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一个烟鬼和一个茶鬼闹翻了

　　作者：波音

　　出版社：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版次：2011年6月第一版

　　我每喝一次绿茶，就像喝了毒药，肚子里翻江倒海，痛苦万分。更糟的是，我发现小姐们喝了茶以后，都衰老得非常快。主妇们忙着沏茶，连照看孩子都顾不上。不列颠男儿喝饱了茶，连举剑的气力都没有了。

　　至于喝茶危害经济，就更是不言而喻了，花那么多白银从那个荒唐、堕落的东方国家进口奢侈的茶叶，有百害而无一利。为什么不用这些钱去修路、建农场、果园，把农民的茅舍变成宫殿呢！

　　喝茶是一种恶习，不仅危害个人身体，社会经济，还有亡国的危险，想想当年的罗马帝国，商人们用银币去换中国的丝绸，女人都穿起了华贵的丝袍，男人们一天洗五六次澡，国库空了，道德败坏，军事无能，野蛮人入侵，偌大的罗马帝国瞬间分崩离析了！

　　是谁如此痛恨茶叶？这段话好像在哪里听过？

　　这是18世纪英国一位著名的慈善家兼作家乔纳斯·翰威在一本书中的段落，此人对大英帝国拿白花花的银子去买中国茶叶十分不满，认为这是祸国殃民的蠢事。有趣的是，如果我们把这段话中的“茶”字换成“鸦片”，把“喝”改成“抽”，把“不列颠”换成“大清”，这段话活脱脱就是当年林则徐禁烟时对鸦片危害的控诉。

　　17世纪初，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最早把东方出产的茶叶带到西欧各国，从此，没见过世面的西欧人就对这种“草药汁液”着了魔，饮茶的风气首先在上层社会中传播，然后就开始蔓延到社会各个阶层。

　　大英帝国也抵挡不住茶香的诱惑。169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仅仅从中国订购了300桶上等绿茶和80桶武夷茶，因此，有学者认为英语中茶叶一词“TEA”就是来源于闽南语中的茶字的读音。此后几十年，英国的茶叶进口量就以火箭速度上窜。不过1720年之前，英国每年的茶叶进口量还在1万担以下，而且当时茶叶主要作为药品推销给公众，男性用茶叶来提神醒脑，女性则用茶叶来缓解周期性偏头痛、忧郁症和焦虑症。

　　1720至1800年间，英国的茶叶年平均进口量增加到2万担，茶叶的形象也摇身一变，成了一种社会时尚消费品，而且饮者以女性居多，社会上围绕着喝茶甚至形成了一些独特的礼仪。也就是这个时期，围绕着该不该喝茶，英国人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反对者如本篇开头谈到的乔纳斯·翰威，再比如英国卫理公会的创始人约翰·卫斯理，他声称自己曾经突然出现某种半身不遂的可怕症状，早餐后手就不停地颤抖，后来当他戒茶之后，所有的症状都消失了，因此号召卫理公会的信众们一起戒茶。其实这位仁兄戒茶的情景，就和现在许多意志不坚定的人戒烟一样，屡次反复，戒茶期间无精打采，不久又重新开始喝茶。

　　卫理公会的创始人都戒不掉茶叶，普通人更是难以抗拒茶叶。1750年前后，英国中产阶级黄油烤面包的惯常早餐中，已经少不了茶佐。伦敦城里的仆人们，早餐也已经基本上是黄油加面包，配奶茶。尽管在1750年前后反茶呼声高涨，但茶在英国人生活中的地位，已经不可撼动了。

　　1800年至1833年间，茶叶进口量已经飙升到年均35000担，茶叶在英国甚至变成了一种食品。普通大众喝的家庭浓茶中，往往添加了许多牛奶和糖，这样的混合物热量很高，普通英国人把它当做是生活中的一种必需营养品，所有的英国人都变成了茶鬼。

