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镀锌钢管国家标准:左宗棠收复新疆 DM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5/11 10:43:46
试论左宗棠收复新疆 “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
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这是清人杨昌濬一八七九年写的一首七绝，它改造了唐人王之涣《凉州词》里的佳句“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并赋予新的意境。这首诗热情歌颂了清军收复新疆的巨大功绩，也高度赞扬了这一壮举的最高统帅左宗棠的爱国主义思想。此诗不但轰动当时，而且载入史册，长期流传。这就说明，凡是为祖国做出贡献的人，他们的功绩人们是不会忘记的。
多年来，一些历史研究工作者对窃踞新疆达十二年之久的阿古柏政权的性质，清军西征的意义做了不少有益的探讨，特别是近两年来；有些文章对左宗棠这个历史人物作了新的评价，但讨论尚有待展开和深入。下面仅就左宗棠收复新疆做一些分析。
一
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围绕着新疆问题展开了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斗争的焦点是把面积广阔、蕴藏丰富、位置重要的新疆地区从祖国分裂出去，还是把它保存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两千年的漫长历史中，新疆各族人民同祖国各民族的团结始终是历史发展的主流，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绵延不断。其中虽然出现过分裂、割据局面，某些民族上层分子也曾独树一帜，脱离中央政权的控制，但在西方侵略势力东来以前，这种地方割据的出现与内地割据政权一样，仍然是中华民族的内部事务。只是随着沙俄不断向东扩张和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入侵，情况才发生了根本变化。此后，搞分裂的野心家往往投靠外国侵略势力，出卖民族利益，为外国侵略者奴役中国人民推波助澜。
一八六四年，正当新疆地区阶级矛盾日趋尖锐的时候，一些少数民族上层封建主为转移人民斗争的方向，扯起了“排满、反汉、卫教”的反动旗帜，在天山南北建立了五个封建割据政权。而占据喀什噶尔回城的金相印(回族)，因久攻喀什噶尔汉城和英吉沙尔不下，竞伙同柯尔克孜族封建主司迪克，派人去紧邻南疆的浩罕汗国，要求迎回原回疆叛乱分子张格尔的儿子布素鲁克，这就给了浩罕野心家阿古柏以入侵之机。阿古柏是个阴险狡诈而又野心勃勃的人物，他以纵横捭阖、翻云覆雨的手段闻名于浩罕政治舞台。一八六五年元月，阿古柏与布素鲁克一道，带着六十八人越过边界进入南疆，很快攻占了英吉沙尔和喀什噶尔汉城。第二年攻占叶尔羌、和阗。此后，又进一步消灭了以库车为中心的黄和卓势力，宣布成立哲得沙尔(七城)汗国。一八七〇年又攻占吐各番、乌鲁木齐，控制了新疆的大部分。
阿古柏的哲德沙尔政权，是外国侵略者在我国新疆建立的殖民政权。在它的控制区内，“安集延人是各城市的统治者，是军队的长官，是收税人和国王本人的卫兵”[1]。阿古柏对南疆的统治，完全是一幅血泪斑斑的图画。到过阿古柏占领区的俄国间谍普瓦热瓦尔斯基也不得不承认，“阿古柏伯克的残酷太过分了：在他统治的地区内死刑是最平常的现象”[2]，“在现今的南疆是很难生活的。无论是人身安全，还是财产都没有保障；密探活动达到骇人听闻的程度，人人都为明天而担心。管理机关的各个部门都肆意横行，没有真理，也没有讲理的地方。安集延人不光抢夺居民的财物，甚至抢夺他们的妻女。赋税之重是惊人的，同时，收税人也没有忘记为自己搜括”[3]阿古柏政权的倒行逆施，不但给新疆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也把自己推上了绝路。它撒下的腥风血雨，污泥浊水，只有通过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才能涤荡。
围绕新疆问题的斗争，还存在着复杂的国际背景。当时英、俄两个争霸世界的殖民大国，一个想南下波斯湾，控制印度洋，实现彼得一世的“遗愿”；一个想拚命维护既得的殖民利益，不许别人染指。到了十九世纪中叶，由于双方都向中亚推进，更显得剑拔弩张。
阿古柏政权的出现，自然会引起英、俄的极大关注，对峙的双方都力图控制它，使其成为各自战略棋盘上的一枚卒子。而地理位置优越的沙俄，更采取咄咄逼人的进攻姿态。一八七一年夏天，当阿古柏势力伸入北疆时，沙俄凶相毕露，竟无视我国主权，出兵强占伊犁，为其鲸吞整个新疆夺取了一个重要的桥头堡。就在沙俄准备出兵伊犁的时候，俄国的土耳其斯坦总督考夫曼公然叫嚣“支持喀什噶尔阿古柏政权”[4]。随后，沙皇政府于一八七二年六月派总参谋部大尉考尔巴尔斯率代表团到喀什噶尔，与阿古柏签订了《通商条约》，以承认阿古柏政权为交换条件获得了许多权益，其中包括在南疆通商、访问、设立商务专员和对进口货只抽百分之二·五的入口税等。对此，英国自然不甘落后，一八七四年二月二日，访问喀什噶尔的英国使团攫取了更多利益，根据背着中国政府签订的“条约”，英国人可以随意进入阿古柏占领区的所有部分，并“享有当地臣民或最惠国公民所享有的商业方面的一切特权和便利”[5]，从印度进入南疆的货物将不受开包检查，英国人可以在南疆购买、出售土地和房屋、仓库。此外，阿古柏还同意接受一名由伦敦任命的外交代表和一名商务专员。对沙俄怀有疑惧的阿古柏，自然更希望得到英国主子的垂青，他卑躬届膝地向英国使节茀赛斯表示：“女皇就和太阳一样，在她的温和的阳光里象我这样可怜的人才能够很好地滋长繁荣。 2 我特别希望获得英国人的友谊，这对我是不可少的。”[6]做为犒赏，茀赛斯不但承认阿古柏是“喀什噶尔和叶尔羌地区元首”，还带去了大批军火，并指使英国的附庸土耳其向阿古柏提供军事、政治“顾问”。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到，收复新疆卜但要粉碎阿古柏入侵势力，而且不可避免要同俄、英的扩张野心作斗争。
就在西北形势岌岌可危的时候，左宗棠以垂暮之年挺身而出，面对重重困难，毅然承担规复新疆的重任，充分表现出他的爱国热忱。左宗棠虽然头白临边，但他对西北边疆的关注却可以追溯到他的青年时代。早在一八三三年(道光十三年)，年仅二十二岁的左宗棠第一次到北京参加会试，写成组诗《燕台杂感》，其中第三首对新疆“置省，开屯，时务已预及之”[7]。一八三八年，第三次参加会试失败后，他回家博览群书，认真阅读了研究新疆的专著《西域图志》。一八五〇年元月，在湘江舟中，左宗棠与曾谪戍新疆的林则徐会面，两人也曾“谈及西域时务”[8]。一八七一年，沙俄用武力侵占伊犁时，左宗棠正在陕甘总督任上，他敏锐地察觉到沙俄的扩张已进一步升级，“蓄谋既久，发机又速，不能不急为之备”，并表示“西顾正殷，断难遽萌退志，当与此虏周旋”[9]。
一八七三年春，左宗棠在给总理衙门的信中明确提出了收复新疆的方略，要“从内布置，从新筹度”。“就兵事而言，欲杜俄人狡谋，必先定回部，欲收伊犁，必先克乌鲁木齐”，“就饷事而言”则要撙节使用，统一各军专饷，“相其缓急，均其多寡”[10]。一八七四年春，张曜、金顺、额尔庆额三支部队约一万多人先后相继出关。八月，清廷任命乌鲁木齐都统景廉为钦差大臣，正白旗汉军都统金顺为帮办大臣，负责关外军务。十月，又任命左宗棠为督办关外粮饷、转运，以袁保恒为帮办。从表面看，清政府好象决心要收复新疆了，其实清廷内部疑虑重重，意见纷纭，举棋不定，终于爆发了一场关于海防、塞防的大辩论。
自新疆沦陷以后，曾国藩就曾鼓吹“暂弃关外，专清关内”。一八七四年五月，日本入侵台湾，海防告警，李鸿章更以加强“海防”为幌子，胡说“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要求对已经出塞或准备出塞的军队“可撤则撤，可停则停”[11]，公然主张放弃西北大片领土，出卖民族利益。在李鸿章的带头鼓噪下，一时间“边疆无用”论、“得不偿失”论甚嚣尘上。一八七五年二月，刑部尚书崇实上奏说，新疆即使收复，“万里穷荒，何益于事？前大学士曾国藩曾有暂弃关外之谋，今大学士李鸿章亦有划守边界之请，洵属老成谋国之见”[12]。一些地方督抚在李鸿章的直接唆使下，也纷纷出来反对收复新疆的计划。河南巡抚钱鼎铭要求将驻扎甘肃前线的“毅军”调回本省，他直言不讳地说：“直隶督臣李鸿章与臣函详及此，以为关外祗宜屯垦缓进，不宜添兵大举，致虞饥溃。”[13]无疑，李鸿章之流的反对，是收复新疆的主要障碍，如不彻底批驳其谬论，西征势必半途而废。一八七五年四月十二日，左宗棠上了一道约五千言的奏折，详细论述了收复新疆的必要性。他首先肯定“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然后分析了当时形势，进而指出：“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晏然。是停兵节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边塞则大有所妨。”[14]左宗棠的意见得到了执政的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文祥的支持，文祥指出，“以乌垣为重镇，南钤回部，北抚蒙古，以备御英、俄，实为边疆久远之计。”当清政府因李鸿章等的反对而不能决策时，文祥“排众议之不决者，力主进剿”[15]。这样，清廷终于下了决心，收复新疆。决策之后，立刻在人事安排上做了调整，与左宗棠不能合作共事的原“督办新疆军务”景廉，原“帮办粮饷转运”袁保恒被调回北京。一八七五年五月二日(光绪元年三月二十七日)，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关外剿匪事宜”，授予他筹兵、筹饷和指挥军队的全权，并以乌鲁木齐都统金顺为“帮办，”陕西巡抚谭钟麟“督西征饷事”，组成了西征军最高统帅。
为保证收复新疆的胜利，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首先是物质准备，即筹粮、筹饷、筹转运。
左宗棠十分重视部队给养的筹划。他常说，“粮、运两事，为西北用兵要着”[16]。出关作战，战线长达数千里，沿途要跋涉沙漠，翻越天山，军粮的筹集和运输都相当困难。为广筹军粮，左宗棠分南、北两路加紧采办，北路于归化设“西征采运总局”，在包头设分局，并派人到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一带开辟粮源；南路主要是指河西走廊的凉州、甘州、肃州一带，从一八七三年到一八七五年，共在这里采粮四十七万五千石。此外，还从俄国购到一批粮食。
在筹措军粮时，左宗棠以政治家的眼光注意了处理好“军食”与“民食”的关系，他的观点是，“要筹军食，必先筹民食，乃为不竭之源”[17]。河西走廊历经战乱，人民生活困苦万状，但征军云集，需粮数目很大，一八七四年在这一带就购粮十九万多石，相当战乱前全省一年的额赋，可是，一些部队不顾百姓死活，还要继续加价订购。左宗棠坚决反对这种竭泽而渔的做法，他指出：“价愈增则富者之欲未厌，而贫者之苦愈甚，揆之事理，实不可行”。[18]“夺民食以饷军，民尽而军食将从何出乎？”[19]
左宗棠深知解决军粮问题决不能单靠征购，因此于采办之外还十分重视屯田。他说：“历代之论边防，莫不以开屯为首务”[20]。一八七四年，张曜一军进驻哈密，左宗棠立即指示他：“哈密既苦兵差，又被贼扰，驻军其间，自非力行屯田不可”[21]。关外屯田，首先要兴修水利，为修复已废的石城子渠，张曜请求拨毡条六千条备铺底防渗用，左宗棠在军费奇绌的情况下，命令赶造万条解赴哈密，宁可多筹于先，以防功亏一篑。后来，哈密屯田终于取得成效，垦荒两万亩，每年可收军粮几万石。左宗棠在兴办军屯的同时，还强调搞好民屯。他嘱咐张曜，当地“缠回”(即维吾尔族) “如借籽粮，假牛力，发农器，散赈粮，皆不可吝”[22]。“若民屯办理得法，则垦地较多，所收之粮除留籽种及自家食用外，余粮皆可给价收买，何愁军粮无出？”[23]
3有了粮，还需要运。在地形复杂、交通不便的西北地区，长途运输谈何容易．因此左宗棠对后方勤务的总方针是“粮运兼筹”。运输工具关内以车驮为主，关外以驼运为主。据不完全统计，当时调集到的运输工具计有：大车5，000余辆；驴骡5，500头；骆驼29，000头。而这些对繁重的运输量来说，仍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出征的士兵，除武器、装备外，还不得不裹带一部分粮食行军。为了加快运输速度和扩大运输量，左宗棠很注重组织民运。他认为“转运一节，固非藉资民力不可”[24]。既要借助民力，自然要爱惜民力。因此，他对出关军队强拉民间牲畜，甚至扣留不还的扰民行为十分震怒。在给金顺的信中，他严词指责说： “天下事不外人情物理。乌有倒行逆施而能济事者乎！用兵所以卫民，今卫民之效未闻，而虐民之事则无不毕具，不知主兵者于目前事势、日后事势亦曾涉想否？”[25]
