锯缘龟枫龟的区别。:征战鲁东南 作者——刘涌

刘涌（1914—1972），江西省兴国县五里亭乡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军团第二师宣传队分队长，师直属队通信连长、指导员，红一军团第一师一团、第四师十一团特派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二团政治委员兼营长，第二支队支队长，滨海军分区司令员，山东纵队第二旅五团团长，胶东军区东海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胶东军区警备第四旅旅长，第六师师长，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二十六师师长，胶东军区副司令员，华东军区第三十二军副军长兼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长，华东军区装甲兵司令员，济南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是中国共产党第八、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刘涌同志是鲁东南抗日根据地创建人之一，《征战鲁东南》是他对那段战斗生活的回忆。

一九三八年六月，中共山东省委和四支队司令部研究确定，派景晓村和我到鲁东南地区工作，和奋战在那里的四支队六大队一起，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
     四支队的前身，是莒县郭友邻和刘克诚组建的“民众抗敌自卫团”和沂水邵德孚、李贯一组建的“抗日游击大队”。两支队伍的宗旨，虽然都是抗日救国，但并未发生过往来。刚从济南监狱释放的我党地下员李仲林，接受了山东省委的指示，到沂水、莒县一带开展抗日救国运动，并和邵德孚、郭友邻取得联系。
     同年二月，李仲林同志在沂蒙山区找到中共山东省委和四支队，汇报了鲁东南地区开展抗日救国运动的情况，并提出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一是失掉组织关系的党员，怎样恢复关系和计算党龄；二是部队拉起来后如何解决口粮、武器供应；三是军政干部，主要是营级以上干部的配备和来源；四是部队规模、建制和番号。
     省委和支队领导听了李仲林同志的汇报后，研究决定，以沂、莒两县队伍为基础，和编一个大队，相当营的兵力，归四支队建制，番号为山东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第六大队，下辖四至五个中队。大队设大队长、党代表、政治处。党、政、军工作由大队长、党代表和政治处主任集体领导。大队部还设有文书、宣传、民运等组和科。同时，任命鲁滨任大队长，邵德孚任大队党代表并兼顾沂水地方工作，李仲林任政治处主任，郭友邻任大队参谋，侧重抓地方工作。到二月底，沂、莒游击队集结汇合，共五百人左右，整编为四个中队，选拔了党员中的活动分子和地方知名人士，分别任正副中队长或司、政、后等部门的领导职务。
    六大队建立后，在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推动了沂水、莒县抗日救亡运动的迅速开展。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个别负责同志作风不民主，简单粗暴，严重地脱离群众，脱离基层干部，引起了部队内部许多人的不满。有的战士请假不归，有的闲生活苦，干脆开了小差，甚至有个别班、排长也暗中串通，把队伍拉走。在一段时间内造成了混乱，影响了队伍的发展和巩固。为此，李仲林同志又及时向省委和支队汇报，要求尽快派军政干部加强六大队的领导。约在四月底，省委、支队派长征干部罗积伟、吴坤同志来四大队，分任正、副大队长。
     罗积伟、吴坤、杨昆（既吴瑞林）先后来六大队后，加强了军政教育，建立各种制度，改进后勤工作。六月间，部队进驻莒县垛庄、岳家沟一带，穿上了崭新的军装，戴上了“八路军”臂章，枪支弹药有所补充，面貌大为改观。干部、战士情绪由低到高，队伍由不稳定到巩固发展壮大。一些原来不辞而别的战士又重新归队，有少数参加友军或杂牌军队的进步青年知识分子主动与我们接洽，要求参加我军。盘踞日照一隅的朱信斋部三百余人，也派人与我军联系，愿在共产党、八路军领导下，参加抗日。我和景晓村同志就在抗日高潮迭起、形式一片大好的情况下来到鲁东南的。
    我们到鲁东南地区后，认真贯彻了省委的指示：一、以景晓村同志为主，筹建鲁东南特委，其范围是莒县、日照、诸城、赣榆和胶济铁路南侧的高密、胶县；二、以六大队为基础，整编扩建为二支队；三、二支队军政干部配备是：我任支队长，景晓村任政委，杨昆任副政委，李仲林任政治处主任。
      同年八月，六大队迁住大店一带，集中整编，把原有五六个中队，加上从朱信斋队伍中选调的一个中队，合编为两个营，罗积伟、吴昆分任一、二营营长。每营三个连，还有一个特务连。朱信斋部整编为独立营，朱任营长。与此同时，相应地建立了支队司、政、后等组织机构。至此，六大队便整编扩建成了二支队。
