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外籍男模会所:美国《大西洋月刊》：1994年中国的镀金与蜕变

美国《大西洋月刊》：1994年中国的镀金与蜕变

核心提示：
作者尹晓煌1984年赴美留学，在1993年的回国旅行中，他发现中国以及中国人已经和他离开时完全不一样了。人们为了财富，丢掉了许多他们曾经认为很重要的东西。他为此行撰写的游记发表在1994年4月的《大西洋月刊》上。

1993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是13%，从1985年到现在，城市人均收入已经翻番，国有企业总产出已经不到全国的30%，仅剩一个巨大的空壳。在这次旅行中，我看到私营企业和国有经济间的界限已经模糊。在上海最大的国营商店里，人们在这个曾经是社会主义经济象征的地方可以随意砍价，因为公私合营实际上已经把这个曾经的国营商店变成了私人的买卖。我问自己十年前求学的南京大学的一位经济学教授，这是否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他回答说：“没人知道这个概念的具体含义，这是一个修辞学的概念。它可以具有任何含义，除了计划经济。”

当资本主义经济的闸门已经放开，再加上国际的投资，中国已经成为新的机遇天堂。人们谈论的是致富的故事。赵章光将他的生发产品卖到了全世界，成为中国最富有的人。1993年一年他的净收入达到5000万美元。他的许多亲戚都成了百万富翁。我的一个远房表亲告诉我，自从1986年辞职不再当高中老师之后，他就办了一个木梳厂，产品专门出口美国，“发了点小财”。他开着自己的新奔驰s500轿车带我到他新买的别墅参观。这并不是他唯一的车和唯一的家。我从前的一位同事酸溜溜地说：“现在是中国的镀金时代，我们的卡内基们和洛克菲勒们比美国的企业家更成功，他们在更短的时间内赚到了更多的钱。”

并非所有人都在变得更富有，但显然城市居民的生活都得到了改善，我第一次在家乡扬州的街头看到了胖子。依靠传真机、卫星电视，中国人现在对外面的世界非常了解，对美国的了解程度甚至不亚于在美国生活的我。他们就像关注中国本土股票一样关注美国股市。

在社会的各个角落，氛围变得更加宽松。我离开的1985年，正在进行反“精神污染”的运动，这影响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命运。我的一位同事因为在对学生们兴奋地介绍索尔·贝娄小说中的性感插画时，眼睛一直盯着某位女学生的胸脯看，而被认为是“思想不健康”，被发配到农村接受再教育。而现在，似乎政府对西方的文化作品放开了限制。在扬州的一些发廊里，墙上挂着金发女郎的裸体海报。在南京金陵宾馆，我发现房间的抽屉里放着《花花公子》杂志。一个朋友对我说：“现在政府认为性没什么可怕的，在道德上也完全可以接受。或许官员们认为如果人们把兴趣放到性上面，就没有多余精力思考其他问题了。”

上海的《新民晚报》报道，中国婚前性行为和婚外情变得非常普遍，而出于政治目的的事件数量却在减少。人们为政治革命和各种运动而激动的日子已经结束了。品尝到财富的滋味以后，中国人对赚钱的激情被彻底点燃了。他们不愿为任何事付出自己的新财富作为代价。根据《深圳商报》的调查，88%的北京人关注通货膨胀，81%关注社会稳定。在80年代之前，人们互称“同志”，在毛泽东时代结束后，我们曾短暂地用“先生”一词彼此称呼，而现在，“老板”这个称呼最受欢迎。

“下海”是另一个热门词汇，我从前在南京的许多同事纷纷“下海”捞钱。我的一个朋友从前是典型的古典派学者，他曾喜欢谈论议会制和民主制度，而现在，他卖起了化妆品，这样一份工作我根本无法同他的兴趣和专业背景联系起来。

“我曾经空谈民主，现在我知道只有人民有了钱，不论是合法获得的还是通过其他途径，才能摆脱受到控制的命运。”尽管他不能代表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学术精英，但似乎很多学者都持同他相似的看法，那就是知识分子最明智的选择不是空谈政治，而是满足大众对经济增长的需求。

