做很多其他的事，但不会是写小说。小说不能被用于改变形势，它只能改变人性，改变我们。通过好的文学，我们会变成更好的人类”

 

到1970年代末期。” 1976年，19岁的阿斯瓦尼考入开罗大学医学系。“那时学生里的左翼势力还很强大，这就是萨达特鼓励穆斯林兄弟会对抗我们的原因。他禁止了学校里所有其他的政治组织，除了兄弟会。”1970年纳赛尔去世，接替他的萨达特迫切需要建立政治合法性，于是和穆斯林兄弟会做了一笔交易，只要他们帮他打击纳赛尔余党和左翼分子，他就同意兄弟会宣教布道。 学生运动很快发生转变，男学生留起了胡子，女学生则蒙上面纱，在大多数埃及人的记忆里这还是头一回。1979年两伊战争爆发，伊朗和伊拉克石油出口锐减，国际油价飞涨，沙特等海湾国家石油收入激增。 “很多埃及人去那里打工，并受到了那里的影响，他们带回来的是对伊斯兰教保守的、部落化的、不宽容的理解，而非埃及传统上大都会的、宽容的理解，”阿斯瓦尼的观点代表不少埃及知识分子的看法，“你知道吗，在我们埃及，1924年已经有女性赢得汽车赛的冠军，到1930年代我们连女飞行员都有了，可是在一些国家，直到现在女性还在为争取开车的权利而斗争……在埃及，我们有两场斗争，一场是反抗独裁者的，这比较明显；另一场没那么明显的斗争也许更重要，就是用埃及对伊斯兰教宽容的理解去对抗那些不宽容的理解。” 1977年，萨达特宣布将亲赴以色列，与死敌谋求和平，此举震惊了阿拉伯世界。1978年，“戴维营协议”签订，一年后，埃及和以色列正式缔结和约。出于愤怒，观点各异的伊斯兰激进团体走到了一起。1981年，萨达特被激进分子刺杀，穆巴拉克接任总统。那时没人想到他一当就是30年。 1984年阿斯瓦尼去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继续攻读牙科。除了黑帮教父阿尔·卡彭和各种枪击案，他对这座美国城市几乎一无所知。他在那里住了3年，重新发现了美国，发现了美国人的乐于助人以及对多元文化的包容。 他总是讲起这样一段往事：那天芝加哥刮大风，他抱着一堆论文在校园里走，风把资料吹跑了，所有路过的人都停下来帮他追赶和捡拾资料。但时至今日他对美国仍然有一种复杂的感情：为了所谓的反恐和地区稳定，在中东和北非长期支持一些独裁者的，同样是这个国家。 萨达特的被刺并未令仇恨消除。1990-1993年，埃及政治暴力频发，国家已处在内战边缘，而那些世俗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发现自己处在最尴尬的境地：要免遭宗教极端分子的攻击，就要接受独裁政府提供的保护。 1992年，著名记者法拉杰·福达（FaragFoda）遭枪击身亡。生前他一直鼓吹政教分离，认为宗教应该回归私人领域。“萨达特把魔鬼放出了瓶子，结果自己却被魔鬼击倒。”他写道，“他为神权政治的支持者打开了空间，却没有提供相应的空间给他们的世俗主义对手们。最终前者的意识形态在贫民阶层、新的城市居民和单纯的人们头脑里扎了根。埃及人民现在应该重启世俗化进程了。”福达曾数次受到死亡威胁，但为过正常生活，他拒绝了来自政府的保护。 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整个埃及的文化象征马哈福兹也遭到攻击。一个21岁、从未读过他任何作品的修理工刺伤了他的颈部。83岁的马哈福兹幸运地保住了性命，但右手神经受到严重损伤，再也无法正常写作。无人宣布为此负责，一些埃及人认为，是马哈福兹完成于三十多年前的象征小说《我们街区的孩子》得罪了某些宗教人士。 马哈福兹的受伤震惊了整个国家，穆巴拉克派专人前往医院慰问，内政部长、文化部长等也轮番前去探望。但马哈福兹不愿自己变成政府打击宗教势力的一枚棋子，他拒绝了官方报纸的吹捧，也拒绝参与它们对极端分子大合唱般的攻击。 以色列都出现了盗版译本 阿斯瓦尼或许应该感到庆幸。他声名鹊起的时候，宗教极端势力已经退潮，埃及重新成为一个安全的国家，而《亚库比恩公寓》为他赢得的国际声誉，某种程度上也构成了一种保护：政府同样对他投鼠忌器。 1995年之前，阿斯瓦尼先后完成了4部小说，但没有一部能正式出版。1997年，他接到了第4封退稿信，他说，那是他一生中最糟糕的日子。他打电话给那家国营出版社的社长，对方答复：“我们出版不了你的书，委员会已经否决了它。”“什么委员会？”“这是一个秘密委员会。”“我想看到委员会的结论。”“没有结论给你，这是机密。”“你们是政府的出版社，花的是纳税人的钱，你有权说‘不’，但我有权知道为什么。”“反正我们不打算出你的书了，你随便吧。” 异常沮丧的阿斯瓦尼动了和妻子移居新西兰的念头。为什么是新西兰？对他来说，那是地球上距埃及最远的国家。他放弃了留在美国的机会，放弃了海湾国家收入丰厚的医生待遇，但却一直在原地打转。他告诉妻子，等他完成手头最后一部小说，他们就动身。 那部小说就是《亚库比恩公寓》。2002年，小说在一家私营出版社出版，和往常一样，阿斯瓦尼不抱任何希望。两周后他接到出版商电话，“我从没见过这样的事，居然脱销了。”不止在开罗脱销，更成了阿拉伯国家乃至世界范围的畅销书。仅仅几年前，他还在为2000本的销量挣扎；现在，《亚库比恩公寓》在法国一年就卖掉了16万册。据他说，甚至以色列——这个被阿拉伯作家协会抵制的国家，都出现了盗版的希伯来文译本。 在开罗，似乎人人都知道阿斯瓦尼。一个纪念品商店的老板对我说：“你喜欢阿斯瓦尼？我推荐你看他的《芝加哥》，比《亚库比恩公寓》还要好。”有人把他推崇为马哈福兹后最重要的埃及作家，也有人说，一些读者只是因为认同他的政治观点，而不愿去质疑他作品的文学价值罢了。“我为普通人写作，”阿斯瓦尼自己曾回应说，“我希望人人都能读懂我的书。阿拉伯文学现在的问题是，在实验性中失去了讲故事的能力。好多小说都这么开头：‘我回到家中，发现妻子和一只蟑螂上了床。’人们以为写得简单很容易，其实写得让人看不懂更容易。” 现在让我们回到亚库比恩公寓吧，还记得那两个年轻人吗？塔哈没能进入警察局，再努力也改变不了他卑微的出身，绝望之下他走向了宗教极端主义；而女友之所以突然心事重重，是因为她被老板非礼了，为了保住工作养活全家，她不得不放弃尊严，接受每天两次、每次10镑的羞辱。 某种程度上，这正是革命前埃及社会最突出的问题：贫富分化的加剧，普通民众的被剥夺感与尊严的丧失。“我们有两个埃及，”阿斯瓦尼说，“一个是富人的、幸运儿的埃及，很小，位于金字塔塔尖；另一个埃及大得多，它是穷人、受难者的埃及，40%埃及人生活在贫困线下，也就是说一家人每天的开销不足2美元。而在南部一些地区，贫困人口更高达60%。” 走在开罗市中心（DowntownCairo），人们会轮番用汉语、日语和韩语跟你说“你好”，他们可不一定是要兜售商品。但如果你待的时间够长，你也会发现埃及人对东亚来

阿斯瓦尼-张洁平摄

 

“我会为政治做很多其他的事，但不会是写小说。小说不能被用于改变形势，它只能改变人性，改变我们。通过好的文学，我们会变成更好的人类” 阿斯瓦尼-张洁平摄 本刊记者杨潇发自开罗 去埃及前，作家亚拉·阿斯瓦尼（AlaaAlAswany）是我最希望采访的人之一。那时我在读他的《亚库比恩公寓》，开罗市中心的高档公寓，商人、官员、遗老出入其间，楼顶则有许多贫民搭窝棚而居。对这本书上帝般的叙述视角，我稍有不适，但仍惊讶于阿斯瓦尼对贫民生活的细致刻画——“周五早晨这些楼顶女人的表情，需要最出色的画家来描摹：她的丈夫下楼晨祷去了，在洗去昨夜尽欢的痕迹后，她出现在窝棚外面晾晒床单，就在此刻，她头发湿漉漉的，面色潮红，目光却流露出安详。她看起来就像一朵玫瑰，吸吮朝露后迎来完美的一刻。” 我也牵挂里面一对年轻恋人的命运：塔哈是公寓看门人的儿子，从小成绩优秀，虔诚、努力而且机敏，有钱人的车还没停稳，他就已经守在一旁等着为他们打开车门。他不在意别人的赞许或轻视，一心一意要考上警局光耀门楣，蒲莎娜则是他青梅竹马的女友。那天万事俱备的塔哈去警局应考前和蒲莎娜见了一面，希望得到她的鼓励，她却突然变得有些冷漠，男孩忐忑不安地走向了考场…… 《LonelyPlanet埃及》说，如果你去埃及旅行，只想读一本当代小说，那就读《亚库比恩公寓》吧，而彭定康的书评让我决定买下这本2002年一出版就风靡阿拉伯世界的小说：“阿斯瓦尼明白无误地向读者表达了现代埃及的弊端，同时也描绘了在腐败横行、秘密警察无处不在的情况下仍能保持人格、不卑不亢的开罗范儿。读过这本小说的人都会认为埃及革命迟到了好多年。对于穆巴拉克体制被如此轻松地掀翻在地，对于翻开这一历史新篇章的人民所体现出的精神和勇气，《亚库比恩公寓》的读者是不会感到有多惊奇的。” 文化部一直收买文人，让你闭嘴 到开罗后我试着联系阿斯瓦尼，但他的手机永远没人接听，或者无法接通。一位同行建议不如直接去他的诊所。没错，阿斯瓦尼还是位牙医，他的诊所在花园城，一个英国印记浓厚的准使馆区，不过我们并不清楚确切位置。在林木苍翠的小径上绕了半天后，我们到一个小卖部问路，老板摇摇头，但一位上班族模样的顾客自告奋勇：你们找阿斯瓦尼大夫啊，我知道，跟我走吧。 他把我们领到一栋灰色公寓前，单元门外有个小牌子，用阿文和英文写着：阿斯瓦尼牙医，四层。按响门铃后，一位穿牛仔裤、没戴头巾的漂亮姑娘打开了门，她是阿斯瓦尼的助手。房间不大，除了沙发、茶几外，还有张玻璃桌，上面摆了些工艺品，有个金色的法老头像和几枝富贵竹。桌子上方挂着一幅素描：一位胖医生左手举着烛火，右手食指伸入一位身着西装、手持礼帽的男士口中。 后来我知道，阿斯瓦尼有军人一样的作息：一周有五六天6点准时起床，6点半到10点半写作，然后开始读报。冲个澡后他来到诊所，工作到下午3点，然后睡个午觉，避开开罗最热的时段。从晚上6点到9点，他会再次回到诊所工作，9点后到午夜则是读书时间。不过周四晚上有些变化，他会步行到附近一个中左党派的办公室，参加阿斯瓦尼文化沙龙。这个对所有人开放的沙龙1996年由他本人发起，讨论文学、文化，也讨论宗教、政治，最初在市中心一个老旧的咖啡馆，2006年冬天因为秘密警察的干涉，咖啡馆断电，才搬到了现在的地址。 可惜这天阿斯瓦尼不在诊所，女助手告诉我们，他去了亚历山大，周末他在那里有两场讲座。革命之后许多事情有了变化，正常生活难免被打乱。我没能赶上一次阿斯瓦尼文化沙龙，不过从《纽约时报杂志》2008年的一篇特写中不难感受这个世俗的、自由主义者的聚会：“那天晚上来了两位伊斯兰主义者，他们很瘦，蓄着象征虔诚的长胡子，很可能是学生。在这个世俗化的小背景下声张他们的信仰，这两位年轻人招来了好奇的目光，甚至带有一丝丝不友好，特别是一位女性，她头发染得金黄，穿着紫色T恤和紧身短裤，还蹬了双高跟鞋。” “到了提问交流时间，两个年轻人中的一个问道，‘为什么侮辱伊斯兰教的《撒旦诗篇》在西方会获得这么多注意？’‘拉什迪，’阿斯瓦尼回答道，‘是位好作家。我没有读过《撒旦诗篇》，但不论这部小说里有什么，也不应该对作家发出追杀令。伊斯兰教没有给人以杀戮的权利。’然后阿斯瓦尼举了一个先知穆罕默德宽容弱者的例子，‘怎么能有人以先知的名义去杀人？’他说，‘很明显，伊斯兰教被一些人曲解了。’” 沙龙结束后，阿斯瓦尼对这位美国记者说，“你看到那两个迷惑的年轻人了吗？这正是今日埃及的大麻烦。年轻人的思维被局限在（独裁与宗教极端势力）两头。在我那个年代，年轻人不会有这种困惑。” 于是，见到阿斯瓦尼后，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他的沙龙。阿斯瓦尼说，他希望通过重建公共空间，恢复埃及早年的一种传统，“沙龙的文化源自法国，20世纪初传到埃及，一度延续了很长时间，但后来被中断了。1996年，我感到有必要为埃及的文化做一些事情，而这些事情必须独立于文化部。文化部一直在干的一件事儿，就是收买文人，给你钱，让你闭嘴。一旦你和政权发生了联系，就不可能再对它提出批评了。” 既反抗独裁者，也反抗极端分子 这里是亚历山大的四季酒店，窗外是平滑如镜的淡蓝色地中海。阿斯瓦尼看上去比他的文字温和多了。他有着和大多数埃及人不同的黑肤色，其实他的名字（Aswany）已经透露了他的家族来源——埃及南部阿斯旺（Aswan）的努比亚人。我曾听到一个说法，开罗是亚洲文明，阿斯旺是非洲文明，而亚历山大则是欧洲文明。“当然我们属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阿斯瓦尼说，“但在埃及接受伊斯兰教之前，我们还有好几千年的历史，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文化……这些都会包括在我们的认同里。你看我们现在所在的城市，就是以亚历山大大帝命名的。” 除了阿拉伯语，他还说流利的法语、英语，以及西班牙语——他声称是为了阅读拉美文学才学西班牙语的，他最喜爱的在世作家就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他似乎一刻也不能停止抽烟，我们年轻的翻译给他敬烟，他笑着说：“年轻人不该抽这么重的烟，抽我的吧！”然后递给翻译一支烟，探过身给小伙子点上。 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初，阿斯瓦尼在开罗一所法语学校就读。1952年纳赛尔革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埃及，但在他看来，至少在文化上这个国家仍然保持了革命前宽容的、大都会的传统。“我们一年要庆祝3-4次宗教节日，我们有信天主教的法国人，有科普特基督徒，有一两个没有离开埃及的犹太人，当然还有穆斯林，而且我们有一些教师甚至是无神论者。如果他信神，我们庆祝圣诞节等等，如果他不信，我们就庆祝他的生日。这种宽容的传统一直保持本刊记者  杨潇 “我会为政治做很多其他的事，但不会是写小说。小说不能被用于改变形势，它只能改变人性，改变我们。通过好的文学，我们会变成更好的人类” 阿斯瓦尼-张洁平摄 本刊记者杨潇发自开罗 去埃及前，作家亚拉·阿斯瓦尼（AlaaAlAswany）是我最希望采访的人之一。那时我在读他的《亚库比恩公寓》，开罗市中心的高档公寓，商人、官员、遗老出入其间，楼顶则有许多贫民搭窝棚而居。对这本书上帝般的叙述视角，我稍有不适，但仍惊讶于阿斯瓦尼对贫民生活的细致刻画——“周五早晨这些楼顶女人的表情，需要最出色的画家来描摹：她的丈夫下楼晨祷去了，在洗去昨夜尽欢的痕迹后，她出现在窝棚外面晾晒床单，就在此刻，她头发湿漉漉的，面色潮红，目光却流露出安详。她看起来就像一朵玫瑰，吸吮朝露后迎来完美的一刻。” 我也牵挂里面一对年轻恋人的命运：塔哈是公寓看门人的儿子，从小成绩优秀，虔诚、努力而且机敏，有钱人的车还没停稳，他就已经守在一旁等着为他们打开车门。他不在意别人的赞许或轻视，一心一意要考上警局光耀门楣，蒲莎娜则是他青梅竹马的女友。那天万事俱备的塔哈去警局应考前和蒲莎娜见了一面，希望得到她的鼓励，她却突然变得有些冷漠，男孩忐忑不安地走向了考场…… 《LonelyPlanet埃及》说，如果你去埃及旅行，只想读一本当代小说，那就读《亚库比恩公寓》吧，而彭定康的书评让我决定买下这本2002年一出版就风靡阿拉伯世界的小说：“阿斯瓦尼明白无误地向读者表达了现代埃及的弊端，同时也描绘了在腐败横行、秘密警察无处不在的情况下仍能保持人格、不卑不亢的开罗范儿。读过这本小说的人都会认为埃及革命迟到了好多年。对于穆巴拉克体制被如此轻松地掀翻在地，对于翻开这一历史新篇章的人民所体现出的精神和勇气，《亚库比恩公寓》的读者是不会感到有多惊奇的。” 文化部一直收买文人，让你闭嘴 到开罗后我试着联系阿斯瓦尼，但他的手机永远没人接听，或者无法接通。一位同行建议不如直接去他的诊所。没错，阿斯瓦尼还是位牙医，他的诊所在花园城，一个英国印记浓厚的准使馆区，不过我们并不清楚确切位置。在林木苍翠的小径上绕了半天后，我们到一个小卖部问路，老板摇摇头，但一位上班族模样的顾客自告奋勇：你们找阿斯瓦尼大夫啊，我知道，跟我走吧。 他把我们领到一栋灰色公寓前，单元门外有个小牌子，用阿文和英文写着：阿斯瓦尼牙医，四层。按响门铃后，一位穿牛仔裤、没戴头巾的漂亮姑娘打开了门，她是阿斯瓦尼的助手。房间不大，除了沙发、茶几外，还有张玻璃桌，上面摆了些工艺品，有个金色的法老头像和几枝富贵竹。桌子上方挂着一幅素描：一位胖医生左手举着烛火，右手食指伸入一位身着西装、手持礼帽的男士口中。 后来我知道，阿斯瓦尼有军人一样的作息：一周有五六天6点准时起床，6点半到10点半写作，然后开始读报。冲个澡后他来到诊所，工作到下午3点，然后睡个午觉，避开开罗最热的时段。从晚上6点到9点，他会再次回到诊所工作，9点后到午夜则是读书时间。不过周四晚上有些变化，他会步行到附近一个中左党派的办公室，参加阿斯瓦尼文化沙龙。这个对所有人开放的沙龙1996年由他本人发起，讨论文学、文化，也讨论宗教、政治，最初在市中心一个老旧的咖啡馆，2006年冬天因为秘密警察的干涉，咖啡馆断电，才搬到了现在的地址。 可惜这天阿斯瓦尼不在诊所，女助手告诉我们，他去了亚历山大，周末他在那里有两场讲座。革命之后许多事情有了变化，正常生活难免被打乱。我没能赶上一次阿斯瓦尼文化沙龙，不过从《纽约时报杂志》2008年的一篇特写中不难感受这个世俗的、自由主义者的聚会：“那天晚上来了两位伊斯兰主义者，他们很瘦，蓄着象征虔诚的长胡子，很可能是学生。在这个世俗化的小背景下声张他们的信仰，这两位年轻人招来了好奇的目光，甚至带有一丝丝不友好，特别是一位女性，她头发染得金黄，穿着紫色T恤和紧身短裤，还蹬了双高跟鞋。” “到了提问交流时间，两个年轻人中的一个问道，‘为什么侮辱伊斯兰教的《撒旦诗篇》在西方会获得这么多注意？’‘拉什迪，’阿斯瓦尼回答道，‘是位好作家。我没有读过《撒旦诗篇》，但不论这部小说里有什么，也不应该对作家发出追杀令。伊斯兰教没有给人以杀戮的权利。’然后阿斯瓦尼举了一个先知穆罕默德宽容弱者的例子，‘怎么能有人以先知的名义去杀人？’他说，‘很明显，伊斯兰教被一些人曲解了。’” 沙龙结束后，阿斯瓦尼对这位美国记者说，“你看到那两个迷惑的年轻人了吗？这正是今日埃及的大麻烦。年轻人的思维被局限在（独裁与宗教极端势力）两头。在我那个年代，年轻人不会有这种困惑。” 于是，见到阿斯瓦尼后，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他的沙龙。阿斯瓦尼说，他希望通过重建公共空间，恢复埃及早年的一种传统，“沙龙的文化源自法国，20世纪初传到埃及，一度延续了很长时间，但后来被中断了。1996年，我感到有必要为埃及的文化做一些事情，而这些事情必须独立于文化部。文化部一直在干的一件事儿，就是收买文人，给你钱，让你闭嘴。一旦你和政权发生了联系，就不可能再对它提出批评了。” 既反抗独裁者，也反抗极端分子 这里是亚历山大的四季酒店，窗外是平滑如镜的淡蓝色地中海。阿斯瓦尼看上去比他的文字温和多了。他有着和大多数埃及人不同的黑肤色，其实他的名字（Aswany）已经透露了他的家族来源——埃及南部阿斯旺（Aswan）的努比亚人。我曾听到一个说法，开罗是亚洲文明，阿斯旺是非洲文明，而亚历山大则是欧洲文明。“当然我们属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阿斯瓦尼说，“但在埃及接受伊斯兰教之前，我们还有好几千年的历史，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文化……这些都会包括在我们的认同里。你看我们现在所在的城市，就是以亚历山大大帝命名的。” 除了阿拉伯语，他还说流利的法语、英语，以及西班牙语——他声称是为了阅读拉美文学才学西班牙语的，他最喜爱的在世作家就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他似乎一刻也不能停止抽烟，我们年轻的翻译给他敬烟，他笑着说：“年轻人不该抽这么重的烟，抽我的吧！”然后递给翻译一支烟，探过身给小伙子点上。 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初，阿斯瓦尼在开罗一所法语学校就读。1952年纳赛尔革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埃及，但在他看来，至少在文化上这个国家仍然保持了革命前宽容的、大都会的传统。“我们一年要庆祝3-4次宗教节日，我们有信天主教的法国人，有科普特基督徒，有一两个没有离开埃及的犹太人，当然还有穆斯林，而且我们有一些教师甚至是无神论者。如果他信神，我们庆祝圣诞节等等，如果他不信，我们就庆祝他的生日。这种宽容的传统一直保持  发自开罗

 

去埃及前，作家亚拉·阿斯瓦尼（Alaa Al Aswany）是我最希望采访的人之一。那时我在读他的《亚库比恩公寓》，开罗市中心的高档公寓，商人、官员、遗老出入其间，楼顶则有许多贫民搭窝棚而居。对这本书上帝般的叙述视角，我稍有不适，但仍惊讶于阿斯瓦尼对贫民生活的细致刻画——“周五早晨这些楼顶女人的表情，需要最出色的画家来描摹：她的丈夫下楼晨祷去了，在洗去昨夜尽欢的痕迹后，她出现在窝棚外面晾晒床单，就在此刻，她头发湿漉漉的，面色潮红，目光却流露出安详。她看起来就像一朵玫瑰，吸吮朝露后迎来完美的一刻。”

“我会为政治做很多其他的事，但不会是写小说。小说不能被用于改变形势，它只能改变人性，改变我们。通过好的文学，我们会变成更好的人类” 阿斯瓦尼-张洁平摄 本刊记者杨潇发自开罗 去埃及前，作家亚拉·阿斯瓦尼（AlaaAlAswany）是我最希望采访的人之一。那时我在读他的《亚库比恩公寓》，开罗市中心的高档公寓，商人、官员、遗老出入其间，楼顶则有许多贫民搭窝棚而居。对这本书上帝般的叙述视角，我稍有不适，但仍惊讶于阿斯瓦尼对贫民生活的细致刻画——“周五早晨这些楼顶女人的表情，需要最出色的画家来描摹：她的丈夫下楼晨祷去了，在洗去昨夜尽欢的痕迹后，她出现在窝棚外面晾晒床单，就在此刻，她头发湿漉漉的，面色潮红，目光却流露出安详。她看起来就像一朵玫瑰，吸吮朝露后迎来完美的一刻。” 我也牵挂里面一对年轻恋人的命运：塔哈是公寓看门人的儿子，从小成绩优秀，虔诚、努力而且机敏，有钱人的车还没停稳，他就已经守在一旁等着为他们打开车门。他不在意别人的赞许或轻视，一心一意要考上警局光耀门楣，蒲莎娜则是他青梅竹马的女友。那天万事俱备的塔哈去警局应考前和蒲莎娜见了一面，希望得到她的鼓励，她却突然变得有些冷漠，男孩忐忑不安地走向了考场…… 《LonelyPlanet埃及》说，如果你去埃及旅行，只想读一本当代小说，那就读《亚库比恩公寓》吧，而彭定康的书评让我决定买下这本2002年一出版就风靡阿拉伯世界的小说：“阿斯瓦尼明白无误地向读者表达了现代埃及的弊端，同时也描绘了在腐败横行、秘密警察无处不在的情况下仍能保持人格、不卑不亢的开罗范儿。读过这本小说的人都会认为埃及革命迟到了好多年。对于穆巴拉克体制被如此轻松地掀翻在地，对于翻开这一历史新篇章的人民所体现出的精神和勇气，《亚库比恩公寓》的读者是不会感到有多惊奇的。” 文化部一直收买文人，让你闭嘴 到开罗后我试着联系阿斯瓦尼，但他的手机永远没人接听，或者无法接通。一位同行建议不如直接去他的诊所。没错，阿斯瓦尼还是位牙医，他的诊所在花园城，一个英国印记浓厚的准使馆区，不过我们并不清楚确切位置。在林木苍翠的小径上绕了半天后，我们到一个小卖部问路，老板摇摇头，但一位上班族模样的顾客自告奋勇：你们找阿斯瓦尼大夫啊，我知道，跟我走吧。 他把我们领到一栋灰色公寓前，单元门外有个小牌子，用阿文和英文写着：阿斯瓦尼牙医，四层。按响门铃后，一位穿牛仔裤、没戴头巾的漂亮姑娘打开了门，她是阿斯瓦尼的助手。房间不大，除了沙发、茶几外，还有张玻璃桌，上面摆了些工艺品，有个金色的法老头像和几枝富贵竹。桌子上方挂着一幅素描：一位胖医生左手举着烛火，右手食指伸入一位身着西装、手持礼帽的男士口中。 后来我知道，阿斯瓦尼有军人一样的作息：一周有五六天6点准时起床，6点半到10点半写作，然后开始读报。冲个澡后他来到诊所，工作到下午3点，然后睡个午觉，避开开罗最热的时段。从晚上6点到9点，他会再次回到诊所工作，9点后到午夜则是读书时间。不过周四晚上有些变化，他会步行到附近一个中左党派的办公室，参加阿斯瓦尼文化沙龙。这个对所有人开放的沙龙1996年由他本人发起，讨论文学、文化，也讨论宗教、政治，最初在市中心一个老旧的咖啡馆，2006年冬天因为秘密警察的干涉，咖啡馆断电，才搬到了现在的地址。 可惜这天阿斯瓦尼不在诊所，女助手告诉我们，他去了亚历山大，周末他在那里有两场讲座。革命之后许多事情有了变化，正常生活难免被打乱。我没能赶上一次阿斯瓦尼文化沙龙，不过从《纽约时报杂志》2008年的一篇特写中不难感受这个世俗的、自由主义者的聚会：“那天晚上来了两位伊斯兰主义者，他们很瘦，蓄着象征虔诚的长胡子，很可能是学生。在这个世俗化的小背景下声张他们的信仰，这两位年轻人招来了好奇的目光，甚至带有一丝丝不友好，特别是一位女性，她头发染得金黄，穿着紫色T恤和紧身短裤，还蹬了双高跟鞋。” “到了提问交流时间，两个年轻人中的一个问道，‘为什么侮辱伊斯兰教的《撒旦诗篇》在西方会获得这么多注意？’‘拉什迪，’阿斯瓦尼回答道，‘是位好作家。我没有读过《撒旦诗篇》，但不论这部小说里有什么，也不应该对作家发出追杀令。伊斯兰教没有给人以杀戮的权利。’然后阿斯瓦尼举了一个先知穆罕默德宽容弱者的例子，‘怎么能有人以先知的名义去杀人？’他说，‘很明显，伊斯兰教被一些人曲解了。’” 沙龙结束后，阿斯瓦尼对这位美国记者说，“你看到那两个迷惑的年轻人了吗？这正是今日埃及的大麻烦。年轻人的思维被局限在（独裁与宗教极端势力）两头。在我那个年代，年轻人不会有这种困惑。” 于是，见到阿斯瓦尼后，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他的沙龙。阿斯瓦尼说，他希望通过重建公共空间，恢复埃及早年的一种传统，“沙龙的文化源自法国，20世纪初传到埃及，一度延续了很长时间，但后来被中断了。1996年，我感到有必要为埃及的文化做一些事情，而这些事情必须独立于文化部。文化部一直在干的一件事儿，就是收买文人，给你钱，让你闭嘴。一旦你和政权发生了联系，就不可能再对它提出批评了。” 既反抗独裁者，也反抗极端分子 这里是亚历山大的四季酒店，窗外是平滑如镜的淡蓝色地中海。阿斯瓦尼看上去比他的文字温和多了。他有着和大多数埃及人不同的黑肤色，其实他的名字（Aswany）已经透露了他的家族来源——埃及南部阿斯旺（Aswan）的努比亚人。我曾听到一个说法，开罗是亚洲文明，阿斯旺是非洲文明，而亚历山大则是欧洲文明。“当然我们属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阿斯瓦尼说，“但在埃及接受伊斯兰教之前，我们还有好几千年的历史，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文化……这些都会包括在我们的认同里。你看我们现在所在的城市，就是以亚历山大大帝命名的。” 除了阿拉伯语，他还说流利的法语、英语，以及西班牙语——他声称是为了阅读拉美文学才学西班牙语的，他最喜爱的在世作家就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他似乎一刻也不能停止抽烟，我们年轻的翻译给他敬烟，他笑着说：“年轻人不该抽这么重的烟，抽我的吧！”然后递给翻译一支烟，探过身给小伙子点上。 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初，阿斯瓦尼在开罗一所法语学校就读。1952年纳赛尔革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埃及，但在他看来，至少在文化上这个国家仍然保持了革命前宽容的、大都会的传统。“我们一年要庆祝3-4次宗教节日，我们有信天主教的法国人，有科普特基督徒，有一两个没有离开埃及的犹太人，当然还有穆斯林，而且我们有一些教师甚至是无神论者。如果他信神，我们庆祝圣诞节等等，如果他不信，我们就庆祝他的生日。这种宽容的传统一直保持

我也牵挂里面一对年轻恋人的命运：塔哈是公寓看门人的儿子，从小成绩优秀，虔诚、努力而且机敏，有钱人的车还没停稳，他就已经守在一旁等着为他们打开车门。他不在意别人的赞许或轻视，一心一意要考上警局光耀门楣，蒲莎娜则是他青梅竹马的女友。那天万事俱备的塔哈去警局应考前和蒲莎娜见了一面，希望得到她的鼓励，她却突然变得有些冷漠，男孩忐忑不安地走向了考场……

客的复杂心理。过去半个世纪，他们看着日本、韩国、东南亚和中国依次崛起，这些地方曾比埃及贫穷落后，如今却把它远远甩在后面。“我们希望埃及能恢复到古埃及的辉煌，就像现在的中国一样。”一个年轻人在解放广场告诉我。另一位知识分子则说，“哪怕退一步，我们牺牲部分自由，换来经济高速增长和民众生活改善，那也罢了，可我们两头都没捞着。” “受够了”的人赢了第一场斗争 很多人怀念1920-1930年代的埃及。那时开罗和亚历山大干净整洁，自由开放，议会民主，新闻媒体生气勃勃，女性不戴头巾，积极参与公共生活，宗教更深沉博大，不涉政治，更多居住在信仰者的心灵里——这是阿斯瓦尼这样的知识分子心目中理想的埃及，虽然他承认，在那个年代照样有很多“看不见的”受苦的人们。 一位埃及小说家曾写道：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宿命，我们这些埃及之子的宿命就在于，我们的野心远远超过了我们的可能性。阿斯瓦尼从2003年开始公开加入到穆巴拉克批评者的队伍里，但批评对现实几乎没有任何改变，“整个埃及都非常沮丧，我也是……一般说来，我们通过心理学与文学著作可以了解独裁者的心理，他们自我陶醉，与民众切断了联系，周围的党羽会一直告诉他，你是民族的英雄等等……但穆巴拉克还不完全一样。他不只是个糟糕的政治人物，不只是个大盗，他接受事物的方式十分独特，真该有人研究一下，他是怎么一步步变成这样一个人，对人民遭受的苦难一丝一毫的同理心都没有。” 2004年，阿斯瓦尼和一些社会活动人士发起“Kefaya”（受够了）运动，成为埃及非暴力革命的先声之一。他说，“我不是一个政治家，也永远不会从政。我没有个人的政治野心，也永不会有。我是一个作家。但我的确相信，发起Kefaya，作出反穆巴拉克的政治宣示，是我作为作家的职责之一。所以当我作政治宣示时，我不会说这是文学的唯一作用，我会说这是文学的作用之一：和人民在一起，试着捍卫人民的权利。也许我的声音能被更多人听到，那我也就有了更大的责任。” 如今埃及人民赢了，或者借用阿斯瓦尼的话说，至少赢了“第一场斗争”。他变得更加活跃，在各地举办沙龙，“现在的埃及，每一分每一秒都作数，事情变化得也非常迅速，人们需要一个方向。这个时候我想我们埃及人需要坐在一起，特别是我沙龙的客人，还有我的读者，他们可以听到我的观点并和我讨论，从而找出一个方向来。” 他还经常上电视和人辩论，有时和穆斯林兄弟会的领袖，有时则是和政府官员。3月的一次，他的对手是总理沙菲克（AhmedShafiq），他坚持要求沙菲克——这位穆巴拉克的旧臣回答有关政府下令杀戮的问题，“最后他失态了，因为他不习惯这种待遇。他对我说：‘你是谁！’我对他说，‘我是一个埃及公民，从现在开始，每个公民都可以这样向你提问，而你必须作出回答。’第二天，他就辞职了。” 无可避免地，我又问到那个老生常谈却历久弥新的问题：文学和政治的关系。“没错，马尔克斯是说过，如果你想表达政治观点，那就写一本好书，但他说这句话是有背景的，那是1960年代，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势力还很强大，他们一直在说，你必须为改变社会而写作。马尔克斯正是拿这句话回应他们的：你首先必须写一本优美的书，才能拿它来实现你的目标。他还说过另外一句话：‘最革命的书，应该是最优美的书。’如果一本书引发了革命，不是因为它写革命，而是因为它优美。我会为政治做很多其他的事，但不会是写小说。小说不能被用于改变形势，它只能改变人性，改变我们。通过好的文学，我们会变成更好的人类。” （参考资料：FouadAjami《TheDreamPalaceoftheArabs》；JohnR.Bradley《InsideEgypt》；劳伦斯·赖特《巨塔杀机：基地组织与911之路》；《纽约时报杂志》、《国家地理》、《卫报》相关报道） 《Lonely Planet埃及》说，如果你去埃及旅行，只想读一本当代小说，那就读《亚库比恩公寓》吧，而彭定康的书评让我决定买下这本2002年一出版就风靡阿拉伯世界的小说：“阿斯瓦尼明白无误地向读者表达了现代埃及的弊端，同时也描绘了在腐败横行、秘密警察无处不在的情况下仍能保持人格、不卑不亢的开罗范儿。读过这本小说的人都会认为埃及革命迟到了好多年。对于穆巴拉克体制被如此轻松地掀翻在地，对于翻开这一历史新篇章的人民所体现出的精神和勇气，《亚库比恩公寓》的读者是不会感到有多惊奇的。”

