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茜婷代理等级架构:一位中国企业家在美国监狱里所写的博客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7 22:13:57
博客我相信你看得多了，但是美国监狱里的在押犯所写的博客你看过吗？ 特别是，一位中国企业家从美国监狱里写的博客你看过吗？
美国哈佛大学硕士，深圳驰创电子元件公司的董事长吴振州，于2008年12月5日，因涉嫌“非法出口禁运军品”，在美国芝加哥机场被捕，后移送到波士顿受审，经过两年的审理，上月26 日，终于结案，吴振州被判罪名成立，获有期徒刑8年。
他在狱中关押期间，不断写博，发表在他的《中国电子商情网》博客网站上。且不评论他的案情如何，他虽然被羁押，仍然保持乐观心态，详细描述报道他的狱中生活，这一点很不容易。 以下摘录他被捕之后所写的几篇帖子：
2008年12月6日：《昨天是噩梦的开始》
UA896，联合航空从香港到芝加哥的航班，提前半小时抵达。我下了飞机，正常过关，取了行李，准备联程转机的时候被拦住。及至现在，我印象最深的是手铐那无情的冰凉。看着眼皮底下这简单、厚重、实用的工具，觉得是对人的创造性和能动性的莫大讽刺。
我，由愤青、到知识分子、到商人，近三十年来，经历了中国最激动人心的变迁，也去过两个美国最有意思的去处：最高学府哈佛大学，最差居所联邦监狱。只是前者我硕士毕业，而后者则退学越早越好！
一直以社会精英自居，如今身陷囹圄，置身于坏分子之中，自信与骄傲在动摇。我的工作怎么办？正在开发完善中的网站怎么办？大卫说联邦监狱一般都是重刑犯，判罪与服刑比各州监狱重多了，对我的指控是“逃税”、“伪造文件”和“出口违规”，而且另外两名在美国分公司工作的中国同事也被指控，但我只是赤条条进了这座监狱，不知道自己和同事对美国究竟犯了什么罪。
晚饭后，一丝悲伤的感觉。难道每天三餐都这样了，难道日复一日都如此？自由的可贵在于你自由的时候不知道自由的价值！“出来混，总是要还的。”近来流行这句话，原罪也好，无罪也好，新罪也好，该还的就还吧。这不，犯人号40887-424，牢房号1327，等着呢。
注：2008 年12月5日，深圳驰创电子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吴振洲先生应邀出席美国耶鲁CEO峰会，由香港飞抵芝加哥，在转机去波士顿时被美国政府以“违反出口管制”等罪名被拘捕，现羁押于临近波士顿市的罗德岛州Wyatt看守所(Donald W. Wyatt Detention Facility)候审。本系列日记为吴先生在狱中所作，并传真回国，征得吴先生本人同意，《国际电子商情》网将全文连载发表。
2010年3月31日：《狱中一日》之五；电话
当你被捕，在FBI宣读你的权利的时候，你所有的权利都变成带引号的了，一切都要被冠以“不自由”或“被监视”三个字，虽然他们的法律上说，在审判定罪以前你是清白的。在联邦监狱，犯人的电话，就是这样一项不自由的权利。这不仅是因为你的电话时间是有限的，而且因为你的任何一个电话都会被监听，并可用来进一步指证你的罪行。
既便如此，监狱的犯人对电话的重视甚至远超过所有其他权利。对于犯人来说，电话是地狱连接天堂的重要纽带。在电话这一端，我们只是清一色身着囚服的犯人，但对电话那一端来说，我们则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体，可以是父亲、孩子、丈夫、爱人、同事、朋友、老板等等。所以Wyatt监狱，每到晚上，监仓电话是犯人抢夺的目标。我为此数次与其他犯人产生冲突，甚至有个黑人差点与我动手。我对他们解释，中国与美国有12小时的时差，现在美国的晚上正是中国的白天。他们在排队等的时候，还表示理解，但一抢到电话在手，就翻脸不认人，无奈，我只好争取上午（也就是中国时间的晚上）的机会，因为这个时候的电话最清闲。
