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锤子蛋叉子打一成语:干部为什么能上不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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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为什么能上不能下 张剑锋 2011年07月25日14:24 来源：《学习时报》 干部为什么能上不能下--中国共产党新闻 
以下问答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老师问：“这是一位著名的国家领导人，他在担任了国家领导职务后，因为种种原因离开了领导岗位，改到地方基层任职（甚至不再任职）。而他无怨无悔，始终兢兢业业地工作，后来再次担任了国家领导人。但此后他又一次被降职，却仍丹心不改，直到又回到国家领导岗位……请问这位人物是谁？注意正确答案可以有多个。”
学生甲回答：“这是一位新时期的人民好公仆，他响应党和政府关于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号召，体现出了优秀干部的高风亮节。”
老师说：“回答错误，目前没有这样的事例。”
学生乙回答：“我知道，这是号称救时宰相的唐代名相姚崇。他于武周圣历三年（公元700年）就被武则天任命为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成为宰相。然而，好景不长，武则天的男宠张易之嫉恨姚崇，向武则天进谗言，导致姚崇于长安四年（公元704年）被贬出京城，去西部边疆做灵武道大总管，后来又先后转任亳、宋、常、越、许等州刺史。景云元年，唐睿宗登基，再次起用姚崇为宰相，任命他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可是不到一年，姚崇因为参与太子李隆基与唐睿宗之妹太平公主之间的政治斗争而又被罢相，贬为申州刺史。姚崇并没有因此怨天尤人，而是继续努力工作，在申州、扬州、同州等地方任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新唐书》称他‘政条简肃，人为纪德于碑’。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唐玄宗李隆基第三次起用姚崇为宰相，担任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在这第三任宰相期间，姚崇发挥了最大的作用，为开元盛世的实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老师说：“回答正确，姚崇是一个很好的答案，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呢？”
学生丙回答：“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也是一个答案。他的经历甚至比姚崇还要波折、复杂。早在1908年，丘吉尔34岁时，他就第一次进入了英国内阁，当上了商务大臣。1915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由于在时任海军大臣的丘吉尔推动的达达尼尔海峡登陆战役中英军遭到惨重损失，他被迫辞去内阁职务，去法国前线当了个营长。1917年1月，达达尼尔海峡战事调查委员会发表调查报告，使丘吉尔卸下了一个政治上的包袱。同年他重返内阁担任军需大臣。1922年，丘吉尔所在政府倒台，他个人也在大选中失败，他转而写书。1924年，丘吉尔再次选举获胜，第三次入阁担任财政大臣。1929年，丘吉尔所在保守党选举失利，他又一次失去大臣职务，重新潜心著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丘吉尔第四次入阁并于次年担任首相，成为战时英国的领袖，进入了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让人吃惊的是，就在丘吉尔领导英国人民赢得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时刻，1945年，他又输掉了大选，被迫辞去首相职务。可他并没有就此心灰意冷，而是继续奋斗。1951年，他以77岁高龄，率领保守党赢得大选，第五次入阁并担任首相，直到1955年因年迈而辞职。”
老师说：“这个答案也很好，事实上，姚崇和丘吉尔只是两个典型例子，在我国古代和西方现代，像他们这样几上几下的政治家比比皆是，相当普遍。并不存在所谓干部能上不能下的问题。”