经过左宗棠多方设法，分途采运，到一八七六年初夏军事行动即将开始时，已在安西、哈密、古城子、巴里坤等前沿地区集中了二千四百八十万斤军粮。其他军需物资的补给，左宗棠也做了妥善安排，他在上海设立“采办转运局”，负责购运枪炮、弹药，筹借外债，收集情报，在汉口设后路粮台，转运上海军需，在西安又设一个总粮台和一个军需局。早在一八七一年已创设甘肃制造局，一八七五年又在兰州建立火药局，以就近供应军火。
筹粮、筹转运固然很不容易，但相比之下，筹饷的困难更大。当时，清政府的财政已是艰难竭蹶，捉襟见肘，要打仗却拿不出钱。左宗棠一年的军费支出约需银八百多万两，实际只能收到五百多万两，即每年要短缺三百万两。所谓“海防”之议起，各省实解的西征“协饷”(当时西征军费由各省、关分摊)更只剩下二百几十万两。“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此情景，左宗棠“昼夜焦急，无从设措”[26]。为摆脱窘境，他只好要求借外债以充军费。最后，消政府决定从户部的海关税中拨出二百万两，并命各省关尽先解银三百万两(限期三个月)，再由左宗棠自借外债五百万两，才暂时解决了军费的难题。
除了以上的准备工作之外，左宗棠还通过整顿、集训、改善武器装备来提高出征部队的战斗力。他认为“自古关塞用兵，在精不在多”[27]。因此首先整顿关外部队，裁减冗兵，节约军饷，并将畏葸不前灼乌鲁木齐提督成禄奏清撤职查办，将景廉旧部三十四营裁并成十九营(以后金顺接统又裁并一次)。刘锦棠部“老湘军”是主力部队，于一八七五年秋天在凉州(甘肃武威)训练了几个月，一八七六年二月下旬才进驻肃州(甘肃酒泉)，并于四月份三批出关。对于出关各军的武器装备，左宗棠也做了调整和充实，尽量配备比较先进的武器。金顺出关时，配备开花大炮一门；桂锡桢出关时，配备德国后膛开花大炮一门；张曜出关时，配备各种炮十一门，主力刘锦棠部配备最优，除原有枪炮外，出关时又配备包括新式大炮在内的各种火炮十多门，各种枪支一千多杆；侯名贵的炮队计有大、小炮六门，七响马枪三孔四十支(每支配子弹五百六十发)。前线指挥官还使用了双筒望远镜。英国人包罗杰评论说：“这支在东土耳其斯坦的中国军队完全不问于所有以前在中亚的中国军队；它基本上近似一个欧洲强国的军队。”[28]
为做到“知己知彼”，左宗棠还很重视敌情的搜集和分析。他曾多次派人出关了解阿古柏窃据新疆的来龙去脉及当前状况，认真研究作战对手。他还通过在上海筹办军需的胡光墉了解各国动向，收集外交情报，以配合军事行动。对英、俄争霸亚洲的矛盾，左宗棠有自己的分析，他指出：“俄、英倏婚媾，倏仇雠，十余年前尚战争不已，彼此忌嫉，至今如故。其衅端则肇于争印度、争土耳其。”[29]为了利用英、俄矛盾，集中力量消灭阿古柏政权，左宗棠主张暂不涉及伊犁问题，避免分散力量，两个拳头打人。
正是在做了较为充分的准备之后，左宗棠在一八七六年夏天拉开了驱逐侵略者，收复祖国疆土的战幕。
4二
一八七六年四月七日，左宗棠从兰州抵达肃州(酒泉)，在这里设置大本营，就近指挥。同月，湘军总统刘锦棠在与左宗棠“熟商进兵机宜”后，率主力部队二十五营(约一万一千人左右)前后分四批出星星峡，向哈密迸发(此时金顺、张曜、额尔庆额各部均早已出关)，紧接着又派蜀军徐占彪部五营出关驻扎巴里坤，以固后路。为了收复新疆，清军在西北地区集结了一百四、五十个营，总兵力约七万多人，先后投入第一线的计八十多营，近四万人。战事从一八七六年夏季开始，到一八七七年底结束，天山南、北两路除伊犁地区外均告克复。一八八一年又以备战为后盾，通过外交淡判收复了伊犁地区的大部分。下面对收复全疆的两大阶段做一简述。
第一阶段：粉碎阿古柏伪政权，收复天山南北。
一八七六年七月二十一日，湘军总统刘锦棠与乌鲁木齐都统金顺在济木萨会商进兵计划。八月十一日，清军出奇制胜，袭占战略要地黄田。依附阿古柏的白彦虎集团，集中主力扼守乌鲁木齐北面的古牧地(乌城只有守敌千人)。刘锦棠和金顺两军合兵一处，以优势兵力展开攻坚战。在击溃阿古柏派来的增援部队后，又以猛烈炮火轰坍城墙。十七日，清军克复古牧地，歼敌五、六千人。乘胜猛进，于次日收复乌鲁木齐。十一月十一日，金顺在刘锦棠部和伊犁将军荣全的协助下，攻占围困达两月之久的玛纳斯南城，结束了北路之役。
北路告捷后，阿古柏十分恐慌，他拚凑了二万七千名军队[30]，妄图凭借天山之险负隅顽抗。达坂城是天山的重要孔道，是通往南疆的门户。阿古柏派“大通哈”(地方高级军政长官)爱伊得尔呼里率精兵四千驻守，并给他配备了大炮三十门。又派次子海古拉率步骑六千人，带炮六门，屯扎达坂东南的战略要地——托克逊。吐鲁番盆地，则由从北路逃归的马人得、白彦虎驻守。阿古柏亲自坐镇喀喇沙尔督阵。
清军主力南下之前，左宗棠着重分析了军事形势。他预料：“南路贼势，重在达坂(即噶逊营)、吐鲁番、托克逊三处。官军南下，必有数恶仗。三处得手，则破竹之势可成。”[31]基于这一分析，左宗棠做了如下部署：“徐、张攻吐鲁番，总统攻达坂城，两处克复，乃进攻托克逊坚巢。其师期则徐、张先而刘后，贼势则达坂重而吐鲁番轻也。”[32]
一八七七年春夏之交，北路后方巩固之后(左宗棠又调金运昌部五千人出关驻守乌鲁木齐一带)，清军分三路由北、东两个方向向吐鲁番地区展开钳形攻势。四月十四日，主力刘锦棠部翻越天山，南下达坂，连夜衔枚疾进。敌人引湖水自卫，清军乘夜雾潜渡，逼城筑垒。四月二十日，攻克达坂城，全歼守敌，敌军大、小头目无一漏网，爱伊得尔呼里束手就擒。二十五日，北路清军进抵白杨河，刘锦棠分兵两路前进，命营务处道员罗长祜，左军分统、宁夏镇总兵潭拔萃率步骑六营趋吐鲁番，与张曜、徐占彪会师，自率十四营直捣托克逊。此时，托克逊守敌海古拉已弃城遁定，白彦虎从吐鲁番逃至，四出劫掠，焚烧村堡，当地人民“泣求大军速援，并称大军所遣免死回目驰归，宣布官军威德，回众无复疑惧，俱延颈以待官军”[33]。四月二十六日，清军进克托克逊城。
在刘锦棠部南下达坂的同时，张曜的“嵩武军”，徐占彪的“蜀军”分别以哈密、巴里坤为基地西进，四月二十一日，“嵩武军”分统孙金彪与徐占彪协作，攻克吐鲁番东面门户——七克腾木。然后轻取辟展，于二十六日直抵吐鲁番城下。此时，北路湘军罗长祜部亦至，三路合攻，马人得投降，吐鲁番全境克复。
达坂、吐鲁番之役，是双方主力的一次决战。事态发展与左宗棠的预计基本吻合。清军在这一战役中重创了阿古柏的有生力量，打开了通向南疆的大门，造成了破竹之势。据估计，敌军被歼、被俘、逃亡，总计“大概损失了不下二万人”[34]，相当于阿古柏总兵力的一半[35]。对这一战役，左宗棠评价很高，认为“实西域用兵以来未有之事”[36]。这一战役后，众叛亲离的阿古柏惶惶不可终日，遂于五月在库尔勒眼毒自杀(一说为部下所杀)。
5阿古柏死后，他的两个儿子为争夺继承权发生火并，内部更加分崩离析。但左宗棠由于“饷源涸竭，转运不继”，遂把第三个战役推迟到秋凉之后。炎夏一过，刘锦棠部三十二营以托克逊为基地，于八月二十五日发动秋季攻势，张曜部十五营为第二梯队继进，左宗棠另调易开俊马步七营填防吐鲁番。
当清军继续西进吋，白彦虎已于决开都河后狼狈逃窜，喀拉沙尔、库尔勒之间均被水淹，清军涉水、搭桥而进，十月十七日在库车郊外赶上白彦虎大队，歼敌千余人，然后连克库车、阿克苏、乌什。从库尔勒至库车，六天内行军八百余里，前后“拔出被裹回众以十万计”[37]。十二月十七日，清军冒着严寒进克喀什噶尔，并陆续收复叶尔羌、英吉沙尔，最后于一八七八年一月二日收复和阗。阿古柏的大儿子伯克胡里和白彦虎穷途末路，遂窜出边境，置身于沙俄的卵翼之下。
清军远征阿古柏取得了重大胜利，由进军北路到收复南疆虽历时一年半，实际作战却不过八个半月，进展之速超过一般人的预料，一些西方“评论家”也承认这是“一支出中国人领导的中国军队所曾取得的最光辉的成就”[38]。但收复全疆并未告竣，因为伊犁一带还被沙俄占据着。
第二阶段：收复伊犁地区
一八七一年，俄军悍然侵占伊犁后，沙皇政府估计清廷根本无力收复新疆，曾假惺惺地表示：“俟关内肃清，乌鲁木齐、玛纳斯各城克复之后，即当交还”[39]。出乎沙俄意料，中国军民竟在一八七六至一八七七年连战告捷，除伊犁地区外，新疆沦陷区均告克复。这使沙皇政府处境十分尴尬，于是它一面指使白彦虎残部骚扰我国边境，力图牵制，一面则在外交上玩弄朴种花招，以攫取更多利益。
一八七八年底，清政府派崇厚为出使俄国大臣去谈判归还伊犁问题。沙皇政府连吓带骗，迫使昏庸的崇厚签订了屈辱的《里瓦基亚条约》，以丧失大片领土和赔款五百万卢布为代价“收回”了九座空城。消息传到国内，舆论大哗。左宗棠也极为愤慨，他痛斥崇厚的卖国行径，指出，“武事不竞之秋，有割地求和者矣。兹一矢未闻加遗，乃遽议捐弃要地，餍其所欲，譬犹投犬以骨，骨尽而噬仍不止。目前之患既然，异日之忧何极？此可为叹息痛恨者矣！[40]”迫于舆论，清政府遂将崇厚治罪，判为“斩监候”，改派驻英、法公使曾纪泽前往圣彼得堡谈判，同时命左宗棠统筹兵事，做打仗准备。
一八八〇年四月，左宗棠开始部署军队，准备以刘锦棠步骑万人出乌什，张曜所部七千人从阿克苏分两路直取伊犁，金顺所部万余人扼守晶河，备俄军东犯乌鲁木齐，他表示：“衰年报国，心力交瘁，亦复何暇顾及”[41]。五月底，左宗棠以六十九岁的高龄，带病的身躯，冒着盛夏的酷热舆榇出关，誓与沙俄决一死战！其爱国热忱是很感人的。六月十五日，左宗棠进抵哈密，命令各军戒备。沙皇政府见如意算盘将成画饼，遂恼羞成怒，一面增兵伊犁，一面调遣军舰东来，虚张声势。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在讹诈之下马上准备妥协，八月十一日，急调左宗棠回京以避免冲突。左宗棠对沙俄的色厉内荏是了解的，他认为“俄船东下，偏历海疆，结倭奴，封辽海，亦不过虚声胁和之计”[42]。他在给总理衙门的信中指出：“察看情形，实非决之战胜之可”[43]。八月二十九日，左宗棠在哈密接到清廷调他回京“以备顾问”的命令，壮志未酬，十分苦闷，他在家信中表白自己此时的心情说：“俄意欲由海路入犯，而在事诸公不能仰慰忧勤，虚张敌势，殊为慨然。我之此行，本不得已。”
由于清政府的怯懦和短视，左宗棠收复伊犁的计划未能实现，但在左宗棠积极备战的支持下，曾纪泽的外交谈判却有了进展。对左宗棠被召回一事，沙俄并不明白底细，误认为中国有“动兵之意”，并就此事几次问及曾纪泽[44]。如果真的对华作战，沙俄是力不从心的。刚刚结束了俄土战争的沙皇政府，财政已经涸竭，曾纪泽的主要谈判对手若米尼承认，“战争对于我们将是耗费巨大、没有止境而又无益的。”[45]迫于形势，沙俄不得不从原来的立场上后退一步。一八八一年二月二十一日，即左宗棠到达北京的前三天，双方在圣彼得堡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沙俄同意归还《崇约》划走的特克斯河谷和通往南疆的穆扎尔山口，但仍占有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此外，放弃了俄货由嘉峪关运进内地的要求；但赔款却由五百万卢布增至九百万卢布。这仍然是个不平等条约，但与《崇约》相比，总算收回了一些权益。一个英国外交官评论说：“中国已迫使俄国做出了它从未做过的事：把业已吞下去的领土又吐出来了。[46]这个评论并非溢美之词。从贪婪成性的沙俄嘴里挖出部分“猎物”，毕竟不是件容易的事。左宗棠的积极备战支持了曾纪泽的外交斗争。 6为瓦解敌军，一清军还采取了正确的俘虏政策，收到良好效果。对达坂之役的一千二百名战俘，除将二百多名安集延人送到肃州监禁外，其余战俘，刘锦棠“均给以衣粮，纵令各归原部”，俘虏们“皆惊喜过望，踊跃欢呼而去”[65]。事实证明，释俘政策是成功的。阿古柏对放回的俘虏大伤脑筋，“杀其数十人，监押一半，余俱潜逃回家”，使得本已不稳的军心更加涣散。“各城缠回，畏官军之威，感官军之德，愈恨帕夏，不服其约束。”[66]清军从吐鲁番之役后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有效抵抗，正确的俘虏政策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新疆一举克复的第三点原因，是清军统帅部制订了正确的战略和策略。
左宗棠进兵新疆的基本战略是。“先北后南”，“缓进速战”，其作战原则是。“广储粮草，杜其窜路。然后相机大举，聚而歼之，乃为一了百了之计。”[67]“先北后南”，是从空间角度说的。当时，阿古柏主力集中于南路，北路则由后来归附的白彦虎、马人得驻守。“大抵新疆贼势，北路轻而南路重”[68]，如果先攻北路，对整个战局发展将十分有利。首先，可以避实就虚，在突破敌人薄弱环节后再进行决战，这样就可以先声夺人，鼓舞士气。第二，可以分散敌人兵力，将阿古柏的一部分军队在北路聚而歼之，为挺进南疆创造条件。第三，占领北路后，取得了前进基地，解除了南下大军的后顾之忧，从而造成从东、北两面夹击南疆敌人之势。