　　什么东西一旦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再想让人们戒掉它，就比登天还难了。在18世纪、19世纪，人们对国际贸易的理解还很幼稚，认为只要本国的金银在增加，就是好的；如果本国的金银在减少，经济一定是糟糕的，这就是所谓的重商主义的思路。其实金银仅仅是货币，不能吃也不能穿，钱是用来花掉，满足人们生活需要，改善人们生活品质的，而不是用来储藏的。

　　重商主义的错误思路在今天也不乏拥趸，比如许多人以为只要出口比进口多，经济就是好的，而出口比进口少，经济就是糟糕的。

　　随着白花花的银子流出去，绿油油的茶叶流进来，大英帝国开始发毛了。如果英国国民的一种生活必需品掌握在遥远的东方国家手中，一旦没有了金银，这日子可怎么过得下去？这里我们就看到，在国际贸易中，双方要拿出等价值量的商品互换，如果大英帝国要从中国进口更多的茶叶，它就必须对等地向中国出口更多的商品，或者直接用金银这样的货币来交换。

　　英国在国际上拿得出手的商品，是纺织业把羊毛加工成的毛织品，还有就是上一篇我们提到的高档瓷器。这两类商品在欧洲还有一定的竞争力，可是拿到东方的中国来卖，立刻碰得头破血流。

　　古代中国人本来就崇尚“道法自然”，一听说毛织品是机器生产的，总觉得有点儿别扭，况且古代中国自己的丝绸业天下无敌，英国最好的毛织品跨越大洋运到中国，等于是与上等的丝绸竞争，这怎么会有优势呢？下等的毛织品面向普通大众，但清朝时期大量的民众男耕女织，以家庭为单位用棉花生产土布，且不论普通民众没钱购买洋人的毛织品，就是有钱买，也会觉得土布价格便宜量又足，没必要买洋货。高档瓷器就更不必说了，除了皇家瞧着新鲜买两件摆着外，清朝的富人和穷人都不会考虑买西洋的瓷器。

　　如果找不到合适的商品出口中国，大量地进口中国货会彻底掏空大英帝国的银库。一旦银库空了，没钱进口茶叶，英国政府就等着面对民众们愤怒的声音吧！不得已，英国乃至全欧洲的商人四处寻找能让中国人接受的商品。

　　他们发现，中国人对檀香木、燕窝、鱼翅甚是喜好，特别是南亚、东南亚和岛屿上生长的檀香木，在中国市场上一直是上等的好木材，用于打造高档的家具。于是他们开始在大洋上四处寻找生长了檀香木的岛屿，每发现一处，就把岛上的檀香木砍伐殆尽，装船运送到中国，交换茶叶和瓷器，以此让进出口平衡，本国白银不至于迅速流失。

　　许多岛屿上的树木就这样被砍光了，留下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荒岛。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欧洲商人会把太平洋上所有生长檀香木的岛屿都变成蛮荒之地。就在这时，一种古怪的植物及时出手，拯救了风光旖旎、树影婆娑的太平洋岛屿。

　　一谈起鸦片，中国人就火冒三丈，清朝与英国之间的两次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屈辱历史的开端，鸦片这个东西的罪恶，简直是罄竹难书！

　　其实在19世纪以前，鸦片的形象非常可爱，远不像后来那么面目狰狞。据考察，早在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欧洲就有人种植罂粟。既然种植，那一定是罂粟对人有某方面的价值。现在猜测，最早种罂粟的这批人很可能拿罂粟作为镇痛剂，因为当时没什么药品，食用罂粟能缓解疼痛，这样的好东西当然值得种上一垄。

　　到了距今3000年的时候，从罂粟中提炼出来的鸦片已经广为世人所熟知，当时的人们用鸦片来消脓肿、止头痛、治外伤。后来欧洲的纺织女工白天辛苦工作，晚上为了不让哭闹的婴儿打扰自己的休息，就给小家伙们吃点儿鸦片，让他们老实一点，这就是“宝贝不哭，妈妈给糖吃”的古代鸦片版。