 

文化部一直收买文人，让你闭嘴

到1970年代末期。” 1976年，19岁的阿斯瓦尼考入开罗大学医学系。“那时学生里的左翼势力还很强大，这就是萨达特鼓励穆斯林兄弟会对抗我们的原因。他禁止了学校里所有其他的政治组织，除了兄弟会。”1970年纳赛尔去世，接替他的萨达特迫切需要建立政治合法性，于是和穆斯林兄弟会做了一笔交易，只要他们帮他打击纳赛尔余党和左翼分子，他就同意兄弟会宣教布道。 学生运动很快发生转变，男学生留起了胡子，女学生则蒙上面纱，在大多数埃及人的记忆里这还是头一回。1979年两伊战争爆发，伊朗和伊拉克石油出口锐减，国际油价飞涨，沙特等海湾国家石油收入激增。 “很多埃及人去那里打工，并受到了那里的影响，他们带回来的是对伊斯兰教保守的、部落化的、不宽容的理解，而非埃及传统上大都会的、宽容的理解，”阿斯瓦尼的观点代表不少埃及知识分子的看法，“你知道吗，在我们埃及，1924年已经有女性赢得汽车赛的冠军，到1930年代我们连女飞行员都有了，可是在一些国家，直到现在女性还在为争取开车的权利而斗争……在埃及，我们有两场斗争，一场是反抗独裁者的，这比较明显；另一场没那么明显的斗争也许更重要，就是用埃及对伊斯兰教宽容的理解去对抗那些不宽容的理解。” 1977年，萨达特宣布将亲赴以色列，与死敌谋求和平，此举震惊了阿拉伯世界。1978年，“戴维营协议”签订，一年后，埃及和以色列正式缔结和约。出于愤怒，观点各异的伊斯兰激进团体走到了一起。1981年，萨达特被激进分子刺杀，穆巴拉克接任总统。那时没人想到他一当就是30年。 1984年阿斯瓦尼去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继续攻读牙科。除了黑帮教父阿尔·卡彭和各种枪击案，他对这座美国城市几乎一无所知。他在那里住了3年，重新发现了美国，发现了美国人的乐于助人以及对多元文化的包容。 他总是讲起这样一段往事：那天芝加哥刮大风，他抱着一堆论文在校园里走，风把资料吹跑了，所有路过的人都停下来帮他追赶和捡拾资料。但时至今日他对美国仍然有一种复杂的感情：为了所谓的反恐和地区稳定，在中东和北非长期支持一些独裁者的，同样是这个国家。 萨达特的被刺并未令仇恨消除。1990-1993年，埃及政治暴力频发，国家已处在内战边缘，而那些世俗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发现自己处在最尴尬的境地：要免遭宗教极端分子的攻击，就要接受独裁政府提供的保护。 1992年，著名记者法拉杰·福达（FaragFoda）遭枪击身亡。生前他一直鼓吹政教分离，认为宗教应该回归私人领域。“萨达特把魔鬼放出了瓶子，结果自己却被魔鬼击倒。”他写道，“他为神权政治的支持者打开了空间，却没有提供相应的空间给他们的世俗主义对手们。最终前者的意识形态在贫民阶层、新的城市居民和单纯的人们头脑里扎了根。埃及人民现在应该重启世俗化进程了。”福达曾数次受到死亡威胁，但为过正常生活，他拒绝了来自政府的保护。 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整个埃及的文化象征马哈福兹也遭到攻击。一个21岁、从未读过他任何作品的修理工刺伤了他的颈部。83岁的马哈福兹幸运地保住了性命，但右手神经受到严重损伤，再也无法正常写作。无人宣布为此负责，一些埃及人认为，是马哈福兹完成于三十多年前的象征小说《我们街区的孩子》得罪了某些宗教人士。 马哈福兹的受伤震惊了整个国家，穆巴拉克派专人前往医院慰问，内政部长、文化部长等也轮番前去探望。但马哈福兹不愿自己变成政府打击宗教势力的一枚棋子，他拒绝了官方报纸的吹捧，也拒绝参与它们对极端分子大合唱般的攻击。 以色列都出现了盗版译本 阿斯瓦尼或许应该感到庆幸。他声名鹊起的时候，宗教极端势力已经退潮，埃及重新成为一个安全的国家，而《亚库比恩公寓》为他赢得的国际声誉，某种程度上也构成了一种保护：政府同样对他投鼠忌器。 1995年之前，阿斯瓦尼先后完成了4部小说，但没有一部能正式出版。1997年，他接到了第4封退稿信，他说，那是他一生中最糟糕的日子。他打电话给那家国营出版社的社长，对方答复：“我们出版不了你的书，委员会已经否决了它。”“什么委员会？”“这是一个秘密委员会。”“我想看到委员会的结论。”“没有结论给你，这是机密。”“你们是政府的出版社，花的是纳税人的钱，你有权说‘不’，但我有权知道为什么。”“反正我们不打算出你的书了，你随便吧。” 异常沮丧的阿斯瓦尼动了和妻子移居新西兰的念头。为什么是新西兰？对他来说，那是地球上距埃及最远的国家。他放弃了留在美国的机会，放弃了海湾国家收入丰厚的医生待遇，但却一直在原地打转。他告诉妻子，等他完成手头最后一部小说，他们就动身。 那部小说就是《亚库比恩公寓》。2002年，小说在一家私营出版社出版，和往常一样，阿斯瓦尼不抱任何希望。两周后他接到出版商电话，“我从没见过这样的事，居然脱销了。”不止在开罗脱销，更成了阿拉伯国家乃至世界范围的畅销书。仅仅几年前，他还在为2000本的销量挣扎；现在，《亚库比恩公寓》在法国一年就卖掉了16万册。据他说，甚至以色列——这个被阿拉伯作家协会抵制的国家，都出现了盗版的希伯来文译本。 在开罗，似乎人人都知道阿斯瓦尼。一个纪念品商店的老板对我说：“你喜欢阿斯瓦尼？我推荐你看他的《芝加哥》，比《亚库比恩公寓》还要好。”有人把他推崇为马哈福兹后最重要的埃及作家，也有人说，一些读者只是因为认同他的政治观点，而不愿去质疑他作品的文学价值罢了。“我为普通人写作，”阿斯瓦尼自己曾回应说，“我希望人人都能读懂我的书。阿拉伯文学现在的问题是，在实验性中失去了讲故事的能力。好多小说都这么开头：‘我回到家中，发现妻子和一只蟑螂上了床。’人们以为写得简单很容易，其实写得让人看不懂更容易。” 现在让我们回到亚库比恩公寓吧，还记得那两个年轻人吗？塔哈没能进入警察局，再努力也改变不了他卑微的出身，绝望之下他走向了宗教极端主义；而女友之所以突然心事重重，是因为她被老板非礼了，为了保住工作养活全家，她不得不放弃尊严，接受每天两次、每次10镑的羞辱。 某种程度上，这正是革命前埃及社会最突出的问题：贫富分化的加剧，普通民众的被剥夺感与尊严的丧失。“我们有两个埃及，”阿斯瓦尼说，“一个是富人的、幸运儿的埃及，很小，位于金字塔塔尖；另一个埃及大得多，它是穷人、受难者的埃及，40%埃及人生活在贫困线下，也就是说一家人每天的开销不足2美元。而在南部一些地区，贫困人口更高达60%。” 走在开罗市中心（DowntownCairo），人们会轮番用汉语、日语和韩语跟你说“你好”，他们可不一定是要兜售商品。但如果你待的时间够长，你也会发现埃及人对东亚来到开罗后我试着联系阿斯瓦尼，但他的手机永远没人接听，或者无法接通。一位同行建议不如直接去他的诊所。没错，阿斯瓦尼还是位牙医，他的诊所在花园城，一个英国印记浓厚的准使馆区，不过我们并不清楚确切位置。在林木苍翠的小径上绕了半天后，我们到一个小卖部问路，老板摇摇头，但一位上班族模样的顾客自告奋勇：你们找阿斯瓦尼大夫啊，我知道，跟我走吧。

他把我们领到一栋灰色公寓前，单元门外有个小牌子，用阿文和英文写着：阿斯瓦尼牙医，四层。按响门铃后，一位穿牛仔裤、没戴头巾的漂亮姑娘打开了门，她是阿斯瓦尼的助手。房间不大，除了沙发、茶几外，还有张玻璃桌，上面摆了些工艺品，有个金色的法老头像和几枝富贵竹。桌子上方挂着一幅素描：一位胖医生左手举着烛火，右手食指伸入一位身着西装、手持礼帽的男士口中。

“我会为政治做很多其他的事，但不会是写小说。小说不能被用于改变形势，它只能改变人性，改变我们。通过好的文学，我们会变成更好的人类” 阿斯瓦尼-张洁平摄 本刊记者杨潇发自开罗 去埃及前，作家亚拉·阿斯瓦尼（AlaaAlAswany）是我最希望采访的人之一。那时我在读他的《亚库比恩公寓》，开罗市中心的高档公寓，商人、官员、遗老出入其间，楼顶则有许多贫民搭窝棚而居。对这本书上帝般的叙述视角，我稍有不适，但仍惊讶于阿斯瓦尼对贫民生活的细致刻画——“周五早晨这些楼顶女人的表情，需要最出色的画家来描摹：她的丈夫下楼晨祷去了，在洗去昨夜尽欢的痕迹后，她出现在窝棚外面晾晒床单，就在此刻，她头发湿漉漉的，面色潮红，目光却流露出安详。她看起来就像一朵玫瑰，吸吮朝露后迎来完美的一刻。” 我也牵挂里面一对年轻恋人的命运：塔哈是公寓看门人的儿子，从小成绩优秀，虔诚、努力而且机敏，有钱人的车还没停稳，他就已经守在一旁等着为他们打开车门。他不在意别人的赞许或轻视，一心一意要考上警局光耀门楣，蒲莎娜则是他青梅竹马的女友。那天万事俱备的塔哈去警局应考前和蒲莎娜见了一面，希望得到她的鼓励，她却突然变得有些冷漠，男孩忐忑不安地走向了考场…… 《LonelyPlanet埃及》说，如果你去埃及旅行，只想读一本当代小说，那就读《亚库比恩公寓》吧，而彭定康的书评让我决定买下这本2002年一出版就风靡阿拉伯世界的小说：“阿斯瓦尼明白无误地向读者表达了现代埃及的弊端，同时也描绘了在腐败横行、秘密警察无处不在的情况下仍能保持人格、不卑不亢的开罗范儿。读过这本小说的人都会认为埃及革命迟到了好多年。对于穆巴拉克体制被如此轻松地掀翻在地，对于翻开这一历史新篇章的人民所体现出的精神和勇气，《亚库比恩公寓》的读者是不会感到有多惊奇的。” 文化部一直收买文人，让你闭嘴 到开罗后我试着联系阿斯瓦尼，但他的手机永远没人接听，或者无法接通。一位同行建议不如直接去他的诊所。没错，阿斯瓦尼还是位牙医，他的诊所在花园城，一个英国印记浓厚的准使馆区，不过我们并不清楚确切位置。在林木苍翠的小径上绕了半天后，我们到一个小卖部问路，老板摇摇头，但一位上班族模样的顾客自告奋勇：你们找阿斯瓦尼大夫啊，我知道，跟我走吧。 他把我们领到一栋灰色公寓前，单元门外有个小牌子，用阿文和英文写着：阿斯瓦尼牙医，四层。按响门铃后，一位穿牛仔裤、没戴头巾的漂亮姑娘打开了门，她是阿斯瓦尼的助手。房间不大，除了沙发、茶几外，还有张玻璃桌，上面摆了些工艺品，有个金色的法老头像和几枝富贵竹。桌子上方挂着一幅素描：一位胖医生左手举着烛火，右手食指伸入一位身着西装、手持礼帽的男士口中。 后来我知道，阿斯瓦尼有军人一样的作息：一周有五六天6点准时起床，6点半到10点半写作，然后开始读报。冲个澡后他来到诊所，工作到下午3点，然后睡个午觉，避开开罗最热的时段。从晚上6点到9点，他会再次回到诊所工作，9点后到午夜则是读书时间。不过周四晚上有些变化，他会步行到附近一个中左党派的办公室，参加阿斯瓦尼文化沙龙。这个对所有人开放的沙龙1996年由他本人发起，讨论文学、文化，也讨论宗教、政治，最初在市中心一个老旧的咖啡馆，2006年冬天因为秘密警察的干涉，咖啡馆断电，才搬到了现在的地址。 可惜这天阿斯瓦尼不在诊所，女助手告诉我们，他去了亚历山大，周末他在那里有两场讲座。革命之后许多事情有了变化，正常生活难免被打乱。我没能赶上一次阿斯瓦尼文化沙龙，不过从《纽约时报杂志》2008年的一篇特写中不难感受这个世俗的、自由主义者的聚会：“那天晚上来了两位伊斯兰主义者，他们很瘦，蓄着象征虔诚的长胡子，很可能是学生。在这个世俗化的小背景下声张他们的信仰，这两位年轻人招来了好奇的目光，甚至带有一丝丝不友好，特别是一位女性，她头发染得金黄，穿着紫色T恤和紧身短裤，还蹬了双高跟鞋。” “到了提问交流时间，两个年轻人中的一个问道，‘为什么侮辱伊斯兰教的《撒旦诗篇》在西方会获得这么多注意？’‘拉什迪，’阿斯瓦尼回答道，‘是位好作家。我没有读过《撒旦诗篇》，但不论这部小说里有什么，也不应该对作家发出追杀令。伊斯兰教没有给人以杀戮的权利。’然后阿斯瓦尼举了一个先知穆罕默德宽容弱者的例子，‘怎么能有人以先知的名义去杀人？’他说，‘很明显，伊斯兰教被一些人曲解了。’” 沙龙结束后，阿斯瓦尼对这位美国记者说，“你看到那两个迷惑的年轻人了吗？这正是今日埃及的大麻烦。年轻人的思维被局限在（独裁与宗教极端势力）两头。在我那个年代，年轻人不会有这种困惑。” 于是，见到阿斯瓦尼后，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他的沙龙。阿斯瓦尼说，他希望通过重建公共空间，恢复埃及早年的一种传统，“沙龙的文化源自法国，20世纪初传到埃及，一度延续了很长时间，但后来被中断了。1996年，我感到有必要为埃及的文化做一些事情，而这些事情必须独立于文化部。文化部一直在干的一件事儿，就是收买文人，给你钱，让你闭嘴。一旦你和政权发生了联系，就不可能再对它提出批评了。” 既反抗独裁者，也反抗极端分子 这里是亚历山大的四季酒店，窗外是平滑如镜的淡蓝色地中海。阿斯瓦尼看上去比他的文字温和多了。他有着和大多数埃及人不同的黑肤色，其实他的名字（Aswany）已经透露了他的家族来源——埃及南部阿斯旺（Aswan）的努比亚人。我曾听到一个说法，开罗是亚洲文明，阿斯旺是非洲文明，而亚历山大则是欧洲文明。“当然我们属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阿斯瓦尼说，“但在埃及接受伊斯兰教之前，我们还有好几千年的历史，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文化……这些都会包括在我们的认同里。你看我们现在所在的城市，就是以亚历山大大帝命名的。” 除了阿拉伯语，他还说流利的法语、英语，以及西班牙语——他声称是为了阅读拉美文学才学西班牙语的，他最喜爱的在世作家就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他似乎一刻也不能停止抽烟，我们年轻的翻译给他敬烟，他笑着说：“年轻人不该抽这么重的烟，抽我的吧！”然后递给翻译一支烟，探过身给小伙子点上。 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初，阿斯瓦尼在开罗一所法语学校就读。1952年纳赛尔革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埃及，但在他看来，至少在文化上这个国家仍然保持了革命前宽容的、大都会的传统。“我们一年要庆祝3-4次宗教节日，我们有信天主教的法国人，有科普特基督徒，有一两个没有离开埃及的犹太人，当然还有穆斯林，而且我们有一些教师甚至是无神论者。如果他信神，我们庆祝圣诞节等等，如果他不信，我们就庆祝他的生日。这种宽容的传统一直保持

后来我知道，阿斯瓦尼有军人一样的作息：一周有五六天6 “我会为政治做很多其他的事，但不会是写小说。小说不能被用于改变形势，它只能改变人性，改变我们。通过好的文学，我们会变成更好的人类” 阿斯瓦尼-张洁平摄 本刊记者杨潇发自开罗 去埃及前，作家亚拉·阿斯瓦尼（AlaaAlAswany）是我最希望采访的人之一。那时我在读他的《亚库比恩公寓》，开罗市中心的高档公寓，商人、官员、遗老出入其间，楼顶则有许多贫民搭窝棚而居。对这本书上帝般的叙述视角，我稍有不适，但仍惊讶于阿斯瓦尼对贫民生活的细致刻画——“周五早晨这些楼顶女人的表情，需要最出色的画家来描摹：她的丈夫下楼晨祷去了，在洗去昨夜尽欢的痕迹后，她出现在窝棚外面晾晒床单，就在此刻，她头发湿漉漉的，面色潮红，目光却流露出安详。她看起来就像一朵玫瑰，吸吮朝露后迎来完美的一刻。” 我也牵挂里面一对年轻恋人的命运：塔哈是公寓看门人的儿子，从小成绩优秀，虔诚、努力而且机敏，有钱人的车还没停稳，他就已经守在一旁等着为他们打开车门。他不在意别人的赞许或轻视，一心一意要考上警局光耀门楣，蒲莎娜则是他青梅竹马的女友。那天万事俱备的塔哈去警局应考前和蒲莎娜见了一面，希望得到她的鼓励，她却突然变得有些冷漠，男孩忐忑不安地走向了考场…… 《LonelyPlanet埃及》说，如果你去埃及旅行，只想读一本当代小说，那就读《亚库比恩公寓》吧，而彭定康的书评让我决定买下这本2002年一出版就风靡阿拉伯世界的小说：“阿斯瓦尼明白无误地向读者表达了现代埃及的弊端，同时也描绘了在腐败横行、秘密警察无处不在的情况下仍能保持人格、不卑不亢的开罗范儿。读过这本小说的人都会认为埃及革命迟到了好多年。对于穆巴拉克体制被如此轻松地掀翻在地，对于翻开这一历史新篇章的人民所体现出的精神和勇气，《亚库比恩公寓》的读者是不会感到有多惊奇的。” 文化部一直收买文人，让你闭嘴 到开罗后我试着联系阿斯瓦尼，但他的手机永远没人接听，或者无法接通。一位同行建议不如直接去他的诊所。没错，阿斯瓦尼还是位牙医，他的诊所在花园城，一个英国印记浓厚的准使馆区，不过我们并不清楚确切位置。在林木苍翠的小径上绕了半天后，我们到一个小卖部问路，老板摇摇头，但一位上班族模样的顾客自告奋勇：你们找阿斯瓦尼大夫啊，我知道，跟我走吧。 他把我们领到一栋灰色公寓前，单元门外有个小牌子，用阿文和英文写着：阿斯瓦尼牙医，四层。按响门铃后，一位穿牛仔裤、没戴头巾的漂亮姑娘打开了门，她是阿斯瓦尼的助手。房间不大，除了沙发、茶几外，还有张玻璃桌，上面摆了些工艺品，有个金色的法老头像和几枝富贵竹。桌子上方挂着一幅素描：一位胖医生左手举着烛火，右手食指伸入一位身着西装、手持礼帽的男士口中。 后来我知道，阿斯瓦尼有军人一样的作息：一周有五六天6点准时起床，6点半到10点半写作，然后开始读报。冲个澡后他来到诊所，工作到下午3点，然后睡个午觉，避开开罗最热的时段。从晚上6点到9点，他会再次回到诊所工作，9点后到午夜则是读书时间。不过周四晚上有些变化，他会步行到附近一个中左党派的办公室，参加阿斯瓦尼文化沙龙。这个对所有人开放的沙龙1996年由他本人发起，讨论文学、文化，也讨论宗教、政治，最初在市中心一个老旧的咖啡馆，2006年冬天因为秘密警察的干涉，咖啡馆断电，才搬到了现在的地址。 可惜这天阿斯瓦尼不在诊所，女助手告诉我们，他去了亚历山大，周末他在那里有两场讲座。革命之后许多事情有了变化，正常生活难免被打乱。我没能赶上一次阿斯瓦尼文化沙龙，不过从《纽约时报杂志》2008年的一篇特写中不难感受这个世俗的、自由主义者的聚会：“那天晚上来了两位伊斯兰主义者，他们很瘦，蓄着象征虔诚的长胡子，很可能是学生。在这个世俗化的小背景下声张他们的信仰，这两位年轻人招来了好奇的目光，甚至带有一丝丝不友好，特别是一位女性，她头发染得金黄，穿着紫色T恤和紧身短裤，还蹬了双高跟鞋。” “到了提问交流时间，两个年轻人中的一个问道，‘为什么侮辱伊斯兰教的《撒旦诗篇》在西方会获得这么多注意？’‘拉什迪，’阿斯瓦尼回答道，‘是位好作家。我没有读过《撒旦诗篇》，但不论这部小说里有什么，也不应该对作家发出追杀令。伊斯兰教没有给人以杀戮的权利。’然后阿斯瓦尼举了一个先知穆罕默德宽容弱者的例子，‘怎么能有人以先知的名义去杀人？’他说，‘很明显，伊斯兰教被一些人曲解了。’” 沙龙结束后，阿斯瓦尼对这位美国记者说，“你看到那两个迷惑的年轻人了吗？这正是今日埃及的大麻烦。年轻人的思维被局限在（独裁与宗教极端势力）两头。在我那个年代，年轻人不会有这种困惑。” 于是，见到阿斯瓦尼后，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他的沙龙。阿斯瓦尼说，他希望通过重建公共空间，恢复埃及早年的一种传统，“沙龙的文化源自法国，20世纪初传到埃及，一度延续了很长时间，但后来被中断了。1996年，我感到有必要为埃及的文化做一些事情，而这些事情必须独立于文化部。文化部一直在干的一件事儿，就是收买文人，给你钱，让你闭嘴。一旦你和政权发生了联系，就不可能再对它提出批评了。” 既反抗独裁者，也反抗极端分子 这里是亚历山大的四季酒店，窗外是平滑如镜的淡蓝色地中海。阿斯瓦尼看上去比他的文字温和多了。他有着和大多数埃及人不同的黑肤色，其实他的名字（Aswany）已经透露了他的家族来源——埃及南部阿斯旺（Aswan）的努比亚人。我曾听到一个说法，开罗是亚洲文明，阿斯旺是非洲文明，而亚历山大则是欧洲文明。“当然我们属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阿斯瓦尼说，“但在埃及接受伊斯兰教之前，我们还有好几千年的历史，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文化……这些都会包括在我们的认同里。你看我们现在所在的城市，就是以亚历山大大帝命名的。” 除了阿拉伯语，他还说流利的法语、英语，以及西班牙语——他声称是为了阅读拉美文学才学西班牙语的，他最喜爱的在世作家就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他似乎一刻也不能停止抽烟，我们年轻的翻译给他敬烟，他笑着说：“年轻人不该抽这么重的烟，抽我的吧！”然后递给翻译一支烟，探过身给小伙子点上。 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初，阿斯瓦尼在开罗一所法语学校就读。1952年纳赛尔革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埃及，但在他看来，至少在文化上这个国家仍然保持了革命前宽容的、大都会的传统。“我们一年要庆祝3-4次宗教节日，我们有信天主教的法国人，有科普特基督徒，有一两个没有离开埃及的犹太人，当然还有穆斯林，而且我们有一些教师甚至是无神论者。如果他信神，我们庆祝圣诞节等等，如果他不信，我们就庆祝他的生日。这种宽容的传统一直保持点准时起床，6点半到客的复杂心理。过去半个世纪，他们看着日本、韩国、东南亚和中国依次崛起，这些地方曾比埃及贫穷落后，如今却把它远远甩在后面。“我们希望埃及能恢复到古埃及的辉煌，就像现在的中国一样。”一个年轻人在解放广场告诉我。另一位知识分子则说，“哪怕退一步，我们牺牲部分自由，换来经济高速增长和民众生活改善，那也罢了，可我们两头都没捞着。” “受够了”的人赢了第一场斗争 很多人怀念1920-1930年代的埃及。那时开罗和亚历山大干净整洁，自由开放，议会民主，新闻媒体生气勃勃，女性不戴头巾，积极参与公共生活，宗教更深沉博大，不涉政治，更多居住在信仰者的心灵里——这是阿斯瓦尼这样的知识分子心目中理想的埃及，虽然他承认，在那个年代照样有很多“看不见的”受苦的人们。 一位埃及小说家曾写道：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宿命，我们这些埃及之子的宿命就在于，我们的野心远远超过了我们的可能性。阿斯瓦尼从2003年开始公开加入到穆巴拉克批评者的队伍里，但批评对现实几乎没有任何改变，“整个埃及都非常沮丧，我也是……一般说来，我们通过心理学与文学著作可以了解独裁者的心理，他们自我陶醉，与民众切断了联系，周围的党羽会一直告诉他，你是民族的英雄等等……但穆巴拉克还不完全一样。他不只是个糟糕的政治人物，不只是个大盗，他接受事物的方式十分独特，真该有人研究一下，他是怎么一步步变成这样一个人，对人民遭受的苦难一丝一毫的同理心都没有。” 2004年，阿斯瓦尼和一些社会活动人士发起“Kefaya”（受够了）运动，成为埃及非暴力革命的先声之一。他说，“我不是一个政治家，也永远不会从政。我没有个人的政治野心，也永不会有。我是一个作家。但我的确相信，发起Kefaya，作出反穆巴拉克的政治宣示，是我作为作家的职责之一。所以当我作政治宣示时，我不会说这是文学的唯一作用，我会说这是文学的作用之一：和人民在一起，试着捍卫人民的权利。也许我的声音能被更多人听到，那我也就有了更大的责任。” 如今埃及人民赢了，或者借用阿斯瓦尼的话说，至少赢了“第一场斗争”。他变得更加活跃，在各地举办沙龙，“现在的埃及，每一分每一秒都作数，事情变化得也非常迅速，人们需要一个方向。这个时候我想我们埃及人需要坐在一起，特别是我沙龙的客人，还有我的读者，他们可以听到我的观点并和我讨论，从而找出一个方向来。” 他还经常上电视和人辩论，有时和穆斯林兄弟会的领袖，有时则是和政府官员。3月的一次，他的对手是总理沙菲克（AhmedShafiq），他坚持要求沙菲克——这位穆巴拉克的旧臣回答有关政府下令杀戮的问题，“最后他失态了，因为他不习惯这种待遇。他对我说：‘你是谁！’我对他说，‘我是一个埃及公民，从现在开始，每个公民都可以这样向你提问，而你必须作出回答。’第二天，他就辞职了。” 无可避免地，我又问到那个老生常谈却历久弥新的问题：文学和政治的关系。“没错，马尔克斯是说过，如果你想表达政治观点，那就写一本好书，但他说这句话是有背景的，那是1960年代，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势力还很强大，他们一直在说，你必须为改变社会而写作。马尔克斯正是拿这句话回应他们的：你首先必须写一本优美的书，才能拿它来实现你的目标。他还说过另外一句话：‘最革命的书，应该是最优美的书。’如果一本书引发了革命，不是因为它写革命，而是因为它优美。我会为政治做很多其他的事，但不会是写小说。小说不能被用于改变形势，它只能改变人性，改变我们。通过好的文学，我们会变成更好的人类。” （参考资料：FouadAjami《TheDreamPalaceoftheArabs》；JohnR.Bradley《InsideEgypt》；劳伦斯·赖特《巨塔杀机：基地组织与911之路》；《纽约时报杂志》、《国家地理》、《卫报》相关报道） 10点半写作，然后开始读报。冲个澡后他来到诊所，工作到下午3点，然后睡个午觉，避开开罗最热的时段。从晚上6点到9点，他会再次回到诊所工作，9到1970年代末期。” 1976年，19岁的阿斯瓦尼考入开罗大学医学系。“那时学生里的左翼势力还很强大，这就是萨达特鼓励穆斯林兄弟会对抗我们的原因。他禁止了学校里所有其他的政治组织，除了兄弟会。”1970年纳赛尔去世，接替他的萨达特迫切需要建立政治合法性，于是和穆斯林兄弟会做了一笔交易，只要他们帮他打击纳赛尔余党和左翼分子，他就同意兄弟会宣教布道。 学生运动很快发生转变，男学生留起了胡子，女学生则蒙上面纱，在大多数埃及人的记忆里这还是头一回。1979年两伊战争爆发，伊朗和伊拉克石油出口锐减，国际油价飞涨，沙特等海湾国家石油收入激增。 “很多埃及人去那里打工，并受到了那里的影响，他们带回来的是对伊斯兰教保守的、部落化的、不宽容的理解，而非埃及传统上大都会的、宽容的理解，”阿斯瓦尼的观点代表不少埃及知识分子的看法，“你知道吗，在我们埃及，1924年已经有女性赢得汽车赛的冠军，到1930年代我们连女飞行员都有了，可是在一些国家，直到现在女性还在为争取开车的权利而斗争……在埃及，我们有两场斗争，一场是反抗独裁者的，这比较明显；另一场没那么明显的斗争也许更重要，就是用埃及对伊斯兰教宽容的理解去对抗那些不宽容的理解。” 1977年，萨达特宣布将亲赴以色列，与死敌谋求和平，此举震惊了阿拉伯世界。1978年，“戴维营协议”签订，一年后，埃及和以色列正式缔结和约。出于愤怒，观点各异的伊斯兰激进团体走到了一起。1981年，萨达特被激进分子刺杀，穆巴拉克接任总统。那时没人想到他一当就是30年。 1984年阿斯瓦尼去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继续攻读牙科。除了黑帮教父阿尔·卡彭和各种枪击案，他对这座美国城市几乎一无所知。他在那里住了3年，重新发现了美国，发现了美国人的乐于助人以及对多元文化的包容。 他总是讲起这样一段往事：那天芝加哥刮大风，他抱着一堆论文在校园里走，风把资料吹跑了，所有路过的人都停下来帮他追赶和捡拾资料。但时至今日他对美国仍然有一种复杂的感情：为了所谓的反恐和地区稳定，在中东和北非长期支持一些独裁者的，同样是这个国家。 萨达特的被刺并未令仇恨消除。1990-1993年，埃及政治暴力频发，国家已处在内战边缘，而那些世俗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发现自己处在最尴尬的境地：要免遭宗教极端分子的攻击，就要接受独裁政府提供的保护。 1992年，著名记者法拉杰·福达（FaragFoda）遭枪击身亡。生前他一直鼓吹政教分离，认为宗教应该回归私人领域。“萨达特把魔鬼放出了瓶子，结果自己却被魔鬼击倒。”他写道，“他为神权政治的支持者打开了空间，却没有提供相应的空间给他们的世俗主义对手们。最终前者的意识形态在贫民阶层、新的城市居民和单纯的人们头脑里扎了根。埃及人民现在应该重启世俗化进程了。”福达曾数次受到死亡威胁，但为过正常生活，他拒绝了来自政府的保护。 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整个埃及的文化象征马哈福兹也遭到攻击。一个21岁、从未读过他任何作品的修理工刺伤了他的颈部。83岁的马哈福兹幸运地保住了性命，但右手神经受到严重损伤，再也无法正常写作。无人宣布为此负责，一些埃及人认为，是马哈福兹完成于三十多年前的象征小说《我们街区的孩子》得罪了某些宗教人士。 马哈福兹的受伤震惊了整个国家，穆巴拉克派专人前往医院慰问，内政部长、文化部长等也轮番前去探望。但马哈福兹不愿自己变成政府打击宗教势力的一枚棋子，他拒绝了官方报纸的吹捧，也拒绝参与它们对极端分子大合唱般的攻击。 以色列都出现了盗版译本 阿斯瓦尼或许应该感到庆幸。他声名鹊起的时候，宗教极端势力已经退潮，埃及重新成为一个安全的国家，而《亚库比恩公寓》为他赢得的国际声誉，某种程度上也构成了一种保护：政府同样对他投鼠忌器。 1995年之前，阿斯瓦尼先后完成了4部小说，但没有一部能正式出版。1997年，他接到了第4封退稿信，他说，那是他一生中最糟糕的日子。他打电话给那家国营出版社的社长，对方答复：“我们出版不了你的书，委员会已经否决了它。”“什么委员会？”“这是一个秘密委员会。”“我想看到委员会的结论。”“没有结论给你，这是机密。”“你们是政府的出版社，花的是纳税人的钱，你有权说‘不’，但我有权知道为什么。”“反正我们不打算出你的书了，你随便吧。” 异常沮丧的阿斯瓦尼动了和妻子移居新西兰的念头。为什么是新西兰？对他来说，那是地球上距埃及最远的国家。他放弃了留在美国的机会，放弃了海湾国家收入丰厚的医生待遇，但却一直在原地打转。他告诉妻子，等他完成手头最后一部小说，他们就动身。 那部小说就是《亚库比恩公寓》。2002年，小说在一家私营出版社出版，和往常一样，阿斯瓦尼不抱任何希望。两周后他接到出版商电话，“我从没见过这样的事，居然脱销了。”不止在开罗脱销，更成了阿拉伯国家乃至世界范围的畅销书。仅仅几年前，他还在为2000本的销量挣扎；现在，《亚库比恩公寓》在法国一年就卖掉了16万册。据他说，甚至以色列——这个被阿拉伯作家协会抵制的国家，都出现了盗版的希伯来文译本。 在开罗，似乎人人都知道阿斯瓦尼。一个纪念品商店的老板对我说：“你喜欢阿斯瓦尼？我推荐你看他的《芝加哥》，比《亚库比恩公寓》还要好。”有人把他推崇为马哈福兹后最重要的埃及作家，也有人说，一些读者只是因为认同他的政治观点，而不愿去质疑他作品的文学价值罢了。“我为普通人写作，”阿斯瓦尼自己曾回应说，“我希望人人都能读懂我的书。阿拉伯文学现在的问题是，在实验性中失去了讲故事的能力。好多小说都这么开头：‘我回到家中，发现妻子和一只蟑螂上了床。’人们以为写得简单很容易，其实写得让人看不懂更容易。” 现在让我们回到亚库比恩公寓吧，还记得那两个年轻人吗？塔哈没能进入警察局，再努力也改变不了他卑微的出身，绝望之下他走向了宗教极端主义；而女友之所以突然心事重重，是因为她被老板非礼了，为了保住工作养活全家，她不得不放弃尊严，接受每天两次、每次10镑的羞辱。 某种程度上，这正是革命前埃及社会最突出的问题：贫富分化的加剧，普通民众的被剥夺感与尊严的丧失。“我们有两个埃及，”阿斯瓦尼说，“一个是富人的、幸运儿的埃及，很小，位于金字塔塔尖；另一个埃及大得多，它是穷人、受难者的埃及，40%埃及人生活在贫困线下，也就是说一家人每天的开销不足2美元。而在南部一些地区，贫困人口更高达60%。” 走在开罗市中心（DowntownCairo），人们会轮番用汉语、日语和韩语跟你说“你好”，他们可不一定是要兜售商品。但如果你待的时间够长，你也会发现埃及人对东亚来点后到午夜则是读书时间。不过周四晚上有些变化，他会步行到附近一个中左党派的办公室，参加阿斯瓦尼文化沙龙。这个对所有人开放的沙龙1996年由他本人发起，讨论文学、文化，也讨论宗教、政治，最初在市中心一个老旧的咖啡馆，客的复杂心理。过去半个世纪，他们看着日本、韩国、东南亚和中国依次崛起，这些地方曾比埃及贫穷落后，如今却把它远远甩在后面。“我们希望埃及能恢复到古埃及的辉煌，就像现在的中国一样。”一个年轻人在解放广场告诉我。另一位知识分子则说，“哪怕退一步，我们牺牲部分自由，换来经济高速增长和民众生活改善，那也罢了，可我们两头都没捞着。” “受够了”的人赢了第一场斗争 很多人怀念1920-1930年代的埃及。那时开罗和亚历山大干净整洁，自由开放，议会民主，新闻媒体生气勃勃，女性不戴头巾，积极参与公共生活，宗教更深沉博大，不涉政治，更多居住在信仰者的心灵里——这是阿斯瓦尼这样的知识分子心目中理想的埃及，虽然他承认，在那个年代照样有很多“看不见的”受苦的人们。 一位埃及小说家曾写道：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宿命，我们这些埃及之子的宿命就在于，我们的野心远远超过了我们的可能性。阿斯瓦尼从2003年开始公开加入到穆巴拉克批评者的队伍里，但批评对现实几乎没有任何改变，“整个埃及都非常沮丧，我也是……一般说来，我们通过心理学与文学著作可以了解独裁者的心理，他们自我陶醉，与民众切断了联系，周围的党羽会一直告诉他，你是民族的英雄等等……但穆巴拉克还不完全一样。他不只是个糟糕的政治人物，不只是个大盗，他接受事物的方式十分独特，真该有人研究一下，他是怎么一步步变成这样一个人，对人民遭受的苦难一丝一毫的同理心都没有。” 2004年，阿斯瓦尼和一些社会活动人士发起“Kefaya”（受够了）运动，成为埃及非暴力革命的先声之一。他说，“我不是一个政治家，也永远不会从政。我没有个人的政治野心，也永不会有。我是一个作家。但我的确相信，发起Kefaya，作出反穆巴拉克的政治宣示，是我作为作家的职责之一。所以当我作政治宣示时，我不会说这是文学的唯一作用，我会说这是文学的作用之一：和人民在一起，试着捍卫人民的权利。也许我的声音能被更多人听到，那我也就有了更大的责任。” 如今埃及人民赢了，或者借用阿斯瓦尼的话说，至少赢了“第一场斗争”。他变得更加活跃，在各地举办沙龙，“现在的埃及，每一分每一秒都作数，事情变化得也非常迅速，人们需要一个方向。这个时候我想我们埃及人需要坐在一起，特别是我沙龙的客人，还有我的读者，他们可以听到我的观点并和我讨论，从而找出一个方向来。” 他还经常上电视和人辩论，有时和穆斯林兄弟会的领袖，有时则是和政府官员。3月的一次，他的对手是总理沙菲克（AhmedShafiq），他坚持要求沙菲克——这位穆巴拉克的旧臣回答有关政府下令杀戮的问题，“最后他失态了，因为他不习惯这种待遇。他对我说：‘你是谁！’我对他说，‘我是一个埃及公民，从现在开始，每个公民都可以这样向你提问，而你必须作出回答。’第二天，他就辞职了。” 无可避免地，我又问到那个老生常谈却历久弥新的问题：文学和政治的关系。“没错，马尔克斯是说过，如果你想表达政治观点，那就写一本好书，但他说这句话是有背景的，那是1960年代，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势力还很强大，他们一直在说，你必须为改变社会而写作。马尔克斯正是拿这句话回应他们的：你首先必须写一本优美的书，才能拿它来实现你的目标。他还说过另外一句话：‘最革命的书，应该是最优美的书。’如果一本书引发了革命，不是因为它写革命，而是因为它优美。我会为政治做很多其他的事，但不会是写小说。小说不能被用于改变形势，它只能改变人性，改变我们。通过好的文学，我们会变成更好的人类。” （参考资料：FouadAjami《TheDreamPalaceoftheArabs》；JohnR.Bradley《InsideEgypt》；劳伦斯·赖特《巨塔杀机：基地组织与911之路》；《纽约时报杂志》、《国家地理》、《卫报》相关报道） 2006年冬天因为秘密警察的干涉，咖啡馆断电，才搬到了现在的地址。