学生甲问道：“为什么姚崇和丘吉尔就这么能上能下？是不是因为他们的道德品质特别崇高，思想境界超越常人，具有不为名利地位所动的高风亮节呢？”
老师说：“这个问题问得好！他们真的是这样的圣贤吗？还是让我们用时光机直接问问他们本人吧。”
……
大唐开元三年，长安大明宫中书省内。
老师：“姚相国您好！请问您是怎样做到干部能上能下的呢？”
姚崇：“啊呀呀！公欲反耶？为官不论大小都是皇上的恩典啊！皇上叫咱当宰相，咱就当宰相，皇上叫咱罢官，咱就得罢官。不要说能不能下，就是有半句牢骚，也是心生怨望的死罪啊……回来回来，小声跟你说一句，其实我也是很想当官的，我第三次为相的时候，张说那个老家伙想从中作梗，我后来狠狠地整了他一顿呢。”
……
1963年，英国牛津郡伍德斯托克镇丘吉尔庄园。
老师：“Hello，Sir.Churchill（你好，丘吉尔爵士）！请问您是怎样做到干部能上能下的呢？”
丘吉尔：“WhatelsecanIdo（我还能做些什么）？你以为我不想当大官吗？我可是大英帝国有名的官迷！想当年我先投保守党，再投自由党，又回到保守党，被人叫做政治变色龙，容易吗我？图的是个啥？不就是想当大官吗？但是政府是选民选出来的，不是你可以来讨价还价的。选输了，除了下台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吗？”
……
一个荒诞的虚拟问答结束了，但我们的思考还不能结束。问答的形式虽然很荒诞，但其内容却相当真实。我们整天抱怨干部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退，人心不古、党性不强，梦想着有一天如果所有的干部都能把革命事业放在第一位，把个人职务放在第二位就好了。然而，从这个问答我们却可以看出，我们这些对干部思想觉悟的抱怨可能完全是搞错了对象。要知道，虽然确有像一些老一辈革命家那样道德非常高尚的人，但大多数人（包括姚崇和丘吉尔在内）都是凡人，既然选择了从政，基本上没有不“想”往上走的，因此也就没有“想”往下走的。拿破仑甚至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你要是真不“想”往上走，人家还觉得你没追求、没事业心呢！但是，不“想”下的事实并没有使得姚崇和丘吉尔不“能”下。其实，与其说他们是能下，不如说他们是不能不下。一个公认的、权威的干部任免体系（对姚崇而言是皇权，对丘吉尔而言则是选举）迫使他们不管再怎么恋栈，也最终不能不下。
那么我们今天的干部为什么不能下，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能不下呢？这就是因为我们缺乏那样一个公认的、权威的、透明的干部任免体系。虽然也有一系列的原则与程序，但我们今天的干部任免决定在某种程度上更像是若干种力量之间博弈、协调、平衡后的结果。而干部本人和他所在的那种力量在这场博弈中常常是可以起到相当重要的影响的（当然是在最终结果产生之前）。因为是博弈、讨价还价的结果，人们就很难辩护说这样的干部任免决策就一定是正确、权威、不容置疑的。而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让一个人“下”给他带来的伤害，比不让一个人“上”或是分薄一个人的权利但位置不变所带来的伤害要大得多。因此，当一个博弈中可能存在让某些人“下”的决策时，这样的博弈结果常常是不平衡的，被“下”的那一方会强烈反抗，很可能从而导致博弈结果的重新调整。事实上，由于早已预计到这一点，博弈者们一开始就会倾向于避免做出这样的决策，而是会选择那些更为平衡的解决办法，譬如大家都先停停不要上，等老同志退了再说；或是另外再新设个岗位，安排一下同志。于是，干部就这样不能下了。
病因找到了，但药方却不能乱开。因为干部能不能下只是一个表象，更重要的是导致这种表象的干部任免体制的利弊究竟如何。当然，仅从表象上来看，干部能下肯定是比干部不能下要好的。这一方面大大提高了干部使用的灵活性，另一方面也有助于避免为了安排干部而导致的冗官现象（例如一正n副再加上m个享受同级待遇），降低国家负担。但是，如果因此而要我们回到姚崇的时代，把绝对权威的皇帝或是拥有其他头衔的准皇帝给请回来，毫无疑问，这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得不偿失的。然而，丘吉尔的例子告诉我们，要权威，不一定非得要个人独裁式的权威，其他的方式也可能很有权威。在这些方式中，是完全有可能找到比博弈式更优的干部任免体制的。当然，要让干部任免体制一步改革到位难度是很大的，更现实的也许是循序渐进的办法，例如在一定范围内（如党内）就选举制度搞个先行先试；或者像香港那样，大幅增加参与决策的人数，搞个千把人的选举委员会；或者再退一步，大幅修改现行干部任免的标准，使其更为具体、客观、透明、接受更多的来自各方面的监督，从而尽可能地减少不规范操作的空间。经过这样的改革，相信干部任免体制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可以大大提高，届时不仅从表面上干部会更容易“能”下，而且在更深层次的干部素质、执政能力、廉政建设等方面也都会取得显著的效果。
