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长沙九龙医院有限公司:试论1949－1959年中苏关系的美国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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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晓芹：试论1949－1959年中苏关系的美国因素
试论1949－1959年中苏关系的美国因素
1949－1959年中苏关系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中国革命胜利到朝鲜战争爆发是中苏走向结盟阶段；从朝鲜战争爆发到苏共20大召开是中苏“蜜月”合作阶段；从苏共20大到赫鲁晓夫访美是中苏发生分歧阶段。从最初结盟时苏联对中国的不完全信任到后来全面友好时期的“蜜月”合作再到最后的公开分歧，这一阶段中苏关系的发展呈现出前峰后谷的特点。诚然，中苏在国家利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认同与分歧是影响中苏关系发展变化的决定性因素，但如果把这一重要的双边关系放在冷战的国际背景下加以考察，我们就会发现外部因素对它的影响亦不可忽视。美国就是影响20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最重要的外部因素之一，本文将就此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以就教于学术同行。[②]
第一阶段：在美苏对抗的同时，通过所谓的“灵活”政策影响中国，阻止中苏结盟
尽管中苏两党之间在很多问题上产生过龃龉和分歧，但中国革命胜利前，两党之间日益密切的联系与合作却是不争的事实。面对国际上愈演愈烈的冷战气氛，出于共同的安全和战略需要，中苏结盟成为两党领导人共同追逐的目标。1949年6月，中共公开宣布新中国外交将实行“一边倒”，即倒向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一边，苏联也逐渐放弃了国共内战以来所谓“中立”的对华政策。
中苏结盟不仅将改变两大阵营的力量对比，而且将削弱美国在亚洲乃至全球范围内的战略优势。在无法逆转中国内战结局的情况下，美国力求通过阻止中苏结盟，维持其在东亚的战略优势。1948年6月发生的“铁托事件”，给试图阻止中苏结盟的美国一个重要提示，即 “铁托和毛有着许多相同之处”，“华盛顿应该抓住时机，动摇中共领导人对苏联的信心，促使中共走铁托的道路。[1](P18) 1948年9月，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司提出的“重审并制定美国对华政策”认为，只要中共不成为苏联的“附庸”，就不会形成对美国的威胁。因此，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应该是“尽最大可能阻止中国变成苏联政治军事政权的附庸”。[2](P13)
如何在中苏之间打入“楔子”，达到阻止中苏结盟的目的呢？鉴于当时美苏之间激烈的对抗，美国政府认为，“对共产党中国比对苏联所采取的姿态更充满敌意、政策更严厉，是不合适的”，[2](P146) 美国应该通过有力的影响使中国脱离“莫斯科仆从”的地位。为此，美国的对华政策由战后的“介入政策”逐渐转变为“脱身政策”，旨在利用政治经济手段拉拢中国，以达到“以和促变”的目的主要表现如下：
第一、逐渐拉开与国民党的距离，争取中共对美国的好感。首先，在中国内战大局已定的情况下，美国宣布停止训练国民党的军队，撤回在华军事顾问团，并决定一旦1948年《援华法》项下剩余的几千万美元拨款到期，将放弃援蒋政策。对于国民党一直希望迅速增加军事援助的呼吁和努力，美国也没有给予回应。其次，南京解放以后，美国国务院命令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继续滞留南京，并指示他通过各种渠道与中共接触，以此冷却与国民党的关系。再次，发表《美中关系白皮书》，为美国在中国的“脱身”政策大造舆论，拒绝对国民党的失败承担责任。第四，扬言从台湾“脱身”。尽管美国军方一致主张应该向国民党提供新的军事援助，但国务院坚持公开支持国民党在台湾的残余势力会破坏任何促使中苏分离的策略。
第二、利用经济手段，促进中苏摩擦的产生。美国决策者认为，中共胜利以后将在经济建设方面面临巨大困难，公开的经济战对中国的“糊口经济”影响不大，“最明智的策略是和中共发展经济关系，集中力量设法把他们与俄国人分开”。[4](P173)为此， 1949年3月杜鲁门总统批准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1号文件认为， 为了“加强那些可能导致莫斯科与中共政权严重分裂的力量”，“应允许在适当的安全限制下恢复中国与日本和西方之间的普通经济关系”。不过，美国“应建立对整个中国的出口管制制度”，“全面禁止向中国出口可直接用于军事的所有物资”，“仔细审查经过严格挑选的重要的工业、运输和通信物资和设备的出口”，作为实施上述政策的先决条件。[2](P112) 然而，由于当时国民党对上海港的封锁，中共外汇量相对有限，事实上中共与西方国家的贸易量并不大，并不足以改善中共面临的经济困难。
