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鹤城往事3:红军西路军历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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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西路军历史真相
《毛泽东选集》对西路军问题的"定论"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红四方面军２．１８万人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经河西走廊向新疆方向前进。对于深入河西走廊的西路军，蒋介石指使马步芳、马步青等部（12.5万人）进行围追"兜剿"。西路军广大干部战士不怕牺牲，浴血奋战。但由于无根据地作依托，又无兵员、物资的补充，孤军作战，虽然毙伤俘敌约２．５万余人，但在敌众我寡的极端不利的情况下最终失败。就在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之际，延安的政治形势发生变化，中共中央准备着手清算时任中革军委主席团成员、红军总政委、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的错误。１９３７年３月，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深入揭发和批判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严重错误，并做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指出张国焘的错误是战争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其内容是退却路线、军阀主义和反党行为的综合。
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之下，毛泽东在１９３７年１２月接见西路军所剩部分领导人时说："红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他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他惧怕国民党反动力量，又害怕日本帝国主义，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企图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这种错误的路线，是注定要失败的。"
其实，毛泽东的这种观点，早在一年前就已提出。他在１９３６年１２月所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说："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１９５１年出版的经毛泽东本人审定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针对这段文字的注释为："一九三六年秋季，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合后，从西康东北部出发，作北上的转移。张国焘这时候仍然坚持反党，坚持他一贯的退却主义和取消主义。同年十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后，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二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西路军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战争中受到打击而基本失败，至一九三七年三月完全失败。"
毛泽东电文的发现揭开了西路军问题的盖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事情出现了转机。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朱玉奉组织之命，帮助徐向前元帅整理回忆录。他从文献史料中惊异地发现了毛泽东下令四方面军人马西渡黄河和成立西路军的电文。毛泽东电文的发现，说明部队西进是领受了党中央的命令肩负打通国际路线重大使命，以接应共产国际给予党和红军的物资接济，并策应河东红军和友军的战略行动。
８０年代中期，曾任西路军总指挥的徐向前元帅，用三年时间写成了《历史的回顾》一书。作为对西路军最有发言权的亲历者，徐帅在书中辟专章叙述西路军历史，全面具体地阐述了西路军的历史真相。有的研究者根据《历史的回顾》一书所披露的西路军的史实，并根据其他研究者发掘的档案资料，提出了"打通国际路线，是中共中央的既定方针，并非张国焘分裂主义的口号"；"红四方面军三个军的渡河，西路军的组成，西路军的西行，建立永（昌）凉（州）根据地，建立临（泽）高（台）根据地等都是执行军委命令的"；"西路军的行动是党的整个战略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等结论；并进一步总结了西路军失败的四点历史教训：一是"任务多变"，二是"战场主动权的丧失"，三是"缺乏战场指挥上的机断专行"，四是"对于蒋介石的轻信"。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大量档案资料的发现说明，西路军的行动是执行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部署。作为西路军事件的重要见证者，如前所述，陈云对此作了证明。一些研究者在研究中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西路军的西征作战，是毛泽东就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后遥控指挥的首次大战役，又是由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明确首肯和部署的军事行动"。
目前，根据大量的电报资料和有关亲历者的回忆资料可以说明，西路军的行动一直受中央直接指挥。这可从以下方面来分析：
其一，西路军的组成，是中央根据敌情的变化，放弃宁夏战役计划，提出《作战新计划》决定的。这个新计划是，河东红军实施外线出击，扩大政治影响，扩大红军，扩大统一战线，争取与南京订立协定，争取抗日。为此，中央决定以一、二两方面军组成南路军；四方面军之两个军组成北路军；徐、陈所部组成西路军。西路军的任务是：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这就是说，中央下达西路军番号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同时组成南、北、西三路军总计划的一部分。为统一领导，中央批准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有：陈昌浩、徐向前、曾传六、李特、李卓然、熊国炳、杨克明、王树声、李先念、陈海松、郑义斋。陈昌浩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徐向前任副主席。