“缓进速战”，是从时间角度来说的，即在每一战役之前，要做好充分准备，不要匆忙进兵，一旦军事行动开始，就要速战速决，不拖泥带水。左宗棠自信“如果缓进急战，慎以图之，西事或犹可为耳!”[69]比如古牧地之战，是双方主力第一次交锋，只用了一个星朔。达坂之战，是一次漂亮的歼灭战，只用了四天。从三个大战役来看，收复北路用了三个多月，收复吐鲁番不到半个月，进克南路只用了四个半月，总计也不过八个多月。但海战之前的准备却花费较长时间。从一八七四年九月，左宗棠任“督办关外粮饷转运事宜”到正式作战，其间共一年半，从督师肃州到进兵北路，相隔两个月；从收复北路(一八七六年十一月)到进攻吐鲁番(一八七七年四月)，则休整了半年；从收复吐鲁番地区(一八七七年五月)到进军南路(一八七七年九月)，又准备了四个月。每战之前，左宗棠对后勤供给(包括军粮、军火、军装的供应)都做了仔细筹划，对进攻部队(包括第一梯队和第二梯队)、截击部队和防守部队之间的配合做了安排，对进攻叫机的选择做了周密考虑(如尽量避开寒冬、酷暑)。同时，左宗棠还注意了失地收复后的善后工作，如召集流亡，奖励开垦等。当然，准备工作中也有失误的时候，库尔勒断粮就是一例。
总之，“先北后南”，“缓进速战”，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作战方针。在这一战略方针指导下，收到了克敌制胜的效果。
清军西征胜利的最后一个原因是各方面的准备工作都比较充分。正因为有了准备，才能稳操胜券。关于准备工作的具体内容，本文第一部分已做了论述，这里就不多讲了。
四
左宗棠收复新疆，在我国近代史上是一件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在各族人民的支持下，清军把窃踞新疆达十三年之久的阿古柏反动政权一举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沉重打击了英国殖民者在新疆的扩张阴谋，并使沙皇俄国鲸吞天山南北的美梦成为泡影。收复新疆的胜利，捍卫了祖国领土的完整，显示了中华民族抵抗外侮的决心和力量，也促进了新疆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
阿古柏政权是新疆各族人民的监狱。在其统治区内“严刑厚敛，税及园树”[70]，人民生活苦不堪言。繁重的苛捐杂税“使他们变卖土地、牲畜，甚至卖了家中的锅碗交纳税款”[71]。更有大批人民沦为奴隶，“奴隶制在喀什发展到了相当大的程度，单是巴特乌列特本人就拥有三千名以上。不管是被征服的和部分变为奴隶的汉人、回人和卡尔梅克人，从巴达克山和其他与‘哲得沙尔’相邻的独立领地运来的人都在喀什市场上出售。有劳动能力的奴隶每名售价不超过四十天罡[72]。新疆的收复，不但使这一辽阔地区重归祖国版图，也使新疆各族人民摆脱了侵略者铁蹄的蹂躏。
7收复新疆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沉重打击了英、俄两个殖民大国的阴谋，遏制了他们掠夺我国西北边疆的野心。
阿古柏被称为“英国人在克什米尔以北土地上所树立的英雄”[73]。为使阿古柏政权苟延残喘，英国侵略者费尽了心机。战斗未曾开始，他们就利用自己控制的在上海的报纸散播清军在关外已遭失败的谣言，妄图混淆视听，惑乱人心。当左宗棠准备借外债以充军饷时，英国政府又阻止英商提供贷款。此外，他们还通过对李鸿章施加影响，企图动摇清政府收复新疆的决策。清军收复天山北路以后，他们又积极活动，妄图阻止大军南下。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公然要求让阿古柏继续窃踞一隅。对此，左宗棠一针见血地指出；“英人代为请降，非为安集延，乃图保其印度腴疆耳。”[74]一八七七年七、八月间，清军已克复吐鲁番盆地，阿古柏政权即将全面崩溃，英国政府竟于此时与中国驻伦敦外交使臣郭嵩焘交涉，无理要求在喀什噶尔一带保存阿古柏的残余势力。对这一横蛮干涉，左宗棠十分气愤，他严词驳斥说：“喀什噶尔即古之疏勒，汉代已隶中华，固我旧土也。……英人以保护安集延为词，图占我边方名城，直以喀什噶尔为帕夏固有之地，其意何居？”“彼阴图为印度增一屏障，公然向我商议，欲于回疆撤一屏障，此何可许?”[75]左宗棠没有理睬英国的无理纠缠，把阿古柏的残渣余孽一直赶出国境。英国殖民者的外交阴谋没有挽救了浩罕入侵者的灭顶厄运。
对新疆早就垂涎三尺的沙俄，在清军大举出关前后，更加紧策划，妄图左右局势。一八七五年七月，俄国总参谋部军官索思诺福齐率领一个“考察团”，在兰州左宗棠的总督衙门住了二十七天，刺探出关清军的实力和中国备战的情报。索思诺福齐一面侈谈“和好”，一面想以提供军粮为诱饵束缚中国的手脚。他直言不讳地供认：“我的考虑在于使左宗棠和他的军队，被吸引到我们的储备上来……”，这个俄国特务竟飘飘然陶醉于自己的“杰作”，他写道：“假如七万武器良好、守纪律、善战但由于缺粮而无法作战的军队，依靠我们的给养，那么请注意——所有的机会都会掌握在我们的手中；同意让步和达成协议，就给你们粮食，不同意，就不给你们粮食，并要承担由此而引起的一切后果。”[76]但侵略者的如意算盘落空了。沙俄虽然答应卖给中国五百万斤军粮，却根本无法左右局势。会谈中索思诺福齐曾别有用心地提出要派兵、派军官“助剿”，左宗棠当即断然拒绝，“中国边防，中国自有办法，可无须帮助。”[77]索思诺福齐回到俄国后，又故意刁难，拒不执行购粮合同，并节外生枝，要清政府同意俄商到古城、巴里坤、哈密一带贸易的无理要求。对此，左宗棠嗤之以鼻。他指出：“伊所挟者，不过办粮、供子药两事，然均须重价见银，我有重价见银亦由内地可办(见在包、归、宁夏商驼甚形踊跃，肃、安一带亦然)，不必俄人也。”[78] 8一八七六年八月，正当清军在北路节节胜利的，另一个俄国总参谋部军官普瓦热瓦瓦斯基中校带着一个所谓“探险队”去阿古柏占领区收集情报。普瓦热瓦尔斯基一到南疆，就迫不及待地为风雨飘摇中的阿古柏政权出谋划策。一八七七年一月十五日，阿古柏的心腹扎曼给普瓦热瓦尔斯基的一封信中透露说；“您关于如何同中国人进行战争的良策都转达给可汗殿下了，可汗完全赞同，极为满意。”[79]与此同时，还有一个以库罗巴特金大尉为首的俄国官方代表团到了南疆，它的使命在于胁迫朝不保夕的阿古柏政权炮制一个“边界条约”，以便赶在这个政权覆亡之前攫取一些重要的战略据点。一八七七年六月六日，普瓦热瓦尔斯基给俄国总参谋部的报告中指出：“对俄国来说，当前正是确立同东土耳其斯坦的关系使之对自己更为有利的最好时机。阿古柏伯克现在对于我们的任何要求都一定同意”。“现在最好是把我们的疆界从纳喇特岭移到达兰达坂”[80]，即把占领区从伊犁再向东南延伸。只是因为阿古柏政权迅速崩溃，沙俄的扩张阴谋才未得逞，所谓“阿古柏边界”的叫嚣也销声匿迹了。新疆回归祖国怀抱，宣告了英、俄殖民者鬼蜮伎俩的失败。
为了巩固西北边防，遏制俄、英(特别是俄国)的蚕食，在新疆收复后，左宗棠还十分重视建设新疆。当战争仍在进行时，每收复一城，他就派专人前往办理善后。一俟战争结束，即着手召集流亡，兴修水利，恢复生产，改革税制，仅仅两年时间就取得了一定成效。左宗棠一方面着手减轻赋税负担。土地税在清丈前按实际收获物的十一分之一计征，清丈以后再按亩征赋；另一方面为发展农业生产，在哈密、巴里坤、古城子、乌鲁木齐、玛纳斯、吐鲁番、喀喇沙尔、库车、库尔勒等地，以军队修整，兵民合力、官方贷款民间出力等方式兴修了不少水利工程。此外，左宗棠还在新疆大力推广蚕丝业，“移浙之桑种于西域”[81]，并在哈密、吐鲁番、库车、阿克苏等地设局，聘请湖州工匠传授栽桑、养蚕、煮茧、缫丝、织造等技术，“自是以来，蚕事渐兴，缠民习其业者日众，而英、俄商人颇有运我茧丝出口者，则成效亦稍稍著矣”[82]。在经过了十多年战乱之后，新疆出现了比较安定的局面，“关内回民复扶老携幼，不远数千里，接续而来”[83]，残破的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
然而单纯恢复生产，发展经济还不足以巩固边防。一八七七年四月，吐鲁番战役后，左宗棠即在《统筹新疆全局疏》中，“为新疆画久安长治之策”，他指出严重威胁来自沙皇俄国。“俄人拓境日广，由西而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蒙部为之遮阂，徙薪宜远，曲突宜先，尤不可不预为绸缪者也。”[84]为了有效地抵御沙俄的侵略，必须废除过去存在于新疆的“军府制度”，“设行省，改郡县”，加强中央政府对新疆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领导。在以后五年中，左宗棠曾四次上奏清廷，要求在新疆建省，这一宿愿在他去世后几个月终于实现了。新疆建省的主张，早在鸦片战争前就为龚自珍、魏源等一些有识之士所提出，青年时代的左宗棠也曾吟唱过“置省尚烦他日策”[85]的诗句，但当时人们对这一建议的意义还缺乏认识，经过半个世纪的人间沧桑，新疆建省对巩固西北边防的重要性才被更多的人所了解。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各族人民为收复新疆进行的斗争，不但在当时有着重大意义，在以后一百年中也造成了深远影响。当年，老沙皇的凶狠、狡诈，在侵略新疆的罪恶活动中表演得淋漓尽致，其咄咄逼人，大有囊括全疆之势。时至今日，克里姆林宫的新主人完全继承了老祖宗的衣钵，甚至比老沙皇走得更远。他们大放厥词，说什么，“历史事实证明，在西部，中国边界没有超出甘肃省和四川省。”[86]不难想象，如果一百年前，中国收复新疆的斗争归于失败，那么，今天的社会帝国主义很可能已在玉门关外虎视眈眈了。当年左宗棠警告过的：“若新疆不固，非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87]就要成为现实。一百年前，左宗棠指挥西征大军收复新疆，为祖国保住了一片大好河山，给中华民族做了一件大好事，左宗棠不愧是杰出的爱国主义者。
9新疆回归祖国怀抱，首先应归功于人民群众的力量。但左宗棠做为一个组织者、指挥者和最高决策的参与者，在收复新疆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是应给以足够估计的。当然作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左宗棠不可能超越他生活的时代和他所代表的阶级，我们在肯定他的功绩的同时，也应正视他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以及镇压捻军和西北回民起义中的罪责，但本文并非全面评价左宗棠一生的功过，这里就不多加论述了。 1944年新疆叛乱国民党驻军被灭 张治中化危机
宁事变后，张治中被派往新疆，他的使命是“确保乌鲁木齐的安全，振奋士气”，然而他却走了一条和平之路，最终把偌大的新疆完整地交给了共产党，成为著名“和平将军”。
一、初飞新疆1944年11月，新疆伊犁发生了暴动，消灭了国民党的驻军，成立伪“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1945年8月，伊犁、塔城、阿山三区的民族军队武装进逼玛纳斯河对岸，形势十分紧张。新疆变成汪洋中的一条船，危险得很。蒋介石知道后，立即采取措施，并命令张治中以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的身份飞抵新疆进行调处。蒋介石交代他此行的任务是“振奋士气，安定人心”“找出发生事变的原因”。
一、突厥民族、突厥人与突厥语族
突厥民族是公元6世纪初兴起于中国西北金山(今阿尔泰山)西南麓的一个游牧民族。6世纪中期，突厥族建立了汗国政权，立汗庭于郁督军山(今蒙古国杭爱山东部)。成为一个“东至辽海以西，西达西海(今里海)，南至沙漠以北，北至北海(今贝加尔湖)五、六千里”的庞大游牧汗家。其内部包括游牧于这一地区并归附于突厥族的诸多民族或部族，主要有高车、铁勒、薛延陀、回纥、黠嘎斯、葛逻禄、突骑施等。隋朝时，以阿尔泰山为界，突厥汗国分为东、西两个部分，分别称为东突厥汗国与西突厥汗国。唐朝先后于公元630年和公元659年统一东、西突厥两汗国。突厥汗国灭亡后，突厥民族也随之消失，但在其后的一些穆斯林历史文献中，仍以突厥人来称呼中亚北部及周围地区草原上的游牧或半农半牧民族。这些草原游牧人最大的共性是通行突厥语。
现代世界语言学界依照人类语言的谱系分类法，运用历史比较法，在区分世界语言亲属关系的研究中，从语言学概念列出了突厥语族，她属于人类语言诸多语系之一的阿尔泰语系。经过一千多年历史的发展与民族的融合、演变，今天列入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的各民族语支主要分布在亚洲，包括中国西北部、中亚、阿富汗、伊朗、土耳其及俄罗斯南部和东欧一些地区。我国国内的属突厥语族的中国民族语言有：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乌兹别克语、塔塔尔语、撤拉语、裕固语等；在国外属突厥语族的世界民族语言有土耳其语、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土库曼语、阿塞拜疆语、乌兹别克语、鞑靼语、巴什基尔语、雅库特语、诺盖语、哈卡斯语，卡拉卡勒帕克语、梵瓦什语、维吾尔语等。惟上述国内外属突厥语族的人已分属各具特点的不同民族或跨界民族，并未形成、也不存在“泛突顾主义”者所妄称的“突厥民族”；而历史上的“突厥人”称谓早在公元10世纪以后就逐渐消失了，这是因为经过不同历史时期的融合、演变，突厥人被以上述属突厥语族的诸民族替代了。所以突厥人在今天也只是一个历史概念。
