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比较好吃的饭店:汉朝与罗马：在可比与不可比之间相互辉映

本文摘自《秦汉与罗马》，作者：徐波，出版社：黄山书社


罗马是一个伟大的文明，汉代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各放各的光芒，各自照亮了一大片地区，正是“相互辉映”。本来罗马文明和汉文明是两回事，但是放在一起就必然会产生一个比较。其实，当初我们策展的时候倒没有敢于太强调这一方面。因为两个文明的比较是很难的。但比较也是题中应有之意，很难避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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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可比与不可比


可是在作比较之前，有些情况应当说清楚。比如有一篇介绍本次展览的文章，题目叫《丝绸之路的两端》，就是说有一条丝路，这一端是罗马，另一端是中国的汉。丝绸之路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来的，在中国古文献里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个名称。由于它并不是过路的客商在实践中叫出来的地名，所以加给这条道路的某些说法与史实不尽符合。比如一般认为其开通的时间始于张骞赴西域。但张骞的两次出使，先是为了联合月氏，后是为了联合乌孙，目的都是在军事上夹击或钳制匈奴，即所谓“断匈奴右臂”，与开拓商路无关。匈奴有能“控弦”的士兵四十万，比后来蒙古或后金的兵力都多。那时的匈奴对汉朝来说是一个非常现实、非常巨大的危险。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的目的是政治性的和军事性的。在整个汉代，无论政府或民间均未曾组织过外销丝绸的商队。


甚至直到魏晋南北朝，丝绸之路在地图上仍是一条虚线。唐初贞观年间，玄奘要到印度去，走出河西走廊以后，说这里“上无飞鸟，下无走兽，草木不生，人烟绝迹”，玄奘说自己五天四夜滴水未进，“嗟乎，若不为众生求无上正法者，宁有禀父母遗体而游此哉”！所以丝绸之路在当时只有一个大概的朝向，然后是探险式的九死一生地穿越，并没有一条现成的路。


虽然，中国的丝绸很早就在境外发现过，那是通过很多中间环节，一站一站逐渐传过去的。这时候罗马和汉不是一条畅通的丝绸之路的两端，并不是京沪铁路，这边是北京西站，那边到上海下车。所以，**罗马这两个文明很多地方是难作比较的，有的是不能比较，有的是不好比较。


首先，不能比较的是社会制度。


罗马从事生产劳动的主要是奴隶。罗马是奴隶占有制国家，罗马公民后来基本上不参加劳动。中国的情况不一样。解放后，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分期问题讨论了很多年，最后大多数人都认为汉代不是奴隶社会。特别是前些年，在湖北江陵张家山出土了一批汉简，其中有《二年律令》，就是吕后二年时政府颁布的一些法律。它表明当时国家向全体登记在籍的民户授田宅。按二十等爵的顺序，由低到高，数量依次递增。爵位高的人得的田宅多，这里不去说它。值得注意的是，在法律条文中明确规定，无爵的“公卒”、“士伍”、“庶人”，也可以获得1顷田（100亩）和1宅（约合9亩，用作宅基地）。纵然在执行的过程中会产生各种例外，庶人应得的田宅不见得如数兑现。但从总体上说来，“五口之家，百亩之田”的小农模式，已然在全国建立起来。除了灾年之外，广大庶民的生计都有可能达到当时被认可的温饱线。后来由于人口的增加，加以土地被兼并，底层农民有的走向破产。但是江陵凤凰山10号墓出土了一套简，其内容用现在的话讲就是政府发放救济粮的单子。单子里记了25户人家，平均每家约25亩地，他们都是当时的贫苦农民。也就是说，到了东汉中期一个贫苦的农户还能保持差不多25亩地。所以汉代从事农业生产的主要是小农，而罗马主要是奴隶。双方在这方面不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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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有些方面也无法比较，比方说宗教。我们知道汉代人宗教观念比较淡，虽然有各种信仰，但是没有形成一个全国人民共同崇拜的大神。中国人一直到后来也是宗教观念比较淡。出大殡时道士、和尚、尼姑都来，是一个大杂烩。


