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的理想人格

　　法官的理想人格
 
 　　（摘自《公民权利》，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判决的权威来自何处？我们可以笼统地说“来自法律的权威”，但是判决是由法官作出的，我们也可以说“法律的权威来自法官的判决”，判决没有权威法律何来权威？其实，判决的权威是个复杂的问题，但是它主要来自无数判决本身的公正性。当然，这里的公正是在“整体”意义上讲的，即判决整体所确立的社会公正形象。
 　　判决是一种特殊的文书，它要在利益对立的各方中作出裁决，要使双方对判决都满意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任何人都会有意无意对自己的利益高看几分。这种“自私”性是有其知识基础的：人们对有利于自己的证据与知识的知晓通常比别人知晓得更多，此所谓“鞋子大小只有脚知道”。这就决定了对具体判决公正性的“主观性”，这种主观性就使法官个人人格在判决公正性中占有一席之地。即，对同样的判决，法官人格的社会认同程度高则它的公正性也高；反之，法官的人格社会认同程度低则它的公正性也低。可见，法官的人格对判决的权威与判决的公正性具有相当的影响。
 　　那么，法官理想的人格是什么？法官的理想人格应当是什么样的呢？是雷锋式的？是宋鱼水式的，还是马锡五式的？都不是。是大局观念？是听话？是组织观念？是会摆平当事人？也不是！
 　　法官的理想人格没有别的，就是公正。公正是任何地方——只要有法官的地方——都是法官的理想人格，这一理想人格同时是社会对法官的要求。在西方，高级法官的名称就叫公正——Justice，在中国古代，最早的法官就叫“理官”，“理”则“讲理”也，公正也。西方法律的象征、亦即法官人格的象征是天平，再清楚不过地昭示了这一点。中国法官之人格象征是“独角兽”，也是不偏不倚，公正的意思。两河流域法官的人格象征也是独角兽，不过与中国丑陋的獬豸不同，它是雪白的、展翅翱翔的独角飞马，令人神往。
 　　公正最难的是在惩罚有权者时得到实现，因此，社会对法官理想人格的要求就突出体现在对当权者犯罪的敢“犯上”上，在于独立的人格。《孟子•尽心上》中的话就是中国儒家为官员（包括法官）确立的理想人格。
 　　桃应（孟子的弟子）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舜的父亲‘太上皇’也）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曰：“执之而已矣。”“然则舜不禁与？”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这是说，皋陶是依据法律来办的，舜有什么办法？
 　　包公是宋元以下法官的榜样，这是人民通过文学形式不断“层积”式塑造起来的，体现了人民对法官人格的要求。众所周知，包公是黑脸，黑者不讲情面，公正无私也。民间最为津津乐道的包公故事当为“轧美案”、“斩包勉”，正表现了人民对于公正执法的渴望，对法官公正人格的祈求。
 　　法官公正最直接体现在对法律的忠诚上（法律本身的恶是另一个问题，不能依赖法官），“以身殉法”当是法官理想人格的最高境界。这使我想起了一个日本法官。二战刚结束时日本经济非常困难，实行粮食交易国家管制，严禁黑市粮食买卖，国家供应的粮食又不够吃。法官也是人，法官也要吃饭，许多法官也吃不饱。1947年10月11日，日本最高法院接到法官被饿死的消息。死者是东京地方法院法官山口良忠。他死于拒绝黑市的粮食。他对劝他买黑市粮充饥的家人说：“自己对倒卖黑市粮食以违反粮食管理法做出了有罪判决，（自己）当然不能吃黑市粮了！”有这样的法官，还愁法律得不到贯彻么？有这样的法官，还怕司法腐败么？
 　　但是想想我们的历史与现实，真是令人沮丧。我们从来没有把法官当作一个独立的、具有特殊道德要求的群体，我们要求法官同样“紧跟形势”。1949年以来，我们从来没有把法律当回事，没有一个法官为法律说句话，反右中那么多人被非法剥夺权利，没有听见一个法官有异议（也可能有，但是被消音了），不要说文革了。因为文革中法官自己成了被革命的对象，法院一度被砸烂。就是改革开放后，历次严打有多少人被非法处置，最为明显的是许多案件中起码的程序法没有得到遵守，没有听到一个法官站出来为法律说一句话。现在呢？我们宣传、提倡的法官理想人格，只要看一看历年表彰的多少“佳”就知道了，没有一个人的事迹中有坚守法律的事迹，相反，表彰的都是“大局观念”、“调解能手”、“吃苦耐劳”等等。而所谓的大局观念，就是听话，这恰恰是法官最要不得的德性。调解能手其实都是玩法律于股掌的“摆平当事人”的能手，是社会混混人格的体现。吃苦耐劳果然好，但对法官并不重要。甚至社会不能要求法官吃苦耐劳，更不能要求法官“带病工件”——社会应当让法官轻快地工作，过体面的生活，如此，法律才体面，社会才体面，公民才体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