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祖六：中国别重蹈拉美覆辙 走入中等收入陷阱

www.eastmoney.com2011年07月30日 04:38胡祖六《新世纪》-财新网 　　近来有许多关于中国即将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指在人均国民收入达到5000美元至15000美元区间时，GDP增长减速，经济发展失去动力，进入低增长的轨道。中国2011年人均GDP预计达5000美元，刚好入围所谓低中等收入(Lower Middle Income)国家之列。

　　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证上，“中等收入陷阱”并非经济成长中必然出现的现象。如果观察近两百余年的经济史，欧美相继实现工业革命，从传统农业社会的低成长低收入状态，达到了中等收入水平，最后转型成为了高收入的富裕社会。包括日本乃至亚洲四小龙等都走过了一个动态、复杂但连续的发展过程，并没有在所谓中等收入水平上徘徊停留。

　　如果真有所谓经济发展陷阱的话，那么“低收入陷阱”更加可能也更加可悲。自从错失西方工业革命，中国经历了近两百年的低增长甚至负增长，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直线下降，曾是世界上最落后贫困的国家之一。现在，中国已基本上解决了温饱和持续大规模贫困问题，摆脱了低收入陷阱，开始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那么，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是否可以高枕无忧？

　　中国过去30余年高增长的奇迹，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而是市场化改革与对外开放的成就，来自于明智合理的宏观经济与结构政策。而今天中国经济中的深层矛盾宏观经济的失衡、金融体系的不透明和低效率、房地产的潜在泡沫、国有产业的继续垄断主导地位、政府过度的监管和干预、裙带关系和腐败的盛行、科技创新能力的严重不足、能源与环境的空前压力等意味着增长的可持续性将面临巨大的挑战。近年来日益高涨的狭隘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也给中国的未来增长蒙上了阴影。

　　令人不安的是，中国在某些方面确有步拉美国家之后尘的迹象。拉美大国资源丰富，曾为欧洲殖民地，经济发展条件得天独厚。在20世纪初，阿根廷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曾名列美洲第二，仅低于美国，高于加拿大。但在大萧条后，拉美国家出现了激进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严重地伤害了经济的发展。进口替代、限制外资、不可持续的公共部门工资福利政策、腐败和收入严重不均等，使拉美经济和社会丧失了活力，其天然的发展优势无从发挥。到了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政府债台高筑，陷入了严重债务危机，恶性通货膨胀和货币急剧贬值的恶性循环。拉美经济曾陷入停滞，人均GDP增长缓慢，经历了“失落的二十年”。如果有“中等收入陷阱”的话，拉美国家或可被视为最近似的案例。

　　但“中等收入陷阱”不是必然规律，而是人为结果。是坏政府和坏政策把充满发展潜力和资源优势的拉美国家推向一个绝望的陷阱。而东亚四小龙的自由市场、开放与审慎财政与货币政策，使它们克服了土地狭小、人口拥挤和自然资源短缺等瓶颈，极大发挥了企业家的创业潜能，取得了持续的高速成长，使之快速而平稳地迈入富裕的高收入社会。

　　“中等收入陷阱”本不存在。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国家行列，应该说为后续经济发展打下了更好的基础。东亚四小龙所走过的发展路径可以成为中国未来增长的轨迹，我们不必为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而多虑。但是，中国下一阶段的经济发展必定会面临新的挑战与风险，曾把中国提升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的增长模式需要调整和转型。如果我们在一个韩国、台湾早在25年前就已实现的收入水平上开始盲目自大、不思进取、停止改革，让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绑架经济政策，那么中国有可能重蹈拉美覆辙，不知不觉地走入一个自设的陷阱。

四发达省市增速垫底：率先遭遇“中等收入陷阱”？

www.eastmoney.com2011年08月07日 00:14定军 郭一信 刘华 华颖 曹璐21世纪经济报道

　　2011年上半年，受因于汽车和房产限购政策的出台、以及首钢的搬离，北京市的经济增长仅有8%，在全国31个省市区中垫底。

　　上海也成为北京的患难之交，受制于投资增速的下降，今年上半年上海经济增速只有8.4%；此外，同为沿海发达地区的浙江和广东，因出口企业持续受到经营困境的影响，经济增速也出现了掉头的趋势；结果，这四个省市纷纷被打入了全国GDP增速的倒数排行榜。

　　北京市发改委主任张工称，北京目前的经济速度是主动调控的结果。“牺牲速度是为了更长远的发展，舍是为了更好的得。”

　　尽管业内质疑地方政府“主动调控”的本意，但过早进入高成本、高通胀、低竞争力阶段的城市经济已不堪重负，主动还是被动的解释，在此时已不再重要。

　　作为经济率先起飞的发达省份，三十年来，它们在各种经济数字铺就的铁轨上一路狂奔，但是，在经过最近一个经济周期的挣扎与暗幸之后，正在放慢疾驰的轮步。长期快速增长带来的经济失衡和社会失范等“中等收入陷阱”，正从所未有地困扰着车上的每一位乘客。

　　与发达省份遭遇“中等收入陷阱”相比，目前在中西部地区，由于地方债务还本付息周期的逼近，地方政府依靠高投资拉动GDP高速增长的发展之路也难以为继。

　　本报记者通过调查得知，自湖北省提出12万亿的天量投资计划以来，截至目前为止，预计在2012年前完成的6万亿投资计划，才落实了27%，这仅相当于12万亿整体投资计划盘子的13.5%。

　　一位中部省份的地方官员对此冷静地表示：“因为欠下的终究要还。”

　　在7·23温州动车事故发生后，花旗银行发表研究报告指出，此次事故或成为中国增长模式的转折点，中央或会因此而放慢经济增长速度，将经济增长慢慢稳定在7%至8%，并愿意花时间了解高速发展带来的问题。

　　“十二五”开年，艰难的经济转型方略如何具体落实，正在引发各地新一轮的讨论与博弈。记者获得的一个最新消息是，从今年起，北京决定每年拿出100亿元，重点支持科技创新和战略新兴产业，推动发展动力向创新驱动转换。

　　京沪浙粤经济增速垫底

　　由于各地经济结构不同，因此经济减速的逻辑也不尽相同。

　　“去年到现在，塑料涨了18%至25%；铜价涨了20%至30%，银价更是涨得离谱。”浙江民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建敏感叹，绿豆大的银触点，从原来的0.4元涨到1.15元，而一个开关也不过卖了4元钱。

　　订单还没开始做，陈建敏就发现生意已经亏了，因为原材料、用工成本都涨了。

　　据浙江省统计局调查，上半年浙江工业生产值出厂价格和购进价格同比分别上涨6.2%和10.0%，6月份工业生产值出厂价格和购进价格涨幅均比5月份上升了0.4个百分点。

　　从价格传导上看，各种原材料提价的压力向下游制品企业传导的趋势明显。以温州制鞋企业为例，鞋底所用的聚氨酯材料从每吨2.1万元升至每吨2.5万元，涨幅接近20%，胶水价格也涨了近一倍。而企业产品价格上涨的幅度远不及成本上涨的幅度。

　　从工资水平上看，2011年浙江省将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了1%-8%，也加大了近期继续上调薪酬标准的预期。如台州一季度员工平均工资增长15%-30%，对于下阶段劳动力报酬的预测中，绝大多数企业认为还会进一步上涨。

　　除此之外，人民币汇率波动频繁也让中小企业颇感为难。据浙江省商务厅统计，今年上半年浙江出口1004.8亿美元，同比增长22.3%，低于全国平均增速1.7个百分点，也比去年同期回落17.4个百分点。

　　另据杭州市外贸企业运行监测系统显示，截至5月底，企业在手订单比上年同期下降的占比增加了5.1%，订单形势不容乐观。许多中小型出口企业已处于盈亏边缘。

　　更要命的还是“钱荒”。据浙江省经信委调查，56%的中小企业认为今年从银行贷款的困难程度超过去年，有高达14.9%的企业曾经在今年上半年借贷了民间资金。

　　“浙江80%的小企业靠民间借贷维持经营，年息最高的达180%。”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一般企业利润率只有几个点，所以很多企业这个月借了钱下个月就得关门。

　　浙江省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亏损4673家，累计亏损91.5亿元，同比增长23.5%；企业亏损面和亏损率分别为14.6%和6%。浙江省6.6万家微小企业更是出现了总产值和利润下降的情况。

　　今年上半年，浙江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4654亿元，同比增长9.9%，而去年上半年浙江的GDP增速为13%，相比之下增速有所放缓。

　　在不断传出企业倒闭的同时，民间资本在浙江的投资也显不足。根据公开资料显示，近10年来，浙江投资率增速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以2009年为例，全国的投资率为65%，浙江仅为47%。

　　浙江省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王杰表示，浙江工业生产仍将呈现增速回落的总体态势，下半年发展形势依然严峻。

　　除了浙江之外，今年上半年各地经济数据显示，北京、上海、广东的经济增速一并为全国倒数前四名。不过，由于各地经济结构不同，因此经济减速的逻辑也不尽相同。

　　以北京为例，上半年北京年新车共交易154200辆，同比减少59.2%，比全国销售水平低了62%。同期北京市销售商品房555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8.4%，其中销售商品住宅389.2万平方米，下降19.8%。

