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和森和向警予的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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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警予与蔡和森的结合曾被称作“向蔡同盟”，然而，数年之后，这桩看似牢不可破的婚姻，却由于另一个男人的出现，触礁倾覆。这个人，在中**史上也是赫赫有名，他就是彭述之，时任中央宣传部长。后来堕落为“托派”，1929年被开除出党。
　　二人的恋情发生在向蔡婚后的第六年，亦即1925年。当时彭述之以中共的“四大”中央委员的身份接替多病的蔡和森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蔡和森则专职主编《向导》周报。为方便工作，中央决定蔡和森夫妇、彭述之夫妇和秘书郑超麟一起住在宣传部的寓所。
　　彭述之是一个风流才子式的革命者，他处理工作和日常生活都显得轻松而又有节奏。他潇洒的举止，幽默的谈吐，深深地吸引了向警予，给她带来了许多乐趣。而这些正是蔡和森不注意或者本身缺乏的。无庸置疑，蔡和森也曾是一位风流才子，否则，就没有“向蔡同盟”的佳话。但是，一方面，蔡和森的性格和工作作风与彭述之截然不同。他是那种把生命完全奉献给革命事业的忠诚的革命家，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中得到公认的特别艰苦勤奋的领导人。工作废寝忘食，生活不拘小节，甚至不讲卫生，加之自幼患有哮喘病，等等，严重地影响了他人的工作和生活。与蔡和森一起工作好几年的张国焘曾说“和他一起生活是一件苦事”。同志间尚有此种不愉快，更何况夫妻间朝夕相处。另一方面，蔡和森忽略了自己的角色转换和角色分工。婚前的“向蔡同盟”就感情方面而言，理想浪漫的成分居多，但婚后则是实实在在的过日子。作为职业革命家的蔡和森，他当之无愧。但作为人父人夫的蔡和森，则并未完全尽到责任。蔡妮、蔡博出生不久就被送回老家，由祖母抚养。这样，蔡向间就缺乏通过孩子而带来的交流和欢乐。还有，他们夫妇都忘我地工作，谁都不愿意为家庭多作点牺牲。向警予不善理家务，蔡和森无固定收入，以致于家庭有时发生断炊之事。为解决他家的生活困难，李大钊曾多次给胡适写信，说“和森很穷，专待此（蔡的《俄国社会革命史》一书的稿酬）以为糊口”。所以，蔡向的婚姻虽然是崇高的，但总让人感到缺少点什么。
　　向警予原本是一位活泼多情的女子，崇尚妇女解放和个性自由。但婚后的她还是受到旧式礼教的一些束缚，处处压抑自己，不苟言笑，也反对工作和生活中其他人的谈情说笑，少妇老成。同事们送她“老祖母”的绰号。处于从封建专制社会向近代民主社会转型时期的向警予，她本身就是趋新和守旧、开放和封闭的矛盾统一体。婚后她对蔡和森的爱没变，但对他拖沓和不注意卫生的生活习惯比较反感。另外，“向蔡同盟”的经典故事也使她感到很大的压力，她必须尽量地显得庄重。
　　1925年6月，蔡和森因为领导上海“五卅”运动等工作，过度劳累，哮喘病和胃病复发，不得不离沪到北京疗养。彭述之除了担任中央宣传部长之外，还自告奋勇地兼管中央妇女委员会的工作，而负责妇委工作的正好是向警予。这样，两人接触的机会便更多了。特别是蔡和森离开上海后，彭述之在生活上对向警予更是关照有加。这使向警予十分感动。对她而言，彭的出现仿佛打开了她的另一扇情感的窗口，令其耳目一新。两人很快坠入情网。
　　9月，病情缓解的蔡和森与陈独秀一同返回上海。当晚，有愧于丈夫的向警予向蔡和森坦言一切。刹那间，蔡和森如遭电击，木然无语。向彭的恋爱风波不仅大大地伤害了蔡和森的感情，败坏了向警予的形象，而且影响到中央领导的威信和团结。为了修复有了裂痕的“向蔡同盟”，在一定程度上挽回其不良影响，中央决定向蔡两人同时赴莫斯科，向警予进入中山大学学习，蔡和森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
　　破镜有时很难重圆。几个月过去，尽管向蔡两人都曾努力忘记过去，但是，他们最终还是无奈地发现，他们的感情同盟已是明日黄花。在莫斯科，他们十分理智而平静地分手了。然而，令**然起敬的是，他们的理想、事业和友谊的同盟却延续到他们生命的终点。1928年3月，向警予在武汉被敌人拘捕后，蔡和森心急如焚，曾给在国民党中做官的萧子升拍电报，望其营救。向警予牺牲后，蔡和森撰文表示深切的悼念。
