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魂歌 驰星周 在线:郁达夫生命的最后时光（附图）

郁达夫生命的最后时光（附图）

郁美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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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四年，郁达夫怀抱儿子郁大亚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留影。

　　编者按：20世纪三十年代初，郁达夫曾对美国友人史沫特莱说过这样一句话：“I am not a fighter，but only a writer．”（我不是一个战士，只是一个作家）。郁达夫的这句名言，在当时的上海曾引起一场风波，以至于他被“左联”开除。郁达夫一生中，由于所经历的国内外复杂的历史时代和其性格的独特性，被误解遭歪曲并受到不公正谴责的事情有许多。纵观郁达夫的一生，特别是他侨居南洋的时期，他到底是否只是个作家？

　　当郁达夫倒在日本法西斯的屠刀下的时候，人们终于清楚地看到，他何止是一个作家，分明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以笔、以生命作投枪的战士。

　　本报特刊登郁达夫之女郁美兰撰写的专文，记述郁达夫在南洋与敌周旋，最后惨遭日本宪兵秘密杀害的史实。

　　狮城办报 领导抗日

　　1938年12月28日，郁达夫应《星洲日报》之邀，决心到新加坡“下南洋去作海外宣传”（郁达夫语），动员更多的侨胞支援抗日战争。郁达夫在新加坡的三年零两个月期间，接编《星洲日报》、《星槟日报》、《星光画报》的副刊编务，并代理过一段时间的《星洲日报》主编。1941年又担任了新加坡的英国当局情报部创办的《华侨周报》主编。可见报纸成为郁达夫在新加坡期间的主要战斗阵地。3年间，他写了400多篇政论、杂文、散文和文艺杂论。

　　当时的新加坡有许多抗敌组织，其中以胡愈之、王纪元、张楚琨等为核心，有新闻界、教育界、文化艺术界参加的“华侨文化界抗敌工作团”，郁达夫被选为团长、胡愈之任副团长。张楚琨先生在《忆流亡中的郁达夫》中写到：“在这战火纷飞的日子里，我和郁达夫天天见面。一起开会，一起对群众演讲，一起慰问星华抗日义勇军。这位发表《毁家诗纪》的诗人团长，不是挂名，而是实干，热情洋溢地负起领导责任来。”“我记得，晚上熬夜编三个副刊的郁达夫，白天眼里挂着红丝，用沙哑的声音，对青训班作朝会讲话（他兼青训班大队长）。敌人轰炸加剧了，第二期青训班100多人不得不分为四个中队，散布在四个地方；他在轰炸中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不畏缩。他那瘦弱的躯体爆发着火一般的生命力，我仿佛看到一个在为希腊自由而战的拜伦。”

　　的确，有人曾回忆郁达夫当时精力过人，他上夜班在报馆看最后的新闻电稿，然后下笔到完成发稿，再看大样，总在清晨了，而白天还要编副刊和参加社会活动，他每天光是伏案工作就要10小时以上，写稿、改稿、写信、写启事、按语等，每天笔耕总要四五千字。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郁达夫就积极投入抗日的实际工作。他担任新加坡文化界战时工作团主席，战时工作干部培训班主任，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委员会执委，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郁达夫实际上成为新加坡华侨中的抗日领袖之一。

　　流亡苏门答腊

　　1942年初，新加坡沦陷后，郁达夫与胡愈之、沈兹九、张楚琨、汪金丁、高云览等一批在新加坡从事抗日宣传的文化人，乘坐难民船离开新加坡，渡过马六甲海峡，撤退到当时荷兰殖民地———印尼的苏门答腊岛。几经周折，最后在苏门答腊岛中西部的马耶公务（Payakumbu）镇落脚，开始了他的生命旅途中最后三年的流亡生活。

　　为抒发感情，排遣内心的寂寞，郁达夫又开始写诗了，并且还开始蓄留短须。艰苦的流亡生活，并未使他意志消沉，相反，心中却蕴蓄着对法西斯的深仇大恨，浑身沸腾着为国献躯的热血，诗里行间洋溢着抗战必胜的乐观主义精神。

　　一次，郁达夫去访问镇上的一位侨领蔡承达，正好同时也有一个日本宪兵来和这位侨领交涉些事情，双方正苦于语言不通，束手无策时，正巧郁达夫进来，蔡承达知道郁达夫会讲日语，就请他临时翻译。从此驻在布吉丁宜市镇的日本宪兵就知道巴耶公务有一个名叫赵廉（当时郁达夫的化名）的华侨，精通日语。当时，占领苏门答腊岛的日军非常需要通日语、印尼语和华语的译员，因此不久后郁达夫被胁迫充任日本宪兵部的翻译。为保持头脑清醒和见机行事，郁达夫在这期间毅然戒酒。