大家知道，宗教信仰无法用科学方法证明。在那个国家是大神，到这个国家人家不认你了。所以宗教信仰这个问题不好比较，因为它牵扯很多问题。汉代最高的天神叫太一，太一现在念起来都有点口生了。在汉代400年中，太一像就发现过有数的几次。可见汉代最高的天神在现实生活中也常常被敬而远之，与罗马无法比较。


另外，有的民族有它独特的历史传统，从而在文化艺术方面会出现一些特殊的成就。它是很长的历史积累，是整个内因外因各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不是在这个环境、在这个情况里，不容易结出这样的果实。比如这次展览中有罗马雕像，大家能看到真是非常不容易的，它们在意大利也是重要文物。西方注重人体美，最早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有些参加者是光着身子跑的。中国当时讲究礼制，认为光着身子登不了大雅之堂。所以中国古代没有出现以写实手法表现人体美的雕塑家。在汉代，我们不知道谁是雕塑家。在希腊罗马就有，比方说菲迪亚斯、米隆等，很多大名鼎鼎的艺术家在那儿。汉代没有雕塑家这么一个职业，指着雕塑艺术来吃饭是不行的。秦始皇兵马俑的制作者当中甚至还有刑徒，不是专业的艺术家做的。所以，不同的民族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一些特殊成就有时候不太好比较
当然，就生产生活的具体领域而言是可以比较的。但我们首先应当把它们的背景弄清楚。比如我们这次展览里有罗马的铜阀门及铅水管，还有汉代的六边形陶管，《丝绸之路的两端》说这都是城市供水的公共设施，不是的。六边形陶管是下水道，走脏水的；罗马那个阀门是供清水的，因为罗马很讲究从山上引下水来，等于是自来水一样。罗马的引水管经过大洼地时，曾修建由几层拱券承托起的巨型渡槽，其中有的一直留到现在，是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但是，我们不能把下水道和人家上水的阀门相比。而且比较完了之后还引用观众的观感说：为什么我们中国出现这样的东西这么晚？人家的多好，我们六边形的陶管多不像样子。作这样的比较就有点不考虑事情的背景了。


罗马的城市重视供水，水的分配有一套制度，什么样的贵族可以用多少水，身分再低的用多少水，挺麻烦的。而且西方学者还有一种说法，认为罗马后来衰落的原因之一是铅中毒，就是因为铅管里的水铅超标了，以至于使罗马人的智商降低了。但也有人说，水管使了这么多年，罗马早期昌盛的时候不也是喝铅管引来的水吗？当然也有一定道理。可是前一种说法如果有一点可以成立的话，那就不如干脆喝汉代的井水了。所以，进行比较要慎重，性质不同的事物拿来作比较是不太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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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产、生活情况试比较


下面我很冒昧地把汉代和罗马的一些生产、生活方面的情况试作比较。


首先说农业。


农事的第一道工作是耕地。耕地用犁。早期的犁上仅仅装有犁铧，只能破土开沟，不能把耕起的土垡翻转过去。而后一项功能是很重要的。因为土垡翻转以后，接触到阳光空气，生土会变成熟土。同时杂草随之埋进土中，还能起到压绿肥的作用。


土垡的翻转是由犁铧和犁壁之连续的弯曲面完成的，其中关键的部件是犁壁。汉代已经发明了犁壁，在陕西西安、咸阳以及山东安丘、河南中牟等地均曾出土，有向一侧翻土的鞍形壁和向两侧翻土的菱形壁。罗马的犁没有犁壁这个部件。后来欧洲农民在犁上安装了木质的“泥土翻版”，其作用接近犁壁，但不如汉代之铁犁壁光滑适用。而且“泥土翻版”的出现不早于11世纪，已远在罗马之后了。


除了翻土，我们看粮食去壳（去糠）。罗马人是拿着一个篮子，站到山坡上顺着风向来回抖把糠吹出去。而中国在汉代就有了效率很高的扇车。这个东西罗马根本没有，不好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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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粮食作物是粟（小米）、水稻，罗马不是，所以也不能作比较。不过汉代有小麦，罗马也有小麦，小麦磨出来的面做成面食。汉代的面食叫饼，什么都叫饼，连撕面片也叫汤饼，蒸馒头叫蒸饼。罗马人是面包。可是中国在汉代的时候就有发面，当时叫起酵饼。罗马人吃面包，现在的面包挺好吃，可是那时候的面包是不发酵的，是死面的。《圣经》里经常提到不发酵的“无酵饼”。欧洲到16世纪以后才有发面的面包，但也不是生物发酵，是利用小苏打，发起来以后产生气泡，所以整个面包中间就有眼儿了。用小苏打发面包以前，欧洲一直是烤死面的面包。烤出来以后，如果放了几天再吃，可就考验你的牙口了。15世纪，奥斯曼帝国攻打亚美尼亚的时候，有位妇女拿个面包一下子就把一名奥斯曼将军的脑袋开了瓢。大概，死面面包就像砖头一样坚硬。


