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写陈毅是粟裕的“知己”？
2010-07-14 21:58:56
归档在 真实粟裕 | 浏览 2704 次 | 评论 0 条
为什么不写陈毅是粟裕的“知己”？
——答记者的一个提问
张雄文
《名将粟裕珍闻录》一书中，有一个占很大篇幅的粟裕知己系列，如实地记载了粟裕与领袖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元帅林彪、刘伯承、叶剑英、大将陈赓、萧劲光之间的关系。这几个人对粟裕有的是发自内心深处的真诚欣赏，特别是粟裕1958年患难之际，他们能一如既往，甚至“拉”了粟裕一把。
曾有记者问我，“很早就听说陈毅是粟裕的知己，他们有几十年形影相随的交往”，为什么不写呢？
这位记者先生的提问，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疑问。
首先，他们受以往“陈不离粟，粟不离陈”的宣传灌输，对历史的认知有一个很大误区。“陈不离粟，粟不离陈”是一个与历史真实想去很远的伪命题。
历史上，陈毅与粟裕一生真正“形影相随”的时间不到3年，即新四军时期的1939年8月至1941年1月与解放战争时期的1947年1月至7月，所以三野第9兵团政委、原军事科学院副院长郭化若说：“由于工作需要，陈、粟之间有分有合，而且分多合少。就三年解放战争而言，陈、粟始终在一起只有11个半月，大部分时间不在一起，特别是非常关键的一段时期，陈总在中野，即二野工作。”
当年的三野司令部作战股长秦叔谨老人对我说：“‘陈不离粟粟不离陈’不是那么回事。我的看法是：陈不离粟，粟可离陈。陈毅离开粟裕就没打过好杖。他实际上不会打仗，后来毛主席准备让徐向前来山东，陈毅就负责搞后勤。”（注释1）
1994年12月粟裕正名前，许多文章反复宣传与历史不符的“陈不离粟，粟不离陈”，其用意多半在延长陈毅在华野的时间，突出他的华野“核心”地位，掩盖粟裕对华野的决定作用。
由于粟裕在三野的实际核心地位，建国之初的1950-1951年，毛泽东为防大野战军坐大，效仿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将四大野战军军事主官调离原统领区域，调往中央或其它地方工作时，四野林彪、一野彭德怀、二野刘伯承、三野粟裕几乎是同时离开的。而陈毅则是1954年才调往北京，这反映了毛泽东对他在华野的实际作用的看法，并不设防于他。
其次，就在这些时间段里，陈毅“培养”粟裕也无从谈起。粟裕从班长升职为红七军团参谋长的过程，陈毅起初并非拥有人事权的最高领导，后来远离权力与决策中心，在属地方军区的江西军区任职，他的影响几乎为零。
抗战初期，粟裕以当年中央红军军团参谋长的资历出任先遣支队、第2支队司令员、副司令员、代司令员，也是新四军最高领导项英在毛泽东的提议下决定的（陈毅为第1支队司令员）。新四军军部重建后，陈毅以江北指挥部指挥升任代军长，粟裕以副指挥身份担任新四军1师（江北指挥部所部改编）师长也就顺理成章。
至于抗战后粟裕的华中野战军司令员，更是中共中央代理主席刘少奇、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和粟裕之间反复推荐、谦让最后任命的结果。1946年9月，毛泽东同意粟裕指挥的华中野战军和陈毅指挥的山东野战军“统一指挥”、“两个指挥部亦应合一”后，“提议陈毅为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为副司令员，谭震林为副政委。”到1948年5月，毛泽东更是当面任命粟裕为华东野战军司令员、代司令员。
因此，以陈毅粟裕“几十年形影相随的交往”的误解出发，想当然认定粟裕是陈毅不断提拔、重用的结论，是与历史真相大相径庭的（中共至今的人事任命特点，也可以看出，正职与副职都是上一级组织任命，而正职任命自己的副职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
第三、陈毅与粟裕在重大战略上意见多有不合，几次发生激烈的争论，与我选取的毛泽东到萧劲光等人对粟裕的军事才干十分欣赏，并始终如一的标准不同。
比如，1946年7月，粟裕率领华中野战军七战七捷期间，陈毅不但不同意粟裕先内线作战的战略，向毛泽东发电报：“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粟裕舍不得离开苏中，以主力在该地打转，实际上淮南在全局上比苏中更重要，此道理以前讲过多次，讲不通。”（注释2）后在毛泽东明确支持粟裕，终于取得“七战七捷”并通令全国各战区学习的前提下，陈毅也一直未能释怀。
秦叔谨老人告诉我：“陈毅始终认为粟裕是错的。在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大批这件事。”
他还回忆说，“1959年召开华东战史审编会议，我从空军调来编写战史，陈毅主持会议，把七战七捷狠批一顿。”
当时的华东战史编委会（编辑室）主任是梅嘉生。秦叔谨说，梅嘉生采用了陈毅的话做基调编写战史。期间，秦叔谨拿着一大撂原始电报和梅嘉生争了几句，结果，他成为大家群起而攻之的对象。
秦叔谨说：“我不干了，我是空军调来的，我要求回去。”
这样，他被排除在了战史编写人员之外。著名的七战七捷从此也从战史消失了，直到1980年代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江苏公开提出来并予以正名。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陈毅整过粟裕。
秦叔谨说：“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批判粟裕，陈毅起了很大作用，没有他，批粟裕就搞不起来。”
这也能从杨尚昆的回忆中得到印证。他1983年2月2日对楚青说：“粟裕同志1958年的事我了解，当时我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他的事说起来很简单，就是得罪了两个半元帅，两个是彭和聂，半个是陈。”
陈毅最早给粟裕下结论：“阴（险）”。因此，当粟裕试图说明自己从不争权，坚持华野司令员由陈毅担任和主动不就任华中军区司令员一职时，彭德怀脱口而出：“这正说明你阴险（注释3）!”