　　“六大”会议结束后，蔡和森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此时的蔡和森可谓身心交瘁，他迫切感到需要有一个人来关心他，照料他。当时，与蔡和森夫妇一同赴莫斯科的还有李立三夫妇等人。李立三的妻子李一纯出于同情和关心，对病中的蔡和森给与了许多照顾，慢慢地两人竟然产生了不能自拔的爱情。1926年底，他们正式结婚。如果说“向蔡同盟”有着浓郁的罗曼蒂克色彩的话，那么，李蔡联姻则更多的是生命之恋，是患难之情，是以破坏另一个家庭为代价的婚外恋的结果。
　　李一纯，原名李崇英，是一名受新思想影响的湖南青年，1923年参加革命，1925年入党。她本是杨开智的妻子，毛泽东和杨开慧的嫂子。1923年1月，杨开智找到当时正在北京从事工人运动的李立三，说他在北京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因此，拜托李立三照顾他的妻子李一纯南归湖南长沙。出乎意料的是，两李在南归的途中产生了爱慕之情。结果，李一纯没有回到长沙，而是跟随李立三到安源另组了家庭。
　　1927年3月，李一纯跟随蔡和森从莫斯科回到国内，夫唱妻随，共同投入到革命事业的艰苦奋斗之中。4月，蔡和森、向警予在武汉出席党的五大会议。蔡和森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李一纯作为工作人员，负责会议记录。
　　1931年春，蔡和森被中央派往香港恢复广东省委。为节省党的活动开支，他和李一纯只在一家罐头公司的楼上租了一间小房子，没有另租办公室，很不安全。其实，早在他从上海准备赴港时，刚从香港回来的他的外甥女刘昂就曾劝他，不要去香港，那里的白色恐怖和内地一样严重。蔡和森一到香港，就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更为危险的是，曾经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并熟识蔡和森的大叛徒顾顺章也到了香港。
　　然而，蔡和森向来不考虑个人安危。在他身上有一股敢拼敢闯的湖南人精神。6月10日，他不顾广东省委的劝告，硬是参加了一次非常重要的海员工会会议。临行前，他亲了一下三岁多的女儿蔡转，然后对李一纯说：“这个会我不去不放心，下午1点钟前我一定回来，如果没有回来，那就是被捕了。”他刚进入会场，即遭顾顺章指认而被捕。不久，蔡和森被香港当局引渡给广东国民党军阀，英勇就义。
　　蔡和森牺牲后，李一纯得到党组织的妥善安排，先后在延安鲁迅师范学校、陕甘宁边区行政学院和北戴河中直疗养院等单位工作。1984年在北京逝世。
　　可以告慰烈士英灵的是，蔡和森两次婚姻所生下的儿女们，在党和政府的多方关怀下，对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蔡博是蔡和森与向警予所生的儿子。1939年赴莫斯科学习，曾获得斯大林奖学金。1949年8月，随刘少奇回国，后成为新中国第一代杰出的炼铁专家。蔡转是蔡和森与李一纯所生的女儿。1938年赴莫斯科学习。1953年学成归国，先后在北京、武汉工作，是一名成绩显著、备受尊敬的医疗战线上的高级知识分子。
蔡和森向警予的儿女
　　蔡妮，1922年4月出生于上海；蔡博，1924年5月出生在湖南湘雅医学院；蔡转，1928年2月出生在天津；蔡霖，1929年5月出生在上海。蔡妮与蔡博是向警予所生，与母亲一起生活的日子最短暂。蔡妮在上海出生后仅4个月，就由母亲送回湖南，住在长沙五舅向仙良家。蔡博接受母爱的时间更少，出生不到1个月，就由大姑妈蔡庆熙哺养。1923年秋，其祖母葛健豪从法国勤工俭学归来，带回了外孙女李特特。其时，党派蔡畅与李富春由法国转莫斯科学习，无法把孩子带在身边，只好由外婆带回国来。葛健豪归国后，带着李特特住长沙天茂花园，在颜子庙创办的平民女子职业学校，既是她的家，也是我党的地下联络点。从此，蔡家以葛健豪为中心，蔡妮、蔡博、李特特与大姑妈蔡庆熙、大表姐刘千昂等组成一个家。在这个革命的大家庭里，祖母（外婆）是灵魂，大姑妈是顶梁柱，大表姐是3个小不点儿的带头羊。

