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氩气:五代时期闽国陶瓷考

福建省博物馆　林忠干
福建省文化厅　陈春惠
从唐末天祐三年朱温灭唐，到宋初建隆以前(907～959)，中国分裂为五代十国。十国之一的闽国，是河南光州人王潮、王审知兄弟在福建建立的割据政权。王氏兄弟以保境息民为立国方针，劝农桑，定租税，招抚流亡，交好邻国，奖励通商，经济文化一度呈现升平气象。王审知死后，继位人多是暴君。闽国政权前后维持了五十余年。这一时期的福建陶瓷手工业，承前启后，其主要窑场，集中于闽都，取得了高度的成就。
一、建筑材料与城市建设
闽国政权的首都在今福州市。闽王为了拓展城池，建立了专门烧制砖瓦的窑场。宋梁克家《三山志》，明王应山《闽都记》记载：
“陶灶，在战坂西，闽王审知筑南北夹城，陶砖于此。审知令砖悉印钱纹，后归吴越，人以为先兆云”。这座陶灶，地址在今福州市北郊古城山麓，是专门烧制建筑用材钱纹砖的，砖上模印圆形方穿的钱纹，承袭了唐代以来的装饰作风，与后来闽国为浙江吴越钱氏政权所吞并事件无关，钱文意义仅仅是后人的附会，或偶然巧合而已
福州的城市建设，最早开始于西汉闽越王无诸时代，称作东冶，是闽越国的都城。冶都遗址在今福州市屏山(也称越王山)南麓一带，由于年代久远人世沧桑，其规模与布局已难稽考。西晋太康年间，晋安郡守严高在福州建筑郡城，宽广只有232步，后人称为子城。以后屡经增拓，城廓仍局限在屏山南麓一带
王审知治闽时期，对福州城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充，第一次把屏山及其南部的于山、乌石山都包括进来。福州城别号三山缘由于此。《十国春秋》卷九十“闽太祖世家”记载：
唐末天复二年(902)，王审知“筑福州外罗城四十里”。天祐二年(906)，“筑南北夹城谓之南北月城，合大城而为三周二十六里四千八百丈。大城之门八，南月城之门二，北月城之门二，复塑北方毗沙门天王以镇之。命唐国子四门博士黄滔为碑文以纪其事。碑文略曰：公之筑城也，恢守地养民之本，隆暂劳永逸之策，其名举一而生三，法阳数也。……基凿于地有十五尺，杵土胎石而上，上高二十尺，厚十有七尺，甃以砖凡一千五百万片。上架以屋，其屋曰廊。其大城之廊也，一千八百有十间，自廊凸而出之为敌楼；楼之层者二十有三，又立角楼六，其二者层复层焉，皆栏杆钩联参差焕赫
由这些记载情形考察，闽都的建设，引进了中原封建王朝“造廓以守民，筑城以卫君”的传统礼制。罗城在外围，相当于廓城；大城居中，相当于王城。罗城的遗迹，文献记载语焉不详，难以稽考。大城的建筑，采取因地制宜的措施，将三山包围在内，平面略似圆形。为了加强军事防御，南北城外加筑用来屏障城门的半月形小城，故称夹城、月城。设施的完善和建筑的宏伟程度，可谓登峰造极。如果福州城砖皆由陶灶供应，可以想象当时窑火何等兴旺
闽国政权在拓建福州城的同时，还大兴土木建造宫署御苑和寺院宫观。
宫署建筑集中于屏山南麓一带，称为闽王宫，所建多在王审知子孙执政时。“宫有宝皇、大明、长春、紫微、东华、跃龙；殿有文明、文德、九龙、大酺、明威；门有紫宸、启圣、应天、东清、安泰、金德”①《十国春秋·闽世家》称王审知长子王延翰“立宫殿，置百官，威仪文物皆拟天子制”，且“骄淫奢侈，跨城西西湖筑室十余里号曰水晶宫，每携后庭游宴从子城复道以出”；次子王延钧“酷信神仙之术，龙启元年春正月黄龙见真封宅，王更命其宅曰龙跃宫，又造东华宫，穷工极丽”；孙王继鹏：“通文二年夏四月作紫微宫以水晶饰之，……土木之盛倍于宝皇宫”。