军委扩大会议期间，陈毅甚至指责粟裕到苏联访问时与对方总参谋长的几句谈话为“到国外找根据”的“告洋状”（后被彭德怀进一步引申为“里通外国”），并对三野与会干部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不止一次地进行了个别谈话，施加了巨大压力。
他还在大会上做了专门发言，彭德怀对他的发言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陈毅同志的发言对我们有很大教育意义，对我们反个人主义有很大作用。”（注释4）在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三野将领不敢为粟裕说话，有人甚至跟风批斗起粟裕来。
他后来也“帮”粟裕说了“好话”，在粟裕第9次检讨后说：“讲得很好。”并带头鼓掌表示通过。第二天又在大会上说：“昨天他（粟裕）的检讨，我觉得很好……我个人表示欢迎。过去他在叁野军事上贡献是很大的，这是不能抹杀的，战场指挥搞得好的，主要是打胜仗的……他转了就很好，欢迎他这个态度（注释5）。”
这一方面是因为粟裕将强加给自己的“罪名”承认了，另一方面关注毛泽东的一段公道话传到了会场：“粟裕同志战争年代打仗打得好，是为公的。到北京以后是为公还是为私？不能说都是为私吧！请大家来判断。”陈毅最早领会了毛泽东的意图。
对于这一点，粟裕心知肚明。
1958年以后，一些老部下去看望粟裕，闲聊中又谈起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一位老部下说：“粟老总，我们三野（华东野战军）参加那次会议的将领很多，除了陶勇、王必成谈了一些个人看法之外，没有一个敢站出来替你说话的。站出来替你说话的，却是肖劲光和其他野战军的将领。”另一位则说：“还有两三个人，颠倒黑白、无中生有、肆无忌惮地罗列你的罪名……如XXX，你对他十分敬重。”（注释6）
粟裕平静地说：“三野没有人站出来说话是因为有人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不止一次地进行了个别谈话，施加了巨大压力的缘故，因此，我们应该理解才是。”见老部下们越说越气，他又说：“我坚信，华野广大指战员的心是与我相通的。”（注释7）
不仅如此，他依然对陈毅很敬重和宽容。除在陈毅夫妇辞世后收留了他们的儿子陈小鲁并答应他与唯一女儿的婚事外，还在各种公开的文章、书籍譬如《战争回忆录》中也一再为陈毅说好话。
1979年，粟裕在叶剑英的支持下向中共中央提交平反申诉报告，虽然义正严词地说到“彭德怀同志发动对我批判用心是不好的，方法是错误的；强加给我的罪名是莫须有的，目的是要把我打下去。”对陈毅的事情却只字不提。
但这只是粟裕个人的美德，与客观书写历史无关。他实际上是将写这一段历史的任务交给了后人，晚年病重之时，他不无遗憾地对楚青说：“六十年代编写华东战史，因1958年对我进行‘批判’，有的人便因人及事，对我所指挥的战役横加指责，做了许多不符合事实的评论和记载，而我这个当年华东战场的战役指挥者，却一直没有机会见到这些材料，更没有机会谈自己的看法。我觉得这不仅是个人问题，它关系到正确理解毛泽东军事思想和正确总结华东解放战争的历史。”（注释8）
秦叔谨曾告诉我：“写陈粟关系，实事求是地写，陈毅的后代不高兴，粟惠宁也不高兴，因为陈毅是她公公。但历史就是历史，不污蔑不造谣，实事求是，也只能这样。”这个体会也是我的看法，尽管很多三野的老前辈和我打招呼，很欣赏陈小鲁见面就叫叔叔的鞠开老人还当面和我交代过，要我注意写陈粟关系，但我一直“我行我素”，秉笔直书而已。
正因为以上三点，我在《名将粟裕珍闻录》中实事求是未将陈
九乡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