　　1927年4月，向警予从莫斯科归国，由广州去武汉，顺道到长沙看望蔡家的父母及自己的两个孩子。这是她最后一次与蔡家的亲人相聚，好在蔡父、蔡母的张罗下，拍了一张照片，算是唯一的一张“全家福”，留下了永久的纪念。仅过一年，向警予就英勇献身了，年仅33岁。

　　大革命失败后，为了避免被敌人“斩草除根”，葛健豪安排丈夫蔡蓉峰带着长女蔡庆熙及大外孙女刘千昂、孙儿蔡博回老家双峰永丰乡下，自己则带着长孙女妮妮、外孙女特特，转辗武汉、上海，为儿女们掩护革命。1928年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蔡和森与蔡畅兄妹都是“六大”代表，将妮妮带走，第二年去了莫斯科。葛健豪则带着刘千昂、李特特回到了家乡。从此，蔡和森、蔡畅的子女都随祖母（外婆）隐居到永丰附近，先后住过的地方有毛塘、茶亭子、杨梅子咀、石板冲等处。

　　在进入土地革命时期后，中国共产党关心革命先烈和在中央工作的领导人的子女成长，陆续地派员将他们从乡下接出，护送去苏联学习。至1929年，继蔡妮已跟随爸爸赴了苏联后，蔡博、蔡转、蔡林、李特特都先后离开家乡，送去莫斯科近郊的莫尼诺国际儿童院，融入到了这个更大的国际大家庭里。

　　蔡妮是1929年抵莫斯科的，到1953年归国，在那里整整生活了24年。据她自己回忆说：“当时，苏联正处于困难而又动荡的时期，但苏联对那些不在父母身边的孩子们的教育极为关心，为他们组建了儿童教养机构——国际儿童院。于是，我的父亲就把我安置在一个儿童院中。从幼儿园、小学、中学直到莫斯科医学院毕业。”半个多世纪过去后，蔡妮对留苏生活仍记忆犹新。她说： “苏联是我成长的第二故乡，但我的事业还是在我们的祖国——中国。”

　　1953年，蔡妮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祖国。因为父母早于战争年代就壮烈牺牲，所以最先接待她的亲人是姑妈蔡畅和姑父李富春。当她分配到北京儿童医院去上班时，姑父姑母对她的赠言就是：“要好好地为人民服务”。她在北京儿童医院工作3年后，1957年组织上把她调到北京红十字医院，为中央首长和外国朋友服务。

　　“文革”结束后，蔡妮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系，当了一名俄语教授。她的俄语与她的医学一样，功底很深。她在苏联莫尼诺国际儿童院时，就与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代表中国儿童出席在白俄罗斯首府召开的国际儿童会议，毛岸英用中文讲演，由她作俄语翻译，宣传中国抗日战争。她还在伊万诺沃师范大学历史系专修过俄罗斯历史。她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以一口流畅动听的俄语，主讲俄罗斯概况及历史，深受师生的欢迎。现在蔡妮已83岁高龄，身体尚健。她关爱家乡，对70多年前在家乡生活过的情况记忆还深。

