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与现代人生

作者：傅佩荣

一、引言

今天是孔子诞辰二千五百六十年的纪念日。缅怀至圣先师，最具体的方法是

「温故而知新」，认清孔子思想的现代意义，进而身体力行，努力实践他的教导，尽到承先启后的责任。这不仅是个人的身心安顿所需，也是社会稳定发展，文化赓续创新的契机所在。

由孔子所奠基的儒家学说「究竟」有何主张？它对现代人还有指导作用吗？首先，它在历史上的际遇十分复杂，从西汉董仲舒倡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家就受到统治者的青睐与利用，扮演安定社会的主导思想。二千多年的专制政体可以用「阳儒阴法」一词来描述，表面打着儒家的招牌，里面采取法家的手段，等到国家陷入困境，就把责任推给了儒家。在这种情况下，儒家的诠释，为了配合统治阶级的需要，形成僵化而封闭的教条，也就不足为怪了。

于是，一般人对儒家的刻板印象成为：重视群体和谐而忽略个体差异，讲究人情面子而忘了真诚坦荡，最后沦为不讲道理的三纲五常，与不分黑白的酱缸文化。像这样的儒家难免让人望而生畏生厌。但是，这是儒家的真正内涵吗？这是孔子立说的原始精神吗？答案显然并非如此。

其次，现代人生在西方文化主导及全球文化交融的大趋势下，变得既丰富又复杂。我们身处其中，容易觉得忙碌、盲目而茫然。许多学者以「后现代主义」一词为其标签，意思是：没有任何观点可以免于受质疑及被否定，由此形成价值中立或「只问事实不问价值」的现象。这种接近虚无主义的废墟状态，正是人类心灵的最大挑战。针对这种处境，孔子思想能够提出什么解药？如果经由适当研究，发现儒家学说可以救治人类的时代之疾，那将不但是我们中国人的幸运，也是全人类的幸运。

本文将依序探讨以下三个主题：一，孔子在重视群体和谐时，并未忽略个体的主体价值；若是不谈行动者的主体，人生又如何可能建构真善美圣等价值呢？二，相对于西方（以犹太教、基督宗教、伊斯兰教这三大一神教为代表）所揭示之人类普遍具有「罪恶感」，儒家所侧重的是人类应该有其「羞耻感」。这两种观点反映的都是人性不完美，因而需要进行修练，那么今日又该怎么做呢？三，儒家显示深刻的「悦乐精神」，对人生充满向往，要以个人力量承担造福众生的责任，这其中所涉及的人性论是值得深究的。孔子的言行在上述三个主题都有精准的见解与示范，且让我们略说大概。

二、个体与群体

孔子主张「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认为实践人生理想的主动力量在于人。他心目中的人是不分阶级、族群与贫富差异的，所以在得悉家中马厩失火时，他的当下反应是「曰：伤人乎？不问马。」因此推崇孔子为人文主义者，说他具有深刻的人道情怀，乃是合宜的判断。

问题在于：孔子所谓的「人」，一般都被认定侧重于群体，这是正确的观察吗？譬如他的核心观念是「仁」，而「仁」字「从人从二」，自然不离人我之间的互动关系，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分辨：孔子是否注意到道德行为的主体是个人呢？答案是肯定的。

一方面，孔子对人的期许是：「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这里的「己」显然是指个体而言，君子与学者应该有此自觉。另一方面，平凡百姓也有其自我要珍惜，最典型的话语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百姓心中打定了主意，谁都无法再去左右他。在道德修行上更是如此，孔子说：「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要进要止，全在于「吾」自己的选择。

为何需要强调个体呢？因为不论群体如何相处，道德价值的主体必须是个人，并且是真诚的个人。像「巧言令色，鲜矣仁」一语，不是暗示我们行仁的条件是真诚吗？有真诚才有动力，也才能从事道德实践，所以孔子会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若不真诚，又如何可能「欲」仁？同时这个「我」自然是就个体而言的。

《论语》中最受误解的章节之一，是「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这一段。关于「克己复礼」，许多学者的理解是「克制（或约束）自己的欲望，去实践礼仪的规范」。但是读完本段全文，会发现孔子所说的更可能是「能够自己作主，去实践礼仪的规范」，因为他接着谈到「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由己」是主动，「由人」是被动；若要走上人生正途（仁），就必须「化被动为主动」，经过个体的自觉与自动，真诚而愿意「复礼」（实践礼仪的规范）。