中国古代发酵的工艺很先进，所以酿酒的技术很高明。我们知道世界上造酒历经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自然发酵的果酒。以浆果作原料，其中的糖分经过酵母菌的分解，就能生成酒精。后来用粮食作原料，须先经过酒曲的糖化作用，使粮食中的淀粉分解成简单的糖，再经过酵母作用产生酒精。第三阶段是通过蒸馏的方法，使酒醅中的低浓度酒浓缩成酒精度高的白酒。最后这个阶段汉代和罗马都没有达到。罗马人喝的葡萄酒接近自然发酵的果酒，而汉代人喝的却多半是酿造技术更高的粮食酒了。


除了农业之外，我们讲讲手工工具。


这次展览中有一些基本的生产工具，不论罗马的也好，汉代的也好，非常相像，说明人类有很多共同的想法。但是，有些司空见惯的工具中国没有罗马有。比如架锯，公元前1世纪在罗马就很普遍了，中国却没有。三国时陆玑写了一部《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讲《诗经》里的植物、动物。这部书里凡是说到树木的时候，必然强调木材的纹理直不直。因为当时中国没有架锯，开解大木，是沿直线一个一个打楔子，最后撑裂。北京丰台那边有一个大葆台汉墓，其中有木头垒的墙，即所谓“黄肠题凑”。那些木方子都是劈开的，所以与纹理直不直很有关系。架锯的图像在我国最早见于《清明上河图》。图中十字路口有一个修车的车摊，地下放着一把架锯，那是在中国资料中看到的最早的架锯。中国此前有刀锯，都比较小，是无法开解大木的。同时我们也没有刨子，什么时候有的？到了明朝才有。虽然我国的刨子和罗马的刨子颇有相近之处，但罗马刨子上的手柄是一前一后顺装的，中国刨子的手柄则横装于两侧。而且中国刨子是自固有的平木工具“枪”发展出来的，并非从西方引进。如果当时真像有些人说的，有一条丝绸之路，那么，罗马的架锯和刨子应该同时传到中国来。不但当时没传来，而且这两样这么重要、这么好用、木工简直离不开的东西出现在中国的时间却前后差了近5个世纪，一个是南北宋之交，一个是到了明朝。所以很难说当时中国和罗马曾发生过直接联系。


考古发掘的成果告诉我们，已知的汇聚双方文物的遗址都和中国边境有一段距离。如越南湄公河三角洲南端金欧角上的沃澳，是古代扶南国的一处海港，这里的出土物中有汉代铜镜和罗马金币。又如在阿富汗北部的席巴尔甘，发现了几座大月氏贵族墓，出土物中也有汉代铜镜和罗马金币。而在罗马本土或汉地却没有这样的例子
说过了武的就要说文的。


中国人写字用墨。商代遗物中之墨书的字迹，经检验已知用的是以碳黑为主要成分的墨，与《说文》称制墨用“烟煤”（指烟炱，烟子）相合。碳是4价的，化学性质稳定，故墨色历久不变，优于罗马以鞣酸（主要用的是橡树瘿屑泡的水）和铁盐相作用生成的含单宁酸铁的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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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书写材料方面，我国上古时代多用竹木简牍，竹木可就地取材，供应充足，缺点是太笨重。汉代发明了造纸术。纸是最理想的书写材料，它轻而柔韧、便于保存且价格低廉。这三项优点是人类历史上采用过的其他书写材料（如莎草纸、泥板、贝叶、羊皮纸、缣帛、桦皮等）所不能同时兼备的。没有纸，则书籍的大量出版，教育的广泛普及，文化的迅速发展，都将成为极困难的事。在罗马时代，抄写一部像《圣经》那样篇幅的书，就要用去300只羊的皮。当时书籍之难得，可以想见。纸是汉代的伟大发明，全世界普受其惠。