　　导致如此的原因是，从今年开始北京启动汽车、商品房限购政策。即购买机动车先需要摇号；商品房则针对有限人群，比如外地人购买需要提供5年纳税和社保证明。

　　北京去年共销售机动车90多万辆，北京相关部门早前预计，即使是限购政策下，今年也将实现50万辆的销售量。但实际上半年新车销售量只有15万辆。

　　上海的经济增速亦放慢了脚步，其上半年投资增速下降了5.3%。对此，上海福卡经济预测研究所副所长周罡告诉记者，上海世博会时投资较大，目前上海由于经济基数越来越大，以后的投资很难有越来越快的增长了。

　　一边是后工业化一边是工业化

　　由于地方债务还本付息周期的逼近，地方政府依靠高投资拉动GDP高速增长的发展之路已难以为继，因为欠下的终究要还。

　　“三驾马车”中的投资拉动，曾是中国GDP增长奇迹的重要推动力。不过，由于近年投资过热导致的地方高负债，投资拉动增长的发展之路已难以为继。

　　2010年3月，湖北省发改委曾公布总量为12万亿元规模的天价投资计划，在这个10倍于该省上一年GDP规模的投资项目库中，共计有3.76万个重大项目。当时该省计划，其中约一半的投资将在“十二五”的前两年中完成。

　　而据记者综合各种数据统计，2010年湖北共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0803亿元，

　　加上今年上半年完成的投资5965亿元，截至目前，预计在2012年前完成的6万亿投资计划，才落实了27%，这仅相当于12万亿整体投资计划盘子的13.5%。

　　彼时，湖北省发改委还曾明确表态，投资仍然是今后湖北经济发展很长一段时间内的主题：在未来一段可预见的日子里，“投资将占到经济增长的七成以上。”

　　根据湖北省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2011年上半年湖北固定资产投资保持高位运行，全省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5965.02亿元，同比增长33.8%，投资对湖北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66.5%，未达到七成的水平。

　　记者从湖北省统计局了解到，该省前两年大项目拉动的投资热潮正在逐渐降温，其轰轰烈烈的12万亿投资计划目前已鲜少被提及。

　　“现在已经没有要求今年必须完成多少了，最后很有可能不会形成这么多投资，也许要等到更长的一段时间内才能完成。”湖北省的一位官员如是表示。

　　地方投资热潮的降温，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信贷紧缩和高不可攀的地方债务压力。

　　在湖北当初制定的12万亿投资计划中，各级财政性资金拟分担4300亿元。而该省2010年的一般预算支出为1919亿元，2010-2012湖北三年预算总支出预计才有7300亿元，那么4300亿元的投资就将占去了三年该省财政总收入的近70%。

　　“这么多投资指望财政来兜底显然是不可能的，”湖北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对记者表示，“大多数项目最后还是要靠其他的融资渠道。”

　　该省近几年内纷纷组建的六大省级融资平台，均曾是这场投资盛宴的主力军。如湖北最大的投融资平台联发投即成功以32亿资本金撬动了190亿的融资规模，与各大金融机构签署了高达950亿元的银企战略合作协议，仅2009年新增贷款就达68.2亿元，大部分都投向了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

　　“大部分的债务都是来源于基础建设设施项目，其中许多项目就处在12万亿投资项目库中。”上述湖北官员表示。

　　据湖北省审计厅最新公布的债务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底，湖北省内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达2908亿元，占比64%，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达1287.95亿元，占比28.5%，其他相关债务为324亿元，占比7.2%。其中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占比，略高于全国62.6%的平均水平。

　　当借债的还本付息期集中到来之时，这些地方财政、准财政体系的政府性资本负债表上，巨额投资资本的另一端便是不堪重负的偿债压力。这势必会拖累投资者继续借钱的激情。

　　渣打银行首席分析师王志浩认为，鉴于地方财政目前已捉襟见肘，土地出让收入短期内也无法填补债务，问题只会随着利息支付和本金到期而愈加严重。

　　根据渣打银行统计，2011年到期的地方政府和相关融资平台债务到期规模在25000亿元以上，而未来2012-2015期间到期的债务规模接近50000亿元，此后到期的债务规模亦在30000亿元以上。

　　上述地方财政部门人士对此表示，地方财政本身并不宽裕，“不能指望靠地方财政一方面给投资充血，一方面还来给投资造成的债务托底。”

　　这位人士认为，地方表态无力独自承担债务化解的重任，其言下之意，即寄希望于最后由中央来买单。

　　转型的困惑：宏观经济如何慢下来

　　你要么经历一些小规模但却频繁的衰退，要么经历一次大规模的衰退。你不可能两个都不选。经济规律不是这样的。

　　杭州地产商戚金兴对记者感叹世道艰难。他说：“现在正是调控中最难受的时候，就像一个人吃了早饭，但是中饭到了下午2点还没有吃上，晚饭要去哪里吃还不知道。”

　　戚金兴控股的滨江集团半年报显示，上半年实现净利润1.5亿元，同比减少40.16%。他决定暂缓拿地，转而进军生物医药行业。今年4月他创办世方药业有限公司，未来5年内将投资1亿美元研发新药。

　　8月4日，滨江集团宣布将联合上海一家私募新成立房地产投资基金。种子基金规模约为10亿元，其中滨江出资4亿元，上海私募出资4亿元，同行企业投资2亿元。戚金兴将帮兄弟企业打理闲置资金，积极寻找行业洗牌的机会。

　　据调查，二季度浙江省企业景气指数为110.22，虽有所回落，但已连续7个季度在110以上高位。

　　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史晋川认为，面对资源短缺、银根缩紧、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压力，浙江的部分资本将逐步退出高消耗、低附加值的传统产业领域，资本的配置模式将进一步向专业化、集约化、高效率转型，这将是一个长期且艰难的过程。

　　今年上半年全国经济增速为9.6%，比去年同期11%以上有所降低。鉴于京沪等地都在主动降速，就全国以及其他地区而言，是否也该主动降低增速呢？

　　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李朴民在8月初称，目前中国经济已经在主动减速。

　　他认为，在经济增速适度回落的同时，增长质量和效益稳步提升，民生得到较好的保障和改善。“经济增速的适度回落，是宏观政策发挥作用、主动调控的结果，符合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他说。

　　不过，也有专家认为，减速也不能牺牲居民的消费。汽车行业专家贾新光认为，目前经济发展太快的地方，也提出不是为了追求高速度，而经济发展慢的地方，则指出是在加快转型。

　　实际上国家提出转变发展方式，是要将全国的投资驱动型，转为消费驱动型为主。所以就北京而言，不能这样因为限购听任消费增速下滑，导致经济增速下降，比如像新加坡有一个车牌，是周末使用的，还有一种是不能进城的车牌。

　　“北京在总体限车情况下，可以采取一些新招数来刺激消费，这样GDP就不会受这么大影响。”他说。

　　据悉，目前很多地方吸取北京、上海的教训，开始在不少城市对房地产进行限购。像贵阳甚至要出台对于汽车的限购政策，也是为了避免发展太快，导致汽车拥堵问题。

　　北京社科院副院长赵弘认为贵阳的限购政策无可厚非。实际上像北京、上海等地的人均GDP已经达到1万多美元，在这个水平上。经济发展速度会降低，目前8%已经很不错了，预计还会降低。

　　但是像贵州等西部欠发达地区，人均GDP较低，工业化还没完成，所以经济还会快速增长，但是经济发展并不一定能带来幸福。一些地方的住房和汽车不适当限购，则会使得这些地区提早进入高房价和交通拥堵的城市化阶段。

　　而针对广东等地的加工企业困难的问题，联合国贸发组织与企业司司长詹晓宁认为，代工行业的利润非常低，这些行业的大部分利润都被跨国公司以协议控制的性质拿走。因此，这些低端的产业都应该转移到越南等地。

　　“沿海地区更多的低端产业淘汰，加快产业升级，是这些地区需要直面的问题。”詹晓宁在近期的世界投资报告会上说。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范剑平则认为，目前很多地方的经济发展速度在放慢，特别是高铁出事后，很多人反思是否应该降低经济增速。核心的问题是，要让老百姓在经济增长中获得更多的好处。

　　“如果国家能在收入方面，更多地给老百姓增加收入，同时做好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的服务，让老百姓在决策的时候愿意更多地去消费，这带动经济增长才是更加实在的。”他说。

　　据悉，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居民收入增长要和经济发展同步，但是无论是经济放慢的京沪浙等地，还是经济加快的中西部省份，无一地区的城乡居民收入增速全部快于经济增速。

　　也正因为此，赵弘指出，不同地区应该采取不同的发展方式。像北京等地已经进入后工业化阶段，服务业追求的是精细化、个性化，这是需要时间来培养的，所以近期内经济发展速度不高。

　　此外，浙江和广东对出口依赖性大，这些地区所以受全球经济形势影响大。还有一些中西部工业化不好的地区，应该接受东部转移过来的企业促进当地经济发展。至于有些有科研能力的城市，就应该去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转型是目前各区域普遍面临的问题。转型要按照各个城市自己的特点，要按照经济规律来办事。”范剑平说。

中国可以摆脱中等收入陷阱

2012年11月06日01:03 中国经济周刊

　　中国可以摆脱中等收入陷阱

　　新结构经济学表明，中国应按比较优势发展

　　二战后，全世界总共有13个经济体，平均每年增长速度达到7%或更高，且持续了25年乃至更长的时间。

　　世界银行前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林毅夫

　　中国改革开放32年间的年均经济增速是9.9%，从一个低收入国家变成了上中等收入国家。2011年的人均收入达到5400美元。这段时间的贸易增长是史无前例的，年均增长17%，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6亿人口摆脱了贫困，中国的经济快速增长拉动了全球的经济增长，尤其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和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成为帮助世界走出危机、恢复成长的主要动力。