在开往镇江的火车上，一位同行者对我说：“看看俄罗斯人，他们的问题就是有太多的自由，但却没有足够的面包。”

关于俄罗斯国内经济形势恶化，许多俄罗斯少女被卖到中国当妓女的新闻充斥着各地报纸的版面，中国人开始以此为戒。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任何政治自由化的信号，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从80年代初开始一直在增加。

老问题又出现了

所有人都在专心赚钱，贪污腐败也开始蔓延。经济丑闻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焦点。官方的统计表明30%国有企业，60%的合资企业和80%的个体商业都存在偷税漏税的行为。银行的工作人员挪用了数十亿美元的公共基金，这些钱都流往了海外。据说一些官员通过自己的亲属在好莱坞贝弗利山庄购买豪宅。当年的革命者们肯定无法想象今天有如此多的官员和党员身陷贪污腐败犯罪之中，政府官方刊物《半月谈》1993年7月称，在当年的头三个月里，涉案金额超过100万元人民币的贪污受贿案件数量比去年同期翻了一番，其中受贿最多的高达600万元。沈太福利用自己创立的长城公司短短数月间非法集资近十亿元，其中有数百万属于国有基金，据说也有官员牵涉其中。

腐败造成了社会政治和道德危机。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从无产阶级政党向执政党的转型，一些党员和官员认为自己不用再作为道德表率，他们把经济领域中可钻的空子看成是自己必须抓住的机会。一些人担心经济发展不能长久，于是拼命地想在短时间内聚敛财富。毛泽东时代的口号“为人民服务”已经被有些人换成了“权力不用，过期作废”。

最近，中国政府发起了新一轮的反腐败运动，我的一位朋友却对效果表示怀疑，他说，从80年代开始，这已经是第15次反腐败运动了，但是他看到的总是小贪被抓，大贪依然逍遥法外。还有几个朋友认为，既然腐败现象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彻底清查几乎不可能，因为这样将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混乱，甚至可能威胁到经济发展的大方向。

事实上，腐败和其他经济犯罪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善于钻空子甚至成为企业家精神的一个组成部分，许多人的第二职业收入要超过本职工作，这些不用缴税的收入成为他们证明自己能力、衡量自己社会地位的砝码。或许正因为无数人都牵涉其中，中国国内对腐败的态度远没我想象得那般激烈。许多人甚至认为贪污受贿的现象没什么大不了的，尤其是许多知识分子在尝到了市场经济的甜头后，也开始这么想。南京一所大学的教师在课堂上对自己的学生说：“12亿人口10亿贪。”我的一个好朋友说：“只要我还能赚到钱，社会依然在发展，那贪污腐败就是可以忍受的。不论如何，我还是愿意生活在一个自由又繁荣的腐败社会，而不愿意回到那个纯净但却沉闷、停滞的年代。”

农民的愤怒和无奈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他的观点。对那些既没有能力，又没有权力的人来说，腐败无法容忍。我的一个亲戚是退休工人，去年他做了一次手术，尽管手术费用可以报销，但给医生和护士的红包几乎相当于治疗费用，等于他两个月的养老金。外国游客也是这种不良风气的受害者，好几家酒店和饭馆就多收了我的钱。在我的老家，我还被一个出租车司机骗了。中国五六十年代的各种运动打破了过去的权力和财富传统，创造了新的分配财富的方式--按计划分配，而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贫富差距非常大的社会，当经济繁荣再次出现时，这些老问题也一一找上门来了。人们重新以传统的观点看待权力和财富，贫富差距又一次拉大。腐败和收入鸿沟又导致了新问题：农村的贫困。

许多农民认为是地方官员的腐败导致了他们不能获得财富，但城市有些官员一样贪婪，城市里的贪污腐败更多。或许农产品价格过低才是主要的原因。实际上，中国的城乡差距也是一个老问题，但现在的关键是农村居民知道城市居民，特别是沿海地区的，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因此他们也想过得更好。不满和嫉妒导致了仇富情绪。1993年8月，深圳清水河油库发生爆炸，造成15人死亡，上百人受伤。“他们活该，”在上海附近的一个小旅店里，一位来自河南的农民工恨恨地说：“这些坏蛋从我们身上赚走了太多的钱。”中国曾经由来自农村或在农村生活过相当长时间的人们来领导，包括毛泽东，而现在，管理中国的人里有多少来自农村？作为来自城市的知识精英，他们既不关心也不理解农民们的不满。

