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房集团的房子怎么样:科学松鼠会 ? 王朝衰亡的翻云覆雨手

【《财经网》专稿/记者 徐超】在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中，王朝的兴衰之谜始终是历史学家乃至普通公众最希望洞察的。有很多理论试图来解释这种以数百年甚至短至数十年的轮回，比如“黄宗羲定律”就指出了农民税负方面的一个怪圈。

中国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张平中教授及其同事，今年11月7日发表在美国《科学》杂志上的论文却指出，最起码在唐朝、元朝乃至明朝走向衰亡的过程，变化的亚洲季风，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甚至给了已处于困境中的王朝以致命一击。

石笋中穿越时空
站在普通人的角度来看，要准确追溯中国在过去千年内，经历了怎样的气候变化，几乎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因为中国有准确温度、降雨等记录的历史不过150多年。

但对于现年41岁的张平中来说，这样的想象因一块石笋而成为可能。

如果不是五年前在甘肃省万象洞的一次发现，张平中很可能一如既往地从事地质地球化学研究。他或许永远也不会联想到，他的研究领域会与古代王朝的兴衰存在某种联系。

关于洞穴进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5亿年前。当时，由于温室气体的增加，大气中的氧含量降到16%甚至更少，二氧化碳的含量则陡然增加，陆地上的生物呼吸困难、步履维艰。海平面大面积下降，海洋中的生物也难逃厄运。在那次超级大灭绝之后，海洋生物的种类减少了一半，九成动物和八成植物都没能逃脱灭亡厄运，地球的生态系统遭遇彻底更新。

当地球经此磨难之时，在印巴次大陆或者欧洲大陆的某些地方，石灰岩洞正开始其缓慢的“发育”之旅。其中之一，就是位于中国西北部的甘肃万象洞。

至少在过去的数千年里，从太平洋吹来的亚洲季风——这个孕育了中国整个农耕文化的气候系统——把降水带到了这处石灰岩洞的上空。无论降水充沛抑或匮乏，雨水都会沿着岩石之间的裂隙渗透到洞穴中，一点一点地溶解石灰岩，并形成过饱和的碳酸钙溶液。这些溶液通过洞顶或洞壁滴流进溶洞时，由于洞内相比洞外温度和压力的改变，以及二氧化碳的释放，溶解在水中的碳酸钙被沉淀下来，形成石笋等次生碳酸盐沉积物。

由于这个洞穴地处青藏高原东部与黄土高原西部的过渡区，已经是亚洲季风所影响的地理区域边缘了。因此，万象洞内的石笋忠实记录了这个对世界影响最大的季风的降雨变化情况。

通过分析石笋中氧的同位素的含量，就能分析相应年份的降水量是多还是少；而石笋中较高的铀含量，也为对应年代的确定提供了难得的标尺。张平中对《财经》记者说，相比于冰芯、树轮、火山沉积物而言，石笋特别纯净，后期破坏非常小，保存的信息较为完整。因此，其确定年代的精度也要比冰芯准确得多，分辨率可达2.5年。

2003年5月的某一天，张平中在万象洞内距离洞口1000米深的地方，找到了一颗长118毫米的石笋。当张平中及其同事根据石笋所含氧的同位素含量，得出中国在过去1810年之间的降雨量变化曲线时，他们发现，这条曲线竟然和朝代的兴衰更替惊人的吻合。

自然与王朝双曲线
我们不妨来看一下，两者之间是如何匹配的：

在公元190年至公元530年之间，亚洲季风为中等强度，变化较强烈。而当时的中国处于汉朝末期和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大部分时期较为动荡。

从公元530年到公元850年，亚洲季风逐渐衰弱。直到公元860年时，也就是唐朝晚期，亚洲季风减弱到最小。我们在历史记载中可以查到870年前后的大旱记录。

在公元910年到公元930年间，亚洲季风再次减小。那时的中国正在经历五代十国，并开始进入北宋时期。

在公元1050年至1120年间，亚洲季风稳步加强，中国北方降雨增多。那时，在北宋统治下的中国进入了停战期。公元1004年，北宋真宗赵恒与辽国定下停战和议，约定宋辽为兄弟之邦，双方互不侵犯。自此，中国北方才有了少许安宁。
到了1120年左右，季风强度开始剧烈波动。公元1125年2月，金国以“宋朝破坏与其定下的共同对辽协议”为名，大举出兵侵宋。公元1127年，北宋灭亡。

实际上，唐朝末期、元朝末期和明朝末期，这些时期的亚洲季风处于弱势，而这些时期的明显社会特征是时局持续动荡不安。

张平中对《财经》记者解释说，在北宋前期，亚洲季风强盛带来充沛的降水，从而导致粮食丰产以及人口大增。但之后，因为季风减弱、降水减少、农作物减产，引发战争和农民起义。而对于唐朝、元朝和明朝来说，它们的衰败同样与亚洲季风的大规模减退有关。

因此，张平中及其同事得出结论：气候变化通过影响农作物生产，进而对中国古代朝代的兴衰起着关键作用——它就像是一双“无形的手”，左右历史的棋局。

其实，早在20年前，美国哈佛大学布雷特·辛斯基（Bret Hinsch）就曾在《亚洲历史》杂志上发表论文指出，气候变化影响气温和降雨，进而影响农业生产。

决定某一种农作物收成好坏的因素有很多，如投入劳动的数量和劳动效率、投入的资本量、技术水平、肥料、病虫害以及土壤肥力等。但在传统社会里，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改进缓慢，恶劣的气候、作物病虫害等诸多潜在祸患便成为农业生产成败的决定性因素。在这种情形下，瘟疫和作物疾病很可能因天气变化而起。