　　蔡博，自母亲向警予牺牲后，跟着祖母、大姑妈在双峰隐居，是兄弟姐妹中在家乡住的时间最长的一个。在双峰高小31班毕业后，考取湘乡中学，1938年秋，周总理派朱惠把他接去重庆转送乌鲁木齐，再由毛泽民带去莫斯科国际儿童院。

　　1943年秋，蔡博在10年制的学校毕业后，考入了莫斯科钢铁学院冶金系炼铁专业，时年19岁，是中国留苏学生中的佼佼者。在伊万诺沃儿童院时，他是继毛岸英之后的中国儿童委员会主席，是中国留苏学生同学会的发起人。他在钢铁学院学习期间，荣获了斯大林奖学金。

　　1945年底，毛岸英突然来到钢铁学院学生宿舍，把他要回国的喜讯告诉蔡博。蔡博紧握着岸英的手说：“我也在等待着这一天。”随即他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汇报自己的学习情况与打算，决心努力学习苏联的先进技术，炼就社会主义建设本领，尽快回到祖国。

　　毛泽东在延安收到蔡博等人的信后，于1946年1月8日给他们回信。信中说：“永福（岸英）回来，接到你们的信，十分高兴。正如你们信上所说，新中国需要很多的学者及技术人员，你们向这方面努力，是很适当的。……总之，是希望你们一天一天成长，壮健、愉快、进步，并望你们团结一切留苏的中国青年朋友，大家努力学习，将来回国服务。”

　　1948年6月，蔡博已在莫斯科钢铁学院毕业，获得炼铁冶金工程师学位。党为保护这位学有专长的烈士后代，在解放战争还紧张进行之时，没有及时令他归国。建国前夕，刘少奇秘密访苏，与斯大林商讨新中国的经济建设等问题。期间，接见了蔡博等人。蔡博提出愿回国的要求，刘少奇高兴地说：我与斯大林会谈，其中就提到接你们回国参加祖国的经济建设。随后，刘少奇与蔡博等人就国内形势、任务，讨论了一个多小时。几天后，他就随同刘少奇回到了祖国。

　　蔡博归国后，见到的第一个亲人是李富春。他向姑父提出要求去鞍山钢铁厂工作。当时，李富春在中央主持经济工作，特别是苏联援助我国的重点工程。李根据留苏归国学生的专业特长，对他们作了全面安排。蔡博先后担任了鞍钢炼铁厂副厂长、厂长。

　　蔡博是新中国第一代杰出的冶金专家。他去鞍钢炼铁厂后，结合该厂的生产实际，成功地运用苏联的炼钢技术和管理经验。蔡博还大胆地提出与实行厂长负责制。建立厂长、车间主管和工段长的“三级一长”负责制，建立生产指挥系统的单一领导关系，并相应建立职能部门的专责制和生产工人的岗位专责制。实行这个制度，强化了企业管理，使鞍钢炼铁厂成为钢铁战线上的一面红旗，曾在全国冶金会议上介绍推广。 不几年，厂长负责制遭到了批判，蔡博受到错误的批判和撤职处分。60年代，党安排他在钢铁总院炼铁室工作，他大胆地主持了多项重大科研课题，攻破了许多难关。

　　“文革”中，蔡博在劫难逃。被打成“修正主义分子”，在厂里“管制劳动”。“文革”后，蔡博被落实政策，作为钢铁研究总院技术顾问，他夜以继日地工作，总结中国炼铁技术经验，撰写了《钢铁研究院炼铁科研三十年》，得到了聂荣臻元帅的高度评价。

　　1984年5月，蔡博年满60岁，退居第二线。他退线不退休，参加了中国科学院钢铁工业战略研究，提出了在沿海港口建立“港厂合一”的大型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议。晚年，蔡博对其父蔡和森、母向警予作了深入的研究工作，为家乡及有关中**史研究部门提供不少资料。他曾多次回到家乡参与、指导蔡和森与蔡畅的纪念活动。

　　不幸的是，1991年9月应邀回双峰参加蔡畅同志逝世一周年暨蔡畅同志生平事迹陈列开幕典礼回京后，因劳累过度，突发心脏病，猝然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