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长沙旧门窗市场在哪里:遮不住，毕竟变了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5/15 06:04:05
红色遮不住，毕竟变了天
鉴 明
（一）
7月20日报载，中央党史研究室李副主任就胡总书记“七一”讲话“吹风”说：“过去我们讲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讲得很多。但是正式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概念是这次讲话里面非常特殊的内容。”
尽管从报道中不知其详，但他这番提醒倒是一语破的，使人看到了这个讲话的主旨和实质。
胡总书记讲话中说：“经过90年的奋斗、创造、积累，党和人民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不断发展的成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这种说法之“非常特殊”，不仅是因为它首创“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判断，更是因为似乎中国共产党“90年的奋斗、创造、积累”，几千万革命烈士的流血牺牲，就是为的现今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
胡总书记讲到中国共产党90年间的三件大事是：“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才“开创、坚持、发展”而“确立”的，这不过是近32年来干的，将其扩展为90年间的事情，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起码逻辑。
又可见，上述说法，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两者之间，划了一条明确的分界线，宣告两者不是一回事，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虽然这早已不是什么新闻，却是一个有关中国命运的至要信息。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他们决定“改弦易辙”，“跟着美国”，“搞一段资本主义”以来，我们越来越看清楚了，他们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即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即“传统社会主义”，是完全背道而驰的，根本不相容的，也就是不破不立的。
党的17大后，2007年12月21日，《报刊文摘》头版头条，突出报道了中共中央党校一位姓王的教授的文章。
“文章认为，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有一套完整的理论。尽管这套理论用于分析今天的实际显然已经过时，但就理论本身而言，它的内在逻辑、思维框架、理论阐述，与仍在探索中的、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社会主义的新解说相比，要严密得多。正因为如此，每当我们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遇到新情况新问题，需要进行理论思考的时候，总会有一些人自觉不自觉地用这套理论作为工具，来批判我们的现实。把社会利益的矛盾冲突归结为阶级斗争、把协调各种利益关系的努力叫做阶级调和、把鼓励个人创业等同于鼓励资本主义等观点，恐怕都和这种理论有关。如果说，在整个发展过程中我们的理论还存在滞后的情况，那么，这种滞后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对社会主义的解说仍然在我们的理论中堂而皇之地占据着一席之地。”
由此，这位教授认为：“改革开放事业要进一步推进，越来愈迫切地需要彻底摆脱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和思维模式的影响。这是当前思想领域最为紧迫、也最为艰巨的任务之一。”“这应当成为今后一个时期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重中之重。”
进过三年多的此种努力，今年第2期《探索与争鸣》，为“纪念建党90周年”，发表了中共中央党校另一位姓沈的教授的宏文，更加鲜明透彻地宣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61年，经历了新民主主义、传统模式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个大的发展阶段。新民主主义救了中国；传统模式的社会主义使中国走入了绝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了中国。”
“32年改革的实践证明，我国的‘渐进式改革’是成功的。但我们不能形而上学地看待‘渐进式改革’。改革在渐进中必须有突进。无论从群众的愿望看，还是从实践状况看，突进的要求日益明显、日益迫切。我国的改革亟待迈出新的步伐，实现新的突进。”
这两位中央党校教授的大作，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面前的无可奈何，“改革派”对“传统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刻骨敌意，以及他们“彻底摆脱传统的社会主义”的急不可耐，都呈现得淋漓尽致，令人耳清目明。
胡总书记“七一”讲话，之所以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道路”与“理论体系”之后，再加上一个“制度”，向世人宣告中国已经“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正是以最高权威对之作出的一种回应吗？而这，于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不正是势所必然，顺理成章的吗？
