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政坛引路人：军中大哥大陈其美

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孙中山等许多革命党人却产生了错觉，认为共和已经实现，今后的要务该是兴办实业，改良民生了。孙中山在内外夹击下被迫把临时大总统职位让给袁世凯，而去计划如何10年内在全国修筑20万里铁路了；黄兴遣散了南京一带的军队后要求“解甲归田”；而作为同盟会实际负责人之一的宋教仁，则迷恋议会政治，以为可以通过政党的合法活动，在国会里争取到了多数，就可以掌握到实际权力，实现共和国的方案。

二次革命失败后，国民党陷入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孙中山到达日本不久，就“发起重新党帜，为卷土重来之计”。他表示：“国民党已成一盘散沙，党员不听号令，这个党我不要了。”决定重新组建一个新党即中华革命党。他吸取二次革命失败的教训，在组党之始就采取了三项特殊措施：一是党员入党必须各具“服从孙先生”“服从命令”的誓约；二是必须在入党誓约上加按指印；三是在党章中规定按入党时期划分党员等级，首义党员在革命成功后享有“元勋公民”的政治特权。他是力图建立一个绝对听命于他一人指挥的党。对于孙中山重新组党和所采取的特殊手段，许多革命党人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黄兴认为这是孙中山“以人为治，慕袁氏之所为”。

可以说，这时的孙中山处于相当孤立的窘境之中，但是他十分自信，坚持己见。陈其美到日本后，则对孙中山表示拥戴和绝对支持。陈其美不顾别人批评他对孙中山“盲目服从”“崇拜太过”，积极劝导有疑虑的人，说“总理领导我们，我们都追随不上，总理如在山顶，我们只在半山，我这两年才算认识总理的伟大，却是已太迟了。而许多同志还未觉悟。说我们服从太过，岂不可叹。”他曾对陈果夫说过：“我所以服从中山先生的缘故，决不是盲从，是因为我现今已经实在清楚此刻中国有世界眼光、有建设计划、有坚韧不拔精神的，除了中山先生以外，再没有第二人，所以我诚心的服从他。”

这样，孙中山在陈其美等一些革命党人支持下，按照既定的一套办法积极筹建中华革命党。陈其美和戴季陶、钮永建、田桐、范光启等在东京入党。这时在上海的蒋介石也于10月29日宣誓入党。

1914年5月，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筹备委员会。6月16日中华革命党举行会议，正式推举孙中山为总理，并推举黄兴为协理（虚设，黄拒绝入党，但为避免冲突于6月30日离日赴美），确定各部部长人选为：总务部长陈其美、谢持副，党务部长居正、冯自由副，军务部长许崇智、周应时副，政治部长胡汉民、杨庶堪副，财政部长张人杰、廖仲恺副。7月8日中华革命党举行成立大会，孙中山当众宣誓入党，由陈其美和居正作为孙的入党介绍人，这也是给陈其美的一种殊荣。可以说，此时的陈其美高高在上，除孙中山之外，无人可比。孙中山曾对总务部的地位和职权规定如下：“总务部为各部之领袖。各部事务应受其考试。凡总理发表命令或委任职员，必须总务部及有关部长副署，特别筹款及对外交涉，亦由总务部任之。”

1914年9月，陈其美在日本东京组建总务部机关。总务部下设六局一处：第一局负责办理全党庶务及本部庶务，第二局接洽内地支部，第三局接洽海外支部，第四局主管公文印信，第五局交涉党外事宜，第六局办理不属他部之事项，机要处掌管机要。陈其美积极开展南洋和江、浙、皖、鄂等省的党务活动，并筹集经费，取得了进展。

正当陈其美青云直上，一步登天的时候，蒋介石却是另一番景象。此时，在国民党中，根本没有他的位置，因为，他的资历太浅，威信也不高，在孙中山那里还没挂上号呢。所以，此时的蒋介石看到孙中山、陈其美高高在上，轰轰烈烈，自然有一种失落之感，他心里极羡慕陈其美，想跟陈其美当大官做大事，但陈其美只让他做些杂事，这使蒋介石心里很不痛快。