　　但是，中国本身存在一些问题，如收入分配问题不断恶化，已经超过基尼系数0.45的安全警戒线。环境也在不断恶化，改革没有完全到位，尤其是最近一年半以来，从去年年初到现在，每个季度的经济增长速度都不断下滑，到了今年的第二季度，经济增长的速度跌破了8%，只有7.9%。很多人担心中国是否已经进入到中低速增长时期，过去的经济发展的快速势头不能持续。如果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社会上存在的经济问题可能会集中爆发。

　　中等收入陷阱不是宿命

　　中国现在是中等收入国家，世界上绝大多数低收入国家不能摆脱低收入陷阱，中国做到了，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低收入变成现在的中等收入。不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最明显的就是拉丁美洲国家。拉丁美洲国家在上世纪初时有不少高收入国家，到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变成中等收入国家。从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现在，绝大多数还在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上，大概只占美国收入的20%~30%。

　　在欧洲，像爱尔兰、西班牙，二战后已经从中等收入国家变成高收入国家。在东亚地区，像韩国、新加坡，从低收入变成中等收入，还可以继续向高等收入国家水平发展。所以，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必然，并不是命运。

　　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来看，怎样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必须说明几件事情：一是，为什么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不成功，而仅有少数发展中经济体可以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高收入？二是，中国从1979年开始转型，取得非常大的成功，可绝大多数转型国家却失败了。中国改革以后，经济发展取得非常好的效果，但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一个对未来有指导意义的理论，必须把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解释清楚。

　　判断一个国家能不能发展，必须了解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工业革命以前，即使是现在欧洲的现代发达国家，长期经济增长也是非常缓慢的——根据经济史学家的研究，西欧这些国家在18世纪工业革命以前，每年人均收入增长速度只有0.05%，需要1400年，人均收入才能翻一番。18世纪中叶以后，经济发展速度加快了，原因是什么？是工业革命以后，技术不断地创新、产业不断地升级，在原有产业上的基础创新提高了生产力水平。同时，产业的升级代表各种生产要素可以从附加价值比较低的产业部门向农业部门、制造业部门、现代服务业部门转移。这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可以持续快速发展，并且与世界其他国家地区拉开收入水平差距的主要原因。

　　而世界其他地区，由于不能进入现代的经济增长，就陷入到低收入水平的陷阱。或者是达到中等收入以后，不能持续技术的创新和产业升级、进入新的产业结构，这是他们经济发展失败的主要原因。中等和低收入陷阱是不能进行持续的结构变迁造成的。

　　世界上还有一些国家在二战后从低收入变成中等收入，变成高收入。根据研究，从二战以后，全世界总共有13个经济体，平均每年增长速度达到7%或更高，而且持续了25年乃至更长的时间。

　　要按比较优势发展

　　根据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的研究报告，这13个成功的经济体有五个共同的特点：第一，他们都是开放经济，并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时利用世界上已有的知识进行产业和技术创新；第二，他们都达到了宏观的稳定；第三，这些经济体都是高储蓄、高投资；第四，都是市场经济体；第五，都有一个高效并积极的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重要作用。

　　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主席，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说“这是一个国家成功经济发展的要素”。但是，他认为要取得成功并没有大家可以跟随的秘方。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讲，我认为是有秘方的。一个国家的产业和技术是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的。如果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这个国家的经济要快速发展，必须改变要素禀赋结构，也就是要增加劳动力可用资本的拥有量。

　　资本来自于剩余和剩余的积累。如果一个国家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会具有竞争力，能够创造最大剩余，可以积累的资源就越多。同时，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投资的回报率及储蓄和投资的意愿会最高。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要素禀赋结构升级的速度越快，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升级的速度也越快。按比较优势发展是新结构经济学认为的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源泉。

　　根据上述五个特点，再具体分析：

　　如果一个国家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它当然是开放经济——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出口到国外去，进口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这当然是开放的自由的贸易体系。同时，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上就具有后发优势——可以利用国际上已经存在的技术和产业的知识作为创新的源泉。

　　如果一个国家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产生的内部危机比较少。同时，在面临国际危机冲击的时候，由于内部经济素质好，缓周期的能力强，宏观经济会比其他的更稳定。

　　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可以创造最大的剩余，有最大的储蓄和积累来源，投资回报率会最高。因此，储蓄和投资的积极性最高。

　　比较优势对企业来讲就是追求的利润。怎样让企业在追求利润时，技术和产业选择会主动根据比较优势进行？一个前提是必须有一个价格信号体系，能够很准确地反映要素禀赋当中劳动和资本的相对丰富程度。这样的价格信号只有在完善竞争的市场体系当中才能够获得。

　　如果一个国家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当要素禀赋升级时，产业和技术就要升级，就会存在外部性和协调的问题。如果政府不因势利导地发挥积极的作用，产业升级和技术升级就不见得会发生。如果发达国家没有专利制度，很多企业就不会进行技术创新。这是国家发挥因势利导作用的一种方式。

　　从这个角度看，一国取得经济快速增长的秘方就是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

　　中国双轨制的历史贡献与现实困境

　　从这个角度看，为什么其他发展中国家在过去的经济发展中不成功？因为二战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取得政治和经济的独立，发展道路受到所谓结构主义模式的影响，如拉丁美洲国家、南亚国家。结构主义建议发展中国家优先发展资本密集、技术先进的大型重工业，而他们当时的条件是资本相当短缺，是农业经济。而在资本短缺的农业经济的基础之上建立现代化的产业当然是违背比较优势的。在这种状况下，优先发展的企业没有自生能力，投资靠政府动员，继续生产经营靠政府的保护补贴。保护补贴创造了很多扭曲，创造了很多租金，就会有寻租、腐败等一系列问题。资源错配，再加上寻租活动，经济发展绩效当然非常不好。

　　改革开放前，中国跟其他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都是追寻这种道路，也就是违反了比较优势，所以是失败的。

　　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以后，其他社会主义和发展中国家也在进行改革。他们是按照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忽视了一点，这些转型中国家原来优先发展的部门有大量缺乏能力的企业。如果按照华盛顿共识的休克疗法把补贴取消，企业就会破产、大量失业、政治不稳定、社会不稳定，在这种状况下，经济当然不能发展得很好。

　　同时，华盛顿共识强调政府失败，按照市场来经营，也不能让政府发挥因势利导、帮助产业升级、技术创新的活动。因此，华盛顿共识推行的结果，使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绩效比六七十年代按照结构主义时的绩效还低。

　　中国的改革为什么成功？我们知道，中国走的是双轨制道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外学界不少人认为，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最糟糕的就是双轨制的经济。实际上，中国的双轨制曾经比较成功，因为它一方面是给原来优先发展的部门、缺乏实力的企业以必要的补贴，另一方面是对原来抑制的、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部门开放，允许三资企业、外资企业、民营经济进入。并且，各地在推行经济发展的因势利导作用，取得了快速发展。

　　但是，中国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实行双轨制时保留了不少扭曲，保护原来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这些扭曲包括，第一是金融行业的大银行，只能给大企业和富人提供服务；第二是资源价格非常低；第三，很多部门是垄断的，像电信、交通。这种情况就造成收入分配向大企业和富人集中。有钱人的消费倾向比较低，大企业的消费倾向更低。财务向这两个方向集中，就会造成储蓄或投资占经济的比重越来越高、消费占经济的比重越来越低的局面。

　　如果投资比较多，国内消费能力又比较低，当中的缺口就变成出口——这也是造成贸易问题的主要原因。现在经济中存在的很多问题，都是因为我们推行了双轨制的改革不到位。

　　向单轨制过渡，政府要因势利导

　　从这个角度来看，现在谈中国进一步的经济发展应该怎样做？要从两方面进行思考：

　　一方面，要深化改革，由双轨制向市场单轨过渡。当初实行双轨制，是因为我们当时是资金非常稀缺的国家，1979年人均收入不到非洲国家人均收入的三分之一。但中国现在的人均收入已达到5400美元，是上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部门已经符合比较优势，现在大部分国有企业是可以盈利的。因此，没有继续保护补贴的需要。这种情况下，就要扭转双轨制遗留下来的扭曲，包括金融过度集中的问题——应该发展能够给农户和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地区中小银行或地区中小金融机构。

　　同时，原来的资源基本是白给的，现在应该将资源的费率提高到国际的合理水平，让山西煤老板的故事不再发生。

　　原来的垄断领域现在都是有竞争力的营利行业，这种情况下应该允许民营经济进入，进行竞争、深化改革。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按照比较优势发展。

　　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政府还要发挥因势利导的积极作用。

　　另一方面，作为中等收入国家，因为发达国家退出了一些产业，我们已经处于或非常接近世界产业前沿。这些产业要进行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就要靠自己的研发。这种情况下，政府怎么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第一，建立比较好的专利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制度，鼓励创新；第二，必须支持基础科研，基础科研对商业的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有支撑作用，政府必须在这方面发挥作用；第三，可以像发达国家一样，对一些新产品使用政府采购的方式，让这些新产品很快达到规模经济，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国际竞争力；第四，用行政命令。比如，美国为了支持生物能源，规定到2020年美国的生物能源比重必须达到一定比例。