可惜这天阿斯瓦尼不在诊所，女助手告诉我们，他去了亚历山大，周末他在那里有两场讲座。革命之后许多事情有了变化，正常生活难免被打乱。我没能赶上一次阿斯瓦尼文化沙龙，不过从《纽约时报杂志》2008年的一篇特写中不难感受这个世俗的、自由主义者的聚会：“那天晚上来了两位伊斯兰主义者，他们很瘦，蓄着象征虔诚的长胡子，很可能是学生。在这个世俗化的小背景下声张他们的信仰，这两位年轻人招来了好奇的目光，甚至带有一丝丝不友好，特别是一位女性，她头发染得金黄，穿着紫色 “我会为政治做很多其他的事，但不会是写小说。小说不能被用于改变形势，它只能改变人性，改变我们。通过好的文学，我们会变成更好的人类” 阿斯瓦尼-张洁平摄 本刊记者杨潇发自开罗 去埃及前，作家亚拉·阿斯瓦尼（AlaaAlAswany）是我最希望采访的人之一。那时我在读他的《亚库比恩公寓》，开罗市中心的高档公寓，商人、官员、遗老出入其间，楼顶则有许多贫民搭窝棚而居。对这本书上帝般的叙述视角，我稍有不适，但仍惊讶于阿斯瓦尼对贫民生活的细致刻画——“周五早晨这些楼顶女人的表情，需要最出色的画家来描摹：她的丈夫下楼晨祷去了，在洗去昨夜尽欢的痕迹后，她出现在窝棚外面晾晒床单，就在此刻，她头发湿漉漉的，面色潮红，目光却流露出安详。她看起来就像一朵玫瑰，吸吮朝露后迎来完美的一刻。” 我也牵挂里面一对年轻恋人的命运：塔哈是公寓看门人的儿子，从小成绩优秀，虔诚、努力而且机敏，有钱人的车还没停稳，他就已经守在一旁等着为他们打开车门。他不在意别人的赞许或轻视，一心一意要考上警局光耀门楣，蒲莎娜则是他青梅竹马的女友。那天万事俱备的塔哈去警局应考前和蒲莎娜见了一面，希望得到她的鼓励，她却突然变得有些冷漠，男孩忐忑不安地走向了考场…… 《LonelyPlanet埃及》说，如果你去埃及旅行，只想读一本当代小说，那就读《亚库比恩公寓》吧，而彭定康的书评让我决定买下这本2002年一出版就风靡阿拉伯世界的小说：“阿斯瓦尼明白无误地向读者表达了现代埃及的弊端，同时也描绘了在腐败横行、秘密警察无处不在的情况下仍能保持人格、不卑不亢的开罗范儿。读过这本小说的人都会认为埃及革命迟到了好多年。对于穆巴拉克体制被如此轻松地掀翻在地，对于翻开这一历史新篇章的人民所体现出的精神和勇气，《亚库比恩公寓》的读者是不会感到有多惊奇的。” 文化部一直收买文人，让你闭嘴 到开罗后我试着联系阿斯瓦尼，但他的手机永远没人接听，或者无法接通。一位同行建议不如直接去他的诊所。没错，阿斯瓦尼还是位牙医，他的诊所在花园城，一个英国印记浓厚的准使馆区，不过我们并不清楚确切位置。在林木苍翠的小径上绕了半天后，我们到一个小卖部问路，老板摇摇头，但一位上班族模样的顾客自告奋勇：你们找阿斯瓦尼大夫啊，我知道，跟我走吧。 他把我们领到一栋灰色公寓前，单元门外有个小牌子，用阿文和英文写着：阿斯瓦尼牙医，四层。按响门铃后，一位穿牛仔裤、没戴头巾的漂亮姑娘打开了门，她是阿斯瓦尼的助手。房间不大，除了沙发、茶几外，还有张玻璃桌，上面摆了些工艺品，有个金色的法老头像和几枝富贵竹。桌子上方挂着一幅素描：一位胖医生左手举着烛火，右手食指伸入一位身着西装、手持礼帽的男士口中。 后来我知道，阿斯瓦尼有军人一样的作息：一周有五六天6点准时起床，6点半到10点半写作，然后开始读报。冲个澡后他来到诊所，工作到下午3点，然后睡个午觉，避开开罗最热的时段。从晚上6点到9点，他会再次回到诊所工作，9点后到午夜则是读书时间。不过周四晚上有些变化，他会步行到附近一个中左党派的办公室，参加阿斯瓦尼文化沙龙。这个对所有人开放的沙龙1996年由他本人发起，讨论文学、文化，也讨论宗教、政治，最初在市中心一个老旧的咖啡馆，2006年冬天因为秘密警察的干涉，咖啡馆断电，才搬到了现在的地址。 可惜这天阿斯瓦尼不在诊所，女助手告诉我们，他去了亚历山大，周末他在那里有两场讲座。革命之后许多事情有了变化，正常生活难免被打乱。我没能赶上一次阿斯瓦尼文化沙龙，不过从《纽约时报杂志》2008年的一篇特写中不难感受这个世俗的、自由主义者的聚会：“那天晚上来了两位伊斯兰主义者，他们很瘦，蓄着象征虔诚的长胡子，很可能是学生。在这个世俗化的小背景下声张他们的信仰，这两位年轻人招来了好奇的目光，甚至带有一丝丝不友好，特别是一位女性，她头发染得金黄，穿着紫色T恤和紧身短裤，还蹬了双高跟鞋。” “到了提问交流时间，两个年轻人中的一个问道，‘为什么侮辱伊斯兰教的《撒旦诗篇》在西方会获得这么多注意？’‘拉什迪，’阿斯瓦尼回答道，‘是位好作家。我没有读过《撒旦诗篇》，但不论这部小说里有什么，也不应该对作家发出追杀令。伊斯兰教没有给人以杀戮的权利。’然后阿斯瓦尼举了一个先知穆罕默德宽容弱者的例子，‘怎么能有人以先知的名义去杀人？’他说，‘很明显，伊斯兰教被一些人曲解了。’” 沙龙结束后，阿斯瓦尼对这位美国记者说，“你看到那两个迷惑的年轻人了吗？这正是今日埃及的大麻烦。年轻人的思维被局限在（独裁与宗教极端势力）两头。在我那个年代，年轻人不会有这种困惑。” 于是，见到阿斯瓦尼后，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他的沙龙。阿斯瓦尼说，他希望通过重建公共空间，恢复埃及早年的一种传统，“沙龙的文化源自法国，20世纪初传到埃及，一度延续了很长时间，但后来被中断了。1996年，我感到有必要为埃及的文化做一些事情，而这些事情必须独立于文化部。文化部一直在干的一件事儿，就是收买文人，给你钱，让你闭嘴。一旦你和政权发生了联系，就不可能再对它提出批评了。” 既反抗独裁者，也反抗极端分子 这里是亚历山大的四季酒店，窗外是平滑如镜的淡蓝色地中海。阿斯瓦尼看上去比他的文字温和多了。他有着和大多数埃及人不同的黑肤色，其实他的名字（Aswany）已经透露了他的家族来源——埃及南部阿斯旺（Aswan）的努比亚人。我曾听到一个说法，开罗是亚洲文明，阿斯旺是非洲文明，而亚历山大则是欧洲文明。“当然我们属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阿斯瓦尼说，“但在埃及接受伊斯兰教之前，我们还有好几千年的历史，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文化……这些都会包括在我们的认同里。你看我们现在所在的城市，就是以亚历山大大帝命名的。” 除了阿拉伯语，他还说流利的法语、英语，以及西班牙语——他声称是为了阅读拉美文学才学西班牙语的，他最喜爱的在世作家就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他似乎一刻也不能停止抽烟，我们年轻的翻译给他敬烟，他笑着说：“年轻人不该抽这么重的烟，抽我的吧！”然后递给翻译一支烟，探过身给小伙子点上。 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初，阿斯瓦尼在开罗一所法语学校就读。1952年纳赛尔革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埃及，但在他看来，至少在文化上这个国家仍然保持了革命前宽容的、大都会的传统。“我们一年要庆祝3-4次宗教节日，我们有信天主教的法国人，有科普特基督徒，有一两个没有离开埃及的犹太人，当然还有穆斯林，而且我们有一些教师甚至是无神论者。如果他信神，我们庆祝圣诞节等等，如果他不信，我们就庆祝他的生日。这种宽容的传统一直保持T恤和紧身短裤，还蹬了双高跟鞋。”

“到了提问交流时间，两个年轻人中的一个问道，‘为什么侮辱伊斯兰教的《撒旦诗篇》在西方会获得这么多注意？’‘拉什迪，’阿斯瓦尼回答道，‘是位好作家。我没有读过《撒旦诗篇》，但不论这部小说里有什么，也不应该对作家发出追杀令。伊斯兰教没有给人以杀戮的权利。’然后阿斯瓦尼举了一个先知穆罕默德宽容弱者的例子，‘怎么能有人以先知的名义去杀人？’他说，‘很明显，伊斯兰教被一些人曲解了。’”

沙龙结束后，阿斯瓦尼对这位美国记者说，“你看到那两个迷惑的年轻人了吗？这正是今日埃及的大麻烦。年轻人的思维被局限在（独裁与宗教极端势力）两头。在我那个年代，年轻人不会有这种困惑。”

客的复杂心理。过去半个世纪，他们看着日本、韩国、东南亚和中国依次崛起，这些地方曾比埃及贫穷落后，如今却把它远远甩在后面。“我们希望埃及能恢复到古埃及的辉煌，就像现在的中国一样。”一个年轻人在解放广场告诉我。另一位知识分子则说，“哪怕退一步，我们牺牲部分自由，换来经济高速增长和民众生活改善，那也罢了，可我们两头都没捞着。” “受够了”的人赢了第一场斗争 很多人怀念1920-1930年代的埃及。那时开罗和亚历山大干净整洁，自由开放，议会民主，新闻媒体生气勃勃，女性不戴头巾，积极参与公共生活，宗教更深沉博大，不涉政治，更多居住在信仰者的心灵里——这是阿斯瓦尼这样的知识分子心目中理想的埃及，虽然他承认，在那个年代照样有很多“看不见的”受苦的人们。 一位埃及小说家曾写道：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宿命，我们这些埃及之子的宿命就在于，我们的野心远远超过了我们的可能性。阿斯瓦尼从2003年开始公开加入到穆巴拉克批评者的队伍里，但批评对现实几乎没有任何改变，“整个埃及都非常沮丧，我也是……一般说来，我们通过心理学与文学著作可以了解独裁者的心理，他们自我陶醉，与民众切断了联系，周围的党羽会一直告诉他，你是民族的英雄等等……但穆巴拉克还不完全一样。他不只是个糟糕的政治人物，不只是个大盗，他接受事物的方式十分独特，真该有人研究一下，他是怎么一步步变成这样一个人，对人民遭受的苦难一丝一毫的同理心都没有。” 2004年，阿斯瓦尼和一些社会活动人士发起“Kefaya”（受够了）运动，成为埃及非暴力革命的先声之一。他说，“我不是一个政治家，也永远不会从政。我没有个人的政治野心，也永不会有。我是一个作家。但我的确相信，发起Kefaya，作出反穆巴拉克的政治宣示，是我作为作家的职责之一。所以当我作政治宣示时，我不会说这是文学的唯一作用，我会说这是文学的作用之一：和人民在一起，试着捍卫人民的权利。也许我的声音能被更多人听到，那我也就有了更大的责任。” 如今埃及人民赢了，或者借用阿斯瓦尼的话说，至少赢了“第一场斗争”。他变得更加活跃，在各地举办沙龙，“现在的埃及，每一分每一秒都作数，事情变化得也非常迅速，人们需要一个方向。这个时候我想我们埃及人需要坐在一起，特别是我沙龙的客人，还有我的读者，他们可以听到我的观点并和我讨论，从而找出一个方向来。” 他还经常上电视和人辩论，有时和穆斯林兄弟会的领袖，有时则是和政府官员。3月的一次，他的对手是总理沙菲克（AhmedShafiq），他坚持要求沙菲克——这位穆巴拉克的旧臣回答有关政府下令杀戮的问题，“最后他失态了，因为他不习惯这种待遇。他对我说：‘你是谁！’我对他说，‘我是一个埃及公民，从现在开始，每个公民都可以这样向你提问，而你必须作出回答。’第二天，他就辞职了。” 无可避免地，我又问到那个老生常谈却历久弥新的问题：文学和政治的关系。“没错，马尔克斯是说过，如果你想表达政治观点，那就写一本好书，但他说这句话是有背景的，那是1960年代，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势力还很强大，他们一直在说，你必须为改变社会而写作。马尔克斯正是拿这句话回应他们的：你首先必须写一本优美的书，才能拿它来实现你的目标。他还说过另外一句话：‘最革命的书，应该是最优美的书。’如果一本书引发了革命，不是因为它写革命，而是因为它优美。我会为政治做很多其他的事，但不会是写小说。小说不能被用于改变形势，它只能改变人性，改变我们。通过好的文学，我们会变成更好的人类。” （参考资料：FouadAjami《TheDreamPalaceoftheArabs》；JohnR.Bradley《InsideEgypt》；劳伦斯·赖特《巨塔杀机：基地组织与911之路》；《纽约时报杂志》、《国家地理》、《卫报》相关报道）

于是，见到阿斯瓦尼后，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他的沙龙。阿斯瓦尼说，他希望通过重建公共空间，恢复埃及早年的一种传统，“沙龙的文化源自法国，20 “我会为政治做很多其他的事，但不会是写小说。小说不能被用于改变形势，它只能改变人性，改变我们。通过好的文学，我们会变成更好的人类” 阿斯瓦尼-张洁平摄 本刊记者杨潇发自开罗 去埃及前，作家亚拉·阿斯瓦尼（AlaaAlAswany）是我最希望采访的人之一。那时我在读他的《亚库比恩公寓》，开罗市中心的高档公寓，商人、官员、遗老出入其间，楼顶则有许多贫民搭窝棚而居。对这本书上帝般的叙述视角，我稍有不适，但仍惊讶于阿斯瓦尼对贫民生活的细致刻画——“周五早晨这些楼顶女人的表情，需要最出色的画家来描摹：她的丈夫下楼晨祷去了，在洗去昨夜尽欢的痕迹后，她出现在窝棚外面晾晒床单，就在此刻，她头发湿漉漉的，面色潮红，目光却流露出安详。她看起来就像一朵玫瑰，吸吮朝露后迎来完美的一刻。” 我也牵挂里面一对年轻恋人的命运：塔哈是公寓看门人的儿子，从小成绩优秀，虔诚、努力而且机敏，有钱人的车还没停稳，他就已经守在一旁等着为他们打开车门。他不在意别人的赞许或轻视，一心一意要考上警局光耀门楣，蒲莎娜则是他青梅竹马的女友。那天万事俱备的塔哈去警局应考前和蒲莎娜见了一面，希望得到她的鼓励，她却突然变得有些冷漠，男孩忐忑不安地走向了考场…… 《LonelyPlanet埃及》说，如果你去埃及旅行，只想读一本当代小说，那就读《亚库比恩公寓》吧，而彭定康的书评让我决定买下这本2002年一出版就风靡阿拉伯世界的小说：“阿斯瓦尼明白无误地向读者表达了现代埃及的弊端，同时也描绘了在腐败横行、秘密警察无处不在的情况下仍能保持人格、不卑不亢的开罗范儿。读过这本小说的人都会认为埃及革命迟到了好多年。对于穆巴拉克体制被如此轻松地掀翻在地，对于翻开这一历史新篇章的人民所体现出的精神和勇气，《亚库比恩公寓》的读者是不会感到有多惊奇的。” 文化部一直收买文人，让你闭嘴 到开罗后我试着联系阿斯瓦尼，但他的手机永远没人接听，或者无法接通。一位同行建议不如直接去他的诊所。没错，阿斯瓦尼还是位牙医，他的诊所在花园城，一个英国印记浓厚的准使馆区，不过我们并不清楚确切位置。在林木苍翠的小径上绕了半天后，我们到一个小卖部问路，老板摇摇头，但一位上班族模样的顾客自告奋勇：你们找阿斯瓦尼大夫啊，我知道，跟我走吧。 他把我们领到一栋灰色公寓前，单元门外有个小牌子，用阿文和英文写着：阿斯瓦尼牙医，四层。按响门铃后，一位穿牛仔裤、没戴头巾的漂亮姑娘打开了门，她是阿斯瓦尼的助手。房间不大，除了沙发、茶几外，还有张玻璃桌，上面摆了些工艺品，有个金色的法老头像和几枝富贵竹。桌子上方挂着一幅素描：一位胖医生左手举着烛火，右手食指伸入一位身着西装、手持礼帽的男士口中。 后来我知道，阿斯瓦尼有军人一样的作息：一周有五六天6点准时起床，6点半到10点半写作，然后开始读报。冲个澡后他来到诊所，工作到下午3点，然后睡个午觉，避开开罗最热的时段。从晚上6点到9点，他会再次回到诊所工作，9点后到午夜则是读书时间。不过周四晚上有些变化，他会步行到附近一个中左党派的办公室，参加阿斯瓦尼文化沙龙。这个对所有人开放的沙龙1996年由他本人发起，讨论文学、文化，也讨论宗教、政治，最初在市中心一个老旧的咖啡馆，2006年冬天因为秘密警察的干涉，咖啡馆断电，才搬到了现在的地址。 可惜这天阿斯瓦尼不在诊所，女助手告诉我们，他去了亚历山大，周末他在那里有两场讲座。革命之后许多事情有了变化，正常生活难免被打乱。我没能赶上一次阿斯瓦尼文化沙龙，不过从《纽约时报杂志》2008年的一篇特写中不难感受这个世俗的、自由主义者的聚会：“那天晚上来了两位伊斯兰主义者，他们很瘦，蓄着象征虔诚的长胡子，很可能是学生。在这个世俗化的小背景下声张他们的信仰，这两位年轻人招来了好奇的目光，甚至带有一丝丝不友好，特别是一位女性，她头发染得金黄，穿着紫色T恤和紧身短裤，还蹬了双高跟鞋。” “到了提问交流时间，两个年轻人中的一个问道，‘为什么侮辱伊斯兰教的《撒旦诗篇》在西方会获得这么多注意？’‘拉什迪，’阿斯瓦尼回答道，‘是位好作家。我没有读过《撒旦诗篇》，但不论这部小说里有什么，也不应该对作家发出追杀令。伊斯兰教没有给人以杀戮的权利。’然后阿斯瓦尼举了一个先知穆罕默德宽容弱者的例子，‘怎么能有人以先知的名义去杀人？’他说，‘很明显，伊斯兰教被一些人曲解了。’” 沙龙结束后，阿斯瓦尼对这位美国记者说，“你看到那两个迷惑的年轻人了吗？这正是今日埃及的大麻烦。年轻人的思维被局限在（独裁与宗教极端势力）两头。在我那个年代，年轻人不会有这种困惑。” 于是，见到阿斯瓦尼后，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他的沙龙。阿斯瓦尼说，他希望通过重建公共空间，恢复埃及早年的一种传统，“沙龙的文化源自法国，20世纪初传到埃及，一度延续了很长时间，但后来被中断了。1996年，我感到有必要为埃及的文化做一些事情，而这些事情必须独立于文化部。文化部一直在干的一件事儿，就是收买文人，给你钱，让你闭嘴。一旦你和政权发生了联系，就不可能再对它提出批评了。” 既反抗独裁者，也反抗极端分子 这里是亚历山大的四季酒店，窗外是平滑如镜的淡蓝色地中海。阿斯瓦尼看上去比他的文字温和多了。他有着和大多数埃及人不同的黑肤色，其实他的名字（Aswany）已经透露了他的家族来源——埃及南部阿斯旺（Aswan）的努比亚人。我曾听到一个说法，开罗是亚洲文明，阿斯旺是非洲文明，而亚历山大则是欧洲文明。“当然我们属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阿斯瓦尼说，“但在埃及接受伊斯兰教之前，我们还有好几千年的历史，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文化……这些都会包括在我们的认同里。你看我们现在所在的城市，就是以亚历山大大帝命名的。” 除了阿拉伯语，他还说流利的法语、英语，以及西班牙语——他声称是为了阅读拉美文学才学西班牙语的，他最喜爱的在世作家就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他似乎一刻也不能停止抽烟，我们年轻的翻译给他敬烟，他笑着说：“年轻人不该抽这么重的烟，抽我的吧！”然后递给翻译一支烟，探过身给小伙子点上。 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初，阿斯瓦尼在开罗一所法语学校就读。1952年纳赛尔革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埃及，但在他看来，至少在文化上这个国家仍然保持了革命前宽容的、大都会的传统。“我们一年要庆祝3-4次宗教节日，我们有信天主教的法国人，有科普特基督徒，有一两个没有离开埃及的犹太人，当然还有穆斯林，而且我们有一些教师甚至是无神论者。如果他信神，我们庆祝圣诞节等等，如果他不信，我们就庆祝他的生日。这种宽容的传统一直保持世纪初传到埃及，一度延续了很长时间，但后来被中断了。1996年，我感到有必要为埃及的文化做一些事情，而这些事情必须独立于文化部。文化部一直在干的一件事儿，就是收买文人，给你钱，让你闭嘴。一旦你和政权发生了联系，就不可能再对它提出批评了。”

 

既反抗独裁者，也反抗极端分子

客的复杂心理。过去半个世纪，他们看着日本、韩国、东南亚和中国依次崛起，这些地方曾比埃及贫穷落后，如今却把它远远甩在后面。“我们希望埃及能恢复到古埃及的辉煌，就像现在的中国一样。”一个年轻人在解放广场告诉我。另一位知识分子则说，“哪怕退一步，我们牺牲部分自由，换来经济高速增长和民众生活改善，那也罢了，可我们两头都没捞着。” “受够了”的人赢了第一场斗争 很多人怀念1920-1930年代的埃及。那时开罗和亚历山大干净整洁，自由开放，议会民主，新闻媒体生气勃勃，女性不戴头巾，积极参与公共生活，宗教更深沉博大，不涉政治，更多居住在信仰者的心灵里——这是阿斯瓦尼这样的知识分子心目中理想的埃及，虽然他承认，在那个年代照样有很多“看不见的”受苦的人们。 一位埃及小说家曾写道：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宿命，我们这些埃及之子的宿命就在于，我们的野心远远超过了我们的可能性。阿斯瓦尼从2003年开始公开加入到穆巴拉克批评者的队伍里，但批评对现实几乎没有任何改变，“整个埃及都非常沮丧，我也是……一般说来，我们通过心理学与文学著作可以了解独裁者的心理，他们自我陶醉，与民众切断了联系，周围的党羽会一直告诉他，你是民族的英雄等等……但穆巴拉克还不完全一样。他不只是个糟糕的政治人物，不只是个大盗，他接受事物的方式十分独特，真该有人研究一下，他是怎么一步步变成这样一个人，对人民遭受的苦难一丝一毫的同理心都没有。” 2004年，阿斯瓦尼和一些社会活动人士发起“Kefaya”（受够了）运动，成为埃及非暴力革命的先声之一。他说，“我不是一个政治家，也永远不会从政。我没有个人的政治野心，也永不会有。我是一个作家。但我的确相信，发起Kefaya，作出反穆巴拉克的政治宣示，是我作为作家的职责之一。所以当我作政治宣示时，我不会说这是文学的唯一作用，我会说这是文学的作用之一：和人民在一起，试着捍卫人民的权利。也许我的声音能被更多人听到，那我也就有了更大的责任。” 如今埃及人民赢了，或者借用阿斯瓦尼的话说，至少赢了“第一场斗争”。他变得更加活跃，在各地举办沙龙，“现在的埃及，每一分每一秒都作数，事情变化得也非常迅速，人们需要一个方向。这个时候我想我们埃及人需要坐在一起，特别是我沙龙的客人，还有我的读者，他们可以听到我的观点并和我讨论，从而找出一个方向来。” 他还经常上电视和人辩论，有时和穆斯林兄弟会的领袖，有时则是和政府官员。3月的一次，他的对手是总理沙菲克（AhmedShafiq），他坚持要求沙菲克——这位穆巴拉克的旧臣回答有关政府下令杀戮的问题，“最后他失态了，因为他不习惯这种待遇。他对我说：‘你是谁！’我对他说，‘我是一个埃及公民，从现在开始，每个公民都可以这样向你提问，而你必须作出回答。’第二天，他就辞职了。” 无可避免地，我又问到那个老生常谈却历久弥新的问题：文学和政治的关系。“没错，马尔克斯是说过，如果你想表达政治观点，那就写一本好书，但他说这句话是有背景的，那是1960年代，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势力还很强大，他们一直在说，你必须为改变社会而写作。马尔克斯正是拿这句话回应他们的：你首先必须写一本优美的书，才能拿它来实现你的目标。他还说过另外一句话：‘最革命的书，应该是最优美的书。’如果一本书引发了革命，不是因为它写革命，而是因为它优美。我会为政治做很多其他的事，但不会是写小说。小说不能被用于改变形势，它只能改变人性，改变我们。通过好的文学，我们会变成更好的人类。” （参考资料：FouadAjami《TheDreamPalaceoftheArabs》；JohnR.Bradley《InsideEgypt》；劳伦斯·赖特《巨塔杀机：基地组织与911之路》；《纽约时报杂志》、《国家地理》、《卫报》相关报道）

这里是亚历山大的四季酒店，窗外是平滑如镜的淡蓝色地中海。阿斯瓦尼看上去比他的文字温和多了。他有着和大多数埃及人不同的黑肤色，其实他的名字（Aswany）已经透露了他的家族来源——埃及南部阿斯旺（Aswan）的努比亚人。我曾听到一个说法，开罗是亚洲文明，阿斯旺是非洲文明，而亚历山大则是欧洲文明。“当然我们属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阿斯瓦尼说，“但在埃及接受伊斯兰教之前，我们还有好几千年的历史，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文化……这些都会包括在我们的认同里。你看我们现在所在的城市，就是以亚历山大大帝命名的。”

“我会为政治做很多其他的事，但不会是写小说。小说不能被用于改变形势，它只能改变人性，改变我们。通过好的文学，我们会变成更好的人类” 阿斯瓦尼-张洁平摄 本刊记者杨潇发自开罗 去埃及前，作家亚拉·阿斯瓦尼（AlaaAlAswany）是我最希望采访的人之一。那时我在读他的《亚库比恩公寓》，开罗市中心的高档公寓，商人、官员、遗老出入其间，楼顶则有许多贫民搭窝棚而居。对这本书上帝般的叙述视角，我稍有不适，但仍惊讶于阿斯瓦尼对贫民生活的细致刻画——“周五早晨这些楼顶女人的表情，需要最出色的画家来描摹：她的丈夫下楼晨祷去了，在洗去昨夜尽欢的痕迹后，她出现在窝棚外面晾晒床单，就在此刻，她头发湿漉漉的，面色潮红，目光却流露出安详。她看起来就像一朵玫瑰，吸吮朝露后迎来完美的一刻。” 我也牵挂里面一对年轻恋人的命运：塔哈是公寓看门人的儿子，从小成绩优秀，虔诚、努力而且机敏，有钱人的车还没停稳，他就已经守在一旁等着为他们打开车门。他不在意别人的赞许或轻视，一心一意要考上警局光耀门楣，蒲莎娜则是他青梅竹马的女友。那天万事俱备的塔哈去警局应考前和蒲莎娜见了一面，希望得到她的鼓励，她却突然变得有些冷漠，男孩忐忑不安地走向了考场…… 《LonelyPlanet埃及》说，如果你去埃及旅行，只想读一本当代小说，那就读《亚库比恩公寓》吧，而彭定康的书评让我决定买下这本2002年一出版就风靡阿拉伯世界的小说：“阿斯瓦尼明白无误地向读者表达了现代埃及的弊端，同时也描绘了在腐败横行、秘密警察无处不在的情况下仍能保持人格、不卑不亢的开罗范儿。读过这本小说的人都会认为埃及革命迟到了好多年。对于穆巴拉克体制被如此轻松地掀翻在地，对于翻开这一历史新篇章的人民所体现出的精神和勇气，《亚库比恩公寓》的读者是不会感到有多惊奇的。” 文化部一直收买文人，让你闭嘴 到开罗后我试着联系阿斯瓦尼，但他的手机永远没人接听，或者无法接通。一位同行建议不如直接去他的诊所。没错，阿斯瓦尼还是位牙医，他的诊所在花园城，一个英国印记浓厚的准使馆区，不过我们并不清楚确切位置。在林木苍翠的小径上绕了半天后，我们到一个小卖部问路，老板摇摇头，但一位上班族模样的顾客自告奋勇：你们找阿斯瓦尼大夫啊，我知道，跟我走吧。 他把我们领到一栋灰色公寓前，单元门外有个小牌子，用阿文和英文写着：阿斯瓦尼牙医，四层。按响门铃后，一位穿牛仔裤、没戴头巾的漂亮姑娘打开了门，她是阿斯瓦尼的助手。房间不大，除了沙发、茶几外，还有张玻璃桌，上面摆了些工艺品，有个金色的法老头像和几枝富贵竹。桌子上方挂着一幅素描：一位胖医生左手举着烛火，右手食指伸入一位身着西装、手持礼帽的男士口中。 后来我知道，阿斯瓦尼有军人一样的作息：一周有五六天6点准时起床，6点半到10点半写作，然后开始读报。冲个澡后他来到诊所，工作到下午3点，然后睡个午觉，避开开罗最热的时段。从晚上6点到9点，他会再次回到诊所工作，9点后到午夜则是读书时间。不过周四晚上有些变化，他会步行到附近一个中左党派的办公室，参加阿斯瓦尼文化沙龙。这个对所有人开放的沙龙1996年由他本人发起，讨论文学、文化，也讨论宗教、政治，最初在市中心一个老旧的咖啡馆，2006年冬天因为秘密警察的干涉，咖啡馆断电，才搬到了现在的地址。 可惜这天阿斯瓦尼不在诊所，女助手告诉我们，他去了亚历山大，周末他在那里有两场讲座。革命之后许多事情有了变化，正常生活难免被打乱。我没能赶上一次阿斯瓦尼文化沙龙，不过从《纽约时报杂志》2008年的一篇特写中不难感受这个世俗的、自由主义者的聚会：“那天晚上来了两位伊斯兰主义者，他们很瘦，蓄着象征虔诚的长胡子，很可能是学生。在这个世俗化的小背景下声张他们的信仰，这两位年轻人招来了好奇的目光，甚至带有一丝丝不友好，特别是一位女性，她头发染得金黄，穿着紫色T恤和紧身短裤，还蹬了双高跟鞋。” “到了提问交流时间，两个年轻人中的一个问道，‘为什么侮辱伊斯兰教的《撒旦诗篇》在西方会获得这么多注意？’‘拉什迪，’阿斯瓦尼回答道，‘是位好作家。我没有读过《撒旦诗篇》，但不论这部小说里有什么，也不应该对作家发出追杀令。伊斯兰教没有给人以杀戮的权利。’然后阿斯瓦尼举了一个先知穆罕默德宽容弱者的例子，‘怎么能有人以先知的名义去杀人？’他说，‘很明显，伊斯兰教被一些人曲解了。’” 沙龙结束后，阿斯瓦尼对这位美国记者说，“你看到那两个迷惑的年轻人了吗？这正是今日埃及的大麻烦。年轻人的思维被局限在（独裁与宗教极端势力）两头。在我那个年代，年轻人不会有这种困惑。” 于是，见到阿斯瓦尼后，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他的沙龙。阿斯瓦尼说，他希望通过重建公共空间，恢复埃及早年的一种传统，“沙龙的文化源自法国，20世纪初传到埃及，一度延续了很长时间，但后来被中断了。1996年，我感到有必要为埃及的文化做一些事情，而这些事情必须独立于文化部。文化部一直在干的一件事儿，就是收买文人，给你钱，让你闭嘴。一旦你和政权发生了联系，就不可能再对它提出批评了。” 既反抗独裁者，也反抗极端分子 这里是亚历山大的四季酒店，窗外是平滑如镜的淡蓝色地中海。阿斯瓦尼看上去比他的文字温和多了。他有着和大多数埃及人不同的黑肤色，其实他的名字（Aswany）已经透露了他的家族来源——埃及南部阿斯旺（Aswan）的努比亚人。我曾听到一个说法，开罗是亚洲文明，阿斯旺是非洲文明，而亚历山大则是欧洲文明。“当然我们属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阿斯瓦尼说，“但在埃及接受伊斯兰教之前，我们还有好几千年的历史，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文化……这些都会包括在我们的认同里。你看我们现在所在的城市，就是以亚历山大大帝命名的。” 除了阿拉伯语，他还说流利的法语、英语，以及西班牙语——他声称是为了阅读拉美文学才学西班牙语的，他最喜爱的在世作家就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他似乎一刻也不能停止抽烟，我们年轻的翻译给他敬烟，他笑着说：“年轻人不该抽这么重的烟，抽我的吧！”然后递给翻译一支烟，探过身给小伙子点上。 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初，阿斯瓦尼在开罗一所法语学校就读。1952年纳赛尔革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埃及，但在他看来，至少在文化上这个国家仍然保持了革命前宽容的、大都会的传统。“我们一年要庆祝3-4次宗教节日，我们有信天主教的法国人，有科普特基督徒，有一两个没有离开埃及的犹太人，当然还有穆斯林，而且我们有一些教师甚至是无神论者。如果他信神，我们庆祝圣诞节等等，如果他不信，我们就庆祝他的生日。这种宽容的传统一直保持