二、突厥斯坦与“东突厥斯坦”
突厥斯坦是一个波斯语(turkestan)的地理名称，意为“突厥人的地域”。这是在突厥汗国灭亡后，世界某些地理著作中出现的概念。公元9至ll世纪的阿拉伯地理学著作中，突厥斯坦是指中亚锡尔河以北及毗连的东部地区。13世纪上半，蒙古成吉思汗西征时占据中亚，当时穆斯林著作中将蒙古人译为“蒙冗儿”，又将蒙古人所占据的中亚及毗连的东部地区称为“蒙兀儿斯坦”。其所指地域东至哈密，西抵塔什干，南与费尔干纳、喀什噶尔等地相邻。此时的突厥斯坦已大部为蒙兀儿斯坦所替代。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属突厥语族的乌兹别克人越过锡河占据河中地区，于是突厥斯坦的地理概念重新确立，而对这一时期进入阿富汗北部乌兹别克人所占据的地域则称之为“阿富汗突厥斯坦”。17世纪初，中国蒙古族厄鲁特部占据天山以北，继而建立准噶尔汗国地方政权。天山以南是以信仰伊斯兰教维吾尔人为主的叶尔羌汗国。以天山为界，我国西域形成“南回北准”的格局。此时中亚近代各民族已相继确立，突厥斯坦地理概念已相当模糊，且基本无人使用。1759年，清统一西域，天山南北纳入清王朝直接管理之下。清政府以“故土新归”，兼称西域为新疆，或合称为“西域新疆”。
19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列强在中亚地区殖民扩张的深入，地理名词突厥斯坦重新被提出。1805年，俄国季姆科夫斯基在使团出使报告中率先使用突厥斯坦的名称，用以从地理上表述中亚及中国新疆南部塔里木盆地。鉴于两地历史、语言、习俗的差异和政治归属不同，为叙述的方便，他将位于突厥斯坦东部的中国新疆塔里木盆地称为“东突厥斯坦”，同时称为“中国突厥斯坦”。继而西方人间有人使用“东突厥斯坦”或“中国突厥斯坦”的地理概念。19世纪中期，俄国先后兼并了中亚希瓦、布哈拉、浩罕三汗国，在中亚河中地区设立了“突厥斯坦总督区”。于是西方一些历史地理学进称中亚河中地区为“俄属突厥斯坦”，或“西突厥斯坦”；中国新疆南部塔里木盆地为“中国突厥斯坦”，或“东突厥斯坦”。但这并不是约定俗成的规范用语，使用也不统一。
三、”双泛”与新疆分裂主义的产生
19世纪末，在西亚和俄国先后产生了“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这两种思潮的产生都有当时世界范围内反抗殖民主义统治压迫的民族斗争背景。1883年至1884年，阿富汗人加马尔丁·阿富汗尼(Jam al—Din al—Afghani)提出“泛伊斯兰主义”，号召全世界穆斯林在共同信仰的基础上联合成为一个共同体(乌玛)，在哈里发的领导下，反对欧洲殖民者，直到取得独立。“泛突厥主义”发起于俄国境内的鞑靼知识阶层，他们中的一些人主张通过教育和语言改革，将操突厥语的民族团结起来，复兴突厥民族。“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产生后，很快被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接手纂改，转而成为具有强烈宗教狂热和民族沙文主义的思潮，成为一种超阶级、超国家、超民族的极端宗教观和民族观，从而背离了原有的反抗殖民统治压迫、寻求民族和国家发展的初衷，成为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所利用的扩张工具。土耳其是世界“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以下简称“双泛”)的大本营。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双泛”思潮传入新疆。受土耳其方面派遣的人员在新疆南疆的阿图什以办学为名，传播“双泛”思想，继而一些从土耳其留学归来的民族知识分子也参与其中，鼓吹和宣传“双泛”。新疆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他们在当地所宣扬的鼓惑独立与建立伊斯兰教国家的宗教狂热和民族沙文主义主张，成为新疆分裂主义产生的源头。在20年左右的时间内，新疆形成了以麦斯武德、穆罕默德·伊敏、沙比提大毛拉等为首的一小撮以“双泛”为旗帜的分裂势力，甚至建立了政党组织，企图伺机分裂新疆。
四、短命的“东突厥斯坦国”
20世纪30年代初，甘肃军阀马仲英入犯新疆，战乱使新疆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的冲击和破坏，各类社会民族矛盾激化，人民纷纷举起反抗的义旗。1933年初，起义暴动扩大到了南疆。南疆暴动之初，一些“双泛”秘密政党组织即插手其间，利用战乱，纂夺暴动的领导权，将起义导入了一场分裂运动。其中主要有2个组织，一个是30年代初在和田建立、以穆罕默德·伊敏(又译为买买提·依明)为首的“民族革命委员会”，纂夺了对墨玉县暴动的领导权。另一个是活动在喀什的“青年喀什噶尔党”，控制了喀什的局势。他们把伊斯兰教对“异教徒的圣战”和建立分裂的“伊斯兰教国”作为暴动的宗旨强加给暴动群众，公开宣称暴动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伊斯兰政权，“如不那样，起义还有什么用”！而以穆罕默德·伊敏、沙比提大毛拉等为首的一小撮分裂分子，以宗教为外衣，大肆进行“双泛”的反动宣传说教，鼓吹圣战，煽动分裂。暴动得手后，在原分裂组织的基础上，建立了分裂政权，并以“东突厥斯坦”作为分裂政权的名称。
1933年11月12日晚，“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宣告成立，随即公布了“政府”(组织纲领)、(施政纲领)及所谓“宪法”和“政府成员名单”。宣称“东突厥斯坦为永久民主共和国。”其“宪法”规定：以伊斯兰教法取代中华民国法律制度，以蓝底白色星月旗为“国旗”。“政府”还派人前往英印、阿富汗、伊朗等地开展“外交活动”，谋求外交承认。然而分裂不得人心，短命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仅存在了不到3个月即土崩瓦解，被扫入了历史的垃圾堆。
“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是在30年代前半，新疆军阀混战，农民起义暴动此伏彼起的特定时期偶发的一次分裂运动的产物。虽然是昙花一现，只存在了很短的时间，但作为新疆历史上第一个分裂政权，其要害是开创了在新疆历史上建立分裂政权的先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完成了分裂主义从思想意识和向实践活动过渡，开创了建立分裂政权的恶劣先例。从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分裂主义随“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渗透新疆，至1933年11月建立分裂政权，这一过渡历时20年。其二，在“泛伊斯兰主义”的思潮下，开创了煽动和利用宗教狂热达到分裂目的的恶劣先例。宗教成为分裂的一面旗帜，成千上万的信教民众在宗教狂热的蒙敝和驱使下，将“圣战”、推翻异教徒(汉人)统治、建立伊斯兰王国当作宗教义务，呼喊着殉教口号，充当了分裂势力的炮灰。其三，在“泛突厥主义”思潮下，将一个民族的解放、复兴和发展建立在对另一个个民族的排斥和打击之上，开创了将反抗民族压迫斗争误导为分裂运动的先例。宣扬民族独立和建立分裂政权是民族解放和复兴的必由之路，煽动民族间的战争和民族仇杀。其四，利用政治反动、社会腐败、经济贫穷落后，开创了将民众反抗反动统治压迫和剥削的阶级斗争误导为分裂运动的先例。利用民众要求变革生存和生活现状的强烈愿望，煽动独立和建立分裂政权是反抗阶级压迫、推翻旧制度的必由之路。而新建立的分裂政权实际带给民众的却是变本加利的压迫和剥削。其五，产生了分裂主义“领袖人物”。喀什与和田分裂政权的建立，将沙比提大毛拉、穆罕默德·伊敏之流的分裂首恶，推上了“领袖人物”的宝座。在上述背景下，在这一混乱动荡的特定时期，成千上万社会底层饱受压迫和剥削的朴实民众，被一小撮披着民族和宗教外衣的分裂首恶所蒙敝、利用或裹协，满怀宗教的狂热和对新生活的向往，浑浑噩噩、随波逐流，使一场轰轰烈烈的反抗剥削压迫的农民起义暴动，蜕变成一场分裂运动，并最终酿成中国西北边疆现代历史上第一个短命的分裂国家，这不能不是一幕充满教训的悲剧，于国家、于民族、于边疆地方、于边疆民众殆害甚大。
五、“东突厥斯坦国”阴魂不散
“东突厥斯坦”这一产生于19世纪的地理名称，自1933年被一小撮分裂势力作为 分裂政权的“国”名使用后，即被人为地赋与了政治意义，成为他们在新疆制造分裂的一面旗帜。11年后的同月同日，1944年11月12日，以艾拉汗·吐烈为首的封建宗教上层势力采用同样的手段，利用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区人民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压迫的起义。再次用“东突厥斯坦”的名称建立了分裂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在以阿合买提为首的革命派的坚持斗争下，历经一年半，才使三区革命从艾拉汗·吐烈集团的分裂和反汉排汉的方向性错误中解脱出来，汇入了中国人民争取解放斗争的洪流中，成为中国民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新中国建立以后，一小撮残存的敌对分裂势力仍然抱着“东突厥斯坦”亡灵不放，多次在新疆制造分裂破环。1950年一1958年，新疆发生的10多次反革命暴乱，基本都是以“建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为口号；改革开放后一小撮分裂势力煽动的多起政治骚动或武装暴乱，无一不是以建立独立的“东突厥斯坦国”为旗帜；境内外分裂组织也多以“东突厥斯坦”冠名，甚至将新疆要更名“东突厥斯坦”写入自己的组织纲领。国际上和新疆境内一小撮敌对分裂势力企图分裂新疆、建立独立的“东突厥斯坦国”的阴魂至今不散。
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这是清人杨昌濬一八七九年写的一首七绝，它改造了唐人王之涣《凉州词》里的佳句“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并赋予新的意境。这首诗热情歌颂了清军收复新疆的巨大功绩，也高度赞扬了这一壮举的最高统帅左宗棠的爱国主义思想。此诗不但轰动当时，而且载入史册，长期流传。这就说明，凡是为祖国做出贡献的人，他们的功绩人们是不会忘记的。
多年来，一些历史研究工作者对窃踞新疆达十二年之久的阿古柏政权的性质，清军西征的意义做了不少有益的探讨，特别是近两年来；有些文章对左宗棠这个历史人物作了新的评价，但讨论尚有待展开和深入。下面仅就左宗棠收复新疆做一些分析。
一
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围绕着新疆问题展开了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斗争的焦点是把面积广阔、蕴藏丰富、位置重要的新疆地区从祖国分裂出去，还是把它保存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两千年的漫长历史中，新疆各族人民同祖国各民族的团结始终是历史发展的主流，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绵延不断。其中虽然出现过分裂、割据局面，某些民族上层分子也曾独树一帜，脱离中央政权的控制，但在西方侵略势力东来以前，这种地方割据的出现与内地割据政权一样，仍然是中华民族的内部事务。只是随着沙俄不断向东扩张和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入侵，情况才发生了根本变化。此后，搞分裂的野心家往往投靠外国侵略势力，出卖民族利益，为外国侵略者奴役中国人民推波助澜。
