销售团队展示创意视频:邓力群：我们的斗争需要毛泽东思想（摘要）

　　有的书，虽然也有些缺点，有的地方不那么真实，一些材料在几本书里反复出现、但是，总的来讲，是好书，是可贵的精神食粮，在青年入中间起了积极作用。他们从书里知道毛泽东其人其事，他的思想感情、道德品质、生活习惯、个人爱好。思想作风、朋友交往、亲属联系等等，打破了某些神秘观点。毛泽东是普通的人，但确实又和普通人不大一样；是平凡的人，又是伟大的人物；是可以亲近的，同时又是值得尊敬的。据说，这些书在青年人中推动起来的激情方兴未艾。像这一类书，都发行得比较好，出来一本畅销一本。

　　青年们所看的书，开头一段主要是毛泽东身边的人、他的部下、他的战友所写的或被采访整理出来的书。经过这么一段以后；有的青年已经不满足于此，而要进一步阅读毛泽东自己写的书，进一步阅读理论书刊了。正好，《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出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出版，适应了这部分青年的需要。这两本书发行量所以这样大，决不是偶然的。人们估计，这种从毛泽东身上寻求启发、寻求力量的状况，会在毛泽东一百周年诞辰时（1993年）达到高潮，然后还有可能持续下去。明后年要陆续出版《毛泽东文集》、《毛泽东军事文集》、前些年已经开始出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以后每年还要一本两本继续出下去。这些书的出版，将会更好地适应学习毛泽东、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时代思潮的需要，并将促进这个思潮进一步发展。这是一件很值得我们高兴的事。

　　这种情况，和我们过去的思想转变相像。拿我来讲，思想的转变首先也是从阅读形象的作品开始，然后才进到阅读理论著作，探求理性的东西。这种从感性到理性、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往往是人们思想转变的过程，是合乎人们的认识规律的。中国有希望，中国青年人有希望。从这件事里，可以得到证明。读毛泽东的书，了解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不仅使人增长智慧，而且会使人陡增追求真理的坚定性，为真理，为信念坚持斗争的坚定性。这个现象出现在这个时代，时代要求我们在毛泽东指引的道路上继续工作，继续奋斗，加上同志们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必将产生应有的作用。你们撰写的书，对年轻人来讲，开头一段，他们可能读不进去，等到他们要进一步了解毛泽东的思想，阅读毛泽东的著作，他们的认识进到这种阶段的时候，你们所写的研究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论著，就不会曲高和寡，就会成为他们所喜爱的重要辅导读物。固然，毛泽东的著作是通俗好读的，但是，它里面包含的思想，在什么条件下的思想，如果没有辅导，有些人也不一定一下子都能看得清楚，领会得到。有了辅导以后，就能够更好地来理解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著作里的深刻含意，特别是它对实践的指导意义。

　　由此我也想到，理论读物也需要有通俗一点的，本儿薄一点的，不非要长篇大论、大部头的才过瘾。我们年轻的时候，在接受了革命文艺的影响以后，就希望知道一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尽管初期对于很深的理论读不进去，但是通俗的还是愿意读的，确实感到这比那种小说说明的问题更深刻一些，能接触和知道规律性的东西了。

　　所以，在出了那么多原著以后，怎么样辅导渴求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年轻人，或者使干部更好地了解、更深地了解，特别是在了解以后能够运用来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这方面的辅导非常重要。这项工作需要有所分工，我现在一下还说不出具体意见，请大家考虑。因为这确实是个问题。

　　对于研究问题，我想提出一点．希望能够很好地研究一下毛泽东是怎样学习马列主义、运用马列主义和发展马列主义的？毛泽东在学习理论、运用理论、发展理论方面，与其他一些革命导师的经历不大相同，具有自己的特点，更深地植根于斗争的实际之中。这个特点，集中反映在他的《反对本本主义》里的一句话上：“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不曾有过纯学理的学习和研究，是中国的革命一步步推动他成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他的学习和研究自始至终是在斗争需要的过程中进行的。他把马列主义的东酉拿过来，不是照搬，不是简单重复，而是结合中国的实际，加以丰富，加以发展，加以落实，在中国真正生了根的。总之，毛泽东不是像王明等人那样，似乎先有了满腹的“马克思主义”，然后来颐指气使地指导一切。

