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尔号九天圣龙:正气凛然的陈赓大将

　　陈赓同志是我军一位智勇双全的高级将领，他在党内军内和人民群众中是久负盛名的将军。由于他曾受党的委派从事白区工作，与国民党上层人物和社会上层人士打交道，其机智勇敢，威武不屈的大将风范，十分富有传奇色彩而被广泛传颂，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
　　1961年3月，陈赓大将因病逝世，永远离开了我们，迄今已有四十多年了。人们不禁为失去一位智勇双全，战功卓着，襟怀坦荡，为人正直，待人谦虚而热情，遇事果断，勇于承担责任的领导者而悲恸与惋惜。他那平易近人的作风，生动风趣的谈吐深深印刻在我的心中，值陈赓大将百岁华诞即将来临之际，倾诉自己对他深切的怀念!
　　我同陈赓同志相识于1937年1月，而闻其名却是很早了。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中央军委决定把红二、四方面军的两所红军大学与中央红军大学合并，将这两所红军大学的上级干部指挥科合并成立中央红军大学的上级干部大队，其余学生营合并于红大三科（即教导师）。那时，我任红二方面军红大上级指挥科科长。成立中央红大上级干部大队后，我所在的上干指挥科编成第一队，我任队长。
　　1937年1月，抗日军政大学成立，这是由中央红大第二期改称为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抗大本身没有第一期，它的第一期即是其前身中央红大的第一期。这时编八个红军干部队，我所在的队编为抗大第七队，我任第七队队长兼军事教员。陈赓同志是抗大第一队队长。这样，我才有机会接触陈赓同志，和他相识。
　　在延安我们住地相距不远，由于工作关系，我们之间相互接触就多起来了，对他的了解逐步深入了。那时，我把陈赓同志看作长者，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特别是他在处理一些具体事务方面表现出的正直公道，先人后己的高尚品格给我很深刻的印象。
　　延安地处西北高原，一、二月份气温低，比较寒冷。这里无论住窑洞，还是住民房，睡的都是炕床，炕床上必须铺苇席，以便烧炕取暖。当时抗大校部和八个红军干部队都住在延安城内，校部率一、二队住在延安师范学校，三队住在天主教堂，四至八队都住在府衙门。由于我们党、政、军机关和部队、院校进住延安，住地人员增多，一时苇席筹备不足，供不应求，就出现有些炕床缺少苇席。第一、第二队都是红军中的高级干部，特别是第一队多是红军的军、师职学员，他们虽然都以普通一兵的身份参加学习，接受培训，对生活没有什么苛求，可是炕席的铺垫是生活所必需的。即使队长把自己的炕席让给学员，仍旧无法满足该队学员的需求。为此，陈赓同志很着急。一天，陈赓同志找我，要我同他一起去校务部请求解决学员的炕席问题。当时，校务部分管采购的单位是管理科，我们就去管理科找科长，科长的办公室是兼宿舍。当我们进屋时，见到炕床上铺着两张炕席。陈赓问管理科长什么时候炕席才能配齐，科长说：快了，我们已派人到外地采购了。陈赓笑着说：那末，先把你炕上的两张席子给我们的学员铺，他们都是身经百战，负伤累累的红军高级干部，我们要先考虑他们，好好地关心他们。于是，他回头对我说：老贾你帮个忙，我俩把这两张炕席送给学员。管理科长解释说：管理科经常要接待一些来往人员，所以才留两张苇席铺在炕上。现在陈赓同志要，只好顺水推舟了，笑看着我们卷走了炕席。陈赓同志的先学员后干部，先人后己的思想很突出。
　　开学初，为了奠定学习兵团战术的基础，就开设了分队战术演习课程。这课程由一位颇有军事教学经验和一定军事理论水平的教员来讲授。这一天，这位教员讲授步兵连进攻的战地作业。由于陕北黄土高原，人们居住的是窑洞，窑洞的门户都是垂直平面，象峭壁一样直上直下。防御一方可以利用这种自然地物较有效地阻止进攻一方从这个方面进行攻击；虽然射击死角大，但却不易攀登。而进攻一方遇到这种难以攀登的地物时，就必须采取措施：一是以火力压制敌人用云梯攀登，二是正面牵制，主力从敌人的侧翼迂回或包围，才有可能突破和夺占敌人这种防御配置。该教员讲授时却强调敌人利用这种地势地物组织防御，他的兵力可能是薄弱的，而且对进攻步兵火器射击的死角很大，就可以从正面很快突破敌人的防御。可是其想定作业没有提到进攻一方必须准备必要的攀登器材如云梯等，不凭借攀登器材步兵是无法从正面突破和夺占防御一方的阵地。为此演习场上发生了争议，有的学员提出：要不要带梯子。在旁边听课的队长和教员都不发表意见。该教员见此情景就认为学员不尊重教员，课后要求陈赓同志对学员进行尊师重教的教育。当时一队的支部书记是胡耀邦同志（他是该队学员兼支部书记），陈赓同志同耀邦同志认真研究后，认为教育必须发扬学术民主，坚持教学相长的原则，这原则与尊师敬教并不矛盾。何况我们的这些学员都是经过战争的锻炼，有实战经验的高级指挥员，他们的意见是值得考虑与吸取的。同时他们也要求学员对教员要讲礼貌，注意提问题的方式，自觉地遵守课堂纪律，作为红军的高级干部，身为学员更需要有这种素养。陈赓和胡耀邦给教员和学员分别做了工作，顺利地平息了一场教学分歧。