其二，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忽西忽东，完全是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行动的。西路军组成后，中央即电示徐、陈西进。不久，中央根据河东战略部署的需要，提出西路军应在永凉地区建立根据地。但是，"西路军处在既无后方，又无补充的境地，孤军奋战，困难极大。于是，徐、陈多次将在河西走廊建立巩固根据地的不利处境报告中央，请示行动方针。"中央虽然了解西路军面临的巨大困难，但为策应河东红军的战略需要，仍要求西路军在甘东地区牵制马敌，并保持向东回旋余地，目的是造成河东、河西红军将在结冰期会合的战略态势，迷惑敌人，以策应河东红军主力东出或南出，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
１２月１２日，西安事变发生，军委主席团遂即电示徐、陈：西路军目前应在现地区加紧休整，一面争取二马抗日，一面准备接通兰州和以一部接通安西地区。于是西路军开始准备二次西进。此时，亲日派头子何应钦派"讨伐"军进抵西安。张学良、杨虎城为保证西安侧后方安全，提议西路军以一部出靖远，配合河东红军击胡（宗南）敌。这样党中央又改变了西路军西移的决定，命令部队东返。西路军刚调动部队，准备东返，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军委主席团电示徐向前、陈昌浩、彭德怀、任弼时：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然而，蒋介石回到南京，又调集四五十个师的兵力，拟进攻西安。根据形势的变化，军委主席团再令西路军停止西进，在甘州、肃州地区建立根据地。此后，西路军在河西走廊陷入寡不敌众的绝境。
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随着西路军问题研究的新进展，反映西路军悲壮历程的史学、文学和影视作品不断问世，西路军的历史真相越来越为学界和公众所广泛接受。这表现在：
其一，新版《毛泽东选集》注解作了修改。１９９１年６月，经中央批准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出版发行，新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所收入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就对西路军的注释作了重大修改。修改后注释这样写道："１９３６年７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会合后，由于中共中央的积极争取，并经过朱德、刘伯承等以及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张国焘被迫同意与二方面军共同北上，于同年１０月到达甘肃会宁。１０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１１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４个月，歼敌２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１９３７年３月失败。"
其二，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７日，在徐向前诞辰１００周年座谈会上，党中央为西路军作出了公开结论。徐向前是当年红军最大一支方面军的总指挥兼西路军总指挥，是对西路军问题最有发言权的亲历者。"几十年来为顾全大局，他面对种种误解、责难，甚至诋毁，或缄默不语，或不得不说违心话"。从１９８３年开始，徐向前用三年时间写成《历史的回顾》一书，其中辟专章叙述西路军历史，痛切总结历史教训。这是一本具有权威意义的严谨可靠的历史著作，全面具体地恢复了西路军的历史真相。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７日是徐向前诞辰１００周年，江泽民代表党中央发表讲话，指出："１９３６年１０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他（指徐向前--编者注）奉军委命令，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西路军总指挥，指挥部队与敌人血战四个多月，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这是继１９８３年邓小平、陈云等中共十二届中央常委明确表示赞同李先念《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之后，党中央对西路军所作的公开结论，也是江泽民代表中共中央对西路军所作的明确的公正的评价。
从澄清西路军的历史真相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革命走过的道路是曲折和复杂的，世间没有任何人物或政党是一贯正确的；即使在正确路线之下也难免会有失败与成功的交织、正确与错误的并存。○
徐向前：西路军为什么终于惨遭失败呢?
回顾历史，既容易，又很难。说容易，是因为历史上的事，自己亲身经历过，写出来就行。说难，则是因为你经历过的东西，不见得就是全面掌握和深刻理解了的，不仅需要大量历史资料的印证、补充，而且更重要的是，必须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去分析、去概括，得出合乎历史本质内容的结论来。历史现象纷繁复杂，蛛网交错。要实事求是，忠于历史，反映历史的本来面貌，达到借鉴过去、教育后人的目的，很不简单，是要花力气的。西路军的问题，也不例外。
西路军的两万多人，遭到几乎全军覆灭的命运，在我军历史上，绝无仅有。回顾这段历史，确有"不堪回首话当年"之叹。我是西路军的主要指挥者，这支部队的两个主力军（九军、三十军），又是我和其他同志从鄂豫皖带着发展起来的。西路军的失败，长期使我愧悔交加，余痛在心。下面，我想把西路军失败的主要教训做些探索，以慰先烈，以戒自己，以鉴后人。
如前所述，西路军自始至终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指示行动的。广大指战员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披坚执锐，喋血奋战，历时近五个月之久。先后共消灭马家军25000余人，在战略上起到了有力策应河东红军和友军的作用，对争取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实有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西路军为什么终于惨遭失败呢?