　　我们常常说，中国党有个缺点，理论准备不够、这确实是的。但正因为这样，就逼得你要从干中来学，没有纸上谈兵的条件，也没有沉重的思想包袱。一边干一边学，不是学好了以后再来干。在斗争中学，斗争中用，斗争中发展，这就是毛泽东的革命方式。因此，离开每个时期的斗争来探讨、研究毛泽东是怎样运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恐怕很难说清楚．现在我不知道中央文献研究室在写《毛泽东传》时，有没有考虑和理清楚这一点。就是在每一斗争阶段毛泽东读了哪些马列著作，对于他当时解决革命实际问题起的作用最大的是什么书，不知道能不能有这样的材料。

　　据我的初步印象，在五四运动以前，毛泽东自己讲，他也曾和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向西方寻求真理。哲学上也好，社会学上也好，都希望从西方资产阶级那里寻求救国之道。后来证明不行。只有到了十月革命以后，马列主义传到了中国。他接触到了马列主义，才觉得真的有路了。这个马列主义，最初的理解是很粗浅的。毛泽东不是读了很多的马列著作，在理论上有了充分武装了，然后才投身到工人运动中间，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间。他在学到马列著作以前，已经参加了斗争。开始看到的马列原著，也不过是有限的几本。《共产党宣言》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本。他学了以后，用马列主义基本的东西来解决斗争中的问题，结果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面貌为之一新。毛泽东运用马列主义，确实与别的人不一样，他不把马列主义作为教条，而作为指南。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毛泽东通过自已亲身的调查．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大革命时期，这两篇著作可以说是毛泽东的代表作，是他在斗争中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解决了中国革命中两个最重要问题的代表作，从而也就在中国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率领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又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回答了林彪提出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以后又写了《古田会议决议》。《古田会议决议》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起的作用，确实了不起。

　　全国解放以后，到中国来的外国共产党人，普遍地提出一个问题，即中国共产党是不是工人阶级的党？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成分绝大多数是农民，工人很少，尽管你打了几十年的仗，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但中国共产党不是工人阶级的党，更不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这是用他们的经验，用他们的生活同我们类比。我1981年去意大利，见到他们的总书记，他就提出这样的问题。他说，看来你们中国共产党农民的成分对你们的影响太大，眼界太小。我就用我们党的《古田会议决议》回答了他。我说，把我们《古田会议决议》同我们军队的生活、党内的生活来比较和印证，就可以看出来，我们这个党的成分、军队的成分，虽然大多数是农民，但是，他们的政治水平、思想水平、组织纪律性和战斗性，比哪一个国家的工人成分占多数的党都要高得多。也就是说，我们党是用工人阶级意识来教育农民出身的党员，改造农民出身的成分的。一个党是什么样性质的，关键在于用什么样的思想来教育它的党员，使他们具有什么样的素质和修养。在这一点上，也不能唯成分论。

　　……外国党解决了政治路线以后，党员是个什么观念，是个什么意识，在他们的文件里、决定里看不到。中国共产党不仅解决政治路线问题，还解决党员的修养问题。也就是毛泽东讲的，不仅组织上人党，而且要思想上人党。这一条太重要了。现在有些外国党垮了，而且垮得很惨，原因很多，其中恐怕也有一条，不注意党员的教育、党员的意识修养。真正用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意识在党内进行思想建设。

　　《古田会议决议》把我们军队建成这么强有力的军队，把军队里的党建设成这么坚强的党，真正体现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所以我们党才会经久不衰，几十年一直坚持下来。古田会议要求反对平均主义，反对极端民主化，反对个人主义，批评要讲事实，不要搞流寇主义，宣传应该怎么做，军民关系和官兵关系应该怎么建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等，有整个的一套。今天有发展，但基本的轮廓还是那个时候留下来的一些规范。