      整编扩建结束后，支队根据形式的发展和任务的需要，兵分两路：一路由我和李仲林同志带领，向东北发展，开往诸城一线，广泛发动群众，扩大地方武装，创建抗日根据地；一路由景晓村、杨昆、崔介等同志带领，与同年动迁往莒北，驻桑园一带，着手成立特委和县级领导机构，并发动组织群众，开展统战工作。

发展革命武装，建立革命根据地，最根本的问题是宣传我党我军的主张和政策，扩大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部队来到诸胶边后，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做好驻村群众特别是老房东的工作，天不明就起床帮助房东挑水扫院，白天帮助群众推磨扎碾，种地收割。尊重群众的风俗习惯，见老男人叫“大爷”，见老年妇女叫“大娘”。借的送还，损失赔偿。部队临走时，个连指导员还带领检查组挨家挨户检查执行群众纪律的情况，征求意见，发现问题马上解决。当地群众从来没见过这样好的军队，纷纷当新闻传说。有的新媳妇走娘家，也把村中驻八路的新鲜事，向亲友学说一遍。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八路军的好处就广泛传开了。驻地临村的群众纷纷要求参加八路军。庞疃的纪心如，领着儿子纪贵，女儿纪振、纪富一起参加部队，庞家垛庄的庞敬如老先生领着儿子庞疃华参加了宣传队。不久，二支队迅速扩大，很快就发展到了三个营，一个警卫连，共计一千六百多人，接着，我们进行了整训。
     诸城县的地主武装，在鲁东南地区非常典型，他们中的团、营长都是原来的区、乡长。日军进入山东后，张希贤等人打着抗日的旗号，集结队伍，集中枪支，摇身一变，成了所谓的抗日游击队。他们独霸一方，胡作非为，不打日伪，却盘剥百姓。群众给他们起了个绰号叫“拉驴队”和“铁锨队”。意思是：要东西没有就牵驴，无驴可牵就烧红铁锨烙群众的屁股逼款。这些土匪司令、草头王，个有势力范围，个不相属，又各不相让，群众称他们为“五霸”、“七雄”。
     为了解救水深火热中的群众，二支队于一九三八年冬天挺进诸城边境，由西而东，一鼓作气，袭击了伪军胡大朝盘踞的瓦店、朱解两个据点，消灭了石河头村的伪组织。首先在大、小稍坡一带开展抗日救国活动，然后轰动了诸城和诸胶边区。虽然二支队人数不多，但秋毫无犯，纪律严明，抗击日伪，爱护群众，又能打仗，由能劳动，成了诸胶边区首屈一指的部队。
    二支队进驻泊里后，审时度势，召开了诸胶高各抗日部队和群众团体参加的联席会议，组建了诸胶高抗日部队联合指挥部。会议一致推选我为指挥，实力最大的胶县保安七旅二团团长徐明山为副指挥。会议通过了统一步调，亲密联合，携手并肩，共同抗日的宣言，散发了给汉奸张步云的一封公开信。联合指挥部的建立，是二支队广大指战员亲密联系群众努力宣传我党我军抗战主张的成果，也是我党我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诸胶高地区的重大胜利。
    在泊里，我们除积极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共同抗日外，还控制了贡（陈家贡）口、董（董家滩）口和王家滩以东的各类鱼市场，并开始收进出口货物款。虽然收入不多，但在当时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在税收问题上，我们部队严格照章办事，收入上缴，决不截留。当时，在二支队驻地周围，都是游杂部队，我们要给养非常困难，便在泊里镇挨家挨户派饭，这家送三个战士，那家送两个干部，吃的都是地瓜饼子，有点咸菜就很好了。我们司令部的同志也和战士吃同样的饭菜，穿同样的衣裳，从不花一分税款。边区省委把我们上交的税款用于根据地建设，过去我们没有被服厂，自从掌握了海口，有了收入之后，便在石场的岳疃建立了被服厂，部队的军衣都由被服厂统一制作，不在向过去那样愁完单衣愁棉衣了。
     在这段时间内，从省到各地的党组织及所属部队均发生了巨大变化。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上旬，中共中央决定，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改为山东分局。下旬，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八路军山东纵队，鲁中南地区主力部队改为山东纵队二支队，由我任司令员，景晓村兼任政委。一九三九年二月，景晓村调离，高克亭任特委书记。五月，二支队改为一支队二营，我任营长。
    一九三九年七月上旬，中共山东省第一区党委成立，林浩任书记。同时，成立了第一军区，刘海涛任司令员，林浩兼政委。一区党委下辖五个地委。一支二营也改为一支二团，我任团长，罗真同志任政委。在各级党组织和部队的大力支持下，全区抗日救国运动开展的轰轰烈烈，如火如荼。