（二）
1985年3月，邓小平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胡总书记“七一”讲话，将此提升为“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
而通过这个讲话，人们兴许再也不会懵懂了：这个“新的伟大革命”的对象，就是毛泽东时代确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其目标就是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取而代之，是所谓“推进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也。
事实上，三十多年，经过这个“新的伟大革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号下，我们每日每时、“与时俱进”地切身感受得到：毛泽东时代所创建的社会主义家当，不是被“改革”而大肆劫掠，就是被“开放”而大事叛卖，正是个“崽卖爷田不心疼”，早已被糟蹋殆尽，空空如也了。毛主席倾晚年余力防止的和平演变，在中国大地上已经变成了惨酷的现实。
6月23日南方周末长篇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6月20日在上海交大上党课时，回忆及他母亲和其他亲属的不幸遭遇后，“坦言，‘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这不光是毛泽东的个人错误，也是党的错误。”但是，他还是认为，毛主席“他搞文化大革命，是真真切切地感觉到，我们国家不能简单地发展生产，要防止新生资产阶级的出现，防止工人农民重新沦为社会的底层，他的动机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他寻找的道路是错的……现在很多事情也证明他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
这番讲话，听者必会见仁见智。但是，“现在很多事情也证明他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这一条看来是难以置疑的。在这方面，多年来，众多同志众多论述，已有全面深刻的揭示。近时，中国工人网印制的长子西所著《让事实作证——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理性思考》一书，以大量胜于雄辩的事实，作了令人信服的说理分析，更是给人以不少新启迪。
另一面，当年走红，而今重版的凌志军所著《变化——1990年——2002年中国实录》一书，本意“展示伟人风范”，歌功颂德，却从另一角度“针砭世情时弊”，使人们看到当今中国确实变了天，邓江时代和毛泽东时代实在是水火两重天。
所以，陈奎元同志3月16日演讲中说：“在国内外有人质疑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国家的性质是否发生了改变，绝不能认为这样的问题是无须关注的议论。”
所以，7月6日环球时报社评也指出：“早在邓小平时代就有左右之争”，“中国国内的确存在道路之争”。
在这等背景下，胡总书记“七一”讲话中，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已与毛泽东时代确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彻底告别，“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并且宣告：“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面对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继续前进，开创工作新局面，赢得事业新胜利，最根本的就是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和丰富中国特色主义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种“非常特殊的内容”，实在是我们需要认真领会和思考的。
（三）
中央党校教授沈某的宏文，公然宣称：“传统模式的社会主义使中国走入了绝境”。
胡总书记“七一”讲话回应：取而代之的是“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但是，这个讲话同时又宣称：“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这种不合起码逻辑的自相矛盾，着实也是“非常特殊”的。
当然，见怪不怪，其怪自败。
要知道，从1935年1月遵义会议开始，到1976年9月辞世为止，毛主席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凡41年有余，领导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也整整27年，尽管他不免有失误乃至重大错误之处，但他的丰功伟绩在人民心目中是史所末有、永垂不朽的，他的思想影响在人民心灵中是无与伦比、永难磨灭的。“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以来，“中国国内的确存在道路之争”，根源于此。中国大地上一阵又一阵的“毛泽东热”，缘由于此。“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是任一个有头脑的当政者不可无视的。
那位中央党史研究室李副主任，在“吹风”时还一本正经地说道：“‘七一’讲话中‘人民’一词出现了136次，平均每104个字就有一个‘人民’。人民的利益始终是重要的，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这种说法，虽然滑稽透顶，却也说明了上述道理。