中国还有一些独特的长项，比如漆器、瓷器等。漆器出现得很早，但真正的瓷器是在汉代烧成的。其实罗马的陶器也很精美，窑业再改进几步就能烧出瓷器来了，可是无论罗马或欧洲在长时期内都没有迈过这道坎。烧陶器用陶土，瓷器则用瓷土；欧洲地下也有的是瓷土，当时却未能利用。


罗马有玻璃器皿，虽然不是它发明的，是模仿埃及制的，但做得也很漂亮。洛阳出土了一个罗马的搅花玻璃瓶，原来是盛香水的。通过它也反映出东西方的区别，他们用来盛香水，到我们这儿成了摆设。因为汉代是用熏炉燃香，不用香水。


最后说一下杂技。


汉代相当推崇罗马的杂技艺术。西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安息王密司立对提二世遣使来“观汉广大”，并“献犁靬幻人二”。可是他们的身高仅“四尺五寸”，合1。035米，应是两名侏儒，似不能充分代表罗马杂技的水平。东汉安帝永宁元年（公元102年），“掸国（在今缅甸）王雍由调复遣使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这段记载中特别强调罗马演员跳丸即抛球的技巧。但抛接1000个球非人力所能致，此“千”字应为“十”字之讹。杂技家傅腾龙先生说，抛两三个球还不难，五个以上要想再增加一个，非磨上几年功夫不可。目前能抛九个的人世界上也不多。但山东地区出土汉画像石所见杂技表演的场面中，有跳八丸的，也有跳九丸的，还有“跳丸飞剑”，即同时抛接圆球和短剑的。山东诸城前凉台画像石中的表演者跳四丸、飞三剑。山东安丘王封村画像石中见到跳八丸、飞三剑的。安丘董家庄画像石中，更有一位表演者跳十一丸、飞三剑。弹丸与利刃同掷，抛接的要领不同，颇难兼顾。何况总数达14件之多，起落纷繁，节奏急促，难度极大。罗马演员跳丸的图像，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在《条支和大秦和西海》一文中介绍过一例，表演者只抛接了7个圆球。虽然罗马方面的图像资料容有未检出者，但总的看来双方的演技居伯仲之间，应当是较客观的估计。


所以，我们说“交相辉映”，你放你的光，我放我的光，有些东西不好比。不过如果归拢起来看，中国汉代在生产、生活方面，有些项目不仅是领先罗马，而且领先世界；不仅在当时领先，而且在以后的上百年，甚至上千年领先。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说，汉代文明中的许多方面是中吃不中看，它非常实用，低成本、很省钱，不那么花哨，但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当然，罗马也有不少领先的项目。但领先的时间越长，越表明互相不了解。如果当时真有一条称得上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大动脉“丝绸之路”，信息何至于如此滞后，反应何至于如此迟缓。这些可以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的技术，无疑为双方的民众所亟需，可是彼此竟全然不知。所以**罗马在文化领域中基本上是各说各话；各自独立发展起来的东西多，交流借鉴的成分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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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罗马之性质不同的东西相比较，会不太恰当。比方说汉陵出的一些裸体俑，和希腊罗马的人像实在不好比，阳陵的所谓裸体俑，当时是穿真衣服的，不是让你看裸体，和希腊罗马着重表现人体美的雕塑完全是两回事。就像拿下水道跟水龙头比，非常不恰当一样。


所以，在比较时：


第一，要弄清背景；


第二，有些地方不好比，不能比；


第三，不要光看表面，还要琢磨背后的内涵。


另外，我们也要知道，文物陈列所用的展览语言，有一定局限性。现在这个展览用了好几年工夫才把这些东西找来，费了千辛万苦。用文物摆展览还有个文物组合的问题，得体现出文物间的互相关联，才能把问题说清楚，单打一很难说清楚。两个这么大的文明，背后这么多的东西，而且调文物受到各种局限，很难整组整组地摆出来。能做到今天这个规模已经是非常难能可贵，极不容易了！
再说船。