　　直到19世纪初，鸦片依然和毒品这个名词不沾边。当时许多欧洲国家出台过禁酒令，却没有谁要求禁止鸦片。当时一些著名的作家，比如歌德、司各特、雪莱、拜伦等，都享受过鸦片给身体带来的“奇妙”刺激。在许多国家的军队中，鸦片也是好东西，在枪林弹雨之中，鸦片可以有效地治疗和预防流行性痢疾，也可以让士兵们麻醉自己的神经，缓解战争带来的精神压力。除了烈酒，鸦片大概是当时士兵最欢迎的补给品了。

　　为什么在几千年中，人们都对鸦片的危害视而不见呢？那是因为，鸦片长期以来并没有太大的危害。在古代，人们虽然已经认识到了鸦片成分麻醉神经的效果，但由于当时的加工和提炼技术很差，所以获得的鸦片中，对神经有伤害作用的生物碱含量不高，因此古代人如果不过量食用的话，并不容易上瘾。这就是为什么直到19世纪初，人们对烈酒的危害评价比鸦片还高的原因。

　　鸦片在中国的危害，也有一个从微弱到强烈的过程。明朝时东南亚各国向天朝进贡，其中就有鸦片。据说万历皇帝得到鸦片后，如获至宝，30年不上朝，躲在后宫里吃鸦片和纵欲。鸦片在古代中国的销售渠道其实并不畅通，最开始只在药铺里销售，后来商人大肆宣扬鸦片具有壮阳的功效，这才在中国打开了局面。现在某些保健品也是打着这种旗号进行营销，其实明朝人早就会这招了。至于是不是有那个功效，谁用谁知道吧。

　　明末清初时期，很可能是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创造性地发明了把鸦片和烟草混合在一起，用烟枪吸食的方法，以扩大自己贩卖的鸦片的销量。鸦片从药物和保健品，又变成了和烟草并列的消费品。其实从化学角度看，鸦片和烟草混合吸食，在一定程度上还降低了鸦片对人的伤害，至少比单独吸食鸦片在危害程度上要低得多。可是，由于烟草名声不好，于是连带着鸦片的名声也不好了。

　　因为消费量逐渐增大，种植烟草有利可图，所以许多自耕农放弃种植粮食，转而大量种烟草。当时中国人对鸦片、罂粟还不是很熟悉，所以种植面积很有限，对耕地的占用也就很少，但是烟草种植却占用了大量的耕地，这让雍正皇帝很不爽。这位勤俭持国的皇帝和许多古代中国的皇帝一样，对种粮食有着异乎寻常的偏好，他对烟草挤占农作物耕地的现象十分忧虑，于是亲自下达了禁烟令。

　　许多人都说，雍正皇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禁烟的皇帝，这里的“烟”指的是鸦片烟。但其实，雍正五年的时候，这位皇帝首先颁布的禁烟令是针对烟草的，而不是鸦片。到了雍正七年的时候，才下达了针对鸦片的禁烟令，打击贩卖鸦片和私开鸦片烟馆者。从这个打击的顺序我们就可以明白，雍正考虑问题的角度并不是民众的身心健康，而是国家的粮食安全是不是受到了威胁。烟草对粮食生产的威胁最大，所以首当其冲地受到了打击，其次才是和烟草“一路货色”的鸦片。

　　雍正的禁烟令区分了药用鸦片和毒品鸦片烟，允许正当的药用鸦片的输入，只要贩卖者能够照药材纳税，官府就允许进口。制度听上去很好，但执行起来麻烦就大了。同样的一块鸦片，你说到底是药品，还是毒品呢？一些人打着“药材之用”的幌子，名正言顺地进口鸦片倒卖。

　　更糟糕的是，禁烟令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社会上吸食鸦片的方式。烟草彻底被禁，国内不生产，而鸦片走私者更多地选择纯度高的鸦片走私入境，反正也是违法，还不如选择利润高的商品。于是，人们吸食鸦片的方式从鸦片－烟草混合吸食，变成了纯粹吸食鸦片。这下毒性可就大了，吸食者上瘾很快，身心受到的伤害也更大。此时鸦片已经变成了毒品，天朝开始出现大量的鸦片上瘾者，非鸦片不能解救他们的痛苦。

