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江红》非岳飞所写 踏破贺兰是明朝抗战口号？

2011年08月02日 14:25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向飞

核心提示：这两首原汁原味的《满江红》的发现，足以扫除一切怪论，而成为《满江红》定为岳飞所作的铁证。

本文摘自《细说大宋王朝36大悬案》   作者：向飞  出版：湖北人民出版社

岳飞的诗词，虽留传极少，但这首气势磅礴、悲壮深沉的《满江红》却深为人们喜爱。他写《满江红》词时，中原大地正遭受金人铁骑的践踏。岳飞矢志抗金，反对投降，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愿望；他执著地追求收复失地，报仇雪耻，反映了广大人民的心声；他战功赫赫，治军严谨，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杰出的军事家和战略家；他自奉菲薄，廉洁奉公，把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发扬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所以，《满江红》一词，和岳飞的高风亮节一起，一直作为爱国主义的绝唱，唱彻神州。

质疑者说

首先对《满江红》的作者提出质疑的，是近代著名学者余嘉锡。他在《四库提要辩证》中的《岳武穆遗文》条下，提出了两点质疑：

一、这首词最早见于明嘉靖十五年（1536）徐阶编的《岳武穆遗文》，是根据弘治十五年（1502）浙江提学副使赵宽所书岳坟词碑收录的。赵宽未说所据何本，因而来历不明。而且赵宽碑记中提及的岳飞另一首诗《送紫岩张先生北伐》经明人考证是伪作。在此之前，此词亦不见于宋、元人的著述，为什么突然会出现在明中叶以后？深为可疑。

二、岳飞的孙子岳珂所编《金佗粹编》中的《岳王家集》也没有收录这首词。岳珂平生富于收藏，精于鉴赏，他与父亲岳霖搜访岳飞遗稿不遗余力。但是，从嘉泰三年（1203）他为《岳王家集》作序到端平元年（1234）重刊此书，共经历了三十一年，仍未收录这首词。因此，这首词可能不是岳飞所作。

继余嘉锡之后，著名词学家夏承焘于1961年也写了一篇《岳飞〈满江红〉词考辨》的文章，他除了赞同余氏的怀疑外，又提出了“贺兰山”地名有误。主要论点有：

一、岳飞伐金要直捣的“黄龙府”，在今吉林省境内，而贺兰山却在今内蒙古河套之西，南宋时属西夏，在明代则是北方鞑靼人常常入侵之地，距离岳飞伐金之地数千里之遥，且并非金国土地，若此词果真出岳飞之手，“不应方向乖背如此”。

二、贺兰山不同于前人泛称的“玉门”、“天山”之类的地名，它是实指。贺兰山在汉、晋时期还不见于史书，到北宋时才有记载。唐、宋时人们以贺兰山入诗，都是实指。直至明代中叶以后仍是如此，因此，以“泛称”解释岳飞的“乖背”，似也不通。

三、弘治十一年（1498），明将王越在贺兰山抗击鞑靼，打了第一个大胜仗。因此“踏破贺兰山缺”，“在明代中叶实在是一句抗战口号，在南宋是决不会有此的”。所以，《满江红》不可能写于宋代，而是作于明代。

四、明朝的王越和他的同僚们，才可能是《满江红》词的作者。这首词刻在杭州岳庙中的时候，正是明朝打败鞑靼五六年之后。王越是进士及第，不仅武功盖世，“身率三军，决胜千里”，而且博学能文，长于诗赋，戎马疆场之余，作诗、词、赋、文数百篇，后人辑有《王襄敏公集》。这样的奇才，有了争夺贺兰山的阅历，自然会写出《满江红》这样不朽的诗词。

1980年，台湾学者孙述宇也发表了《岳飞的〈满江红〉？一个文学的质疑》，对词的作者也提出了两点疑问。

一、《满江红》词中用了岳飞的事迹和典故，如“三十功名”、“八千里路云和月”等等，根据这些尽人皆知的材料，一个伪作者是很容易写出这样一首词的。

总结起来，质疑《满江红》为岳飞所作的论据就是：《岳王家集》未收，贺兰山方向乖背，前后词风格不同，宋元著述未见。对于这些观点，李安、邓广铭、陈非等学者进行了有力的驳斥。

“《家集》未收”辨

《金佗粹编》未收，其原因在于：

一、岳飞

被赐死时，家存文件全被查封没收，后来虽蒙准发还，也并不齐全。岳飞冤死后，秦桧仍秉政十余年，故岳飞作品不能在当时传诵。到了元朝，由于统治者并非汉人，岳飞这首慷慨激昂的反“胡虏”之作，自然也受到压制，所以直到明朝，才出现人们广泛吟诵《满江红》的局面。

二、岳霖、岳珂两代岳家后人没有搜集到此词，只能说明他们在这方面有遗漏。根据现有的史料看，岳霖父子也确有遗漏的实证。例如《宾退录》记载的岳飞的“雄气堂堂贯斗牛，誓将直节报君仇。斩除顽恶还车驾，不问登坛万户侯”一诗，就不见于岳珂编的《家集》中，因此，我们不能根据他们父子当时有没有收集到来断定作品的真伪。