　　赤手空拳与敌智斗

　　为不暴露身份和维持生活，这一批流亡的文化人在巴耶公务开办了一个“赵豫记”酒厂，郁达夫出面做老板，张楚琨任经理，胡愈之任会计。酒厂开办一段时间后，销路猛增，生意兴隆。每月提取一部分盈利给逃难的文化人分用，这样既能帮助一部分文化人解决生活困难，又能增加被迫当日军翻译的郁达夫身上的保护色，使日军更相信他是一个殷实的华侨富商，而不至于暴露正式身份。然而对被迫充当日本宪兵翻译的郁达夫来讲，却面临着一场极其严酷的考验。事实证明，郁达夫在那鬼影憧憧的日本法西斯阵营里却做到了出污泥而不染，始终保持着贯穿他一生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气节。他虽身陷敌营，却利用会讲印尼语、华语等而日本人不懂的优势，在翻译时居间折冲，暗中做了许许多多帮助印尼人民和华侨的事情。比如：当日本宪兵审问印尼人时，郁达夫把印尼人的供词翻译时故意减轻罪证，因此开脱了不少印尼人；有时宪兵部接到暗探报告，有关于华侨的，郁达夫探悉后就暗中通知当事人，设法消弭，因此在郁达夫当翻译的7个月中，武吉丁宜宪兵部没杀害过一个中国人，偶而有被拘禁的，不久也会经郁达夫的巧妙周旋暗中营救而获释。

　　由于郁达夫以“富商”身份出现，长期独身将引起日本人的怀疑，于是在友人介绍下，与一位从中国广东台山来的华侨姑娘陈莲有（后改名何丽有）结婚了。陈莲有从小出身贫苦，没上过学，只会讲台山方言和印尼话。作为中国一个大文豪，却与一位没文化的华侨姑娘成婚，这恰恰说明了身陷狼窝的郁达夫的苦心，以免暴露身份。郁达夫虽重新成了家，可是他内心深处仍旧牢记着国耻家恨，他忍辱负重，渴望着为国家为民族复仇的时刻。在此间，他卖给日本人的酒都是专门特制的高度酒精酒，他说：“让这浓酒精慢慢毒死这些强盗。”郁达夫始终以各种方式来表达对日寇的憎恶和仇恨。

　　惨遭日本宪兵暗杀

　　1944年，日军宪兵总部机关移到了离巴耶公务不远的武吉丁宜镇，并大大加强了在这地区的统治力量。当时宪兵总部里有不少人是从新加坡调来的，有些人对新加坡文化界的情形十分熟悉。其中有一个叫洪根培的，曾受过日本法西斯的训练，是侵略军的走狗，他在宪兵部充当译员，他了解巴耶公务的酒厂老板赵廉就是大名鼎鼎的文学家郁达夫，但他并没立即告发。后来他托郁达夫为他做媒，但被他看中的那位华侨姑娘已有心上人，更不愿与日军走狗结婚。当姑娘的父亲来求郁达夫帮忙时，郁达夫毅然亲自当主婚人，立即为那姑娘与她心爱的人举行婚礼，因而得罪了洪根培，使洪怀恨在心。同时，巴耶公务原中华学校校长被校董会解聘后托郁达夫去为他说情，郁没答应，因而也心怀不满。于是，洪根培去宪兵部告发郁达夫的真实身份，并诬陷他是联军间谍，中华学校校长则出面作证。

　　洪根培告密的消息一传开，从新加坡流亡来的一群文化人感到极大不安，他们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当时有人劝郁达夫到别处躲难，但郁达夫知道自己已被日军监视，若企图逃离，势必会立即被捕，于是对胡愈之等人说：“我是躲避不了的，最近日本宪兵每天到我家来喝酒闲谈，虽没说穿，显然已被监视了（实际当时日本宪兵一边监视郁达夫，一边开始对他进行严密的审查，并到东京、上海等地调查“赵廉”的真实身份）。但你们应先离开。不然，事情怕牵连太大。”胡愈之等一批文化人认为郁达夫的分析和建议颇有道理，于是分头疏散。在这同时，有两位与郁达夫来往较多的侨商先后被宪兵部传询；在巴耶公务附近市镇的十多个华侨被捕，都是与赵廉案有关的。郁达夫已意识到自己难以逃脱敌人的魔掌了。这位对自己祖国无限忠诚的文学家和战士，做了随时牺牲的准备，为防不测，他自己的遗嘱都写好了。

　　下面是他在1945年农历正月初一写的一份遗嘱：“余年已五十四岁，即今死去，亦享中寿。天有不测风云，每年岁首，例作遗言，以防万一。自改业经商以来，时将八载，所有盈余，尽施之友人亲属之贫困者，故积贮无多。统计目前现金，约存二万余盾；家中财产，约值三万余盾。‘丹戎宝’有住宅草舍一及地一方，长百二十五米达，宽二十五米达，共一万四千余盾。凡此等产业及现款金银器具等，当统由妻何丽有及子大亚与其弟或妹（尚未出生）分掌。纸厂及‘齐家坡’股款等，因未完，故不算。……”从这份不同寻常的遗嘱里，人们看到了一个在狰狞敌人面前宁死不屈的战士形象。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郁达夫终于度过了漫漫长夜，看到了胜利的曙光。然而正当人们欢庆胜利的时刻，日本法西斯却向郁达夫伸出了罪恶之手。

　　8月29日傍晚，郁达夫吃完晚饭后在家中与几位朋友聊天，忽然有一个当地青年把郁达夫叫出去讲了几句话，郁达夫就回到客厅与朋友说有人找他说点事就回来，当时他身上还穿着睡衣和木屐。谁知郁达夫却从此“失踪”了，经过长时间的调查，最后才证实，郁达夫是于1945年9月中旬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的。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1年05月16日第七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