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衣夜行 下载:马敏：苏州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典型

     人物简介
    马敏，1955年生，四川雅安人。1981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1987年在该校获博士学位。现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校长。
    马敏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研究方向为辛亥革命史、社会经济史、中国商会史、教会大学史等。其代表作有《过渡形态：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谜》、《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与朱英合著）、《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等，学术成果多次获奖。
    1.苏州商会档案是个宝库
    苏周刊：作为一位在武汉学习、工作的四川人，您是如何与苏州结缘的呢？
    马敏：这要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说起，当时有一位北京的近代史专家到了苏州，苏州市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叶万忠就把苏州商会档案拿给他看，请他帮忙看看这些档案有没有价值。可能是因为这位专家对苏州商会不太了解，看了过后就认为这些档案价值不大，只是一个地方上一个行业的资料，意义不大。
    但是如此系统全面的商会档案，不会一点学术价值都没有，苏州档案馆的叶万忠等人还是不甘心，于是又找到了我的老师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因为章先生是研究资产阶级的，他们就希望章先生能去看一看，这些商会档案到底有没有价值。章先生就专程去了一趟苏州，把苏州的商会档案调出来看，看了过后他说之前他还没有发现这么有系统的关于商人的档案，尤其是关于商会的档案，而且它的史料的完整性、跨年代之久远都是空前的。于是章先生就认为苏州的商会档案非常有价值，建议由华中师范大学与苏州市档案馆共同选编、出版苏州商会档案，作为章先生的研究生，我也自然参与了这项档案整理工作，从此走上了研究商会史，尤其是苏州商会史的学术道路。
    苏周刊：目前《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五辑已经正式出版。从1991年出版第一辑至今，您一直是这个项目的主要推动和参与者。您为何要花费20年时间做这项最基础的整理工作？
    马敏：我的一个主要学术研究方向就是资产阶级及中国商会史。而研究资产阶级，必须要在有个案调查的基础上进行。北京大学的邵循正先生就曾经说过，研究资产阶级的，一定要搞些调查，在可靠的调查资料基础上，多做些个案研究，再得出研究结论。而章先生认为苏州商会档案正好是通过调研来研究中国资产阶级状况的一个非常好的个案。
    章先生从苏州回到华师大后，有一次我听到他讲课，他就专门介绍了苏州商会档案，他说这些档案是个宝库，对于研究晚清、民国历史非常有意义。我考上他的硕士研究后，便萌发了研究商会史的念头，而最初步的工作便是参与苏州商会档案的整理与编辑、出版工作。
    研究商会史，除进一步加强理论探讨，拓宽研究视野外，最重要的基础工作还是在于商会资料的进一步发掘，尤其是对浩若烟海的商会档案的进一步整理与出版。因此，整理、编辑、出版苏州商会档案是非常必要和极具价值的。
    2.我治学的真正起点是苏州
    苏周刊：在商会研究方面，有的学者认为您是实证派，这也与您参与整理、编辑苏州商会档案有着密切的关系吧？
    马敏：一些学者对我们的这种评价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我认为历史研究从根本上讲一种实证性研究，它必须以大量翔实、可信的历史资料作为依据。商会档案无疑为商会史研究提供了第一手原始资料，使我们可以据此一窥近代中国商会的原貌。
    在我的研究中非常强调具体实证的研究，我与朱英教授合著的《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就具有鲜明的“个案研究”的实证特色。而我的这些研究成果，都是从参与整理、编辑苏州商会档案起步的。