　　我们国内在谈政府作用的时候，有时讲全部靠市场，政府不应该发挥作用。如果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不发挥积极作用，就等于自废武功，永远不可能赶超发达国家。比如拉丁美洲的智利，在上世纪70年代改革以后，它是“华盛顿共识”的模范生，但智利从上世纪70年代到现在没有出现新的产业，收入分配也越来越恶化。

　　如果中国要进一步改革，一方面要深化市场体制的改革；另一方面是发挥政府积极的因势利导的作用。

　　(本文根据林毅夫在“中国开放新阶段高峰论坛”上的演讲整理。标题为编者所加。未经作者审核。林毅夫在著作《解读中国经济》、《新结构经济学》中讨论了相关内容。)

  “中国模式”独特吗？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吴晓波 2011年07月27日 06:21 AM 2005年，麻省理工学院的华人经济学家黄亚生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中文著作《改革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相对于这个拗口的书名，它的英文书名则更为直接和大胆——《Selling China》。我当时的《经济观察报》专栏编辑方军及时地向我推荐了这本书，他知道我正着手准备创作一本关于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企业史作品。

黄亚生在他的这本著作中，给出了一个观察中国经济成长的独特角度。他将三种不同所有制企业——国有企业、跨国企业和民营企业在中国的表现作了对比研究，从而得出结论：中国大量引进外资（FDI），是因为中国经济存在某些本质弱点；也正因此，外资在中国市场上得到了超国民的待遇；相对而言，民营企业的境遇要可怜得多。黄亚生所依据的研究数据截至到1998年前后，他揭示出了中国改革开放前二十年的某种特征。它与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不同，也与东亚其他国家的崛起故事有很大差异。在那些年，随着中国经济的规模相继超过英国和德国，关于“中国模式”的探讨如火如荼，黄亚生无疑是其中的积极参与者。

六年后的今天，黄亚生的第二本中文著作出版了，书名是《“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在这本书中，这位生性儒雅、而文词却不乏激烈的学者直接提出，“在我看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并不独特。中国实行的是价格自由化，企业非公有化，这其实就是市场经济的模式，中国也在走市场经济的道路。”在全球背景下的研究坐标中，黄亚生指出，从成功经验来讲，中国的发展类似于东亚各国，从欠缺方面来讲，中国的不足也能在拉美国家中找到影子。与数年前相比，黄亚生跳出了微观经济的范畴，而以一种更宽泛的政经视角来重新探讨“中国模式”。

几乎就在黄亚生的新书出版之际，另外一本同样是红色封面的新书《中国震撼》也成为某些圈子热议的话题。它的作者是担任过邓小平英文翻译、现在国外高校当研究员的张维为。张的观点与黄恰成对照。在他看来，中国与西方是两种全然不同的“文明型国家”，中国的经济发展有着自己独特的路径和模式，而在政治上，中国发展的大趋势不是复制西方政治模式，而是在全球互动的基础上日益回归中国本土的政治理念，特别是“民心向背”和“选贤任能”的理念。在这样的认知前提下，张维为认为，“我觉得现在中国执政党也是一个完成天命的执政集团。它的天命就是恢复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世界性大国的地位。”

因为学术背景的不同，你很难将黄亚生与张维为的观点做一种明确的对照式解读，然而，他们毕竟都涉及到了“中国模式”，而且在结论上互有冲撞。

这是正在中国理论界发生着的一个重大事件：在是否存在“中国模式”这个命题上，人们形成了不同的阵营。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理论界是倾向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存在着一种独特的发展模式”。为此，专家们发明了很多专用名词，比如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珠三角模式，以及“增量改革”、“地方政府公司主义”等等。这些名词各有所指，不过大家都不否认，这些发展模型是从中国的独特政策环境中培育起来的，对它们的综合提炼，将可能描述出一种独步天下的“中国模式”。而如果哪位经济学家竟能毕成此功，就有机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可是今天，情况似乎发生了非常微妙的改变。

就在不久前，北大的经济学家张维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达了与黄亚生完全相同的观点。他说，“我不认为中国有特殊的模式。”中国所进行的种种改革，如国有企业的产权变革，私营企业的发展，以及资源的市场化配置，都是普世的市场经济模式，而不是中国的发明。

而在上海，在80年代以倡导“新权威主义”而成名的萧功秦则呼应了张维为的观点。他说，“他的不少理念我都很赞同，我们很早就对激进主义抱有批判态度。不同于很多中国学者所习惯的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中国的参照比较对象，他是把世界上一百多个发展中国家作为观察研究中国的参照系。这十分难能可贵，在这个意义上，他提出‘中国模式’的概念，认为相较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近30年还是有很多成功的经验的，不必言必称西方。这种观点客观上有助于民族自信的建立。”

一个十分耐人寻味、甚至颇有点黑色幽默意味的现象是，那些否认有“中国模式”的学者，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正是中国式经济改革政策的鼓吹者和献策者。他们对中国的改革前途充满了不安，而这种不安显然已超出了纯粹的经济学范畴。正如黄亚生在新书中明确指出的，“我反对这种主流观点：中国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高速增长的经济增长率以及独特的儒家文化传统，共同构成了中国模式的重要特征，其他国家难以与它相提并论”。黄亚生与张维迎等人所担忧的是，如果“中国模式”被认定是独一无二的，那么，我们就可能否认有一种符合普世价值观的市场经济模式的存在，中国将因此拒绝更深层面的改革，而那显然是危险的。

显而易见的是，这场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论，越来越呈现为意识型态上的分歧，在一些人看来，甚至已演变成“新左”或“新右”的“选边战”。

在今天，所有关心中国改革方向的人们都已意识到，那些能够在经济范畴内改革的课题大多已经完成，而未被攻克的部分，都大大超出了经济范畴，而必须在更广泛的社会体制改革框架下去寻找出路。正如美国学者C.E.林德布洛姆在《政治与市场：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一书中所宣称，“在世界上所有的政治制度中，大部分政治是经济性的，而大部分经济亦是政治性的。”

在这个意义上，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论，既是经济性的，亦是政治性的。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中国特色还是中国模式？美国美利坚大学研究生 李华芳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1年07月25日 06:11 AM
一、识人先识书，回首已数年 几年前，我在上海季风书园主持一个【读品】的读书沙龙，去得早，就在书店闲逛，翻到一本黄亚生教授的《改革时期的外商直接投资》，翻开之后，一直看到活动开场，不忍释手，干脆买了回家再读。这本被“和谐”到残忍的书，本名叫《出售中国（Selling China）》。可能是为了规避审查，或者是减少书中刺激性观点的影响，新星出版社做出了妥协。这也延缓了黄亚生在大陆获得广泛影响力的时间。但敏锐的思想本身会穿透各种障碍，黄亚生很快赢得了赞誉。 

而我初次接触黄教授，是在2009年了。去信给黄教授邀请他来参加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的年会“危机后的选择”。黄教授在会上的演讲主要报告了他当时做的一个调查：农民工工资增长缓慢才是内需不振的根本原因，而民工工资低的原因却又深植于体制之中。吸纳农民工作为就业主体的中小企业在金融危机中并没有获得所谓扶持，而且长期上它们在投融资安排上都受到限制。对大型国企的政策扶持甚至资金补贴，降低了中小企业的竞争力。

这一思路与《改革时期的外商直接投资》一书中对中国国企改革的分析一致。黄教授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大量进入中国，可能并非如传统分析表明的那样，是改革开放的功效。简而言之，传统分析中对外商直接投资更多是正面评价。而黄教授却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如果我们从市场竞争的角度来看，那么外商直接投资多，是不是就意味着国内的企业竞争力比较弱？从这个角度出发，黄教授分析了导致国内企业竞争力弱的原因：一是资源分配体制的主从秩序，效率普遍较为低下的国有大型企业总是先拿到资源，而私人中小企业受挤压，这导致了国内企业普遍效率低下；二来市场分割导致交易不便主要限制了国内企业，但对外资的限制相对较小，使得国内企业进一步处于劣势。

这一分析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其中，对1988年宪法第11条修正案将私营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有不同的解读。黄教授认为，这是从法律上强化了“主从秩序”。但如果回顾从1978年到1988年这十年间的历史，从全面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到私营经济作为补充进入宪法修正案，其实恰恰表现了私营经济地位的提升，这也是因私营经济的实际份额在整体宏观经济中上升所致。所以，从这一宪法修正案可能得出的结论，与黄教授强化“主从秩序”的结论是相反的，即私营经济的实际地位得到了提升。

其实联系前后几次宪法修正案，就不难发现1988年的这次修正，实际上是提高了私营经济的地位。在其后，1999年宪法第14条修正案改为“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将多种所有制的问题明确提了出来，而之前实际上仅承认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这也是私有制地位提升的表现。另外第16条修正案中，将11条修正案中“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改为“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番宪法说辞的演化中，不难发现从不置一词到“补充”、再到“重要组成部分”的演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与黄教授所述的法定强化“主从秩序”一说，似乎并不一致。

但即便如此，也很难说私营企业获得了与国有企业同等的国民待遇，尤其是在当下，更面临“国进民退“之现实。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政府硬性扶持一批民营企业以解决燃眉之急，即大规模农民工失业问题。但这一临时性战略很快被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所取代，政府投资和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等成为首选，而投融资等金融安排主要是为了便利国有大型企业的计划，民营企业的融资方面益发困难。因为整个银行体系默认，国有企业即便出问题，也有国家财政兜底，但民营企业可能血本无归。这种情况下，银行的选择是一目了然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黄教授所言之“主从秩序”的确存在——尽管这可能与法律上的名义规定之间，有很大的落差。

