销售新人培训流程:李白与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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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的道士,留名于世的有一些是既要成仙、又要成名,既要长生不老、又要大济苍生,既要躲进深山,又要垂顾于圣上的复杂人物。而“诗仙”李白,正是这其中的一位代表。 李白受过道教的符箓,每以“谪仙”见称。
    李白的一生始终挣扎在“仕”与“隐”的纠葛之中,这位“十五游神仙,神游未曾歇”,“云卧三十年,好闲复爱仙”的“谪仙人”显然是热衷于功名、渴望于官场的。他没有像大多数儒家学者那样,沿着寻常的科举道路,一科一试地寻求功名,而是遍干诸侯、游历天下,在大自然的湖光山色中一路求仕、一路访仙、一路拜师、一路狎妓、一路吟诗、一路弹琴,因风流倜傥而受到了当时的道教大师司马承祯的高度评价,最终以罕见的文才而受到玄宗皇帝的破格召见,先有“降辇步迎,以七宝床赐食于前”的礼遇,后有“力士脱靴”“才人研墨”的佳话。然而,这条“终南捷径”没走多远,他的生活道路便出现了坎坷,先是以“赐金放还”而再次飘泊,后又入“永王幕府”而获罪朝廷。因此,他痛苦、他愤怒,他总有一种怀才不遇的不满,他总有一种壮志未酬的遗憾。然而所有这一切,并不能说明李白对道教的信仰只是一个幌子,更不能说明道教的文化对他的熏染不深。恰恰相反,如果没有道教的习性,李白或许不会被“赐金放还”;如果没有道教的影响,李白也不可能有这样的诗风。
    李白不仅正式履行过入教仪式,成为受过符箓的道士,而且在生活方式和情感方式上也丝毫没有儒家的严谨和佛家的悲观,而是一派道家的洒脱、道教的狂放。我们知道,与佛教的普渡众生和祈求来世不同,道教是一种珍视个体生命并渴望现世快乐身心一体清静自然的宗教。因此,道教少有空、幻、寂、灭的禁欲色彩,而是常见喝酒谈玄、散发弄舟、长生不老、成仙成神的情绪。
   李白的一生可谓潇洒。少年时代,他便显示出惊人的天赋、罕见的才华,他“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不仅诗写得好,而且能骑能射、能剑能舞、能琴能书。即使是在获罪于朝廷之后,仍然以诗名受到朝野人士的广泛关注,所谓“新诗传在宫人口,佳句不离名主心”,直至赋《临终歌》而与世长辞,仍不其改文人的浪漫、道士的洒脱。
    李白诗作散失颇多,然至今尚存900余首,内容丰富多彩,风格清新豪放,充分显示了道教文化的审美品格。从文化资源上看,道教不仅承继了老、庄“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的浪漫情怀,以及《南华经》“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的创作态度,而且大量吸收了《山海经》、《楚辞》乃至民间传说中的神话成分,构成了一个等级森严、体系庞大的神仙谱系,描绘了一群长生不死、童颜永驻、悠哉游载的至人真人,有着巨大的想象空间和夸张余地。
    受道教的影响,李白的诗歌充满了大胆的想象和奇异的夸张,常常出语惊人、行文迭宕,其中一些作品带有明显的游仙色彩,显然受道教的直接影响。例如,《古风》第五首中先写其“西上莲花山,迢迢见明星。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的游仙之举,继之与“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的人间现实形成鲜明的对照。《梁甫吟》先以“我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闾阖九门不可通,以额扣关阍者怒”的仙路不通来隐喻仕途的受阻,继之“磨牙竞人肉,虞不折生草茎”的神化传说来影射现实的黑暗。《西岳云台歌送丹邱子》则在九重天、蓬莱境的环境下先将明星、玉女、麻姑、天帝这些道教传说中的仙人与自己的好友元丹邱混杂在一起,最后写自己与道友二人饮玉液琼浆、骑茅龙升天的故事。奇奇怪怪,不可端倪。在传说与想象中幻化着自己真实的情感。至于《梦游天姥吟留别》,更是借梦游的方式写出了“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的群仙起舞的景象,并以仙界的美好来反衬世俗的龌龊……。
    与其说游仙是为了寻道,不如说是为了寻己,因为寻道成仙者不是别人,正是自己。因此,李白诗中始终有着一个愤世疾俗、遗世高蹈、特立独行的主体形象。 
       懒摇白羽扇,裸袒青林中。脱巾挂石壁,露顶洒松风。(《夏日山中》) 
       肠断枝上猿,泪添山下樽。白云见我去,亦为我飞翻。(《题情深树寄象公》) 

    这种道教的“有我之境”显然有别于佛教的“无我之境”。即使在反映世俗生活的诗歌中,李白的主体形象也是极为鲜明的。失意时,他大喊“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得意时,他高唱“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既不似儒家的温柔敦厚,也不似佛教的空澈澄明。 
    道教美学对李白的影响是广泛的、全方位的,除上述“游仙色彩”和“有我之境”的直接体现外,更多的情况是具有想象、夸张、神化色彩的间接影响。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将进酒》)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宣州谢  楼饯别校书叔云》)

    噫吁戏,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蜀道难》)

    ……头陀云月多僧气,山水何尝称人意,不能鸣笳按鼓戏泡流,呼取江南女儿歌棹讴。我且为君捶碎黄鹤楼,君亦为吾倒却鹦鹉洲。赤壁争雄如梦里,且须歌舞宽离忧。(《江夏赠书南陵冰》)

    从内容上讲,李白在和谐的意境中加入了一些不和谐的成分。使诗人那桀傲不驯的气质和愤世疾俗的情怀同环境的险恶、仕途的艰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和强烈的冲突,诗的意境也便随之而波澜起伏、动荡不安。其气魄之宏大、言辞之激烈,是前所未有的。从形式上看,李白具有娴熟的律诗功底,但他又善于在古体中大作文章,常常在稳定的结构中,有意加入一些不稳定的因素。这些诗虽然以七言为主要格式,但随着情感的起伏又不断打破这一格式,既以七言为主,而又长短不一。在用韵上,诗人也十分随便,仿佛一时兴起,冲口而出,时而一韵到底,时而频频换韵,不受约束,浑然天成。这样一来,李白诗给人的感受便不再是单纯的舒适和轻松的快感,还夹杂着动荡中引起的振奋,冲突中获得的高扬。这一切,在美学上便不再是优美,而是壮美,乃至接近于崇高了。
    当然了,将这一切仅仅归因于道家和道教的影响,也不确切,如果没有盛唐时代强盛的国力和开明的政治为背景,恐怕任何诗人也不可能有如此之大的胸襟和气魄。事实上,所谓李诗者,正是由于道家、道教的美学种子在“开元盛世”的历史土壤中生根、发芽,并最终结成的艺术花朵,唯其如此,它才显得那样清纯、烂漫,那样绚丽、多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