「虽千万人吾往矣。」这句话中的「千万人」不是指群体吗？群体若是表现偏差的观念与作为，「吾」这个个体不仅毫不妥协，并且要择善固执、起而对抗的。孟子由此发展出「大丈夫」的人格典型，其表现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试问：天下还有比这句话更能显示个体的尊严与独特价值的吗？

当然，儒家思想重视个体，其重点不是今日社会在民主与法治的基础上所保障的人权，而是肯定：每一个人在道德实践上都有不可逃避的责任，因而也有不可抹杀的尊贵价值。这也是孟子所谓「人人有贵于己者」的意思。

在分析中国人的性格时，会发现「群体」的作用远大于「个体」。这也许是个客观事实，但是如果回溯于儒家的起源，向孔子请教的话，就会察觉原来孔子的观念是兼顾群体与个体，并且在两者之间保持一种动态平衡的。孔子的观念对于现代人生仍然深具启发性，其故在此。他所启发的不只是我们华人世界，也将是全人类。道德行为的主体是个人，而道德实践的条件与效应则不离个体与群体之间的互动关系。能由个体的真诚出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想才能真正普遍推广开来。

三、羞耻心与罪恶感

就人的现状而言，中西双方的文化都强调修养是不可或缺的。为何需要修养？因为人性并非生而完美。关于「完美」的判断，是不能脱离一个参考标准的。以主导西方文化的基督宗教为例，就在其教义中谈到人的「原罪」。他们相信上帝是完美的，并且上帝所造的人也应该是美好的，但是人的始祖未能恪遵他们与上帝所订的盟约，亦即犯了罪，这才造成人性的缺陷。换言之，人在面对完美的上帝时，不免自觉其「罪恶感」，然后只有凭借虔诚信仰与真心忏悔才有可能获得救赎。这种罪恶感对心灵的影响是极其深重的。心理分析学家佛洛伊德说：「许多人因为罪恶感而犯罪。」这句听来像是颠倒的语句，其实充分反映了西方人由其宗教所塑造的心灵状态。

如果说「罪恶感」是个体在面对无限完美的上帝时所自觉的无能与卑屈，那么「羞耻心」呢？羞耻心是个体在面对「群体」所要求的标准时所自觉的不足与惭愧。个人不能脱离人群社会而生活，任何社会都有自己的一套言行禁忌与评价系统，那么当一个人自己觉察或者被人指称未达此一要求标准时，就会产生羞耻心。

问题在于：一个社会的言行标准是否正确无误？这个问题涉及政治、教育、舆论所形成的社会风气。譬如，「笑贫不笑娼」是偏差的风气，但同时也是一部分客观的事实。那么，要如何导正类似的风气呢？在进行导正工作时，谁又有权认定自己代表了真理呢？

在孔子看来，这里应该考虑的是双重挑战：一方面，每一个人都要有羞耻心，努力朝着社会标准去行动。这时所谓的标准体现于礼仪与法律。孔子显然认为礼仪才是正途。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至于读书人，孔子的期许是：「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至于如何判断邦之有道无道，则是另一问题。

另一方面，羞耻心还有向内自省的层次，这就涉及真诚觉悟自身言行了。若是自身言行不一，则是可耻的，如「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若是与人相处而表里不一，也是可耻的，如「匿怨而友其人」。读书人的首要条件是「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在此，「行己有耻」当然是出于高度的自我要求。到了孟子，更宣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羞耻心」的另一说法是「羞恶之心」，乃是孟子著名的「心之四端」之一，是一个人行「义」的基础。到《中庸》，则又把耻与「勇」联在一起，「知耻近乎勇」。在这一方面，羞耻心来自真诚面对自己的内在要求，其判断标准不再局限于社会规范，而是回溯到心的根源，直接面对儒家所信仰的「天」了。正是因为如此，孟子在谈到人生三乐时，会强调「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这种兼顾天人要求的羞耻心是值得我们深入理解的。

在比较中西文化时，如果由「羞耻心」与「罪恶感」这两种角度去省思，可以得到什么启发呢？以罪恶感来说，它源自个人面对上帝时的特殊心态，因此它的最大挑战是不信上帝。一旦不信上帝，即有可能陷入道德虚无主义的困境，然后就会出现杜思妥也夫斯基小说中所担心的大问题：「如果上帝不存在，我为何不能为所欲为？」

四、悦乐精神与忧患意识

孔子所创始的儒家，总是显示中庸之道。这种中庸，并非静态的不偏不易，而是充满动态而均衡的力量。就个人的生命而言，真诚与否是个关键。只要真诚，就会由内心产生自我要求的力量，敦促自己主动去行善避恶。这种观点可以用「人性向善」一词来槪括。「向」代表力量，「善」则是我与别人之间适当关系的实现。