除了阿拉伯语，他还说流利的法语、英语，以及西班牙语——他声称是为了阅读拉美文学才学西班牙语的，他最喜爱的在世作家就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他似乎一刻也不能停止抽烟，我们年轻的翻译给他敬烟，他笑着说：“年轻人不该抽这么重的烟，抽我的吧！”然后递给翻译一支烟，探过身给小伙子点上。

“我会为政治做很多其他的事，但不会是写小说。小说不能被用于改变形势，它只能改变人性，改变我们。通过好的文学，我们会变成更好的人类” 阿斯瓦尼-张洁平摄 本刊记者杨潇发自开罗 去埃及前，作家亚拉·阿斯瓦尼（AlaaAlAswany）是我最希望采访的人之一。那时我在读他的《亚库比恩公寓》，开罗市中心的高档公寓，商人、官员、遗老出入其间，楼顶则有许多贫民搭窝棚而居。对这本书上帝般的叙述视角，我稍有不适，但仍惊讶于阿斯瓦尼对贫民生活的细致刻画——“周五早晨这些楼顶女人的表情，需要最出色的画家来描摹：她的丈夫下楼晨祷去了，在洗去昨夜尽欢的痕迹后，她出现在窝棚外面晾晒床单，就在此刻，她头发湿漉漉的，面色潮红，目光却流露出安详。她看起来就像一朵玫瑰，吸吮朝露后迎来完美的一刻。” 我也牵挂里面一对年轻恋人的命运：塔哈是公寓看门人的儿子，从小成绩优秀，虔诚、努力而且机敏，有钱人的车还没停稳，他就已经守在一旁等着为他们打开车门。他不在意别人的赞许或轻视，一心一意要考上警局光耀门楣，蒲莎娜则是他青梅竹马的女友。那天万事俱备的塔哈去警局应考前和蒲莎娜见了一面，希望得到她的鼓励，她却突然变得有些冷漠，男孩忐忑不安地走向了考场…… 《LonelyPlanet埃及》说，如果你去埃及旅行，只想读一本当代小说，那就读《亚库比恩公寓》吧，而彭定康的书评让我决定买下这本2002年一出版就风靡阿拉伯世界的小说：“阿斯瓦尼明白无误地向读者表达了现代埃及的弊端，同时也描绘了在腐败横行、秘密警察无处不在的情况下仍能保持人格、不卑不亢的开罗范儿。读过这本小说的人都会认为埃及革命迟到了好多年。对于穆巴拉克体制被如此轻松地掀翻在地，对于翻开这一历史新篇章的人民所体现出的精神和勇气，《亚库比恩公寓》的读者是不会感到有多惊奇的。” 文化部一直收买文人，让你闭嘴 到开罗后我试着联系阿斯瓦尼，但他的手机永远没人接听，或者无法接通。一位同行建议不如直接去他的诊所。没错，阿斯瓦尼还是位牙医，他的诊所在花园城，一个英国印记浓厚的准使馆区，不过我们并不清楚确切位置。在林木苍翠的小径上绕了半天后，我们到一个小卖部问路，老板摇摇头，但一位上班族模样的顾客自告奋勇：你们找阿斯瓦尼大夫啊，我知道，跟我走吧。 他把我们领到一栋灰色公寓前，单元门外有个小牌子，用阿文和英文写着：阿斯瓦尼牙医，四层。按响门铃后，一位穿牛仔裤、没戴头巾的漂亮姑娘打开了门，她是阿斯瓦尼的助手。房间不大，除了沙发、茶几外，还有张玻璃桌，上面摆了些工艺品，有个金色的法老头像和几枝富贵竹。桌子上方挂着一幅素描：一位胖医生左手举着烛火，右手食指伸入一位身着西装、手持礼帽的男士口中。 后来我知道，阿斯瓦尼有军人一样的作息：一周有五六天6点准时起床，6点半到10点半写作，然后开始读报。冲个澡后他来到诊所，工作到下午3点，然后睡个午觉，避开开罗最热的时段。从晚上6点到9点，他会再次回到诊所工作，9点后到午夜则是读书时间。不过周四晚上有些变化，他会步行到附近一个中左党派的办公室，参加阿斯瓦尼文化沙龙。这个对所有人开放的沙龙1996年由他本人发起，讨论文学、文化，也讨论宗教、政治，最初在市中心一个老旧的咖啡馆，2006年冬天因为秘密警察的干涉，咖啡馆断电，才搬到了现在的地址。 可惜这天阿斯瓦尼不在诊所，女助手告诉我们，他去了亚历山大，周末他在那里有两场讲座。革命之后许多事情有了变化，正常生活难免被打乱。我没能赶上一次阿斯瓦尼文化沙龙，不过从《纽约时报杂志》2008年的一篇特写中不难感受这个世俗的、自由主义者的聚会：“那天晚上来了两位伊斯兰主义者，他们很瘦，蓄着象征虔诚的长胡子，很可能是学生。在这个世俗化的小背景下声张他们的信仰，这两位年轻人招来了好奇的目光，甚至带有一丝丝不友好，特别是一位女性，她头发染得金黄，穿着紫色T恤和紧身短裤，还蹬了双高跟鞋。” “到了提问交流时间，两个年轻人中的一个问道，‘为什么侮辱伊斯兰教的《撒旦诗篇》在西方会获得这么多注意？’‘拉什迪，’阿斯瓦尼回答道，‘是位好作家。我没有读过《撒旦诗篇》，但不论这部小说里有什么，也不应该对作家发出追杀令。伊斯兰教没有给人以杀戮的权利。’然后阿斯瓦尼举了一个先知穆罕默德宽容弱者的例子，‘怎么能有人以先知的名义去杀人？’他说，‘很明显，伊斯兰教被一些人曲解了。’” 沙龙结束后，阿斯瓦尼对这位美国记者说，“你看到那两个迷惑的年轻人了吗？这正是今日埃及的大麻烦。年轻人的思维被局限在（独裁与宗教极端势力）两头。在我那个年代，年轻人不会有这种困惑。” 于是，见到阿斯瓦尼后，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他的沙龙。阿斯瓦尼说，他希望通过重建公共空间，恢复埃及早年的一种传统，“沙龙的文化源自法国，20世纪初传到埃及，一度延续了很长时间，但后来被中断了。1996年，我感到有必要为埃及的文化做一些事情，而这些事情必须独立于文化部。文化部一直在干的一件事儿，就是收买文人，给你钱，让你闭嘴。一旦你和政权发生了联系，就不可能再对它提出批评了。” 既反抗独裁者，也反抗极端分子 这里是亚历山大的四季酒店，窗外是平滑如镜的淡蓝色地中海。阿斯瓦尼看上去比他的文字温和多了。他有着和大多数埃及人不同的黑肤色，其实他的名字（Aswany）已经透露了他的家族来源——埃及南部阿斯旺（Aswan）的努比亚人。我曾听到一个说法，开罗是亚洲文明，阿斯旺是非洲文明，而亚历山大则是欧洲文明。“当然我们属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阿斯瓦尼说，“但在埃及接受伊斯兰教之前，我们还有好几千年的历史，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文化……这些都会包括在我们的认同里。你看我们现在所在的城市，就是以亚历山大大帝命名的。” 除了阿拉伯语，他还说流利的法语、英语，以及西班牙语——他声称是为了阅读拉美文学才学西班牙语的，他最喜爱的在世作家就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他似乎一刻也不能停止抽烟，我们年轻的翻译给他敬烟，他笑着说：“年轻人不该抽这么重的烟，抽我的吧！”然后递给翻译一支烟，探过身给小伙子点上。 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初，阿斯瓦尼在开罗一所法语学校就读。1952年纳赛尔革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埃及，但在他看来，至少在文化上这个国家仍然保持了革命前宽容的、大都会的传统。“我们一年要庆祝3-4次宗教节日，我们有信天主教的法国人，有科普特基督徒，有一两个没有离开埃及的犹太人，当然还有穆斯林，而且我们有一些教师甚至是无神论者。如果他信神，我们庆祝圣诞节等等，如果他不信，我们就庆祝他的生日。这种宽容的传统一直保持 1960年代末到1970客的复杂心理。过去半个世纪，他们看着日本、韩国、东南亚和中国依次崛起，这些地方曾比埃及贫穷落后，如今却把它远远甩在后面。“我们希望埃及能恢复到古埃及的辉煌，就像现在的中国一样。”一个年轻人在解放广场告诉我。另一位知识分子则说，“哪怕退一步，我们牺牲部分自由，换来经济高速增长和民众生活改善，那也罢了，可我们两头都没捞着。” “受够了”的人赢了第一场斗争 很多人怀念1920-1930年代的埃及。那时开罗和亚历山大干净整洁，自由开放，议会民主，新闻媒体生气勃勃，女性不戴头巾，积极参与公共生活，宗教更深沉博大，不涉政治，更多居住在信仰者的心灵里——这是阿斯瓦尼这样的知识分子心目中理想的埃及，虽然他承认，在那个年代照样有很多“看不见的”受苦的人们。 一位埃及小说家曾写道：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宿命，我们这些埃及之子的宿命就在于，我们的野心远远超过了我们的可能性。阿斯瓦尼从2003年开始公开加入到穆巴拉克批评者的队伍里，但批评对现实几乎没有任何改变，“整个埃及都非常沮丧，我也是……一般说来，我们通过心理学与文学著作可以了解独裁者的心理，他们自我陶醉，与民众切断了联系，周围的党羽会一直告诉他，你是民族的英雄等等……但穆巴拉克还不完全一样。他不只是个糟糕的政治人物，不只是个大盗，他接受事物的方式十分独特，真该有人研究一下，他是怎么一步步变成这样一个人，对人民遭受的苦难一丝一毫的同理心都没有。” 2004年，阿斯瓦尼和一些社会活动人士发起“Kefaya”（受够了）运动，成为埃及非暴力革命的先声之一。他说，“我不是一个政治家，也永远不会从政。我没有个人的政治野心，也永不会有。我是一个作家。但我的确相信，发起Kefaya，作出反穆巴拉克的政治宣示，是我作为作家的职责之一。所以当我作政治宣示时，我不会说这是文学的唯一作用，我会说这是文学的作用之一：和人民在一起，试着捍卫人民的权利。也许我的声音能被更多人听到，那我也就有了更大的责任。” 如今埃及人民赢了，或者借用阿斯瓦尼的话说，至少赢了“第一场斗争”。他变得更加活跃，在各地举办沙龙，“现在的埃及，每一分每一秒都作数，事情变化得也非常迅速，人们需要一个方向。这个时候我想我们埃及人需要坐在一起，特别是我沙龙的客人，还有我的读者，他们可以听到我的观点并和我讨论，从而找出一个方向来。” 他还经常上电视和人辩论，有时和穆斯林兄弟会的领袖，有时则是和政府官员。3月的一次，他的对手是总理沙菲克（AhmedShafiq），他坚持要求沙菲克——这位穆巴拉克的旧臣回答有关政府下令杀戮的问题，“最后他失态了，因为他不习惯这种待遇。他对我说：‘你是谁！’我对他说，‘我是一个埃及公民，从现在开始，每个公民都可以这样向你提问，而你必须作出回答。’第二天，他就辞职了。” 无可避免地，我又问到那个老生常谈却历久弥新的问题：文学和政治的关系。“没错，马尔克斯是说过，如果你想表达政治观点，那就写一本好书，但他说这句话是有背景的，那是1960年代，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势力还很强大，他们一直在说，你必须为改变社会而写作。马尔克斯正是拿这句话回应他们的：你首先必须写一本优美的书，才能拿它来实现你的目标。他还说过另外一句话：‘最革命的书，应该是最优美的书。’如果一本书引发了革命，不是因为它写革命，而是因为它优美。我会为政治做很多其他的事，但不会是写小说。小说不能被用于改变形势，它只能改变人性，改变我们。通过好的文学，我们会变成更好的人类。” （参考资料：FouadAjami《TheDreamPalaceoftheArabs》；JohnR.Bradley《InsideEgypt》；劳伦斯·赖特《巨塔杀机：基地组织与911之路》；《纽约时报杂志》、《国家地理》、《卫报》相关报道） 年代初，阿斯瓦尼在开罗一所法语学校就读。1952年纳赛尔革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埃及，但在他看来，至少在文化上这个国家仍然保持了革命前宽容的、大都会的传统。“我们一年要庆祝3-4次宗教节日，我们有信天主教的法国人，有科普特基督徒，有一两个没有离开埃及的犹太人，当然还有穆斯林，而且我们有一些教师甚至是无神论者。如果他信神，我们庆祝圣诞节等等，如果他不信，我们就庆祝他的生日。这种宽容的传统一直保持到1970客的复杂心理。过去半个世纪，他们看着日本、韩国、东南亚和中国依次崛起，这些地方曾比埃及贫穷落后，如今却把它远远甩在后面。“我们希望埃及能恢复到古埃及的辉煌，就像现在的中国一样。”一个年轻人在解放广场告诉我。另一位知识分子则说，“哪怕退一步，我们牺牲部分自由，换来经济高速增长和民众生活改善，那也罢了，可我们两头都没捞着。” “受够了”的人赢了第一场斗争 很多人怀念1920-1930年代的埃及。那时开罗和亚历山大干净整洁，自由开放，议会民主，新闻媒体生气勃勃，女性不戴头巾，积极参与公共生活，宗教更深沉博大，不涉政治，更多居住在信仰者的心灵里——这是阿斯瓦尼这样的知识分子心目中理想的埃及，虽然他承认，在那个年代照样有很多“看不见的”受苦的人们。 一位埃及小说家曾写道：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宿命，我们这些埃及之子的宿命就在于，我们的野心远远超过了我们的可能性。阿斯瓦尼从2003年开始公开加入到穆巴拉克批评者的队伍里，但批评对现实几乎没有任何改变，“整个埃及都非常沮丧，我也是……一般说来，我们通过心理学与文学著作可以了解独裁者的心理，他们自我陶醉，与民众切断了联系，周围的党羽会一直告诉他，你是民族的英雄等等……但穆巴拉克还不完全一样。他不只是个糟糕的政治人物，不只是个大盗，他接受事物的方式十分独特，真该有人研究一下，他是怎么一步步变成这样一个人，对人民遭受的苦难一丝一毫的同理心都没有。” 2004年，阿斯瓦尼和一些社会活动人士发起“Kefaya”（受够了）运动，成为埃及非暴力革命的先声之一。他说，“我不是一个政治家，也永远不会从政。我没有个人的政治野心，也永不会有。我是一个作家。但我的确相信，发起Kefaya，作出反穆巴拉克的政治宣示，是我作为作家的职责之一。所以当我作政治宣示时，我不会说这是文学的唯一作用，我会说这是文学的作用之一：和人民在一起，试着捍卫人民的权利。也许我的声音能被更多人听到，那我也就有了更大的责任。” 如今埃及人民赢了，或者借用阿斯瓦尼的话说，至少赢了“第一场斗争”。他变得更加活跃，在各地举办沙龙，“现在的埃及，每一分每一秒都作数，事情变化得也非常迅速，人们需要一个方向。这个时候我想我们埃及人需要坐在一起，特别是我沙龙的客人，还有我的读者，他们可以听到我的观点并和我讨论，从而找出一个方向来。” 他还经常上电视和人辩论，有时和穆斯林兄弟会的领袖，有时则是和政府官员。3月的一次，他的对手是总理沙菲克（AhmedShafiq），他坚持要求沙菲克——这位穆巴拉克的旧臣回答有关政府下令杀戮的问题，“最后他失态了，因为他不习惯这种待遇。他对我说：‘你是谁！’我对他说，‘我是一个埃及公民，从现在开始，每个公民都可以这样向你提问，而你必须作出回答。’第二天，他就辞职了。” 无可避免地，我又问到那个老生常谈却历久弥新的问题：文学和政治的关系。“没错，马尔克斯是说过，如果你想表达政治观点，那就写一本好书，但他说这句话是有背景的，那是1960年代，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势力还很强大，他们一直在说，你必须为改变社会而写作。马尔克斯正是拿这句话回应他们的：你首先必须写一本优美的书，才能拿它来实现你的目标。他还说过另外一句话：‘最革命的书，应该是最优美的书。’如果一本书引发了革命，不是因为它写革命，而是因为它优美。我会为政治做很多其他的事，但不会是写小说。小说不能被用于改变形势，它只能改变人性，改变我们。通过好的文学，我们会变成更好的人类。” （参考资料：FouadAjami《TheDreamPalaceoftheArabs》；JohnR.Bradley《InsideEgypt》；劳伦斯·赖特《巨塔杀机：基地组织与911之路》；《纽约时报杂志》、《国家地理》、《卫报》相关报道） 年代末期。”

1976客的复杂心理。过去半个世纪，他们看着日本、韩国、东南亚和中国依次崛起，这些地方曾比埃及贫穷落后，如今却把它远远甩在后面。“我们希望埃及能恢复到古埃及的辉煌，就像现在的中国一样。”一个年轻人在解放广场告诉我。另一位知识分子则说，“哪怕退一步，我们牺牲部分自由，换来经济高速增长和民众生活改善，那也罢了，可我们两头都没捞着。” “受够了”的人赢了第一场斗争 很多人怀念1920-1930年代的埃及。那时开罗和亚历山大干净整洁，自由开放，议会民主，新闻媒体生气勃勃，女性不戴头巾，积极参与公共生活，宗教更深沉博大，不涉政治，更多居住在信仰者的心灵里——这是阿斯瓦尼这样的知识分子心目中理想的埃及，虽然他承认，在那个年代照样有很多“看不见的”受苦的人们。 一位埃及小说家曾写道：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宿命，我们这些埃及之子的宿命就在于，我们的野心远远超过了我们的可能性。阿斯瓦尼从2003年开始公开加入到穆巴拉克批评者的队伍里，但批评对现实几乎没有任何改变，“整个埃及都非常沮丧，我也是……一般说来，我们通过心理学与文学著作可以了解独裁者的心理，他们自我陶醉，与民众切断了联系，周围的党羽会一直告诉他，你是民族的英雄等等……但穆巴拉克还不完全一样。他不只是个糟糕的政治人物，不只是个大盗，他接受事物的方式十分独特，真该有人研究一下，他是怎么一步步变成这样一个人，对人民遭受的苦难一丝一毫的同理心都没有。” 2004年，阿斯瓦尼和一些社会活动人士发起“Kefaya”（受够了）运动，成为埃及非暴力革命的先声之一。他说，“我不是一个政治家，也永远不会从政。我没有个人的政治野心，也永不会有。我是一个作家。但我的确相信，发起Kefaya，作出反穆巴拉克的政治宣示，是我作为作家的职责之一。所以当我作政治宣示时，我不会说这是文学的唯一作用，我会说这是文学的作用之一：和人民在一起，试着捍卫人民的权利。也许我的声音能被更多人听到，那我也就有了更大的责任。” 如今埃及人民赢了，或者借用阿斯瓦尼的话说，至少赢了“第一场斗争”。他变得更加活跃，在各地举办沙龙，“现在的埃及，每一分每一秒都作数，事情变化得也非常迅速，人们需要一个方向。这个时候我想我们埃及人需要坐在一起，特别是我沙龙的客人，还有我的读者，他们可以听到我的观点并和我讨论，从而找出一个方向来。” 他还经常上电视和人辩论，有时和穆斯林兄弟会的领袖，有时则是和政府官员。3月的一次，他的对手是总理沙菲克（AhmedShafiq），他坚持要求沙菲克——这位穆巴拉克的旧臣回答有关政府下令杀戮的问题，“最后他失态了，因为他不习惯这种待遇。他对我说：‘你是谁！’我对他说，‘我是一个埃及公民，从现在开始，每个公民都可以这样向你提问，而你必须作出回答。’第二天，他就辞职了。” 无可避免地，我又问到那个老生常谈却历久弥新的问题：文学和政治的关系。“没错，马尔克斯是说过，如果你想表达政治观点，那就写一本好书，但他说这句话是有背景的，那是1960年代，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势力还很强大，他们一直在说，你必须为改变社会而写作。马尔克斯正是拿这句话回应他们的：你首先必须写一本优美的书，才能拿它来实现你的目标。他还说过另外一句话：‘最革命的书，应该是最优美的书。’如果一本书引发了革命，不是因为它写革命，而是因为它优美。我会为政治做很多其他的事，但不会是写小说。小说不能被用于改变形势，它只能改变人性，改变我们。通过好的文学，我们会变成更好的人类。” （参考资料：FouadAjami《TheDreamPalaceoftheArabs》；JohnR.Bradley《InsideEgypt》；劳伦斯·赖特《巨塔杀机：基地组织与911之路》；《纽约时报杂志》、《国家地理》、《卫报》相关报道） 年，19岁的阿斯瓦尼考入开罗大学医学系。“那时学生里的左翼势力还很强大，这就是萨达特鼓励穆斯林兄弟会对抗我们的原因。他禁止了学校里所有其他的政治组织，除了兄弟会。” “我会为政治做很多其他的事，但不会是写小说。小说不能被用于改变形势，它只能改变人性，改变我们。通过好的文学，我们会变成更好的人类” 阿斯瓦尼-张洁平摄 本刊记者杨潇发自开罗 去埃及前，作家亚拉·阿斯瓦尼（AlaaAlAswany）是我最希望采访的人之一。那时我在读他的《亚库比恩公寓》，开罗市中心的高档公寓，商人、官员、遗老出入其间，楼顶则有许多贫民搭窝棚而居。对这本书上帝般的叙述视角，我稍有不适，但仍惊讶于阿斯瓦尼对贫民生活的细致刻画——“周五早晨这些楼顶女人的表情，需要最出色的画家来描摹：她的丈夫下楼晨祷去了，在洗去昨夜尽欢的痕迹后，她出现在窝棚外面晾晒床单，就在此刻，她头发湿漉漉的，面色潮红，目光却流露出安详。她看起来就像一朵玫瑰，吸吮朝露后迎来完美的一刻。” 我也牵挂里面一对年轻恋人的命运：塔哈是公寓看门人的儿子，从小成绩优秀，虔诚、努力而且机敏，有钱人的车还没停稳，他就已经守在一旁等着为他们打开车门。他不在意别人的赞许或轻视，一心一意要考上警局光耀门楣，蒲莎娜则是他青梅竹马的女友。那天万事俱备的塔哈去警局应考前和蒲莎娜见了一面，希望得到她的鼓励，她却突然变得有些冷漠，男孩忐忑不安地走向了考场…… 《LonelyPlanet埃及》说，如果你去埃及旅行，只想读一本当代小说，那就读《亚库比恩公寓》吧，而彭定康的书评让我决定买下这本2002年一出版就风靡阿拉伯世界的小说：“阿斯瓦尼明白无误地向读者表达了现代埃及的弊端，同时也描绘了在腐败横行、秘密警察无处不在的情况下仍能保持人格、不卑不亢的开罗范儿。读过这本小说的人都会认为埃及革命迟到了好多年。对于穆巴拉克体制被如此轻松地掀翻在地，对于翻开这一历史新篇章的人民所体现出的精神和勇气，《亚库比恩公寓》的读者是不会感到有多惊奇的。” 文化部一直收买文人，让你闭嘴 到开罗后我试着联系阿斯瓦尼，但他的手机永远没人接听，或者无法接通。一位同行建议不如直接去他的诊所。没错，阿斯瓦尼还是位牙医，他的诊所在花园城，一个英国印记浓厚的准使馆区，不过我们并不清楚确切位置。在林木苍翠的小径上绕了半天后，我们到一个小卖部问路，老板摇摇头，但一位上班族模样的顾客自告奋勇：你们找阿斯瓦尼大夫啊，我知道，跟我走吧。 他把我们领到一栋灰色公寓前，单元门外有个小牌子，用阿文和英文写着：阿斯瓦尼牙医，四层。按响门铃后，一位穿牛仔裤、没戴头巾的漂亮姑娘打开了门，她是阿斯瓦尼的助手。房间不大，除了沙发、茶几外，还有张玻璃桌，上面摆了些工艺品，有个金色的法老头像和几枝富贵竹。桌子上方挂着一幅素描：一位胖医生左手举着烛火，右手食指伸入一位身着西装、手持礼帽的男士口中。 后来我知道，阿斯瓦尼有军人一样的作息：一周有五六天6点准时起床，6点半到10点半写作，然后开始读报。冲个澡后他来到诊所，工作到下午3点，然后睡个午觉，避开开罗最热的时段。从晚上6点到9点，他会再次回到诊所工作，9点后到午夜则是读书时间。不过周四晚上有些变化，他会步行到附近一个中左党派的办公室，参加阿斯瓦尼文化沙龙。这个对所有人开放的沙龙1996年由他本人发起，讨论文学、文化，也讨论宗教、政治，最初在市中心一个老旧的咖啡馆，2006年冬天因为秘密警察的干涉，咖啡馆断电，才搬到了现在的地址。 可惜这天阿斯瓦尼不在诊所，女助手告诉我们，他去了亚历山大，周末他在那里有两场讲座。革命之后许多事情有了变化，正常生活难免被打乱。我没能赶上一次阿斯瓦尼文化沙龙，不过从《纽约时报杂志》2008年的一篇特写中不难感受这个世俗的、自由主义者的聚会：“那天晚上来了两位伊斯兰主义者，他们很瘦，蓄着象征虔诚的长胡子，很可能是学生。在这个世俗化的小背景下声张他们的信仰，这两位年轻人招来了好奇的目光，甚至带有一丝丝不友好，特别是一位女性，她头发染得金黄，穿着紫色T恤和紧身短裤，还蹬了双高跟鞋。” “到了提问交流时间，两个年轻人中的一个问道，‘为什么侮辱伊斯兰教的《撒旦诗篇》在西方会获得这么多注意？’‘拉什迪，’阿斯瓦尼回答道，‘是位好作家。我没有读过《撒旦诗篇》，但不论这部小说里有什么，也不应该对作家发出追杀令。伊斯兰教没有给人以杀戮的权利。’然后阿斯瓦尼举了一个先知穆罕默德宽容弱者的例子，‘怎么能有人以先知的名义去杀人？’他说，‘很明显，伊斯兰教被一些人曲解了。’” 沙龙结束后，阿斯瓦尼对这位美国记者说，“你看到那两个迷惑的年轻人了吗？这正是今日埃及的大麻烦。年轻人的思维被局限在（独裁与宗教极端势力）两头。在我那个年代，年轻人不会有这种困惑。” 于是，见到阿斯瓦尼后，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他的沙龙。阿斯瓦尼说，他希望通过重建公共空间，恢复埃及早年的一种传统，“沙龙的文化源自法国，20世纪初传到埃及，一度延续了很长时间，但后来被中断了。1996年，我感到有必要为埃及的文化做一些事情，而这些事情必须独立于文化部。文化部一直在干的一件事儿，就是收买文人，给你钱，让你闭嘴。一旦你和政权发生了联系，就不可能再对它提出批评了。” 既反抗独裁者，也反抗极端分子 这里是亚历山大的四季酒店，窗外是平滑如镜的淡蓝色地中海。阿斯瓦尼看上去比他的文字温和多了。他有着和大多数埃及人不同的黑肤色，其实他的名字（Aswany）已经透露了他的家族来源——埃及南部阿斯旺（Aswan）的努比亚人。我曾听到一个说法，开罗是亚洲文明，阿斯旺是非洲文明，而亚历山大则是欧洲文明。“当然我们属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阿斯瓦尼说，“但在埃及接受伊斯兰教之前，我们还有好几千年的历史，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文化……这些都会包括在我们的认同里。你看我们现在所在的城市，就是以亚历山大大帝命名的。” 除了阿拉伯语，他还说流利的法语、英语，以及西班牙语——他声称是为了阅读拉美文学才学西班牙语的，他最喜爱的在世作家就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他似乎一刻也不能停止抽烟，我们年轻的翻译给他敬烟，他笑着说：“年轻人不该抽这么重的烟，抽我的吧！”然后递给翻译一支烟，探过身给小伙子点上。 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初，阿斯瓦尼在开罗一所法语学校就读。1952年纳赛尔革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埃及，但在他看来，至少在文化上这个国家仍然保持了革命前宽容的、大都会的传统。“我们一年要庆祝3-4次宗教节日，我们有信天主教的法国人，有科普特基督徒，有一两个没有离开埃及的犹太人，当然还有穆斯林，而且我们有一些教师甚至是无神论者。如果他信神，我们庆祝圣诞节等等，如果他不信，我们就庆祝他的生日。这种宽容的传统一直保持1970年纳赛尔去世，接替他的萨达特迫切需要建立政治合法性，于是和穆斯林兄弟会做了一笔交易，只要他们帮他打击纳赛尔余党和左翼分子，他就同意兄弟会宣教布道。

到1970年代末期。” 1976年，19岁的阿斯瓦尼考入开罗大学医学系。“那时学生里的左翼势力还很强大，这就是萨达特鼓励穆斯林兄弟会对抗我们的原因。他禁止了学校里所有其他的政治组织，除了兄弟会。”1970年纳赛尔去世，接替他的萨达特迫切需要建立政治合法性，于是和穆斯林兄弟会做了一笔交易，只要他们帮他打击纳赛尔余党和左翼分子，他就同意兄弟会宣教布道。 学生运动很快发生转变，男学生留起了胡子，女学生则蒙上面纱，在大多数埃及人的记忆里这还是头一回。1979年两伊战争爆发，伊朗和伊拉克石油出口锐减，国际油价飞涨，沙特等海湾国家石油收入激增。 “很多埃及人去那里打工，并受到了那里的影响，他们带回来的是对伊斯兰教保守的、部落化的、不宽容的理解，而非埃及传统上大都会的、宽容的理解，”阿斯瓦尼的观点代表不少埃及知识分子的看法，“你知道吗，在我们埃及，1924年已经有女性赢得汽车赛的冠军，到1930年代我们连女飞行员都有了，可是在一些国家，直到现在女性还在为争取开车的权利而斗争……在埃及，我们有两场斗争，一场是反抗独裁者的，这比较明显；另一场没那么明显的斗争也许更重要，就是用埃及对伊斯兰教宽容的理解去对抗那些不宽容的理解。” 1977年，萨达特宣布将亲赴以色列，与死敌谋求和平，此举震惊了阿拉伯世界。1978年，“戴维营协议”签订，一年后，埃及和以色列正式缔结和约。出于愤怒，观点各异的伊斯兰激进团体走到了一起。1981年，萨达特被激进分子刺杀，穆巴拉克接任总统。那时没人想到他一当就是30年。 1984年阿斯瓦尼去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继续攻读牙科。除了黑帮教父阿尔·卡彭和各种枪击案，他对这座美国城市几乎一无所知。他在那里住了3年，重新发现了美国，发现了美国人的乐于助人以及对多元文化的包容。 他总是讲起这样一段往事：那天芝加哥刮大风，他抱着一堆论文在校园里走，风把资料吹跑了，所有路过的人都停下来帮他追赶和捡拾资料。但时至今日他对美国仍然有一种复杂的感情：为了所谓的反恐和地区稳定，在中东和北非长期支持一些独裁者的，同样是这个国家。 萨达特的被刺并未令仇恨消除。1990-1993年，埃及政治暴力频发，国家已处在内战边缘，而那些世俗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发现自己处在最尴尬的境地：要免遭宗教极端分子的攻击，就要接受独裁政府提供的保护。 1992年，著名记者法拉杰·福达（FaragFoda）遭枪击身亡。生前他一直鼓吹政教分离，认为宗教应该回归私人领域。“萨达特把魔鬼放出了瓶子，结果自己却被魔鬼击倒。”他写道，“他为神权政治的支持者打开了空间，却没有提供相应的空间给他们的世俗主义对手们。最终前者的意识形态在贫民阶层、新的城市居民和单纯的人们头脑里扎了根。埃及人民现在应该重启世俗化进程了。”福达曾数次受到死亡威胁，但为过正常生活，他拒绝了来自政府的保护。 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整个埃及的文化象征马哈福兹也遭到攻击。一个21岁、从未读过他任何作品的修理工刺伤了他的颈部。83岁的马哈福兹幸运地保住了性命，但右手神经受到严重损伤，再也无法正常写作。无人宣布为此负责，一些埃及人认为，是马哈福兹完成于三十多年前的象征小说《我们街区的孩子》得罪了某些宗教人士。 马哈福兹的受伤震惊了整个国家，穆巴拉克派专人前往医院慰问，内政部长、文化部长等也轮番前去探望。但马哈福兹不愿自己变成政府打击宗教势力的一枚棋子，他拒绝了官方报纸的吹捧，也拒绝参与它们对极端分子大合唱般的攻击。 以色列都出现了盗版译本 阿斯瓦尼或许应该感到庆幸。他声名鹊起的时候，宗教极端势力已经退潮，埃及重新成为一个安全的国家，而《亚库比恩公寓》为他赢得的国际声誉，某种程度上也构成了一种保护：政府同样对他投鼠忌器。 1995年之前，阿斯瓦尼先后完成了4部小说，但没有一部能正式出版。1997年，他接到了第4封退稿信，他说，那是他一生中最糟糕的日子。他打电话给那家国营出版社的社长，对方答复：“我们出版不了你的书，委员会已经否决了它。”“什么委员会？”“这是一个秘密委员会。”“我想看到委员会的结论。”“没有结论给你，这是机密。”“你们是政府的出版社，花的是纳税人的钱，你有权说‘不’，但我有权知道为什么。”“反正我们不打算出你的书了，你随便吧。” 异常沮丧的阿斯瓦尼动了和妻子移居新西兰的念头。为什么是新西兰？对他来说，那是地球上距埃及最远的国家。他放弃了留在美国的机会，放弃了海湾国家收入丰厚的医生待遇，但却一直在原地打转。他告诉妻子，等他完成手头最后一部小说，他们就动身。 那部小说就是《亚库比恩公寓》。2002年，小说在一家私营出版社出版，和往常一样，阿斯瓦尼不抱任何希望。两周后他接到出版商电话，“我从没见过这样的事，居然脱销了。”不止在开罗脱销，更成了阿拉伯国家乃至世界范围的畅销书。仅仅几年前，他还在为2000本的销量挣扎；现在，《亚库比恩公寓》在法国一年就卖掉了16万册。据他说，甚至以色列——这个被阿拉伯作家协会抵制的国家，都出现了盗版的希伯来文译本。 在开罗，似乎人人都知道阿斯瓦尼。一个纪念品商店的老板对我说：“你喜欢阿斯瓦尼？我推荐你看他的《芝加哥》，比《亚库比恩公寓》还要好。”有人把他推崇为马哈福兹后最重要的埃及作家，也有人说，一些读者只是因为认同他的政治观点，而不愿去质疑他作品的文学价值罢了。“我为普通人写作，”阿斯瓦尼自己曾回应说，“我希望人人都能读懂我的书。阿拉伯文学现在的问题是，在实验性中失去了讲故事的能力。好多小说都这么开头：‘我回到家中，发现妻子和一只蟑螂上了床。’人们以为写得简单很容易，其实写得让人看不懂更容易。” 现在让我们回到亚库比恩公寓吧，还记得那两个年轻人吗？塔哈没能进入警察局，再努力也改变不了他卑微的出身，绝望之下他走向了宗教极端主义；而女友之所以突然心事重重，是因为她被老板非礼了，为了保住工作养活全家，她不得不放弃尊严，接受每天两次、每次10镑的羞辱。 某种程度上，这正是革命前埃及社会最突出的问题：贫富分化的加剧，普通民众的被剥夺感与尊严的丧失。“我们有两个埃及，”阿斯瓦尼说，“一个是富人的、幸运儿的埃及，很小，位于金字塔塔尖；另一个埃及大得多，它是穷人、受难者的埃及，40%埃及人生活在贫困线下，也就是说一家人每天的开销不足2美元。而在南部一些地区，贫困人口更高达60%。” 走在开罗市中心（DowntownCairo），人们会轮番用汉语、日语和韩语跟你说“你好”，他们可不一定是要兜售商品。但如果你待的时间够长，你也会发现埃及人对东亚来学生运动很快发生转变，男学生留起了胡子，女学生则蒙上面纱，在大多数埃及人的记忆里这还是头一回。1979年两伊战争爆发，伊朗和伊拉克石油出口锐减，国际油价飞涨，沙特等海湾国家石油收入激增。

