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空公司大亨3:《李白与杜甫》：谁解暮年郭沫若？

《李白与杜甫》：谁解暮年郭沫若？

封笔之作曾人手一册  近日再版惹巨大争议

　　他，被女儿郭平英称为“生活在‘天上街市’的人”；他逝世已经20年了，可各界评价尚未定论，正如其封笔之作《李白与杜甫》，赞扬与批判，竟然持续40年；他就是一代文豪郭沫若，封笔之作饱受非议从未间断，鲜有知音。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李白与杜甫》几乎人手一册。然纵有几人真正读懂诗仙、诗圣与诗人郭沫若？

　　近日，中国长安出版社不避争议，毅然将此书再版重印。书一上市，围绕该书的口水战顿时升级：在唐诗方面颇有研究的 丁启阵先生闻知此事，率先发难：称郭沫若“奉旨”扬李抑杜，堪称“第一流氓才子书”，其博文激起近20万点击。争议在当下，诗仙、诗圣与我们的时代越走越远。《李白与杜甫》再版于当下有何意义？40年的争端，孰是孰非？本报采访业内专家，揭秘“奇书”争议背后的故事。

郭沫若誓超陈寅恪

　　据说，《李白与杜甫》出版之后，郭沫若曾亲临人民文学出版社，说一个月前中华书局出版的《柳文指要》是16开的大字本，言下颇悻悻。当时的出版社负责人拿出报纸说，章士钊的书是主席特批的，这个没法比。郭沫若听了一语不发。这个传闻的确实性如何且不说，不过倒的确传递出郭沫若的某些性格特征，那就是自视甚高而且心气傲岸不肯服人。翻开《李白与杜甫》，第一页就是翻旧账，捣陈寅恪的底。

　　郭沫若写《李白与杜甫》的年代，陈寅恪已经死了，但是他仍然是郭沫若心里的一个绕不过去的坎儿。在1961年～1962年期间，两个人围绕着《再生缘》一书，有过一段明里的文字因缘，暗里互相不服的交往。尤其是郭沫若，似乎要憋足了劲儿把陈寅恪比下去。但陈寅恪在国内外的史学界仍然有很大的号召力。

上世纪五十年代，双目失明的陈寅恪一半认真、一半消遣地写了一个《论再生缘》，在香港发表，引起来很大的反响。作为回应，郭沫若也认真做起了《再生缘》的学问，这段时期，郭沫若写给友人的信中这样说，“我们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就在资料占有上也要超过陈寅恪”，有人据此猜测郭沫若和陈寅恪两人之间有恩怨纠缠。其实，也没这么复杂，只是书生的好胜心罢了。

《李白与杜甫》:学术成果帮了外交的忙

　　《李白与杜甫》，是郭沫若巨著丛中，一部别有异样、别赋心声的作品。其写作时间还没有定论，一说从1967年酝酿到1969年正式写成，一说《英译诗稿》完成后，就开始写作，到1970年初夏完成。对于《李白与杜甫》一书的出版问世情况，知情者寥寥。该书既无前言，也无后记，故其写作动机、写作过程之类情况，猜测亦颇多。

　　据《郭沫若学术论辩》一书说，这部著作为世人所知，是因为中苏两国在珍宝岛的武装冲突。当时苏联为侵华罪行辩解，诡称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域，在18世纪40年代就臣服于沙皇。

　　当时的外交部长乔冠华、副部长余湛，就此历史争议问题，奉命走访郭沫若，郭沫若告知唐代大诗人李白出生于碎叶的证据和相关材料。外交部在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外交部文件——驳苏联政府1969年6月13日声明》中，就用上了郭沫若的学术成果：“八世纪，中国唐朝大诗人李白就出生在巴尔喀什湖南的碎叶河上的碎叶。”以铁的史实，驳斥了苏联人的叫嚣。

由此，人们也知道郭沫若写了一部《李白与杜甫》。

杜甫死谜:牛肉加白酒生生撑死？

　　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指出：杜甫嗜酒和死于牛肉白酒。郭沫若研究协会副会长谢保成先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郭沫若颠覆性地突破杜诗研究的旧框子，推动杜诗研究的新进展。他曾说过，“新旧研究家都在‘为其尊者讳’，极力替杜甫‘为牛肉白酒胀饫而死’辩解。《杜甫嗜酒终身》一节以杜甫的大量诗篇证明‘杜甫的嗜酒并不亚于李白’，新旧研究家们‘视若无睹，一千多年来都使杜甫呈现出一个道貌岸然的样子’”。