前些年大家都唱“大海航行靠舵手”，舵对于船来讲非常重要。舵发明于中国汉代。1955年在广州东郊先烈路东汉墓中出土的陶船，有舱室三间，舵固定在艉部正中。虽然它只能沿舵杆的轴线转动，仍然残留着由梢演变来的迹象，但已经可以被确认为早期的舵。广东德庆汉墓出土的陶船在舵楼后壁开舵孔，孔的两侧有托架。虽然其舵与舵架上的支撑件出土时均已不存，但从结构看，此船上装的已可能是垂直舵。罗马的船上没有舵，是用两支舵桨控制航向。后来欧洲人将舵桨置于艉部右舷处。直到公元1200年前后，尼德兰地区的船工才制造出艉舵。汉代发明的舵，领先世界达一千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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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说纺织。


纺织也有不好比的地方，比如说丝，虽然罗马人也穿，但丝极其高贵，与黄金等价。而且那也不是中国直接运去的，中间倒过多少道手。老普林尼说，中国人非常平和，非常礼貌谦虚。而且中国人只等人家来买东西，从来不往外卖东西。所以，汉代不是主动地上丝绸之路去贩丝绸，跟其他国家的情况不一样。


但是麻可以比较。汉代的纤维作物主要是大麻和苎麻，罗马是亚麻。直到18世纪以前，亚麻在欧洲纺织原料中的地位仍然非常重要，我国则到了清代才有亚麻。这几种麻都要先沤再剥。麻纤维剥下后，则要撚成线。不论东方、西方，起初都是用纺锤来完成这道工序。纺锤由纺轮和拈杆构成。陶纺轮在全世界的古代遗址中都是常见之物。不过用纺锤绩麻效率不高，纱线的拈度也不够均匀。进而，汉代人制出单锭纺车。本来，丝是自然界的超长纤维，长度可达1000米，只要并丝，就成为丝线。但丝线上机织造前，须先整经络纬，络纬的用具为车。汉代人根据纺麻线的要求对车加以改造，制成了纺车，产量和线的质量都大为提高。甘肃武威磨嘴子22号东汉前期墓中曾出土木纺锭，则纺车的发明当不晚于西汉末。罗马不仅没有车，也没有纺车。那里将羊毛或植物纤维撚线，要先在腿上搓成粗纱。为了防止将腿搓伤，发明了一种扣在腿上的、有点像筒瓦那样的陶器，名纱轴。它的内膛与自大腿到膝盖处的曲线相适合；表面则有鱼鳞纹，以便搓粗纱。搓好了之后再用纺锤加拈，以便取得更紧密的细线。罗马人没有单锭纺车。它在欧洲的出现不早于公元13世纪。


丝也好，麻也好，纺成线以后，都要织成布帛。汉代通常使用的是斜织机。它有平置的机台和斜置的机架，二者成50-60°角。织者可以坐着，又可以看到面经和底经开口后，经面的张力是否均匀，有无断头。提综的动作最初是用手提，后来发明了用脚踏蹑（踏板）以杠杆原理带动传动件俯仰而提综。这样可以腾出一只手来打筘，或两手轮流投梭，使速度大为提高。这是织机发展史上一个突破性的创造；欧洲要到公元6世纪才出现这种装置，到公元13世纪才广泛应用。要织出带有复杂花纹的织物，汉代用的是提花机，除了用脚踏蹑控制地经外，另设一名提花工坐在花楼上用手操纵提花综束与织工合作。在汉朝王逸《织妇赋》中对提花机有很形象的描写。而罗马只有竖立的织机，和现代有些地区编地毯用的设备差不多，织工是站着操作的。在这种织机上一般只能织出平纹织物。如要加花，须另用手工编结。


三、武器与文具


下面说说与战争相关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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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没有开过战，因为相距太远，没有直接接触，打不起来。在武器方面，汉之钢铁刃器的品质、鱼鳞甲的坚固与灵活、蹶张弩乃至床弩的强大威力，都是一些明显的优势项。但罗马军团也是常胜之师，也必然有其过人之处。同时，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很多，光讲唯武器论不行。不过战争又确实是以成败论英雄的。所以在两支同样声名显赫，似乎势均力敌，却没有交过手的军队之间，很难作出比较。