第一，任务问题。
西路军担负的任务，飘忽不定，变化多端，并大大超出应有限度，是导致失利的根本因素。
孤军外线作战，任务不定，迟疑徘徊，实为兵家之大忌。而西路军的情况，却恰恰如此。先是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渡河北进，鏖战一条山，待机策应一方面军西渡，共取宁夏；继则放弃这一计划，独力西进，准备打通新疆；再又停在永凉地区，不进不退，建立根据地；复则根据西安事变后形势变化，忽而准备西进，忽而准备东进，后明确执行西进任务，刚至临高地区，又停止西进，就地建立根据地；继复为了策应河东，改为东返；再奉命"固守五十天"，在倪家营子坚守待援；如此等等。西路军的任务飘忽、多变，虽与风云变幻的全局形势有关，但不能说毫无战略指导上的失误。结果呢？造成了西路军孤军深入河西走廊，长期遭敌重兵围困的被动局面。疲兵屡战，有耗无补，进退失据，一筹莫展。这对西路军的有限兵力来说，无疑具有致命的性质。
西路军是整个红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全盘战略上不可缺少的环节之一。毫无疑义，部队的一切行动，均应服从和服务于策应河东红军与友军的全局需要。但是，如何策应才更符合实际情况，更有利于全局发展，则值得研究。苏联当时应我党要求，为支援我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准备了大批武器，待红军去取（后因西路军失败，才将这批武器转交盛世才的军队）。假如西路军渡河后，抓住战机，乘虚而进，照直往西打，取得武器、弹药，如虎添翼，回师横扫而东指，有没有可能呢？完全可能的。指导思想不同，方法不同，结局会大不一样。这不是"事后诸葛亮"，我那时就是这种意见。再进一步说，西路军如果及早背靠新疆，打开战局，控制河西地带，那就不单是一时策应河东局势的问题，对整个抗日战争的进程，亦必将发生积极的影响。八路军就不只编制三个师。盛世才后来也不一定敢叛变，叛变了我们可以立即出兵收拾他。可惜的是，当时在西路军问题上，举棋不定，犹豫徘徊，致使西进的战机完全丧失。西路军的行动，步步以河东形势的暂时需要为转移，缺乏战略性的久远安排。这样虽对河东的红军和友军，起到了一时的策应作用，却毕竟招致了西路军覆灭的不幸结局。
要求西路军在永凉地区和临高地区建立根据地，也是不切实际的。且不说河西走廊的地形、民情如何，仅从西路军面对优势敌人的不断围攻来看，就缺乏建立根据地的起码条件。部队刚刚进入河西地带，四面受敌，防不胜防，整天同马家军血战，哪里还有时间和精力，去从事根据地的创建工作呢？创建革命根据地，离不开两个基本点：一是消灭敌人，站稳脚跟；二是发动群众，建党建政。前提是消灭敌人，否则，便谈不上发动群众。毛主席说过，"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并举。"（《毛泽东军事文选》第185页）对西路军的要求有悖于此，仗还没打胜，就令一屁股蹲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行得通吗？事实说明，压根儿就行不通。规定任务，必须权衡主客观条件，从实际出发，有一定的限度。"看菜吃饭，量体裁衣"的道理，就在这里。只看到主观需要的一面，忽视了客观可能的一面，硬要部队去承担其无力承担的任务，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西路军是整个红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全盘战略上不可缺少的环节之一。毫无疑义，部队的一切行动，均应服从和服务于策应河东红军与友军的全局需要。但是，如何策应才更符合实际情况，更有利于全局发展，则值得研究。苏联当时应我党要求，为支援我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准备了大批武器，待红军去取（后因西路军失败，才将这批武器转交盛世才的军队）。假如西路军渡河后，抓住战机，乘虚而进，照直往西打，取得武器、弹药，如虎添翼，回师横扫而东指，有没有可能呢？完全可能的。指导思想不同，方法不同，结局会大不一样。这不是“事后诸葛亮”，我那时就是这种意见。再进一步说，西路军如果及早背靠新疆，打开战局，控制河西地带，那就不单是一时策应河东局势的问题，对整个抗日战争的进程，亦必将发生积极的影响。八路军就不只编制三个师。盛世才后来也不一定敢叛变，叛变了我们可以立即出兵收拾他。可惜的是，当时在西路军问题上，举棋不定，犹豫徘徊，致使西进的战机完全丧失。西路军的行动，步步以河东形势的暂时需要为转移，缺乏战略性的久远安排。这样虽对河东的红军和友军，起到了一时的策应作用，却毕竟招致了西路军覆灭的不幸结局。