“很多埃及人去那里打工，并受到了那里的影响，他们带回来的是对伊斯兰教保守的、部落化的、不宽容的理解，而非埃及传统上大都会的、宽容的理解，”阿斯瓦尼的观点代表不少埃及知识分子的看法，“你知道吗，在我们埃及，1924客的复杂心理。过去半个世纪，他们看着日本、韩国、东南亚和中国依次崛起，这些地方曾比埃及贫穷落后，如今却把它远远甩在后面。“我们希望埃及能恢复到古埃及的辉煌，就像现在的中国一样。”一个年轻人在解放广场告诉我。另一位知识分子则说，“哪怕退一步，我们牺牲部分自由，换来经济高速增长和民众生活改善，那也罢了，可我们两头都没捞着。” “受够了”的人赢了第一场斗争 很多人怀念1920-1930年代的埃及。那时开罗和亚历山大干净整洁，自由开放，议会民主，新闻媒体生气勃勃，女性不戴头巾，积极参与公共生活，宗教更深沉博大，不涉政治，更多居住在信仰者的心灵里——这是阿斯瓦尼这样的知识分子心目中理想的埃及，虽然他承认，在那个年代照样有很多“看不见的”受苦的人们。 一位埃及小说家曾写道：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宿命，我们这些埃及之子的宿命就在于，我们的野心远远超过了我们的可能性。阿斯瓦尼从2003年开始公开加入到穆巴拉克批评者的队伍里，但批评对现实几乎没有任何改变，“整个埃及都非常沮丧，我也是……一般说来，我们通过心理学与文学著作可以了解独裁者的心理，他们自我陶醉，与民众切断了联系，周围的党羽会一直告诉他，你是民族的英雄等等……但穆巴拉克还不完全一样。他不只是个糟糕的政治人物，不只是个大盗，他接受事物的方式十分独特，真该有人研究一下，他是怎么一步步变成这样一个人，对人民遭受的苦难一丝一毫的同理心都没有。” 2004年，阿斯瓦尼和一些社会活动人士发起“Kefaya”（受够了）运动，成为埃及非暴力革命的先声之一。他说，“我不是一个政治家，也永远不会从政。我没有个人的政治野心，也永不会有。我是一个作家。但我的确相信，发起Kefaya，作出反穆巴拉克的政治宣示，是我作为作家的职责之一。所以当我作政治宣示时，我不会说这是文学的唯一作用，我会说这是文学的作用之一：和人民在一起，试着捍卫人民的权利。也许我的声音能被更多人听到，那我也就有了更大的责任。” 如今埃及人民赢了，或者借用阿斯瓦尼的话说，至少赢了“第一场斗争”。他变得更加活跃，在各地举办沙龙，“现在的埃及，每一分每一秒都作数，事情变化得也非常迅速，人们需要一个方向。这个时候我想我们埃及人需要坐在一起，特别是我沙龙的客人，还有我的读者，他们可以听到我的观点并和我讨论，从而找出一个方向来。” 他还经常上电视和人辩论，有时和穆斯林兄弟会的领袖，有时则是和政府官员。3月的一次，他的对手是总理沙菲克（AhmedShafiq），他坚持要求沙菲克——这位穆巴拉克的旧臣回答有关政府下令杀戮的问题，“最后他失态了，因为他不习惯这种待遇。他对我说：‘你是谁！’我对他说，‘我是一个埃及公民，从现在开始，每个公民都可以这样向你提问，而你必须作出回答。’第二天，他就辞职了。” 无可避免地，我又问到那个老生常谈却历久弥新的问题：文学和政治的关系。“没错，马尔克斯是说过，如果你想表达政治观点，那就写一本好书，但他说这句话是有背景的，那是1960年代，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势力还很强大，他们一直在说，你必须为改变社会而写作。马尔克斯正是拿这句话回应他们的：你首先必须写一本优美的书，才能拿它来实现你的目标。他还说过另外一句话：‘最革命的书，应该是最优美的书。’如果一本书引发了革命，不是因为它写革命，而是因为它优美。我会为政治做很多其他的事，但不会是写小说。小说不能被用于改变形势，它只能改变人性，改变我们。通过好的文学，我们会变成更好的人类。” （参考资料：FouadAjami《TheDreamPalaceoftheArabs》；JohnR.Bradley《InsideEgypt》；劳伦斯·赖特《巨塔杀机：基地组织与911之路》；《纽约时报杂志》、《国家地理》、《卫报》相关报道） 年已经有女性赢得汽车赛的冠军，到1930年代我们连女飞行员都有了，可是在一些国家，直到现在女性还在为争取开车的权利而斗争……在埃及，我们有两场斗争，一场是反抗独裁者的，这比较明显；另一场没那么明显的斗争也许更重要，就是用埃及对伊斯兰教宽容的理解去对抗那些不宽容的理解。”

“我会为政治做很多其他的事，但不会是写小说。小说不能被用于改变形势，它只能改变人性，改变我们。通过好的文学，我们会变成更好的人类” 阿斯瓦尼-张洁平摄 本刊记者杨潇发自开罗 去埃及前，作家亚拉·阿斯瓦尼（AlaaAlAswany）是我最希望采访的人之一。那时我在读他的《亚库比恩公寓》，开罗市中心的高档公寓，商人、官员、遗老出入其间，楼顶则有许多贫民搭窝棚而居。对这本书上帝般的叙述视角，我稍有不适，但仍惊讶于阿斯瓦尼对贫民生活的细致刻画——“周五早晨这些楼顶女人的表情，需要最出色的画家来描摹：她的丈夫下楼晨祷去了，在洗去昨夜尽欢的痕迹后，她出现在窝棚外面晾晒床单，就在此刻，她头发湿漉漉的，面色潮红，目光却流露出安详。她看起来就像一朵玫瑰，吸吮朝露后迎来完美的一刻。” 我也牵挂里面一对年轻恋人的命运：塔哈是公寓看门人的儿子，从小成绩优秀，虔诚、努力而且机敏，有钱人的车还没停稳，他就已经守在一旁等着为他们打开车门。他不在意别人的赞许或轻视，一心一意要考上警局光耀门楣，蒲莎娜则是他青梅竹马的女友。那天万事俱备的塔哈去警局应考前和蒲莎娜见了一面，希望得到她的鼓励，她却突然变得有些冷漠，男孩忐忑不安地走向了考场…… 《LonelyPlanet埃及》说，如果你去埃及旅行，只想读一本当代小说，那就读《亚库比恩公寓》吧，而彭定康的书评让我决定买下这本2002年一出版就风靡阿拉伯世界的小说：“阿斯瓦尼明白无误地向读者表达了现代埃及的弊端，同时也描绘了在腐败横行、秘密警察无处不在的情况下仍能保持人格、不卑不亢的开罗范儿。读过这本小说的人都会认为埃及革命迟到了好多年。对于穆巴拉克体制被如此轻松地掀翻在地，对于翻开这一历史新篇章的人民所体现出的精神和勇气，《亚库比恩公寓》的读者是不会感到有多惊奇的。” 文化部一直收买文人，让你闭嘴 到开罗后我试着联系阿斯瓦尼，但他的手机永远没人接听，或者无法接通。一位同行建议不如直接去他的诊所。没错，阿斯瓦尼还是位牙医，他的诊所在花园城，一个英国印记浓厚的准使馆区，不过我们并不清楚确切位置。在林木苍翠的小径上绕了半天后，我们到一个小卖部问路，老板摇摇头，但一位上班族模样的顾客自告奋勇：你们找阿斯瓦尼大夫啊，我知道，跟我走吧。 他把我们领到一栋灰色公寓前，单元门外有个小牌子，用阿文和英文写着：阿斯瓦尼牙医，四层。按响门铃后，一位穿牛仔裤、没戴头巾的漂亮姑娘打开了门，她是阿斯瓦尼的助手。房间不大，除了沙发、茶几外，还有张玻璃桌，上面摆了些工艺品，有个金色的法老头像和几枝富贵竹。桌子上方挂着一幅素描：一位胖医生左手举着烛火，右手食指伸入一位身着西装、手持礼帽的男士口中。 后来我知道，阿斯瓦尼有军人一样的作息：一周有五六天6点准时起床，6点半到10点半写作，然后开始读报。冲个澡后他来到诊所，工作到下午3点，然后睡个午觉，避开开罗最热的时段。从晚上6点到9点，他会再次回到诊所工作，9点后到午夜则是读书时间。不过周四晚上有些变化，他会步行到附近一个中左党派的办公室，参加阿斯瓦尼文化沙龙。这个对所有人开放的沙龙1996年由他本人发起，讨论文学、文化，也讨论宗教、政治，最初在市中心一个老旧的咖啡馆，2006年冬天因为秘密警察的干涉，咖啡馆断电，才搬到了现在的地址。 可惜这天阿斯瓦尼不在诊所，女助手告诉我们，他去了亚历山大，周末他在那里有两场讲座。革命之后许多事情有了变化，正常生活难免被打乱。我没能赶上一次阿斯瓦尼文化沙龙，不过从《纽约时报杂志》2008年的一篇特写中不难感受这个世俗的、自由主义者的聚会：“那天晚上来了两位伊斯兰主义者，他们很瘦，蓄着象征虔诚的长胡子，很可能是学生。在这个世俗化的小背景下声张他们的信仰，这两位年轻人招来了好奇的目光，甚至带有一丝丝不友好，特别是一位女性，她头发染得金黄，穿着紫色T恤和紧身短裤，还蹬了双高跟鞋。” “到了提问交流时间，两个年轻人中的一个问道，‘为什么侮辱伊斯兰教的《撒旦诗篇》在西方会获得这么多注意？’‘拉什迪，’阿斯瓦尼回答道，‘是位好作家。我没有读过《撒旦诗篇》，但不论这部小说里有什么，也不应该对作家发出追杀令。伊斯兰教没有给人以杀戮的权利。’然后阿斯瓦尼举了一个先知穆罕默德宽容弱者的例子，‘怎么能有人以先知的名义去杀人？’他说，‘很明显，伊斯兰教被一些人曲解了。’” 沙龙结束后，阿斯瓦尼对这位美国记者说，“你看到那两个迷惑的年轻人了吗？这正是今日埃及的大麻烦。年轻人的思维被局限在（独裁与宗教极端势力）两头。在我那个年代，年轻人不会有这种困惑。” 于是，见到阿斯瓦尼后，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他的沙龙。阿斯瓦尼说，他希望通过重建公共空间，恢复埃及早年的一种传统，“沙龙的文化源自法国，20世纪初传到埃及，一度延续了很长时间，但后来被中断了。1996年，我感到有必要为埃及的文化做一些事情，而这些事情必须独立于文化部。文化部一直在干的一件事儿，就是收买文人，给你钱，让你闭嘴。一旦你和政权发生了联系，就不可能再对它提出批评了。” 既反抗独裁者，也反抗极端分子 这里是亚历山大的四季酒店，窗外是平滑如镜的淡蓝色地中海。阿斯瓦尼看上去比他的文字温和多了。他有着和大多数埃及人不同的黑肤色，其实他的名字（Aswany）已经透露了他的家族来源——埃及南部阿斯旺（Aswan）的努比亚人。我曾听到一个说法，开罗是亚洲文明，阿斯旺是非洲文明，而亚历山大则是欧洲文明。“当然我们属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阿斯瓦尼说，“但在埃及接受伊斯兰教之前，我们还有好几千年的历史，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文化……这些都会包括在我们的认同里。你看我们现在所在的城市，就是以亚历山大大帝命名的。” 除了阿拉伯语，他还说流利的法语、英语，以及西班牙语——他声称是为了阅读拉美文学才学西班牙语的，他最喜爱的在世作家就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他似乎一刻也不能停止抽烟，我们年轻的翻译给他敬烟，他笑着说：“年轻人不该抽这么重的烟，抽我的吧！”然后递给翻译一支烟，探过身给小伙子点上。 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初，阿斯瓦尼在开罗一所法语学校就读。1952年纳赛尔革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埃及，但在他看来，至少在文化上这个国家仍然保持了革命前宽容的、大都会的传统。“我们一年要庆祝3-4次宗教节日，我们有信天主教的法国人，有科普特基督徒，有一两个没有离开埃及的犹太人，当然还有穆斯林，而且我们有一些教师甚至是无神论者。如果他信神，我们庆祝圣诞节等等，如果他不信，我们就庆祝他的生日。这种宽容的传统一直保持

1977年，萨达特宣布将亲赴以色列，与死敌谋求和平，此举震惊了阿拉伯世界。客的复杂心理。过去半个世纪，他们看着日本、韩国、东南亚和中国依次崛起，这些地方曾比埃及贫穷落后，如今却把它远远甩在后面。“我们希望埃及能恢复到古埃及的辉煌，就像现在的中国一样。”一个年轻人在解放广场告诉我。另一位知识分子则说，“哪怕退一步，我们牺牲部分自由，换来经济高速增长和民众生活改善，那也罢了，可我们两头都没捞着。” “受够了”的人赢了第一场斗争 很多人怀念1920-1930年代的埃及。那时开罗和亚历山大干净整洁，自由开放，议会民主，新闻媒体生气勃勃，女性不戴头巾，积极参与公共生活，宗教更深沉博大，不涉政治，更多居住在信仰者的心灵里——这是阿斯瓦尼这样的知识分子心目中理想的埃及，虽然他承认，在那个年代照样有很多“看不见的”受苦的人们。 一位埃及小说家曾写道：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宿命，我们这些埃及之子的宿命就在于，我们的野心远远超过了我们的可能性。阿斯瓦尼从2003年开始公开加入到穆巴拉克批评者的队伍里，但批评对现实几乎没有任何改变，“整个埃及都非常沮丧，我也是……一般说来，我们通过心理学与文学著作可以了解独裁者的心理，他们自我陶醉，与民众切断了联系，周围的党羽会一直告诉他，你是民族的英雄等等……但穆巴拉克还不完全一样。他不只是个糟糕的政治人物，不只是个大盗，他接受事物的方式十分独特，真该有人研究一下，他是怎么一步步变成这样一个人，对人民遭受的苦难一丝一毫的同理心都没有。” 2004年，阿斯瓦尼和一些社会活动人士发起“Kefaya”（受够了）运动，成为埃及非暴力革命的先声之一。他说，“我不是一个政治家，也永远不会从政。我没有个人的政治野心，也永不会有。我是一个作家。但我的确相信，发起Kefaya，作出反穆巴拉克的政治宣示，是我作为作家的职责之一。所以当我作政治宣示时，我不会说这是文学的唯一作用，我会说这是文学的作用之一：和人民在一起，试着捍卫人民的权利。也许我的声音能被更多人听到，那我也就有了更大的责任。” 如今埃及人民赢了，或者借用阿斯瓦尼的话说，至少赢了“第一场斗争”。他变得更加活跃，在各地举办沙龙，“现在的埃及，每一分每一秒都作数，事情变化得也非常迅速，人们需要一个方向。这个时候我想我们埃及人需要坐在一起，特别是我沙龙的客人，还有我的读者，他们可以听到我的观点并和我讨论，从而找出一个方向来。” 他还经常上电视和人辩论，有时和穆斯林兄弟会的领袖，有时则是和政府官员。3月的一次，他的对手是总理沙菲克（AhmedShafiq），他坚持要求沙菲克——这位穆巴拉克的旧臣回答有关政府下令杀戮的问题，“最后他失态了，因为他不习惯这种待遇。他对我说：‘你是谁！’我对他说，‘我是一个埃及公民，从现在开始，每个公民都可以这样向你提问，而你必须作出回答。’第二天，他就辞职了。” 无可避免地，我又问到那个老生常谈却历久弥新的问题：文学和政治的关系。“没错，马尔克斯是说过，如果你想表达政治观点，那就写一本好书，但他说这句话是有背景的，那是1960年代，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势力还很强大，他们一直在说，你必须为改变社会而写作。马尔克斯正是拿这句话回应他们的：你首先必须写一本优美的书，才能拿它来实现你的目标。他还说过另外一句话：‘最革命的书，应该是最优美的书。’如果一本书引发了革命，不是因为它写革命，而是因为它优美。我会为政治做很多其他的事，但不会是写小说。小说不能被用于改变形势，它只能改变人性，改变我们。通过好的文学，我们会变成更好的人类。” （参考资料：FouadAjami《TheDreamPalaceoftheArabs》；JohnR.Bradley《InsideEgypt》；劳伦斯·赖特《巨塔杀机：基地组织与911之路》；《纽约时报杂志》、《国家地理》、《卫报》相关报道） 1978年，“戴维营协议”签订，一年后，埃及和以色列正式缔结和约。出于愤怒，观点各异的伊斯兰激进团体走到了一起。1981客的复杂心理。过去半个世纪，他们看着日本、韩国、东南亚和中国依次崛起，这些地方曾比埃及贫穷落后，如今却把它远远甩在后面。“我们希望埃及能恢复到古埃及的辉煌，就像现在的中国一样。”一个年轻人在解放广场告诉我。另一位知识分子则说，“哪怕退一步，我们牺牲部分自由，换来经济高速增长和民众生活改善，那也罢了，可我们两头都没捞着。” “受够了”的人赢了第一场斗争 很多人怀念1920-1930年代的埃及。那时开罗和亚历山大干净整洁，自由开放，议会民主，新闻媒体生气勃勃，女性不戴头巾，积极参与公共生活，宗教更深沉博大，不涉政治，更多居住在信仰者的心灵里——这是阿斯瓦尼这样的知识分子心目中理想的埃及，虽然他承认，在那个年代照样有很多“看不见的”受苦的人们。 一位埃及小说家曾写道：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宿命，我们这些埃及之子的宿命就在于，我们的野心远远超过了我们的可能性。阿斯瓦尼从2003年开始公开加入到穆巴拉克批评者的队伍里，但批评对现实几乎没有任何改变，“整个埃及都非常沮丧，我也是……一般说来，我们通过心理学与文学著作可以了解独裁者的心理，他们自我陶醉，与民众切断了联系，周围的党羽会一直告诉他，你是民族的英雄等等……但穆巴拉克还不完全一样。他不只是个糟糕的政治人物，不只是个大盗，他接受事物的方式十分独特，真该有人研究一下，他是怎么一步步变成这样一个人，对人民遭受的苦难一丝一毫的同理心都没有。” 2004年，阿斯瓦尼和一些社会活动人士发起“Kefaya”（受够了）运动，成为埃及非暴力革命的先声之一。他说，“我不是一个政治家，也永远不会从政。我没有个人的政治野心，也永不会有。我是一个作家。但我的确相信，发起Kefaya，作出反穆巴拉克的政治宣示，是我作为作家的职责之一。所以当我作政治宣示时，我不会说这是文学的唯一作用，我会说这是文学的作用之一：和人民在一起，试着捍卫人民的权利。也许我的声音能被更多人听到，那我也就有了更大的责任。” 如今埃及人民赢了，或者借用阿斯瓦尼的话说，至少赢了“第一场斗争”。他变得更加活跃，在各地举办沙龙，“现在的埃及，每一分每一秒都作数，事情变化得也非常迅速，人们需要一个方向。这个时候我想我们埃及人需要坐在一起，特别是我沙龙的客人，还有我的读者，他们可以听到我的观点并和我讨论，从而找出一个方向来。” 他还经常上电视和人辩论，有时和穆斯林兄弟会的领袖，有时则是和政府官员。3月的一次，他的对手是总理沙菲克（AhmedShafiq），他坚持要求沙菲克——这位穆巴拉克的旧臣回答有关政府下令杀戮的问题，“最后他失态了，因为他不习惯这种待遇。他对我说：‘你是谁！’我对他说，‘我是一个埃及公民，从现在开始，每个公民都可以这样向你提问，而你必须作出回答。’第二天，他就辞职了。” 无可避免地，我又问到那个老生常谈却历久弥新的问题：文学和政治的关系。“没错，马尔克斯是说过，如果你想表达政治观点，那就写一本好书，但他说这句话是有背景的，那是1960年代，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势力还很强大，他们一直在说，你必须为改变社会而写作。马尔克斯正是拿这句话回应他们的：你首先必须写一本优美的书，才能拿它来实现你的目标。他还说过另外一句话：‘最革命的书，应该是最优美的书。’如果一本书引发了革命，不是因为它写革命，而是因为它优美。我会为政治做很多其他的事，但不会是写小说。小说不能被用于改变形势，它只能改变人性，改变我们。通过好的文学，我们会变成更好的人类。” （参考资料：FouadAjami《TheDreamPalaceoftheArabs》；JohnR.Bradley《InsideEgypt》；劳伦斯·赖特《巨塔杀机：基地组织与911之路》；《纽约时报杂志》、《国家地理》、《卫报》相关报道） 年，萨达特被激进分子刺杀，穆巴拉克接任总统。那时没人想到他一当就是30年。

1984年阿斯瓦尼去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继续攻读牙科。除了黑帮教父阿尔·卡彭和各种枪击案，他对这座美国城市几乎一无所知。他在那里住了客的复杂心理。过去半个世纪，他们看着日本、韩国、东南亚和中国依次崛起，这些地方曾比埃及贫穷落后，如今却把它远远甩在后面。“我们希望埃及能恢复到古埃及的辉煌，就像现在的中国一样。”一个年轻人在解放广场告诉我。另一位知识分子则说，“哪怕退一步，我们牺牲部分自由，换来经济高速增长和民众生活改善，那也罢了，可我们两头都没捞着。” “受够了”的人赢了第一场斗争 很多人怀念1920-1930年代的埃及。那时开罗和亚历山大干净整洁，自由开放，议会民主，新闻媒体生气勃勃，女性不戴头巾，积极参与公共生活，宗教更深沉博大，不涉政治，更多居住在信仰者的心灵里——这是阿斯瓦尼这样的知识分子心目中理想的埃及，虽然他承认，在那个年代照样有很多“看不见的”受苦的人们。 一位埃及小说家曾写道：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宿命，我们这些埃及之子的宿命就在于，我们的野心远远超过了我们的可能性。阿斯瓦尼从2003年开始公开加入到穆巴拉克批评者的队伍里，但批评对现实几乎没有任何改变，“整个埃及都非常沮丧，我也是……一般说来，我们通过心理学与文学著作可以了解独裁者的心理，他们自我陶醉，与民众切断了联系，周围的党羽会一直告诉他，你是民族的英雄等等……但穆巴拉克还不完全一样。他不只是个糟糕的政治人物，不只是个大盗，他接受事物的方式十分独特，真该有人研究一下，他是怎么一步步变成这样一个人，对人民遭受的苦难一丝一毫的同理心都没有。” 2004年，阿斯瓦尼和一些社会活动人士发起“Kefaya”（受够了）运动，成为埃及非暴力革命的先声之一。他说，“我不是一个政治家，也永远不会从政。我没有个人的政治野心，也永不会有。我是一个作家。但我的确相信，发起Kefaya，作出反穆巴拉克的政治宣示，是我作为作家的职责之一。所以当我作政治宣示时，我不会说这是文学的唯一作用，我会说这是文学的作用之一：和人民在一起，试着捍卫人民的权利。也许我的声音能被更多人听到，那我也就有了更大的责任。” 如今埃及人民赢了，或者借用阿斯瓦尼的话说，至少赢了“第一场斗争”。他变得更加活跃，在各地举办沙龙，“现在的埃及，每一分每一秒都作数，事情变化得也非常迅速，人们需要一个方向。这个时候我想我们埃及人需要坐在一起，特别是我沙龙的客人，还有我的读者，他们可以听到我的观点并和我讨论，从而找出一个方向来。” 他还经常上电视和人辩论，有时和穆斯林兄弟会的领袖，有时则是和政府官员。3月的一次，他的对手是总理沙菲克（AhmedShafiq），他坚持要求沙菲克——这位穆巴拉克的旧臣回答有关政府下令杀戮的问题，“最后他失态了，因为他不习惯这种待遇。他对我说：‘你是谁！’我对他说，‘我是一个埃及公民，从现在开始，每个公民都可以这样向你提问，而你必须作出回答。’第二天，他就辞职了。” 无可避免地，我又问到那个老生常谈却历久弥新的问题：文学和政治的关系。“没错，马尔克斯是说过，如果你想表达政治观点，那就写一本好书，但他说这句话是有背景的，那是1960年代，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势力还很强大，他们一直在说，你必须为改变社会而写作。马尔克斯正是拿这句话回应他们的：你首先必须写一本优美的书，才能拿它来实现你的目标。他还说过另外一句话：‘最革命的书，应该是最优美的书。’如果一本书引发了革命，不是因为它写革命，而是因为它优美。我会为政治做很多其他的事，但不会是写小说。小说不能被用于改变形势，它只能改变人性，改变我们。通过好的文学，我们会变成更好的人类。” （参考资料：FouadAjami《TheDreamPalaceoftheArabs》；JohnR.Bradley《InsideEgypt》；劳伦斯·赖特《巨塔杀机：基地组织与911之路》；《纽约时报杂志》、《国家地理》、《卫报》相关报道） 3年，重新发现了美国，发现了美国人的乐于助人以及对多元文化的包容。

他总是讲起这样一段往事：那天芝加哥刮大风，他抱着一堆论文在校园里走，风把资料吹跑了，所有路过的人都停下来帮他追赶和捡拾资料。但时至今日他对美国仍然有一种复杂的感情：为了所谓的反恐和地区稳定，在中东和北非长期支持一些独裁者的，同样是这个国家。

萨达特的被刺并未令仇恨消除。1990-1993年，埃及政治暴力频发，国家已处在内战边缘，而那些世俗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发现自己处在最尴尬的境地：要免遭宗教极端分子的攻击，就要接受独裁政府提供的保护。

1992年，著名记者法拉杰·福达（Farag Foda）遭枪击身亡。生前他一直鼓吹政教分离，认为宗教应该回归私人领域。“萨达特把魔鬼放出了瓶子，结果自己却被魔鬼击倒。”他写道，“他为神权政治的支持者打开了空间，却没有提供相应的空间给他们的世俗主义对手们。最终前者的意识形态在贫民阶层、新的城市居民和单纯的人们头脑里扎了根。埃及人民现在应该重启世俗化进程了。”福达曾数次受到死亡威胁，但为过正常生活，他拒绝了来自政府的保护。

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整个埃及的文化象征马哈福兹也遭到攻击。一个21岁、从未读过他任何作品的修理工刺伤了他的颈部。 “我会为政治做很多其他的事，但不会是写小说。小说不能被用于改变形势，它只能改变人性，改变我们。通过好的文学，我们会变成更好的人类” 阿斯瓦尼-张洁平摄 本刊记者杨潇发自开罗 去埃及前，作家亚拉·阿斯瓦尼（AlaaAlAswany）是我最希望采访的人之一。那时我在读他的《亚库比恩公寓》，开罗市中心的高档公寓，商人、官员、遗老出入其间，楼顶则有许多贫民搭窝棚而居。对这本书上帝般的叙述视角，我稍有不适，但仍惊讶于阿斯瓦尼对贫民生活的细致刻画——“周五早晨这些楼顶女人的表情，需要最出色的画家来描摹：她的丈夫下楼晨祷去了，在洗去昨夜尽欢的痕迹后，她出现在窝棚外面晾晒床单，就在此刻，她头发湿漉漉的，面色潮红，目光却流露出安详。她看起来就像一朵玫瑰，吸吮朝露后迎来完美的一刻。” 我也牵挂里面一对年轻恋人的命运：塔哈是公寓看门人的儿子，从小成绩优秀，虔诚、努力而且机敏，有钱人的车还没停稳，他就已经守在一旁等着为他们打开车门。他不在意别人的赞许或轻视，一心一意要考上警局光耀门楣，蒲莎娜则是他青梅竹马的女友。那天万事俱备的塔哈去警局应考前和蒲莎娜见了一面，希望得到她的鼓励，她却突然变得有些冷漠，男孩忐忑不安地走向了考场…… 《LonelyPlanet埃及》说，如果你去埃及旅行，只想读一本当代小说，那就读《亚库比恩公寓》吧，而彭定康的书评让我决定买下这本2002年一出版就风靡阿拉伯世界的小说：“阿斯瓦尼明白无误地向读者表达了现代埃及的弊端，同时也描绘了在腐败横行、秘密警察无处不在的情况下仍能保持人格、不卑不亢的开罗范儿。读过这本小说的人都会认为埃及革命迟到了好多年。对于穆巴拉克体制被如此轻松地掀翻在地，对于翻开这一历史新篇章的人民所体现出的精神和勇气，《亚库比恩公寓》的读者是不会感到有多惊奇的。” 文化部一直收买文人，让你闭嘴 到开罗后我试着联系阿斯瓦尼，但他的手机永远没人接听，或者无法接通。一位同行建议不如直接去他的诊所。没错，阿斯瓦尼还是位牙医，他的诊所在花园城，一个英国印记浓厚的准使馆区，不过我们并不清楚确切位置。在林木苍翠的小径上绕了半天后，我们到一个小卖部问路，老板摇摇头，但一位上班族模样的顾客自告奋勇：你们找阿斯瓦尼大夫啊，我知道，跟我走吧。 他把我们领到一栋灰色公寓前，单元门外有个小牌子，用阿文和英文写着：阿斯瓦尼牙医，四层。按响门铃后，一位穿牛仔裤、没戴头巾的漂亮姑娘打开了门，她是阿斯瓦尼的助手。房间不大，除了沙发、茶几外，还有张玻璃桌，上面摆了些工艺品，有个金色的法老头像和几枝富贵竹。桌子上方挂着一幅素描：一位胖医生左手举着烛火，右手食指伸入一位身着西装、手持礼帽的男士口中。 后来我知道，阿斯瓦尼有军人一样的作息：一周有五六天6点准时起床，6点半到10点半写作，然后开始读报。冲个澡后他来到诊所，工作到下午3点，然后睡个午觉，避开开罗最热的时段。从晚上6点到9点，他会再次回到诊所工作，9点后到午夜则是读书时间。不过周四晚上有些变化，他会步行到附近一个中左党派的办公室，参加阿斯瓦尼文化沙龙。这个对所有人开放的沙龙1996年由他本人发起，讨论文学、文化，也讨论宗教、政治，最初在市中心一个老旧的咖啡馆，2006年冬天因为秘密警察的干涉，咖啡馆断电，才搬到了现在的地址。 可惜这天阿斯瓦尼不在诊所，女助手告诉我们，他去了亚历山大，周末他在那里有两场讲座。革命之后许多事情有了变化，正常生活难免被打乱。我没能赶上一次阿斯瓦尼文化沙龙，不过从《纽约时报杂志》2008年的一篇特写中不难感受这个世俗的、自由主义者的聚会：“那天晚上来了两位伊斯兰主义者，他们很瘦，蓄着象征虔诚的长胡子，很可能是学生。在这个世俗化的小背景下声张他们的信仰，这两位年轻人招来了好奇的目光，甚至带有一丝丝不友好，特别是一位女性，她头发染得金黄，穿着紫色T恤和紧身短裤，还蹬了双高跟鞋。” “到了提问交流时间，两个年轻人中的一个问道，‘为什么侮辱伊斯兰教的《撒旦诗篇》在西方会获得这么多注意？’‘拉什迪，’阿斯瓦尼回答道，‘是位好作家。我没有读过《撒旦诗篇》，但不论这部小说里有什么，也不应该对作家发出追杀令。伊斯兰教没有给人以杀戮的权利。’然后阿斯瓦尼举了一个先知穆罕默德宽容弱者的例子，‘怎么能有人以先知的名义去杀人？’他说，‘很明显，伊斯兰教被一些人曲解了。’” 沙龙结束后，阿斯瓦尼对这位美国记者说，“你看到那两个迷惑的年轻人了吗？这正是今日埃及的大麻烦。年轻人的思维被局限在（独裁与宗教极端势力）两头。在我那个年代，年轻人不会有这种困惑。” 于是，见到阿斯瓦尼后，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他的沙龙。阿斯瓦尼说，他希望通过重建公共空间，恢复埃及早年的一种传统，“沙龙的文化源自法国，20世纪初传到埃及，一度延续了很长时间，但后来被中断了。1996年，我感到有必要为埃及的文化做一些事情，而这些事情必须独立于文化部。文化部一直在干的一件事儿，就是收买文人，给你钱，让你闭嘴。一旦你和政权发生了联系，就不可能再对它提出批评了。” 既反抗独裁者，也反抗极端分子 这里是亚历山大的四季酒店，窗外是平滑如镜的淡蓝色地中海。阿斯瓦尼看上去比他的文字温和多了。他有着和大多数埃及人不同的黑肤色，其实他的名字（Aswany）已经透露了他的家族来源——埃及南部阿斯旺（Aswan）的努比亚人。我曾听到一个说法，开罗是亚洲文明，阿斯旺是非洲文明，而亚历山大则是欧洲文明。“当然我们属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阿斯瓦尼说，“但在埃及接受伊斯兰教之前，我们还有好几千年的历史，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文化……这些都会包括在我们的认同里。你看我们现在所在的城市，就是以亚历山大大帝命名的。” 除了阿拉伯语，他还说流利的法语、英语，以及西班牙语——他声称是为了阅读拉美文学才学西班牙语的，他最喜爱的在世作家就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他似乎一刻也不能停止抽烟，我们年轻的翻译给他敬烟，他笑着说：“年轻人不该抽这么重的烟，抽我的吧！”然后递给翻译一支烟，探过身给小伙子点上。 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初，阿斯瓦尼在开罗一所法语学校就读。1952年纳赛尔革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埃及，但在他看来，至少在文化上这个国家仍然保持了革命前宽容的、大都会的传统。“我们一年要庆祝3-4次宗教节日，我们有信天主教的法国人，有科普特基督徒，有一两个没有离开埃及的犹太人，当然还有穆斯林，而且我们有一些教师甚至是无神论者。如果他信神，我们庆祝圣诞节等等，如果他不信，我们就庆祝他的生日。这种宽容的传统一直保持83岁的马哈福兹幸运地保住了性命，但右手神经受到严重损伤，再也无法正常写作。无人宣布为此负责，一些埃及人认为，是马哈福兹完成于三十多年前的象征小说《我们街区的孩子》得罪了某些宗教人士。