而之前的国有企业改革，通过承包改制等各种方式逐渐向私营企业靠拢，一个重要的理由是，国家需要增长带来的利润来维持稳定。威权政体对稳定的需求，远远超过其他目标，而之所以“发展是硬道理”，也只是一时间需要解决维持稳定的经费来源，而不得不做的选择。“外来和尚好念经”的故事在各个地方盛行，主要是为了配合这一“利用增长型战略以维持稳定”的战略。我在FT中文网发表的《中国改革是怎样失去共识的？》一文中，也质疑改革是不是真的有过共识。之前的改革或许是为了筹集维稳经费而做出的决策，只不过恰好和社会追求发展的目标相互吻合，但其内在却有本质的不同。

二、不识真面目，缘在此山中

这个本质上的不同，或许也是理解关于“中国模式”争论的一个关键点。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同时年底开始，美国爆发了次贷危机引发的严重金融危机，并在2009年延续和扩散到世界各地。中国尽管也受到冲击，但一来前30年改革开放维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而且随后4万亿大手笔救市，也使得其他国家颇为艳羡。一方面是美国遭受罕见金融危机，经济苦苦挣扎，到2011年中，失业率依旧居高不下，而且贫富差距呈扩大趋势；另一方面是中国即使受危机影响，经济增长速度依旧惊人，而且拥有大量的美元储备。这两件事撞在一起，很自然就产生了一个问题：美国是不是不行了？未来是不是属于中国？

对中国过分乐观的情绪背后可能隐藏着一丝不自信，但学界的确开始争议是不是存在一种不同于“华盛顿共识”的中国模式：即在政治无竞争条件下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2010年1月底的达沃斯论坛上，对经济增长“保八”成功的中国更是一片赞誉之声。我当时约黄教授为2月份出版的《财经》杂志写了一篇文章，谈“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正是这篇文章，引发了其后对中国模式的各种质疑和反思。实际上，黄教授的新作也是以此篇名作为书名的。

在这篇文章中，黄教授通过回顾“巴西模式”，简洁明了地论证了在军政府控制下，20世纪60-70年代巴西所走过的道路。经济高速增长的巴西也曾被一度认为是唯一能挑战美国的“巨人”。从1968年到1974年间，巴西的GDP年均增长达11.4%。但随后巴西经济崩溃，整个20世纪80年代陷入停滞，高通胀、金融危机、经济停滞、连带引起政治上的不稳定。而究其原因，无非是国家导向的经济模式拔苗助长，强制性的工业化战略产生了大量失地农民；在民生上投入匮乏，使得底层负担加重；加上偏好资金密集型的大企业也进一步加重了失业状况，使得犯罪率急剧上升，整个社会也陷入不稳定状态。这一从“巴西奇迹”到“失落之路”的历史，可为中国借鉴。

在一片赞誉中，保持这份冷静和清醒，是十分可贵的。而赞扬中国模式，以为中国走出了一条新路，并且准备要将此模式“有所应用”，以指导他国的，或是因为身在其中，故而未能跳脱出来的缘故。

三、发展有原则，道路各不同

这本《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中，收录了黄教授在中文媒体发表的评论和访谈。除了对比巴西模式外，黄教授在此书中也多次提及印度的经验，并与中国对照。第二章两篇文章就是讲印度的经验。

黄教授认为，单单从基础设施建设和外商投资来看，印度落后于中国，但这不仅低估了印度的实际发展，而且陷入了一个只看硬件不看“软件”的误区，而软件就是指“制度”。而且印度也恰是要在硬件不足、并且内部种姓制度导致的不平等格局的条件下取得发展，因此印度的“制度”才是需要考察的重点。

印度的制度至少有两个方面比中国具有优势，一是印度的民主制度，当然民主与GDP增长之间的相关性，有不少研究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结果，认为民主与增长关系不大。但不管是弗里德曼，还是阿玛蒂亚•森，都将自由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而民主制度（主要是指宪政民主制度）是目前所知最不坏的保证自由的制度。如果按照森的看法“以自由来看待发展”，那么印度就具有显而易见的优势。

印度的第二个优势在于与企业发展相关的金融制度，尤其是融资体制。中国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而反观印度，在这方面远胜中国。根据黄教授的调查，60%以上的中国企业感到融资障碍很大，而印度只有25%左右的企业有类似感受。这种便利企业创新和个人创业的金融制度优势，也许会比中国注重基础设施建设的增长，更具有后劲和优势。

事实上，回头来看中国的增长，其实也并没有背离基本的经济原则。黄教授对“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一点也不独特。中国的成败得失都可以从其他国家走过的路中看到相似的情形。土地改革和私营部门的发展是东亚各国发展的重要原因， 中国也不例外。

至于政治上高度集权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原因，黄教授认为这一说法站不住脚。与通常的认识不同，黄教授认为，如果我们深入去看中国改革走过的路，不难发现在政治上中国也采取了不少改革，例如20世纪80年代结束“干部终身制”和实行“农村基层直选”，这些政治改革尽管很小，但其对促进经济活力却有重要的贡献。而20世纪9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停滞之后，尽管经济仍旧增长，但增长的质量却有所降低，表现在贫富差距拉大和腐败加剧。

也就是说，在黄教授看来，并不存在一种所谓的“中国模式”。中国的发展遵循一些普世的原则，当中国遵循这些原则时，就获得发展；当背离这些原则时，就出现问题。这让我想起哈佛大学的丹尼•罗德里克在《相同的经济学，不同的政策处方》中表达过的类似观点。

在罗德里克看来，经济学所具有的灵活性很大，那些最基本的经济学原则，包括产权保护、市场竞争、激励兼容以及货币稳定等，不管是新古典经济学还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都是基于上述原理发展而来的，这正是所谓“相同的经济学”。但在这些原则下，并非只存在一个可选的政策组合，各个国家根据自己不同的特色，选择不同的政策组合进行改革，对于改革者而言，所拥有的政策空间其实是相当大的。而成功的国家正是在政策空间里选择了合适的政策处方，从而获得了高质量的发展。这也意味着，普世价值和基本原则其实是跨越国界的，并不存在所谓的“中国模式”。

当然黄教授也没有抹杀中国特色的存在。这里要避免两个误区：一是陷入名词的争议，如果你说模式不行，我就换成特色代之。显然，对于中国模式，尽管存在各种不同的理解，但一个关键是认为存在“政治上集权能支持经济发展”这样一种模式。而黄教授则明确指出，这种模式并不存在。二是否认存在中国特色，从反对中国模式的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即完全不顾中国自己的传统和特点，所谓“全盘西化论”就是典型代表。实际上，正如罗德里克指出的，在同一经济学原则下政策选择的空间很大，而参照各国的特色进行政策诊断，最终选择合适的政策处方，这样做并没有创造一种新的模式，但也没有忽略自身的特色。

四、何谓有特色？浙与沪相异

那么所谓“中国特色”又作何解释呢？黄教授在另一本著作《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中就进一步解释了这一点。黄教授对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有一个重要的观察：中国农村在改革开放初期涌现了众多的私营经济，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伴随着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的缩小。而20世纪90年代尽管经济依旧增长，但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开始拉大。从增长的质量上来看，80年代要优于90年代。原因何在？黄教授的解释是，20世纪90年代政府的不当干预中断了80年代的良好势头，这些不当干预包括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扶持国有大型企业、实施轻农村重城市的战略等。黄教授将此称为“上海模式”，其核心是GDP导向的增长战略引发一系列的政府干预措施。

不过这一观点遭到了美国学者Joel Andreas的质疑，其观点与黄教授针锋相对，尽管双方都不否认20世纪90年代的增长质量不如80年代，但Andreas却认为，这恰恰是由于资本主义本身的弱点所致，没有约束的资本主义会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等一系列不良后果。而在Andreas眼里，20世纪80年代之所以取得了较高质量的增长，恰是因为政府对“资本主义的弱点”进行了干预所致。

这里争议的焦点是政府干预对自由竞争的作用，Andreas认为黄教授的不一致在于仅仅针对政府之手形成的对市场的垄断，而不针对资本主义本身发展所形成的大企业对市场的垄断，而自由竞争应该是要反对一切大垄断企业阻碍中小企业进入市场，才逻辑一致。而为了达成这一点，政府干预就显得非常有必要。因此Andreas相当支持对土地买卖和外资与国际贸易的管制。

但Andreas的问题在于，其逻辑同样是不一致的。因为Andreas指出的几项政府干预，在更大的范围内阻碍了要素的自由流动，并限制了新企业的成长。其主要的问题是认为20世纪80年代已经是非常高质量的增长，但忽略了黄教授讨论隐含的一层意思：如果80年代没有这些政府管制，那么其发展可能会更好。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政府干预形成的垄断与市场竞争所产生的垄断，有着极其不同的区别。政府干预形成的垄断会限制新企业进入市场，这仅仅是表面上的现象。更重要的是，政府垄断将会抑制创新，使得其他不同类型的新企业也无法产生。而市场竞争形成的垄断，尽管同样造成对同一类企业的进入障碍，但并不会限制其他的创新企业。