闽王宫现已荡然无存，1980年福州市文管会在屏山一带基建工地采集的一批宫殿建筑材料，有筒瓦、板瓦、莲花纹、兽面纹瓦当，菊花纹铺地砖，兽首脊吻等构件，均系泥质灰陶烧成，质量坚致，装饰富丽，足见当年闽王宫的堂皇气派。
为巩固政权，王氏家族极力提倡佛教，故道光《福建通志》称“寺观之盛，几遍闽中，实自审知启之”。在闽都福州，王审知增建佛寺267座，其中著名的鼓山涌泉寺，遭会昌灭佛之难，沦为废墟。由审知重建，以神晏为主持，号国师，馆徒千百。唐天祐元年(904年)王审知为报答父母及兄长养育之恩，兴建报恩定光多宝塔，木构砖塔，八角七层，雕梁画栋，高66.7米，现称白塔，永隆三年(941)王延曦建造的崇妙保圣牢塔，八角七层，层层浮雕佛像花卉图案，高35米，现称乌塔，宋人以“城里三山千簇寺，夜间七塔万枝灯”形容闽都塔寺之盛②。
如此巨大规模的都市建设，砖瓦建筑材料的需求量是惊人的，远非一座陶灶所能够胜任的。因此，福州城郊的窑场必有多座，烧成的大宗陶瓷产品，不仅是建筑材料，而且还包括日用生活器皿和雕塑艺术品。
二、王氏家族的御用陶瓷
作为闽国统治阶层的王氏家族，其御用陶瓷一般是高档的产品，除本地出产外，还从国内其他地区乃至海外输入。这种状况可从考察王氏家族墓葬得到证实
1、王审知夫妇墓出土瓷器
1981年，考古工作者在对福州北郊莲花峰麓王审知夫妇陵墓的维修清理中，发现一批瓷器，有青瓷与白瓷③
青瓷器3件
莲瓣碗：直壁，深腹，圈足较高。内外施釉，釉色莹润，青中闪黄。圈足内露灰黄色胎，胎质细腻。腹壁外刻双层仰莲瓣，近口沿处饰二道凹弦纹。
唾盂：喇叭口，束颈，球形腹，圈足。内外施釉，釉色晶莹翠绿，釉面光洁。内底与圈足露灰白色胎，胎质细腻。
壶嘴：曲状、圆管，施青绿釉，釉色莹润，胎质细腻，呈灰色
这几件青瓷，无论胎釉、造型、装饰都与浙江越窑青瓷产品雷同，应当是吴越国(五代十国之一)钱氏政权命令越窑烧造、庶民不得使用的供奉“秘色”瓷器。唐五代越窑青瓷居全国青瓷之冠，秘色瓷又是其中最佳者，是唐五代宫庭的专用精品。后唐同光元年(923年)，徐寅奉闽王王审知之命，出使后唐朝贡，所作《贡余秘色茶盏》诗云：“捩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吾君。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赞咏了秘色瓷的美妙精致。闽与吴越毗邻，王审知执政时期两国关系比较融洽，贞明二年(916)，吴越牙内先锋都指挥使钱传珦(钱鏐的儿子)来闽聘妇，闽和吴越从此通好④。因此，这些青瓷可能是吴越王钱鏐给闽王的馈赠品，或是王审知向吴越定购的
莲瓣碗口大腹深，时称注碗；壶嘴细长，属注子器。注碗与注碗，合为一套盛酒和温酒的用具。使用时将注子置入碗中，注碗内盛热水可以温酒，筵席中随注随饮，可以保温。从五代南唐画家顾宏中《韩熙载夜宴图》中，可以看到这套酒器的使用情形。这种瓷质酒器仿金银器造型，始于唐末五代，至北宋盛行，多为景德镇青白瓷器。宋人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四“会仙酒楼”条记载：“大抵都人风俗奢侈，度量稍宽，凡酒店中不问何人，止两人对坐饮酒，亦须用注碗一副，盘盏两副，果菜碟各五片，水菜碗三五只，即银近百两矣”。
唾壶，又称唾器，卫生用具。三国、两晋时早期越窑已大量烧制，器型为大口、圆球腹、高圈足，其形似尊，以后逐渐演变为盘口、扁圆腹、平底或假圈足。唐、五代南北窑场均有烧造，口沿多呈漏斗形碗状。此器是五代越窑的典型器物
白瓷器4件
2件盒：1件缺盖，盒身子母口，直壁，下腹内折弧收，圈足底刻铭文“易”字。通体施釉，釉色洁白，口沿与圈足底露白胎，质量细腻。1件有盖，盖呈复盘状，直壁弧顶，釉色洁白晶莹，口沿露白胎，质量细腻。盒身釉色与前件相同。