一八六四年，正当新疆地区阶级矛盾日趋尖锐的时候，一些少数民族上层封建主为转移人民斗争的方向，扯起了“排满、反汉、卫教”的反动旗帜，在天山南北建立了五个封建割据政权。而占据喀什噶尔回城的金相印(回族)，因久攻喀什噶尔汉城和英吉沙尔不下，竞伙同柯尔克孜族封建主司迪克，派人去紧邻南疆的浩罕汗国，要求迎回原回疆叛乱分子张格尔的儿子布素鲁克，这就给了浩罕野心家阿古柏以入侵之机。阿古柏是个阴险狡诈而又野心勃勃的人物，他以纵横捭阖、翻云覆雨的手段闻名于浩罕政治舞台。一八六五年元月，阿古柏与布素鲁克一道，带着六十八人越过边界进入南疆，很快攻占了英吉沙尔和喀什噶尔汉城。第二年攻占叶尔羌、和阗。此后，又进一步消灭了以库车为中心的黄和卓势力，宣布成立哲得沙尔(七城)汗国。一八七〇年又攻占吐各番、乌鲁木齐，控制了新疆的大部分。
阿古柏的哲德沙尔政权，是外国侵略者在我国新疆建立的殖民政权。在它的控制区内，“安集延人是各城市的统治者，是军队的长官，是收税人和国王本人的卫兵”[1]。阿古柏对南疆的统治，完全是一幅血泪斑斑的图画。到过阿古柏占领区的俄国间谍普瓦热瓦尔斯基也不得不承认，“阿古柏伯克的残酷太过分了：在他统治的地区内死刑是最平常的现象”[2]，“在现今的南疆是很难生活的。无论是人身安全，还是财产都没有保障；密探活动达到骇人听闻的程度，人人都为明天而担心。管理机关的各个部门都肆意横行，没有真理，也没有讲理的地方。安集延人不光抢夺居民的财物，甚至抢夺他们的妻女。赋税之重是惊人的，同时，收税人也没有忘记为自己搜括”[3]阿古柏政权的倒行逆施，不但给新疆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也把自己推上了绝路。它撒下的腥风血雨，污泥浊水，只有通过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才能涤荡。
围绕新疆问题的斗争，还存在着复杂的国际背景。当时英、俄两个争霸世界的殖民大国，一个想南下波斯湾，控制印度洋，实现彼得一世的“遗愿”；一个想拚命维护既得的殖民利益，不许别人染指。到了十九世纪中叶，由于双方都向中亚推进，更显得剑拔弩张。
阿古柏政权的出现，自然会引起英、俄的极大关注，对峙的双方都力图控制它，使其成为各自战略棋盘上的一枚卒子。而地理位置优越的沙俄，更采取咄咄逼人的进攻姿态。一八七一年夏天，当阿古柏势力伸入北疆时，沙俄凶相毕露，竟无视我国主权，出兵强占伊犁，为其鲸吞整个新疆夺取了一个重要的桥头堡。就在沙俄准备出兵伊犁的时候，俄国的土耳其斯坦总督考夫曼公然叫嚣“支持喀什噶尔阿古柏政权”[4]。随后，沙皇政府于一八七二年六月派总参谋部大尉考尔巴尔斯率代表团到喀什噶尔，与阿古柏签订了《通商条约》，以承认阿古柏政权为交换条件获得了许多权益，其中包括在南疆通商、访问、设立商务专员和对进口货只抽百分之二·五的入口税等。对此，英国自然不甘落后，一八七四年二月二日，访问喀什噶尔的英国使团攫取了更多利益，根据背着中国政府签订的“条约”，英国人可以随意进入阿古柏占领区的所有部分，并“享有当地臣民或最惠国公民所享有的商业方面的一切特权和便利”[5]，从印度进入南疆的货物将不受开包检查，英国人可以在南疆购买、出售土地和房屋、仓库。此外，阿古柏还同意接受一名由伦敦任命的外交代表和一名商务专员。对沙俄怀有疑惧的阿古柏，自然更希望得到英国主子的垂青，他卑躬届膝地向英国使节茀赛斯表示：“女皇就和太阳一样，在她的温和的阳光里象我这样可怜的人才能够很好地滋长繁荣。 2 我特别希望获得英国人的友谊，这对我是不可少的。”[6]做为犒赏，茀赛斯不但承认阿古柏是“喀什噶尔和叶尔羌地区元首”，还带去了大批军火，并指使英国的附庸土耳其向阿古柏提供军事、政治“顾问”。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到，收复新疆卜但要粉碎阿古柏入侵势力，而且不可避免要同俄、英的扩张野心作斗争。
就在西北形势岌岌可危的时候，左宗棠以垂暮之年挺身而出，面对重重困难，毅然承担规复新疆的重任，充分表现出他的爱国热忱。左宗棠虽然头白临边，但他对西北边疆的关注却可以追溯到他的青年时代。早在一八三三年(道光十三年)，年仅二十二岁的左宗棠第一次到北京参加会试，写成组诗《燕台杂感》，其中第三首对新疆“置省，开屯，时务已预及之”[7]。一八三八年，第三次参加会试失败后，他回家博览群书，认真阅读了研究新疆的专著《西域图志》。一八五〇年元月，在湘江舟中，左宗棠与曾谪戍新疆的林则徐会面，两人也曾“谈及西域时务”[8]。一八七一年，沙俄用武力侵占伊犁时，左宗棠正在陕甘总督任上，他敏锐地察觉到沙俄的扩张已进一步升级，“蓄谋既久，发机又速，不能不急为之备”，并表示“西顾正殷，断难遽萌退志，当与此虏周旋”[9]。
一八七三年春，左宗棠在给总理衙门的信中明确提出了收复新疆的方略，要“从内布置，从新筹度”。“就兵事而言，欲杜俄人狡谋，必先定回部，欲收伊犁，必先克乌鲁木齐”，“就饷事而言”则要撙节使用，统一各军专饷，“相其缓急，均其多寡”[10]。一八七四年春，张曜、金顺、额尔庆额三支部队约一万多人先后相继出关。八月，清廷任命乌鲁木齐都统景廉为钦差大臣，正白旗汉军都统金顺为帮办大臣，负责关外军务。十月，又任命左宗棠为督办关外粮饷、转运，以袁保恒为帮办。从表面看，清政府好象决心要收复新疆了，其实清廷内部疑虑重重，意见纷纭，举棋不定，终于爆发了一场关于海防、塞防的大辩论。
自新疆沦陷以后，曾国藩就曾鼓吹“暂弃关外，专清关内”。一八七四年五月，日本入侵台湾，海防告警，李鸿章更以加强“海防”为幌子，胡说“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要求对已经出塞或准备出塞的军队“可撤则撤，可停则停”[11]，公然主张放弃西北大片领土，出卖民族利益。在李鸿章的带头鼓噪下，一时间“边疆无用”论、“得不偿失”论甚嚣尘上。一八七五年二月，刑部尚书崇实上奏说，新疆即使收复，“万里穷荒，何益于事？前大学士曾国藩曾有暂弃关外之谋，今大学士李鸿章亦有划守边界之请，洵属老成谋国之见”[12]。一些地方督抚在李鸿章的直接唆使下，也纷纷出来反对收复新疆的计划。河南巡抚钱鼎铭要求将驻扎甘肃前线的“毅军”调回本省，他直言不讳地说：“直隶督臣李鸿章与臣函详及此，以为关外祗宜屯垦缓进，不宜添兵大举，致虞饥溃。”[13]无疑，李鸿章之流的反对，是收复新疆的主要障碍，如不彻底批驳其谬论，西征势必半途而废。一八七五年四月十二日，左宗棠上了一道约五千言的奏折，详细论述了收复新疆的必要性。他首先肯定“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然后分析了当时形势，进而指出：“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晏然。是停兵节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边塞则大有所妨。”[14]左宗棠的意见得到了执政的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文祥的支持，文祥指出，“以乌垣为重镇，南钤回部，北抚蒙古，以备御英、俄，实为边疆久远之计。”当清政府因李鸿章等的反对而不能决策时，文祥“排众议之不决者，力主进剿”[15]。这样，清廷终于下了决心，收复新疆。决策之后，立刻在人事安排上做了调整，与左宗棠不能合作共事的原“督办新疆军务”景廉，原“帮办粮饷转运”袁保恒被调回北京。一八七五年五月二日(光绪元年三月二十七日)，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关外剿匪事宜”，授予他筹兵、筹饷和指挥军队的全权，并以乌鲁木齐都统金顺为“帮办，”陕西巡抚谭钟麟“督西征饷事”，组成了西征军最高统帅。
为保证收复新疆的胜利，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首先是物质准备，即筹粮、筹饷、筹转运。
左宗棠十分重视部队给养的筹划。他常说，“粮、运两事，为西北用兵要着”[16]。出关作战，战线长达数千里，沿途要跋涉沙漠，翻越天山，军粮的筹集和运输都相当困难。为广筹军粮，左宗棠分南、北两路加紧采办，北路于归化设“西征采运总局”，在包头设分局，并派人到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一带开辟粮源；南路主要是指河西走廊的凉州、甘州、肃州一带，从一八七三年到一八七五年，共在这里采粮四十七万五千石。此外，还从俄国购到一批粮食。
在筹措军粮时，左宗棠以政治家的眼光注意了处理好“军食”与“民食”的关系，他的观点是，“要筹军食，必先筹民食，乃为不竭之源”[17]。河西走廊历经战乱，人民生活困苦万状，但征军云集，需粮数目很大，一八七四年在这一带就购粮十九万多石，相当战乱前全省一年的额赋，可是，一些部队不顾百姓死活，还要继续加价订购。左宗棠坚决反对这种竭泽而渔的做法，他指出：“价愈增则富者之欲未厌，而贫者之苦愈甚，揆之事理，实不可行”。[18]“夺民食以饷军，民尽而军食将从何出乎？”[19]
左宗棠深知解决军粮问题决不能单靠征购，因此于采办之外还十分重视屯田。他说：“历代之论边防，莫不以开屯为首务”[20]。一八七四年，张曜一军进驻哈密，左宗棠立即指示他：“哈密既苦兵差，又被贼扰，驻军其间，自非力行屯田不可”[21]。关外屯田，首先要兴修水利，为修复已废的石城子渠，张曜请求拨毡条六千条备铺底防渗用，左宗棠在军费奇绌的情况下，命令赶造万条解赴哈密，宁可多筹于先，以防功亏一篑。后来，哈密屯田终于取得成效，垦荒两万亩，每年可收军粮几万石。左宗棠在兴办军屯的同时，还强调搞好民屯。他嘱咐张曜，当地“缠回”(即维吾尔族) “如借籽粮，假牛力，发农器，散赈粮，皆不可吝”[22]。“若民屯办理得法，则垦地较多，所收之粮除留籽种及自家食用外，余粮皆可给价收买，何愁军粮无出？”[23]
3有了粮，还需要运。在地形复杂、交通不便的西北地区，长途运输谈何容易．因此左宗棠对后方勤务的总方针是“粮运兼筹”。运输工具关内以车驮为主，关外以驼运为主。据不完全统计，当时调集到的运输工具计有：大车5，000余辆；驴骡5，500头；骆驼29，000头。而这些对繁重的运输量来说，仍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出征的士兵，除武器、装备外，还不得不裹带一部分粮食行军。为了加快运输速度和扩大运输量，左宗棠很注重组织民运。他认为“转运一节，固非藉资民力不可”[24]。既要借助民力，自然要爱惜民力。因此，他对出关军队强拉民间牲畜，甚至扣留不还的扰民行为十分震怒。在给金顺的信中，他严词指责说： “天下事不外人情物理。乌有倒行逆施而能济事者乎！用兵所以卫民，今卫民之效未闻，而虐民之事则无不毕具，不知主兵者于目前事势、日后事势亦曾涉想否？”[25]
经过左宗棠多方设法，分途采运，到一八七六年初夏军事行动即将开始时，已在安西、哈密、古城子、巴里坤等前沿地区集中了二千四百八十万斤军粮。其他军需物资的补给，左宗棠也做了妥善安排，他在上海设立“采办转运局”，负责购运枪炮、弹药，筹借外债，收集情报，在汉口设后路粮台，转运上海军需，在西安又设一个总粮台和一个军需局。早在一八七一年已创设甘肃制造局，一八七五年又在兰州建立火药局，以就近供应军火。
筹粮、筹转运固然很不容易，但相比之下，筹饷的困难更大。当时，清政府的财政已是艰难竭蹶，捉襟见肘，要打仗却拿不出钱。左宗棠一年的军费支出约需银八百多万两，实际只能收到五百多万两，即每年要短缺三百万两。所谓“海防”之议起，各省实解的西征“协饷”(当时西征军费由各省、关分摊)更只剩下二百几十万两。“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此情景，左宗棠“昼夜焦急，无从设措”[26]。为摆脱窘境，他只好要求借外债以充军费。最后，消政府决定从户部的海关税中拨出二百万两，并命各省关尽先解银三百万两(限期三个月)，再由左宗棠自借外债五百万两，才暂时解决了军费的难题。
除了以上的准备工作之外，左宗棠还通过整顿、集训、改善武器装备来提高出征部队的战斗力。他认为“自古关塞用兵，在精不在多”[27]。因此首先整顿关外部队，裁减冗兵，节约军饷，并将畏葸不前灼乌鲁木齐提督成禄奏清撤职查办，将景廉旧部三十四营裁并成十九营(以后金顺接统又裁并一次)。刘锦棠部“老湘军”是主力部队，于一八七五年秋天在凉州(甘肃武威)训练了几个月，一八七六年二月下旬才进驻肃州(甘肃酒泉)，并于四月份三批出关。对于出关各军的武器装备，左宗棠也做了调整和充实，尽量配备比较先进的武器。金顺出关时，配备开花大炮一门；桂锡桢出关时，配备德国后膛开花大炮一门；张曜出关时，配备各种炮十一门，主力刘锦棠部配备最优，除原有枪炮外，出关时又配备包括新式大炮在内的各种火炮十多门，各种枪支一千多杆；侯名贵的炮队计有大、小炮六门，七响马枪三孔四十支(每支配子弹五百六十发)。前线指挥官还使用了双筒望远镜。英国人包罗杰评论说：“这支在东土耳其斯坦的中国军队完全不问于所有以前在中亚的中国军队；它基本上近似一个欧洲强国的军队。”[28]