随着各级党组织的建立健全、革命武装力量的发展和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建立真政权已经提到重要日程上来。一九四0年三月，日照县抗日民主政府在长兰村成立，刘鸿若任县长。不久，莒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谢辉任县长。紧接着莒、日两县的部分区、乡抗日民主政府如雨后春笋，迅速建立起来；各抗日救国群众组织迅速发展，空前活跃；县、区地方武装也不断扩大，鲁东南地区出现了风起云涌的对敌斗争新局面。
     在大好的形势下，盘踞在莒（县）日（照）公路以北的国民党顽固派预感到“山雨欲来”，异常恐慌不安。特别是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鲁东南地区的顽固派和全国各地的顽固派一样，结成反共反人民的统一阵线，围攻抗日根据地军民。诸城县顽保安旅长梁仲亭侵占了洪凝以北地区；顽保安六团张希贤占领了游击官庄一带；日照县顽保安六团李延修直逼日照县街头；莒县顽保安旅许树声侵占我桑园区，并向石场逼近。他们大造反共舆论，反对抗日民主政府，破坏、镇压抗日救国群众组织，支持汉奸于经武的“万仙会”，明目张胆地下令收缴地方武装枪支、弹药，封锁八路军的供给，杀害地方抗日干部，袭击八路军伤病员和抗日军政人员家属。这些顽固派采取步步紧逼的战略，对五地委和二支队形成包围之势。
      面对严峻局面，五地委和一支队二团在黄山口村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议，高克亭和我传达了山东分局关于继续建立抗日民主政府、积极发展地方武装、反对顽军挑起的武装摩擦、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的指示，同时分析了敌、顽、我的斗争格局，强调提高警惕，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和敌伪顽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散会后，五地委警卫连返回后汤家沟，做了武装反摩擦的准备。再次看了地形，加强了岗哨。当日深夜，顽军梁仲亭、张希贤、李延修纠集千余人的兵力，偷袭后家沟地委驻地。翌日凌晨三时许，警卫连一排长邢玉明放游动哨时，突然发现后汤家沟东北一千米处的黑山顶和几个山头上有很多人在蠕动，便急忙跑回连部做了汇报。不多时，枪声大作，战斗打得异常激烈。大、小古家沟的抗日自卫团听到枪声，手持步枪、长矛、大刀，赶去增援。我和罗真政委立即率领四个连队分两路，一路沿后汤家沟南岭向东直插黑山顶南麓，一路沿着大、小古家沟直取黑山顶北麓，形成对顽军包抄夹击之势。
     天亮了，战斗更加激烈。当敌人倾注全力向警卫连反扑时，我们占领了有利地势，机枪、步枪、手榴弹一齐开火。战火缭绕，硝烟弥漫，将敌人打的晕头转向，溃不成军，仓皇向东溃逃。罗真同志当即率领连队和地委警卫连尾后追杀。战士们如猛虎下山，残敌狼狈之极，向柏林方向逃窜。
这次反击战，打死打伤顽军二百余人，粉碎了顽军的进攻，教训了妥协投降派，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志。我军牺牲十余人，罗真政委在长兰东岭指挥战斗时不幸壮烈牺牲。
     汤家沟反击战，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联合进攻，群情振奋，士气高涨。我军乘胜前进，第一军区司令员刘海涛、一支二团团长刘涌和五地委书记高克亭部署了讨伐许树声的作战计划。一九四0年五月三日拂晓，兵分三路进攻顽许树声部。右路是一支二团，中路是一支二团两个连和地委警卫连，左路是军区特务团。战斗打响之后，六连首先进攻分水岭之敌，经过激烈战斗，分水岭被我收复，六连乘胜追杀向西南溃逃之敌，残敌溃逃到仙姑山。中路也分别袭击板石河，东、西苑庄顽军。他们看到分水岭的顽军纷纷向仙姑山溃退，慑于我军进攻猛烈，也败退到仙姑山。左路军区特务团则由南面北上，上午九时，抢占了望海山制高点，居高临下向仙姑山攻击。这样，我军由北向南猛击顽军，又由南而北挤压敌人 ，在加上东面的进攻，对顽军形成了三面包围之势。经过几个回合的激战，顽军难以支持，在太阳偏西时向西溃逃。九支队和一支二团奋勇追杀。顽军惊恐万状，抱头鼠窜，辎重丢弃一路，一气跑到台潍公路西，连栓在树上驮着大宗法币的马匹也没来得及牵走。
    在短短的几天里，我军连续进行了两次反顽战斗，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围剿”。仙姑山之战斗，是一九四0年反顽中交大的战斗之一。两次反顽战斗的胜利，发展了进步势力，保卫了莒县、日照各级抗日民主政府，支持了抗日群众团体，鼓舞了人民斗志，收复和扩大了莒日公路以北根据地。
      一九四0年三月，鲁东南军政委员会成立，刘其人任书记，以第一军区特务团为基础，组建了山东纵队九支队，刘海涛任司令员，刘其人任政委，一支二团规划九支队指挥。从此，鲁东南地区的对敌斗争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