2件碗：1件葵口外敞，斜壁内收，矮圈足，内外施釉，釉色白中泛黄。圈足底露乳白色胎，胎质细腻。1件器残仅存底部，釉色、大小与前件类似
这些白瓷的胎釉造型都与五代定窑的产品相同，其中“易”字刻铭更是定窑烧成的确证。定窑在河北曲阳县，属定州辖地。“易”字即‘曲阳”的省称，《汉书·地理志》：“交趾郡曲易县”唐顔师古注云：“易古阳字”。因而可知易字即阳字的古写法。传世定窑器中，除“易”款外，还有“易定”款，易字表示地名，定字作为器名，其意义实际上相等于曲阳、定州，但确切的名称应当是曲阳定碗、定器、定瓷一类。定器中，还见“官”、“新官”款，显然是一种官瓷，五代时，后梁、后唐、后晋、后周先后统治定州，定窑的上乘之作亦属宫廷定制的贡品⑤。
河北定瓷何以出现于闽地呢？这是因为王审知治闽期间，为了保障本土的安全，凭借中原王朝的声势，适时向北方称臣纳贡，保持良好的关系。《新五代史·闽世家》记载：“唐亡，梁太祖加拜审知中书令，封闽王，升福州为大都督府。是时，杨行密据有江淮，审知岁遣使泛海，自(山东半岛)登、莱朝贡于梁，使者入海，覆溺常十三四。”因此，这些定瓷很可能就是贡使带回的梁太祖给王审知的赏赐品
白瓷中，碗类属饮食器具，盒形体较大，用于盛贮果品之类的食物
王审知夫妇墓出土的瓷器，当系墓主生前使用的器皿，死后作为随葬品的。据《十国春秋·闽太祖世家》记载：闽王墓曾在明宣德四年被附近驻扎的30名屯军盗发。否则随葬瓷器有可能比现存的更多。
2、刘华墓出土陶瓷
刘华系南汉南平王刘隐次女，封燕国明惠夫人。后梁贞明三年(917)嫁与王审知次子、闽国第三主王延钧为妻。墓在福州市北郊莲花峰麓，西距王审知夫妇墓约一里。该墓于1965年发掘清理，出土陶俑、陶瓷器皿等随葬品⑥。
陶瓷生活器皿中，有青瓷和白瓷
青釉瓶，完整及可复原的6件：直口，沿稍外卷，长颈、椭圆腹、平底略内凹。内外上黄绿色釉，外底部露胎，呈灰红色(就其出土残片看，这类瓷瓶有十数件，分置前后墓室靠壁处)。
青釉碟1件：敞口、浅腹、青绿釉，碟内上釉，外露胎，胎灰青
白釉碗1件：敞口、厚沿，浅圈足，近平底，壁薄，内外上灰白釉，外足底露胎，胎色白。
这些瓷器，质量不如王审知墓出土的精美。青釉器是本地窑场烧制的产品。白釉碗的胎釉造型特征，类似于景德镇湖田窑五代产品的工艺作风⑦，可能是由江西输入的
放置在墓穴前室的3件孔雀蓝釉陶瓶，格外引入瞩目，为国内罕见之物，造型作敛口、广腹，小底，状如橄榄。橙红胎，质粗疏。通体上釉，釉厚晶莹，瓶内彩色青灰。一种肩颈部附三耳，外腹壁贴塑三组幡幢状纹饰，下腹部有一道粗绳状的贴塑纹。一种颈肩附四耳，腹壁环贴四道粗绳状的纹饰
这种陶瓶的胎釉、造型和装饰工艺，带有强烈的异国色彩，同类的器物在西亚伊朗、伊拉克等国发现较多，是古代波斯的产品，其制作年代大约在9世纪前后⑧。王审知执政时期，积极发展海外贸易，“招来海中蛮夷商贾”，“海上黄崎，波涛为阻，一夕风雨雷电震击，开以为港，闽人以为审知德政所致，号为甘棠港”⑨。这个位于福州沿海的甘棠港，开辟了远至东南亚等地的航线，“佛齐诸国，虽同临照，靡袭冠裳舟车罕通，琛赆罔献。亦逾沧海，来集鸿胪”，“帆樯荡漾以随波，篙楫崩腾而激水”，福州城呈现“填郊溢郭，击毂摩肩”的繁荣景象⑩。福州而外，泉州港的对外贸易也很兴旺，王延彬“权知泉州军州事”，前后“历二十六年，吏民安之，每发蛮舶无失坠者，时谓之招宝侍郎”(11)。在频繁的海上贸易活动中，从东南亚以至西亚等国输入了大宗商品，有的供应王氏家族使用，有的则作为向中原王朝的贡品。《旧五代史·梁书·太祖纪》记载：“福州贡玳瑁琉璃犀象器，并珍玩、香药、奇品、海味，色类良多，价累千万”。王审知墓出土的玻璃器，刘华墓出土的孔雀蓝釉陶瓶，显然也是海外输入商品的一部分