    苏周刊：还记得第一次到苏州的情形吗？
    马敏：记忆犹新啊。那是1982年的初春，我们学校的刘望龄老师带着我和朱英，一起到了苏州，正式与苏州档案馆合作整理、编辑苏州商会档案。档案馆专门提供了一个地方，我记得是在人民路原老市政府里面，我在那儿大概呆了半年多。住在老的苏州市政府招待所，吃食堂，每天就在老档案馆整理档案。那时国家还比较落后，但在当时来看工作条件已经很好了。
    苏周刊：您曾多次说过苏州是您治学的真正起点，是否与您参与整理、编辑《苏州商会档案丛编》有着直接的关系？
    马敏：：那时我刚刚读硕士，我看了苏州商会档案后，觉得可以和我的硕士论文联系起来，所以我很留心，花了很多时间把苏州的历史作了了解。在整理的过程中，我萌生了研究苏州绅商的想法，绅士和商人结合起来的这么一种群体。我觉得这个群体在近代非常有意义，我的硕士论文做的就是《辛亥革命时期的苏州绅商》。
    为了做这个课题，我不仅广泛阅览苏州商会档案，还要做调研，访问了许多苏州工商界的老人。论文出来后得到了许多老专家的高度评价，后来我在史学研究上的成绩主要就出在这个上面。因此可以说，苏州是我一生治学的真正起点。
    苏周刊：当时您调研时，能听得懂苏州话吗？
    马敏：这是个困难，因为我不懂苏州话，一些苏州老人甚至听不懂我讲的普通话。但不要紧，我交了一些当地的朋友，其中有一位是苏州档案馆一位工作人员的弟弟，叫祝效平。他人很好，我去调研时他就骑自行车带着我，给我当“翻译”。大概走访了十位老人，他们给我谈了许多苏州商会、各个行业的情况，讲的许多东西都是过去材料上没有的，还有像尤先甲、潘家等很多商界名人的故事，都是他们当时看到的、听到的，我都做了详细的笔录。
    这样我就对苏州有了很深的了解，也就更加觉得苏州商会档案非常具有研究价值。
    3.文化是苏州加速发展的内在动力
    苏周刊：商会档案为您打开了一扇了解苏州的窗口，而开启了您宽阔的学术研究之路，但我们发现您的研究却始终以商会和苏州为原点，苏州为何如此吸引您？
    马敏：从对苏州商会档案的研究中，我就发现真正能够代表中国传统城市的是苏州，而不是上海。
    苏州这座城市有典型性，她是从传统的中国社会生长出来的，而且她的文化非常发达，中国的状元苏州地区占了很大一部分。在经济上，苏州也是一个传统的商业城市、消费城市，很有代表性。上海也要研究，但它只能代表一个类别，可以在研究过程中与苏州进行比较。苏州的文化是没有断的，她的文化是自身慢慢生长出来的。
    当时我还做了一个判断，后来真正成为事实了。当时苏州不发达，经济还比较落后，但我认为苏州蕴藏了很大的后劲，一旦上了轨道发展起来，就会成加速度发展。
    因此，上世纪80年代我就提出来，要研究中国的现代化问题、中国的转型问题，苏州是具有典型性的个案，要研究、理解中国的发展，非研究苏州不可。把苏州搞懂了，也就把中国大多数问题搞懂了。
    苏周刊：您认为促使苏州加速发展的动力之源是什么？
    马敏：苏州后来的发展世人有目共睹，这种发展具有很强的内在力量，她有内在的支撑力，是什么支撑力呢？这就是文化。
    从苏州商会档案中我们可以发现，苏州的商人不单单是赚钱，背后还有很多道德的支撑，整个人的素质比较高。一旦他们意识到要发展经济，他就会把发展经济的冲动与儒家文化内在的动力结合起来，就会产生很大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恰好是中国的现代化要与传统结合起来，在传统中间实现转化，而不是把传统割裂开。如果把传统割裂开，那种发展是没有后劲的。
    苏州的个案的意义恰好是她在传统中实现转化，是中国传统自身的一种变化。这种变化可能比较慢，过程比较长，但是一旦实现转化，它的加速、后劲非常大。
    苏周刊：您关注苏州的时候恰好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初的年代，与上海、深圳等城市相比，您认为苏州的发展模式有何不同之处？
    马敏：我认为上世纪80年代苏州还属于酝酿期，至90年代开始步入起步阶段。当时许多人还在关注上海、深圳等沿海城市。但是沿海城市的发展，严格上讲是没有文化支撑的。深圳今天也存在这个问题，深圳的教育并不是很发达，它是依靠外来移民的，当地的人并没有实现自身的转化。这种模式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可能会遇到瓶颈。