　　由于陈赓同志严于律己，坚持原则，宽以待人，爱护下属，深得学员的信赖和尊重。
　　陈赓同志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得非常洒脱，平时也爱开个玩笑，说话诙谐风趣。他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员，黄埔军校第四期他任区队长，当时林彪是该队的学员，由于历史关系，他和林彪很熟悉。抗大成立后林彪是校长，有次林彪召集队长们开会。林彪要求队长要加强管理，严格要求学员遵守规章制度，并强调队长要和学员打成一片，贯彻“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建军原则。当大家说起官兵一致时，陈赓同志笑着说：在黄埔军校时，我们的官兵关系是十分融洽的。例如当时林彪校长还是一个年轻的学员，他脑壳上肉很多，我就摸过他的脑勺。林彪校长听后半羞半恼地说：“不要胡扯了，散会。”离开会场后，我对陈赓说：“你今天玩笑开得太大了。”他笑着说：“今天，我还没有像过去那样摸他的肉脑勺呢。”其实这在他看来是很自然的，没有丝毫恶意的事，用不着掩饰，上下级关系并不因此而改变。更不存在不尊重服从领导的问题。陈赓同志的率真、诙谐使熟悉他的人都觉得很有意思。
　　1937年3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延安会议），批判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逃跑主义和军阀主义的错误路线，作出《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抗大根据党中央政治局决定的精神，在全校开展对张国焘错误的批判，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与张国焘路线划清界限，拥护党中央的决定，粉碎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阴谋，进一步加强全党全军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陈赓同志早先在鄂豫皖苏区红四方面军任师长，后来才到中央苏区红一方面军任职。所以，他同红四方面军许多高级干部都熟悉，其中不少干部是他的部下，这些人对他是了解而尊敬的。陈赓同志拥护党中央的决定，态度鲜明，立场坚定，在发言中说的有理有据，态度中肯、诚挚，很有分寸，得到了红四方面军很多学员的认同和赞赏，积极推动各方面干部之间的相互了解，增进并加强了党内和红军内部的团结。陈赓同志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他是严肃认真，讲究原则，注意分寸的，这些给我很深的印象。
　　1937年，“七·七”事变后，陈赓同志调往第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任旅长，我们就分手了。然而在延安抗大初期半年多的时间，我们曾有过的交往深深地印在我的心田里。他是一位可敬可颂的领导，又是一位可爱有趣的兄长。
　　1938年冬，抗大第一分校从延安迁往晋东南的长治、屯留地区，靠近八路军总部办学。这时，我担任抗大第一分校的军事总教兼校刊编辑主任。
　　为了使抗大军事教学能正确地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所规定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和“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作战方针，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更有效地提高教学质量，适时地把前方作战取得的新经验用于军事教学。于是，学校派我去第三八六旅访问陈赓同志，请他介绍敌后抗日作战的经验。
