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手指位键图:说说当官的派头

         表面上看，当官的派头似乎只是官员道德素质在官员身上的一种个性化表现，与权势不太相干，但往深里看，当官的派头实质上是对权势的一种炫耀。 　　 社会历史治乱兴衰的发展变化同人们的道德风尚密切相关，一个政权的气数首先取决于社会管理层道德风尚的演变。如果我们的各级官员都变得追求“派头”了，那只能说明追逐和炫耀权势成了官员的“道德风尚”。 　　 中国人自古便“以吏为师”，当官的追求“派头”，势必形成污浊的政风，也势必对民风产生恶劣的影响，从而使整个社会风气遭到破坏，危及政权，祸及国家，殃及人民。 　　 因此，我们不能不正视当官的派头问题。 　　 我当官 我派头 　　 毛泽东同志曾经痛列了自由主义的11种表现，让国人铭记于心，对照检查，加以反对；我们在这里也不妨列出当官的“三大派头”： 　　 因为当了官，就把自己与群众隔离开来，勤务员不当了，公仆不做了，臭架子就上来了，本来应该要全身心为老百姓多办事、办好事、办实事，现在老百姓来“求”他办事，他则坐在办公桌前翘着二郎腿，一边看报一边喝茶，爱理不理的样子；而到了基层，以为自己是为老百姓“造福”来了，又要老百姓“敬”着他，似乎他成了“主人”。一旦官阶升高，说话又拿腔拿调了，调查、视察什么的，前呼后拥，夹道欢迎，甚至警车开道。这是“工作派头”。 　　 当了官，就以为成了“天才”以至“全才”，什么都懂，而且懂得很彻底，什么都不需要再学习。自己一开口就成了“理论”，一动笔就成了“著作”。不管什么会什么活动，只要有邀请，就去参加，就去作“重要指示”。学建筑的，可以毫不羞涩地去当声乐比赛的评委；小学没毕业，可以毫无愧色地去对文学评奖说三道四；行伍出身，可以毫不犹豫地对工程师说：“这条路的走向不用测量了，我一眼就瞄出来了。”而且最后就按他“瞄”的定了。什么科学技术，什么学识学术，什么论证研讨，当了官就都不在乎了。这是“学习派头”。 　　 没有几个大款朋友，还算什么“官”?不找一两个情人，还当什么“官”?这些都是个人生活上的小事，犯不着上纲上线，也没有那么多“包公”来追究，即使追究了，还不是“批评教育”了事，大家都是“妖怪”，“法”不敌众，追究不起呀。不就是吃了几顿海鲜、喝了几瓶茅台、穿了几身名牌、坐了几辆轿车、玩了几趟名胜、赌了几回牌局、睡了几个美女吗?别动不动就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说得多难听。改革开放的成果大家享受，难道惟独我们当官的就不能享受?说不过去嘛。这是“生活派头”。 　　 当官的派头还有很多，我们无法一一例举，但我们认为，主要是这三种。 　　 派头是怎样炼成的 　　 “人之初，性本善。”当官的派头不是哪个官员一生下来就有的，也不是一两天就学得出来的。它的形成和蔓延有主客观的因素，有历史和现实的原因。 　　 首先，从主体上看。从我们党诞生那天起特别是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在我们的党政官员中涌现了一大批像焦裕禄、孔繁森、郑培民式的好干部，也形成了一股清廉、亲民、朴素的新政风。但是，“铁打江山五十年”、“太平盛世二十年”，政权的日益巩固，经济的长期繁荣，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先富阶层消费方式的刺激，一些官员渐渐忘记了当官的根本宗旨，渐渐地讲起了排场，比起了阔气，摆起了架子。更有甚者，少数成了既得利益者的官员，更将领导岗位和手中的权力看成是为自己谋私利、耍特权、抖威风的私有资产和特殊工具，“派头”也就玩到了极致。 　　 其次，从客体上看。两千年中国传统封建文化对皇帝“愚忠”及对权力敬畏的心理，使得中国老百姓对“权力”崇尚备至，“官本位”的思想在百姓脑海里可谓根深蒂固。少数官员耍派头，风光无限，许多老百姓不仅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特权的存在与炫耀，相反却兴高采烈地去欣赏，“一睹风采”，又莫名其妙地有一种艳羡心理，并以此作为最大的价值追求教育自己的后代“学而优则仕”。这就从客观上形成了一种社会认同以至放纵、崇尚当官派头的“温室效应”。 　　 最后，从体制上看。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以德治国，道德成为政府控制社会各阶层，平衡矛盾冲突的手段，政治化了的道德担负起本应由法律承担的职责。而在没有法律和制度的有效制约下，政治的清明与否全系于官员的品德、操守。今天，我们虽然逐渐地走近了法治社会，但由于法制尚不健全，我们在强调“依法治国”的同时，还要提出“以德治国”的方略，我们制订并施行的种各政策、规章、制度也不能全面而具体地对官员的言行加以规范，而且在这些制度当中，更多的是对官员“特殊权利”的规定与保护，无形中促成了一些官员对公民权利意识的淡漠，对法律意识、平等意识、责任意识的淡漠，对主人意识、权力意识、等级意识和优越感的极度膨胀。这样一来，当官的讲派头就有了舞台有了市场，也有了“通行证”和“保护伞”。这是我们现行政治体制的弊端，也是它的无奈。 　　 派头派生苦头 　　 既然当官的派头是炫耀权势的一种表现，那么，派头派生出苦头也就成了必然。 　　 