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长春黑道老大小贤出殡:高台考察西路军作战真相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30 13:27:17
东湖大队的西面，不到十里路便是平原大队，赵世利带着一个工作组在那里搞“四清”。赵是我受范老的委托经过吴老（玉章）向四川省委交涉刚从四川调来的。1963年我到四川讲学，他当时是四川省高教局的教学处长，我的一切活动都由他安排并陪同，因此他对《宣教动态》上那些诬蔑我的不实之词进行了批驳，因此也引起某些人对他的不满，受到排挤。后来他离开了近代史所，调到语言学院当教务长去了。他在平原大队搞“四清”，我们近如咫尺，所以时常来往，关系较为密切。
平原大队有不少西路军当年失散下来的人，从他们那里知道不少西路军当时的情况。过去教党史时，就知道西路军是在甘肃高台地区被马家队伍打败的，现在既然来到离高台不远的地方，当然要去考察一番。
原来1936年，三路红军即将在陕北会师，党中央考虑到陕北地方小，人口少，而且地瘠民贫，难以养活这么多的部队，决定向外发展。于是首先进行东征。东征军对阎锡山作战虽然取得胜利，而阎却因此引来十万国民党中央军入晋相援。党中央为避免内战扩大，便回师陕北。随后，又决定举行宁夏战役，向西发展，希望通过宁夏，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取得远方（第三国际和苏联）的援助。后来宁夏战役计划没有实现，已经渡河的红军便称为西路军。
红四方面军的一部分于1936年渡河，完全是为了打宁夏，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正式命令而行的，绝不是像《毛选》第一卷有关注解中所说的那样，是什么张国焘的命令。至于11月改称西路军，不但有中央军委的命令，而且有中共中央的决定。我到高台考察时，对西路军的原委尚不清楚，这些事情是到80年代才搞清楚的。我亲眼看到高台的一个集镇，据甘肃到新疆的河西走廊要冲，当年必是冲杀要地。但在平坦的公路上，除一些土墙外，无险可守。而马家军火力既占优势，又大部分是骑兵，来往冲突，红军虽无比英勇，终究难以抵挡。我根据地形地物和残垣废垒，想像当年红军顽强奋战的情形，既无限敬仰，又不胜感慨。
我弄明白了这次战斗是1937年3月的具体日期之后，心中又极为愤懑。《毛选》中，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这样写道：“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可毛主席写这篇文章的时间，是1936年，他怎么能在1936年就预见到1937年西路军的失败呢？很显然，这是毛著编委们帮助整理成这样的。我在60年代初曾认真研究过“西安事变”，看过几乎所有的有关档案。我知道当时党中央考虑的中心问题是建立第二次国共合作，一切问题（包括军事问题）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的。西路军的前进、停止、后退、再前进等等，中央都有指示，而这些指示又都是根据党的中心任务发出的。西路军除很短的时间失掉和中央的电讯联系外，凡能通电报的时候，都是按照中央的要求行事的。怎能把西路军失败的这笔账挂在张国焘的头上呢？尽管张国焘的错误很多，“罪该万死”，也不能如此对待呀，更何况西路军有两万多人呢！无怪乎徐向前、李先念等人和西路军所有的同志都对此始终不服。直到80年代，这一问题的真相和是非，才在徐、孛和陈云反复坚持下，大体上搞清楚了。对于党内斗争如此的复杂而残酷无情，我此时才有所领悟。但我不能对他人讲，只和黎澍一个人交换过意见。
1938年我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时候，就见到不断有从兰州办事处送回陕北的西路军战士（那是由谢老觉哉和朱绍良交涉的结果），他们谈起西路军作战的艰苦和英勇，都很令我钦佩。后来批判张国焘，我因此把他恨入骨髓。但到了我研究西安事变了解到一些真实情况之后，我的思想开始有所变化。以至这次到高台实地考察，我才发觉对西路军问题应该重新考虑。所以到了80年代，我的研究生陈铁健发表《论西路军》时，我完全支持他的观点，因为那是实事求是的、无可非议的。写“四清”这段往事，写出了到高台考察，看来似乎有些不相及，但我认为是一大收获，因而特地把它写了出来。
平原大队有不少西路军当年失散下来的人，从他们那里知道不少西路军当时的情况。过去教党史时，就知道西路军是在甘肃高台地区被马家队伍打败的，现在既然来到离高台不远的地方，当然要去考察一番。
原来1936年，三路红军即将在陕北会师，党中央考虑到陕北地方小，人口少，而且地瘠民贫，难以养活这么多的部队，决定向外发展。于是首先进行东征。东征军对阎锡山作战虽然取得胜利，而阎却因此引来十万国民党中央军入晋相援。党中央为避免内战扩大，便回师陕北。随后，又决定举行宁夏战役，向西发展，希望通过宁夏，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取得远方（第三国际和苏联）的援助。后来宁夏战役计划没有实现，已经渡河的红军便称为西路军。
红四方面军的一部分于1936年渡河，完全是为了打宁夏，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正式命令而行的，绝不是像《毛选》第一卷有关注解中所说的那样，是什么张国焘的命令。至于11月改称西路军，不但有中央军委的命令，而且有中共中央的决定。我到高台考察时，对西路军的原委尚不清楚，这些事情是到80年代才搞清楚的。我亲眼看到高台的一个集镇，据甘肃到新疆的河西走廊要冲，当年必是冲杀要地。但在平坦的公路上，除一些土墙外，无险可守。而马家军火力既占优势，又大部分是骑兵，来往冲突，红军虽无比英勇，终究难以抵挡。我根据地形地物和残垣废垒，想像当年红军顽强奋战的情形，既无限敬仰，又不胜感慨。
我弄明白了这次战斗是1937年3月的具体日期之后，心中又极为愤懑。《毛选》中，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这样写道：“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可毛主席写这篇文章的时间，是1936年，他怎么能在1936年就预见到1937年西路军的失败呢？很显然，这是毛著编委们帮助整理成这样的。我在60年代初曾认真研究过“西安事变”，看过几乎所有的有关档案。我知道当时党中央考虑的中心问题是建立第二次国共合作，一切问题（包括军事问题）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的。西路军的前进、停止、后退、再前进等等，中央都有指示，而这些指示又都是根据党的中心任务发出的。西路军除很短的时间失掉和中央的电讯联系外，凡能通电报的时候，都是按照中央的要求行事的。怎能把西路军失败的这笔账挂在张国焘的头上呢？尽管张国焘的错误很多，“罪该万死”，也不能如此对待呀，更何况西路军有两万多人呢！无怪乎徐向前、李先念等人和西路军所有的同志都对此始终不服。直到80年代，这一问题的真相和是非，才在徐、孛和陈云反复坚持下，大体上搞清楚了。对于党内斗争如此的复杂而残酷无情，我此时才有所领悟。但我不能对他人讲，只和黎澍一个人交换过意见。
1938年我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时候，就见到不断有从兰州办事处送回陕北的西路军战士（那是由谢老觉哉和朱绍良交涉的结果），他们谈起西路军作战的艰苦和英勇，都很令我钦佩。后来批判张国焘，我因此把他恨入骨髓。但到了我研究西安事变了解到一些真实情况之后，我的思想开始有所变化。以至这次到高台实地考察，我才发觉对西路军问题应该重新考虑。所以到了80年代，我的研究生陈铁健发表《论西路军》时，我完全支持他的观点，因为那是实事求是的、无可非议的。写“四清”这段往事，写出了到高台考察，看来似乎有些不相及，但我认为是一大收获，因而特地把它写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