    但是苏州是在内部寻求变化，或者寻求一种方向。比如苏州与新加坡一合作，一旦与世界先进的理念结合，她就一下子发展非常快。苏州的经济总量有时会超过一个省，而且发展得很稳。并且苏州的这种模式是可以学的，她是靠自己的积累，靠工业和农业的结合，这种结合产生一种经济动力。
    4.苏州提供了一种整体发展的样本
    苏周刊：正如您刚才所说，苏州人在不断地融和、创新中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树立了一个又一个标杆。这种发展模式有哪些具体表现是值得其它城市借鉴的呢？
    马敏：苏州发展模式更大的一个特点是城市带动农村，城乡一体化发展。我们知道苏州过去城乡的界限不是很分明，很多人住在城里，他的财产在乡下，有些乡下发达的地方，跟县城也差不了多少。这样就解决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城乡一体化的问题，苏州解决得比较好，她的发展是整体性的发展。而且苏州的发展是立体的，经济、社会、文化同步发展，而不是单一的经济或其它某一个方面的发展。
    所以，我认为苏州提供了一种和谐的、整体发展的一种样本。这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是最有借鉴意义的。
    苏周刊：除了苏州，您认为最值得关注的城市还有哪些？
    马敏：我最关心两座城市，一是苏州，另一个是南通。这两座城市都有后劲，只是苏州更加厉害。南通是张謇在那儿搞出来的，他有自己的理想，有对城市的规划、布局，工厂区、居住区是分开设计的。所以那个地方也是代表中国一种传统的东西，但是它也结合了西方的东西，有规划。
    苏州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老城和新城分开，老城保护，新城发展，这是很好的模式。这就给许多古城的发展提供了样本。中国的城市本来就应该这样子，很多老城市都被破坏了，新旧不分，苏州还比较好地保存了自己的特色。这种模式对中国现代化也是很有意义的。
    我在美国时，就对在美国研究中国的同学讲，你们要研究中国，不要一味地盯着上海，一定要研究苏州。后来一个耶鲁大学的学生听进去了，后来他研究苏州，研究得很好。
    5.绅商是解读晚清中国社会的密钥
    苏周刊：您在对苏州商会的研究过程中，通过商会这把密钥，打开了解读晚清中国社会结构的大门，能否给我们解读一下其中的关键点是什么？
    马敏：我在研究苏州商会时发现，商会组织的领导者和骨干人物都是绅商，既有官衔有功名的，又有产业，晚清民国时期中国城市社会的稳定实际上主要靠这帮人。他们把士大夫和社会底层结合了起来，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而且在城市中起到了一个稳定器的作用。不管什么战乱，到最后是靠这部分人来维持社会的稳定。
    我认为晚清社会是一个过渡型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有很多矛盾纠结。而绅商恰好是一个过渡性阶层。绅商跨了商界和官界，有社会地位又有产业。他能联络上下，疏通八方，是连接各种社团、各种社会力量的一个结点。中国社会就是这样盘根错节，一旦有事发出号召，八方响应，商会在当时的权威之大，就是因为绅商的力量。找到这个点，你就能解释晚清中国城市社会的结构。
    比如说尤先甲，他是进士，曾在礼部任职。光绪九年父丧归里后，不复做官，居苏州从事桑梓公益及经商。 1905年10月6日，苏州商务总会成立，尤先甲被公选为第一任总理，他就是最典型的绅商。
    这样亦官亦商的人在晚清时的苏州很多，这群人恰是解释晚清社会结构的一把密钥，你要理解晚清中国社会，一定要从这群人物着手。不仅苏州有，其它地方也有，但是苏州比较典型。
    苏周刊：刚才您说到晚清社会是一个过渡型的社会，体现在社会组织结构上有什么主要特征？
    马敏：从人的结构上讲，我注重研究绅商。而从组织的结构上讲，就要研究商会，因为商会是晚清中国社会民间组织的首脑机关。我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在正式的官方机构之外，实际上中国社会尤其是苏州主要是依靠民间施政机构，我叫它为民间施政权力网络。这种权力网络是靠许多社团连接起来形成的。比如苏州的商会、教育会、体育会，以及各种慈善会，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极大的权力网络。官方利用这个权力网络来操纵社会，而绅商又利用这个网络联系官方，这样来保持社会的稳定。而这种社会形态恰好就是后来所说的市民社会的雏形。