要求西路军在永凉地区和临高地区建立根据地，也是不切实际的。且不说河西走廊的地形、民情如何，仅从西路军面对优势敌人的不断围攻来看，就缺乏建立根据地的起码条件。部队刚刚进入河西地带，四面受敌，防不胜防，整天同马家军血战，哪里还有时间和精力，去从事根据地的创建工作呢？创建革命根据地，离不开两个基本点：一是消灭敌人，站稳脚跟；二是发动群众，建党建政。前提是消灭敌人，否则，便谈不上发动群众。毛主席说过，“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并举。”（《毛泽东军事文选》第185页）对西路军的要求有悖于此，仗还没打胜，就令一屁股蹲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行得通吗？事实说明，压根儿就行不通。规定任务，必须权衡主客观条件，从实际出发，有一定的限度。“看菜吃饭，量体裁衣”的道理，就在这里。只看到主观需要的一面，忽视了客观可能的一面，硬要部队去承担其无力承担的任务，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第二，战场主动权问题。
战场主动权问题，关系重大。两军对阵，它是决定双方胜负存亡的关键一环。“军队失掉了主动权，被逼处于被动地位，这个军队就不自由，就有被消灭和被打败的危险。”（《毛泽东选集》第401页）西路军的失败，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一般说来，外线进攻的部队，制敌机先，首先就处于主动地位。如果不是在驾驭战局中发生带根本性的偏差，是不致完全陷于被动，一败涂地的。西路军渡河之初，河西“四马”猝不及防，慌乱不堪。我不论北进宁夏或西进新疆，均稳操主动权在手。那时是敌人被动而不是我们被动，是敌人畏惧我军而不是我军畏惧敌人。然而，好景不长，没过多久，西路军便转入被动挨打的地位，直至最后被消灭。这种变化，正是丧失战场主动权的结果。
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军的外线进攻，历来强调依托根据地，实行战役战斗的速决原则。实践证明，这是我们争取和保持作战主动性的有效手段。西路军则恰恰相反，不仅远离根据地，孤军深入敌军腹地，且旷日持久，与敌鏖战。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左右回旋不好回旋，企求援应没有援应。这样，还有什么战局中的主动地位可言呢？违背了外线进攻作战的基本原则，丧失主动地位，一点也不奇怪。
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军进行战役战斗，历来重视集中兵力，形成拳头。而西路军担负的任务及所处的地形条件，却使兵力的集中，受到极大限制。开始，我们对马家军的战斗力估计不足，有轻敌思想，西进时兵力不够集中，古浪一仗吃了亏。“亡羊补牢，未为晚也!”然而，当此之时，建立根据地的任务摆在面前，压倒了一切。我们想集中兵力，事实上却集中不起来。河西走廊是条“弄堂”，地势狭长，堡寨稀疏，走上几十里地，见不着一户人家。每个堡寨，一般顶多能够容纳一营的兵力，堡寨周围，尽是荒凉的戈壁滩。两万多部队停下来建立根据地，要占据地盘，要吃要住，能不分散吗？这样，就在从山丹到凉州的300多里地段里，拉成了“一字长蛇阵”。中央要求我们“集中兵力”、“齐打齐进”，原则上没有错，但实际上是同建立根据地的任务和当地的地形条件相矛盾的。我们提了不同意见，没有下文，便只能分兵固垒，就地坚持。要想集中兵力击敌，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真比登天还难。
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军主要靠什么形式去争取主动，消灭敌人呢？不靠别的，靠的就是运动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诱敌深入，声东击西，“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出敌不意，飘忽击敌，等等。这是我们的拿手好戏，是变被动为主动，以寡击众、以弱胜强的主要法宝。而西路军却固守一地，不进不退，被迫以阵地防御战为主要作战形式。敌攻我防，死打硬拼，打得赢得打，打不赢也得打。敌人处于内线作战地位，骑兵多，运动快，熟悉地形，能边打边补充，无后顾之忧。我们则完全相反，外线作战，人地生疏，子弹打一颗少一颗，人员伤亡一个少一个。要兵源没兵源，要补给没补给，要援应没援应。旷日持久下去，捉襟见肘，精疲力竭，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像这样打法，焉能不败？