布雷特·辛斯基指出，即使在现代的英国南部，农作物收成好坏还是随天气的变化而有规律的变化。比如，当地大麦、小麦、燕麦等主要农作物的年产量变化，其中有43%至45%是因夏季降雨量的变化而造成的。相似地，中国农作物年产量也存在随气候变化而变化的现象。

由于栽培过程很简单，直到周朝中期，黍在中国北部的农作物中仍处于主要地位。从公元前五世纪至公元前三世纪，周人对黍和大豆进行轮作。随后，大麦和小麦也成为轮作作物。

所有这些农作物对天气的变化都十分敏感。例如，大豆种子在16℃时播种，其发芽速度比在21℃至32℃时播种慢一半。另外，在大豆的整个生长周期中，其生长速度也会随温度上升而显著加快。

另一方面，有时，湿度在决定大豆产量方面甚至比温度更为重要。大豆生长后期如果降雨量增加30毫米，其产量将有一个大的提高。世界其他地区的观测资料也有力证明了天气对农作物产量的影响。

据此，布雷特·辛斯基及其同事推断：气候的变化对中国农业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当然，张平中对《财经》记者强调，在气候这个关键作用之前，还有很多其他因素在影响朝代的更替。但从科学的角度来说，气候变化起了关键作用。

而在1998年，美国科学院华裔院士许靖华也曾表达过类似观点。他曾于《中国科学》8月刊发表论文指出，全球变暖在文明史上给欧洲、亚洲和北美带来过繁荣的年代，与这些年代相交替的是全球变冷所带来的饥荒与流行病年代。在历史上的小冰期时期，寒冷与干旱的气候造成农业减产，从而导致了历史上的民族大迁移。

争论永不休
不过，在学术界，气候变化与朝代兴衰的关系，也是一个长期争议的话题。最近的一次争论发生在2007年。

2007年1月4日，英国《自然》杂志刊登了德国地球科学研究中心杰拉尔德·豪格（Gerald Haug）的文章，通过分析中国湖光岩玛珥湖的沉积物，他和他的研究小组认为，在公元700年至公元900年左右，由于亚洲冬季风的加强而导致唐朝出现干燥、少雨的气候，这最终让唐朝走向灭亡。

但是，这一结论在中国国内的学术界和民间都引起很大争论。当时，国家气候中心首席科学家张德二通过史料的记载，认为“唐朝灭亡前的最后30年正是处于多雨时段而不是干旱时段”，唐朝总体上并非趋向干旱。所以，唐朝并非因为冬季风的加强而走向灭亡。这篇文章，也发表在同年11月份的《自然》杂志上。

针对张德二的说法，张平中对《财经》记者指出，晚唐时期关于气象记录的历史资料特别少，这些历史资料是不能定量化的，而是定性的，可靠性不够，所以只能用来估计。

当然，对于这一点，在回复《财经》记者的邮件中，张德二则表示“不敢苟同”。作为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四次科学评估报告古气候章的主笔之一，她认为，历史气候记录的价值和应用，是被广泛承认的。

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薛峰则表示，目前，在学术界关于气候对朝代兴衰的影响的观点，的确还没有统一的认识。

从科学的角度来说，气候变化对朝代的兴衰肯定会有影响作用，因为季风的强弱会影响到旱涝，进而影响到农业生产，尤其在古代生产力十分低下的情况下。

但是，他也认为，这样的反例也有不少：在明清时期，中国的气候是比较寒冷的，即所谓的小冰期，但清朝出现了“康乾盛世”。所以，气候因素只是一个影响因子。时间越久远，其影响力越大。而时间近，由于人口的增长和生产水平的提高，人类对灾害的抵抗能力越来越强。

薛峰表示，如果以千年为尺度考虑中国的气候变化，那么，中国夏季季风的强度总体上是趋于衰退的。

从《诗经》和考古证据中都可以发现，古代的中国是非常湿热的：那时，人们可以在河南种植香蕉，成群的野象在森林里出没。为了打猎野象，人们通过合作把野象围在中间，然后向其掷矛。这也是河南简称“豫”的来历。

薛峰的观点也得到了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实验室主任助理钱吉的认同。该实验室近期的研究项目就是“绘制一幅中国人祖先迁移的地图，用以探究我们民族和语言等诸多进化环节当中的未知问题”。

钱吉对《财经》记者表示，在数万年前或者更为久远的时期，气候对人类的迁徙起着很大作用。那时，决定人类是否在某地生存的原因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环境是否适合居住，另一方面是该地是否有适宜的食物，而这两方面原因都与气候有关。

可以肯定的是，就像历史上很多事情无法形成定论一样，气候对朝代的影响也可能不会形成统一的观点。但是，在我们庆幸自己不必像数万年前的祖先，因气候变化而颠沛流离时，也必须警惕这种潜在的危机。毕竟，人类活动已经给全球本来就十分复杂多变的气候系统，带来了更大的变数。没有人知道，这种额外的变数是否会抵消我们在技术上取得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