可是有人却总想把**罗马拖到互相关联的战争漩涡之中。英国有位学者叫德效骞（H。H。Dubs），他认为位于今甘肃永昌之汉代的骊靬城，曾安置过公元前36年汉将陈汤在郅支（今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所俘“降虏千余人”。并以《汉书·陈汤传》载有步兵用“鱼鳞阵”操练为由，认为这些人是罗马军人。亦即公元前53年罗马执政官克拉苏与安息作战，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卡里大溃败时，下落不明的6000人中的一部分。为什么安置在骊靬城呢？因为颜师古说过：“犛靬即大秦也，张掖（郡）骊靬县盖取此国为名耳。”颜师古虽然是唐代的大学问家，但这一说法却属于误解。据近年在居延和敦煌出土汉简的记事表明，骊靬得名于骊靬苑。汉代在西北地区设苑养马，多至“三十六所”，养马“三十万头”。骊靬在《说文》中作“丽靬”，表明骊、丽二字在这里可相通假。靬是“干革”，偶物为“丽”。我国古代常用“丽皮”（两张鹿皮）作为聘礼。“丽靬”与“丽皮”意近，都是畜产品，而且都是好字眼，正适合用作苑名。还应当注意的是，骊靬在汉简中亦作“骊干”。《说文·革部》：靬“从革，干声。”无疑应读干。《汉书·张骞传》中提到“犛靬”，颜师古注说：“靬读与轩同。”认为它和《史记·大宛列传》中的“黎轩”相同。但黎轩本是Alexandria的对音，而公元前4世纪时建立的亚历山大城不止一处，其故地颇难确指。不过无论如何骊靬的“靬”字读gan，与读xuan的“轩”字实互不相涉。这么说有点太专业，让我们举一个更直接了当的证据。汉简中的记载还证明，骊靬县早在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以前已经设立，那时卡里之战与郅支之战均未发生，哪能预知此事，而为尚未出现的外国俘虏兵抢先安排一个以外文对音命名的住址呢？但有人瞎说就有人上当。现在永昌县就有老百姓化妆成罗马军人作表演，成为当地的旅游项目。这些人并自称是罗马俘虏兵的后裔，真令人啼笑皆非。
下面看一下冶铁。


现代国家要发展工业，冶铁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人类冶铁都是从块炼铁开始。将铁矿石和木炭一同放在炉子里加热，可以通过化学上的还原作用生出金属铁。但铁矿石在熔化后的还原过程中，变成疏松的全是气孔的海绵状物，还原出来的小铁珠凝固并隐藏在渣块中。它叫块炼铁，也叫海绵铁，含碳量很低，相当软。之后，在反复加热锻打中挤出渣子，并由于同炭火接触，渗碳增硬而成为块炼钢。我国在西周末已有这样的铁和钢。而且，中国在商周时已有炼铜的竖炉。沿袭了这一传统，到春秋早期就用竖炉炼出了铸铁。山西曲村-天马遗址出土了春秋早期和中期的条状铸铁，长沙窑岭出土了春秋晚期的铸铁鼎。可是罗马人一直未能走出锻打海绵铁的模式。那里的冶铁之神的造像手里永远拿着象征锻铁的火钳和锤子。公元初年罗马的炼铁炉有时因为过热炼出了铸铁即生铁，然而由于生铁一锻即碎，所以都被当成废料抛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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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国古代不仅炼出铸铁，还发展出一套以铸铁为基体的热处理技术。铸铁性脆，韧性比较差。可是如果将铸造件长时间加热，使铁中的化合碳发生变化，就可以改变其质地。汉代用这种方法生产出可锻铸铁和球墨铸铁，性质已接近铸钢。更不要说汉代的炒钢和铸铁脱碳钢的工艺是何等巧妙而合理了。汉代冶炼钢铁的技术在世界上遥遥领先。在西方，铸铁的应用要晚到公元14世纪，可锻铸铁要到公元18世纪，而现代球铁是英国学者莫罗于二战后的1947年首先公布的。所以罗马与汉在这方面简直无从比较。罗马人也认识到这一点。公元1世纪时罗马学者老普林尼就说：“虽然铁的种类很多，但没有一种能和中国来的钢相媲美。”