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军形成了近战、夜战、奔袭、伏击、迂回、猛打猛追等战术特长。扬长避短，才能百战百胜。但西路军受制于任务、地形、作战形式和骑兵为主的作战对象，使这些战术特长，无从充分发挥，以奏奇效。就拿对付敌人的骑兵来说，我们一无机炮火力，二无伏击阵地，三无大量骑兵。优势装备的敌人，瞬间蜂拥而至，倏忽一啸而去。你想打个歼灭战，谈何容易！敌人进攻，我军多用大刀同敌拼杀，消灭一个骑兵，往往要付出两三个人的伤亡代价。敌人败阵后一溜烟跑掉，我们干瞪眼。你用小部队追击，人家能杀“回马枪”，用大部队追击，阵地就保不住。“虎落平阳被犬欺”。我军的战术特长失去用武之地，优势难以发挥，受制于敌，便是在所难免的了。
凡此种种，都是西路军丧失战场主动权的根由所在。
第三，机断专行问题。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句古话，指的就是军事指挥上的机断专行问题。寓于其中的经验教训，不知是用多少人的流血代价才换来的。对于一支独立作战的军队来说，指挥员能否根据作战任务和战场情况，机断专行，灵活制敌，往往能对战局发生决定性的影响。战场实际纷纭复杂，千变万化，许多重大问题，要靠身临其境的前线指挥员随机应变，“先斩后奏”，果断处置。驾驭战局，指挥战争，如果不敢从实际出发，独立判断情况，下定决心，而是翘首望天，一切唯上，这叫盲目性、机械性。要想不受战争实际的惩罚，是不可能的。
西路军的失败，与战场指挥上的缺乏机断专行，密切相关。造成这种状况，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上级统得过死，未给战场最高指挥官以应有的自主权。西路军虽担负着一个独立作战方向的战略性任务，但每一步行动，均须请示报告，不折不扣地照上级指示去办。上面叫往西就往西，叫往东就往东，叫停就停，叫走就走，指挥员毫无机动自主的权力。有些指示明明行不通，但不问实际情况如何，硬要下面贯彻执行。尤其是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部署，既不向西路军通报，又要求西路军配合，令人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古人说：为将之道，“知理则不屈，知势则不沮，知节则不穷”（苏洵：《心术》）。这话很有道理，所谓“理”、“势”、“节”，指的就是全局性的东西。指挥员驾驭一个独立作战方向，不了解全局形势，不明白局部战争同全局战争的关系，打的便是糊涂仗。难免如堕五里雾中，晕头转向，缩手缩脚，无所适从，岂有应变自如，“不屈”、“不沮”、“不穷”之理？
另一方面，西路军一把手陈昌浩思想上有包袱，患得患失，当断不断。他是军政委员会主席、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对西路军的行动，能起“拍板”的作用。但是，这个同志的精神状态，很不理想。原因是他在红四方面军南下期间，一度支持过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后见共产国际不承认张国焘的那一套，知道自己犯了错误，包袱沉重，不易解脱。他曾向我流露过：南下的事，共产国际肯定对四方面军另有看法。为了四方面军的前途，今后应唯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意见是从。陈昌浩同志愿意改正错误，紧跟中央，无可非议。但是，作为一个党的高级干部，决不允许夹杂某种个人得失或山头主义的情绪在内。党内斗争嘛，谁能一贯正确？犯了错误，该检讨就检讨，该工作就工作，没有必要迫不及待地去表白自己，洗刷自己，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在西路军期间，陈昌浩自始至终以紧跟中央，“回到”正确路线上来而自居。对于上级的指示，奉为金科玉律，不敢越雷池一步，简直到了一切“唯上”的盲从地步。至于敌我力量对比如何，战场实际如何，哪些行不通的指示应向上级反映，哪些事关全军命运、战局胜负的问题需要机断处置，则一概置之脑后。我们之间的两次争论，便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他不仅不反躬自省，反倒要对我“开展斗争”哩！结果，使西路军失去战机，作茧自缚，步步被动，直至不堪收拾。我作为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路军总指挥，虽向上级和陈昌浩提出过不同意见，但不无顾忌。特别是在受到中央指责的情况下，心情忧闷，不想吭声，缩手缩脚，教训是很深刻的。