以下问答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老师问：“这是一位著名的国家领导人，他在担任了国家领导职务后，因为种种原因离开了领导岗位，改到地方基层任职（甚至不再任职）。而他无怨无悔，始终兢兢业业地工作，后来再次担任了国家领导人。但此后他又一次被降职，却仍丹心不改，直到又回到国家领导岗位……请问这位人物是谁？注意正确答案可以有多个。”
学生甲回答：“这是一位新时期的人民好公仆，他响应党和政府关于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号召，体现出了优秀干部的高风亮节。”
老师说：“回答错误，目前没有这样的事例。”
学生乙回答：“我知道，这是号称救时宰相的唐代名相姚崇。他于武周圣历三年（公元700年）就被武则天任命为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成为宰相。然而，好景不长，武则天的男宠张易之嫉恨姚崇，向武则天进谗言，导致姚崇于长安四年（公元704年）被贬出京城，去西部边疆做灵武道大总管，后来又先后转任亳、宋、常、越、许等州刺史。景云元年，唐睿宗登基，再次起用姚崇为宰相，任命他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可是不到一年，姚崇因为参与太子李隆基与唐睿宗之妹太平公主之间的政治斗争而又被罢相，贬为申州刺史。姚崇并没有因此怨天尤人，而是继续努力工作，在申州、扬州、同州等地方任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新唐书》称他‘政条简肃，人为纪德于碑’。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唐玄宗李隆基第三次起用姚崇为宰相，担任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在这第三任宰相期间，姚崇发挥了最大的作用，为开元盛世的实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老师说：“回答正确，姚崇是一个很好的答案，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呢？”
学生丙回答：“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也是一个答案。他的经历甚至比姚崇还要波折、复杂。早在1908年，丘吉尔34岁时，他就第一次进入了英国内阁，当上了商务大臣。1915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由于在时任海军大臣的丘吉尔推动的达达尼尔海峡登陆战役中英军遭到惨重损失，他被迫辞去内阁职务，去法国前线当了个营长。1917年1月，达达尼尔海峡战事调查委员会发表调查报告，使丘吉尔卸下了一个政治上的包袱。同年他重返内阁担任军需大臣。1922年，丘吉尔所在政府倒台，他个人也在大选中失败，他转而写书。1924年，丘吉尔再次选举获胜，第三次入阁担任财政大臣。1929年，丘吉尔所在保守党选举失利，他又一次失去大臣职务，重新潜心著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丘吉尔第四次入阁并于次年担任首相，成为战时英国的领袖，进入了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让人吃惊的是，就在丘吉尔领导英国人民赢得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时刻，1945年，他又输掉了大选，被迫辞去首相职务。可他并没有就此心灰意冷，而是继续奋斗。1951年，他以77岁高龄，率领保守党赢得大选，第五次入阁并担任首相，直到1955年因年迈而辞职。”
老师说：“这个答案也很好，事实上，姚崇和丘吉尔只是两个典型例子，在我国古代和西方现代，像他们这样几上几下的政治家比比皆是，相当普遍。并不存在所谓干部能上不能下的问题。”
学生甲问道：“为什么姚崇和丘吉尔就这么能上能下？是不是因为他们的道德品质特别崇高，思想境界超越常人，具有不为名利地位所动的高风亮节呢？”
老师说：“这个问题问得好！他们真的是这样的圣贤吗？还是让我们用时光机直接问问他们本人吧。”
……
大唐开元三年，长安大明宫中书省内。
老师：“姚相国您好！请问您是怎样做到干部能上能下的呢？”