三、据岳珂在《家集序》中所说，其父岳霖对于搜集岳飞的各类作品，确实是做过极大的努力，而岳珂本人在这方面却没有做过什么工作，只是加以编次刊印而已。其原文云：

先父臣霖盖尝搜访旧闻，参稽同异，或得于故吏之所录，或传于遗稿之所存，或备于堂札之文移，或纪于稗官之直笔。掇拾未备，尝以命臣，俾终其志。臣谨汇次，凡三万六千一百七十四言，厘为十卷，阙其卷尾，以俟附益。异时苟未溘先犬马，誓将搜访，以补其阙而备其遗。

这篇序文写于嘉泰三年，到端平元年，岳珂又把《金佗粹编》（《家集》即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和《金佗续编》重行汇合刻印，距《家集》之初次刊行已达三十一年之久，他在序言中所说“阙其卷尾，以俟附益”者，却仍是一句空话。即如收录岳飞《题新淦萧寺壁》那首七绝的《宾退录》，在嘉定末（1224）或宝庆初（1225）即已印行，岳珂并未采辑。刊行于开禧二年（1206）的《云麓漫钞》所载岳飞写在宜兴县张大年家的那段《题记》，较之岳珂收在《家集》中的那篇《五岳祠盟记》文字多些，也更翔实些。岳珂也置若罔闻，没有取相参订，这也足见岳珂对于搜访岳飞遗文，是不够辛勤认真的。

四、现存河南汤阴岳庙的《满江红》刻石立于明英宗天顺二年（1458），上面清楚地写着“右《满江红》词，乃宋少保岳鄂武穆王作”。这说明，《满江红》词的出现要早于余嘉锡所说的弘治年间。不仅如此，汤阴的岳庙是在明代宗景泰元年至二年（14501451）间经徐有贞提倡、汤阴县学谕袁纯负责创建的。庙宇落成后，袁纯又编辑了《精忠录》一书，记载这一经过，并且选录了岳飞的部分诗文，其中就有这首《满江红》。该书编成于景泰二年、三年间，比徐阶于明世宗嘉靖十五年所编辑的《岳集》之刊行则早了八十多年。由此可知，这首词的出现至迟不晚于15世纪50年代初期。这个时间，也远早于王越抗击鞑靼的时间，王越及其同僚所作之说不攻自破。

“贺兰山”辨

对于“方向乖背”的指责，大多数驳斥者认为：

一、《满江红》词中的“贺兰山”应为泛说，而不是实指。正如词中的“胡虏肉”、“匈奴血”指广义的敌人，而未曾实指女真人一样。既然把斗争对象称做“匈奴”，则不但在河套地区的贺兰山可以入词，就连阴山以及更西边的祁连山也同样可用。似不应因此而责备作者“方向乖背”。

二、此句之上是“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诸句，如只就“贺兰山”句而断言其为明人所作，则势必把“靖康耻，犹未雪”等句断为“泛指”。而“靖康耻”是特定的历史灾难，不可以泛指的。明代虽有“土木之变”，但不久英宗即被放回，且夺门复辟，不能称之为“犹未雪”；在明朝统治期内，中原与河朔地区从未被鞑靼人长期占领过，因而也不能产生“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豪情。

如与岳飞处同一时代的抗金名臣赵鼎在他的《花心动》词中说：“西北欃枪未灭，千万乡关，梦遥吴越”；稍晚于岳飞的辛弃疾，在他的《稼轩词》中，既有“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之句（《水调歌头》），又有“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之句（《满江红》）；另一位与岳飞处同一时代的词人张元干在他的《贺新郎》中也说：“要斩楼兰三尺剑，遗恨琵琶旧语！”他们的“楼兰”、“琵琶”，特别是常常提到的“西北”方位，显然，都指的是当前的敌人金。我们能指责他们“方向乖背”吗？

四、据黄拔荆教授考证，河北省磁县也有一座贺兰山，与岳飞及其军事生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宋时的磁县当南北官道要冲，为兵家必争之地，岳飞在这里练兵、与金人交战，前后达六年之久。据此，则《满江红》中的“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是岳飞抒发抗金杀敌的壮志，陈述自己的战略设想的实写了。

有了“贺兰山”这一句，则《满江红》词非岳飞莫属了。

“风格”辨

所谓风格，指的是作家或艺术家在他长期的写作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特色。

其一，岳飞并非专门词家，留下的词作甚少，并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因而既有宛转低回的《小重山》，也有慷慨激昂的《满江红》。它们写于不同时间、不同心境，当然就会风格迥异。

其二，即使是诗词大家，也并非一“格”到底，两种风格兼擅的作家在文学史上并不少见。如苏东坡，既写过“大江东去”这样雄浑豪放的名篇，也写过“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这样的幽怨缠绵之作。如李清照，既写过“寻寻觅觅，冷冷清清”这样的幽怨缠绵的名篇，也写过“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这样雄浑豪放之作。因此，以《小重山》为岳飞词作的风格坐标，来否定《满江红》为岳飞所作，显然有以偏概全之嫌。