于是，站在「人性向善」的基础上，人生之道自然就是「择善固执」，而人生理想除了「止于至善」还能有其它选择吗？明白这个道理并且努力实践，无异于逐渐完成自己的人性，由此孕生的心得正是「悦乐精神」。一个人只要走在这样的正途上，不论他的遭遇是穷达顺逆，都不影响他内心的喜悦与快乐。孔子描写自己「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他肯定颜渊的杰出之处在于「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到了孟子，依然不忘这种人人皆可获得的快乐，并且具体归结其契机在于真诚。他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个人若想快乐，则对万物一无所求，只须反省自己，觉察自己做到完全真诚。这还是人生之至乐呢。孔子说：「君子坦荡荡。」成为君子，是人人皆有同样的可能性的，全看自己是否立志而已。

不过，如果把「善」界定为我与别人之间的适当关系，就不能避免一种情况，亦即儒家总是怀着忧患意识。即使像尧与舜这样的圣王，在面对「修己以安百姓」

与「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这样的理想时，仍然会觉得自己力有未逮，亦即「尧舜其犹病诸」。孔子心目中的仁者，须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为其奋斗目标，而这项目标所带来的永恒而无限的压力，正是忧患意识的来源。

孟子说得更为直接：「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敎，则近于禽兽。」这正是人类的状况：若无教育，或者未受适当教育，则百姓的表现是与动物相近的。这种观点显然与「人性本善」毫不相容。君子所担心的即在于此。天下若要安定，须由先知先觉之士发挥其责任心，用以启迪后知后觉之人，再由此形成优良的社会风气，大家一起走向人生的光明坦途与幸福之道。

孟子在揭示「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这段大道理时，结论是「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人在忧患中可以生存下去，在安乐中却难免于灭亡。所忧患的是双方面：自己是否择善固执、日进于德？自己是否「与人为善」，是否偕同相关的人（包括依自己职责而有互动关系的百姓）一起走向善途？

《中庸》认为「天地虽大，人犹有所憾」。《易传》指出「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这些都是一脉相承的儒家观念。其背后对人性的见解，并非宋儒（以朱熹为代表）以来所谓的「人性本善」，而是我们今日重新诠释的「人性向善」。由于人性只是向善，所以人生必须择善固执。由于善是指我与别人之间的适当关系，此一关系要求我自己在力求完美时也要协助别人如此。「别人」一词包括由近及远的天下所有的人在内。如此一来，儒家的忧患意识就成为人生谨言慎行、修德讲学、立人达人、兼善天下的动力来源了。

悦乐精神与忧患意识在表面上似乎有些矛盾，其实这两者是不可分离的整体。有悦乐而无忧患，则人生若非局限于狭隘的利己，就是浮游于表面的享乐；有忧患而无悦乐，则人生又将怀忧丧志，患得患失，徒劳无功而苦不堪言。儒家能够兼取二者，使人在悦乐之时心存忧患意识，在忧患之中又能保持悦乐精神。如此方可「知其不可而为之」，继续以充分的信心与昂扬的斗志向着人生的理想前进。我们学习孔子思想，能够把握上述原则，在面对现代人生的考验时，自然比较容易体会君子之道，「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然后「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

五、结论

没有人是生而完美的，也没有人不可能走向完美。「完美」一词在今日看来，包括「幸福」在内。其根苗在于人性，其花果则展现于多采多姿的现代人生。多样的选择让人无所适从，这时所需要的是一套通情达理、取精用宏的价值观，而孔子所始创的儒家思想是「极高明而道中庸」，兼顾《尚书》所谓「正德、利用、厚生」三方面的要求，引领我们由真诚而主动行善，因行善而造福人群，并在此一过程中也逐渐修成正果，成就自己的人生功课。

我们学习孔子思想，若能在重视群体和谐时也肯定个体的主体性与主动性，那么在面对现代社会的风潮冲击与时尚诱惑时，就不难把持自己的方向。我们在修养自己时，要时时警觉羞耻心，言行不仅合乎社会规范的标准，更要安于真诚的良知，进而上达无愧于天地神明的境界。我们身为知识分子与为民服务的公仆，总是希望造福百姓，因而难免于忧患意识；这时不能忘记孔子的悦乐精神，不但要苦中作乐，还要以苦为乐，甘之如饴，因为这一切所成就的也是自我人性的提升与完美。

纪念孔子诞辰，不再是例行公事，而是要学习一套完整而正确的价值观，使孔子的见解在现代人生得到验证的机会，让世人肯定孔子思想对现代人类的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