姚崇：“啊呀呀！公欲反耶？为官不论大小都是皇上的恩典啊！皇上叫咱当宰相，咱就当宰相，皇上叫咱罢官，咱就得罢官。不要说能不能下，就是有半句牢骚，也是心生怨望的死罪啊……回来回来，小声跟你说一句，其实我也是很想当官的，我第三次为相的时候，张说那个老家伙想从中作梗，我后来狠狠地整了他一顿呢。”
……
1963年，英国牛津郡伍德斯托克镇丘吉尔庄园。
老师：“Hello，Sir.Churchill（你好，丘吉尔爵士）！请问您是怎样做到干部能上能下的呢？”
丘吉尔：“WhatelsecanIdo（我还能做些什么）？你以为我不想当大官吗？我可是大英帝国有名的官迷！想当年我先投保守党，再投自由党，又回到保守党，被人叫做政治变色龙，容易吗我？图的是个啥？不就是想当大官吗？但是政府是选民选出来的，不是你可以来讨价还价的。选输了，除了下台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吗？”
……
一个荒诞的虚拟问答结束了，但我们的思考还不能结束。问答的形式虽然很荒诞，但其内容却相当真实。我们整天抱怨干部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退，人心不古、党性不强，梦想着有一天如果所有的干部都能把革命事业放在第一位，把个人职务放在第二位就好了。然而，从这个问答我们却可以看出，我们这些对干部思想觉悟的抱怨可能完全是搞错了对象。要知道，虽然确有像一些老一辈革命家那样道德非常高尚的人，但大多数人（包括姚崇和丘吉尔在内）都是凡人，既然选择了从政，基本上没有不“想”往上走的，因此也就没有“想”往下走的。拿破仑甚至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你要是真不“想”往上走，人家还觉得你没追求、没事业心呢！但是，不“想”下的事实并没有使得姚崇和丘吉尔不“能”下。其实，与其说他们是能下，不如说他们是不能不下。一个公认的、权威的干部任免体系（对姚崇而言是皇权，对丘吉尔而言则是选举）迫使他们不管再怎么恋栈，也最终不能不下。
那么我们今天的干部为什么不能下，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能不下呢？这就是因为我们缺乏那样一个公认的、权威的、透明的干部任免体系。虽然也有一系列的原则与程序，但我们今天的干部任免决定在某种程度上更像是若干种力量之间博弈、协调、平衡后的结果。而干部本人和他所在的那种力量在这场博弈中常常是可以起到相当重要的影响的（当然是在最终结果产生之前）。因为是博弈、讨价还价的结果，人们就很难辩护说这样的干部任免决策就一定是正确、权威、不容置疑的。而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让一个人“下”给他带来的伤害，比不让一个人“上”或是分薄一个人的权利但位置不变所带来的伤害要大得多。因此，当一个博弈中可能存在让某些人“下”的决策时，这样的博弈结果常常是不平衡的，被“下”的那一方会强烈反抗，很可能从而导致博弈结果的重新调整。事实上，由于早已预计到这一点，博弈者们一开始就会倾向于避免做出这样的决策，而是会选择那些更为平衡的解决办法，譬如大家都先停停不要上，等老同志退了再说；或是另外再新设个岗位，安排一下同志。于是，干部就这样不能下了。
病因找到了，但药方却不能乱开。因为干部能不能下只是一个表象，更重要的是导致这种表象的干部任免体制的利弊究竟如何。当然，仅从表象上来看，干部能下肯定是比干部不能下要好的。这一方面大大提高了干部使用的灵活性，另一方面也有助于避免为了安排干部而导致的冗官现象（例如一正n副再加上m个享受同级待遇），降低国家负担。但是，如果因此而要我们回到姚崇的时代，把绝对权威的皇帝或是拥有其他头衔的准皇帝给请回来，毫无疑问，这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得不偿失的。然而，丘吉尔的例子告诉我们，要权威，不一定非得要个人独裁式的权威，其他的方式也可能很有权威。在这些方式中，是完全有可能找到比博弈式更优的干部任免体制的。当然，要让干部任免体制一步改革到位难度是很大的，更现实的也许是循序渐进的办法，例如在一定范围内（如党内）就选举制度搞个先行先试；或者像香港那样，大幅增加参与决策的人数，搞个千把人的选举委员会；或者再退一步，大幅修改现行干部任免的标准，使其更为具体、客观、透明、接受更多的来自各方面的监督，从而尽可能地减少不规范操作的空间。经过这样的改革，相信干部任免体制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可以大大提高，届时不仅从表面上干部会更容易“能”下，而且在更深层次的干部素质、执政能力、廉政建设等方面也都会取得显著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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