为做到“知己知彼”，左宗棠还很重视敌情的搜集和分析。他曾多次派人出关了解阿古柏窃据新疆的来龙去脉及当前状况，认真研究作战对手。他还通过在上海筹办军需的胡光墉了解各国动向，收集外交情报，以配合军事行动。对英、俄争霸亚洲的矛盾，左宗棠有自己的分析，他指出：“俄、英倏婚媾，倏仇雠，十余年前尚战争不已，彼此忌嫉，至今如故。其衅端则肇于争印度、争土耳其。”[29]为了利用英、俄矛盾，集中力量消灭阿古柏政权，左宗棠主张暂不涉及伊犁问题，避免分散力量，两个拳头打人。
正是在做了较为充分的准备之后，左宗棠在一八七六年夏天拉开了驱逐侵略者，收复祖国疆土的战幕。
4二
一八七六年四月七日，左宗棠从兰州抵达肃州(酒泉)，在这里设置大本营，就近指挥。同月，湘军总统刘锦棠在与左宗棠“熟商进兵机宜”后，率主力部队二十五营(约一万一千人左右)前后分四批出星星峡，向哈密迸发(此时金顺、张曜、额尔庆额各部均早已出关)，紧接着又派蜀军徐占彪部五营出关驻扎巴里坤，以固后路。为了收复新疆，清军在西北地区集结了一百四、五十个营，总兵力约七万多人，先后投入第一线的计八十多营，近四万人。战事从一八七六年夏季开始，到一八七七年底结束，天山南、北两路除伊犁地区外均告克复。一八八一年又以备战为后盾，通过外交淡判收复了伊犁地区的大部分。下面对收复全疆的两大阶段做一简述。
第一阶段：粉碎阿古柏伪政权，收复天山南北。
一八七六年七月二十一日，湘军总统刘锦棠与乌鲁木齐都统金顺在济木萨会商进兵计划。八月十一日，清军出奇制胜，袭占战略要地黄田。依附阿古柏的白彦虎集团，集中主力扼守乌鲁木齐北面的古牧地(乌城只有守敌千人)。刘锦棠和金顺两军合兵一处，以优势兵力展开攻坚战。在击溃阿古柏派来的增援部队后，又以猛烈炮火轰坍城墙。十七日，清军克复古牧地，歼敌五、六千人。乘胜猛进，于次日收复乌鲁木齐。十一月十一日，金顺在刘锦棠部和伊犁将军荣全的协助下，攻占围困达两月之久的玛纳斯南城，结束了北路之役。
北路告捷后，阿古柏十分恐慌，他拚凑了二万七千名军队[30]，妄图凭借天山之险负隅顽抗。达坂城是天山的重要孔道，是通往南疆的门户。阿古柏派“大通哈”(地方高级军政长官)爱伊得尔呼里率精兵四千驻守，并给他配备了大炮三十门。又派次子海古拉率步骑六千人，带炮六门，屯扎达坂东南的战略要地——托克逊。吐鲁番盆地，则由从北路逃归的马人得、白彦虎驻守。阿古柏亲自坐镇喀喇沙尔督阵。
清军主力南下之前，左宗棠着重分析了军事形势。他预料：“南路贼势，重在达坂(即噶逊营)、吐鲁番、托克逊三处。官军南下，必有数恶仗。三处得手，则破竹之势可成。”[31]基于这一分析，左宗棠做了如下部署：“徐、张攻吐鲁番，总统攻达坂城，两处克复，乃进攻托克逊坚巢。其师期则徐、张先而刘后，贼势则达坂重而吐鲁番轻也。”[32]
一八七七年春夏之交，北路后方巩固之后(左宗棠又调金运昌部五千人出关驻守乌鲁木齐一带)，清军分三路由北、东两个方向向吐鲁番地区展开钳形攻势。四月十四日，主力刘锦棠部翻越天山，南下达坂，连夜衔枚疾进。敌人引湖水自卫，清军乘夜雾潜渡，逼城筑垒。四月二十日，攻克达坂城，全歼守敌，敌军大、小头目无一漏网，爱伊得尔呼里束手就擒。二十五日，北路清军进抵白杨河，刘锦棠分兵两路前进，命营务处道员罗长祜，左军分统、宁夏镇总兵潭拔萃率步骑六营趋吐鲁番，与张曜、徐占彪会师，自率十四营直捣托克逊。此时，托克逊守敌海古拉已弃城遁定，白彦虎从吐鲁番逃至，四出劫掠，焚烧村堡，当地人民“泣求大军速援，并称大军所遣免死回目驰归，宣布官军威德，回众无复疑惧，俱延颈以待官军”[33]。四月二十六日，清军进克托克逊城。
在刘锦棠部南下达坂的同时，张曜的“嵩武军”，徐占彪的“蜀军”分别以哈密、巴里坤为基地西进，四月二十一日，“嵩武军”分统孙金彪与徐占彪协作，攻克吐鲁番东面门户——七克腾木。然后轻取辟展，于二十六日直抵吐鲁番城下。此时，北路湘军罗长祜部亦至，三路合攻，马人得投降，吐鲁番全境克复。
达坂、吐鲁番之役，是双方主力的一次决战。事态发展与左宗棠的预计基本吻合。清军在这一战役中重创了阿古柏的有生力量，打开了通向南疆的大门，造成了破竹之势。据估计，敌军被歼、被俘、逃亡，总计“大概损失了不下二万人”[34]，相当于阿古柏总兵力的一半[35]。对这一战役，左宗棠评价很高，认为“实西域用兵以来未有之事”[36]。这一战役后，众叛亲离的阿古柏惶惶不可终日，遂于五月在库尔勒眼毒自杀(一说为部下所杀)。
5阿古柏死后，他的两个儿子为争夺继承权发生火并，内部更加分崩离析。但左宗棠由于“饷源涸竭，转运不继”，遂把第三个战役推迟到秋凉之后。炎夏一过，刘锦棠部三十二营以托克逊为基地，于八月二十五日发动秋季攻势，张曜部十五营为第二梯队继进，左宗棠另调易开俊马步七营填防吐鲁番。
当清军继续西进吋，白彦虎已于决开都河后狼狈逃窜，喀拉沙尔、库尔勒之间均被水淹，清军涉水、搭桥而进，十月十七日在库车郊外赶上白彦虎大队，歼敌千余人，然后连克库车、阿克苏、乌什。从库尔勒至库车，六天内行军八百余里，前后“拔出被裹回众以十万计”[37]。十二月十七日，清军冒着严寒进克喀什噶尔，并陆续收复叶尔羌、英吉沙尔，最后于一八七八年一月二日收复和阗。阿古柏的大儿子伯克胡里和白彦虎穷途末路，遂窜出边境，置身于沙俄的卵翼之下。
清军远征阿古柏取得了重大胜利，由进军北路到收复南疆虽历时一年半，实际作战却不过八个半月，进展之速超过一般人的预料，一些西方“评论家”也承认这是“一支出中国人领导的中国军队所曾取得的最光辉的成就”[38]。但收复全疆并未告竣，因为伊犁一带还被沙俄占据着。
第二阶段：收复伊犁地区
一八七一年，俄军悍然侵占伊犁后，沙皇政府估计清廷根本无力收复新疆，曾假惺惺地表示：“俟关内肃清，乌鲁木齐、玛纳斯各城克复之后，即当交还”[39]。出乎沙俄意料，中国军民竟在一八七六至一八七七年连战告捷，除伊犁地区外，新疆沦陷区均告克复。这使沙皇政府处境十分尴尬，于是它一面指使白彦虎残部骚扰我国边境，力图牵制，一面则在外交上玩弄朴种花招，以攫取更多利益。
一八七八年底，清政府派崇厚为出使俄国大臣去谈判归还伊犁问题。沙皇政府连吓带骗，迫使昏庸的崇厚签订了屈辱的《里瓦基亚条约》，以丧失大片领土和赔款五百万卢布为代价“收回”了九座空城。消息传到国内，舆论大哗。左宗棠也极为愤慨，他痛斥崇厚的卖国行径，指出，“武事不竞之秋，有割地求和者矣。兹一矢未闻加遗，乃遽议捐弃要地，餍其所欲，譬犹投犬以骨，骨尽而噬仍不止。目前之患既然，异日之忧何极？此可为叹息痛恨者矣！[40]”迫于舆论，清政府遂将崇厚治罪，判为“斩监候”，改派驻英、法公使曾纪泽前往圣彼得堡谈判，同时命左宗棠统筹兵事，做打仗准备。
一八八〇年四月，左宗棠开始部署军队，准备以刘锦棠步骑万人出乌什，张曜所部七千人从阿克苏分两路直取伊犁，金顺所部万余人扼守晶河，备俄军东犯乌鲁木齐，他表示：“衰年报国，心力交瘁，亦复何暇顾及”[41]。五月底，左宗棠以六十九岁的高龄，带病的身躯，冒着盛夏的酷热舆榇出关，誓与沙俄决一死战！其爱国热忱是很感人的。六月十五日，左宗棠进抵哈密，命令各军戒备。沙皇政府见如意算盘将成画饼，遂恼羞成怒，一面增兵伊犁，一面调遣军舰东来，虚张声势。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在讹诈之下马上准备妥协，八月十一日，急调左宗棠回京以避免冲突。左宗棠对沙俄的色厉内荏是了解的，他认为“俄船东下，偏历海疆，结倭奴，封辽海，亦不过虚声胁和之计”[42]。他在给总理衙门的信中指出：“察看情形，实非决之战胜之可”[43]。八月二十九日，左宗棠在哈密接到清廷调他回京“以备顾问”的命令，壮志未酬，十分苦闷，他在家信中表白自己此时的心情说：“俄意欲由海路入犯，而在事诸公不能仰慰忧勤，虚张敌势，殊为慨然。我之此行，本不得已。”
由于清政府的怯懦和短视，左宗棠收复伊犁的计划未能实现，但在左宗棠积极备战的支持下，曾纪泽的外交谈判却有了进展。对左宗棠被召回一事，沙俄并不明白底细，误认为中国有“动兵之意”，并就此事几次问及曾纪泽[44]。如果真的对华作战，沙俄是力不从心的。刚刚结束了俄土战争的沙皇政府，财政已经涸竭，曾纪泽的主要谈判对手若米尼承认，“战争对于我们将是耗费巨大、没有止境而又无益的。”[45]迫于形势，沙俄不得不从原来的立场上后退一步。一八八一年二月二十一日，即左宗棠到达北京的前三天，双方在圣彼得堡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沙俄同意归还《崇约》划走的特克斯河谷和通往南疆的穆扎尔山口，但仍占有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此外，放弃了俄货由嘉峪关运进内地的要求；但赔款却由五百万卢布增至九百万卢布。这仍然是个不平等条约，但与《崇约》相比，总算收回了一些权益。一个英国外交官评论说：“中国已迫使俄国做出了它从未做过的事：把业已吞下去的领土又吐出来了。[46]这个评论并非溢美之词。从贪婪成性的沙俄嘴里挖出部分“猎物”，毕竟不是件容易的事。左宗棠的积极备战支持了曾纪泽的外交斗争。 6为瓦解敌军，一清军还采取了正确的俘虏政策，收到良好效果。对达坂之役的一千二百名战俘，除将二百多名安集延人送到肃州监禁外，其余战俘，刘锦棠“均给以衣粮，纵令各归原部”，俘虏们“皆惊喜过望，踊跃欢呼而去”[65]。事实证明，释俘政策是成功的。阿古柏对放回的俘虏大伤脑筋，“杀其数十人，监押一半，余俱潜逃回家”，使得本已不稳的军心更加涣散。“各城缠回，畏官军之威，感官军之德，愈恨帕夏，不服其约束。”[66]清军从吐鲁番之役后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有效抵抗，正确的俘虏政策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新疆一举克复的第三点原因，是清军统帅部制订了正确的战略和策略。
左宗棠进兵新疆的基本战略是。“先北后南”，“缓进速战”，其作战原则是。“广储粮草，杜其窜路。然后相机大举，聚而歼之，乃为一了百了之计。”[67]“先北后南”，是从空间角度说的。当时，阿古柏主力集中于南路，北路则由后来归附的白彦虎、马人得驻守。“大抵新疆贼势，北路轻而南路重”[68]，如果先攻北路，对整个战局发展将十分有利。首先，可以避实就虚，在突破敌人薄弱环节后再进行决战，这样就可以先声夺人，鼓舞士气。第二，可以分散敌人兵力，将阿古柏的一部分军队在北路聚而歼之，为挺进南疆创造条件。第三，占领北路后，取得了前进基地，解除了南下大军的后顾之忧，从而造成从东、北两面夹击南疆敌人之势。
“缓进速战”，是从时间角度来说的，即在每一战役之前，要做好充分准备，不要匆忙进兵，一旦军事行动开始，就要速战速决，不拖泥带水。左宗棠自信“如果缓进急战，慎以图之，西事或犹可为耳!”[69]比如古牧地之战，是双方主力第一次交锋，只用了一个星朔。达坂之战，是一次漂亮的歼灭战，只用了四天。从三个大战役来看，收复北路用了三个多月，收复吐鲁番不到半个月，进克南路只用了四个半月，总计也不过八个多月。但海战之前的准备却花费较长时间。从一八七四年九月，左宗棠任“督办关外粮饷转运事宜”到正式作战，其间共一年半，从督师肃州到进兵北路，相隔两个月；从收复北路(一八七六年十一月)到进攻吐鲁番(一八七七年四月)，则休整了半年；从收复吐鲁番地区(一八七七年五月)到进军南路(一八七七年九月)，又准备了四个月。每战之前，左宗棠对后勤供给(包括军粮、军火、军装的供应)都做了仔细筹划，对进攻部队(包括第一梯队和第二梯队)、截击部队和防守部队之间的配合做了安排，对进攻叫机的选择做了周密考虑(如尽量避开寒冬、酷暑)。同时，左宗棠还注意了失地收复后的善后工作，如召集流亡，奖励开垦等。当然，准备工作中也有失误的时候，库尔勒断粮就是一例。
总之，“先北后南”，“缓进速战”，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作战方针。在这一战略方针指导下，收到了克敌制胜的效果。
清军西征胜利的最后一个原因是各方面的准备工作都比较充分。正因为有了准备，才能稳操胜券。关于准备工作的具体内容，本文第一部分已做了论述，这里就不多讲了。
四
左宗棠收复新疆，在我国近代史上是一件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在各族人民的支持下，清军把窃踞新疆达十三年之久的阿古柏反动政权一举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沉重打击了英国殖民者在新疆的扩张阴谋，并使沙皇俄国鲸吞天山南北的美梦成为泡影。收复新疆的胜利，捍卫了祖国领土的完整，显示了中华民族抵抗外侮的决心和力量，也促进了新疆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
