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组织恶性膨胀之惑：

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背后的制度设计埋下病因

    范军专栏 之宋代组织膨胀之惑1(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从开宝省官到庆历新政，从元丰改制到建炎省官，再到宋孝宗时的隆兴省官，有宋一代，裁撤冗官、精简机构的努力和实践始终未衰，但直至南宋末年，官吏数目达三万五百一十六人，数倍于帝国全盛之时。组织为何愈瘦身愈发福？在瘦身与发福的矛盾循环中，一个组织的崩溃路线图清晰可辨。

    公司组织的合理发展扩张是其活性的表现，但是赵匡胤黄袍加身、以非正常手段上位后，面对唐末以来形成的藩镇割据、节度使权力过大的组织困局，断然进行了矫枉过正的制度设计。但与此同时，宋代官僚组织背上沉重负担，开始了病态扩张之旅，不仅牺牲效率，也牺牲公平，导致公司组织的活性逐渐萎缩直至最后崩溃。宋代官僚组织膨胀之惑与祸，归根结底是制度设计的罪与罚。

    这一篇我们先来看看赵匡胤的制度设计所深埋的公司组织致病基因，之后的两篇则关注组织发福的结构性内因--恩科与恩荫，以及有宋一代种种向组织病开刀的改革的失败，直至走向组织癌症的最终归宿。

    非正常手段上位后的组织困局

    董事长权力真空化

    公元960年春节刚过，在后周任殿前都点检(相当于禁卫军最高指挥官)、归德军节度使的赵匡胤策划了史上有名的“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即位做了皇帝，国号宋。长达五十多年混战的五代时期，至此宣告结束。(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但是，以非正常手段上位的赵匡胤，很快就发现自己面临着组织困局。唐末以来直至五代十国时期形成的藩镇割据，节度使权力过大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他之所以上位，也是拜乱局所赐。因为赵匡胤在后周既任殿前都点检，也领宋州归德军节度使，掌握兵权。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藩镇节度使若群起效仿，他的帝位就做不稳了。

    组织困局其来有自。唐末以来直至五代十国，公司派出机构权力过大———节度使拥兵自重，集军、民、财三政大权于一身，可以不经皇帝批准擅杀刺史。以藩镇割据形态出现的节度使在其治内完成了组织系统的自我循环，这对唐代三省六部的官僚行政制度的破坏力度极大。财不上中央，干部的人事任免也自成体系。节度使所扮演的这种“封疆大吏”角色，就相当于当下公司组织的大区经理、外派的各地分公司总经理。

    与此同时，自唐末五代开始存在的“支郡”制度，将帝国董事长的权力进一步切割和分化。节度使不仅要管理所驻州郡的政务，还要染指附近几个州郡的事务，而被兼管的州郡就是该节度使的“支郡”。

    即便是赵匡胤黄袍加身做上开国皇帝后，组织运作的潜规则仍然延续：支郡的文武官员表面上由朝廷任命，可其在“支郡”的职权却是节度使说了算，中央无权干涉。甚至一些强悍的节度使根本不将皇帝放在眼里，人事任免不上报，不备案，自行委派支郡官员，俨然独立王国矣。帝国公司董事长权力真空化的情形不可谓不严重。

    而在大区经理(节度使)权力透支之外，总经理(宰相)也大权在握。唐代包括五代十国期间都实行三省六部体制，这实际上是一种决策权、审议权和行政权合一的制度。中书省出令，门下省审议，尚书省颁布执行。三省长官原则上都是宰相，实际参与军国大事及决定官吏任免甚至皇位继承人选的人事权力。宰相权力之大，专制如武则天者，也不敢轻易越过中书门下宰相这一级直接发号施令。宰相有选拔官吏之权，贞观年间，四品以上官员都要由宰相提名奏上，皇帝才可批复同意。

    而赵匡胤“陈桥兵变”，所顾忌的也是留守都城的宰相范质、王溥的态度和政治倾向。周世宗柴荣死后，七岁儿子柴宗训继位，即周恭帝。因其年纪太小，故由宰相范质、王溥辅政。赵匡胤黄袍加身回到都城后，面对站在他面前的范质、王溥，也不能不为难地说：“世宗待我恩义深重，现在我被将士逼成这个样子，你们说怎么办？”后周宰相之权当然大过赵匡胤这个殿前都点检手中的权力，事实上赵匡胤带兵离京去攻打所谓的北汉与辽朝联合进犯，也是由辅政的范质、王溥直接下达作战命令的。只是此时此刻，没有实力支撑，再加上留守京城的大将石守信、王审琦反水，这两位宰相才在赵匡胤面前无计可施。

    而今，赵匡胤上位后，如果重拾唐代的三省六部体制，一方面他要直面藩镇割据、节度使权力过大的问题，另一方面相权架空皇权的隐忧亦不能不防。除非有大手段、大魄力进行组织变局，否则赵匡胤也只能是五代之后第六个短命王朝的弱势皇帝。

    杯酒释兵权背后隐含的制度设计

    切割、分化、稀释权力

    司马光在《涑水纪闻》里载，赵匡胤上台后，面对困局，曾经问道于谋臣赵普，如何才能组织破局？赵普给出的答案是：“今所以治之，无他奇巧也。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天下自安矣。”这其中“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是核心话语。赵匡胤大悟，遂有“杯酒释兵权”之举。