让我感到失望的是，城市居民对农民的歧视也与日俱增。一个上海的出租车司机告诉我，所有来自农村的民工都是“潜在的罪犯”。在我的老家，来自安徽农村的乞丐们就躺在路边，但没有人注意他们。当我向朋友们提起此事时，他们的态度普遍是漠不关心，他们总是耸耸肩，然后回答：“那又能怎么样？”我的一些朋友甚至认为一些内陆地区的农民生活贫困是因为他们不懂得经营自己的生活，浪费金钱，并认为是因为缺乏效率把本来勤奋的农民们都变成了懒汉。

 农民对城市居民的歧视也丝毫不弱，他们尤其不信任受过教育的城市精英们。这可以理解，因为城市的知识精英们曾经数次把农村地区当作了自己的“广阔实验室”。他们不顾农民们的利益，不顾农村传统，把农村和农民当作实现自己目的的跳板。在计划经济时代，有些城市出身的学者和官员们拍拍脑袋，就决定让寒冷干燥的北方地区种植水稻，让潮湿的南方地区种小麦，后果是灾难性的。事实上正是因为城市知识分子的自负才导致大跃进时期农业生产的灾害。

从沿海向内陆地区前进，农民的委屈也随之加剧。在甘肃，一个地方干部对我说：“我们内陆和沿海地区的差距就像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工业国的差距一样。我们提供的是便宜的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但是你们却高价把转手加工过的产品卖回来。你们榨干了我们的资源和金钱。你们夺走了我们的一切，从钱到女人！”

本身就组织过农民运动的一些共产党的老领导们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曾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万里最近就警告说农村地区的贫困问题会影响国家的稳定。

共产党已经采取了行动。去年夏天，政府保证要减轻农民的负担，降低税率和其他收费。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明确的政策出台。除非中国的经济腾飞能扩展到内陆地区，否则经济的未来依然是一个疑问。

有一个发现出乎我的意料，中国农村地区男女比例并不像我在国外听说得那样失衡。统计数据显示1992年，中国新生儿性别比达到男女比例114比100，许多人认为这是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思想作祟，但据我观察，情况根本没有这样差。对选择性堕胎、遗弃女婴等行为一层层严格的监控和严厉的惩罚让新生儿男女比例依然维持在一个自然的水平。造成这个统计数据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农村地区瞒报女孩的户口导致的，中国有严格的新生儿户籍登记制度，要求每个新生儿都上户口，这是计划生育政策的一个重要手段。但为了要男孩，很多农村家庭有了女孩后都不去上户口，他们把女孩送到别的地方寄养，直到生下男孩后再接回来。在甘肃省宝应县的一个村子里，我就认识了7个这样没有户口的“隐形女孩”。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时代，这样的事不可能发生，因为政府严格控制每个人的口粮，但现在农民们都有自己的地，他们的口粮就不再依赖国家，所以只要不考虑上学的事，多生几个孩子都养活得起。

邓小平时代之后会怎样？

在未来，特别是邓小平的时代结束之后，中国如何以社会主义的身躯赚取资本主义的财富呢？几乎所有中国人都对未来充满信心，但是，不断蔓延的地区分化，富裕地区和贫困地区、城市居民和农民们相互之间的不信任可能让经济的未来蒙上一层阴影。经济的发展和对未来的良好预期可能依然带来繁荣和政治自由。在一次朋友聚会上，在座的多是从前的高校教师和知识分子，现在的下海商人。

我问他们中国的未来会怎样，但没有人回答，他们觉得这个问题根本没有必要。再三追问之下，一位从前的历史学者回答说：“毛泽东说过，'大乱才能大治'，”他沉默了一会，接着说：“让我们做最好的准备，但同时做最坏的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