第三、以外交承认为杠杆，阻止中苏结盟。面对中共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现实，1949年5月，美国提出了承认中国新政权的三项条件：“a. 该政府事实上控制该国领土和行政机构，能维持公共秩序；b. 该政府有能力并愿意履行国际义务；c. 它的执政得到其国内人民普遍认同。” [2](P74) 美国政府表示，在未得到中共“遵守国际义务”的保证之前将不考虑外交承认，而这些“国际义务”还包括旧中国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共自然不可能接受。美国的承认政策，既违反国际惯例，又缺乏真诚实意，不过是为自己留有余地而已。新中国成立后，尽管许多人从美国自身的利益出发，主张尽快承认中共政权，但政府内部主导性的意见，仍然是不急于承认，同时强调要继续保持政策的灵活性。
第四、利用心理和宣传手段，离间中苏关系。1949年12月底，毛泽东在访问苏联期间，一度受到苏联方面的冷遇，国务卿艾奇逊“确信斯大林会对中国人提出过分的要求，这将为美国提供一个楔子，可以插进去离间他们的关系”。[4](P178) 为此，美国向中国展开了强大的宣传和心理攻势。
美国试图通过所谓的“灵活”政策阻止中苏结盟的政策目标并没有实现，
第二阶段：继续美苏对抗，通过强硬政策向中国施压，致力于分裂中苏的长远目标
中苏结盟以后，美国继续把在中苏之间打进“楔子”作为在东亚的政策目标之一，但随后爆发的朝鲜战争，特别是中国出兵朝鲜的举动，使美国分裂中苏的希望变得十分遥远。美国政府认为，由于意识形态的一致性、对西方共同的敌视态度以及对日本重新崛起的担心，可能会促使中苏双方短期内保持更紧密的联系。为此美国采取了从长计议的战略步骤。
朝鲜战争爆发当天，国务院情报研究室的评估报告就认为，对共产党的强硬政策会有效地损伤中苏同盟，美国对朝鲜战争的干预，包括阻止台湾落入中共手中，会使中共感到震惊，会损害他们的威望，并动摇他们对与苏联结盟获得好处的信心。[8](P396-397)朝鲜战争的结果改变了美国对中国国际地位的看法，从而“使不承认北京政府的决定更强化了”。[4](P183) 1953年6－7月，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对苏政策和美国外交政策基本方向的高官会议认为，“一个共产主义的中国，即使不受莫斯科的支配，但由于它在远东势力均衡方面占有优势，并吸引着亚洲的支持，因此对美国的利益极为不利”。美国在“继续前任所制定的对苏联的围堵政策”的同时，应继续“对中国的强硬政策，这不但会对中共政权造成严重的负担，或许还会有助于中苏之间的严重分裂”。[6](P90) 1953年11月，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的第166/1号文件认为，美国远东政策的主要问题是，“应付由于一个强大的、敌对的共产党中国的存在以及共产党中国和苏联的结盟而引起的力量结构的变化”，并“利用一切可行的手段，不管是隐蔽的还是公开的，破坏中苏关系”。[9](P159,163) 1954年的台海危机导致了中美对抗的加剧，尽管中国代表团在1955年4月的万隆会议期间向美国公开表明了中方的和解态度，中美之间也搭建了沟通的桥梁——大使级会谈，但由于担心与中国的和解将削弱美国与盟国、尤其是远东盟国的关系，靠压力打进“楔子”仍然是美国分裂中苏同盟的主要手段。
以朝鲜战争爆发为标志，美国在继续与苏联对抗的前提下，实行了对中国施压的强硬政策。首先，美国对中国实施了全面禁运，冻结了中国在美资产，并操纵联合国通过了西方世界对中国和朝鲜实施全面禁运的决议。美国商务部自
其次，拒绝承认新中国，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排斥中国参加对日媾和，对中国实行全面的政治孤立。朝鲜战争爆发前，在关于承认新中国和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问题上，美国的立场还具有一定的“灵活性”，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的立场变得极端强硬。1951年12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在与英国首相艾德礼的会谈时表示，“美国决不能让中共进入联合国。” [10](P486) 国务卿艾奇逊也表示，即使美军被打败，退出朝鲜半岛，美国也不允许中共进入联合国，不承认中共政权。[11](P227) 艾森豪威尔上台以后，不但反对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而且要求其他国家也反对此事，并操纵联合国多次通过“搁置”、“延期”讨论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决议。即使在中美大使级会谈开始以后，杜勒斯为美国代表制订的政策限制之一就是不承认中共政权的合法性。朝鲜战争期间，为了把中国排斥在对日媾和的大门之外，美国不顾苏联等国的反对，策划了对日单独媾和。在没有中国政府参加的情况下签订了对日和约，这种做法不仅违反了战时盟国有关战后处理日本问题的协定，而且侵犯了中国的领土主权。和约无视中国已经收回台湾和澎湖的客观事实，没有就它们的归属作明确规定，从而为美国制造“台湾地位未定论”提供了所谓的“法律”依据。
再次，重新插手台湾事务，阻挠中国的统一。朝鲜战争爆发前，尽管美国政府内部在对台政策上存在分歧，但从未公开否认过中国对台湾的领土主权。朝鲜战争爆发后，
最后，建立亚太军事体系，对中国实行军事威逼。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除了在朝鲜与中朝军队的直接对抗之外，还建立了针对中国和苏联的军事包围圈。1951年8月签订的《美菲共同防御条约》，不仅要求菲律宾保卫自己的领土主权，而且将随时由美国指派在太平洋任何地区履行自己的义务。