    建隆二年(公元961年)的一个晚上，赵匡胤邀集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等禁军主要将领在一起喝酒，这些人曾经帮助他夺取政权，但现在他们成了赵匡胤夜不能寐的隐忧——— 赵对他们说，如果有朝一日黄袍披在你们身上，这皇帝是做还是不做呢？石守信等人领会赵的意思，次日即称病，主动要求解除军职。(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至此，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背后隐含的制度设计初露端倪：他一方面把石守信等人调到外地去当节度使，使其脱离原来掌握的军队，另一方面取消殿前都点检和殿前副都点检这两个职务，由殿前都指挥、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分别率领禁军，合称“三衙”，互不统属。制度设计的机心便在这里：三衙有统兵之重，却无发兵之权；而枢密使有发兵之权，又无统兵之重；禁军从此无统帅，将领们唯一的统帅是皇帝本人。这是一层机心，叫做分化事权，互相监督。第二层机心是在“三衙”内部层层设防，防止出现专权独断现象。赵匡胤规定，“三衙”长官都指挥使之下，设副指挥使、都虞候、副都虞候各一员，进一步将都指挥使已被分化的权力强行稀释，使其有职无权。至此，杯酒释兵权后的制度设计将禁军军权全部收归中央，赵匡胤寝食稍安。(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接下来要解决的是节度使权力过大问题。赵匡胤采取的措施是分两步走，先将各节度使所属的地方赋税全部运送中央，仅留一小部分用于维持日常开支，节度使的财权被剥夺了。其次是削其兵权。宋太祖干德三年(965年)，赵匡胤下令诸州府甄选精兵送往中央，取其精华，以此削弱节度使的军事实力。当然，节度使权力过大问题解决起来非一日之功，至宋太宗时期，天下已定，节度使权力过大问题才得到根本解决。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宋太宗诏令所有节度使属下的支郡都直属中央，节度使的权限只是管理一州一府，同时朝廷以朝臣出任知州、知府。再以后，节度使一般不赴本州府管理政事，而只变成一种荣誉性的虚衔——— 在赵匡胤及其继任者的制度设计下，唐末以来节度使干政问题被彻底解决。对比五代十国中节度使多开国建业，造就乱世格局，仅南唐开国皇帝李昪是在中央掌权情况下建立政权的这些史实，此一制度设计的功效，自是不可小觑。

    宰相权重，也是赵匡胤需着重解决的组织难题。赵匡胤三十五岁那年，在朝堂之上做出了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他利用宰相范质、王溥上呈奏折未及落座的机会，暗示手下将其座位搬走。具象的相位可以一挪了之，抽象的相位又如何抽移呢？赵匡胤采取的依旧是分化事权、层层监督的制度设计。枢密院管国防军事，三司(盐铁、度支、户部)管财政，宰相只管一般的行政事务。这是三权分立。随后赵匡胤又在宰相权限之下设参政知事(副宰相)，掌实权，规定两位宰相“分日知印”，进一步切割宰相权力。又设台谏官，监督宰相之权。由此，源自秦、汉、唐以来的宰相权重问题在赵匡胤手上得到解决。

    制度设计之弊埋下结构性病因

    “花官买稳定”

    种种制度创新解决了此前的组织困局，但制度设计之弊如影随形。

    “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无论在哪一个层面收职权、财权、兵权，赵匡胤都需要“花官买稳定”。冗官(组织膨胀)的结构性成因，最初便来自这里。可以说，赵匡胤的种种制度设计，在当时的背景下是具有一定意义的组织破局。但此后制度的畸形演进，则使得这种制度设计本身成为宋代组织恶性膨胀的致病基因。制度比人强，始作甬者赵匡胤身后亦无能为力。

    赵匡胤及其追随者的制度设计应该说是在对中央官制的调整过程中起步的。统一五代十国的过程需留用大批各国旧官员，又不能让其做事掌实权，便发明了“职”、“官”和“差遣”分离之术。“职”是头衔，“官”只代表此人可以领取俸禄，而“差遣”才是官员担任的实际职务，也即实际权力。每个机关彼此互相牵制，“任非其官”现象也就应运而生。正如北宋散文家柳开语，“事即依旧公事，人即加倍添人”，节度、团练、防御使和观察、留后、刺史等原来在地方上握有重权的职务，需由中央直接“差遣”的权判知州、府、军事来处理；原由州府长官一人负责的事务，需由一名知州(府)与一、二名通判一起处理。行政管理官员大量注水后，不得不增加指挥官和协调官来居中调停，在州府长官增加了一倍至两倍的基础上，朝廷与州府之间另设一层“监司”来加强管理———人员注水导致了制度注水，事没管好又平添大批“路”一级官员。组织弊病就是这样产生的。

    但究其实，这是非常时期下的非常措施，权宜之计。北宋统一五代十国过程中，留用大批各国旧官员，使他们保持官位是不假，但这批人故去之后呢，是否可以精官简政呢？事实并非如此。随后，在宋廷官僚组织中，为了容纳更多官员，官吏的品阶在迅速扩大。一个宰相后面有十几个宰执官加以配置；文散官从29阶增至37阶，武散官从31阶增至52阶；组织中九寺五监与六曹等功能重复却并行不悖，大批官吏“闲坐终日”却不影响其晋级升迁，越来越多的冗官在围城外纷至沓来。

    毫无疑问，一定是出现了在赵匡胤制度设计之外的新成因，才使得组织扩张以非常态形式迅猛推进——— 不错，新成因的加入撑满并突破赵匡胤的组织间架结构，使其走向恶性膨胀。这些新成因便是恩科制和恩荫制。下一篇我们来聚焦恩科和恩荫的滥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