每天上午九点之后，都是我盼着的与外界通话的时间。我拿起笔和本子，端着泡好的茶，再搬来一把椅子，坐在电话柱子旁边，俨然一副上班的模样。
Wyatt这样的私营监狱，在赚犯人钱的时候毫不手软。一通打到波士顿的电话每15分钟收15美元，而一通打到中国的国际长途则高达每15 分钟50美元。然而，因为VOIP网络电话的普及使用，打乱了电话公司与监狱合谋榨取犯人的算盘。我们犯人的亲友纷纷申请与本监狱相同地区号的网络电话，这样我们就相当于拨打本地电话，却通过互联网与外界通话，仅支付本地电话的费用。尽管这样，我们这里每15分钟本地电话也要收4-5美元，可能是全世界最贵的本地电话。
我拿起话筒，正是国内时间周六的晚上。我熟练地键入一长串的数字，包括电话号码与联邦犯人号码，拨通了Gloria的网络电话。震铃音之后是她美妙的“喂”声，通常在第二次加强的“喂”声之后，监狱电话语音系统方才启动一个男性的机械的声音：“你好，环球电话公司，本电话已付费，来自 Wyatt监狱的犯人‘吴振洲’，接听请按……”语音提示中“吴振洲”是我读自己名字的录音，夹杂在监仓嘈杂的背景声中，苍老沙哑。相对来说 Gloria的“喂”声对我来说仿佛是天使的声音。
“老吴，我今天和驰创的同事吃饭了。”Gloria开心地说，“你知道吗？你们那又新开一家餐馆了，在家乐福的楼上。同事们说你回来了肯定会喜欢这里的，有好多你喜欢吃的东西呢。”
我说，真的吗？我说，太好啦。我说你们那边下雨了吗？有风的声音吗？我说，我关在囚室和监仓的密闭空间里，挺想念深圳春雨之下，走在街头的感觉。接下来，我告诉Gloria我和Garrick见面的事，我说有Garrick的帮忙我很幸运，他高度认可我在监狱为案子做的准备工作。说到昨天 Garrick累坏的样子，Gloria感叹不已。监狱电话每隔15分钟自动中断，我经过同样的程序，再次接通电话。我告诉她我这个周末可以好好休息了。我告诉她我的肚子变小了，胸肌变大了。Gloria开心了，她说：“老吴，我觉得你快回来了。”我说，真的吗？她问我，如果回来见到大家最想做的事是什么？我说我最想见到大家的时候，还穿着现在的囚衣，最好额头上连联邦犯人号也烙上，我希望我在众目睽睽之下，我一瘸一拐的出现在大家面前，场景与《飞跃疯人院》中那个桀骜不驯的捣乱者Jack 一样，假装呆傻，然后在众人面前，眨眼之间恢复到原来生龙活虎的样子。这样，我想象着给大家一个惊喜。
Gloria哈哈大笑。可当我给她讲完《飞跃疯人院》的结局，讲到Jack是如何死的，讲到那个印第安大个子是如何砸碎窗户大步跨跃出疯人院的，Gloria叹息中说我悲观，我也若有所思。
总是在这样的谈话中，时间过得飞快。我们会忘记这窃窃私语中监听者的存在。以前我们会在电话中讽刺监听的人。有一次我是这样说的，“嘿，那边的，给转告一下，关的住我的身子，关不住我的心，没用的。那监禁别人身体的正在监禁自己的灵魂。”现在也习惯了，懒得说了，只当监听者是怕见光的鬼魂，时不时电话中的“咔啦、咔啦”的窃听开关的声音表示这个鬼魂的存在。
本和我分手数月的Gloria，因为我的案件又挺身而出，协调我在深圳的事务。案件的重大冲击不仅没有更加疏远我们，反而让我们更亲密。就这样，我们一个在白天，一个在黑夜；一个在美国联邦监狱，一个在深圳自己的公寓；我们敞开心扉，互诉衷肠。当初，我和Gloria分手之后，她受洗而信奉基督，我则不久跑到美国，锒铛入狱。似乎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但此刻两颗心却通过话语联系在一起。
常常在电话悄无声息的中断之后，我还喃喃自语。良久，电话那端没有回声了，我才放下电话。对于犯人，任何一通电话，都寄托一份对自由的期待，同时增强在监狱生存的信心。