　　我接受任务后立即奔赴第三八六旅驻地。当我到达旅司令部时，正值陈赓同志“痔疮”发作，卧床治疗，由旅司令部参谋处负责人周希汉同志接待，并由他领我去陈赓卧室接见。见面时我俩都很激动，我转达了何长工校长、周纯全副校长和韦国清训练部部长对他的问候。同时说明了来意。
　　陈赓同志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他说：近日“痔疮”发作了，血流不止正在进行治疗，因此，他只能用两个半天同我聊聊。具体材料可找周希汉同志索取。同时，他告诉周希汉同志要大力支持抗大一分校的教学，尽量满足其要求。
　　见他如此真挚热情，带病介绍经验，使我感动不已。
　　陈赓同志说：军事教学中理论联系实际至关重要，我们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用，特别在抗日战争期间战事紧张，部队流动性也大，有许多事物是我们过去没有碰到过的，不得不从实践中学习和总结新的经验。比如，我军进入敌后，我们作战的对象是日本侵略军，其武器装备、组织编制、军事训练等等都不同于内战时期的国民党军。特别是它的“武士道”精神，在其长驱直入威逼国民党军，而国民党军有的部队一触即溃，节节败退，这就大大地助长了日本侵略军的“武士道”精神，使它狂妄地产生了一种“不可战胜，所向无敌”的猖狂思想。当前在战场上还没有出现日军成建制投降被俘的事例。因此，其气焰是很嚣张的。同时，还应该看到，日军还没有同我军直接作战的经验，但在其连续遭我军出其不意的打击后，才初步认识到我军不同于国民党军，引起了日军对我军的重视。
　　由于作战对象的不同，党中央的洛川会议确定我军敌后作战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是我军唯一正确的作战方针。对此，刘伯承师长曾风趣地说：我军对日军作战要采取“切瓜战术”。即对其大股消耗，小股歼灭，象切西瓜一样，一块一块地切开吃。他又说：我们的游击战术：“游”，就是走；“击”，就是打。游而不击是逃跑主义；击而硬碰是拼命主义，都是要不得的。我们要游，要击才是正确的。我们是根据党中央、中央军委制定的作战方针组织战斗，这就有别于内战时的作战方针。
　　当我军开进敌后战场时，正是国民党军节节溃退，日寇长驱直入的时期。这时，人民群众抗日救国的热情空前高涨，要求参战十分迫切，同时对日寇嚣张的气焰深感忧虑。为此，我军进入敌后，首先要通过连续打胜仗来鼓舞士气，增强人民群众抗日救国的情绪，坚定抗日必胜的信心。关于这点，我军三个师在山西各个战场上都连续取得战斗的胜利，加上我军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规定，树立了人民子弟兵的良好形象。从而获得战区人民的热烈拥护，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心。
　　同时，由于我们坚决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对友军——国民党中央军、晋军、决死队和地方中队；社团如山西“公道团”（团长阎锡山）、“牺盟会”（会长阎锡山）；国民党、各种民众抗日救国会，以及各阶层的爱国人士等等组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当前有利的力量，以此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以便在这个基础上建设抗日根据地。
　　在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同时，必须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使我抗日军队有个依托。我们是从日寇占领军的手中所解放的国土，或是日寇进攻时国民党地方政府官员逃跑的空白地方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至于国民党军所控制的地方政权，我军在这个地方进行作战时，只是一种配合关系。
　　正    是由于我军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使我们有了生养休整，储备与积蓄抗日力量的地方。因此，才能有效地使用武力打击日、伪军，缩小敌占区，扩大解放区，以实现最后把日本侵略军赶出中国的目的。
　　我旅1937年秋开进敌后之后，我们进行了频繁而艰巨的抗日游击战，打了一些好仗，仅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几个典型战例向我介绍。