“我会为政治做很多其他的事，但不会是写小说。小说不能被用于改变形势，它只能改变人性，改变我们。通过好的文学，我们会变成更好的人类” 阿斯瓦尼-张洁平摄 本刊记者杨潇发自开罗 去埃及前，作家亚拉·阿斯瓦尼（AlaaAlAswany）是我最希望采访的人之一。那时我在读他的《亚库比恩公寓》，开罗市中心的高档公寓，商人、官员、遗老出入其间，楼顶则有许多贫民搭窝棚而居。对这本书上帝般的叙述视角，我稍有不适，但仍惊讶于阿斯瓦尼对贫民生活的细致刻画——“周五早晨这些楼顶女人的表情，需要最出色的画家来描摹：她的丈夫下楼晨祷去了，在洗去昨夜尽欢的痕迹后，她出现在窝棚外面晾晒床单，就在此刻，她头发湿漉漉的，面色潮红，目光却流露出安详。她看起来就像一朵玫瑰，吸吮朝露后迎来完美的一刻。” 我也牵挂里面一对年轻恋人的命运：塔哈是公寓看门人的儿子，从小成绩优秀，虔诚、努力而且机敏，有钱人的车还没停稳，他就已经守在一旁等着为他们打开车门。他不在意别人的赞许或轻视，一心一意要考上警局光耀门楣，蒲莎娜则是他青梅竹马的女友。那天万事俱备的塔哈去警局应考前和蒲莎娜见了一面，希望得到她的鼓励，她却突然变得有些冷漠，男孩忐忑不安地走向了考场…… 《LonelyPlanet埃及》说，如果你去埃及旅行，只想读一本当代小说，那就读《亚库比恩公寓》吧，而彭定康的书评让我决定买下这本2002年一出版就风靡阿拉伯世界的小说：“阿斯瓦尼明白无误地向读者表达了现代埃及的弊端，同时也描绘了在腐败横行、秘密警察无处不在的情况下仍能保持人格、不卑不亢的开罗范儿。读过这本小说的人都会认为埃及革命迟到了好多年。对于穆巴拉克体制被如此轻松地掀翻在地，对于翻开这一历史新篇章的人民所体现出的精神和勇气，《亚库比恩公寓》的读者是不会感到有多惊奇的。” 文化部一直收买文人，让你闭嘴 到开罗后我试着联系阿斯瓦尼，但他的手机永远没人接听，或者无法接通。一位同行建议不如直接去他的诊所。没错，阿斯瓦尼还是位牙医，他的诊所在花园城，一个英国印记浓厚的准使馆区，不过我们并不清楚确切位置。在林木苍翠的小径上绕了半天后，我们到一个小卖部问路，老板摇摇头，但一位上班族模样的顾客自告奋勇：你们找阿斯瓦尼大夫啊，我知道，跟我走吧。 他把我们领到一栋灰色公寓前，单元门外有个小牌子，用阿文和英文写着：阿斯瓦尼牙医，四层。按响门铃后，一位穿牛仔裤、没戴头巾的漂亮姑娘打开了门，她是阿斯瓦尼的助手。房间不大，除了沙发、茶几外，还有张玻璃桌，上面摆了些工艺品，有个金色的法老头像和几枝富贵竹。桌子上方挂着一幅素描：一位胖医生左手举着烛火，右手食指伸入一位身着西装、手持礼帽的男士口中。 后来我知道，阿斯瓦尼有军人一样的作息：一周有五六天6点准时起床，6点半到10点半写作，然后开始读报。冲个澡后他来到诊所，工作到下午3点，然后睡个午觉，避开开罗最热的时段。从晚上6点到9点，他会再次回到诊所工作，9点后到午夜则是读书时间。不过周四晚上有些变化，他会步行到附近一个中左党派的办公室，参加阿斯瓦尼文化沙龙。这个对所有人开放的沙龙1996年由他本人发起，讨论文学、文化，也讨论宗教、政治，最初在市中心一个老旧的咖啡馆，2006年冬天因为秘密警察的干涉，咖啡馆断电，才搬到了现在的地址。 可惜这天阿斯瓦尼不在诊所，女助手告诉我们，他去了亚历山大，周末他在那里有两场讲座。革命之后许多事情有了变化，正常生活难免被打乱。我没能赶上一次阿斯瓦尼文化沙龙，不过从《纽约时报杂志》2008年的一篇特写中不难感受这个世俗的、自由主义者的聚会：“那天晚上来了两位伊斯兰主义者，他们很瘦，蓄着象征虔诚的长胡子，很可能是学生。在这个世俗化的小背景下声张他们的信仰，这两位年轻人招来了好奇的目光，甚至带有一丝丝不友好，特别是一位女性，她头发染得金黄，穿着紫色T恤和紧身短裤，还蹬了双高跟鞋。” “到了提问交流时间，两个年轻人中的一个问道，‘为什么侮辱伊斯兰教的《撒旦诗篇》在西方会获得这么多注意？’‘拉什迪，’阿斯瓦尼回答道，‘是位好作家。我没有读过《撒旦诗篇》，但不论这部小说里有什么，也不应该对作家发出追杀令。伊斯兰教没有给人以杀戮的权利。’然后阿斯瓦尼举了一个先知穆罕默德宽容弱者的例子，‘怎么能有人以先知的名义去杀人？’他说，‘很明显，伊斯兰教被一些人曲解了。’” 沙龙结束后，阿斯瓦尼对这位美国记者说，“你看到那两个迷惑的年轻人了吗？这正是今日埃及的大麻烦。年轻人的思维被局限在（独裁与宗教极端势力）两头。在我那个年代，年轻人不会有这种困惑。” 于是，见到阿斯瓦尼后，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他的沙龙。阿斯瓦尼说，他希望通过重建公共空间，恢复埃及早年的一种传统，“沙龙的文化源自法国，20世纪初传到埃及，一度延续了很长时间，但后来被中断了。1996年，我感到有必要为埃及的文化做一些事情，而这些事情必须独立于文化部。文化部一直在干的一件事儿，就是收买文人，给你钱，让你闭嘴。一旦你和政权发生了联系，就不可能再对它提出批评了。” 既反抗独裁者，也反抗极端分子 这里是亚历山大的四季酒店，窗外是平滑如镜的淡蓝色地中海。阿斯瓦尼看上去比他的文字温和多了。他有着和大多数埃及人不同的黑肤色，其实他的名字（Aswany）已经透露了他的家族来源——埃及南部阿斯旺（Aswan）的努比亚人。我曾听到一个说法，开罗是亚洲文明，阿斯旺是非洲文明，而亚历山大则是欧洲文明。“当然我们属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阿斯瓦尼说，“但在埃及接受伊斯兰教之前，我们还有好几千年的历史，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文化……这些都会包括在我们的认同里。你看我们现在所在的城市，就是以亚历山大大帝命名的。” 除了阿拉伯语，他还说流利的法语、英语，以及西班牙语——他声称是为了阅读拉美文学才学西班牙语的，他最喜爱的在世作家就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他似乎一刻也不能停止抽烟，我们年轻的翻译给他敬烟，他笑着说：“年轻人不该抽这么重的烟，抽我的吧！”然后递给翻译一支烟，探过身给小伙子点上。 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初，阿斯瓦尼在开罗一所法语学校就读。1952年纳赛尔革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埃及，但在他看来，至少在文化上这个国家仍然保持了革命前宽容的、大都会的传统。“我们一年要庆祝3-4次宗教节日，我们有信天主教的法国人，有科普特基督徒，有一两个没有离开埃及的犹太人，当然还有穆斯林，而且我们有一些教师甚至是无神论者。如果他信神，我们庆祝圣诞节等等，如果他不信，我们就庆祝他的生日。这种宽容的传统一直保持马哈福兹的受伤震惊了整个国家，穆巴拉克派专人前往医院慰问，内政部长、文化部长等也轮番前去探望。但马哈福兹不愿自己变成政府打击宗教势力的一枚棋子，他拒绝了官方报纸的吹捧，也拒绝参与它们对极端分子大合唱般的攻击。

 

客的复杂心理。过去半个世纪，他们看着日本、韩国、东南亚和中国依次崛起，这些地方曾比埃及贫穷落后，如今却把它远远甩在后面。“我们希望埃及能恢复到古埃及的辉煌，就像现在的中国一样。”一个年轻人在解放广场告诉我。另一位知识分子则说，“哪怕退一步，我们牺牲部分自由，换来经济高速增长和民众生活改善，那也罢了，可我们两头都没捞着。” “受够了”的人赢了第一场斗争 很多人怀念1920-1930年代的埃及。那时开罗和亚历山大干净整洁，自由开放，议会民主，新闻媒体生气勃勃，女性不戴头巾，积极参与公共生活，宗教更深沉博大，不涉政治，更多居住在信仰者的心灵里——这是阿斯瓦尼这样的知识分子心目中理想的埃及，虽然他承认，在那个年代照样有很多“看不见的”受苦的人们。 一位埃及小说家曾写道：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宿命，我们这些埃及之子的宿命就在于，我们的野心远远超过了我们的可能性。阿斯瓦尼从2003年开始公开加入到穆巴拉克批评者的队伍里，但批评对现实几乎没有任何改变，“整个埃及都非常沮丧，我也是……一般说来，我们通过心理学与文学著作可以了解独裁者的心理，他们自我陶醉，与民众切断了联系，周围的党羽会一直告诉他，你是民族的英雄等等……但穆巴拉克还不完全一样。他不只是个糟糕的政治人物，不只是个大盗，他接受事物的方式十分独特，真该有人研究一下，他是怎么一步步变成这样一个人，对人民遭受的苦难一丝一毫的同理心都没有。” 2004年，阿斯瓦尼和一些社会活动人士发起“Kefaya”（受够了）运动，成为埃及非暴力革命的先声之一。他说，“我不是一个政治家，也永远不会从政。我没有个人的政治野心，也永不会有。我是一个作家。但我的确相信，发起Kefaya，作出反穆巴拉克的政治宣示，是我作为作家的职责之一。所以当我作政治宣示时，我不会说这是文学的唯一作用，我会说这是文学的作用之一：和人民在一起，试着捍卫人民的权利。也许我的声音能被更多人听到，那我也就有了更大的责任。” 如今埃及人民赢了，或者借用阿斯瓦尼的话说，至少赢了“第一场斗争”。他变得更加活跃，在各地举办沙龙，“现在的埃及，每一分每一秒都作数，事情变化得也非常迅速，人们需要一个方向。这个时候我想我们埃及人需要坐在一起，特别是我沙龙的客人，还有我的读者，他们可以听到我的观点并和我讨论，从而找出一个方向来。” 他还经常上电视和人辩论，有时和穆斯林兄弟会的领袖，有时则是和政府官员。3月的一次，他的对手是总理沙菲克（AhmedShafiq），他坚持要求沙菲克——这位穆巴拉克的旧臣回答有关政府下令杀戮的问题，“最后他失态了，因为他不习惯这种待遇。他对我说：‘你是谁！’我对他说，‘我是一个埃及公民，从现在开始，每个公民都可以这样向你提问，而你必须作出回答。’第二天，他就辞职了。” 无可避免地，我又问到那个老生常谈却历久弥新的问题：文学和政治的关系。“没错，马尔克斯是说过，如果你想表达政治观点，那就写一本好书，但他说这句话是有背景的，那是1960年代，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势力还很强大，他们一直在说，你必须为改变社会而写作。马尔克斯正是拿这句话回应他们的：你首先必须写一本优美的书，才能拿它来实现你的目标。他还说过另外一句话：‘最革命的书，应该是最优美的书。’如果一本书引发了革命，不是因为它写革命，而是因为它优美。我会为政治做很多其他的事，但不会是写小说。小说不能被用于改变形势，它只能改变人性，改变我们。通过好的文学，我们会变成更好的人类。” （参考资料：FouadAjami《TheDreamPalaceoftheArabs》；JohnR.Bradley《InsideEgypt》；劳伦斯·赖特《巨塔杀机：基地组织与911之路》；《纽约时报杂志》、《国家地理》、《卫报》相关报道） 以色列都出现了盗版译本

阿斯瓦尼或许应该感到庆幸。他声名鹊起的时候，宗教极端势力已经退潮，埃及重新成为一个安全的国家，而《亚库比恩公寓》为他赢得的国际声誉，某种程度上也构成了一种保护：政府同样对他投鼠忌器。

到1970年代末期。” 1976年，19岁的阿斯瓦尼考入开罗大学医学系。“那时学生里的左翼势力还很强大，这就是萨达特鼓励穆斯林兄弟会对抗我们的原因。他禁止了学校里所有其他的政治组织，除了兄弟会。”1970年纳赛尔去世，接替他的萨达特迫切需要建立政治合法性，于是和穆斯林兄弟会做了一笔交易，只要他们帮他打击纳赛尔余党和左翼分子，他就同意兄弟会宣教布道。 学生运动很快发生转变，男学生留起了胡子，女学生则蒙上面纱，在大多数埃及人的记忆里这还是头一回。1979年两伊战争爆发，伊朗和伊拉克石油出口锐减，国际油价飞涨，沙特等海湾国家石油收入激增。 “很多埃及人去那里打工，并受到了那里的影响，他们带回来的是对伊斯兰教保守的、部落化的、不宽容的理解，而非埃及传统上大都会的、宽容的理解，”阿斯瓦尼的观点代表不少埃及知识分子的看法，“你知道吗，在我们埃及，1924年已经有女性赢得汽车赛的冠军，到1930年代我们连女飞行员都有了，可是在一些国家，直到现在女性还在为争取开车的权利而斗争……在埃及，我们有两场斗争，一场是反抗独裁者的，这比较明显；另一场没那么明显的斗争也许更重要，就是用埃及对伊斯兰教宽容的理解去对抗那些不宽容的理解。” 1977年，萨达特宣布将亲赴以色列，与死敌谋求和平，此举震惊了阿拉伯世界。1978年，“戴维营协议”签订，一年后，埃及和以色列正式缔结和约。出于愤怒，观点各异的伊斯兰激进团体走到了一起。1981年，萨达特被激进分子刺杀，穆巴拉克接任总统。那时没人想到他一当就是30年。 1984年阿斯瓦尼去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继续攻读牙科。除了黑帮教父阿尔·卡彭和各种枪击案，他对这座美国城市几乎一无所知。他在那里住了3年，重新发现了美国，发现了美国人的乐于助人以及对多元文化的包容。 他总是讲起这样一段往事：那天芝加哥刮大风，他抱着一堆论文在校园里走，风把资料吹跑了，所有路过的人都停下来帮他追赶和捡拾资料。但时至今日他对美国仍然有一种复杂的感情：为了所谓的反恐和地区稳定，在中东和北非长期支持一些独裁者的，同样是这个国家。 萨达特的被刺并未令仇恨消除。1990-1993年，埃及政治暴力频发，国家已处在内战边缘，而那些世俗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发现自己处在最尴尬的境地：要免遭宗教极端分子的攻击，就要接受独裁政府提供的保护。 1992年，著名记者法拉杰·福达（FaragFoda）遭枪击身亡。生前他一直鼓吹政教分离，认为宗教应该回归私人领域。“萨达特把魔鬼放出了瓶子，结果自己却被魔鬼击倒。”他写道，“他为神权政治的支持者打开了空间，却没有提供相应的空间给他们的世俗主义对手们。最终前者的意识形态在贫民阶层、新的城市居民和单纯的人们头脑里扎了根。埃及人民现在应该重启世俗化进程了。”福达曾数次受到死亡威胁，但为过正常生活，他拒绝了来自政府的保护。 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整个埃及的文化象征马哈福兹也遭到攻击。一个21岁、从未读过他任何作品的修理工刺伤了他的颈部。83岁的马哈福兹幸运地保住了性命，但右手神经受到严重损伤，再也无法正常写作。无人宣布为此负责，一些埃及人认为，是马哈福兹完成于三十多年前的象征小说《我们街区的孩子》得罪了某些宗教人士。 马哈福兹的受伤震惊了整个国家，穆巴拉克派专人前往医院慰问，内政部长、文化部长等也轮番前去探望。但马哈福兹不愿自己变成政府打击宗教势力的一枚棋子，他拒绝了官方报纸的吹捧，也拒绝参与它们对极端分子大合唱般的攻击。 以色列都出现了盗版译本 阿斯瓦尼或许应该感到庆幸。他声名鹊起的时候，宗教极端势力已经退潮，埃及重新成为一个安全的国家，而《亚库比恩公寓》为他赢得的国际声誉，某种程度上也构成了一种保护：政府同样对他投鼠忌器。 1995年之前，阿斯瓦尼先后完成了4部小说，但没有一部能正式出版。1997年，他接到了第4封退稿信，他说，那是他一生中最糟糕的日子。他打电话给那家国营出版社的社长，对方答复：“我们出版不了你的书，委员会已经否决了它。”“什么委员会？”“这是一个秘密委员会。”“我想看到委员会的结论。”“没有结论给你，这是机密。”“你们是政府的出版社，花的是纳税人的钱，你有权说‘不’，但我有权知道为什么。”“反正我们不打算出你的书了，你随便吧。” 异常沮丧的阿斯瓦尼动了和妻子移居新西兰的念头。为什么是新西兰？对他来说，那是地球上距埃及最远的国家。他放弃了留在美国的机会，放弃了海湾国家收入丰厚的医生待遇，但却一直在原地打转。他告诉妻子，等他完成手头最后一部小说，他们就动身。 那部小说就是《亚库比恩公寓》。2002年，小说在一家私营出版社出版，和往常一样，阿斯瓦尼不抱任何希望。两周后他接到出版商电话，“我从没见过这样的事，居然脱销了。”不止在开罗脱销，更成了阿拉伯国家乃至世界范围的畅销书。仅仅几年前，他还在为2000本的销量挣扎；现在，《亚库比恩公寓》在法国一年就卖掉了16万册。据他说，甚至以色列——这个被阿拉伯作家协会抵制的国家，都出现了盗版的希伯来文译本。 在开罗，似乎人人都知道阿斯瓦尼。一个纪念品商店的老板对我说：“你喜欢阿斯瓦尼？我推荐你看他的《芝加哥》，比《亚库比恩公寓》还要好。”有人把他推崇为马哈福兹后最重要的埃及作家，也有人说，一些读者只是因为认同他的政治观点，而不愿去质疑他作品的文学价值罢了。“我为普通人写作，”阿斯瓦尼自己曾回应说，“我希望人人都能读懂我的书。阿拉伯文学现在的问题是，在实验性中失去了讲故事的能力。好多小说都这么开头：‘我回到家中，发现妻子和一只蟑螂上了床。’人们以为写得简单很容易，其实写得让人看不懂更容易。” 现在让我们回到亚库比恩公寓吧，还记得那两个年轻人吗？塔哈没能进入警察局，再努力也改变不了他卑微的出身，绝望之下他走向了宗教极端主义；而女友之所以突然心事重重，是因为她被老板非礼了，为了保住工作养活全家，她不得不放弃尊严，接受每天两次、每次10镑的羞辱。 某种程度上，这正是革命前埃及社会最突出的问题：贫富分化的加剧，普通民众的被剥夺感与尊严的丧失。“我们有两个埃及，”阿斯瓦尼说，“一个是富人的、幸运儿的埃及，很小，位于金字塔塔尖；另一个埃及大得多，它是穷人、受难者的埃及，40%埃及人生活在贫困线下，也就是说一家人每天的开销不足2美元。而在南部一些地区，贫困人口更高达60%。” 走在开罗市中心（DowntownCairo），人们会轮番用汉语、日语和韩语跟你说“你好”，他们可不一定是要兜售商品。但如果你待的时间够长，你也会发现埃及人对东亚来

1995年之前，阿斯瓦尼先后完成了到1970年代末期。” 1976年，19岁的阿斯瓦尼考入开罗大学医学系。“那时学生里的左翼势力还很强大，这就是萨达特鼓励穆斯林兄弟会对抗我们的原因。他禁止了学校里所有其他的政治组织，除了兄弟会。”1970年纳赛尔去世，接替他的萨达特迫切需要建立政治合法性，于是和穆斯林兄弟会做了一笔交易，只要他们帮他打击纳赛尔余党和左翼分子，他就同意兄弟会宣教布道。 学生运动很快发生转变，男学生留起了胡子，女学生则蒙上面纱，在大多数埃及人的记忆里这还是头一回。1979年两伊战争爆发，伊朗和伊拉克石油出口锐减，国际油价飞涨，沙特等海湾国家石油收入激增。 “很多埃及人去那里打工，并受到了那里的影响，他们带回来的是对伊斯兰教保守的、部落化的、不宽容的理解，而非埃及传统上大都会的、宽容的理解，”阿斯瓦尼的观点代表不少埃及知识分子的看法，“你知道吗，在我们埃及，1924年已经有女性赢得汽车赛的冠军，到1930年代我们连女飞行员都有了，可是在一些国家，直到现在女性还在为争取开车的权利而斗争……在埃及，我们有两场斗争，一场是反抗独裁者的，这比较明显；另一场没那么明显的斗争也许更重要，就是用埃及对伊斯兰教宽容的理解去对抗那些不宽容的理解。” 1977年，萨达特宣布将亲赴以色列，与死敌谋求和平，此举震惊了阿拉伯世界。1978年，“戴维营协议”签订，一年后，埃及和以色列正式缔结和约。出于愤怒，观点各异的伊斯兰激进团体走到了一起。1981年，萨达特被激进分子刺杀，穆巴拉克接任总统。那时没人想到他一当就是30年。 1984年阿斯瓦尼去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继续攻读牙科。除了黑帮教父阿尔·卡彭和各种枪击案，他对这座美国城市几乎一无所知。他在那里住了3年，重新发现了美国，发现了美国人的乐于助人以及对多元文化的包容。 他总是讲起这样一段往事：那天芝加哥刮大风，他抱着一堆论文在校园里走，风把资料吹跑了，所有路过的人都停下来帮他追赶和捡拾资料。但时至今日他对美国仍然有一种复杂的感情：为了所谓的反恐和地区稳定，在中东和北非长期支持一些独裁者的，同样是这个国家。 萨达特的被刺并未令仇恨消除。1990-1993年，埃及政治暴力频发，国家已处在内战边缘，而那些世俗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发现自己处在最尴尬的境地：要免遭宗教极端分子的攻击，就要接受独裁政府提供的保护。 1992年，著名记者法拉杰·福达（FaragFoda）遭枪击身亡。生前他一直鼓吹政教分离，认为宗教应该回归私人领域。“萨达特把魔鬼放出了瓶子，结果自己却被魔鬼击倒。”他写道，“他为神权政治的支持者打开了空间，却没有提供相应的空间给他们的世俗主义对手们。最终前者的意识形态在贫民阶层、新的城市居民和单纯的人们头脑里扎了根。埃及人民现在应该重启世俗化进程了。”福达曾数次受到死亡威胁，但为过正常生活，他拒绝了来自政府的保护。 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整个埃及的文化象征马哈福兹也遭到攻击。一个21岁、从未读过他任何作品的修理工刺伤了他的颈部。83岁的马哈福兹幸运地保住了性命，但右手神经受到严重损伤，再也无法正常写作。无人宣布为此负责，一些埃及人认为，是马哈福兹完成于三十多年前的象征小说《我们街区的孩子》得罪了某些宗教人士。 马哈福兹的受伤震惊了整个国家，穆巴拉克派专人前往医院慰问，内政部长、文化部长等也轮番前去探望。但马哈福兹不愿自己变成政府打击宗教势力的一枚棋子，他拒绝了官方报纸的吹捧，也拒绝参与它们对极端分子大合唱般的攻击。 以色列都出现了盗版译本 阿斯瓦尼或许应该感到庆幸。他声名鹊起的时候，宗教极端势力已经退潮，埃及重新成为一个安全的国家，而《亚库比恩公寓》为他赢得的国际声誉，某种程度上也构成了一种保护：政府同样对他投鼠忌器。 1995年之前，阿斯瓦尼先后完成了4部小说，但没有一部能正式出版。1997年，他接到了第4封退稿信，他说，那是他一生中最糟糕的日子。他打电话给那家国营出版社的社长，对方答复：“我们出版不了你的书，委员会已经否决了它。”“什么委员会？”“这是一个秘密委员会。”“我想看到委员会的结论。”“没有结论给你，这是机密。”“你们是政府的出版社，花的是纳税人的钱，你有权说‘不’，但我有权知道为什么。”“反正我们不打算出你的书了，你随便吧。” 异常沮丧的阿斯瓦尼动了和妻子移居新西兰的念头。为什么是新西兰？对他来说，那是地球上距埃及最远的国家。他放弃了留在美国的机会，放弃了海湾国家收入丰厚的医生待遇，但却一直在原地打转。他告诉妻子，等他完成手头最后一部小说，他们就动身。 那部小说就是《亚库比恩公寓》。2002年，小说在一家私营出版社出版，和往常一样，阿斯瓦尼不抱任何希望。两周后他接到出版商电话，“我从没见过这样的事，居然脱销了。”不止在开罗脱销，更成了阿拉伯国家乃至世界范围的畅销书。仅仅几年前，他还在为2000本的销量挣扎；现在，《亚库比恩公寓》在法国一年就卖掉了16万册。据他说，甚至以色列——这个被阿拉伯作家协会抵制的国家，都出现了盗版的希伯来文译本。 在开罗，似乎人人都知道阿斯瓦尼。一个纪念品商店的老板对我说：“你喜欢阿斯瓦尼？我推荐你看他的《芝加哥》，比《亚库比恩公寓》还要好。”有人把他推崇为马哈福兹后最重要的埃及作家，也有人说，一些读者只是因为认同他的政治观点，而不愿去质疑他作品的文学价值罢了。“我为普通人写作，”阿斯瓦尼自己曾回应说，“我希望人人都能读懂我的书。阿拉伯文学现在的问题是，在实验性中失去了讲故事的能力。好多小说都这么开头：‘我回到家中，发现妻子和一只蟑螂上了床。’人们以为写得简单很容易，其实写得让人看不懂更容易。” 现在让我们回到亚库比恩公寓吧，还记得那两个年轻人吗？塔哈没能进入警察局，再努力也改变不了他卑微的出身，绝望之下他走向了宗教极端主义；而女友之所以突然心事重重，是因为她被老板非礼了，为了保住工作养活全家，她不得不放弃尊严，接受每天两次、每次10镑的羞辱。 某种程度上，这正是革命前埃及社会最突出的问题：贫富分化的加剧，普通民众的被剥夺感与尊严的丧失。“我们有两个埃及，”阿斯瓦尼说，“一个是富人的、幸运儿的埃及，很小，位于金字塔塔尖；另一个埃及大得多，它是穷人、受难者的埃及，40%埃及人生活在贫困线下，也就是说一家人每天的开销不足2美元。而在南部一些地区，贫困人口更高达60%。” 走在开罗市中心（DowntownCairo），人们会轮番用汉语、日语和韩语跟你说“你好”，他们可不一定是要兜售商品。但如果你待的时间够长，你也会发现埃及人对东亚来4部小说，但没有一部能正式出版。1997到1970年代末期。” 1976年，19岁的阿斯瓦尼考入开罗大学医学系。“那时学生里的左翼势力还很强大，这就是萨达特鼓励穆斯林兄弟会对抗我们的原因。他禁止了学校里所有其他的政治组织，除了兄弟会。”1970年纳赛尔去世，接替他的萨达特迫切需要建立政治合法性，于是和穆斯林兄弟会做了一笔交易，只要他们帮他打击纳赛尔余党和左翼分子，他就同意兄弟会宣教布道。 学生运动很快发生转变，男学生留起了胡子，女学生则蒙上面纱，在大多数埃及人的记忆里这还是头一回。1979年两伊战争爆发，伊朗和伊拉克石油出口锐减，国际油价飞涨，沙特等海湾国家石油收入激增。 “很多埃及人去那里打工，并受到了那里的影响，他们带回来的是对伊斯兰教保守的、部落化的、不宽容的理解，而非埃及传统上大都会的、宽容的理解，”阿斯瓦尼的观点代表不少埃及知识分子的看法，“你知道吗，在我们埃及，1924年已经有女性赢得汽车赛的冠军，到1930年代我们连女飞行员都有了，可是在一些国家，直到现在女性还在为争取开车的权利而斗争……在埃及，我们有两场斗争，一场是反抗独裁者的，这比较明显；另一场没那么明显的斗争也许更重要，就是用埃及对伊斯兰教宽容的理解去对抗那些不宽容的理解。” 1977年，萨达特宣布将亲赴以色列，与死敌谋求和平，此举震惊了阿拉伯世界。1978年，“戴维营协议”签订，一年后，埃及和以色列正式缔结和约。出于愤怒，观点各异的伊斯兰激进团体走到了一起。1981年，萨达特被激进分子刺杀，穆巴拉克接任总统。那时没人想到他一当就是30年。 1984年阿斯瓦尼去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继续攻读牙科。除了黑帮教父阿尔·卡彭和各种枪击案，他对这座美国城市几乎一无所知。他在那里住了3年，重新发现了美国，发现了美国人的乐于助人以及对多元文化的包容。 他总是讲起这样一段往事：那天芝加哥刮大风，他抱着一堆论文在校园里走，风把资料吹跑了，所有路过的人都停下来帮他追赶和捡拾资料。但时至今日他对美国仍然有一种复杂的感情：为了所谓的反恐和地区稳定，在中东和北非长期支持一些独裁者的，同样是这个国家。 萨达特的被刺并未令仇恨消除。1990-1993年，埃及政治暴力频发，国家已处在内战边缘，而那些世俗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发现自己处在最尴尬的境地：要免遭宗教极端分子的攻击，就要接受独裁政府提供的保护。 1992年，著名记者法拉杰·福达（FaragFoda）遭枪击身亡。生前他一直鼓吹政教分离，认为宗教应该回归私人领域。“萨达特把魔鬼放出了瓶子，结果自己却被魔鬼击倒。”他写道，“他为神权政治的支持者打开了空间，却没有提供相应的空间给他们的世俗主义对手们。最终前者的意识形态在贫民阶层、新的城市居民和单纯的人们头脑里扎了根。埃及人民现在应该重启世俗化进程了。”福达曾数次受到死亡威胁，但为过正常生活，他拒绝了来自政府的保护。 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整个埃及的文化象征马哈福兹也遭到攻击。一个21岁、从未读过他任何作品的修理工刺伤了他的颈部。83岁的马哈福兹幸运地保住了性命，但右手神经受到严重损伤，再也无法正常写作。无人宣布为此负责，一些埃及人认为，是马哈福兹完成于三十多年前的象征小说《我们街区的孩子》得罪了某些宗教人士。 马哈福兹的受伤震惊了整个国家，穆巴拉克派专人前往医院慰问，内政部长、文化部长等也轮番前去探望。但马哈福兹不愿自己变成政府打击宗教势力的一枚棋子，他拒绝了官方报纸的吹捧，也拒绝参与它们对极端分子大合唱般的攻击。 以色列都出现了盗版译本 阿斯瓦尼或许应该感到庆幸。他声名鹊起的时候，宗教极端势力已经退潮，埃及重新成为一个安全的国家，而《亚库比恩公寓》为他赢得的国际声誉，某种程度上也构成了一种保护：政府同样对他投鼠忌器。 1995年之前，阿斯瓦尼先后完成了4部小说，但没有一部能正式出版。1997年，他接到了第4封退稿信，他说，那是他一生中最糟糕的日子。他打电话给那家国营出版社的社长，对方答复：“我们出版不了你的书，委员会已经否决了它。”“什么委员会？”“这是一个秘密委员会。”“我想看到委员会的结论。”“没有结论给你，这是机密。”“你们是政府的出版社，花的是纳税人的钱，你有权说‘不’，但我有权知道为什么。”“反正我们不打算出你的书了，你随便吧。” 异常沮丧的阿斯瓦尼动了和妻子移居新西兰的念头。为什么是新西兰？对他来说，那是地球上距埃及最远的国家。他放弃了留在美国的机会，放弃了海湾国家收入丰厚的医生待遇，但却一直在原地打转。他告诉妻子，等他完成手头最后一部小说，他们就动身。 那部小说就是《亚库比恩公寓》。2002年，小说在一家私营出版社出版，和往常一样，阿斯瓦尼不抱任何希望。两周后他接到出版商电话，“我从没见过这样的事，居然脱销了。”不止在开罗脱销，更成了阿拉伯国家乃至世界范围的畅销书。仅仅几年前，他还在为2000本的销量挣扎；现在，《亚库比恩公寓》在法国一年就卖掉了16万册。据他说，甚至以色列——这个被阿拉伯作家协会抵制的国家，都出现了盗版的希伯来文译本。 在开罗，似乎人人都知道阿斯瓦尼。一个纪念品商店的老板对我说：“你喜欢阿斯瓦尼？我推荐你看他的《芝加哥》，比《亚库比恩公寓》还要好。”有人把他推崇为马哈福兹后最重要的埃及作家，也有人说，一些读者只是因为认同他的政治观点，而不愿去质疑他作品的文学价值罢了。“我为普通人写作，”阿斯瓦尼自己曾回应说，“我希望人人都能读懂我的书。阿拉伯文学现在的问题是，在实验性中失去了讲故事的能力。好多小说都这么开头：‘我回到家中，发现妻子和一只蟑螂上了床。’人们以为写得简单很容易，其实写得让人看不懂更容易。” 现在让我们回到亚库比恩公寓吧，还记得那两个年轻人吗？塔哈没能进入警察局，再努力也改变不了他卑微的出身，绝望之下他走向了宗教极端主义；而女友之所以突然心事重重，是因为她被老板非礼了，为了保住工作养活全家，她不得不放弃尊严，接受每天两次、每次10镑的羞辱。 某种程度上，这正是革命前埃及社会最突出的问题：贫富分化的加剧，普通民众的被剥夺感与尊严的丧失。“我们有两个埃及，”阿斯瓦尼说，“一个是富人的、幸运儿的埃及，很小，位于金字塔塔尖；另一个埃及大得多，它是穷人、受难者的埃及，40%埃及人生活在贫困线下，也就是说一家人每天的开销不足2美元。而在南部一些地区，贫困人口更高达60%。” 走在开罗市中心（DowntownCairo），人们会轮番用汉语、日语和韩语跟你说“你好”，他们可不一定是要兜售商品。但如果你待的时间够长，你也会发现埃及人对东亚来年，他接到了第4封退稿信，他说，那是他一生中最糟糕的日子。他打电话给那家国营出版社的社长，对方答复：“我们出版不了你的书，委员会已经否决了它。”“什么委员会？”“这是一个秘密委员会。”“我想看到委员会的结论。”“没有结论给你，这是机密。”“你们是政府的出版社，花的是纳税人的钱，你有权说‘不’，但我有权知道为什么。”“反正我们不打算出你的书了，你随便吧。”

异常沮丧的阿斯瓦尼动了和妻子移居新西兰的念头。为什么是新西兰？对他来说，那是地球上距埃及最远的国家。他放弃了留在美国的机会，放弃了海湾国家收入丰厚的医生待遇，但却一直在原地打转。他告诉妻子，等他完成手头最后一部小说，他们就动身。