    苏周刊：学界认为您是最早提出“公共领域”、“市民社会”雏形论并将其运用到商会史研究的，您是如何提出这一理论的呢？
    马敏：有一段时间西方以及中国的学者很热烈地讨论市民社会，哈贝马斯提了一套系统，他认为在中国是没有市民社会，因为政府的官方机构一直延伸到县级，整个社会没有公共空间，没有公共领域，更没有市民社会。
    当时的美国学者就根据哈贝马斯的结论来研究中国，认为中国的社会与西方是截然不同的，一个是官僚社会，一个是民主社会。
    但是我的研究恰恰相反，我认为在晚清到民初，中国社会实际上出现了一种类似于西方市民社会的雏形。所以我一直认为苏州出现了市民社会的雏形，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美国访问时就提出了这个见解。 1933年美国加州大学请我专门做了一个报告，以苏州为例，我认为苏州出现的市民社会的雏形在某些地方比西方的市民社会还要发达。西方有公共酒吧、咖啡厅，可以议政，但我反问他们，西方的市民社会有自己的武装吗？苏州的市民社会，有自己体育会，有自己的武装，可以捍卫自己权利。另外，有议事权和执法权，还可以断案，调节民间纠纷。
    当时美国学者听了都惊呆了，他们认为如果我的观点成立，哈贝马斯的观点及对中国社会的研究都要进行重新思考。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赞同了我的观点，后来他们就认为我是研究中国式的市民社会的开创者，开创了一个学派。这个学派是从哪儿来的呢？就是从对苏州的商会研究中来的。
    6.对苏州的研究还要继续深入
    苏周刊：您不仅开创了中国式“市民社会”研究学派，学界认为您是研究中国博览会第一人，这也得益于苏州商会档案的研究吧？
    马敏：我在苏州商会档案中发现了大量博览会的资料，《苏州商会档案丛编》中关于博览会的章节全是我编的。那时我就发现这些资料是解释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交流的一个最好的平台，通过它可以研究近代中西文化是如何融合的，或者中国文化是怎么走向世界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1985年我就写了一篇关于南洋劝业会的介绍文章，开辟了中国参与世博会的研究领域。
    苏周刊： 1910年在南京举办的南洋劝业会可以说是我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性博览会，能否介绍一下当时苏州为筹备此次盛会所做的相关工作？
    马敏：为了开南洋劝业会，苏州先在当地办了一个展览会叫物产会，将好的物产和手工艺品展陈后送到南京参加南洋劝业会。展完后又在苏州成立了苏省商品陈列所，把展品长期陈列供人观赏，并于1911年5月14日开放。这套系统在当时的苏州也是很领先的。
    当时苏州人参加这种博览会是很积极的，很多次国际博览会苏州都有收集东西去参展。一方面是官方号召，另一方面苏州商人有经商意识，一旦在博览会上获了奖，他们的产品就可以卖出高价。而事实上，苏州的许多产品多次获奖。
    苏周刊： 2010年世博会在上海成功举办以来，您在世博会的研究上有何新的动向？
    马敏：目前我仍然在做收集整理资料的基础工作。这项工作我是以苏州商会档案里所收的博览会资料为起点， 20年来我到世界各地收集相关资料，直到现在还没有做完。特别是上海世博会举办以后，又出现了许多新的材料，我们正在整理、收集并拟加以出版，然后再撰写真正有分量的学术专著。
    苏周刊：您的研究从苏州出发，也给苏州擦亮了一张名片，非常感谢您对于苏州的关注。
    马敏：苏州的典型性是其它城市无法取代的，这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我们从苏州这个原点，放射出很多东西，包括对中国社会的理解，对中国近代阶级构成的理解，都是从这个原点引发出来的。目前我的经济社会史方面的研究成果一定意义上都是苏州商会史研究成果的扩大和发展，对苏州商会和商人历史的研究还要继续深入。如果可能的话，我还准备招收一个博士研究生，专门研究民国时期的苏州。苏州与我结缘，这一人杰地灵、古老而充满生机活力的名城，注定将成为我学术研究的起点和终点！

                                      □吕继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