西路军的失败，发生在西安事变后的复杂历史关头。这也是蒋介石利用和谈，玩弄两面手法，乘机加速消灭红军力量所致。事实证明，想通过谈判，要蒋介石制约“二马”，保存西路军，是不现实的。革命力量的生存和发展，必须放在依靠自己、依靠人民的基点上。“反动势力对于人民的民主势力的原则，是能够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准备将来消灭之。”（《毛泽东选集》第1080页）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是阶级斗争的规律使然。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西路军的失败，虽是党在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过渡时期遭受的一次严重挫折，但由于党的全局路线是正确的，因而终于冲破重重困难，赢来了全民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崭新局面。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一个伟大斗争时期的新曙光，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英勇红军，将在民族革命斗争的烈火中，经受更为严峻的锻炼和考验，领导全国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
（引自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血战河西走廊》一章，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
失败者的人生轨迹：西路军失败后 一些将领的命运
2010-06-25 16:45:59 中国红色旅游网
1949年建国以后，在中共高级领导干部里有两位红四军代表人物:军界里的徐向前与政界里的李先念。“先念生前也说过很多次，'为什么我一直没倒，就是因为毛主席把我作为红四方面军的代表人物。'”在李先念身边工作的朱玉向记者回忆。
徐向前与李先念，其实也是从西路军惨烈斗争中走过来的两位幸运者，“说他们是生死之交，一点也不夸张”，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前政委李而炳少将，曾在徐向前元帅身边工作过去13年。谈起两位老革命家的友情，他感慨万分。“先念同志一辈子视徐帅为老师和老领导，对他特别尊重”，李而炳说。几十年，都是李先念过来看徐帅，徐帅年纪大了之后，说话声音有些低，加之山西口音很重，有时李先念听不清楚，指着李而炳:“给我翻译翻译！”
“我接触的徐帅，虽然平时沉默寡言，但心胸宽广，淡泊名利，当了元帅，他觉得是党和人民给了他很高的荣誉，受之有魂。而这么多年，我也很深刻地体会到一点:红四方面军以及西路军的历史，一直是徐帅心中的一个结。”
李而炳告诉我，陈锡联、秦基伟、洪学智、陈再道等，很多红四方面军的老干部会常来看望徐帅，彼此间从来不谈西路军的事。“徐帅为了顾全大局，很多年都闭口不谈这些事，红四方面军的一些老将士可能对他多少有些怨气，觉得他不出面替他们说话。但是，没有办法，时机也不成熟。”李而炳告诉我。
1979年，中央军委决定为每个元帅写一部传记。此事报告给徐帅时，他表示反对，他说，还是留给后人作结论吧。“因为我年纪比较小，说话不拘束，我急了:'你老说让后人作结论，你作为当事人都不把话留下，怎么让后人研究？你也许不能指望别人同意你的观点，但是你可以把事实陈述出来！'”徐帅听后，沉默不语。李而炳知道自己的一番话打动了老帅。
随后，朱玉、李而炳人等参与的传纪工作组为徐向前的传记定下了主调:只陈述历史，不作评价，无论是对张国焘、红四方面军、还是西路军问题。徐向前的回忆录《历史的回顾》由此也为后人研究这一段历史提供了特别珍贵的材料。
李而炳回忆，在讲述西路军历程时，徐帅一如继往地平静，关键环节讲得很清楚。不过，“有时他也会有愧疚之情，他经常说，我当时不走（注:指与陈昌浩返回延安汇报情况），跟大家死活在一起就好了。”
1937年，在得知西路军完全失败后，中共中央立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从
1982年徐向前郑重地对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同志们说:“1935年9月接到张国焘要我们南下的电报后，我们最大的错误就是同意南下。至于张国焘是否发过要'武力解决中央'的电报，我负责任地对你们说，我是没有看到过的。毛主席在延安时讲过张国焘的危害，至于怎样危害，我们也不好问。我们执行过张国焘的路线，我们也不便怎么说。”
西路军甚至红四方面军的很多干部后来长期笼罩在“张国焘路线”的阴影下。即便是徐向前本人，在西路军之后也经历了一段很微妙的“考察期”。抗战初期，黄埔一期毕业的徐向前在129师当了一段副师长后，又被派到冀南搞平原游击战争；一年后，又奉命赴山东，任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第1纵队司令员。相继在两地打开了抗日局面。“直到这时候，中央北方局才有一个电报，说'徐向前是可以信任的'。”