阿古柏政权是新疆各族人民的监狱。在其统治区内“严刑厚敛，税及园树”[70]，人民生活苦不堪言。繁重的苛捐杂税“使他们变卖土地、牲畜，甚至卖了家中的锅碗交纳税款”[71]。更有大批人民沦为奴隶，“奴隶制在喀什发展到了相当大的程度，单是巴特乌列特本人就拥有三千名以上。不管是被征服的和部分变为奴隶的汉人、回人和卡尔梅克人，从巴达克山和其他与‘哲得沙尔’相邻的独立领地运来的人都在喀什市场上出售。有劳动能力的奴隶每名售价不超过四十天罡[72]。新疆的收复，不但使这一辽阔地区重归祖国版图，也使新疆各族人民摆脱了侵略者铁蹄的蹂躏。
7收复新疆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沉重打击了英、俄两个殖民大国的阴谋，遏制了他们掠夺我国西北边疆的野心。
阿古柏被称为“英国人在克什米尔以北土地上所树立的英雄”[73]。为使阿古柏政权苟延残喘，英国侵略者费尽了心机。战斗未曾开始，他们就利用自己控制的在上海的报纸散播清军在关外已遭失败的谣言，妄图混淆视听，惑乱人心。当左宗棠准备借外债以充军饷时，英国政府又阻止英商提供贷款。此外，他们还通过对李鸿章施加影响，企图动摇清政府收复新疆的决策。清军收复天山北路以后，他们又积极活动，妄图阻止大军南下。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公然要求让阿古柏继续窃踞一隅。对此，左宗棠一针见血地指出；“英人代为请降，非为安集延，乃图保其印度腴疆耳。”[74]一八七七年七、八月间，清军已克复吐鲁番盆地，阿古柏政权即将全面崩溃，英国政府竟于此时与中国驻伦敦外交使臣郭嵩焘交涉，无理要求在喀什噶尔一带保存阿古柏的残余势力。对这一横蛮干涉，左宗棠十分气愤，他严词驳斥说：“喀什噶尔即古之疏勒，汉代已隶中华，固我旧土也。……英人以保护安集延为词，图占我边方名城，直以喀什噶尔为帕夏固有之地，其意何居？”“彼阴图为印度增一屏障，公然向我商议，欲于回疆撤一屏障，此何可许?”[75]左宗棠没有理睬英国的无理纠缠，把阿古柏的残渣余孽一直赶出国境。英国殖民者的外交阴谋没有挽救了浩罕入侵者的灭顶厄运。
对新疆早就垂涎三尺的沙俄，在清军大举出关前后，更加紧策划，妄图左右局势。一八七五年七月，俄国总参谋部军官索思诺福齐率领一个“考察团”，在兰州左宗棠的总督衙门住了二十七天，刺探出关清军的实力和中国备战的情报。索思诺福齐一面侈谈“和好”，一面想以提供军粮为诱饵束缚中国的手脚。他直言不讳地供认：“我的考虑在于使左宗棠和他的军队，被吸引到我们的储备上来……”，这个俄国特务竟飘飘然陶醉于自己的“杰作”，他写道：“假如七万武器良好、守纪律、善战但由于缺粮而无法作战的军队，依靠我们的给养，那么请注意——所有的机会都会掌握在我们的手中；同意让步和达成协议，就给你们粮食，不同意，就不给你们粮食，并要承担由此而引起的一切后果。”[76]但侵略者的如意算盘落空了。沙俄虽然答应卖给中国五百万斤军粮，却根本无法左右局势。会谈中索思诺福齐曾别有用心地提出要派兵、派军官“助剿”，左宗棠当即断然拒绝，“中国边防，中国自有办法，可无须帮助。”[77]索思诺福齐回到俄国后，又故意刁难，拒不执行购粮合同，并节外生枝，要清政府同意俄商到古城、巴里坤、哈密一带贸易的无理要求。对此，左宗棠嗤之以鼻。他指出：“伊所挟者，不过办粮、供子药两事，然均须重价见银，我有重价见银亦由内地可办(见在包、归、宁夏商驼甚形踊跃，肃、安一带亦然)，不必俄人也。”[78] 8一八七六年八月，正当清军在北路节节胜利的，另一个俄国总参谋部军官普瓦热瓦瓦斯基中校带着一个所谓“探险队”去阿古柏占领区收集情报。普瓦热瓦尔斯基一到南疆，就迫不及待地为风雨飘摇中的阿古柏政权出谋划策。一八七七年一月十五日，阿古柏的心腹扎曼给普瓦热瓦尔斯基的一封信中透露说；“您关于如何同中国人进行战争的良策都转达给可汗殿下了，可汗完全赞同，极为满意。”[79]与此同时，还有一个以库罗巴特金大尉为首的俄国官方代表团到了南疆，它的使命在于胁迫朝不保夕的阿古柏政权炮制一个“边界条约”，以便赶在这个政权覆亡之前攫取一些重要的战略据点。一八七七年六月六日，普瓦热瓦尔斯基给俄国总参谋部的报告中指出：“对俄国来说，当前正是确立同东土耳其斯坦的关系使之对自己更为有利的最好时机。阿古柏伯克现在对于我们的任何要求都一定同意”。“现在最好是把我们的疆界从纳喇特岭移到达兰达坂”[80]，即把占领区从伊犁再向东南延伸。只是因为阿古柏政权迅速崩溃，沙俄的扩张阴谋才未得逞，所谓“阿古柏边界”的叫嚣也销声匿迹了。新疆回归祖国怀抱，宣告了英、俄殖民者鬼蜮伎俩的失败。
为了巩固西北边防，遏制俄、英(特别是俄国)的蚕食，在新疆收复后，左宗棠还十分重视建设新疆。当战争仍在进行时，每收复一城，他就派专人前往办理善后。一俟战争结束，即着手召集流亡，兴修水利，恢复生产，改革税制，仅仅两年时间就取得了一定成效。左宗棠一方面着手减轻赋税负担。土地税在清丈前按实际收获物的十一分之一计征，清丈以后再按亩征赋；另一方面为发展农业生产，在哈密、巴里坤、古城子、乌鲁木齐、玛纳斯、吐鲁番、喀喇沙尔、库车、库尔勒等地，以军队修整，兵民合力、官方贷款民间出力等方式兴修了不少水利工程。此外，左宗棠还在新疆大力推广蚕丝业，“移浙之桑种于西域”[81]，并在哈密、吐鲁番、库车、阿克苏等地设局，聘请湖州工匠传授栽桑、养蚕、煮茧、缫丝、织造等技术，“自是以来，蚕事渐兴，缠民习其业者日众，而英、俄商人颇有运我茧丝出口者，则成效亦稍稍著矣”[82]。在经过了十多年战乱之后，新疆出现了比较安定的局面，“关内回民复扶老携幼，不远数千里，接续而来”[83]，残破的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
然而单纯恢复生产，发展经济还不足以巩固边防。一八七七年四月，吐鲁番战役后，左宗棠即在《统筹新疆全局疏》中，“为新疆画久安长治之策”，他指出严重威胁来自沙皇俄国。“俄人拓境日广，由西而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蒙部为之遮阂，徙薪宜远，曲突宜先，尤不可不预为绸缪者也。”[84]为了有效地抵御沙俄的侵略，必须废除过去存在于新疆的“军府制度”，“设行省，改郡县”，加强中央政府对新疆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领导。在以后五年中，左宗棠曾四次上奏清廷，要求在新疆建省，这一宿愿在他去世后几个月终于实现了。新疆建省的主张，早在鸦片战争前就为龚自珍、魏源等一些有识之士所提出，青年时代的左宗棠也曾吟唱过“置省尚烦他日策”[85]的诗句，但当时人们对这一建议的意义还缺乏认识，经过半个世纪的人间沧桑，新疆建省对巩固西北边防的重要性才被更多的人所了解。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各族人民为收复新疆进行的斗争，不但在当时有着重大意义，在以后一百年中也造成了深远影响。当年，老沙皇的凶狠、狡诈，在侵略新疆的罪恶活动中表演得淋漓尽致，其咄咄逼人，大有囊括全疆之势。时至今日，克里姆林宫的新主人完全继承了老祖宗的衣钵，甚至比老沙皇走得更远。他们大放厥词，说什么，“历史事实证明，在西部，中国边界没有超出甘肃省和四川省。”[86]不难想象，如果一百年前，中国收复新疆的斗争归于失败，那么，今天的社会帝国主义很可能已在玉门关外虎视眈眈了。当年左宗棠警告过的：“若新疆不固，非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87]就要成为现实。一百年前，左宗棠指挥西征大军收复新疆，为祖国保住了一片大好河山，给中华民族做了一件大好事，左宗棠不愧是杰出的爱国主义者。
9新疆回归祖国怀抱，首先应归功于人民群众的力量。但左宗棠做为一个组织者、指挥者和最高决策的参与者，在收复新疆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是应给以足够估计的。当然作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左宗棠不可能超越他生活的时代和他所代表的阶级，我们在肯定他的功绩的同时，也应正视他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以及镇压捻军和西北回民起义中的罪责，但本文并非全面评价左宗棠一生的功过，这里就不多加论述了。 1944年新疆叛乱国民党驻军被灭 张治中化危机
宁事变后，张治中被派往新疆，他的使命是“确保乌鲁木齐的安全，振奋士气”，然而他却走了一条和平之路，最终把偌大的新疆完整地交给了共产党，成为著名“和平将军”。
一、初飞新疆1944年11月，新疆伊犁发生了暴动，消灭了国民党的驻军，成立伪“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1945年8月，伊犁、塔城、阿山三区的民族军队武装进逼玛纳斯河对岸，形势十分紧张。新疆变成汪洋中的一条船，危险得很。蒋介石知道后，立即采取措施，并命令张治中以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的身份飞抵新疆进行调处。蒋介石交代他此行的任务是“振奋士气，安定人心”“找出发生事变的原因”。
1945年9月13日，张治中从重庆飞往乌鲁木齐，当天下午，驻乌鲁木齐的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就向张治中汇报了乌鲁木齐随时被攻打的危险情况。张治中十分明确地认为，新疆的问题只有遵循和平的途径来解决。在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叶谢也夫的调解下，经过重重努力，通过曲折的谈判，于1946年春，国民政府与伊、塔、阿三区代表签订了和平解决争端的条款。成立了由各族人民代表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张治中兼任省主席，提出了“和平、统一、民主、团结”的施政纲领和增强中苏友好的外交政策，使新疆局面得以稳定发展。新疆问题和平地得到了解决。
具体来说，张治中主新期间，制定和推行的内外政策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一、改组省政府，成立了有各民族代表的民主联合政府。实行省、县参议员、专员、县长民选、逐渐消除“大汉族主义”和“一切由汉人包办”的现象。二、休养生息，免捐减税，中央财力资助等，切实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三、坚持亲苏政策，实行“联苏”、“和共”政策。四、对于民族纠纷，采取忍让和宽大态度，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总之，和平解决新疆的一系列问题。
二、释放政治犯1946年4月1日，张治中被任命为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直辖甘、宁、青、新四省）兼新疆省政府主席。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到重庆的张治中家里拜访，周恩来说:“我们有一批同志在新疆被盛世才逮捕并关着，至今生死不明，希望文白兄去后过问此事，释放共产党人为盼。”张治中答应了。
新疆狱中何以有一批共产党人？这要追溯到1933年，当时新疆发生了政变，军阀盛世才当上了新疆省督办兼主席，此人用两面派手法，一方面亲苏、亲共，一方面又亲国民党，采取了“反帝、亲苏、民族平等、亲国民党、和平”五大政策，把新疆搞成了自己独立王国。中共许多人，诸如陈潭秋、毛泽民、孟一鸣、黄火青、汪哮春等均在新疆政府中担任要职。1942年，由于苏德局势的变化，加上国民党fan共高潮的影响，军阀盛世才相时而动，撕掉亲苏、联共的假面具，于1942年9月17日下令把中共在新疆所有人员160余人全部逮捕。并杀害了毛泽民、陈潭秋、林基路等3位同志。
张治中飞往乌鲁木齐后，未负周恩来的委托，不久派屈武等人多次去狱中探望和了解情况，并改善囚禁共产党的生活条件，俟机释放共产党人。另一方面，张治中打电报给蒋介石，分析关押共产党人利弊，提出释放“共产党政治犯”和平意愿。蒋介石迫于压力，同意无条件释放共产党政治犯。
1946年6月10日，131位释放人员分坐八辆大卡车从乌鲁木齐出发，向兰州进发。张治中派专人护送，一路曲折行进，1946年7月底，共129人平安到达延安。
三、和平解放新疆1949年初，南京政府电令驻在乌鲁木齐的西北军政长官副长官兼新疆警备司令部司令陶峙岳将军，留一个旅在新疆担任防务，其余部队全部调回关内参加内战。随后，在广州的副总统李宗仁也电令陶峙岳带兵南下广州。陶峙岳都未答应，他的借口是，军队进关需要的大量汽车、汽油和现金，国民政府办不到。
陶峙岳和张治中协商后，积极着手新疆军队的和平起义问题。然而事情并非简单，在乌鲁木齐军队中，明显分成两派:罗恕人、马呈祥、叶成等是胡宗南的心腹，他们不愿意向解放军投降，而刘孟纯、屈武、刘泽荣等是亲共的民主将军，他们赞同和平起义，让解放军整编。经过机智及耐心工作，罗、马、叶打消了坚持进关并准备干掉刘、屈、刘三人的企图，于1949年9月20日答应接受解放军对新疆国民军队的和平整编。9月25日，陶峙岳将军宣布了起义通电。毛泽东、朱德于9月28日给新疆起义将士复电:欢迎并友好善待起义的将士。为建设新新疆而共同奋斗。
