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门战列舰:政府应摆正自己的位置

　　从2008年年底的经济大拯救，包括鼓励房地产发展，到2009年对天量信贷后的通胀担忧和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出台，再到2010年后更为严厉的房地产调控落地……汽车业同样如此：从抑制到鼓励再到出现过剩隐忧的历程，同样迅速而短暂。
　　再从更具体的经济现象来看：去年11月份，多地政府还在集中全力应对疯涨的菜价，大力鼓励种菜，而仅仅半年不到的时间，菜农的泪水就已沾满衣襟。于是，很多地方政府又在动用行政力量，为卖菜难问题奔走呼吁——当然，他们这时的能力远不及打压菜价时强大。由此导致的一个必然后果是：我们很快就面临着更高的菜价！
    中国经济犹如一条上下颠簸的小船，走得艰难而无序。
    为什么很多做法，犹如超级短线客般的短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经济体而言，这意味着什么？
    我们不禁要问，发达国家为什么很少出现这种骤变呢？以农业为例，美国有关部门不仅会定期公布非常详细的各种农作物的种植面积等数据，甚至也公布详细的分析、展望报告。农民很容易得到相关信息，及时调整自己的决策。加之美国的农业集中度高，他们更容易正确预估市场的需求，以此指导自己的计划。
    除此之外，美国还有诸如无追索权贷款之类的惠农政策。所谓的无追索权贷款，可用一句话来总结：丰收了，还贷；歉收了，交粮。农民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保护。相应的，农业生产也比较稳定，很少出现种粮积极性降低，或粮食、蔬菜等供给大起大落的现象。
    追根溯源，在于，国外对政府、市场、企业等相关主体的定位非常明确，相关主体的位置摆得清清楚楚。政府：全力以赴地提供公共服务，让纳税人满意。农业从业者：紧跟市场走，顺势而为。
    这些地方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因为，中国的很多问题出在政府职能扭曲错位方面，政府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比如，中国的菜价为什么高？很多人归结到运输成本上来，事实并非如此。央视的调查结果显示：蔬菜从产地到市场，价格涨了近20倍。主要原因是，蔬菜从批发市场到零售市场的这“最后一公里”，费用涨得太离谱。以圆白菜为例，产地收购价格是四分钱每斤，到了批发的环节变成一毛五，但是到了超市的时候就达到了八毛钱！
    成本为何在“最后一公里”猛涨？跟政府密切相关。一方面，是政府的公共服务不到位所致，比如，运菜车辆遭到各种限制。另一方面，有关部门成为赤裸裸的逐利者，他们收取的名目繁多的费用，被纳入到了菜价当中。
    透过一个小小的菜价，不难看出，政府职能错位所导致的高昂的行政成本，已经成为制约社会效率提高的障碍，加大了整个社会的运行负担。
    政府从公共服务的角色中走出来，盲目干预经济，甚至直接成为经济的主导者，必然导致货币的超量发行，在这种情况下，无论采取什么样的紧缩政策都无济于事，因为，通胀的源头没有堵住。只要政府职能扭曲的状况得不到改变，只要政府作为经济主导者的身份存在，通货膨胀只会愈演愈烈，而这种前提下的紧缩政策，只会让越来越多的企业在无助中被困死。
    中国的房价疯涨，追根溯源，也在于政府的位置没有摆正。政府作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只需要全力以赴建设好保障房即可，然而，各级政府却成为房地产市场的主要参与者——以土地所有者的身份，成为切分蛋糕的最大利益主体之一，对建设保障房没有任何动力。而同时，他们又扮演着一个与此相矛盾的角色：房地产调控的执行者。结果非常清楚：这些年来房价持续上涨。甚至在调控最严厉的当下，北京还出现了每平方米30万元的房价！成为莫大的讽刺。
    行政力量迈进一步，市场自发的调节力量便快速退缩两步，甚至消失得无影无踪。 
    人为干预经济的结果是，相关政策朝令夕改，短线进出，使得整个经济体陷入混乱。
    应该认识到，政府职能的扭曲和错位，已经成为我们这个庞大经济体前行中的非常沉重的负担。 　　
    政府应该明确自己的定位：乃是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和公共福利的提供者，而不是经济中的一个主导者，更不是一个赤裸裸的逐利者。只有界定清楚政府的职能，明确政府的定位，市场的调节机制才能释放出来，发挥应有的作用，而政府也能轻松下来，安心做好服务。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多赢局面。 　
　　在中国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之后，我们必须改变定位模糊、位置摇摆的弊端，让行政的力量与市场的力量各司其职，如此，中国经济才能摆脱左右摇摆，上下颠簸的状态，更持续、健康地向前发展。

    说明：这篇文章是职务稿件，以上为原文，以下为发表后的文章，有较大删改。

   摆正位置更重要
　  　时寒冰

　　从2008年年底的经济大拯救，包括鼓励房地产发展，到2009年对天量信贷后的通胀担忧和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出台，再到2010年后更为严厉的房地产调控落地……汽车业同样如此：从抑制到鼓励再到出现过剩隐忧的历程，同样迅速而短暂。
　　再从更具体的经济现象来看：去年11月份，多地政府还在集中全力应对疯涨的菜价，大力鼓励种菜，而仅仅半年不到的时间，菜农的泪水就已沾满衣襟。于是，很多地方政府又在动用行政力量，为卖菜难问题奔走呼吁。
　　如此之快的变化，对于一个庞大的经济体而言，内在的隐忧是显而易见的。
　　那么，发达国家为什么很少出现这种骤变呢？以农业为例，美国有关部门不仅会定期公布非常详细的各种农作物的种植面积等数据，甚至也公布详细的分析、展望报告。农民很容易得到信息，及时调整自己的决策。加之美国的农业集中度高，他们更容易正确预估市场的需求，以此指导自己的计划。
　　除此之外，美国还有诸如无追索权贷款之类的惠农政策。所谓的无追索权贷款，可用一句话来总结：丰收了，还贷；歉收了，交粮。农民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保护。相应的，农业生产也比较稳定，很少出现种粮积极性降低，或粮食、蔬菜等供给大起大落的现象。
　　这种经验在于：相关定位非常明确，相关主体的位置摆得清清楚楚。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农业从业者：紧跟市场走，顺势而为。
　　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学习。政府应该明确自己的定位：乃是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和公共福利的提供者，而不是经济中的一个主导者，一旦政府的定位被明确，那么，市场的定位也就跟着变得非常明确，市场的力量也很容易释放出来，发挥积极作用。
　　位置摆正之后，政府会感觉到突然间变得轻松起来，而农民对市场的需求也变得清晰起来，只需跟着市场走即可。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双赢。
　　无论是房地产、汽车业，还是别的行业，皆如此。中国的房价疯涨，追根溯源，也在于政府的位置没有摆正。政府作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只需要全力以赴建设好保障房即可，然而，各级政府却成为房地产市场的主要参与者——以土地所有者的身份，成为切分蛋糕的最大利益主体之一，而同时，他们又扮演着一个与此相矛盾的角色：房地产调控的执行者。
　　行政力量进一步，市场自发的调节力量便快速退缩，甚至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中国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之后，我们必须改变定位模糊、位置摇摆的弊端，让行政的力量与市场的力量各司其职，如此，中国经济才能摆脱左右摇摆，上下颠簸的状态，更持续、健康地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