例如Anreas提到的对不超过八人的私企规模的规定，限制了所谓大企业。但他可能忽略了当时制定法律的一些奇怪因素，例如这条规定可能是来自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举例——超过八人的企业构成剥削；同时也忽略了当时对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区分的争议。这一形式上非常可笑的规定，一来不能作为限制大企业垄断的佐证（为什么不是九人或十人？），二来却限制了企业发挥规模优势，三来可能限制了企业的其他创新。当然，在20世纪90年代，Andreas提到的几项干预有所放松，尤其是对企业人数的限定，从1987年之后就作废了。但问题是，正如黄教授指出的，20世纪90年代新增了其他的政府干预。所以，用政府干预作为增长质量高的原因，是很难说服人的。尤其是因为，政府干预主要限制创新，而创新才是经济发展最为重要的推动力。

当然，地域广阔的中国，是不是只有一条统一的经济增长道路，是存疑的。黄教授与Andreas的争议聚焦在“上海模式”，但对中国而言，重要的是，在上海模式存在的情况下，同时也存在情况截然不同的“浙江模式”。如果说上海模式是政府主导经济增长的典型，例如有众多大型的国有企业并对此进行补贴，同时吸收大量FDI，民企生存空间较为狭小；那么浙江就是私营经济唱主角的典范，尤其是温州活跃的地下金融体系支撑了大量新创企业和私营企业初期发展所需要的融资。因为私营企业较难取得银行贷款，并且也没有政府补贴。但浙江同样取得了令其他省市羡慕的增长。

五、转型下一步，体制再改革

对于中国未来的转型之路，有多种不同的看法。但不管是激进还是相对保守的观点，都对目前的体制造成的不公平不满，因而对体制改革的呼声也非常高。

正如前头所言，Andreas关于资本主义固有弱点的看法忽视了创新带动的发展，也对政府干预造成的后果估计不足。事实上，政府干预至少造成了四重“不公平待遇”，一是国内外之间偏好外资而轻民间资本造成的不公平，二是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之间，由于“国进民退”，造成私营企业未能享受国民待遇，三是地方之间政府干预导致的东西部发展不平衡，四是城乡之间（包括同一省市内部和跨省市）户籍制度限制劳动力自由流动造成收入差距扩大化。这些不公平已经越来越成为中国长远发展的障碍。

以农民工为例，这个夹层在农村的境遇变差的情况下，本希望通过在城市打工改善境遇，甚至定居城市以享受城市福利。但户籍制度的限制，使得农民工无法享受城市福利。事实上，根据黄教授的调查，农民工的收入没有随着经济发展同步增长。也就是说，农民工并没有获得经济增长的好处。而其中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农民工受户籍限制，而无法融入城市获得相应的市民身份，进而取得市民身份所附着的福利。

与此同时，如果农村能为农民工在本地发展提供足够的机会，那么创新也可以在农村启动，不一定非要到城市。但问题在于，为农民创业所能提供的农村金融体系极其落后，难以为农民的发展提供启动资金。直到最近小额贷款公司才开始在各种局限下慢慢起步，但与城市的就业和人口吸纳相比，农村的限制显然更多。

一面不放开户籍，排斥农民工市民化，以及限制跨区域的人口流动；另一方面在农村，农民要发展获得的支持很小，并且没有相应的制度改革进行配套，农村也非农民容身之处。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推行由政府主导的城市化和聚焦基建的新农村建设，恐怕难以达成提高农民收入、进而扩大内需的政策目标；也难以舒缓扩大的城乡差别和贫富差距，对未来的发展造成极大隐患。这是中国未来的转型亟待解决的问题。

黄亚生教授在《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一书中反复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即中国未来的改革，如果方向对，那么具体的选择是多样的。也就是说，没有所谓的中国模式，发展的模式必然遵循一些普世的价值和原则，这个对所有国家都不例外。但是中国的确可以选择有特色的道路，前提是这些道路的选择不与基本的普世价值和原则相互冲突。而遵循这些普世价值和原则，从体制改革上确定改革的方向，当是中国转型的下一步。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黄亚生，《“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 中国改革是怎样失去共识的？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李华芳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2011年03月23日 07:25 AM 2011年中国“两会”比往年更受关注，有几个原因。首先，中国改革面临深层次转型；其次，这是“十二五”规划的开端之年；最后，眼下处于一个受突尼斯与埃及革命影响的世界局势变动的当口。这使得中国决策者需要权衡各种相互纠结的利益，继续维持稳定和谐的局面。

但政府对民间社会期待的回应比较慢，民间社会的满意程度也比较低，而且双方对于未来中国改革的期待并不完全一致。重新凝聚改革共识，成为体制内外坚持改革者的一种呼声。新的共识主要是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寻找下一步改革的突破口和动力；二是更为切实地缩减贫富差距和改变政府与民争利的情况。这从这一次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先说要继续发展经济，再说民生保障策略中，可见一斑。

政治上无竞争统治的合法性，依赖于对支持者的“购买”而实现。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购买”主要是通过纵向提升全民平均收入而获得，也就是所谓的“以增长换统治合法性”。增长主义的合理性建立在平均收入很低的前提上，老百姓只要能获得比以往好一点的收益，就会支持增长战略，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十一五”。这是前三十年改革之所以有共识的重要的“群众基础”。

但一旦到了衣食基本不愁的阶段，以贫富差距和城乡差别为代表的分配不公，就会反过来影响对增长战略的支持。这得到了行为经济学相关研究成果的证实：在极度贫困地区，只要人均收入略有增长，那么对于贫富差距的可容忍程度就比较高。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即使人均收入水平依旧有所改善，如果改善的幅度低于贫富差距扩大的幅度，不可容忍程度也会急剧上升。这通常意味着社会运动和群体性事件，最为典型的是罢工。

这时候，对于统治者而言，增长战略的重要性就要让位于分配战略。但采取什么样的分配战略，政治上无竞争的执政者与宪政民主制度中的执政者，面临的约束条件完全不同。而当民众对分配方案不满、社会出现不稳定局面时，两种执政者采取的应对策略也大不相同。

在宪政民主制度下，同样存在“维稳”的问题。众多的局部示威运动，使得民主制度被广为诟病，认为其充满了乱象。但这种乱哄哄的民主，实际上起到了出气口减压的功效，加上宪政民主制度下的选举制度，使得其在整体上采用了“疏”的手段，来维持一个大致的动态“稳定”。

而在中国，执政者更倾向于采用“堵”的方式，限制社会不稳定因素。对于执政者而言，稳定压倒一切的执政目标往往并不是建立在成本收益的分析框架上，而是体系内部的利益集团相互博弈的结果。

这也成为分配战略实施起来困难重重的原因之一。因为分配战略不仅意味着要改变政府与民争利的格局，也意味着要让既得利益集团吐出已经习惯的利益份额。这或许可以解释从“十五”规划到“十一五”规划十年间，为何对民生的关注始终没有真正落到实处。比如，教育部分的支出一直未能到达合理的水平。更重要的佐证是，三农问题已经连续占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头号议题多年，但城乡差距却在继续拉大之中，对农民产权的保护力度甚至出现了下降趋势，体现在对城乡结合部农民宅基地和农村集体土地的征用引发的一系列群体性事件上。

    随着改革进入到“十二五”，继续通过推进改革来提高人均收入获得支持的增长性战略日益失效，对贫富差距和城乡差别的关心持续高涨，迫使执政者考虑选择不同的维稳策略。由于这一选择以不能动摇执政地位为基础，所以一手抓民生保障，一手抓和谐稳定，两手都要硬，就成了必然的选择。而这两手之间的互搏及其造成的浪费，就成为了次要的考虑。

据财政部在“两会”期间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今年国家投入到警察系统、国家安全系统，民兵以及法院监狱等“公共安全”领域的预算为6244亿人民币，较去年增加21.5%，且超出了中国今年公开的6011亿元军费预算。维稳费用超军费开支，一方面得益于“购买”了大量国际支持，尤其在国际普遍支持裁军的情况下，使得维持大规模军队的必要性降低；另一方面，这也是增长战略效力降低后的选择。

所以回过头来看，“两会”期间人们广泛讨论的改革下一步的问题，或者“十二五”规划的问题，其实都涉及“改革共识”在哪里的问题。但这可能是一个问错了的问题。也许更应该问的是，前三十年所谓的“改革共识”，尤其是对增长性战略的共识，是怎么形成的。用增长换稳定，是那个阶段执政者采用的成本较低的维稳手段，而这一手段在当时恰好切合了一穷二白的经济底子和老百姓对收入增长的渴求。邓小平理论因而获得了政府与民间的“共同支持”，所以形成了改革共识。

从表面上看，今年的“两会”中，政府降低经济增长目标、许诺将在民生保障方面加大投入，并下决心缩减贫富差距，是回应了民间社会的改革诉求，是一个相互妥协的结果。但仔细来看，并非如此。这其中最为重要的政策制定过程，依旧是非参与性的。对决策以及在具体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参与”诉求被忽视了。这意味着，表面上的合意并没有真正消弥分歧。

因此，在“两会”期间呼吁重新凝聚改革共识，或许是一种过于一厢情愿的设想。因为对于执政者而言，新一轮的改革如果继续注重增长战略，那么带来的边际效果已经很低；如果转而注重分配战略，那么必然意味着“没有共识”，民众要么向政府妥协，要么被政府以“维稳”的名义压制。中国维稳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中国重走日本老路？作者：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 马丁•沃尔夫2011年06月17日 06:06 AM