上述一系列惩罚性措施，并没有在短时期内引起中苏同盟的震荡，相反中苏同盟却变得更加巩固。在美国制造的高压面前，中国抗美援朝的决策和行动大大增强了苏联对中国的信任，苏联在向志愿军提供军事援助的同时，开始大规模的援助中国的国内建设。1954年4月，中苏一道参加了日内瓦会议。同年9月，赫鲁晓夫访问了中国。访问期间，苏联不仅增加了对中国的援助项目，而且放弃了两个势力范围的要求，并向中国转交了四个股份公司的苏联股份，达成了从旅顺撤军的协议，中苏关系进入了空前友好的“蜜月”时期。
美国试图通过压力政策在中苏之间打入“楔子”，相反却使中苏同盟更加巩固，这主要是因为：第一、中国出兵朝鲜巩固了业已形成的中苏同盟。长期以来斯大林一直怀疑中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中苏结盟也没有能在双方之间建立完全的信任。朝鲜战争爆发以后，面对美国的干涉，中国有没有勇气迎接挑战，某种程度上便成了检验中共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中国抗美援朝的决策和行动，消除了斯大林对中共的怀疑，为中苏友好合作关系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战争期间，苏联除了积极支援志愿军在朝鲜的军事行动之外，对中国国内建设的援助也进入了全面的实施阶段。斯大林去世以后，考虑到中国日益提高的国际威望，出于稳定国内政局的需要，苏联新领导人在巩固中苏同盟关系的基础上，纠正了前一阶段双边关系中的一些不平等行为，从而为中苏之间的“蜜月”合作奠定了基础。
第二、美国低估了中国承受外部压力的信心和决心。美国一厢情愿地认为，高压政策一定会增加中国面临的困难，可以迫使中国疏远苏联，掉过头来亲近美国。这种自以为是的政策理念，忽视了中国的客观实际，尤其是忽视了中华民族高涨的民族热情，片面地认为通过高压政策就可以迫使中国调整政策，甚至做出无原则的妥协与让步。事实证明，高压政策并没有压倒中国人民，反而激发了中国人民空前的反美情绪和爱国热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不仅取得了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而且顺利完成了经济恢复工作，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第三、这一阶段美国实施的压力政策存在手段与目标之间的矛盾。寄希望于中苏在美国的高压下分道扬镳，一直是美国单方面的政策设想，不符合当时中苏关系的实际。在中苏同盟关系不断得到加强的情况下，靠施加压力在中苏之间打进“楔子”显然不符合常理。虽然，美国政府内部一直有人呼吁“诱导政策”会比“压力政策”更有助于中苏关系的分裂，例如利用同中国的贸易来促进中苏分歧，但“诱导政策”始终没有成为政府的政策取向。
第三阶段：软化苏联，强压中国，推动中苏关系走向分裂
赫鲁晓夫上台以后对美国采取的缓和政策，使美国离间中苏关系的努力突然间面临新的机会。1955年6月，一批政府内外的冷战专家云集弗吉尼亚州的魁提克（Quantico），就如何分裂中苏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报告认为，“削弱中苏联盟最现实的办法是通过苏联人而不是中国人”。“如果中苏关系破裂，不会是由于中国人讨厌俄国人，而是俄国人讨厌中国人”。[1](P93, 94)在1955年7月的日内瓦四国首脑会议上，艾森豪威尔向参加会议的朱可夫表示，“假如莫斯科想缓和与华盛顿的关系，就应该做些有关中共的事” [6](P154) 1956年2月苏共20大提出的“三和”路线以及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被杜勒斯认为是“苏联‘永久转向’的信号”。[6](P158) 整个1956年春季，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对所谓的苏联“新面貌（New Look）”大加赞扬。到1957年底，美国政府认定中国比苏联更具危险性，“似乎中苏同盟的瓦解，不在于北京自己纠正其依赖莫斯科的错误，而在于受到华盛顿激励的莫斯科放弃好战的亚洲伙伴”。[6](P144) 1958年第二次台海危机爆发以后，美国政府认识到“中苏关系可能正经历不同一般的紧张状态”，“两国在相互接纳方面遇到困难”，[13](P499) 应加紧“用硬的一套威胁中共，同时用软的一套拉拢莫斯科”，[6](P188) 从而把出现裂痕的中苏关系引向分裂。为此，美国采取了如下措施：
第一、在不放弃经济冷战政策的前提下，适当松动西欧与苏联的经贸关系。50年代中期以来，西欧各国在完成经济重建任务以后进入了经济增长时期。为了打开苏联东欧的贸易市场，英法等国就东西方贸易问题与美国进行了多次谈判。美国先后四次同意修改巴黎统筹委员会规定的禁运货单，促成了西欧与苏联贸易的增长。1955年西欧各国与苏联的贸易总额为8.61亿卢布，1960年则高达16.71亿卢布。受西欧与苏联贸易关系发展的影响，美苏经贸关系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松动，两国的日用品贸易额出现了缓慢的增长。
第二、启动与苏联的核武器禁试谈判，防止包括中国在内的“第四国”成为核俱乐部成员。单独协商核武器禁试问题是苏联1956年以后在裁军问题上采取的一种灵活性政策，但由于法国、联邦德国等无核国家的反对，美国并没有给予积极的回应。1958年在中苏关系出现重大分歧的情况下，