苦头之一：损害了官员的形象和权威。一些官员有派头、讲派头、追求派头，生生地把自己与老百姓拉开了距离，站到了老百姓的头上，老百姓便对这些官员的形象和权威大打了折扣，不管这些官员发出怎样动听的声音，采取怎样亲善的举动，老百姓都会觉得他们是在“伪装”。久而久之，我们官员的形象就会矮下来，直至成为“丑八怪”；我们官员的权威就会落下来，直至威风扫地。一旦这样，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怎能落实?我们国家的意志怎能贯彻?其后果不堪设想，那可是大苦头了。 　　 苦头之二：助长了官场腐败和官场陋习。当官的派头需要一定的资本作支撑，派头越大，需要的资本越多。在官场，一旦讲派头成为官员的一种追求，一些官员一定会将手中的权力市场化，进行或明或暗的权钱交易，从而形成派头与腐败互为因果、相互推动、共同发展的“恶性循环”。同时，由于官场内部的相互依存与相互制约，“派头”这种无形资本在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帮助对方谋取某种权利时，常常会起到一种独特的作用。于是，官官相护、任人唯亲、趋炎附势、织关系网、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等官场陋习就会蔓延开来。 　　 苦头之三：玷污了社会风气和人们的精神。当官的讲派头，老百姓崇尚当官的派头，不良的政风催生了不良的社会风气，从而玷污了人们的精神。中国的民主和法制建设正在艰难地向前推进，当官的派头一流行一影响，不仅为民主与法制建设增添了难度，而且对日渐淡化的“官本位”意识又打了一针强心剂，为政治体制的改革增加了阻力。这对我国整个现代化事业的建设和推进是极为不利的。 　　 卢梭说：“当风俗一旦确立，偏见一旦生根，再想加以改造就是一件危险而徒劳的事情了。”所幸的是，我们的党政官员讲派头的风气还只是一种现象和趋势，并未“生根”，“改造”以至根除还来得及。 　　 当官本来没有派头 　　 从理论上讲，中国的官员是人民的公仆，人民的勤务员，他们来自人民，其根本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中国的官员本来应该没有派头，现在却有了，怎么办?惟一的方法就是将它除掉。 　　 “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与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不能赢得最广大群众的支持，就必然垮台。”那些高高在上的官员，那些招摇过市的官员，那些自大自负的官员，那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官员，那些讲排场比阔气抖威风的官员，总之，那些有各种派头的官员应该猛醒过来了，好好地想想自己到底是谁，自己应该怎样做才能当好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忠实代表，保持本色，不要派头也不讲派头，实实在在地为人民群众说话办事，从而赢得民心，取信于民，带领人民群众把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事业推向前进。 　　 同时，在带领人民群众共创现代化宏伟大业的进程中，我们的官员不仅不能讲派头，而且还要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有身先士卒、率先垂范的精神，有敢于冒险、敢于牺牲的气概，有拒腐蚀防演变的硬骨头，保持我们党政官员的高尚情操和革命气节，做到既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又讲修养、讲道德、讲廉耻。只有这样，我们的官员才能保持固有的先进性和战斗力，才能真正成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官员的道德素质也会随之提升，当官的派头也就成了过街老鼠，清廉、亲切、朴素的政风就会让我们每一位公民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公正无私与亲和温暖。 　　 诚然，履行宗旨、培养道德，毕竟还只是内在的软约束，要整顿吏治，转变官风官德，根除当官的派头，更重要的是改革现行的政治经济体制，把官员的公仆意识和对政治的责任伦理意识法制化，营造制约权力的法律、制度环境，持之以恒，不断完善。这样，外在的硬约束就会转化为内在的自觉的软约束，各级官员就会自觉地履行自己的职责，按法律制度和道德规范办事，特权阶层和既得利益者就不会产生，即使产生了也会被及时铲掉，官员队伍就会越来越纯洁，当官的派头也就失去了滋生的土壤，也没有了市场。 　　 总而言之，有一句俗话说得好：“不当官儿说千般，当了官儿是一般。”本来，在今天的中国，我们的一切官员都来自普通老百姓，当了官仍然是普通老百姓中的一员，都是“一般”，既是“一般”，何来派头?又有什么权势可炫耀的呢?当官的没有派头，我们这个社会不是更开明、更清明、更文明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