直到1990年，日本都还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大型经济体，几乎没有人预料到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日本所发生的事情。今天，人们对中国取得的成就更为惊叹。这个巨大的经济体能够汲取教训、明白辉煌的成功通常预示着惊人的失败，这有可能吗？答案是肯定的。

日本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在1950年相当于美国水平的五分之一，到1990年跃升至美国水平的90%。不过这种壮观的趋同之势却出现逆转，到2010年，日本人均GDP下降到了美国水平的76%。1978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开始实施时，中国的人均GDP仅为美国水平的3%，今天已经跃升至美国水平的五分之一。接下来的几十年中，中国是会继续这种令人瞩目的增长，还是也会让世界失望？

为持乐观态度辩护很容易。首先，中国有经事实证明的成功经历，1979年至2010年之间其年均经济增长率达10%。其次，中国的生活标准离达到高收入国家的水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以美国为参照，中国现在的人均GDP仅为日本1950年的水平，日本在那之后又经历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的高速增长。如果中国能与日本的经济表现相当，那么到2035年其人均GDP将达到美国水平的70%，其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和欧盟经济规模的总和。

不过也存在反对的意见。首先，中国巨大的规模是一个劣势。具体来说，这种规模决定了中国的崛起会对资源需求造成远更巨大的影响，超出我们以往的经验。此外，这种转变造成的政治影响，可能会对一个共产党掌权的国家造成干扰。然而，也能以纯经济学的论证说明，经济增速的放缓会比多数人预期的更加突然。

这种论调的依据是中国现状的两个特征。其一，中国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学家们日益认识到“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因此，随着经济发展程度越来越高，维持生产力的快速增长并驾驭规模巨大的结构调整会很难。过去60年中成功完成这个任务的经济体几乎只有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

幸运的是，中国与这些成功的东亚经济体在文化和经济上极其相似。不幸的是，中国与这些经济体一样，经济增长模式都由投资主导，这既是优势又是劣势。而且这种模式在中国尤为极端。因此，有理由说这种模式在中国会比在日本（其情况可能没那么扭曲）更早造成问题。

中国总理温家宝曾亲口表示中国经济“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在3月北京召开的2011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China Development Forum)上，就十二五规划展开的讨论让我清楚认识到中国所面临经济挑战的性质。这套新的规划要求对经济增长的步伐和结构做出重大调整。具体而言，经济年增长率预期将降至7%。更重要的是，预期中国经济将实现再平衡，从投资主导转向消费主导，并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后者在一定程度上是前者的结果。

问题在于政府是否能够平稳实现这些转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认为它们不能。他的观点基于下述看法：在投资导向型增长模式中，抑制家庭收入以补贴投资发挥了关键作用。消除这种抑制——加快消费增长的必要条件——可能会导致产出大幅放缓以及投资更大幅度的减缓。政府补贴的产能扩张对增长的推动作用， 不亚于供给与最终需求的有利匹配。而这可能会突然终止。

事实上，投资增长远远快于GDP。从2000到2010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年均增速为13.3%，而个人消费年均增速为7.8%。同期，个人消费占GDP比重从46%骤降至34%，而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则从34%，上升至了46%（见图表）。

佩蒂斯教授指出，抑制工资增长、大规模扩张廉价信贷与压制汇率，都是将收入从家庭向商业部门转移、进而从消费向投资转移的手段。哈佛大学(Harvard)的德怀特•帕金斯(Dwight Perkins)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指出，中国“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每多生产1单位GDP所需要的资本数量——从上世纪90年代的3.7:1，上升至了本世纪头十年的4.25:1。这也表明边际回报率在不断下降。

这种增长模式若要如政府所希望的那样发生逆转，那么投资增长必须远远低于GDP的增长。这正是上世纪90年代日本所发生的情况，其后果是灾难性的。佩蒂斯提出的论点是，强制性投资策略通常都会突然终止。问题是究竟会在何时。在中国，鉴于投资规模如此庞大，它可能会在比日本更早的某个增长阶段发生。他认为，目前实施的投资中，有很大一部分如果没有那些人为的支持，将无利可图。他指出，信贷的迅速增长就是一个信号。瑞士银行(UBS)的乔治•马格纳斯(George Magnus)在2011年5月3日的英国《金融时报》上也撰文指出，中国经济增长的信贷密度在急剧变大。这也让我们回想起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当时，日本试图维持由投资引导的国内需求的增长，结果导致了毁灭性的信贷扩张。

随着增长放缓，投资需求必将萎缩。按照7%的增长率计算，所需要的投资率（投资占GDP的比重）可能会下降多达15%。但将收入向家庭转移的尝试，可能会推动更大幅度的下降。投资这个增长引擎，可能会变成经济停滞的源头。

乐观的看法是，中国的增长潜力如此巨大，所以它可以轻松驾驭规划中的过渡。悲观的看法是，一个将一半GDP用来投资的国家很难顺利减速。我预期，中国放缓经济增速并加大对消费依赖的转型将困难重重。中国政府很有技巧。但它还没有在水上行走的本事。况且，未来十年它必须行走的水面将会波涛起伏。可要小心波浪啊！  中国面临三大挑战瑞银高级经济顾问 乔治•玛格纳斯 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2011年07月01日 06:22 AM

中国共产党将于7月1日迎来建党90周年庆典，这件令其自豪的事情证明了该党约30年来所奉行的务实政策的成功。大约30年前，邓小平决心带领中华民族摆脱贫困，并为中国开创了一条新路，引导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与此同时，中共也面临三大挑战。我们多半想知道，到中共建党100周年的时候，这个国家将变成什么样子。

首先，未来10年，中国将实现从刚刚摆脱低收入国家身份到成为成熟中等收入国家的转变，人均收入将增长两倍以上，至1.3万美元左右。这段经历将与邓小平时代人均收入增长两倍的经历截然不同，因为更富裕、更复杂的经济需要高质量的制度（尤其是在法律领域），以维持人类发展。这种制度要比国民产出、钢铁产量或其它任何一种指标重要得多。 

如果建立不起这种制度，国家将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阿根廷、委内瑞拉和前苏联的经历就证明了这一点。根据菲沙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的排名，中国的制度质量在141个国家中位列第82位。尽管它在政府规模与效率方面得分不错，但在其它方面都表现欠佳，尤其是在法治和中立的法律机构方面。中国制度改革的棘手之处在于，它与党凌驾在政府和司法之上的现实发生了直接冲突。

其次，中国正处在领导层更迭的阵痛期。此次换届安排得不可谓不精心，但仍暴露出不同派系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角力——在对国务院位置（原文如此：译者注）的争夺上，这一点表现得尤其明显。某些“太子党”复兴毛泽东思想的现象也值得注意。

在外交和国内政策方面，不确定性已相当明显。这些政策有时反映的是一种源于经济实力的过分自信，有时反映的则是一种潜在的不安全感——即中共对自身合法性及社会紧张气氛不断加剧感到不安。这种不安情绪升级的结果就是对人权活动家和律师发动强力镇压。与此同时，内部对抗也是军队、国企和地方党委精英插手众多政策制定领域、从而导致政治不确定性加剧的原因所在。

在国际安全领域，中国在过去两年变得更加咄咄逼人。对日本、韩国和美国摆出架子，与朝鲜和伊朗关系复杂，巴基斯坦则在一旁大献殷勤，还有就是在巴基斯坦建设海军设施（此事令印度颇为恼火）。如今，这一切都变得更加尖锐，导致中国与有关国家关系紧张，干扰了其至关重要的国内议程。

第三，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紧要关头。它必须应对不断抬头的商品和房地产价格通胀。通胀的根源在于，中国为确保高投资和高增长所需的资金，显著加大了对信贷（信贷质量有时存在问题）的依赖。但政府化解通胀根本原因的政治意愿很低，也不愿利用市场机制来设定利率和合适的资本价格。

中国还必须加紧推进再平衡过程，也就是说，摆脱以投资为中心的增长模式，转到基于消费和服务的增长模式。这是一项复杂的任务——很可能导致明显的经济波动——而且极具政治意义。它需要把现由既得利益者（企业、沿海地区、军队和省级党政精英）掌控的权力重新分配给被落在后面的阶层，包括消费者、农民工和农村地区——7.8亿中国人仍依赖农村维持生计。

正如“摸着石头过河”这句中国谚语所言，中国经济和金融政策的改变是缓慢的。但是，与中国总理温家宝最近为本专栏撰稿中那些抚慰人心的声明正相反，中国的通胀并没有被遏制住；而且鲜有证据显示，中国正成功实现再平衡。相反，投资势头丝毫未减，老百姓则为日益抬头的通胀以及金融压制所累。中国逾40%的家庭财富都是银行存款，而目前的实际存款利率为-2.3%。

但是，渐进式改革无法取代制度改革，这一点将是中共未来几年面临的最大挑战。凭借聪明和灵活，中共带领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摆脱了贫困，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但在引领中国跻身中等收入国家的道路上，中共必须具备远胜以往的灵活性——前提是它志在让中国成为高收入国家和全球领袖，而不是止步于一道由“金砖”(Bric)垒起的围墙。

本文作者为瑞银(UBS)高级经济顾问，著有《崛起：新兴市场会塑造还是会撼动全球经济？》(Uprising: will emerging markets shape or shake the world economy)一书 