前些年在电视上播出的《汉武大帝》，导演称这是新古典主义，直接取材于正史。片中匈奴兵和汉兵打仗，匈奴兵用刀一挑，汉兵的刀剑都断了。没办法，派张骞去西域找大月氏女王，说我们汉朝的刀根本不成。于是大月氏女王给了张骞一点黑不溜秋的面面儿，大概代表炼钢用的添加料。其实古代的钢都是碳素钢，无须添加料。合金钢要到近代才出现，而且所添加的如钨、钼、钒、钛等难熔金属，古代根本不曾利用。碳素钢中除去铁元素以外主要含的是碳，难道张骞不远万里跑去就是为了要点在汉地唾手可得的木炭末吗？这样硬把我国古代的优势项贬成劣势项，也太离谱了。


再来说说罗马的钱和中国的钱。罗马的金、银、铜钱都是用钢模打压出来的，虽然上面的人像相当美观，但一个一个地打，很费工，同时也限制了它的供应量。汉代的钱是用叠铸法铸出来的。据西安郭家村铸钱遗址出土物得知，用叠铸法一组陶范一次可铸出铜钱184枚。所以汉代的钱币供应充足。自武帝以迄桓、灵，汉代五铢钱的面径均在2。5-2。6厘米之间。400年当中铸出了几亿枚，但基本一致。货币是流通手段又是价值尺度，金属钱币长期保持稳定，无疑是一大优势。


下面看建筑。


罗马的建筑和汉代的不同。罗马建筑主要是石头构筑的。我们常常感慨汉代没有大建筑物留下来，不像古埃及、古罗马有那么多壮丽的石构建筑保存至今。其中最典型的是埃及金字塔，因为金字塔最适合石头的特点，是一块块平着叠起来的，形状非常稳定，而且有的非常巨大。比如开罗以西吉萨地方的大金字塔，高147米，底边长230米，用石材约300万块，平均每块重2吨，整座金字塔重约600万吨。吉萨本地不产石材，这600万吨石头要从外边运来。据希罗多德记载，仅是为了铺设运材料的道路，就用了10万人，花了10年时间。假若没有古埃及所拥有的大规模奴隶劳动，没有极度的宗教狂热，这种建筑物是盖不起来的。罗马继承了地中海地区各古国积累起来的建筑技术，特别是他们又发明了用柱子支撑起的石拱券，进而创造出十字拱和穹顶。古罗马是一座“大理石之城”。且不说城内的神庙、议事厅、凯旋门、大浴堂等之雄伟，即便是临街所建二层或三层的公寓楼也不逊色。至今走进罗马的建筑遗址，仍不能不为其磅礴的气势所震撼。


但东、西方的建筑体系大不相同。中国古代不是石构建筑而是土木建筑。在这里可以就地取材，将黄土夯实，破坏了其自然状态下的毛细结构，就成为密度较大，且有一定的强度和防潮性的夯土。如用版筑法施工，就可以打成夯土墙。结合木构的梁架，就可以建成房屋。它的建筑者基本上是庶民，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公民。《诗·灵台》称：“庶民攻之，不日成之。”像灵台这样的一座大建筑也没几天就建成了。甚至一些巨型建筑，如在西安的西汉明堂辟雍遗址中见到的，也是以夯土台为依托，在高大的阶梯形土台的顶部建厅堂，又在四周建廊屋，使这些单层或多层的房子借助土台连结在一起，从而呈现出有主有从的配置效果，使整座建筑宛若巍峨的多层楼阁；体现出对实用和低成本的双重追求。中国当时使用民力是有节制的，“使民以时”，庶民服徭役从事大兴土木工程也不能耽误农时。中国没有可供任意驱使的奴隶大军，在这方面和古代西方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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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说交通。