回到延安后，李先念连降六级，由军政委成了营教导员，最终还是因为毛泽东的干涉而幸免。
西路军里还有很多令人潸然泪下的故事。王首道的夫人王泉媛，在新婚第二天，便踏上了漫漫长征路；王泉媛担任西路军妇女抗日先锋团团长，在惨烈的斗争中，妇女先锋团人倒旗散，大部成了马家军的俘虏。王泉媛被马步芳手下的一个团长马进昌挑到家中当了名义上的小老婆，两年后寻机逃离，找到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但她得到的是一个冰冷的答复:离开队伍一年的收，两年的审查，三年的不收。此时的她，脱离队伍已经过了三年。王泉媛在“自家门口”大哭一场后，八办给她5块钱路费，让她回老家。（何长工与王泉媛长征期间曾经是夫妻。当时的办事处主任伍修权）
王泉媛带着破碎的心，一路逃荒要饭，回到阔别多年的江西老家，但因为在外边“当土匪”的传闻，家里不能容身，她再度离开家门。文革中，王泉媛也吃尽了苦头。1995年，恢复老红军身份的王泉媛在北京，与她的第一任丈夫、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王首道见面时，此时的王首道已经重病在身，两位历尽沧桑的老人老泪纵横，手颤抖地握在一起。王首道说:我在延安等了你三年啊……王泉媛放声大哭。
当年，李先念率西路军余部到达新疆，在“新兵营”学习期间，曾被问及“愿意去延安还是去苏联”，李先念选择了前者；很多年后，他才意识到，这几乎是一次“生死抉择”。红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和五军政委黄超在这个问题前选择了后者，不久，留在迪化（乌鲁木齐）的李特和黄超以“托派”的罪名被秘密处死。两人之死至今仍是一个谜:到底是谁下的命令，何人执行的？尸骨葬在哪里？令人感慨的是，11年后，李特的老母亲在1949年解放大军路过其老家安徽霍邱准备渡江时，端条板凳，步行4公里，双手捧着“寻李特儿”的红布条，坐等三天三夜，直到大军过完才失望而归……西路军里有很多命运难料的故事。担任30军267团营长的宋承志当时受了伤，绝望地躲在一山洞里。李先念的左支队发现了他，带上去了星星峡。后来，宋承志成了新中国中央军委的炮兵司令。
西路军的另外一位关键人物是陈昌浩。陈昌浩曾经是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他当年特别勇敢，俘获了一架飞机后，身为红四方面军总政委的他拿着枪和手榴弹登上飞机，逼迫国民党飞行员到黄安上空撒传单、扔炸弹。”李而炳告诉我。
陈昌浩和徐向前东返回延安的路上，陈昌浩因患重病滞留在老乡家避难，徐向前只身一人继续东返。陈昌浩病愈之后一路辗转流浪，回到湖北。1937年8月，陈昌浩终于回到延安，他被免去一切职务，接受了长达一年的审查。此后的陈昌浩在中国革命的舞台上销声匿迹，渐渐为历史所湮没。
1939年9月，陈昌浩跟随周恩来、邓颖超等去了苏联。这期间，他曾当作采石工、消防队员，还参加过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在苏联期间，陈昌浩曾多次给中共中央写信，要求回国，但始终未得到回复。直到1952年，离开13年之久的陈昌浩才被允许携苏联妻子格兰娜和幼子陈祖莫回到了祖国。
出于战友情谊，上世纪50年代，徐向前曾邀请陈昌浩夫妇和在红四方面军工作过的一些老同志，在徐向前的寓所里聚会。陈昌浩像一个落魄之人，低着头，弯着腰，与他昔日之部属，如今共和国的将军们、部长们一一拱手，表示歉意。当他和前妻、时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的张琴秋紧紧握手时，非常愧疚，连声说:“琴秋，是我使你受苦了！我……我对不起你呀！”--当年，在西路军撤离倪家营子的路上，张琴秋在一块门板上生下了她和陈昌浩的孩子。因为戈壁滩上天气寒冷，她又产后失血而昏迷，孩子被丢在沙漠里。张琴秋从此不能生育。
陈昌浩后来长期在中央编译局工作，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像陈昌浩这样的在历史上犯过严重错误的人在劫难逃。妻子格兰娜被迫与他离婚，但还是被投进了监狱。
1980年，陈昌浩被平反。平反大会的悼词送到徐向前办公室审阅，李而炳回忆，悼词里还讲到陈昌浩的错误。他向徐向前建议:谁都有错误，但还是不宜在悼词上讲错误。徐帅认为言之有理，采纳了意见。陈昌浩的追悼会由徐向前主持，李先念致悼词。在这份经党中央审定的悼词上，称陈昌浩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这也是给陈昌浩一个公正的结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