入狱之后，我才发现，外面世界的一切都是那么美好而令人向往。我有过在监狱吃一包煮过的方便面犹如性爱般的刺激感受，但所有自由生活中，我最渴望的，就是自由自在的不被监视的说话的权力。不知是检方有意无意的安排，还是咱中国人在真的奉公守法，在这联合国般的联邦监狱，我在辗转呆过的五座监狱所处的监仓中，是唯一的中国犯人。孤身一人在异国他乡的监狱，被当地政府作为国家公敌来对待，和祖国亲人的母语沟通，对我就像电池充电一般，每次上午的电话打完，整天的牢狱生活都充满精神。
2010年4月27日：《狱中又一日》之七
从盥洗室洗完澡出来，我拨通了Mr. Donald Stern的电话。我把原来Mintz Levin的律师Tracy Miner换成了现在的Donald Stern（简称DKS）。他是Garrick介绍的，曾任麻萨诸塞州九十年代的联邦检察长，有扎实的学院背景，任教哈佛法学院。DKS在麻州联邦监狱大名鼎鼎，许多犯人都是他签字被捕和起诉的，以致我一直向别的犯人隐瞒我的律师中有DKS这样的人。当然，他收费不菲。
DKS 和GFC忙于审判前的提案motions。陪审团审判好像一场拳击比赛。开审前的提案motions是双方为比赛预置游戏规则。DKS做的一个强制提案 motion to compel，要求美国政府不得不提供某些出口决策的关键文件。在助理法官Mr. Collins主持的提案聆讯中，DKS做了非常成功的辩论，但几天后Mr. Collins还是否决了这个提案。现在辩护律师们决定向主审法官Ms. Patti Saris申诉appeal。这个提案申诉一旦被主审法官批准，不仅有助于我们的辩护，而且将有力遏制检方今后对出口违法案的随意检控，成为出口违法辩护方面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我向DKS表示理解他做的提案motions的意义，同时择要介绍了我做的那些由DW转交的文件，便匆匆挂上电话。美国政府兴师动众，仅对我们检控的纸质证据资料discoveries就有18万页之多。这些资料每一页都编码并扫描入档，如果打印出来，几个房间都装不下。他们拷贝走十多台电脑的硬盘，连我两个女儿的个人电脑也不放过，数据量高达1.5T（terabytes），相当于1500个G。这1500个G的内容，除去系统文件和临时文件之后，有效文件就有26万个之多。此外，他们还将相关的中文文件进行翻译，仅送达给我的翻译光盘就有六张。如此大规模的检调，实际上在我被捕前相当的时间就已经展开。现在我才明白，2008年12月5日，我从深圳启程经港赴美，由芝加哥转机波士顿的旅程，是一步步投进美国政府对我设下的天罗地网。
入狱后长期研读案例和联邦法规，我觉得法律在美国，有点象日本的武士道和中国的士大夫精神，是美国社会的精髓所在。我能感受到我的律师如GFC的高尚严谨和行侠仗义，我毫不怀疑精英律师如DKS在为我们辩护的同时对法律公正公平的绝对捍卫，但我对于美国的联邦司法体系深表怀疑。
联邦政府主要检控三大类犯罪：吸*贩*、非法移民、危害国家安全，没有一项取得成功。*品方面，几十年来的禁毒工作反倒使*品在美国越加泛滥。最大的好处就是美国能够以禁毒为借口，干涉周边国家和涉毒国家，同时使得联邦监狱一半左右的犯人是*品犯。移民方面，联邦监狱是美国政府剥削全球廉价劳动力的保证。许多无知的移民并不知道，美国梦的另一面就是联邦监狱。大量的拉丁裔犯人拥挤在联邦监狱，让我诧异墨西哥人是否已经是美国的多数族裔，否则必须面对这样的事实：如此众多的墨西哥老百姓被关押在美国联邦监狱并非因为他们是真的罪犯，而是因为美国政府在制造犯罪！至于国家安全，美国政府在911之后除了实际占领伊拉克和阿富汗之外，既没有找到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没有制服塔利班。也许他们的目的本就不在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不是抓获塔利班真凶？我无需置评，但他们把我也当成危害其国家安全的坏分子的时候，我不得不思考，他们是真的恨老吴，还是把老吴做个借口和靶子？