显然，和平解放新疆，张治中和陶峙岳起到关键性作用，功不可没。东突厥斯坦与东突厥斯坦国迷梦
一、突厥民族、突厥人与突厥语族
突厥民族是公元6世纪初兴起于中国西北金山(今阿尔泰山)西南麓的一个游牧民族。6世纪中期，突厥族建立了汗国政权，立汗庭于郁督军山(今蒙古国杭爱山东部)。成为一个“东至辽海以西，西达西海(今里海)，南至沙漠以北，北至北海(今贝加尔湖)五、六千里”的庞大游牧汗家。其内部包括游牧于这一地区并归附于突厥族的诸多民族或部族，主要有高车、铁勒、薛延陀、回纥、黠嘎斯、葛逻禄、突骑施等。隋朝时，以阿尔泰山为界，突厥汗国分为东、西两个部分，分别称为东突厥汗国与西突厥汗国。唐朝先后于公元630年和公元659年统一东、西突厥两汗国。突厥汗国灭亡后，突厥民族也随之消失，但在其后的一些穆斯林历史文献中，仍以突厥人来称呼中亚北部及周围地区草原上的游牧或半农半牧民族。这些草原游牧人最大的共性是通行突厥语。
现代世界语言学界依照人类语言的谱系分类法，运用历史比较法，在区分世界语言亲属关系的研究中，从语言学概念列出了突厥语族，她属于人类语言诸多语系之一的阿尔泰语系。经过一千多年历史的发展与民族的融合、演变，今天列入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的各民族语支主要分布在亚洲，包括中国西北部、中亚、阿富汗、伊朗、土耳其及俄罗斯南部和东欧一些地区。我国国内的属突厥语族的中国民族语言有：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乌兹别克语、塔塔尔语、撤拉语、裕固语等；在国外属突厥语族的世界民族语言有土耳其语、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土库曼语、阿塞拜疆语、乌兹别克语、鞑靼语、巴什基尔语、雅库特语、诺盖语、哈卡斯语，卡拉卡勒帕克语、梵瓦什语、维吾尔语等。惟上述国内外属突厥语族的人已分属各具特点的不同民族或跨界民族，并未形成、也不存在“泛突顾主义”者所妄称的“突厥民族”；而历史上的“突厥人”称谓早在公元10世纪以后就逐渐消失了，这是因为经过不同历史时期的融合、演变，突厥人被以上述属突厥语族的诸民族替代了。所以突厥人在今天也只是一个历史概念。
二、突厥斯坦与“东突厥斯坦”
突厥斯坦是一个波斯语(turkestan)的地理名称，意为“突厥人的地域”。这是在突厥汗国灭亡后，世界某些地理著作中出现的概念。公元9至ll世纪的阿拉伯地理学著作中，突厥斯坦是指中亚锡尔河以北及毗连的东部地区。13世纪上半，蒙古成吉思汗西征时占据中亚，当时穆斯林著作中将蒙古人译为“蒙冗儿”，又将蒙古人所占据的中亚及毗连的东部地区称为“蒙兀儿斯坦”。其所指地域东至哈密，西抵塔什干，南与费尔干纳、喀什噶尔等地相邻。此时的突厥斯坦已大部为蒙兀儿斯坦所替代。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属突厥语族的乌兹别克人越过锡河占据河中地区，于是突厥斯坦的地理概念重新确立，而对这一时期进入阿富汗北部乌兹别克人所占据的地域则称之为“阿富汗突厥斯坦”。17世纪初，中国蒙古族厄鲁特部占据天山以北，继而建立准噶尔汗国地方政权。天山以南是以信仰伊斯兰教维吾尔人为主的叶尔羌汗国。以天山为界，我国西域形成“南回北准”的格局。此时中亚近代各民族已相继确立，突厥斯坦地理概念已相当模糊，且基本无人使用。1759年，清统一西域，天山南北纳入清王朝直接管理之下。清政府以“故土新归”，兼称西域为新疆，或合称为“西域新疆”。
19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列强在中亚地区殖民扩张的深入，地理名词突厥斯坦重新被提出。1805年，俄国季姆科夫斯基在使团出使报告中率先使用突厥斯坦的名称，用以从地理上表述中亚及中国新疆南部塔里木盆地。鉴于两地历史、语言、习俗的差异和政治归属不同，为叙述的方便，他将位于突厥斯坦东部的中国新疆塔里木盆地称为“东突厥斯坦”，同时称为“中国突厥斯坦”。继而西方人间有人使用“东突厥斯坦”或“中国突厥斯坦”的地理概念。19世纪中期，俄国先后兼并了中亚希瓦、布哈拉、浩罕三汗国，在中亚河中地区设立了“突厥斯坦总督区”。于是西方一些历史地理学进称中亚河中地区为“俄属突厥斯坦”，或“西突厥斯坦”；中国新疆南部塔里木盆地为“中国突厥斯坦”，或“东突厥斯坦”。但这并不是约定俗成的规范用语，使用也不统一。
三、”双泛”与新疆分裂主义的产生
19世纪末，在西亚和俄国先后产生了“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这两种思潮的产生都有当时世界范围内反抗殖民主义统治压迫的民族斗争背景。1883年至1884年，阿富汗人加马尔丁·阿富汗尼(Jam al—Din al—Afghani)提出“泛伊斯兰主义”，号召全世界穆斯林在共同信仰的基础上联合成为一个共同体(乌玛)，在哈里发的领导下，反对欧洲殖民者，直到取得独立。“泛突厥主义”发起于俄国境内的鞑靼知识阶层，他们中的一些人主张通过教育和语言改革，将操突厥语的民族团结起来，复兴突厥民族。“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产生后，很快被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接手纂改，转而成为具有强烈宗教狂热和民族沙文主义的思潮，成为一种超阶级、超国家、超民族的极端宗教观和民族观，从而背离了原有的反抗殖民统治压迫、寻求民族和国家发展的初衷，成为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所利用的扩张工具。土耳其是世界“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以下简称“双泛”)的大本营。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双泛”思潮传入新疆。受土耳其方面派遣的人员在新疆南疆的阿图什以办学为名，传播“双泛”思想，继而一些从土耳其留学归来的民族知识分子也参与其中，鼓吹和宣传“双泛”。新疆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他们在当地所宣扬的鼓惑独立与建立伊斯兰教国家的宗教狂热和民族沙文主义主张，成为新疆分裂主义产生的源头。在20年左右的时间内，新疆形成了以麦斯武德、穆罕默德·伊敏、沙比提大毛拉等为首的一小撮以“双泛”为旗帜的分裂势力，甚至建立了政党组织，企图伺机分裂新疆。
四、短命的“东突厥斯坦国”
20世纪30年代初，甘肃军阀马仲英入犯新疆，战乱使新疆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的冲击和破坏，各类社会民族矛盾激化，人民纷纷举起反抗的义旗。1933年初，起义暴动扩大到了南疆。南疆暴动之初，一些“双泛”秘密政党组织即插手其间，利用战乱，纂夺暴动的领导权，将起义导入了一场分裂运动。其中主要有2个组织，一个是30年代初在和田建立、以穆罕默德·伊敏(又译为买买提·依明)为首的“民族革命委员会”，纂夺了对墨玉县暴动的领导权。另一个是活动在喀什的“青年喀什噶尔党”，控制了喀什的局势。他们把伊斯兰教对“异教徒的圣战”和建立分裂的“伊斯兰教国”作为暴动的宗旨强加给暴动群众，公开宣称暴动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伊斯兰政权，“如不那样，起义还有什么用”！而以穆罕默德·伊敏、沙比提大毛拉等为首的一小撮分裂分子，以宗教为外衣，大肆进行“双泛”的反动宣传说教，鼓吹圣战，煽动分裂。暴动得手后，在原分裂组织的基础上，建立了分裂政权，并以“东突厥斯坦”作为分裂政权的名称。
1933年11月12日晚，“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宣告成立，随即公布了“政府”(组织纲领)、(施政纲领)及所谓“宪法”和“政府成员名单”。宣称“东突厥斯坦为永久民主共和国。”其“宪法”规定：以伊斯兰教法取代中华民国法律制度，以蓝底白色星月旗为“国旗”。“政府”还派人前往英印、阿富汗、伊朗等地开展“外交活动”，谋求外交承认。然而分裂不得人心，短命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仅存在了不到3个月即土崩瓦解，被扫入了历史的垃圾堆。
“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是在30年代前半，新疆军阀混战，农民起义暴动此伏彼起的特定时期偶发的一次分裂运动的产物。虽然是昙花一现，只存在了很短的时间，但作为新疆历史上第一个分裂政权，其要害是开创了在新疆历史上建立分裂政权的先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完成了分裂主义从思想意识和向实践活动过渡，开创了建立分裂政权的恶劣先例。从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分裂主义随“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渗透新疆，至1933年11月建立分裂政权，这一过渡历时20年。其二，在“泛伊斯兰主义”的思潮下，开创了煽动和利用宗教狂热达到分裂目的的恶劣先例。宗教成为分裂的一面旗帜，成千上万的信教民众在宗教狂热的蒙敝和驱使下，将“圣战”、推翻异教徒(汉人)统治、建立伊斯兰王国当作宗教义务，呼喊着殉教口号，充当了分裂势力的炮灰。其三，在“泛突厥主义”思潮下，将一个民族的解放、复兴和发展建立在对另一个个民族的排斥和打击之上，开创了将反抗民族压迫斗争误导为分裂运动的先例。宣扬民族独立和建立分裂政权是民族解放和复兴的必由之路，煽动民族间的战争和民族仇杀。其四，利用政治反动、社会腐败、经济贫穷落后，开创了将民众反抗反动统治压迫和剥削的阶级斗争误导为分裂运动的先例。利用民众要求变革生存和生活现状的强烈愿望，煽动独立和建立分裂政权是反抗阶级压迫、推翻旧制度的必由之路。而新建立的分裂政权实际带给民众的却是变本加利的压迫和剥削。其五，产生了分裂主义“领袖人物”。喀什与和田分裂政权的建立，将沙比提大毛拉、穆罕默德·伊敏之流的分裂首恶，推上了“领袖人物”的宝座。在上述背景下，在这一混乱动荡的特定时期，成千上万社会底层饱受压迫和剥削的朴实民众，被一小撮披着民族和宗教外衣的分裂首恶所蒙敝、利用或裹协，满怀宗教的狂热和对新生活的向往，浑浑噩噩、随波逐流，使一场轰轰烈烈的反抗剥削压迫的农民起义暴动，蜕变成一场分裂运动，并最终酿成中国西北边疆现代历史上第一个短命的分裂国家，这不能不是一幕充满教训的悲剧，于国家、于民族、于边疆地方、于边疆民众殆害甚大。
五、“东突厥斯坦国”阴魂不散
“东突厥斯坦”这一产生于19世纪的地理名称，自1933年被一小撮分裂势力作为 分裂政权的“国”名使用后，即被人为地赋与了政治意义，成为他们在新疆制造分裂的一面旗帜。11年后的同月同日，1944年11月12日，以艾拉汗·吐烈为首的封建宗教上层势力采用同样的手段，利用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区人民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压迫的起义。再次用“东突厥斯坦”的名称建立了分裂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在以阿合买提为首的革命派的坚持斗争下，历经一年半，才使三区革命从艾拉汗·吐烈集团的分裂和反汉排汉的方向性错误中解脱出来，汇入了中国人民争取解放斗争的洪流中，成为中国民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新中国建立以后，一小撮残存的敌对分裂势力仍然抱着“东突厥斯坦”亡灵不放，多次在新疆制造分裂破环。1950年一1958年，新疆发生的10多次反革命暴乱，基本都是以“建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为口号；改革开放后一小撮分裂势力煽动的多起政治骚动或武装暴乱，无一不是以建立独立的“东突厥斯坦国”为旗帜；境内外分裂组织也多以“东突厥斯坦”冠名，甚至将新疆要更名“东突厥斯坦”写入自己的组织纲领。国际上和新疆境内一小撮敌对分裂势力企图分裂新疆、建立独立的“东突厥斯坦国”的阴魂至今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