世行行长佐利克：中国面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危险

www.eastmoney.com2011年09月02日 18:29东方财富网

　　导读：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Robert Zoellick)9月1日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称，如果中国不进行根本的结构性改革，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包括重新定义政府的角色以及实现法治，发展私人部门、促进竞争，以及深化对土地、劳动力和金融市场的改革。

　　以下是佐利克的评论文章全文：

　　全球经济领导人需要对他们的经济以及想法进行“再平衡”。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当前占据主导。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意义的：这个秋季关于赤字、债务和欧元区的决策很可能决定全球经济到底是滑入更深的危险，还是开始漫长的从底部攀升的过程。但这些政策对于实现可持续的增长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对结构性动力学采取行动，来创造就业、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实现长期可持续的重回均衡。中国的进展与欧洲、日本和美国一样重要。

　　中国的增长一直是危机中的力量之源，然而中国领导人知道他们的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过去30年，中国享受了大约10%的年均增长率。199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比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平均水平低30%，今天，它已经是后者三倍，超过4000美元。到2030年，如果中国达到人均收入1.6万美元(很合理的可能性)，其对世界经济的效应将相当于增加15个今天的韩国。我们很难看到这种扩张能够在当前出口和投资主导的增长模式内实现，因此中国需要作出调整，提高国内需求、降低储蓄率和提升消费。

　　如果不进行根本的结构性改革，中国面临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从而让全球增长的问题更加激化。短期而言，中国面临着食品涨价导致的通胀风险。长期来看，中国快速增长的驱动力在不断减弱：大部分资源已经从农业转移到工业；劳动力大军萎缩、人口老龄化、支持退休者的工作者在减少；劳动生产率上升速度在下降。另外还有其他挑战，包括严重的环境污染、贫富差距扩大、能源消耗量大和碳排放高、服务板块发展不足和过度依赖海外市场。

　　中国的政策制定者非常清楚他们需要做“什么”。他们的“十二五规划”指明了方向。现在他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去做。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财政部和世界银行正在共同研究如何将“什么”转化为“如何”，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出一份报告。我们的研究起点是：中国2030年将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同时中国将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鼓励创造性和创新，在全球经济中承担一份责任。

　　本周末，一个高端中国和国际专家团队将在北京探讨可能的改革措施和如何实现的步骤。

　　一个关键问题是中国如何能够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全面的日程需要包括重新定义政府的角色以及实现法治，扩大私人部门、促进竞争，以及深化对土地、劳动力和金融市场的改革。

　　要释放出人的潜力，中国需要加快开放创新的步伐，如此一来，中国企业将在竞争的激励下发明产品和程序，不但通过中国的研究与开发，也通过参与到全球网络中来。

　　中国能够实现“绿色增长”，通过各种市场激励机制、监管措施、公共和私人投资、各种标准以及制度建设。中国还致力于向所有居民提供高质量的机会和社会安全。要做到这一点，它需要考虑如何最优地提供更多和更高质的公共服务，打造有效的和高效的社会安全网，同时动员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共同承担责任，为社会服务的提供作出融资和监督。

　　中国将研究如何巩固其财政体系——将所有公共资源“纳入预算”，然后将这些资源分配到不同层次的政府开支中去。然而，如果无法动员额外的资源，包括来自国有企业的资源，中国将很难推动改革。我们将讨论中国如何拥抱它的国际角色。在全球体系中，中国已经是一个重要的利益攸关者，只不过目前仍然很谨慎。将来，中国的领导者可能成为全球各种问题解决方案的重要参与者。

　　即便一边应对今天的经济动荡，世界领导人也需要设计出明天增长引擎的蓝图。这一日程也将提升市场信心。中国对可持续增长模型的探求将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地区和全球增长、以及国际经济的稳定做出贡献。中国正准备应对它的挑战。发达国家也应该正视它们的结构性增长挑战。 

世界银行行长：中国经验可为世界所用

www.eastmoney.com2011年08月31日 12:35刘丽娜 蒋旭峰新华网

　　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30日说，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里取得了巨大成功，中国经济发展的许多经验可以为世界其他国家所借鉴。同时，中国应努力转变增长模式，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将于31日启程访问中国的佐利克在行前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30多年来，中国在减贫、提高国民收入等许多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为世界发展提供了经验。仅中国一个国家，就使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减贫目标完成了一半。目前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为4000美元，预计到2030年，将达到1.6万美元。

　　他说，中国在他所倡导的“多边主义现代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自加入世界银行以来，佐利克在多次演讲中阐释这一概念，即要在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中反映现实世界的变化，包括体现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等。在2010年的一次演讲中，他提到发展的民主化，包括开放数据和信息资源，扩大参与推动发展的民众范围，思考关于增长的实用经验和教训。在许多方面，中国都与这些讨论相关。

　　佐利克说，中国的增长是实用的，中国人勇于实践，在发展道路上，“行得通则用，行不通则弃”。他说：“中国的经验可以用于其他国家。”现在没有“包打天下”的通用法则，一国总是要根据国情找出最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在“十二五”计划中提出结构改革，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确保可持续发展。世界银行的许多专家认为，中国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努力对其他中等收入国家也很有借鉴意义。

　　他说，世行与中国探讨的问题是中国的新增长模式将在世界经济中发挥怎样的作用，中国该如何做出改变，从而在国际经济中承担起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角色。这些问题涉及增长模式、货币政策、贸易、气候变化等等。

　　他说，中国30年来经济以年均10%的速度增长，但也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现在世界银行在中国的项目有75%与环境有关。世行正在与中国探讨如何调整政策，从而在环境可持续的情况下确保增长。

　　世行与中国探讨的问题还包括中国的财政体系现代化、提升价值链、利用好与世界经济的关联、设计开放的创新战略以及城市化等。世界银行预计，到2030年，中国的城市化比例将达到70%。佐利克表示，中国的增长面临许多问题，这些问题都不容易解答。中国在“十一五”和“十二五”计划中都提出了这些问题，但挑战在于如何执行与实施。在这些方面，世界银行可以与中国讨论并合作。

　　佐利克说，30多年来，令世界银行感到非常自豪的是，它与中国的伙伴关系并不只是贷款与金融关系，而是在推动中国增长战略中发挥了作用。

　　谈到世界经济，佐利克说，当前世界经济处于“敏感阶段”，欧洲和美国等发达经济体面临持续的低增长，需要采取适当政策才能避免经济二次衰退。中国等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则要应对经济过热和高通货膨胀的挑战。他表示，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加强国际经济合作更加重要。  

社科院：中国已进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12月12日11:15 中国网

　　中国网12月12日讯 中国社科院今日正式发布《中国产业竞争力报告(2012) NO.2》，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助理张其仔教授指出，从全球发展来讲，很多国家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都出现了经济增长瓶颈的问题，中国按世界银行的标准2011年已经进入中上等收入国家。

　　张其仔称，报告分析了很多发展中国家，那些掉入中等收入陷井的国家，他们同时会在产业竞争力的表现上非常不佳。对中国产业竞争力进行评估我们会发现一个特点，中国的产业竞争力在全球是位居榜首，但是结构性问题非常突出。

　　张其仔指出，在产品国际竞争力当中，在高中低三类技术含量当中，我们国家是第一技术含量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非常突出，高技术产品在国际市场上虽然占有很高的市场份额，但我们国家既是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大国，同时也是高技术产品的进口大国，从贸易竞争力指数来衡量，我们高技术产品的的竞争力也大大低于低技术产品。中国在高中低三类技术含量的产品中，中国的中等技术产品含量的竞争力是最低的，无论从市场占有份额还是贸易竞争力指数来讲，都是如此。

　　背景资料：世界银行的国别收入分组标准

　　世界银行是按人均国民总收入，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分组。通常把世界各国分成四组，即低收入国家、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但以上标准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进行调整。按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2008年的最新收入分组标准为：低于975美元为低收入国家，在976至3855美元之间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在3856至11905美元之间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高于11906美元为高收入国家。

亚行报告称中国有望在2030年前成高收入国家

2012年10月29日05:59 工人日报

　　本报讯 （记者杜鑫）10月27日，亚洲开发银行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发布报告称，为了应对各种挑战，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亟须调整发展思路：通过不断的创新推动产业升级，从依赖低成本优势走向生产高价值产品。

　　这份题为《超越低成本优势：中国经济如何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报告指出，中国经济面临许多挑战。首先，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只有5000美元，还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才能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其次，中国三十几年的增长相当程度上依赖于其低成本优势，而未来几年因接近“刘易斯拐点”以及人口老龄化而引起的劳动力成本上升意味着低成本优势对增长的贡献会逐步减少。再次，由于改革尚未完成，中国经济存在一系列结构性问题，如增长来源的失衡、收入差距的扩大等，同时面临日渐复杂的国际环境。

　　报告认为，为了应对这些挑战，中国需要三方面的对策。一是，超越低成本优势，通过科技创新实现产业升级，推动知识型经济发展。二是要深化改革，包括企业、要素市场与财政体制的改革，并推动城市化与服务业的发展，以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三是要保持一个良好的经济与社会环境，包括稳定的宏观经济和健全的金融系统，社会的和谐与包容，环境的可持续性，和稳定的外部经济环境。

　　“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农业剩余劳动力慢慢减少；当接近‘刘易斯拐点’时，如果不能实现产业升级，经济就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亚洲开发银行经济研究局副首席经济学家庄巨忠告诉记者，如果报告中所提的对策能够加以有效实施，中国有望在2030年前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