陶瓶置于墓室时，底部以石雕复莲器座固定。由于该墓被盗，陶瓶位置已经移动，瓶内所贮灯油亦已散失。瓶油的作用是供应点燃灯的，墓内点灯，在古代葬俗中，称为长明灯，长生灯。宋代《秘葬经·辨掩闭骨殖篇》称：“凡墓堂内安长生灯者，主子孙聪明安定，主子孙不患也。墓内安金石者，子孙无风疾之患”(12)。
三、出土陶瓷的雕塑艺术
刘华墓出土随葬品中，有43件陶俑及陶镇墓神煞俑，最大者高达103厘米。按身份及功用划分，包括王宫人物、宗教人物、神煞俑三类。
1、人物俑反映的衣冠制度
女高髻拱手俑：头梳扇形高髻，两鬓微露鬓发，发后半周有密集小孔数十个，似插饰物之用。身穿交领广袖衣，抹胸微露，披帛垂臂，衣下开衩露内衣曳地，足着如意云头鞋。唐五代妇女盛行高髻，式样繁多，此类俑的扇形高髻极有特色，未见于其他地域，为闽地仅有。其衣饰较符合唐代“裙襦大袖”制，属贵族命妇礼服。人物身份当为闽国王宫嫔妃
女双髻执物俑：头发分作两半，侧结相对小髻。身穿团领宽袖长袍，两下开衩露内衣角，腰束带。足着尖头鞋。女戴风帽执物俑：衣着同双髻俑。从形象看，较前双髻俑年长，皆属侍仆人物。女子穿袍，唐始有载，如《新唐书·李石传》：“吾闻禁中有金乌锦袍二，昔玄宗幸温泉与杨贵妃衣之。”从这二俑看，袍至五代亦是女子时服。
男文吏俑：戴幞头，帽分两层，前低后高，两层正中打一长方结，帽后沿有两洞似为插展足用。身着团领广袖长袍，露内衣袖，腰束带。足蹬圆头或尖头鞋。幞头亦名折上巾，唐宋时贵贱通用。
男侍仆俑：戴幞头弯身。身穿团领窄袖长袍，袍前下向上卷起折于腰带上，露内衣及裤。足蹬圆头鞋
戴王字冠执物俑：帽子作圆筒形，前面及左右贴塑方块帽饰。身穿交领广袖长袍，露内衣袖，腰带垂于足下，尾作剑锋形。足蹬云纹鞋。此俑冠刻“王”字，类似本省宋墓中头部常捏生肖形象。金元时代成书的《大汉原陵秘葬经》中记夭子陵墓有凶神王人，疑与此俑有关，或是神仙道场人物形象。
戴风帽扶杖老人俑：帽尖顶，帽沿罩至肩颈部，仅露面孔。身穿宽袖有襴袍，足着尖头鞋。此俑似为地理堪舆术中的蒿里老人形象。所谓蒿里者，乃指人死后灵魂聚敛之所。南唐李升陵中也曾出土此类仙人俑(13)风帽源于隋唐时代的北方地区，多见于妇女穿戴。本俑风帽仅露脸部，亦称戴面帽或面衣。
僧人俑：戴顶包式僧帽，身穿团领宽袖长袍，足蹬圆头鞋，当属佛教道场人物。道士俑：戴尖顶帽执物，戴筒形帽抱券、束发小冠执物，皆身穿交领广袖有襕袍，足蹬云纹鞋，皆属道教法场人物。
《新五代史·闽世家》载：闽国统治者笃信佛教，又好道家之说。刘华墓志铭亦记：刘华“留心佛典，常观仙书”。因此，僧、道人物从事法事道场，其作用在于追荐和超度死者的亡灵，祈求墓主的冥福。
从王宫人物与神道人物的衣冠制度看，一方面继承了中原地区唐代的风格，一方面又具有浓厚的福建地方色彩，如嫔妃的扇形高髻、神道俑的尖角帽、王字冠，皆为其他地区所不见或罕见，是五代时期服饰制度的典型实物资料，可补古代服饰史乘记载之不足。
2、神煞俑反映的埋葬习俗
四灵神俑
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统称四灵或四神。青龙为弯身长足站立形状，白虎为卧式本相，朱雀似孔雀开屏状，玄武为龟蛇相交形态。《三辅黄图》：“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灵，以正四方。”《礼记·曲礼》：“前朱雀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古代以四灵代表四方星位。金元时代成书的《大汉原陵秘葬经》(以下简称《秘葬经》)(14)中，四灵被称作‘四廉路神”，置于大夫以下至庶人坟墓棺室的四角。