第三、邀请赫鲁晓夫访美，离间中苏关系。赫鲁晓夫上台之初，一心追求美苏合作，共同主宰世界，在多种场合表示自己愿意访问美国，但都没有引起艾森豪威尔的重视。1958－1959年中苏分歧的扩大和美国国内呼吁缓和美苏关系的舆情，促使艾森豪威尔总统于1959年7月向赫鲁晓夫发出了访美的邀请。9月中下旬赫鲁晓夫对美国的访问，虽“没有当场取得具体的收获”，[14](P623) 但确实在中苏之间打进了一个“楔子”。
第四、继续加紧对中国的遏制。苏共20大以后，随着中苏分歧的发展，美国加大了遏制中国的力度。尤其是第二次台海危机爆发后，美国视中共为其主要而直接的敌人，把对华的强硬政策推向了极端。在经济上，面对着其它西方国家在“禁运”问题上的松动立场，美国继续执行对中国更为严格“禁运”政策。在政治上，继续支持国民党，拒绝承认中共政权，反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57年3月，国务卿杜勒斯在马尼拉提出了美国对华政策三原则：承认中华民国；不承认共产党中国；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联合国席位。[15] (P293)6日28日，杜勒斯在旧金山发表关于对华政策的演说时重申，“关于中国，我们从道义上、政治上和物质上都不对其共产党政权给予任何支持。因此，我们拒绝给予共产党政权以外交承认；我们反对其在联合国拥有席位；我们不与共产党中国进行贸易、文化交往。这些是我们一贯的做法，也是我们现在的政策。” [16](P538) 1958年9月，中美大使级会谈恢复以后，美国仍然拒绝承认中共政权，并将其对台湾地区的干涉行动美其名曰“履行正当的条约义务”。在军事上，除了继续经营针对中国的军事包围圈以外，美国还与台湾当局签订了在台湾部署中程导弹的协定。第二次台海危机期间，美国除了向台湾提供一般的军事援助之外，还大肆对中国进行核讹诈。虽然使用核武器的建议最终没有得到艾森豪威尔的同意，但由此导致的严重对立几乎使中美走到了核战争的边缘。
在美苏关系出现缓和，中美关系持续对抗的情况下，美国通过对苏中两国“软硬分施”的策略，客观上推动了中苏矛盾的激化，部分地实现了“楔子”战略的目标。从1958年春起，中苏分歧由意识形态领域迅速扩展到国家关系方面，“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事件是之后一系列事件的起点。第二次台海危机爆发以后，苏联表面上谴责危机的根源主要在于美国干涉台湾的政策，但私下里对中国的单方面行动表示了强烈的不满，这种不满是导致后来苏联一系列毁约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同一年，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在苏联政府内部引起的不满，进一步加剧了中苏之间的分歧。为了给赫鲁晓夫访美制造气氛，苏联不惜以公开中苏分歧来取悦美国，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撕毁了1957年签订的《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 9月塔斯社针对中印边界冲突发表了偏袒印度、谴责中国的声明，把中苏分歧首次公开暴露在全世界面前。赫鲁晓夫的美国之行及其所渲染的“戴维营精神”，使中苏之间的裂痕明显加深了。“楔子”战略所以在这一阶段初见成效，主要是因为：
第一、中苏自身的分歧为美国“楔子”战略的实施创造了条件。从辩证法的角度看，内因是决定性的，外因通过内因发挥作用。中苏结盟和中苏友好阶段，美国作为外部因素影响中苏关系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50年代中期，正当美国为“楔子”战略感到无所作为的时候，苏联对外政策的调整、苏共20大以后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以及由此引起的中苏在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分歧，改变了美国的战略所依据的一些客观条件，原先使他们几乎一筹莫展的形势转眼间冒出了种种机会。之后中苏党内分歧向国家关系的不断扩展，为美国“楔子”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有利的机会。
第二、美苏缓和大背景的出现，为“楔子”战略取得成效提供了可能性。50年代中后期，苏联对外推行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和平共处的政策，谋求同美国平起平坐，共同主宰世界。为此，赫鲁晓夫采取了一系列积极主动的措施来寻求美苏关系的缓和，希望通过大国磋商构建未来的世界和平。鉴于苏联主动缓和东西方关系的表示，美国给予了正面的回应，1959年赫鲁晓夫访美就是美苏缓和的一个重要标志。受美苏关系缓和心态的驱使，苏联不惜以公开中苏分歧来取悦美国，“楔子”战略取得成效也就在所难免。
第三、美国对苏中两国“软硬分施”的策略，符合当时美苏关系和美中关系的现实，具有一定的可行性。苏联对美缓和的主动表示，是美国通过拉拢苏联削弱中苏同盟的先决条件，而美苏关系中又不存在类似美中关系中的台湾问题，美苏之间还有正式的外交关系，这样就使软化苏联的政策在不放弃美国基本立场的情况下有了较多的回旋余地。与此同时，对中国的强硬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迎合了苏联压制中国的政治意图，激化了中苏之间的冲突。另外，考虑到中苏两国在维护东方阵营方面仍然存在共同利益，美国在实施“楔子”战略的方法上，避免“公开探究苏联和中共之间可能出现的分歧”，坚持“不公开的行为可能会更有收获”，[13] (P501, 502)从而也促成了“楔子”战略的初步成效。