　　于是，陈赓同志把我军进至山西后，从1937年10月山西平安县七亘村的重叠埋伏战斗到1939年2月的河北平原香城固的诱伏战等五个战例作了简要而明晰的介绍，详细的资料要我找周希汉同志索取。
　　1937年10月，我军为了打击侵占山西平定县之日军第20师团的作战物资运输队，我们利用日寇对其前方作战物资必经之路，和敌军认为我军打了就撒的错觉，在七亘村设置了重叠埋伏，取得了歼敌3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的良好效果。
　　1938年3月，为了配合友军晋南作战，我军集中主力，采取“攻城打援，攻其必救”的战法，在山西黎城长治的邯（郸）长（治）公路上的神头岭设伏。我军以一部兵力袭击黎城敌兵站基地，而把主力放在神头岭伏击敌人一○八师团的增援部队。这次战斗歼敌1500余人，生俘日军8名，缴获枪支300余支，骡马300余匹，作战物资一宗。我军亦伤亡240余人。这次战役被日军称作是我军“典型”的近战。
　　同年3月，为了配合友军晋南作战，切断日军主要交通线，我军又在日军运输队必经的邯长公路的响堂铺预先设伏。日军一○八师团从黎城兵站基地往前线运送物资，当其以180辆汽车由一个日军加强中队组成的运输纵列进入我伏击区时，在徐向前副师长的指挥下，我军迅猛发起火力与运动相结合的突击，将敌人的汽车180辆全部击毁，并击溃来援之敌，歼敌400余人，缴获迫击炮4门，长短枪130余支（挺），还有一大批军用物资，有力地配合友军作战，打出了军威。这些战斗的胜利为创建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1938年4月，为了粉碎日军对我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九路围攻，我一二九师在三四四旅六八九团的配合下，在武乡县的长乐村进行一次急袭的追击战。我们在长乐村将撤退之敌第一○八师的一一七联队1500余人包围，将其歼灭。同时还击溃了来援之敌，歼敌2200余人。这是一场恶战。我军选择了进攻之敌的薄弱一路进行围歼而取得胜利的战例。由于敌我双方都是在运动中交战，因此，我们采取了先机制敌的战法，即先敌展开，先敌占领阵地，先敌开火，先敌冲击，把运动之敌切成数段，分割包围予以各个歼灭。
　　1939年2月，我军在河北冀南平原的威县香城固村打了一个漂亮的诱伏战。我们以一部分地方中队袭击威县、曲周县城，而以主力三个团埋伏在威县以南的香城固地区，将日军由一个大队长指挥的加强中队200余人，全部歼灭，创造了平原地伏击歼敌的典型战例。这是我军利用日军攻城必救的作战规律而取得的胜利。
　　这些战役、战斗的胜利，丰富并发展了我军传统游击战的经验，说明一切从战争的实际情况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主客观一致才能克敌制胜，是一条不可动摇的作战原则。我们必须善于利用敌人惯用的作战规律，而注意避免我们自己形成的作战规律，因敌、因地、因时而制宜地创新与发展自己的战法。同时，我们一定要依靠群众，发扬我军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防止造成可以被敌人利用的作战规律，我们就能克敌制胜。
　　陈赓同志侃侃而谈，他那振奋的精神，为了支持我们丰富教学内容，提供新鲜经验，而倾说自己的体会，以及忘记了自己正在病卧之中，见到这一切使我深受教育而感动不已。一位忠心革命事业，毫无私心杂念的高大形象跃于眼前，终生难忘。
　　我带三八六旅提供的作战经验回到抗大第一分校，向校首长和训练部领导作了汇报。根据校领导指示，向教员和干部作了介绍，并把有关材料编成教材分发给学员。根据战争理论来源于作战实践经验的基础之上的原则，我在校刊《洪炉》上先后发表了抗日游击战的《伏击》和《袭击》的文章。关于抗日游击战术的教材更丰富成熟了。这时，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卫立煌曾派一些军官到抗大一分校学习与研究抗日游击战术；同时我们也向在浮山的第二战区阎锡山集训干部的集训大队作了抗日游击战术的介绍，都取得良好的效果。
　　出于公心，坚持原则敢于对违背原则做法的事情提出批评意见。
　　1947年7月，国民党以6个整编师（20旅）对胶东区实施重点进攻，当时我任胶东军区参谋长兼军区前线指挥部参谋长，随同许世友司令员指挥作战。军区前线指挥部是统一指挥留在内线作战的野战军和地方军的司令机关。正在紧张的作战期间，9月的一天，我们接到毛泽东同志转发一份由陈赓同志报军委的电报，内容大意是：当前我们关内转入外线作战的三路大军正同敌人进行艰苦连续作战的时候，却有一个单位一年只打一个或两个“攻势”就休息了，现在还要关内部队牵制蒋军保障他的休整。看了这份电报后，许司令员立即说：只有陈赓也只有他才敢向毛主席提这种意见。不久，我们又收到毛主席转发林彪对此事作解释的电报。可见陈赓同志顾全大局，勇于坚持原则的做法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陈赓同志勤勤恳恳为党工作，“不邀功，不诿过”，勇于承担责任给我们树立了榜样。