墓龙俑
双人首共一龙身(蛇身)。史传记载，伏羲、女娲形貌均是“人面蛇身”或“龙身人首”。在汉代的石刻画像与画像砖中，常有人首蛇身的女娲和伏羲。这些画像里的伏羲和女娲，腰身以上通作人形，穿袍子、戴冠帽，腰身以下则是蛇躯或龙躯，两条尾巴紧紧地亲密地缠绕着，两人的脸面或正向或背向，这种形象，代表原始人类是由这一对半人半兽的天神滋生繁衍下来的。正因为他们是始祖神，所以又成了保护神。古人祠墓多刻绘伏羲、女娲画像者，就是取其保护死者，使他安享地下快乐的意思(15)。后来演化为墓龙俑，《秘葬经》载公侯卿相墓皆置
仪鱼俑
人首鱼身。《山海经·海内南经》：“氏人国，在建木西，其为人人面而鱼身，无足。”《大荒西经》：有互人之国。炎帝之孙，名曰灵恝，灵恝生互人，是能上下于天。郭璞注：“人面鱼身”(16)。后演化为坟墓的保护神，《秘葬经》载天子至庶人墓皆置。
十二时神俑
头像为兔、猴鼠，身穿广袖方领外衣，腰系长带垂于身前，两手叠放胸前作执物状，足着云纹鞋。古人以所生年的十二属相依次与十二地支搭配，组成子鼠、丑牛、寅虎、卯兔等一系列年份。这种以动物纪年的方法最晚应形成于汉代，王充《论衡·物势篇》载：“午马也，子鼠也，酉鸡也，卯兔也。”《四讳篇》亦载：“子之禽鼠，卯之兽兔。”古人对神化的生肖赋于一定的造型，当作随葬品与死者一起掩没，表明即使进入阴曹地府，也要生肖相随，象征岁月轮回吉祥如意。《秘葬经》称作“十二元辰”，天子至庶人墓皆有
力士俑
头上长角，怒目圆睁，高鼻隆起，身部衣饰同十二时辰俑。面部形态与1957年河南巩县唐墓刻铭“力士”的瓷俑相似，其职能是墓主武卫(17)。《秘葬经》称作当圹、当野将军，天子至庶人墓皆置，是一种镇墓神。置于埏道口
古代墓葬随葬品，基本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死者生前的实用器物，如日用生活陶瓷器皿等；一种是专门为死者制作的具有象征意义的压胜之物，如陶瓷俑等，称为明器，又称冥器或盟器。《礼记·檀弓》云：“其曰明器，神明之也。涂车灵，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
唐宋时期，由于地理堪舆术的风行以及佛教、道教的发展，埋葬制度逐渐趋于规范化，反映这种埋葬制度的，除了正史礼乐志记载的封建国家制定的丧葬等级仪礼以外，朝野共同约定俗成一套体系，其代表作是金元时代成书的《大汉原陵秘葬经》(18)。
《秘葬经》所载的明器制度，约在唐代中期以后从中原开始传入福建，当时明器的制作还在较粗糙简陋，也不够完善，五代闽国时期，这种制度又进一步得到发展，刘华墓出土的神煞明器，有蒿里老翁、凶神王人、十二时神、四灵神、墓龙、仪鱼、力士等，配置相当完善，而且制作精工。表明闽国统治者不仅生前豪华奢侈，而且死后也要追求富贵平安，佛教、道教和民间信仰的宗教迷信色彩可谓浓烟弥漫。宗教不仅非常廉价地给了这些剥削者以进入天堂的门票，还让他们妄求一个锦衣玉食的长生。作为明器神煞的陶俑，多么形象地展现了地主阶级利用宗教进行政治统治的深沉观念和根深蒂固的社会基础
3、泥塑工艺风格
刘华墓出土的陶俑，采用泥土制作，陶土经过淘洗炼塑，掺入少量细砂，烧成后呈青灰或橙红色。俑的制法是头、身及细部分别捏塑制成粗坯，安装接合在一起，再经修理细雕入窑烘烧。大、中型俑都是空心的，头顶及背部挖一个圆孔，小型俑全为实心，有的也在背部挖若干圆形小洞，为烧成时防止因窑温变化产生的热涨冷缩的爆裂现象，窑内的火候控制是相当有节奏的，很成功的，基本上没有变形