谢保成先生指出，郭沫若颠覆杜甫诗歌的人民性，《关于杜甫》这部分比较系统地清理了历来回避的主要问题，并逐一作出剖析。《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过去是回避的。鲜于京兆即鲜于仲通，把杨国忠捧上台，再由杨国忠来提拔他为剑南节度使。天宝十载鲜于仲通逼反南诏，被南诏打败，李白作诗讽刺“千去不一回，投躯岂全生。如何舞干戚，一使有苗平！”杨国忠不仅掩饰鲜于仲通的败状，还叙其战功，调其为京兆尹。天宝十一载杜甫以《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求其向杨国忠推荐自己。郭沫若曾发问：“请看杜甫为了求取功名，是多么不择对象！这岂不是有忝‘诗圣’或者‘人民诗人’的称号吗？”

争议:惊世之作？流氓才子书？

　　《李白与杜甫》初版于1971年10月。上篇讲李白，下篇讲杜甫。作者以平民视角解读被误读了千年的“诗仙”与“诗圣”，叙述了李杜二人的从政历程，并对当时的政治风云、权谋之争作了细致剖析。这是郭沫若晚年的封笔之作，此书四十年来争议不断。

　　丁启阵：它是第一流氓才子书

　　著名唐诗研究专家丁启阵认为：我这里所说的流氓，并非指作者郭沫若先生的为人处世或者说人品，而是指他在写作《李白与杜甫》一书时的功利心理和蛮横态度。有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郭氏写这本书，是奉旨行为。在得知旨意以前，郭氏不但并非“扬李抑杜”派，他甚至曾经把李白杜甫称做“中国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郭氏对于杜甫态度的转变，是否完全源于奉旨，恐怕很难论证了。但从《李白与杜甫》看，郭氏“扬李抑杜”的态度是十分鲜明的。没人像他这样生猛，对杜甫实施人身攻击的同时，又加以致命的政治宣判。

　　郭平英：这只是一本学术著作

　　郭沫若的女儿郭平英在最近的一个访谈中说到此事：“我认为只是一部学术著作，但偏巧他的观点和主席相同，可能使这个问题复杂了。很多人看过他的自传，那里就说他喜欢李白，不大喜欢杜甫，他关于这两位历史人物艺术风格的个人取向是自始至终的……为什么一定在那个时期写这部书，除了上述原因之外，还有‘文革’期间什么都不允许写，什么也都不能写，他在读书的过程中想写李白与杜甫，而不是为了迎合什么。”

郭沫若在写《李白与杜甫》之前已有言证：“唐诗中我喜欢王维、孟浩然，喜欢李白、柳宗元，而不甚喜欢杜甫，更有点痛恨韩退之。”（郭沫若《我的童年》1947年版） “其实，我也是尊敬杜甫的一个人……把杜甫看成人，觉得更亲切一些。如果一定要把他看成‘神’，看成‘圣’，那倒是把杜甫疏远了。”（郭沫若《读〈随园诗话〉札记》后记，1962年版）

对话谢保成

它是郭沫若晚年的寄托

　　广州日报：作为郭沫若研究专家，您觉得该书的再版理由何在？

　　谢保成：从学术研究角度审视《李白与杜甫》，至少在以下几方面是超越前人的。 其一，透过李白与杜甫的经历和遭遇，生动地展现了唐代社会由盛转衰的历史画卷。其二，以诗文证史，把李白身世、李杜宗教生活等项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其三，突破杜诗研究的旧框子，推动杜诗研究的新进展。

　　广州日报：您觉得《李白与杜甫》对于当下有何意义？

　　谢保成：弘扬民族文化，创造民族新文化，离不开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当下，我们很多传统文化需要继承和传承。

　　中国文化积淀厚重的传统之一就是“褒贬”人物，而且渗透到思想文化领域的方方面面，形成对文化成就相当而风格各异的文化人物的或扬或抑。

　　社会变化影响士人心态，士人心态影响诗歌创作。社会变化影响人们审美观的变化，审美观的变化影响读诗情趣的变化。经济繁荣，生活安定，思想开放，无拘无束，人们在注重实效的同时又多了几许浪漫成分，李杜研究不再像80多年前那种样子了。随着开放的深入，思想进一步解放，我想，迎来的将是李杜并称的局面！

　　广州日报：您怎么看40年来，围绕郭沫若这本封笔之作的持续争议？

　　谢保成：写作《李白与杜甫》，尽管无法确知其内心的潜流，只要认真读过这本书，并有那个年代经历的人，完全可以从中了悟一些写作寄托。在那个年代，“任意栽诬”的事太多了，横遭“活天冤枉”也大有人在，连自己钟爱的儿子都惨死在棍棒之下。郭沫若本人虽受特别“保护”，也是在小心与违心之间深有忌惮地度日。把《李白与杜甫》看做意在邀宠，这在郭沫若真的是“活天冤枉”！

　　《李白与杜甫》所犯的毛病，用郭沫若自己的话说，“矫枉不宜过正，矫枉而过正，那便有悖于实事求是的精神。”郭沫若一生的学术研究都在不断开拓，不断更新，翻“抑李而扬杜”的旧案差不多是他终身致力的一大课题，绝非人云亦云能够一笔勾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