其三，从《满江红》反映的思想内容来看，这首词与岳飞其他诗文的内容是一致的。如“誓将直节报君仇，斩除顽恶还车驾”，正是“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的写照，而“不问登坛万户侯”，就是“三十功名尘与土”的注脚。此外，还有“扫清胡虏”，“立奇功，殄丑虏”，“白首为功名”，“深入虏庭，缚贼主，喋血马前，尽屠夷种”等等，其用词与内涵显然与《满江红》是一致的。

特别是唐圭璋先生所编之《全宋词》中，收有岳飞之另一首《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该词有岳飞之手书墨迹，并有谢升孙、宋克、文徵明所写的跋。其下阕云：“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叹江山如故，千村寥落。何日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渡清河洛！却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其气势、思想内容、遣词用语，与《满江红？写怀》如出一辙。如果肯定《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为岳飞所作，能说《满江红？写怀》不是岳飞的作品吗？

“宋本”确证

许多专家认为，岳飞作《满江红》之说首见于明代，而不见于宋、元版本，也不完全是事实。因为年代久远，许多宋、元刊本早已失传；如能披微索隐，许多后代作品辗转引用的宋、元作品中，仍能找到岳飞作《满江红》的记载。

《藏一话腴》为南宋后期陈郁所著。郭光先生使用的清沈雄《古今词话》和康熙《御选历代诗馀》中所引的《藏一话腴》文字，比之通行的《豫章丛书》本，多了如下一段重要文字：“（武穆）又作《满江红》，忠愤可见。其不欲等闲白了少年头，可以明其心事。”可见，南宋刊行的《藏一话腴》的另一版本，有岳飞作《满江红》之记载。

清人潘永因编订的《宋稗类钞》是辑录宋代的各种笔记小说，分类编排而成的书。其卷三《忠义》也有如下一段文字：“武穆家谢昭雪表云：青编尘乙夜之观，白简悟壬人之谮。最工。武穆有《满江红》词云：怒发冲冠朝天阙。”

全词除“壮志饥餐胡虏肉”之“胡虏”改为“仇恨”外，其余与流传于世的《满江红》词全同。而“胡虏”之改，显然是怕触犯了清代统治者的忌讳。

今查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三《谢昭雪表》的前一句与此段引文几乎全同，唯有“最工”作“甚工”，开头多一“岳”字。据此，则大致可以判定，它是《鹤林玉露》的另一版本。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的写作年代是“淳祐辛亥”（1251），其成书年代与《藏一话腴》相近，都在端平元年之后，自然是反映了在《金佗粹编》、《金佗续编》成书后的新发现。

既然如今尚得以见到南宋后期有两处记载，则《满江红》词为岳飞所写，应无可疑。

1995年，陈非先生展示了有关岳飞《满江红》词的新发现。

据介绍，1986年在浙西江山县发现了一部《须江郎峰祝氏族谱》，其卷十四之《诗词歌赋》集中载有岳飞于绍兴三年（1133）赠主战派大制参祝允哲的《满江红》词及祝允哲的和词。须江是江山县的古地名，郎峰祝氏是唐宋望族，祝允哲曾任大制参，提督荆襄军务，曾上疏高宗，愿以全家七十多口乞保岳飞，由此证实他们关系非同一般。岳飞题为《满江红？与祝允哲述怀》，其词云：

怒发冲冠，想当日，身亲行列。实能是、南征北战，军声激烈。百里山河归掌握，一统士卒捣巢穴。莫等闲，白了少年头，励臣节。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金城门阙。本欲饥餐胡虏肉，常怀渴饮匈奴血。偕君行，依旧奠家邦，解郁结。

祝允哲的和词题为《满江红？和岳元帅述怀》，其词云：

仗尔雄威，鼓劲气，震惊胡羯。披金甲，鹰扬虎奋，耿忠炳节。五国城中迎二帝，雁门关外捉金兀，恨我生，手无缚鸡力，徒劳说。

伤往事，心难歇；念异日，情应竭。握神矛闯入，贺兰山窟。万世功名归河汉，半世心志付云月。望将军，扫荡登金銮，朝天阙。

很显然，流行于世的《满江红？写怀》是岳飞在自己所作的《满江红？与祝允哲述怀》的基础上，吸收、融合了祝允哲词中的部分词语、意境，修改后的定稿。其中，祝作“徒劳说”，在岳词中演绎为“空悲切”；祝作“贺兰山窟”，在岳词中改作“贺兰山缺”；祝作“万世功名归河汉，半世心志付云月”，在岳词中演绎为“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祝作“朝天阙”，在岳词中直接搬用，把原作低沉的“解郁结”结尾，改得奋发昂扬。

岳飞本非词家，他写词只是在一定场合里抒怀言志，并没有自成一家、流传千古的非分之想，因此反复修改、使用自己的旧作，和把他人的词语、意境融入自己的新作，都是很正常的事。但是，修改后的《满江红？写怀》，慷慨激昂，气壮山河，成为了抒发爱国情怀的千古绝唱。

这两首原汁原味的《满江红》的发现，足以扫除一切怪论，而成为《满江红》定为岳飞所作的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