原始社会运重物时常在地上拖，进而发明了拉东西的橇。后来在橇前部加上滚动装置，经改进后乃成为车。但迈出这一步并不容易。1492年哥伦布登上新大陆之前，那里一直没有车。印第安人行军的时候，辎重多由妇女背扛。旧大陆历史时期中的车多由牲畜牵引。衡量畜力车的性能时，关键问题是看它的系驾法，即如何将牲口绑在车上让它拉车的方法。在古印度是用牛拉车，车辕捆在牛犄角上。在古埃及、古罗马，拉车的受力点落在马脖子上。马颈部的生理构造和人类差不多，都是颈椎在后，气管、食管在前。那里的古车是让马用脖子拉车，所以跑得越快，越喘不上气来。这种方法叫“颈带式系驾法”，罗马车就是如此，而且往后一直沿用到8世纪。先秦时，中国古车采用“轭靷式系驾法”，汉代改为“胸带式系驾法”。这两种方法都不勒马的气管，驾车的马可以自由呼吸。所以中国古代的车战是在奔跑的车与车之间进行的。古代西方虽然也有战车，却不能进行车战。那里的车一般只用于奔袭或追击，接近敌人时，武士还得跳下车来进行步战。罗马帝国晚期于公元438年颁布的《狄奥多西法典》中规定，最大的二轮车载重198千克，只不过相当3名战士的体重，要进行车战自然是捉襟见肘了。古罗马屹立在凯旋门和神庙顶上的战车雕塑，艺术水平虽然很高，却不能不认为其性能相当落后
从社会制度上讲 汉文明是稳定的官僚社会 一种早熟且稳固的政治制度 在当时来说是先进而有效的 可以全面的治理整个中国 罗马文明先期是元老院 属于雏形的民主制度 比汉文明更加先进 不过在当时 并不能有效的治理整个罗马共和国 后期是帝国独裁制 从文明角度讲是退步 不过能更有效的管理整个帝国（最后分成两个帝国） 所以在此方面 汉优秀
从经济制度来说 汉属于半奴隶半封建的社会并最后成为封建社会 罗马属于奴隶社会 相对来说汉文明的财富分配比罗马更平均 换言之 罗马的贵族们比汉的王公大臣生活更奢华 而汉的每个个体比罗马帝国的每个个体生活的更温饱 所以汉文明要更好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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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军事上说 两者之间没有发生直接的战争 只有间接的匈奴最为参考 但是匈奴不同时间 不同领导导致的战斗力的不同 因此不能说汉的军事比罗马强 相反 罗马的武运可能比汉要长久一些 在此一点 双方不分伯仲
对于文化来说 罗马的建筑和绘画无疑比汉文明要更优秀 文学和医学方面因为流传的原因大多无从可考 汉文明在文化方面已经出现了早期的大学-太学 也发明了纸张 医学方面中医已经相对的成熟 双方可谓互有所长
科技方面 汉代中国发明了钢 水力纺纱和灌溉 主要体现在实用方面 罗马在数学 几何 物理方面也在希腊人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进步 更多体现在理论研究方面（实在是对于双方的科技了解的比较少） 个人感觉罗马的基础好很多 实用成果比较少
综上 汉文明比罗马文明要优秀一些 但是因为正因为汉文明的优秀 后来的中国 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相同的官僚社会形态 而缺少创新 最多只是想回到大汉的荣光 而罗马文明则为后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最终产生了现代文明 对于世界的贡献比汉文明要大
罗马式民主并不比汉的政治制度优秀 也不见得比帝制优秀 奴隶制下的民主受益的只是少数人 不能因为带个民主字眼就高人一头
民主就一定优秀吗？的确 民主对绝大多数个体的吸引力巨大 但对群体的稳定和发展未必是好事 这个世界就那几个发达国家 无一不是先发家后民主 且不说因民主而富强的例子仍未出现 反倒是因民主而造成倒退混乱贫穷的例子比比皆是
说实在的 民主说到底只能在小范围实践 全民民主在发达国家普及不过几十年 不少国家的国民已经明显被惯坏了 自己不干活却要求国家提高福利 国家哪来的钱？没钱是吧？改选 还没钱？再改选。。。不能每个人都分蛋糕 总得有人做蛋糕 自己人不做就给别人做 别人不愿意做就逼他们做 罗马时代吃奴隶的蛋糕 大发现时代吃土著的蛋糕 现在吃发展中国家的蛋糕 共产主义实现后吃机器人的蛋糕 你看 这就是西方逻辑 他们的侵略性是文化层面的 千年沉积的 他们不会懂得我们自给自足的文化本质 我们也学不来他们的 越学越乱
至于全民民主是必须要有节制的 像现如今这种无节制的全民民主维持不了多久 发达国家中日本和一些欧洲国家已经出现了问题 而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自主化的加深和世界范围多元化格局的形成 问题会越来越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