自从1994年决定弃文从商，我发誓不再接触政治。当时在哈佛研究中国问题，我得出两个结论，一是政治太凶险，老吴玩不起，二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不可逆转，咱还有别的机会。在八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似乎只有“学而优则仕”一条路，退而求其次就只能做做学问，呆在学校的象牙塔里。九十年代邓小平南巡之后，我认识到下海从商是知识分子的第二条路。这样，我1994年一个猛子扎进商海，再也没有对学术和政治回头。如今，我发现我可以放弃政治，但政治却没有放弃我，而且在要我的命。命运真是作弄人！
政治上的难题不解，经济上的麻烦却纷至沓来。按联邦司法程序规定，同案犯不得聘请同一律师，也不得聘请同一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这样我们同案三人，还有两个公司，不得不从五家律师事务所聘请五位律师。他们再加上GFC和DW，还有深圳聘请的石怀先律师以及另外一位香港律师，外加这些律师的助理和额外聘请的出口法律和电子元器件方面的专家，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律师团。我们每个月支付的律师名单超过十人，费用远远超过我的想象。而且庞大的律师团面对海量数据如何进行协作和配合？如何进行有效辩护？又是一个个巨大难题。
诉讼开支却越来越大，我们的案件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凶险。美国政府一年多来已经起诉我们三次，一次比一次严重。到今年中国国庆节的10月1日，控罪由当初2008 年12月18日起诉的3项追加到38项，出口申报的问题演变成了现在的向中国军方销售**，加之连带的串谋、伪证、洗钱等等罪行，佐以财产没收为威胁，简直是泰山压顶。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国庆阅兵之际，老吴正站在被告席上被美国政府控告向中国贩卖**。检方似乎存心给老吴挑了一个好日子。到上个月奥巴马访华返美的第一天，美国国会发布的中国经济安全咨询报告大肆宣扬中国在美的间谍活动，居然将我们的案子作为注解之一。面对这种诡异凶险的局面，我不得不对自己暗暗的说，没有最坏只有更坏！
以前觉得美国人喜欢打官司，动辄法庭上见。实际上这讲的是地方法庭，多数是民事纠纷，而不是联邦法庭。联邦法庭绝大多数的案子都是检察官代表美国政府来起诉某个人或团体，动辄就是刑事案件，每个案子都上报上新闻。只要被联邦政府起诉，美国人无不闻风丧胆，因为这不是九死一生的问题，这是几乎要百分之百定罪的问题，然后这个罪名要作为前科背一辈子。
联邦检察官法力无边，“他们能起诉一个三明治！”这就是联邦司法的特色。一旦被联邦检察官起诉，嫌犯们唯一的指望就是法官，希望认罪后法官大人轻判。美国的司法公正往往体现在地方法院。联邦政府是绝对权力和永远正确的象征，即便是李文和这样的冤案，最终也是以他承认了小过错为前提，即就是低头认罪了，政府和一些媒体才赔款了事。联邦检察官是从来不认错的。还好，听说我们的法官Ms. Patti Saris是个公正的法官，敢于替弱势群体说话。但我的案子远远超过一般个人和企业的操控能力。我只得把自己托付给神，无论最终结果如何，一定出自上苍的旨意。
至今，我不知道我的案子何时结束，以什么方式结束。但我已经学会了和困境相处。中国老话说，“虱多不怕痒”，“死猪不怕开水烫”，确实有道理。在他们的监狱呆了一年多，被他们一次接一次的起诉和提堂搞麻木了。美国佬不知道在中国做民营企业老板的难处。相比于在深圳商海中日日天人交战，联邦监狱对老吴未尝不是一种清福。在这一年里，老吴读书写作锻炼三不误，不得不说是坏事中的好事。