所有陶俑烘烧后都经过彩绘，大部分已经脱落。一般面部抹白粉，底加黑彩或贴金，边缘加绿彩，发髻涂黑。装饰作风比较朴实，不作大红大绿涂染
工艺最为出色的是造型，根据人物的身份地位特别表现不同的形态神情。雕塑手法完全继承了中原地区盛唐以来的写实作风，人物面部圆满丰腴，肌肉肥胖，五官端正，体态比例准确严谨。发式衣冠线条流畅。有的衣褶稠叠贴体，似曹衣出水的风致；有的袖带疏朗飘举，略含吴带当风的韵味。脸部的眼神表情，举手投足，皆以线条的刻划栩栩如生。嫔妃俑的雍容尊贵，道士俑的虔诚肃立，文吏俑的端庄持重，奴仆俑的谦卑诙谐，无不淋漓尽致。灵异类的神煞俑，则采用夸张手法捏制成型，富于浪漫的想象，在重要部位如头部眼睛等加以渲染，突出仙怪荒诞色彩。
陶俑的身部，有的刻划“福”、“黎”等字，可能是陶工的姓名；有的刻“四”、“六”等数字，可能是排列的序数。
可以肯定，这些陶俑是跟随王审知迁徙入闽的中州匠师设计，经过陶工精心制作而成的。其作坊可能是闽国的御器厂或当地某座民间窑场。
我国古代的陶塑艺术，自秦代制作气势恢宏的兵马俑以后，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时期，至唐代臻于高峰，饱满浑厚，线条圆润、斑驳灿烂的三彩器，展示了繁荣盛世的气象。晚唐五代以后陶塑艺术则走向衰落。刘华墓的陶俑承上启下，一方面犹承袭了盛唐写实技术的余风遗韵，一方面又在传统模式中逐渐失去了那种生机蓬勃的强烈动感，基本以静态的面貌呈现，被秘、道、佛宗教气氛所笼罩，完全走进了统治者为自己建造的地下殿堂，致使陶塑艺术跌落衰退的深渊。
注：①〔宋〕梁克家《三山志》卷七“府治”。
②〔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28“福建路·福州诗”
③福建省博物馆等《唐末五代闽王王审知夫妇墓清理简报》，《文物》1991年第5期。
④〔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69。
⑤陆明华《邢密“盈”字及定窑“易定”考》，《上海博物馆集刊》第四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⑥福建省博物馆《五代闽国刘华墓发掘报告》，《文物》1975年第1期。
⑦刘新园《景德镇湖田窑各期典型碗类的造型特征及其成因考》，《文物》1980年第11期。
⑧陈存洗《福州刘华墓出土的孔雀蓝釉瓶的来源问题》，《福建文博》1984年第1期。
⑨《新五代史》卷六十八“闽世家”第八。
⑩福州庆城寺闽王庙存唐末《恩赐琅琊郡王德政碑》
(11)《十国春秋》卷九十四“王延彬传。
(12)(14)《永乐大典》第九十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
(13)南京博物院《南唐二陵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57年。
(15)袁珂《中国古代神话》41.42页，中华书局1960年。
(16)袁珂《山海经校注》28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17)《简明中国文物辞典》319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
(18)徐萍芳《唐宋墓葬中的“明器神煞”和“墓仪”制度》，《考古》196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