蒋介石的失落心情不好言表，只好在做一些杂事的同时，用书来宽慰自己，他潜心研究《曾文正公全集》，来打发时间。其实，对蒋介石的情况陈其美早就看在眼里，凭他的机敏，蒋介石的一言一行，蒋介石的所思所想他都能判断得八九不离十，只是公务繁忙抽不开身过问罢了。这样，陈其美忙了一阵子，停下手中的公务，不由分说，便带蒋介石去见了孙中山。在孙中山面前，陈其美对蒋介石高度评价，称之为求之不得的干才，这引起了孙中山的高度重视。对此，蒋介石一生都没忘记陈其美的知遇之恩，因为，在蒋介石看来，没有陈其美也许就没有他蒋介石，所以，蒋介石发誓，甘为陈其美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应当说，陈其美是一个极富革命热情的人，他的胆识、他的才智都让国民党人尤其是蒋介石佩服不已。二次革命失败后，陈其美也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反思。经过反复思考，他开始觉得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都是在长江中下游和南方发动，其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东北各省没有充分发动起来，不能直捣北京。他想到东北去开辟新天地，得到孙中山的同意后，抱着“愿以身殉之无憾”的决心，于1914年1月偕同戴季陶从日本到大连。但是，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加紧专制统治，大连又在日本关东军的控制之下，他们帮助袁氏镇压革命，对革命党人的活动严密查禁，使陈其美动弹不得，不几天又因病住进了医院，最后，不得不回到日本，重新寻找出路。

陈其美带着一种疲惫和挫折感从大连回日本后，与蒋介石商量，还是上海便于活动。于是，1914年夏，蒋介石奉命回到上海来开展反袁斗争。他制订了一个夺取上海的作战计划，准备分三路举事：第一路由他自己当司令，进攻潭子湾、小沙渡、曹家渡一带；第二路进攻真如一带，夺取警察署；第三路破坏铁路、电线，以攻占宝山、海门为目标。但蒋介石等刚开展活动，就被淞沪镇守使郑汝成侦知，于5月30日夜派闸北巡捕出动搜捕，破获了秘密指挥所，搜去枪械和文件等，有四人遭杀害。蒋介石只好逃到张静江家藏起来，但也被跟踪，险些落网。这样，蒋介石的这次行动又失败了，他遭到通缉，又被迫离开上海回到日本。

这一时期，陈其美的身体一直不见好，整日卧病在床。蒋介石从上海回来后，把情况向陈其美作了汇报，陈其美鼓励他不要气馁，要打起精神再图发展。恰好这时，陈其美接到东北同志来信，请他再去东北支持反袁活动。陈因住在医院，便派蒋介石和丁景梁去探察情况。7月，蒋、丁先后到达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受到日本人士的掩护和接待。但是他们四处察看了一番，认为没有什么革命形势可以利用。这样，蒋介石于8月2日给孙中山写了一封信，陈述他的一些想法。他认为欧战引起国际关系的急剧变化，革命党应注意外交问题，“乘势急进”。

蒋介石回来后，把情况向陈其美作了汇报，两人一致认为，东北毕竟革命基础较差，不易打开局面，于是向孙中山建议重新经营江浙。孙中山采纳了他们的意见。于是，蒋介石于9月3日再起程去上海。当时日本政府正忙于运兵强占我国山东，对革命党人的行动亦十分注意。日本外交当局致电驻上海领事：“支那亡命者蒋介石，搭乘于9月3日由门司出港的春日丸，好像是前往贵地，”两个星期后，上海发生了革命党人范鸿仙被捕的事件，起义计划也被搜去了，革命党200多人被捕杀，后来杭州的革命机关也遭破坏，30多人遇害。蒋介石的处境也十分危险，所以，他再也待不下去了，便处理完善后工作，秘密离开上海回东京去了。

革命的反复失败对蒋介石打击很大，他的革命情绪立即低落下来，心情十分沉重，他每天早晚都要静坐，不断反省着自己的过去，思考着未来。他还把曾国藩、王阳明、胡林翼的书找来苦读，想从这些书中找到自己的出路。