　　1953年秋后，张震同志（作战部部长）还在朝鲜第二十四军代军长兼政委之职，作战部日常工作由王尚荣副部长主持。此时，陈赓同志已从志愿军副司令员调回总参谋部任副总参谋长，分管作战部工作。我当时也在作战部工作，我们又一次重逢了，而且是我的直接上司。他那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谐热情，平易近人的作风使我感到亲切而可敬。
　　有个星期六晚上，粟裕总参谋长要作战部出面宴请苏联专家，作战部顾问鲍尔铭少将等人去全聚德吃烤鸭，王尚荣同志和我都去陪同了。正在这时候，华东军区要给一个师进行嘉奖，新华社要发表这条消息。于是，他们给作战部值班室去电话要求作战部对这条新闻报导提意见（当时他们并没有说明具体内容，只说是有个新闻稿）。值班室把电话传到了全聚德餐厅，由于我们不便在这种场合处理公务，就要值班室转告新华社，请他们把这个新闻稿送给陈赓副总长审阅。送稿者在陈副总长身体有病已就寝后才送到，而且说这则新闻稿是经过作战部后送给他的。陈赓同志以为可公开的新闻稿既然作战部同志已看过了，他相信作战部是会把关的，随即答道：既然作战部看了，就可以了。于是，新华社就发布了这条消息，第二天见报了。刘少奇同志看报时发现了这条消息，他立即给粟裕同志打电话询问此事。并严肃地指出：中央军委已经有决定对师级（含）以上单位的表扬，只有军委才有这种权力，大区无权批准。他要粟裕同志查询此事。粟裕同志当即查询作战部，方知该事原委。这时作战部领导和有关同志立即表示对这件事承担责任，陈赓同志说此事是他同意的应由他承担责任。粟裕同志则说他是总参谋长应由他承担责任。上下级争着承担责任的精神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的“不邀功，不诿过”的优良传统。事后，刘少奇同志知道了就说：你们这种精神很好，今后要注意就行了。当时领导们真诚主动地承担责任的精神，对我部参谋人员有很大的教育。
　　1954年我离开总参谋部到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我们这个系是毛泽东同志为落实“三化”建军方针，培养组织与指挥现代战役军团的高级将领而开设的。全军选调52名正军职以上的高级干部从1954年—1957年底，系统地学习组织指挥现代战役的军事理论。刘伯承院长兼政委对我们这批学员寄以厚望，要求严格，要我们成为全院同学的表率与带头人。每天实行六小时一贯制，考试不仅有课目、学期和学年考试，而且毕业时还有国家考试，所以学习生活比较紧张。学员们都不甘落后，积极勤奋学习，愿意通过学习提高军事理论水平，为军队“三化”建设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由于参加学习的将军们年纪偏大，文化程度不一、身体强弱状况也不齐，虽然他们都经历了严竣的战争考验，富有战争实践经验，学习自觉性很强，学习热情很高，但坐下来潜心读书、背书、参加各种考核、考试，对有些同学来说不能不有压力，学习生活不能不紧张，因此有的同志血压增高等症状出现了。于是，有人向中央军委写信反映战役系学习负担过重，压垮了身体，教学中存在“教条主义”问题等。中央军委很注重这个问题，就派谭政、陈赓大将，张宗逊、甘泗淇、陈士渠上将等率工作组到军事学院战役系检查“教条主义”问题。陈赓同志作为检查组成员之一，他来军事学院后，就到系里看望我们，邀我们一些同学出去吃饭，叙平时同志间的友谊关系，只字不提此来的目的，也未透露丝毫风声。我们也没有人向他打听检查组来的目的，只是畅叙友谊。在调查工作中，陈赓同志耐心地听取学员的意见，实事求是的对待问题。其严守秘密，实事求是的精神，公正对待问题的态度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
　　从1937年初至1957年的20年中，我和陈赓同志有过断断续续的接触，不论时间的长短，事情的巨细都给我很深的印象。且不说他对革命事业的忠贞，智勇双全和兢兢业业，就其个人思想品格的高尚，为人处事的公正，对人的和蔼可亲，他的确是一位令人尊敬的领导，又是一位值得信赖与亲近的兄长。每当想起他的时候，就会呈现出其音容笑貌，不由自主地涌出温馨的微笑，陈赓同志永远活在我的心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