作为一种外部因素，美国对1949-1959年中苏关系的影响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但是却值得我们关注。从第一阶段以中国作为主要突破口，通过的灵活性政策来阻止中苏结盟，到第二阶段仍以中国为主要突破口，通过强硬政策致力于分裂中苏的长远目标，再到第三阶段以苏联为主要突破口，通过“软硬分施”的策略来推动中苏同盟走向分裂，“楔子”战略作为美国影响中苏关系的指导方针，侧重点和实施手段不尽相同，效果也前后有别，其对当时国际格局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当前，在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的时代背景之下，加强对美国与中苏关系的研究，对处于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中心的中、俄、美三国来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如何从冷战年代国际关系的“零和”游戏中吸取教训，推动三国关系的互利共赢，促进和谐国际社会的建立，是三国共同的历史责任。
【参 引 文 献】：
[1]郝雨凡：《白宫决策—从杜鲁门到克林顿的对华政策内幕》，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
[2]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一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
[3] The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9, Vol.9, The Far East: China,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 Office 1977.
[4]孔华润：《美国对中国的反应》，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5] A. Doak Banett: China and the Major Powers in East Asia,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77.
[6] Gordon H. Chang：Friends and Enemi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7] Dorothy Borg and Waldo Heinrichs ed: Uncertain Years: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1947-195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
[8]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一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96－397页。
[9]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二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
[10]《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三联书店1974年版。
[11]林利民：《遏制中国—朝鲜战争与中美关系》，时事出版社2000年版。
[12]Walter LaFeber: America, Russia and the Cold War 1945—1992. ( Seventh Edition) New York : John Wiley and Sons, 1993.
[13]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三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
[14]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译：《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
[15]梅孜编译：《美国总统国情咨文选编》，时事出版社1994年版。
[16]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二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
发表于《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4期
作者简介：宋晓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