有时候我觉得挺够本。一个泱泱大国的政府，如此重视他国的一家小小民营企业，挖空心思的要摧毁它，实在是抬举驰创电子和老吴。有时候我也觉得好笑，从哈佛跳出来，自我放逐到深圳做元器件也能做得这么惊心动魄，真是“成也哉美国，败也哉美国！”
案发一年之后，驰创电子已经向美国政府宣示了自己的价值。这家民营企业在老板被抓，美国业务停顿，而且整个公司被美国政府作为国家公敌来起诉之后，居然奇迹般度过了其十三年成长史中毁灭性的一年！这家仰赖销售美国电子元器件的中国独立分销商不仅没有倒下，不仅支撑着远在美国的高额诉讼开支，并且新近完成了 2010年的预算计划！无论最终结果如何，我认为驰创已经赢了，深深为驰创每一位员工的顽强坚持而激励和自豪。
2010年12月31日：《2010年终总结》
2010 年是我一生中最漫长、最艰难、最丰富、也是最成功的一年。最漫长的是等待，等待一次又一次被推迟的判刑，至今还没有等到。不确定性给人带来的折磨远大于判刑的惩罚本身。最艰难的是认罪谈判时做出选择的过程，一边是检方给的各种好处，以及律师们三番五次的威逼利诱，一边是认罪后的各种可能结果。最丰富的是我在这一年中见识过的形形色色的人，有最精英的如FBI、检察官、律师、法官以及来作证的诸多美国政府官员，有最下等的各种犯人，还有涉案和关注我们案子的许多认识和不认识的人。最成功的是我在新年钟声敲响之际，发现自己还活着，没残疾也没发疯，而且还有爱。现在我才知道，长达六周的审判不算大事，因为它还没开始就已经确定了我们必输的结果。至于出书、肺结核、关节炎等只能算是小插曲。值得庆幸的是，我的一双女儿健康成长，依旧是那样欢歌笑语，而公司也奇迹般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感到遗憾的是无法陪伴父母和外婆，眼看她们渐渐老去。在内心深处，我早就清楚不过的知道，我已经赢定了！强权对我无可奈何，精英们的把戏我已经看穿，我一次又一次的战胜了自己。我开始明白人、男人、中国人对我的真正内涵。过去的一年，我花的钱比我一辈子花过的加起来还要多。这新年的铛铛钟声告诉我，就冲这个“赢”字，这些钱花的值！永别了，2010！ 老吴 2010年12月31日
2011年12月13日：《监狱的马桶》
新来的克里斯是金融诈骗犯。他养尊处优惯了，对我们监仓的什么都不满意，尤其令他愤慨的是厕所。“厕所怎么会没门呢？马桶怎么会没盖呢？”他向许多狱友抱怨说，“简直就是野蛮人待的地方！”克里斯个子瘦高，长脖子长脑袋，坐在马桶上，拿张塑料椅子挡在胸前，像只动物园的长颈鹿。怀特监狱有老式和新式2种马桶，老式的是陶瓷的，新式的是铝制金属的，但两种都没盖。犯人如厕时都是在马桶边缘垫上手纸，只是屁股凉飕飕的，特别是用金属马桶时。用脚踩在马桶边缘蹲厕的狱友，是个别新来的犯人，但很快会被老犯人制止。银行抢劫犯路易年轻的时候，在监狱待过20年。他说20年前的监狱是没有抽水马桶的。那时的犯人用的是手提塑料桶做马桶。他说，每天早上放风的时候，一排犯人提着马桶往厕所倒屎尿。我听了不禁莞尔一笑，想起上海里弄中的老太婆们早上排队倒马桶的情形。我对路易说起中国以前有用报纸做手纸的，而且是我小时候去过的农村连报纸也没有，只好用树叶。路易听了睁大了眼睛。监狱每周发2卷手纸，如厕时还可用消毒水喷洒，够文明的了。我还记得小时候在农村最高级的是用木匠做活时产生的刨花做手纸的。小学四年级，我在父亲下放的江西农村读书。暑假的时候，学校安排的农活是施肥，就是用手抓着猪牛粪往田里撒。这些我是不会对路易讲的，他们的理解能力是只能到树叶当手纸的水平的。如果他们知道，那时我吃我父亲种的自留地蔬菜，全是用我们的屎尿施肥的，一定会说我们比野蛮人还要更野蛮的。可他们哪里能明白，我父亲种的蔬菜，比他们超市里的好吃多了。 老吴 2011年1月13日
这是吴振州在判刑前的最后一个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