后来，国内形势急剧变化，到了1915年，袁世凯为复辟帝制，准备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全国人民愤然，革命形势日趋成熟。留在上海等地的革命党人催请陈其美回国主持讨袁斗争。孙中山这时正在加紧建立中华革命军，乃命陈其美回上海，招募革命队伍建立中华革命军东南军。尽管陈其美已是北京政府重金通缉的“国事犯”，境况艰险，但他抱了必死的决心毅然决定回国。

陈其美一行中没有蒋介石，临行前，蒋介石带着一种沉重的心情来送陈其美，陈其美似乎预感到此行凶多吉少，他紧紧地握着蒋介石的手，用那坚定而充满信心的目光注视着蒋介石，沉重地说：“吾愿决心，吾愿牺牲一己，以偿我党之代价，以挽我国之弱风。吾愿扫除中国之恶魔，吾愿建造世界之平等。”蒋介石更是心中充满感叹，他强打精神，鼓起勇气，用一种极其坚定而又深沉的语气向陈其美表示了自己的决心：此去万一不幸，而为袁贼所害，我一定要成为兄之化身。为革命赴汤蹈火，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以完成兄的未竟之志。

陈其美把一切抛在脑后，一到上海便摆出一种决战的气势开始行动起来。1915年10月27日，孙中山委陈其美为中华革命军淞沪司令长官，主持上海讨袁军事。他电召蒋介石、杨庶堪、丁人杰、余祥辉等人到上海，会同吴忠信、周淡游、邵元冲等人在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筹组讨袁总机关，蒋介石被分派担任军事工作。

陈其美和蒋介石一致认为，根据辛亥革命和一次革命失败的教训，要在上海获得起义成功，首先要袭取停泊在黄浦江面的海军军舰，然后使用海军炮火，同地面兵力结合，协同攻取制造局。由于几个月来运动陆海军已取得相当成效，肇和舰舰长黄鸣球、舰员陈可钧等人均已倾向革命，他们认为机不可失。这时海军当局已觉察异样，欲将肇和舰在12月6日调往广州。陈其美获此消息后，便于5日发动肇和舰起义。

随着肇和舰的炮声一响，蒋介石随同陈其美亲临南市工程局督战。陆上各队伍在陈、蒋的指挥下，分头攻击警察局、电灯厂、电话局等预定目标。但是肇和舰上的起义人员并未及时组成陆战队向陆上增援。起义队伍曾攻占南市淞沪警察署，但只获少数枪支而无实弹，次日黎明即被袁军包围。袁军人多势众，装备精良，炮火猛烈，起义队伍虽然奋勇，终因寡不敌众而败下阵来。陈其美和蒋介石等人被迫回到渔阳里总部，隐蔽起来，形势异常危急。然而，就在当天夜晚，法租界的巡捕来到渔阳里搜查，多亏陈果夫机敏过人，大声叫嚷，弄出了声响，以引起众人的警觉。这样，陈其美等众人才得以逃脱，集合于新民里119号蒋介石的住处。他们原以为肇和舰已经得手，打算再到那儿去。第二天清早刚出门，便碰到了先前曾率30余人攻占了肇和舰的杨虎，才知道肇和舰在应瑞、通济两舰的轰击下死伤甚众，陈可钧被捕牺牲，杨虎逃了出来。

知道肇和舰起义失败的消息，大家心情都很沉重，在这种情况下，陈其美激励大家说：“以后局面开展，疾风密云，一矗千里，大局指顾可定，直意料中来”。他告诉大家蔡锷已在云南发动了护国战争，此时应以上海、广东、湖北三处为根据地，他说：“以此三者得其一，则可号召东南；三者得其二，则可风行全国；如三者尽得，则大局可底定矣”。