客的复杂心理。过去半个世纪，他们看着日本、韩国、东南亚和中国依次崛起，这些地方曾比埃及贫穷落后，如今却把它远远甩在后面。“我们希望埃及能恢复到古埃及的辉煌，就像现在的中国一样。”一个年轻人在解放广场告诉我。另一位知识分子则说，“哪怕退一步，我们牺牲部分自由，换来经济高速增长和民众生活改善，那也罢了，可我们两头都没捞着。” “受够了”的人赢了第一场斗争 很多人怀念1920-1930年代的埃及。那时开罗和亚历山大干净整洁，自由开放，议会民主，新闻媒体生气勃勃，女性不戴头巾，积极参与公共生活，宗教更深沉博大，不涉政治，更多居住在信仰者的心灵里——这是阿斯瓦尼这样的知识分子心目中理想的埃及，虽然他承认，在那个年代照样有很多“看不见的”受苦的人们。 一位埃及小说家曾写道：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宿命，我们这些埃及之子的宿命就在于，我们的野心远远超过了我们的可能性。阿斯瓦尼从2003年开始公开加入到穆巴拉克批评者的队伍里，但批评对现实几乎没有任何改变，“整个埃及都非常沮丧，我也是……一般说来，我们通过心理学与文学著作可以了解独裁者的心理，他们自我陶醉，与民众切断了联系，周围的党羽会一直告诉他，你是民族的英雄等等……但穆巴拉克还不完全一样。他不只是个糟糕的政治人物，不只是个大盗，他接受事物的方式十分独特，真该有人研究一下，他是怎么一步步变成这样一个人，对人民遭受的苦难一丝一毫的同理心都没有。” 2004年，阿斯瓦尼和一些社会活动人士发起“Kefaya”（受够了）运动，成为埃及非暴力革命的先声之一。他说，“我不是一个政治家，也永远不会从政。我没有个人的政治野心，也永不会有。我是一个作家。但我的确相信，发起Kefaya，作出反穆巴拉克的政治宣示，是我作为作家的职责之一。所以当我作政治宣示时，我不会说这是文学的唯一作用，我会说这是文学的作用之一：和人民在一起，试着捍卫人民的权利。也许我的声音能被更多人听到，那我也就有了更大的责任。” 如今埃及人民赢了，或者借用阿斯瓦尼的话说，至少赢了“第一场斗争”。他变得更加活跃，在各地举办沙龙，“现在的埃及，每一分每一秒都作数，事情变化得也非常迅速，人们需要一个方向。这个时候我想我们埃及人需要坐在一起，特别是我沙龙的客人，还有我的读者，他们可以听到我的观点并和我讨论，从而找出一个方向来。” 他还经常上电视和人辩论，有时和穆斯林兄弟会的领袖，有时则是和政府官员。3月的一次，他的对手是总理沙菲克（AhmedShafiq），他坚持要求沙菲克——这位穆巴拉克的旧臣回答有关政府下令杀戮的问题，“最后他失态了，因为他不习惯这种待遇。他对我说：‘你是谁！’我对他说，‘我是一个埃及公民，从现在开始，每个公民都可以这样向你提问，而你必须作出回答。’第二天，他就辞职了。” 无可避免地，我又问到那个老生常谈却历久弥新的问题：文学和政治的关系。“没错，马尔克斯是说过，如果你想表达政治观点，那就写一本好书，但他说这句话是有背景的，那是1960年代，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势力还很强大，他们一直在说，你必须为改变社会而写作。马尔克斯正是拿这句话回应他们的：你首先必须写一本优美的书，才能拿它来实现你的目标。他还说过另外一句话：‘最革命的书，应该是最优美的书。’如果一本书引发了革命，不是因为它写革命，而是因为它优美。我会为政治做很多其他的事，但不会是写小说。小说不能被用于改变形势，它只能改变人性，改变我们。通过好的文学，我们会变成更好的人类。” （参考资料：FouadAjami《TheDreamPalaceoftheArabs》；JohnR.Bradley《InsideEgypt》；劳伦斯·赖特《巨塔杀机：基地组织与911之路》；《纽约时报杂志》、《国家地理》、《卫报》相关报道） 那部小说就是《亚库比恩公寓》。2002年，小说在一家私营出版社出版，和往常一样，阿斯瓦尼不抱任何希望。两周后他接到出版商电话，“我从没见过这样的事，居然脱销了。”不止在开罗脱销，更成了阿拉伯国家乃至世界范围的畅销书。仅仅几年前，他还在为2000本的销量挣扎；现在，《亚库比恩公寓》在法国一年就卖掉了16到1970年代末期。” 1976年，19岁的阿斯瓦尼考入开罗大学医学系。“那时学生里的左翼势力还很强大，这就是萨达特鼓励穆斯林兄弟会对抗我们的原因。他禁止了学校里所有其他的政治组织，除了兄弟会。”1970年纳赛尔去世，接替他的萨达特迫切需要建立政治合法性，于是和穆斯林兄弟会做了一笔交易，只要他们帮他打击纳赛尔余党和左翼分子，他就同意兄弟会宣教布道。 学生运动很快发生转变，男学生留起了胡子，女学生则蒙上面纱，在大多数埃及人的记忆里这还是头一回。1979年两伊战争爆发，伊朗和伊拉克石油出口锐减，国际油价飞涨，沙特等海湾国家石油收入激增。 “很多埃及人去那里打工，并受到了那里的影响，他们带回来的是对伊斯兰教保守的、部落化的、不宽容的理解，而非埃及传统上大都会的、宽容的理解，”阿斯瓦尼的观点代表不少埃及知识分子的看法，“你知道吗，在我们埃及，1924年已经有女性赢得汽车赛的冠军，到1930年代我们连女飞行员都有了，可是在一些国家，直到现在女性还在为争取开车的权利而斗争……在埃及，我们有两场斗争，一场是反抗独裁者的，这比较明显；另一场没那么明显的斗争也许更重要，就是用埃及对伊斯兰教宽容的理解去对抗那些不宽容的理解。” 1977年，萨达特宣布将亲赴以色列，与死敌谋求和平，此举震惊了阿拉伯世界。1978年，“戴维营协议”签订，一年后，埃及和以色列正式缔结和约。出于愤怒，观点各异的伊斯兰激进团体走到了一起。1981年，萨达特被激进分子刺杀，穆巴拉克接任总统。那时没人想到他一当就是30年。 1984年阿斯瓦尼去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继续攻读牙科。除了黑帮教父阿尔·卡彭和各种枪击案，他对这座美国城市几乎一无所知。他在那里住了3年，重新发现了美国，发现了美国人的乐于助人以及对多元文化的包容。 他总是讲起这样一段往事：那天芝加哥刮大风，他抱着一堆论文在校园里走，风把资料吹跑了，所有路过的人都停下来帮他追赶和捡拾资料。但时至今日他对美国仍然有一种复杂的感情：为了所谓的反恐和地区稳定，在中东和北非长期支持一些独裁者的，同样是这个国家。 萨达特的被刺并未令仇恨消除。1990-1993年，埃及政治暴力频发，国家已处在内战边缘，而那些世俗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发现自己处在最尴尬的境地：要免遭宗教极端分子的攻击，就要接受独裁政府提供的保护。 1992年，著名记者法拉杰·福达（FaragFoda）遭枪击身亡。生前他一直鼓吹政教分离，认为宗教应该回归私人领域。“萨达特把魔鬼放出了瓶子，结果自己却被魔鬼击倒。”他写道，“他为神权政治的支持者打开了空间，却没有提供相应的空间给他们的世俗主义对手们。最终前者的意识形态在贫民阶层、新的城市居民和单纯的人们头脑里扎了根。埃及人民现在应该重启世俗化进程了。”福达曾数次受到死亡威胁，但为过正常生活，他拒绝了来自政府的保护。 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整个埃及的文化象征马哈福兹也遭到攻击。一个21岁、从未读过他任何作品的修理工刺伤了他的颈部。83岁的马哈福兹幸运地保住了性命，但右手神经受到严重损伤，再也无法正常写作。无人宣布为此负责，一些埃及人认为，是马哈福兹完成于三十多年前的象征小说《我们街区的孩子》得罪了某些宗教人士。 马哈福兹的受伤震惊了整个国家，穆巴拉克派专人前往医院慰问，内政部长、文化部长等也轮番前去探望。但马哈福兹不愿自己变成政府打击宗教势力的一枚棋子，他拒绝了官方报纸的吹捧，也拒绝参与它们对极端分子大合唱般的攻击。 以色列都出现了盗版译本 阿斯瓦尼或许应该感到庆幸。他声名鹊起的时候，宗教极端势力已经退潮，埃及重新成为一个安全的国家，而《亚库比恩公寓》为他赢得的国际声誉，某种程度上也构成了一种保护：政府同样对他投鼠忌器。 1995年之前，阿斯瓦尼先后完成了4部小说，但没有一部能正式出版。1997年，他接到了第4封退稿信，他说，那是他一生中最糟糕的日子。他打电话给那家国营出版社的社长，对方答复：“我们出版不了你的书，委员会已经否决了它。”“什么委员会？”“这是一个秘密委员会。”“我想看到委员会的结论。”“没有结论给你，这是机密。”“你们是政府的出版社，花的是纳税人的钱，你有权说‘不’，但我有权知道为什么。”“反正我们不打算出你的书了，你随便吧。” 异常沮丧的阿斯瓦尼动了和妻子移居新西兰的念头。为什么是新西兰？对他来说，那是地球上距埃及最远的国家。他放弃了留在美国的机会，放弃了海湾国家收入丰厚的医生待遇，但却一直在原地打转。他告诉妻子，等他完成手头最后一部小说，他们就动身。 那部小说就是《亚库比恩公寓》。2002年，小说在一家私营出版社出版，和往常一样，阿斯瓦尼不抱任何希望。两周后他接到出版商电话，“我从没见过这样的事，居然脱销了。”不止在开罗脱销，更成了阿拉伯国家乃至世界范围的畅销书。仅仅几年前，他还在为2000本的销量挣扎；现在，《亚库比恩公寓》在法国一年就卖掉了16万册。据他说，甚至以色列——这个被阿拉伯作家协会抵制的国家，都出现了盗版的希伯来文译本。 在开罗，似乎人人都知道阿斯瓦尼。一个纪念品商店的老板对我说：“你喜欢阿斯瓦尼？我推荐你看他的《芝加哥》，比《亚库比恩公寓》还要好。”有人把他推崇为马哈福兹后最重要的埃及作家，也有人说，一些读者只是因为认同他的政治观点，而不愿去质疑他作品的文学价值罢了。“我为普通人写作，”阿斯瓦尼自己曾回应说，“我希望人人都能读懂我的书。阿拉伯文学现在的问题是，在实验性中失去了讲故事的能力。好多小说都这么开头：‘我回到家中，发现妻子和一只蟑螂上了床。’人们以为写得简单很容易，其实写得让人看不懂更容易。” 现在让我们回到亚库比恩公寓吧，还记得那两个年轻人吗？塔哈没能进入警察局，再努力也改变不了他卑微的出身，绝望之下他走向了宗教极端主义；而女友之所以突然心事重重，是因为她被老板非礼了，为了保住工作养活全家，她不得不放弃尊严，接受每天两次、每次10镑的羞辱。 某种程度上，这正是革命前埃及社会最突出的问题：贫富分化的加剧，普通民众的被剥夺感与尊严的丧失。“我们有两个埃及，”阿斯瓦尼说，“一个是富人的、幸运儿的埃及，很小，位于金字塔塔尖；另一个埃及大得多，它是穷人、受难者的埃及，40%埃及人生活在贫困线下，也就是说一家人每天的开销不足2美元。而在南部一些地区，贫困人口更高达60%。” 走在开罗市中心（DowntownCairo），人们会轮番用汉语、日语和韩语跟你说“你好”，他们可不一定是要兜售商品。但如果你待的时间够长，你也会发现埃及人对东亚来万册。据他说，甚至以色列——这个被阿拉伯作家协会抵制的国家，都出现了盗版的希伯来文译本。

在开罗，似乎人人都知道阿斯瓦尼。一个纪念品商店的老板对我说：“你喜欢阿斯瓦尼？我推荐你看他的《芝加哥》，比《亚库比恩公寓》还要好。”有人把他推崇为马哈福兹后最重要的埃及作家，也有人说，一些读者只是因为认同他的政治观点，而不愿去质疑他作品的文学价值罢了。“我为普通人写作，”阿斯瓦尼自己曾回应说，“我希望人人都能读懂我的书。阿拉伯文学现在的问题是，在实验性中失去了讲故事的能力。好多小说都这么开头：‘我回到家中，发现妻子和一只蟑螂上了床。’人们以为写得简单很容易，其实写得让人看不懂更容易。”

现在让我们回到亚库比恩公寓吧，还记得那两个年轻人吗？塔哈没能进入警察局，再努力也改变不了他卑微的出身，绝望之下他走向了宗教极端主义；而女友之所以突然心事重重，是因为她被老板非礼了，为了保住工作养活全家，她不得不放弃尊严，接受每天两次、每次10客的复杂心理。过去半个世纪，他们看着日本、韩国、东南亚和中国依次崛起，这些地方曾比埃及贫穷落后，如今却把它远远甩在后面。“我们希望埃及能恢复到古埃及的辉煌，就像现在的中国一样。”一个年轻人在解放广场告诉我。另一位知识分子则说，“哪怕退一步，我们牺牲部分自由，换来经济高速增长和民众生活改善，那也罢了，可我们两头都没捞着。” “受够了”的人赢了第一场斗争 很多人怀念1920-1930年代的埃及。那时开罗和亚历山大干净整洁，自由开放，议会民主，新闻媒体生气勃勃，女性不戴头巾，积极参与公共生活，宗教更深沉博大，不涉政治，更多居住在信仰者的心灵里——这是阿斯瓦尼这样的知识分子心目中理想的埃及，虽然他承认，在那个年代照样有很多“看不见的”受苦的人们。 一位埃及小说家曾写道：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宿命，我们这些埃及之子的宿命就在于，我们的野心远远超过了我们的可能性。阿斯瓦尼从2003年开始公开加入到穆巴拉克批评者的队伍里，但批评对现实几乎没有任何改变，“整个埃及都非常沮丧，我也是……一般说来，我们通过心理学与文学著作可以了解独裁者的心理，他们自我陶醉，与民众切断了联系，周围的党羽会一直告诉他，你是民族的英雄等等……但穆巴拉克还不完全一样。他不只是个糟糕的政治人物，不只是个大盗，他接受事物的方式十分独特，真该有人研究一下，他是怎么一步步变成这样一个人，对人民遭受的苦难一丝一毫的同理心都没有。” 2004年，阿斯瓦尼和一些社会活动人士发起“Kefaya”（受够了）运动，成为埃及非暴力革命的先声之一。他说，“我不是一个政治家，也永远不会从政。我没有个人的政治野心，也永不会有。我是一个作家。但我的确相信，发起Kefaya，作出反穆巴拉克的政治宣示，是我作为作家的职责之一。所以当我作政治宣示时，我不会说这是文学的唯一作用，我会说这是文学的作用之一：和人民在一起，试着捍卫人民的权利。也许我的声音能被更多人听到，那我也就有了更大的责任。” 如今埃及人民赢了，或者借用阿斯瓦尼的话说，至少赢了“第一场斗争”。他变得更加活跃，在各地举办沙龙，“现在的埃及，每一分每一秒都作数，事情变化得也非常迅速，人们需要一个方向。这个时候我想我们埃及人需要坐在一起，特别是我沙龙的客人，还有我的读者，他们可以听到我的观点并和我讨论，从而找出一个方向来。” 他还经常上电视和人辩论，有时和穆斯林兄弟会的领袖，有时则是和政府官员。3月的一次，他的对手是总理沙菲克（AhmedShafiq），他坚持要求沙菲克——这位穆巴拉克的旧臣回答有关政府下令杀戮的问题，“最后他失态了，因为他不习惯这种待遇。他对我说：‘你是谁！’我对他说，‘我是一个埃及公民，从现在开始，每个公民都可以这样向你提问，而你必须作出回答。’第二天，他就辞职了。” 无可避免地，我又问到那个老生常谈却历久弥新的问题：文学和政治的关系。“没错，马尔克斯是说过，如果你想表达政治观点，那就写一本好书，但他说这句话是有背景的，那是1960年代，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势力还很强大，他们一直在说，你必须为改变社会而写作。马尔克斯正是拿这句话回应他们的：你首先必须写一本优美的书，才能拿它来实现你的目标。他还说过另外一句话：‘最革命的书，应该是最优美的书。’如果一本书引发了革命，不是因为它写革命，而是因为它优美。我会为政治做很多其他的事，但不会是写小说。小说不能被用于改变形势，它只能改变人性，改变我们。通过好的文学，我们会变成更好的人类。” （参考资料：FouadAjami《TheDreamPalaceoftheArabs》；JohnR.Bradley《InsideEgypt》；劳伦斯·赖特《巨塔杀机：基地组织与911之路》；《纽约时报杂志》、《国家地理》、《卫报》相关报道） 镑的羞辱。

某种程度上，这正是革命前埃及社会最突出的问题：贫富分化的加剧，普通民众的被剥夺感与尊严的丧失。“我们有两个埃及，”阿斯瓦尼说，“一个是富人的、幸运儿的埃及，很小，位于金字塔塔尖；另一个埃及大得多，它是穷人、受难者的埃及，客的复杂心理。过去半个世纪，他们看着日本、韩国、东南亚和中国依次崛起，这些地方曾比埃及贫穷落后，如今却把它远远甩在后面。“我们希望埃及能恢复到古埃及的辉煌，就像现在的中国一样。”一个年轻人在解放广场告诉我。另一位知识分子则说，“哪怕退一步，我们牺牲部分自由，换来经济高速增长和民众生活改善，那也罢了，可我们两头都没捞着。” “受够了”的人赢了第一场斗争 很多人怀念1920-1930年代的埃及。那时开罗和亚历山大干净整洁，自由开放，议会民主，新闻媒体生气勃勃，女性不戴头巾，积极参与公共生活，宗教更深沉博大，不涉政治，更多居住在信仰者的心灵里——这是阿斯瓦尼这样的知识分子心目中理想的埃及，虽然他承认，在那个年代照样有很多“看不见的”受苦的人们。 一位埃及小说家曾写道：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宿命，我们这些埃及之子的宿命就在于，我们的野心远远超过了我们的可能性。阿斯瓦尼从2003年开始公开加入到穆巴拉克批评者的队伍里，但批评对现实几乎没有任何改变，“整个埃及都非常沮丧，我也是……一般说来，我们通过心理学与文学著作可以了解独裁者的心理，他们自我陶醉，与民众切断了联系，周围的党羽会一直告诉他，你是民族的英雄等等……但穆巴拉克还不完全一样。他不只是个糟糕的政治人物，不只是个大盗，他接受事物的方式十分独特，真该有人研究一下，他是怎么一步步变成这样一个人，对人民遭受的苦难一丝一毫的同理心都没有。” 2004年，阿斯瓦尼和一些社会活动人士发起“Kefaya”（受够了）运动，成为埃及非暴力革命的先声之一。他说，“我不是一个政治家，也永远不会从政。我没有个人的政治野心，也永不会有。我是一个作家。但我的确相信，发起Kefaya，作出反穆巴拉克的政治宣示，是我作为作家的职责之一。所以当我作政治宣示时，我不会说这是文学的唯一作用，我会说这是文学的作用之一：和人民在一起，试着捍卫人民的权利。也许我的声音能被更多人听到，那我也就有了更大的责任。” 如今埃及人民赢了，或者借用阿斯瓦尼的话说，至少赢了“第一场斗争”。他变得更加活跃，在各地举办沙龙，“现在的埃及，每一分每一秒都作数，事情变化得也非常迅速，人们需要一个方向。这个时候我想我们埃及人需要坐在一起，特别是我沙龙的客人，还有我的读者，他们可以听到我的观点并和我讨论，从而找出一个方向来。” 他还经常上电视和人辩论，有时和穆斯林兄弟会的领袖，有时则是和政府官员。3月的一次，他的对手是总理沙菲克（AhmedShafiq），他坚持要求沙菲克——这位穆巴拉克的旧臣回答有关政府下令杀戮的问题，“最后他失态了，因为他不习惯这种待遇。他对我说：‘你是谁！’我对他说，‘我是一个埃及公民，从现在开始，每个公民都可以这样向你提问，而你必须作出回答。’第二天，他就辞职了。” 无可避免地，我又问到那个老生常谈却历久弥新的问题：文学和政治的关系。“没错，马尔克斯是说过，如果你想表达政治观点，那就写一本好书，但他说这句话是有背景的，那是1960年代，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势力还很强大，他们一直在说，你必须为改变社会而写作。马尔克斯正是拿这句话回应他们的：你首先必须写一本优美的书，才能拿它来实现你的目标。他还说过另外一句话：‘最革命的书，应该是最优美的书。’如果一本书引发了革命，不是因为它写革命，而是因为它优美。我会为政治做很多其他的事，但不会是写小说。小说不能被用于改变形势，它只能改变人性，改变我们。通过好的文学，我们会变成更好的人类。” （参考资料：FouadAjami《TheDreamPalaceoftheArabs》；JohnR.Bradley《InsideEgypt》；劳伦斯·赖特《巨塔杀机：基地组织与911之路》；《纽约时报杂志》、《国家地理》、《卫报》相关报道） 40%埃及人生活在贫困线下，也就是说一家人每天的开销不足2美元。而在南部一些地区，贫困人口更高达60%。”

走在开罗市中心（Downtown Cairo），人们会轮番用汉语、日语和韩语跟你说“你好”，他们可不一定是要兜售商品。但如果你待的时间够长，你也会发现埃及人对东亚来客的复杂心理。过去半个世纪，他们看着日本、韩国、东南亚和中国依次崛起，这些地方曾比埃及贫穷落后，如今却把它远远甩在后面。“我们希望埃及能恢复到古埃及的辉煌，就像现在的中国一样。”一个年轻人在解放广场告诉我。另一位知识分子则说，“哪怕退一步，我们牺牲部分自由，换来经济高速增长和民众生活改善，那也罢了，可我们两头都没捞着。”

 

“我会为政治做很多其他的事，但不会是写小说。小说不能被用于改变形势，它只能改变人性，改变我们。通过好的文学，我们会变成更好的人类” 阿斯瓦尼-张洁平摄 本刊记者杨潇发自开罗 去埃及前，作家亚拉·阿斯瓦尼（AlaaAlAswany）是我最希望采访的人之一。那时我在读他的《亚库比恩公寓》，开罗市中心的高档公寓，商人、官员、遗老出入其间，楼顶则有许多贫民搭窝棚而居。对这本书上帝般的叙述视角，我稍有不适，但仍惊讶于阿斯瓦尼对贫民生活的细致刻画——“周五早晨这些楼顶女人的表情，需要最出色的画家来描摹：她的丈夫下楼晨祷去了，在洗去昨夜尽欢的痕迹后，她出现在窝棚外面晾晒床单，就在此刻，她头发湿漉漉的，面色潮红，目光却流露出安详。她看起来就像一朵玫瑰，吸吮朝露后迎来完美的一刻。” 我也牵挂里面一对年轻恋人的命运：塔哈是公寓看门人的儿子，从小成绩优秀，虔诚、努力而且机敏，有钱人的车还没停稳，他就已经守在一旁等着为他们打开车门。他不在意别人的赞许或轻视，一心一意要考上警局光耀门楣，蒲莎娜则是他青梅竹马的女友。那天万事俱备的塔哈去警局应考前和蒲莎娜见了一面，希望得到她的鼓励，她却突然变得有些冷漠，男孩忐忑不安地走向了考场…… 《LonelyPlanet埃及》说，如果你去埃及旅行，只想读一本当代小说，那就读《亚库比恩公寓》吧，而彭定康的书评让我决定买下这本2002年一出版就风靡阿拉伯世界的小说：“阿斯瓦尼明白无误地向读者表达了现代埃及的弊端，同时也描绘了在腐败横行、秘密警察无处不在的情况下仍能保持人格、不卑不亢的开罗范儿。读过这本小说的人都会认为埃及革命迟到了好多年。对于穆巴拉克体制被如此轻松地掀翻在地，对于翻开这一历史新篇章的人民所体现出的精神和勇气，《亚库比恩公寓》的读者是不会感到有多惊奇的。” 文化部一直收买文人，让你闭嘴 到开罗后我试着联系阿斯瓦尼，但他的手机永远没人接听，或者无法接通。一位同行建议不如直接去他的诊所。没错，阿斯瓦尼还是位牙医，他的诊所在花园城，一个英国印记浓厚的准使馆区，不过我们并不清楚确切位置。在林木苍翠的小径上绕了半天后，我们到一个小卖部问路，老板摇摇头，但一位上班族模样的顾客自告奋勇：你们找阿斯瓦尼大夫啊，我知道，跟我走吧。 他把我们领到一栋灰色公寓前，单元门外有个小牌子，用阿文和英文写着：阿斯瓦尼牙医，四层。按响门铃后，一位穿牛仔裤、没戴头巾的漂亮姑娘打开了门，她是阿斯瓦尼的助手。房间不大，除了沙发、茶几外，还有张玻璃桌，上面摆了些工艺品，有个金色的法老头像和几枝富贵竹。桌子上方挂着一幅素描：一位胖医生左手举着烛火，右手食指伸入一位身着西装、手持礼帽的男士口中。 后来我知道，阿斯瓦尼有军人一样的作息：一周有五六天6点准时起床，6点半到10点半写作，然后开始读报。冲个澡后他来到诊所，工作到下午3点，然后睡个午觉，避开开罗最热的时段。从晚上6点到9点，他会再次回到诊所工作，9点后到午夜则是读书时间。不过周四晚上有些变化，他会步行到附近一个中左党派的办公室，参加阿斯瓦尼文化沙龙。这个对所有人开放的沙龙1996年由他本人发起，讨论文学、文化，也讨论宗教、政治，最初在市中心一个老旧的咖啡馆，2006年冬天因为秘密警察的干涉，咖啡馆断电，才搬到了现在的地址。 可惜这天阿斯瓦尼不在诊所，女助手告诉我们，他去了亚历山大，周末他在那里有两场讲座。革命之后许多事情有了变化，正常生活难免被打乱。我没能赶上一次阿斯瓦尼文化沙龙，不过从《纽约时报杂志》2008年的一篇特写中不难感受这个世俗的、自由主义者的聚会：“那天晚上来了两位伊斯兰主义者，他们很瘦，蓄着象征虔诚的长胡子，很可能是学生。在这个世俗化的小背景下声张他们的信仰，这两位年轻人招来了好奇的目光，甚至带有一丝丝不友好，特别是一位女性，她头发染得金黄，穿着紫色T恤和紧身短裤，还蹬了双高跟鞋。” “到了提问交流时间，两个年轻人中的一个问道，‘为什么侮辱伊斯兰教的《撒旦诗篇》在西方会获得这么多注意？’‘拉什迪，’阿斯瓦尼回答道，‘是位好作家。我没有读过《撒旦诗篇》，但不论这部小说里有什么，也不应该对作家发出追杀令。伊斯兰教没有给人以杀戮的权利。’然后阿斯瓦尼举了一个先知穆罕默德宽容弱者的例子，‘怎么能有人以先知的名义去杀人？’他说，‘很明显，伊斯兰教被一些人曲解了。’” 沙龙结束后，阿斯瓦尼对这位美国记者说，“你看到那两个迷惑的年轻人了吗？这正是今日埃及的大麻烦。年轻人的思维被局限在（独裁与宗教极端势力）两头。在我那个年代，年轻人不会有这种困惑。” 于是，见到阿斯瓦尼后，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他的沙龙。阿斯瓦尼说，他希望通过重建公共空间，恢复埃及早年的一种传统，“沙龙的文化源自法国，20世纪初传到埃及，一度延续了很长时间，但后来被中断了。1996年，我感到有必要为埃及的文化做一些事情，而这些事情必须独立于文化部。文化部一直在干的一件事儿，就是收买文人，给你钱，让你闭嘴。一旦你和政权发生了联系，就不可能再对它提出批评了。” 既反抗独裁者，也反抗极端分子 这里是亚历山大的四季酒店，窗外是平滑如镜的淡蓝色地中海。阿斯瓦尼看上去比他的文字温和多了。他有着和大多数埃及人不同的黑肤色，其实他的名字（Aswany）已经透露了他的家族来源——埃及南部阿斯旺（Aswan）的努比亚人。我曾听到一个说法，开罗是亚洲文明，阿斯旺是非洲文明，而亚历山大则是欧洲文明。“当然我们属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阿斯瓦尼说，“但在埃及接受伊斯兰教之前，我们还有好几千年的历史，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文化……这些都会包括在我们的认同里。你看我们现在所在的城市，就是以亚历山大大帝命名的。” 除了阿拉伯语，他还说流利的法语、英语，以及西班牙语——他声称是为了阅读拉美文学才学西班牙语的，他最喜爱的在世作家就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他似乎一刻也不能停止抽烟，我们年轻的翻译给他敬烟，他笑着说：“年轻人不该抽这么重的烟，抽我的吧！”然后递给翻译一支烟，探过身给小伙子点上。 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初，阿斯瓦尼在开罗一所法语学校就读。1952年纳赛尔革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埃及，但在他看来，至少在文化上这个国家仍然保持了革命前宽容的、大都会的传统。“我们一年要庆祝3-4次宗教节日，我们有信天主教的法国人，有科普特基督徒，有一两个没有离开埃及的犹太人，当然还有穆斯林，而且我们有一些教师甚至是无神论者。如果他信神，我们庆祝圣诞节等等，如果他不信，我们就庆祝他的生日。这种宽容的传统一直保持 “受够了”的人赢了第一场斗争

很多人怀念1920-1930年代的埃及。那时开罗和亚历山大干净整洁，自由开放，议会民主，新闻媒体生气勃勃，女性不戴头巾，积极参与公共生活，宗教更深沉博大，不涉政治，更多居住在信仰者的心灵里——这是阿斯瓦尼这样的知识分子心目中理想的埃及，虽然他承认，在那个年代照样有很多“看不见的”受苦的人们。

客的复杂心理。过去半个世纪，他们看着日本、韩国、东南亚和中国依次崛起，这些地方曾比埃及贫穷落后，如今却把它远远甩在后面。“我们希望埃及能恢复到古埃及的辉煌，就像现在的中国一样。”一个年轻人在解放广场告诉我。另一位知识分子则说，“哪怕退一步，我们牺牲部分自由，换来经济高速增长和民众生活改善，那也罢了，可我们两头都没捞着。” “受够了”的人赢了第一场斗争 很多人怀念1920-1930年代的埃及。那时开罗和亚历山大干净整洁，自由开放，议会民主，新闻媒体生气勃勃，女性不戴头巾，积极参与公共生活，宗教更深沉博大，不涉政治，更多居住在信仰者的心灵里——这是阿斯瓦尼这样的知识分子心目中理想的埃及，虽然他承认，在那个年代照样有很多“看不见的”受苦的人们。 一位埃及小说家曾写道：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宿命，我们这些埃及之子的宿命就在于，我们的野心远远超过了我们的可能性。阿斯瓦尼从2003年开始公开加入到穆巴拉克批评者的队伍里，但批评对现实几乎没有任何改变，“整个埃及都非常沮丧，我也是……一般说来，我们通过心理学与文学著作可以了解独裁者的心理，他们自我陶醉，与民众切断了联系，周围的党羽会一直告诉他，你是民族的英雄等等……但穆巴拉克还不完全一样。他不只是个糟糕的政治人物，不只是个大盗，他接受事物的方式十分独特，真该有人研究一下，他是怎么一步步变成这样一个人，对人民遭受的苦难一丝一毫的同理心都没有。” 2004年，阿斯瓦尼和一些社会活动人士发起“Kefaya”（受够了）运动，成为埃及非暴力革命的先声之一。他说，“我不是一个政治家，也永远不会从政。我没有个人的政治野心，也永不会有。我是一个作家。但我的确相信，发起Kefaya，作出反穆巴拉克的政治宣示，是我作为作家的职责之一。所以当我作政治宣示时，我不会说这是文学的唯一作用，我会说这是文学的作用之一：和人民在一起，试着捍卫人民的权利。也许我的声音能被更多人听到，那我也就有了更大的责任。” 如今埃及人民赢了，或者借用阿斯瓦尼的话说，至少赢了“第一场斗争”。他变得更加活跃，在各地举办沙龙，“现在的埃及，每一分每一秒都作数，事情变化得也非常迅速，人们需要一个方向。这个时候我想我们埃及人需要坐在一起，特别是我沙龙的客人，还有我的读者，他们可以听到我的观点并和我讨论，从而找出一个方向来。” 他还经常上电视和人辩论，有时和穆斯林兄弟会的领袖，有时则是和政府官员。3月的一次，他的对手是总理沙菲克（AhmedShafiq），他坚持要求沙菲克——这位穆巴拉克的旧臣回答有关政府下令杀戮的问题，“最后他失态了，因为他不习惯这种待遇。他对我说：‘你是谁！’我对他说，‘我是一个埃及公民，从现在开始，每个公民都可以这样向你提问，而你必须作出回答。’第二天，他就辞职了。” 无可避免地，我又问到那个老生常谈却历久弥新的问题：文学和政治的关系。“没错，马尔克斯是说过，如果你想表达政治观点，那就写一本好书，但他说这句话是有背景的，那是1960年代，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势力还很强大，他们一直在说，你必须为改变社会而写作。马尔克斯正是拿这句话回应他们的：你首先必须写一本优美的书，才能拿它来实现你的目标。他还说过另外一句话：‘最革命的书，应该是最优美的书。’如果一本书引发了革命，不是因为它写革命，而是因为它优美。我会为政治做很多其他的事，但不会是写小说。小说不能被用于改变形势，它只能改变人性，改变我们。通过好的文学，我们会变成更好的人类。” （参考资料：FouadAjami《TheDreamPalaceoftheArabs》；JohnR.Bradley《InsideEgypt》；劳伦斯·赖特《巨塔杀机：基地组织与911之路》；《纽约时报杂志》、《国家地理》、《卫报》相关报道） 一位埃及小说家曾写道：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宿命，我们这些埃及之子的宿命就在于，我们的野心远远超过了我们的可能性。阿斯瓦尼从2003年开始公开加入到穆巴拉克批评者的队伍里，但批评对现实几乎没有任何改变，“整个埃及都非常沮丧，我也是……一般说来，我们通过心理学与文学著作可以了解独裁者的心理，他们自我陶醉，与民众切断了联系，周围的党羽会一直告诉他，你是民族的英雄等等……但穆巴拉克还不完全一样。他不只是个糟糕的政治人物，不只是个大盗，他接受事物的方式十分独特，真该有人研究一下，他是怎么一步步变成这样一个人，对人民遭受的苦难一丝一毫的同理心都没有。”