因此，尽管三十多年来，“改革派”——“实事求是派”离经叛道，背信弃义，偷天换日，倒行逆施，把毛泽东当年领导创下的社会主义事业糟蹋得一干二净，但他们却总是“人民”不离口，总是不得不顾忌着人心所向。有时候，出于某种需要，他们也会唱一些高调，作出一些高姿态，表示其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敬仰和颂扬，以安抚公众，笼络人心，从而更便于他们瞒天过海，不断推进他们“改天换地”“改变了中国”的大业。这三十多年来，我们对此见证得还少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正是借之“渐进”而终于在现今“确立”了吗？人类历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何曾有过这等“非常特殊”的篇章呢？
（四）
1999年5月20日，曹思源在美国的一次演讲中说：“据我猜测，中国将要发生的一个巨大变化就是，中国共产党将更改名为中国社会党。我这不是天马行空，我有我的研究根据。”“根据”就是江泽民在中共15大的报告。“我们可以推动，大家共同努力来推动，促进中国共产党改名，我们展望十六大，期待十七大。根据我的预计，大概经过一两次代表大会的努力，这个事情也许可以办成。”
12年过去，18大在即。显然，他这番向美国人邀宠的“预测”和“努力”又破产了。有道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曹破产”因而碰壁吧？
倒是一个叫埃里克·李的美国人，兴许“旁观者清”，较之曹某聪明得多。
去年12月6日，他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题为《中国的颜色革命？就让它保持红色吧》，指斥期望中国像东欧那样爆发一场颜色革命的西方人，“完全忽视了中国的历史和现代中国的特性。……对于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他们全然不知。”
他认定：“只有继续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的发展才能进一步提高中国人的自由与繁荣，它的崛起也才能给世界舞台带来一支基本上和平而且负责任的力量。”
“西方并不了解中国的特性。让西方观察家糊涂的正是这种具有讽刺意味且看似矛盾之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自由市场发展道路的维护者；它所推行的社会主义是自由与财产的保护者；共产党是唯一能够确保中国在发展国际关系时温和路线的当权者。”
因此，他的结论是：“目前，中国对自由和私有财产的尊重达到了它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能够基本上和平地以如此快的速度崛起，这是史无前例的。让这种势头继续下去吧。不然的话，情况会糟糕得多。”
在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过程中，外国媒体注意到了“中国掀起‘红色文化’运动“；”今年夏天，中国被淹没在红色中“。英国每日电讯报记者发自上海的报道说：“在把过去30年时间基本上花在拥抱资本主义方面之后，中国已加紧宣传运动，以颂扬共产主义的过去，并且把全社会团结在红旗之下。”（5月5日参考消息）有人因之认为“理想主义思潮在中国重新抬头”，中国正在“左转”，而且“转定了”……。
其实，红色遮不住，毕竟变了天。
请看路透社6月29日的报道《中共旧址如今成了资本主义堡垒》：与中共一大会址“这座建筑物毗邻的就是上海新天地。它既是该城市的时尚旅游景点，也是中国不断积累的财富和社会主义企业家品牌的有力象征。”“新天地象征着今天的中国——既实行企业经营制，又接受共产党的统治。”“接受采访的对象中，对于这一共产党标志性建筑和其所在的上海最具资本主义特点的地区之一所形成的鲜明对比，没有什么人感到有任何不妥。”一个导游说：“现在我明白了。毕竟现在的社会是商业社会，这里现在成了时尚的地标。”（6月30日参考消息）
再请看韩国《中央日报》的报道《中国共产党，好似“顺水帆船”》：“现在的延安高楼林立，从石油、煤炭、房地产中赚了大钱的新兴资产阶级每天晚上在高级酒吧里用每瓶价格高达3万人民币的路易十三买醉，夜夜歌舞升平。实际上与资本主义城市毫无二致。”“但是白天却俨然一副社会主义圣地面孔，无比虔诚。站在宝塔山上可以对市内的景色一览无余，山上有穿着红色衣服的朝圣者，他们激动的脸上泛着红光，庄重地反复唱着由毛泽东改词的红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7月11日同上）
最后，让我们听听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秘鲁作家略萨的观感吧！“我在15年后回到中国，这里看上去像是另外一个国家。”“北京和上海的城市变化令人惊讶……一切都展示着现代化、繁荣和活力。”到处都可感受到张扬的财富，……这让人误以为己身处纽约第五大道、巴黎香榭丽舍大街或伦敦的邦德街，但规模要大5倍到10倍。邓小平时代中国就喊出了‘致富光荣‘的口号，如今14亿中国人已经开始疯狂地生产和赚钱。“目前中国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社会，贫富差距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个国家，而中国也许是唯一接受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加入共产党的国家。”因此，他问道：“这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吗？“他推荐西班牙外交官布雷戈拉特《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一书所说：中国已转变为“专制的资本主义社会“。（7月7日参考消息）
总之，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之后，中国早已变成了“新天地”。那么，在“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后，这个“新天地”又将会有什么变化呢？
（2011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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