　　所以，吸食鸦片其实和饮酒有相似之处，酒是有度数的，从度数很低的香槟酒到度数很高的伏特加，大量喝度数高的酒，就会酒精中毒；鸦片所含的生物碱等成分是有纯度的，纯度很低的时候，普通人吸食并无太大健康问题，纯度提高后，一般人吸食就会上瘾，健康也会大受影响。

　　酿成祸患的，不是喝不喝酒，而是喝下去了多少酒精；不是吸食不吸食鸦片，而是吸食了多大量的生物碱。历史上，许多主张彻底禁酒、彻底禁鸦片的人根本没明白这一点。当然，清政府禁烟禁鸦片，主要还是从保障粮食角度考虑的。到了乾隆和嘉庆年间，禁烟令多次颁布，可是鸦片走私活动却越演越烈了。嘉庆皇帝明确禁止从外洋输入鸦片和国内种植罂粟，可是却郁闷地发现，大清国的海关竟然有人私征鸦片税银，中饱私囊，让鸦片畅通无阻。

　　清朝前期，鸦片每年的输入量不到200箱；到了1821年，鸦片年输入量已达5959箱；12年后的1833年，输入量飙升到了20486箱；在鸦片战争前的几年，每年输入的鸦片已达40000箱左右。大清国的无数子民都变成了吞云吐雾的烟鬼，他们吸食鸦片上瘾后，鸦片也就成为了他们的日常必需品，就像茶叶在英国子民的生活中的地位一样。

　　输往中国的鸦片，基本上都来自英国的东印度公司，英国人在印度等地广种罂粟，提炼成鸦片后输出到中国，从中牟利。鸦片的出现让那些太平洋岛屿上的檀香木开始变得无人问津了，这主要是成本和收益造成的。

　　根据史料记载，1817年一箱印度鸦片的生产成本仅两三百卢比，而在中国的卖价可以高达2600卢比，鸦片贸易可谓暴利。相比之下，从遥远的太平洋岛屿上砍伐檀香木并运送到中国市场，虽然利润也可以翻番，但和鸦片利润十倍的收益一比，却是小巫见大巫了。太平洋海岛上的滥砍滥伐的木材生意就这样戛然而止，海岛的自然风光得以保全，这多少算是罪恶的鸦片给世界带来的一个小贡献。

　　鸦片对于中英贸易的影响却是巨大的。鸦片贸易量的不断增加，让大英帝国终于有银子购买更多的中国茶叶了。两国之间的贸易额高速增长，到鸦片战争前夕清朝已经由一个白银净输入国，变成了白银净输出国，国内的白银总量在不断减少。

　　清朝统治者终于坐不住了。我们翻看当时痛斥鸦片的文章，大多集中在鸦片让民众孱弱、精神萎靡上面，其实清朝官方并没有真的把健康问题当回事，因为许多清朝高官自己就吸食鸦片。第一个下达禁烟令的清朝皇帝雍正虽然不吸食鸦片，但是却对鼻烟和鼻烟壶情有独钟。上梁不正下梁歪，健康问题其实一直不是清朝官方考虑鸦片问题的主要原因。

　　白银大量外流的确动摇了清朝的根基。我们在上一篇已经知道，在古代中国这样一个自耕农和农业为主的国家，白银不断的输入对国家的经济是有利的，而白银短缺会立刻给这个国家带来通货紧缩的灾难，明朝的灭亡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白银短缺。由于鸦片贸易，清朝现在也开始面临明朝末年的窘境。

　　其实让清朝统治者最愤怒的，是每年中英贸易额那么大，但许多鸦片都是走私入境，官方根本就捞不到什么好处，如此一来，国库日渐空虚，他们就没办法花天酒地了，当然管理国家的费用也捉襟见肘。

　　大清国烟鬼与大英帝国茶鬼之间的关系剑拔弩张，事情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愤怒的烟鬼要采取行动了。他们会怎么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