客的复杂心理。过去半个世纪，他们看着日本、韩国、东南亚和中国依次崛起，这些地方曾比埃及贫穷落后，如今却把它远远甩在后面。“我们希望埃及能恢复到古埃及的辉煌，就像现在的中国一样。”一个年轻人在解放广场告诉我。另一位知识分子则说，“哪怕退一步，我们牺牲部分自由，换来经济高速增长和民众生活改善，那也罢了，可我们两头都没捞着。” “受够了”的人赢了第一场斗争 很多人怀念1920-1930年代的埃及。那时开罗和亚历山大干净整洁，自由开放，议会民主，新闻媒体生气勃勃，女性不戴头巾，积极参与公共生活，宗教更深沉博大，不涉政治，更多居住在信仰者的心灵里——这是阿斯瓦尼这样的知识分子心目中理想的埃及，虽然他承认，在那个年代照样有很多“看不见的”受苦的人们。 一位埃及小说家曾写道：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宿命，我们这些埃及之子的宿命就在于，我们的野心远远超过了我们的可能性。阿斯瓦尼从2003年开始公开加入到穆巴拉克批评者的队伍里，但批评对现实几乎没有任何改变，“整个埃及都非常沮丧，我也是……一般说来，我们通过心理学与文学著作可以了解独裁者的心理，他们自我陶醉，与民众切断了联系，周围的党羽会一直告诉他，你是民族的英雄等等……但穆巴拉克还不完全一样。他不只是个糟糕的政治人物，不只是个大盗，他接受事物的方式十分独特，真该有人研究一下，他是怎么一步步变成这样一个人，对人民遭受的苦难一丝一毫的同理心都没有。” 2004年，阿斯瓦尼和一些社会活动人士发起“Kefaya”（受够了）运动，成为埃及非暴力革命的先声之一。他说，“我不是一个政治家，也永远不会从政。我没有个人的政治野心，也永不会有。我是一个作家。但我的确相信，发起Kefaya，作出反穆巴拉克的政治宣示，是我作为作家的职责之一。所以当我作政治宣示时，我不会说这是文学的唯一作用，我会说这是文学的作用之一：和人民在一起，试着捍卫人民的权利。也许我的声音能被更多人听到，那我也就有了更大的责任。” 如今埃及人民赢了，或者借用阿斯瓦尼的话说，至少赢了“第一场斗争”。他变得更加活跃，在各地举办沙龙，“现在的埃及，每一分每一秒都作数，事情变化得也非常迅速，人们需要一个方向。这个时候我想我们埃及人需要坐在一起，特别是我沙龙的客人，还有我的读者，他们可以听到我的观点并和我讨论，从而找出一个方向来。” 他还经常上电视和人辩论，有时和穆斯林兄弟会的领袖，有时则是和政府官员。3月的一次，他的对手是总理沙菲克（AhmedShafiq），他坚持要求沙菲克——这位穆巴拉克的旧臣回答有关政府下令杀戮的问题，“最后他失态了，因为他不习惯这种待遇。他对我说：‘你是谁！’我对他说，‘我是一个埃及公民，从现在开始，每个公民都可以这样向你提问，而你必须作出回答。’第二天，他就辞职了。” 无可避免地，我又问到那个老生常谈却历久弥新的问题：文学和政治的关系。“没错，马尔克斯是说过，如果你想表达政治观点，那就写一本好书，但他说这句话是有背景的，那是1960年代，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势力还很强大，他们一直在说，你必须为改变社会而写作。马尔克斯正是拿这句话回应他们的：你首先必须写一本优美的书，才能拿它来实现你的目标。他还说过另外一句话：‘最革命的书，应该是最优美的书。’如果一本书引发了革命，不是因为它写革命，而是因为它优美。我会为政治做很多其他的事，但不会是写小说。小说不能被用于改变形势，它只能改变人性，改变我们。通过好的文学，我们会变成更好的人类。” （参考资料：FouadAjami《TheDreamPalaceoftheArabs》；JohnR.Bradley《InsideEgypt》；劳伦斯·赖特《巨塔杀机：基地组织与911之路》；《纽约时报杂志》、《国家地理》、《卫报》相关报道）

2004年，阿斯瓦尼和一些社会活动人士发起“Kefaya”（受够了）运动，成为埃及非暴力革命的先声之一。他说，“我不是一个政治家，也永远不会从政。我没有个人的政治野心，也永不会有。我是一个作家。但我的确相信，发起Kefaya，作出反穆巴拉克的政治宣示，是我作为作家的职责之一。所以当我作政治宣示时，我不会说这是文学的唯一作用，我会说这是文学的作用之一：和人民在一起，试着捍卫人民的权利。也许我的声音能被更多人听到，那我也就有了更大的责任。”

如今埃及人民赢了，或者借用阿斯瓦尼的话说，至少赢了“第一场斗争”。他变得更加活跃，在各地举办沙龙，“现在的埃及，每一分每一秒都作数，事情变化得也非常迅速，人们需要一个方向。这个时候我想我们埃及人需要坐在一起，特别是我沙龙的客人，还有我的读者，他们可以听到我的观点并和我讨论，从而找出一个方向来。”

客的复杂心理。过去半个世纪，他们看着日本、韩国、东南亚和中国依次崛起，这些地方曾比埃及贫穷落后，如今却把它远远甩在后面。“我们希望埃及能恢复到古埃及的辉煌，就像现在的中国一样。”一个年轻人在解放广场告诉我。另一位知识分子则说，“哪怕退一步，我们牺牲部分自由，换来经济高速增长和民众生活改善，那也罢了，可我们两头都没捞着。” “受够了”的人赢了第一场斗争 很多人怀念1920-1930年代的埃及。那时开罗和亚历山大干净整洁，自由开放，议会民主，新闻媒体生气勃勃，女性不戴头巾，积极参与公共生活，宗教更深沉博大，不涉政治，更多居住在信仰者的心灵里——这是阿斯瓦尼这样的知识分子心目中理想的埃及，虽然他承认，在那个年代照样有很多“看不见的”受苦的人们。 一位埃及小说家曾写道：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宿命，我们这些埃及之子的宿命就在于，我们的野心远远超过了我们的可能性。阿斯瓦尼从2003年开始公开加入到穆巴拉克批评者的队伍里，但批评对现实几乎没有任何改变，“整个埃及都非常沮丧，我也是……一般说来，我们通过心理学与文学著作可以了解独裁者的心理，他们自我陶醉，与民众切断了联系，周围的党羽会一直告诉他，你是民族的英雄等等……但穆巴拉克还不完全一样。他不只是个糟糕的政治人物，不只是个大盗，他接受事物的方式十分独特，真该有人研究一下，他是怎么一步步变成这样一个人，对人民遭受的苦难一丝一毫的同理心都没有。” 2004年，阿斯瓦尼和一些社会活动人士发起“Kefaya”（受够了）运动，成为埃及非暴力革命的先声之一。他说，“我不是一个政治家，也永远不会从政。我没有个人的政治野心，也永不会有。我是一个作家。但我的确相信，发起Kefaya，作出反穆巴拉克的政治宣示，是我作为作家的职责之一。所以当我作政治宣示时，我不会说这是文学的唯一作用，我会说这是文学的作用之一：和人民在一起，试着捍卫人民的权利。也许我的声音能被更多人听到，那我也就有了更大的责任。” 如今埃及人民赢了，或者借用阿斯瓦尼的话说，至少赢了“第一场斗争”。他变得更加活跃，在各地举办沙龙，“现在的埃及，每一分每一秒都作数，事情变化得也非常迅速，人们需要一个方向。这个时候我想我们埃及人需要坐在一起，特别是我沙龙的客人，还有我的读者，他们可以听到我的观点并和我讨论，从而找出一个方向来。” 他还经常上电视和人辩论，有时和穆斯林兄弟会的领袖，有时则是和政府官员。3月的一次，他的对手是总理沙菲克（AhmedShafiq），他坚持要求沙菲克——这位穆巴拉克的旧臣回答有关政府下令杀戮的问题，“最后他失态了，因为他不习惯这种待遇。他对我说：‘你是谁！’我对他说，‘我是一个埃及公民，从现在开始，每个公民都可以这样向你提问，而你必须作出回答。’第二天，他就辞职了。” 无可避免地，我又问到那个老生常谈却历久弥新的问题：文学和政治的关系。“没错，马尔克斯是说过，如果你想表达政治观点，那就写一本好书，但他说这句话是有背景的，那是1960年代，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势力还很强大，他们一直在说，你必须为改变社会而写作。马尔克斯正是拿这句话回应他们的：你首先必须写一本优美的书，才能拿它来实现你的目标。他还说过另外一句话：‘最革命的书，应该是最优美的书。’如果一本书引发了革命，不是因为它写革命，而是因为它优美。我会为政治做很多其他的事，但不会是写小说。小说不能被用于改变形势，它只能改变人性，改变我们。通过好的文学，我们会变成更好的人类。” （参考资料：FouadAjami《TheDreamPalaceoftheArabs》；JohnR.Bradley《InsideEgypt》；劳伦斯·赖特《巨塔杀机：基地组织与911之路》；《纽约时报杂志》、《国家地理》、《卫报》相关报道）

他还经常上电视和人辩论，有时和穆斯林兄弟会的领袖，有时则是和政府官员。3客的复杂心理。过去半个世纪，他们看着日本、韩国、东南亚和中国依次崛起，这些地方曾比埃及贫穷落后，如今却把它远远甩在后面。“我们希望埃及能恢复到古埃及的辉煌，就像现在的中国一样。”一个年轻人在解放广场告诉我。另一位知识分子则说，“哪怕退一步，我们牺牲部分自由，换来经济高速增长和民众生活改善，那也罢了，可我们两头都没捞着。” “受够了”的人赢了第一场斗争 很多人怀念1920-1930年代的埃及。那时开罗和亚历山大干净整洁，自由开放，议会民主，新闻媒体生气勃勃，女性不戴头巾，积极参与公共生活，宗教更深沉博大，不涉政治，更多居住在信仰者的心灵里——这是阿斯瓦尼这样的知识分子心目中理想的埃及，虽然他承认，在那个年代照样有很多“看不见的”受苦的人们。 一位埃及小说家曾写道：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宿命，我们这些埃及之子的宿命就在于，我们的野心远远超过了我们的可能性。阿斯瓦尼从2003年开始公开加入到穆巴拉克批评者的队伍里，但批评对现实几乎没有任何改变，“整个埃及都非常沮丧，我也是……一般说来，我们通过心理学与文学著作可以了解独裁者的心理，他们自我陶醉，与民众切断了联系，周围的党羽会一直告诉他，你是民族的英雄等等……但穆巴拉克还不完全一样。他不只是个糟糕的政治人物，不只是个大盗，他接受事物的方式十分独特，真该有人研究一下，他是怎么一步步变成这样一个人，对人民遭受的苦难一丝一毫的同理心都没有。” 2004年，阿斯瓦尼和一些社会活动人士发起“Kefaya”（受够了）运动，成为埃及非暴力革命的先声之一。他说，“我不是一个政治家，也永远不会从政。我没有个人的政治野心，也永不会有。我是一个作家。但我的确相信，发起Kefaya，作出反穆巴拉克的政治宣示，是我作为作家的职责之一。所以当我作政治宣示时，我不会说这是文学的唯一作用，我会说这是文学的作用之一：和人民在一起，试着捍卫人民的权利。也许我的声音能被更多人听到，那我也就有了更大的责任。” 如今埃及人民赢了，或者借用阿斯瓦尼的话说，至少赢了“第一场斗争”。他变得更加活跃，在各地举办沙龙，“现在的埃及，每一分每一秒都作数，事情变化得也非常迅速，人们需要一个方向。这个时候我想我们埃及人需要坐在一起，特别是我沙龙的客人，还有我的读者，他们可以听到我的观点并和我讨论，从而找出一个方向来。” 他还经常上电视和人辩论，有时和穆斯林兄弟会的领袖，有时则是和政府官员。3月的一次，他的对手是总理沙菲克（AhmedShafiq），他坚持要求沙菲克——这位穆巴拉克的旧臣回答有关政府下令杀戮的问题，“最后他失态了，因为他不习惯这种待遇。他对我说：‘你是谁！’我对他说，‘我是一个埃及公民，从现在开始，每个公民都可以这样向你提问，而你必须作出回答。’第二天，他就辞职了。” 无可避免地，我又问到那个老生常谈却历久弥新的问题：文学和政治的关系。“没错，马尔克斯是说过，如果你想表达政治观点，那就写一本好书，但他说这句话是有背景的，那是1960年代，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势力还很强大，他们一直在说，你必须为改变社会而写作。马尔克斯正是拿这句话回应他们的：你首先必须写一本优美的书，才能拿它来实现你的目标。他还说过另外一句话：‘最革命的书，应该是最优美的书。’如果一本书引发了革命，不是因为它写革命，而是因为它优美。我会为政治做很多其他的事，但不会是写小说。小说不能被用于改变形势，它只能改变人性，改变我们。通过好的文学，我们会变成更好的人类。” （参考资料：FouadAjami《TheDreamPalaceoftheArabs》；JohnR.Bradley《InsideEgypt》；劳伦斯·赖特《巨塔杀机：基地组织与911之路》；《纽约时报杂志》、《国家地理》、《卫报》相关报道） 月的一次，他的对手是总理沙菲克（Ahmed Shafiq），他坚持要求沙菲克——这位穆巴拉克的旧臣回答有关政府下令杀戮的问题，“最后他失态了，因为他不习惯这种待遇。他对我说：‘你是谁！’我对他说，‘我是一个埃及公民，从现在开始，每个公民都可以这样向你提问，而你必须作出回答。’第二天，他就辞职了。”

无可避免地，我又问到那个老生常谈却历久弥新的问题：文学和政治的关系。“没错，马尔克斯是说过，如果你想表达政治观点，那就写一本好书，但他说这句话是有背景的，那是1960 “我会为政治做很多其他的事，但不会是写小说。小说不能被用于改变形势，它只能改变人性，改变我们。通过好的文学，我们会变成更好的人类” 阿斯瓦尼-张洁平摄 本刊记者杨潇发自开罗 去埃及前，作家亚拉·阿斯瓦尼（AlaaAlAswany）是我最希望采访的人之一。那时我在读他的《亚库比恩公寓》，开罗市中心的高档公寓，商人、官员、遗老出入其间，楼顶则有许多贫民搭窝棚而居。对这本书上帝般的叙述视角，我稍有不适，但仍惊讶于阿斯瓦尼对贫民生活的细致刻画——“周五早晨这些楼顶女人的表情，需要最出色的画家来描摹：她的丈夫下楼晨祷去了，在洗去昨夜尽欢的痕迹后，她出现在窝棚外面晾晒床单，就在此刻，她头发湿漉漉的，面色潮红，目光却流露出安详。她看起来就像一朵玫瑰，吸吮朝露后迎来完美的一刻。” 我也牵挂里面一对年轻恋人的命运：塔哈是公寓看门人的儿子，从小成绩优秀，虔诚、努力而且机敏，有钱人的车还没停稳，他就已经守在一旁等着为他们打开车门。他不在意别人的赞许或轻视，一心一意要考上警局光耀门楣，蒲莎娜则是他青梅竹马的女友。那天万事俱备的塔哈去警局应考前和蒲莎娜见了一面，希望得到她的鼓励，她却突然变得有些冷漠，男孩忐忑不安地走向了考场…… 《LonelyPlanet埃及》说，如果你去埃及旅行，只想读一本当代小说，那就读《亚库比恩公寓》吧，而彭定康的书评让我决定买下这本2002年一出版就风靡阿拉伯世界的小说：“阿斯瓦尼明白无误地向读者表达了现代埃及的弊端，同时也描绘了在腐败横行、秘密警察无处不在的情况下仍能保持人格、不卑不亢的开罗范儿。读过这本小说的人都会认为埃及革命迟到了好多年。对于穆巴拉克体制被如此轻松地掀翻在地，对于翻开这一历史新篇章的人民所体现出的精神和勇气，《亚库比恩公寓》的读者是不会感到有多惊奇的。” 文化部一直收买文人，让你闭嘴 到开罗后我试着联系阿斯瓦尼，但他的手机永远没人接听，或者无法接通。一位同行建议不如直接去他的诊所。没错，阿斯瓦尼还是位牙医，他的诊所在花园城，一个英国印记浓厚的准使馆区，不过我们并不清楚确切位置。在林木苍翠的小径上绕了半天后，我们到一个小卖部问路，老板摇摇头，但一位上班族模样的顾客自告奋勇：你们找阿斯瓦尼大夫啊，我知道，跟我走吧。 他把我们领到一栋灰色公寓前，单元门外有个小牌子，用阿文和英文写着：阿斯瓦尼牙医，四层。按响门铃后，一位穿牛仔裤、没戴头巾的漂亮姑娘打开了门，她是阿斯瓦尼的助手。房间不大，除了沙发、茶几外，还有张玻璃桌，上面摆了些工艺品，有个金色的法老头像和几枝富贵竹。桌子上方挂着一幅素描：一位胖医生左手举着烛火，右手食指伸入一位身着西装、手持礼帽的男士口中。 后来我知道，阿斯瓦尼有军人一样的作息：一周有五六天6点准时起床，6点半到10点半写作，然后开始读报。冲个澡后他来到诊所，工作到下午3点，然后睡个午觉，避开开罗最热的时段。从晚上6点到9点，他会再次回到诊所工作，9点后到午夜则是读书时间。不过周四晚上有些变化，他会步行到附近一个中左党派的办公室，参加阿斯瓦尼文化沙龙。这个对所有人开放的沙龙1996年由他本人发起，讨论文学、文化，也讨论宗教、政治，最初在市中心一个老旧的咖啡馆，2006年冬天因为秘密警察的干涉，咖啡馆断电，才搬到了现在的地址。 可惜这天阿斯瓦尼不在诊所，女助手告诉我们，他去了亚历山大，周末他在那里有两场讲座。革命之后许多事情有了变化，正常生活难免被打乱。我没能赶上一次阿斯瓦尼文化沙龙，不过从《纽约时报杂志》2008年的一篇特写中不难感受这个世俗的、自由主义者的聚会：“那天晚上来了两位伊斯兰主义者，他们很瘦，蓄着象征虔诚的长胡子，很可能是学生。在这个世俗化的小背景下声张他们的信仰，这两位年轻人招来了好奇的目光，甚至带有一丝丝不友好，特别是一位女性，她头发染得金黄，穿着紫色T恤和紧身短裤，还蹬了双高跟鞋。” “到了提问交流时间，两个年轻人中的一个问道，‘为什么侮辱伊斯兰教的《撒旦诗篇》在西方会获得这么多注意？’‘拉什迪，’阿斯瓦尼回答道，‘是位好作家。我没有读过《撒旦诗篇》，但不论这部小说里有什么，也不应该对作家发出追杀令。伊斯兰教没有给人以杀戮的权利。’然后阿斯瓦尼举了一个先知穆罕默德宽容弱者的例子，‘怎么能有人以先知的名义去杀人？’他说，‘很明显，伊斯兰教被一些人曲解了。’” 沙龙结束后，阿斯瓦尼对这位美国记者说，“你看到那两个迷惑的年轻人了吗？这正是今日埃及的大麻烦。年轻人的思维被局限在（独裁与宗教极端势力）两头。在我那个年代，年轻人不会有这种困惑。” 于是，见到阿斯瓦尼后，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他的沙龙。阿斯瓦尼说，他希望通过重建公共空间，恢复埃及早年的一种传统，“沙龙的文化源自法国，20世纪初传到埃及，一度延续了很长时间，但后来被中断了。1996年，我感到有必要为埃及的文化做一些事情，而这些事情必须独立于文化部。文化部一直在干的一件事儿，就是收买文人，给你钱，让你闭嘴。一旦你和政权发生了联系，就不可能再对它提出批评了。” 既反抗独裁者，也反抗极端分子 这里是亚历山大的四季酒店，窗外是平滑如镜的淡蓝色地中海。阿斯瓦尼看上去比他的文字温和多了。他有着和大多数埃及人不同的黑肤色，其实他的名字（Aswany）已经透露了他的家族来源——埃及南部阿斯旺（Aswan）的努比亚人。我曾听到一个说法，开罗是亚洲文明，阿斯旺是非洲文明，而亚历山大则是欧洲文明。“当然我们属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阿斯瓦尼说，“但在埃及接受伊斯兰教之前，我们还有好几千年的历史，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文化……这些都会包括在我们的认同里。你看我们现在所在的城市，就是以亚历山大大帝命名的。” 除了阿拉伯语，他还说流利的法语、英语，以及西班牙语——他声称是为了阅读拉美文学才学西班牙语的，他最喜爱的在世作家就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他似乎一刻也不能停止抽烟，我们年轻的翻译给他敬烟，他笑着说：“年轻人不该抽这么重的烟，抽我的吧！”然后递给翻译一支烟，探过身给小伙子点上。 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初，阿斯瓦尼在开罗一所法语学校就读。1952年纳赛尔革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埃及，但在他看来，至少在文化上这个国家仍然保持了革命前宽容的、大都会的传统。“我们一年要庆祝3-4次宗教节日，我们有信天主教的法国人，有科普特基督徒，有一两个没有离开埃及的犹太人，当然还有穆斯林，而且我们有一些教师甚至是无神论者。如果他信神，我们庆祝圣诞节等等，如果他不信，我们就庆祝他的生日。这种宽容的传统一直保持年代，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势力还很强大，他们一直在说，你必须为改变社会而写作。马尔克斯正是拿这句话回应他们的：你首先必须写一本优美的书，才能拿它来实现你的目标。他还说过另外一句话：‘最革命的书，应该是最优美的书。’如果一本书引发了革命，不是因为它写革命，而是因为它优美。我会为政治做很多其他的事，但不会是写小说。小说不能被用于改变形势，它只能改变人性，改变我们。通过好的文学，我们会变成更好的人类。”

（参考资料：到1970年代末期。” 1976年，19岁的阿斯瓦尼考入开罗大学医学系。“那时学生里的左翼势力还很强大，这就是萨达特鼓励穆斯林兄弟会对抗我们的原因。他禁止了学校里所有其他的政治组织，除了兄弟会。”1970年纳赛尔去世，接替他的萨达特迫切需要建立政治合法性，于是和穆斯林兄弟会做了一笔交易，只要他们帮他打击纳赛尔余党和左翼分子，他就同意兄弟会宣教布道。 学生运动很快发生转变，男学生留起了胡子，女学生则蒙上面纱，在大多数埃及人的记忆里这还是头一回。1979年两伊战争爆发，伊朗和伊拉克石油出口锐减，国际油价飞涨，沙特等海湾国家石油收入激增。 “很多埃及人去那里打工，并受到了那里的影响，他们带回来的是对伊斯兰教保守的、部落化的、不宽容的理解，而非埃及传统上大都会的、宽容的理解，”阿斯瓦尼的观点代表不少埃及知识分子的看法，“你知道吗，在我们埃及，1924年已经有女性赢得汽车赛的冠军，到1930年代我们连女飞行员都有了，可是在一些国家，直到现在女性还在为争取开车的权利而斗争……在埃及，我们有两场斗争，一场是反抗独裁者的，这比较明显；另一场没那么明显的斗争也许更重要，就是用埃及对伊斯兰教宽容的理解去对抗那些不宽容的理解。” 1977年，萨达特宣布将亲赴以色列，与死敌谋求和平，此举震惊了阿拉伯世界。1978年，“戴维营协议”签订，一年后，埃及和以色列正式缔结和约。出于愤怒，观点各异的伊斯兰激进团体走到了一起。1981年，萨达特被激进分子刺杀，穆巴拉克接任总统。那时没人想到他一当就是30年。 1984年阿斯瓦尼去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继续攻读牙科。除了黑帮教父阿尔·卡彭和各种枪击案，他对这座美国城市几乎一无所知。他在那里住了3年，重新发现了美国，发现了美国人的乐于助人以及对多元文化的包容。 他总是讲起这样一段往事：那天芝加哥刮大风，他抱着一堆论文在校园里走，风把资料吹跑了，所有路过的人都停下来帮他追赶和捡拾资料。但时至今日他对美国仍然有一种复杂的感情：为了所谓的反恐和地区稳定，在中东和北非长期支持一些独裁者的，同样是这个国家。 萨达特的被刺并未令仇恨消除。1990-1993年，埃及政治暴力频发，国家已处在内战边缘，而那些世俗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发现自己处在最尴尬的境地：要免遭宗教极端分子的攻击，就要接受独裁政府提供的保护。 1992年，著名记者法拉杰·福达（FaragFoda）遭枪击身亡。生前他一直鼓吹政教分离，认为宗教应该回归私人领域。“萨达特把魔鬼放出了瓶子，结果自己却被魔鬼击倒。”他写道，“他为神权政治的支持者打开了空间，却没有提供相应的空间给他们的世俗主义对手们。最终前者的意识形态在贫民阶层、新的城市居民和单纯的人们头脑里扎了根。埃及人民现在应该重启世俗化进程了。”福达曾数次受到死亡威胁，但为过正常生活，他拒绝了来自政府的保护。 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整个埃及的文化象征马哈福兹也遭到攻击。一个21岁、从未读过他任何作品的修理工刺伤了他的颈部。83岁的马哈福兹幸运地保住了性命，但右手神经受到严重损伤，再也无法正常写作。无人宣布为此负责，一些埃及人认为，是马哈福兹完成于三十多年前的象征小说《我们街区的孩子》得罪了某些宗教人士。 马哈福兹的受伤震惊了整个国家，穆巴拉克派专人前往医院慰问，内政部长、文化部长等也轮番前去探望。但马哈福兹不愿自己变成政府打击宗教势力的一枚棋子，他拒绝了官方报纸的吹捧，也拒绝参与它们对极端分子大合唱般的攻击。 以色列都出现了盗版译本 阿斯瓦尼或许应该感到庆幸。他声名鹊起的时候，宗教极端势力已经退潮，埃及重新成为一个安全的国家，而《亚库比恩公寓》为他赢得的国际声誉，某种程度上也构成了一种保护：政府同样对他投鼠忌器。 1995年之前，阿斯瓦尼先后完成了4部小说，但没有一部能正式出版。1997年，他接到了第4封退稿信，他说，那是他一生中最糟糕的日子。他打电话给那家国营出版社的社长，对方答复：“我们出版不了你的书，委员会已经否决了它。”“什么委员会？”“这是一个秘密委员会。”“我想看到委员会的结论。”“没有结论给你，这是机密。”“你们是政府的出版社，花的是纳税人的钱，你有权说‘不’，但我有权知道为什么。”“反正我们不打算出你的书了，你随便吧。” 异常沮丧的阿斯瓦尼动了和妻子移居新西兰的念头。为什么是新西兰？对他来说，那是地球上距埃及最远的国家。他放弃了留在美国的机会，放弃了海湾国家收入丰厚的医生待遇，但却一直在原地打转。他告诉妻子，等他完成手头最后一部小说，他们就动身。 那部小说就是《亚库比恩公寓》。2002年，小说在一家私营出版社出版，和往常一样，阿斯瓦尼不抱任何希望。两周后他接到出版商电话，“我从没见过这样的事，居然脱销了。”不止在开罗脱销，更成了阿拉伯国家乃至世界范围的畅销书。仅仅几年前，他还在为2000本的销量挣扎；现在，《亚库比恩公寓》在法国一年就卖掉了16万册。据他说，甚至以色列——这个被阿拉伯作家协会抵制的国家，都出现了盗版的希伯来文译本。 在开罗，似乎人人都知道阿斯瓦尼。一个纪念品商店的老板对我说：“你喜欢阿斯瓦尼？我推荐你看他的《芝加哥》，比《亚库比恩公寓》还要好。”有人把他推崇为马哈福兹后最重要的埃及作家，也有人说，一些读者只是因为认同他的政治观点，而不愿去质疑他作品的文学价值罢了。“我为普通人写作，”阿斯瓦尼自己曾回应说，“我希望人人都能读懂我的书。阿拉伯文学现在的问题是，在实验性中失去了讲故事的能力。好多小说都这么开头：‘我回到家中，发现妻子和一只蟑螂上了床。’人们以为写得简单很容易，其实写得让人看不懂更容易。” 现在让我们回到亚库比恩公寓吧，还记得那两个年轻人吗？塔哈没能进入警察局，再努力也改变不了他卑微的出身，绝望之下他走向了宗教极端主义；而女友之所以突然心事重重，是因为她被老板非礼了，为了保住工作养活全家，她不得不放弃尊严，接受每天两次、每次10镑的羞辱。 某种程度上，这正是革命前埃及社会最突出的问题：贫富分化的加剧，普通民众的被剥夺感与尊严的丧失。“我们有两个埃及，”阿斯瓦尼说，“一个是富人的、幸运儿的埃及，很小，位于金字塔塔尖；另一个埃及大得多，它是穷人、受难者的埃及，40%埃及人生活在贫困线下，也就是说一家人每天的开销不足2美元。而在南部一些地区，贫困人口更高达60%。” 走在开罗市中心（DowntownCairo），人们会轮番用汉语、日语和韩语跟你说“你好”，他们可不一定是要兜售商品。但如果你待的时间够长，你也会发现埃及人对东亚来Fouad Ajami《The Dream Palace of the Arabs》；John R.Bradley《到1970年代末期。” 1976年，19岁的阿斯瓦尼考入开罗大学医学系。“那时学生里的左翼势力还很强大，这就是萨达特鼓励穆斯林兄弟会对抗我们的原因。他禁止了学校里所有其他的政治组织，除了兄弟会。”1970年纳赛尔去世，接替他的萨达特迫切需要建立政治合法性，于是和穆斯林兄弟会做了一笔交易，只要他们帮他打击纳赛尔余党和左翼分子，他就同意兄弟会宣教布道。 学生运动很快发生转变，男学生留起了胡子，女学生则蒙上面纱，在大多数埃及人的记忆里这还是头一回。1979年两伊战争爆发，伊朗和伊拉克石油出口锐减，国际油价飞涨，沙特等海湾国家石油收入激增。 “很多埃及人去那里打工，并受到了那里的影响，他们带回来的是对伊斯兰教保守的、部落化的、不宽容的理解，而非埃及传统上大都会的、宽容的理解，”阿斯瓦尼的观点代表不少埃及知识分子的看法，“你知道吗，在我们埃及，1924年已经有女性赢得汽车赛的冠军，到1930年代我们连女飞行员都有了，可是在一些国家，直到现在女性还在为争取开车的权利而斗争……在埃及，我们有两场斗争，一场是反抗独裁者的，这比较明显；另一场没那么明显的斗争也许更重要，就是用埃及对伊斯兰教宽容的理解去对抗那些不宽容的理解。” 1977年，萨达特宣布将亲赴以色列，与死敌谋求和平，此举震惊了阿拉伯世界。1978年，“戴维营协议”签订，一年后，埃及和以色列正式缔结和约。出于愤怒，观点各异的伊斯兰激进团体走到了一起。1981年，萨达特被激进分子刺杀，穆巴拉克接任总统。那时没人想到他一当就是30年。 1984年阿斯瓦尼去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继续攻读牙科。除了黑帮教父阿尔·卡彭和各种枪击案，他对这座美国城市几乎一无所知。他在那里住了3年，重新发现了美国，发现了美国人的乐于助人以及对多元文化的包容。 他总是讲起这样一段往事：那天芝加哥刮大风，他抱着一堆论文在校园里走，风把资料吹跑了，所有路过的人都停下来帮他追赶和捡拾资料。但时至今日他对美国仍然有一种复杂的感情：为了所谓的反恐和地区稳定，在中东和北非长期支持一些独裁者的，同样是这个国家。 萨达特的被刺并未令仇恨消除。1990-1993年，埃及政治暴力频发，国家已处在内战边缘，而那些世俗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发现自己处在最尴尬的境地：要免遭宗教极端分子的攻击，就要接受独裁政府提供的保护。 1992年，著名记者法拉杰·福达（FaragFoda）遭枪击身亡。生前他一直鼓吹政教分离，认为宗教应该回归私人领域。“萨达特把魔鬼放出了瓶子，结果自己却被魔鬼击倒。”他写道，“他为神权政治的支持者打开了空间，却没有提供相应的空间给他们的世俗主义对手们。最终前者的意识形态在贫民阶层、新的城市居民和单纯的人们头脑里扎了根。埃及人民现在应该重启世俗化进程了。”福达曾数次受到死亡威胁，但为过正常生活，他拒绝了来自政府的保护。 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整个埃及的文化象征马哈福兹也遭到攻击。一个21岁、从未读过他任何作品的修理工刺伤了他的颈部。83岁的马哈福兹幸运地保住了性命，但右手神经受到严重损伤，再也无法正常写作。无人宣布为此负责，一些埃及人认为，是马哈福兹完成于三十多年前的象征小说《我们街区的孩子》得罪了某些宗教人士。 马哈福兹的受伤震惊了整个国家，穆巴拉克派专人前往医院慰问，内政部长、文化部长等也轮番前去探望。但马哈福兹不愿自己变成政府打击宗教势力的一枚棋子，他拒绝了官方报纸的吹捧，也拒绝参与它们对极端分子大合唱般的攻击。 以色列都出现了盗版译本 阿斯瓦尼或许应该感到庆幸。他声名鹊起的时候，宗教极端势力已经退潮，埃及重新成为一个安全的国家，而《亚库比恩公寓》为他赢得的国际声誉，某种程度上也构成了一种保护：政府同样对他投鼠忌器。 1995年之前，阿斯瓦尼先后完成了4部小说，但没有一部能正式出版。1997年，他接到了第4封退稿信，他说，那是他一生中最糟糕的日子。他打电话给那家国营出版社的社长，对方答复：“我们出版不了你的书，委员会已经否决了它。”“什么委员会？”“这是一个秘密委员会。”“我想看到委员会的结论。”“没有结论给你，这是机密。”“你们是政府的出版社，花的是纳税人的钱，你有权说‘不’，但我有权知道为什么。”“反正我们不打算出你的书了，你随便吧。” 异常沮丧的阿斯瓦尼动了和妻子移居新西兰的念头。为什么是新西兰？对他来说，那是地球上距埃及最远的国家。他放弃了留在美国的机会，放弃了海湾国家收入丰厚的医生待遇，但却一直在原地打转。他告诉妻子，等他完成手头最后一部小说，他们就动身。 那部小说就是《亚库比恩公寓》。2002年，小说在一家私营出版社出版，和往常一样，阿斯瓦尼不抱任何希望。两周后他接到出版商电话，“我从没见过这样的事，居然脱销了。”不止在开罗脱销，更成了阿拉伯国家乃至世界范围的畅销书。仅仅几年前，他还在为2000本的销量挣扎；现在，《亚库比恩公寓》在法国一年就卖掉了16万册。据他说，甚至以色列——这个被阿拉伯作家协会抵制的国家，都出现了盗版的希伯来文译本。 在开罗，似乎人人都知道阿斯瓦尼。一个纪念品商店的老板对我说：“你喜欢阿斯瓦尼？我推荐你看他的《芝加哥》，比《亚库比恩公寓》还要好。”有人把他推崇为马哈福兹后最重要的埃及作家，也有人说，一些读者只是因为认同他的政治观点，而不愿去质疑他作品的文学价值罢了。“我为普通人写作，”阿斯瓦尼自己曾回应说，“我希望人人都能读懂我的书。阿拉伯文学现在的问题是，在实验性中失去了讲故事的能力。好多小说都这么开头：‘我回到家中，发现妻子和一只蟑螂上了床。’人们以为写得简单很容易，其实写得让人看不懂更容易。” 现在让我们回到亚库比恩公寓吧，还记得那两个年轻人吗？塔哈没能进入警察局，再努力也改变不了他卑微的出身，绝望之下他走向了宗教极端主义；而女友之所以突然心事重重，是因为她被老板非礼了，为了保住工作养活全家，她不得不放弃尊严，接受每天两次、每次10镑的羞辱。 某种程度上，这正是革命前埃及社会最突出的问题：贫富分化的加剧，普通民众的被剥夺感与尊严的丧失。“我们有两个埃及，”阿斯瓦尼说，“一个是富人的、幸运儿的埃及，很小，位于金字塔塔尖；另一个埃及大得多，它是穷人、受难者的埃及，40%埃及人生活在贫困线下，也就是说一家人每天的开销不足2美元。而在南部一些地区，贫困人口更高达60%。” 走在开罗市中心（DowntownCairo），人们会轮番用汉语、日语和韩语跟你说“你好”，他们可不一定是要兜售商品。但如果你待的时间够长，你也会发现埃及人对东亚来Inside Egypt》；劳伦斯·赖特《巨塔杀机：基地组织与9/11之路》；《纽约时报杂志》、《国家地理》、《卫报》相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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