随着蔡锷领导的护国军节节胜利，孙中山于1916年4月27日从日本回国，到上海亲自主持讨袁斗争，发表《第二次讨袁宣言》，号召全国民众团结起来进行反袁斗争。他宣称：“袁氏未去，当与国民共任讨贼之事，袁贼既去，当与国共荷监督之责，决不肯使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孙中山此时，吸取了过去失败的惨痛教训，决意放弃中华革命党独占政权的政治路线，愿与各方合作讨袁，而以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最低限度的要求。随着革命形势日益高涨，陈其美的压力更大，因为，陈其美已有几次起义的计划而因经费无着而告吹。他千方百计地寻找筹集经费的各种途径。当时袁世凯一直在用金钱诱惑陈其美脱离革命，曾汇款70万元至沪，派人贿赂陈出洋游历，为陈拒绝。这样，袁党分子视陈为眼中钉，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便利用陈亟欲谋款的急切心情，设计了一个圈套。

由朱光明、许国霖、程子安等人假装开了一个鸿丰煤矿公司，勾结叛徒分子李海秋，李海秋则对陈其美声称，鸿丰公司有一块矿地，预备向日本人抵押一笔巨款。如果陈其美能从中介绍签约，就以借款的十分之四来资助革命。求款心切的陈其美，没有仔细考虑就同意了，约定5月18日下午带合同底稿来签字。到了那天，李海秋便带了许国霖等人来到萨坡赛路（今淡水路）14号陈的寓所。大家刚刚坐定，李海秋推说忘了带来合同底稿，要回去取。李一出门，就进来两个陌生人，拔枪向陈其美射击，陈其美防身不及，头部连中数弹，当场身亡。陈其美遇刺的消息一传出，在革命党中引起了强烈震动，但反映最为强烈的还要数蒋介石。

听到陈其美被刺的消息，蒋介石吃惊得一时讲不出话来，他急忙奔到现场，抱住陈其美的尸体失声痛哭，他悲痛至极。当时还是袁世凯统治的年月，许多人不敢公开露面，陈其美暴尸于此，令人惨不忍睹。但蒋介石毅然将陈的遗体转移到新民里119号自己的家里，然后用巨款购置了一具棺木，2日午后入棺成殓。他又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挥笔写下了祭文。文中说：“丁未至今，十载其间，所共者为何事，非安危同仗之国事乎？所约者为何辞，非生死与共之誓辞乎？而乃一死一生，国事如故，誓辞未践，死者成仁取义，固无愧于一生，而生者守信践约，岂忍惜于一死。”他表示：“大难方殷，元凶未戮，继死者之志，生者也；完珍者之业，生者也。生者未死，而死者犹生，死者之志未终，而生者终之，死者之业未成，而生者成之。不终不成不已。而不死亦不已，以履去春握别扶桑第二化身之谶语，以守我之信践我之约而已。”以此来表达他对陈其美的怀念之情以及继承遗志的决心。

然而，陈其美被害不到20天，袁世凯就亡命归天了。这样，武装反袁不战而捷。在陈其美殉难的第85天，革命党人在上海隆重举行了“陈英士暨癸丑以后殉义诸烈士追举大会”。在他殉难一周年之际，他的遗体由上海归葬故里湖州，孙中山、黄兴、章太炎等都写挽联哀悼，蒋介石写的挽联是：

天道无知，苦思公十年旧雨。

中原多故，乃坏汝万里长城。

陈其美死后，蒋介石一直把他们之间的这种真挚的感情埋藏于心，不仅于此，他还将这份感情转移到陈果夫、陈立夫身上，为的是以此来报答陈其美生前对他的知遇之恩。1927的蒋介石北伐到上海，专门举行一个“陈英士先生殉国十一周年纪念会”，蒋介石亲往主持。他在上海各界的欢迎会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纪念陈英士同志》的演说，他满怀激情地说：“我们追溯前源，我们的成功，也就是陈烈士遗留下来的”，“我们追溯国民党领导国民的成功，我们第一纪念总理，第二要纪念陈烈士，没有陈烈士就没有国民党”。他还说：“诸位今天来欢迎我，不是欢迎我，是欢迎陈烈士的化身。我希望大家都做陈烈士的化身。”

应当说，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蒋介石与陈果夫、陈立夫之间开始为什么那么密切，以及为什么会形成蒋家天下陈家党的政治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