　　大体上在到延安之前，毛泽东肯定读了一些很重要的马列著作，但应该说读得不算多。戎事倥偬的岁月，不可能坐下来读很多的书。他的过人之处，他的成功之道，在于认为哪本书对斗争有用，他就反复读，精读，真正地读通、读懂，能得于心而应于手，不是读完了就完了。不是讲《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他读了四十多遍吗？有一些是到了延安以后的事。到了陕北读书的条件好多了。毛泽东在这个时候读书比以前多一点。这在他所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文章里反映出来了。他较多地运用了马列著作和其他一些无产阶级军事学著作，来说明问题和进行对比，总结十几年革命战争的经验。有了这些基础，毛泽东进而更深入地钻研马列主义哲学，写出了《矛盾论》、《实践论》。 抗日战争打了十个月，毛泽东写了《论持久战》。它是军事论文，可是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哲学思想。古今中外军事论文里包含这么丰富的哲学思想的，恐怕到现在还是数第一，前无古人。它对未来估计得那么准确，抗日战争前基本走向几乎一步不差地应验。

　　毛泽东善于学习，善于思考，善于运用，善于表达，因为他置身于实际斗争之中。所以，我建议同志们，在某一方面，或者在某个问题上，具体地来研究、领会和表述毛泽东与别人不同的这种方法。他说的公式，就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但是，应该很好解剖，很好发掘深层次的内容，要搞清楚在哪一个问题上，在哪一个方面，毛泽东是怎么样进行的，他取得的成就及其影响为后人留下了什么，今天我们还不能不向他学习的是什么？这就可能不至于只是一种公式。因为他解决的问题很多，我们可以从各种角度，从各种问题、各个方面、各个学科，或者各个时期进行探讨，写成文章或书。这样可把对毛泽东著作的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毛泽东作风的研究等等，搞得更有战斗性，更生动活泼。与此相同，为了搞得更有战斗性，更生动活泼，希望同志们所撰写的各种辅导材料一定要密切注视当前国际国内的实际情况、斗争情况。因为我们学习毛泽东及其著作，都是为了解决当前的斗争，为了适应斗争的需要。一句话，我们的斗争需要毛泽东思想。准确地说，就是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相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始终坚持这样一条马列主义的认识：在国际范围里，存在着尖锐的两种制度的斗争，存在着两大阶级的斗争。我们党、我们的国家坚持了毛泽东对世界的形势的正确分析，诸如两种制度、两大阶级、三个世界等观点，在外交上独立自主，在国家关系中要有来有住，要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是，必须是又联合又斗争，决不屈服于任何压力，更不能投降。这是我们过去取得胜利的基本方针，也是现在和今后仍然需要坚持的。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帝国主义天天都在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妄图消灭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有目共睹的事。但是就有那么一些人，对帝国主义抱着那么大的幻想，一句好活便受宠若惊，惟恐得不到帝国主义的欢心。

　　在五十年代，在社会主义队伍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里，出现了一种思潮、一种倾向，说话、做事以能够受到帝国主义的拍手为荣。做一件事，说一句话，帝国主义夸奖了，自己就以为身价十倍。在苏联，出了一批这么厚颜无耻的人。中国也有，但是终究这种人在我们这里是少数，不占优势，而且受到人民、受到党员的唾弃。许多人经过1989年发生的政治风波和苏联、东欧一些国家发生剧变后，受到了很大教育。年轻人出现“毛泽东热”，希望了解毛泽东这个人，希望读毛泽东的书，也是根据他们自己的实践、自己的经验、自己的比较和体会所产生出来的欲望和激情。他们觉得毛泽东的许多观点和理论是值得重视的，可以使他们不至于走错路，而能走正路，按照毛泽东的去做，帝国主义的狂妄企图就休想得逞。现在，好多事情都再一次证明毛泽东的眼光远大，判断准确。想当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一露形，毛泽东就在全世界范围里敲起警钟，说要提高警惕，这个思潮可危险，戈尔巴乔夫六年变化，现在看，也不是他一个人造成的，他的祖宗就是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的纲领，基本上是继承了赫鲁晓夫的纲领，国际上就是赫鲁晓夫的“三无”、“三和”那一套；国内就是全民党、全民国家、没有阶级等赫鲁晓夫路线的因袭。还有一个全盘否定斯大林，赫鲁晓夫做得极其露骨。所以，毛泽东一看到二十大的报告就知道这件事情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危害，这个思潮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危险性，对苏联的危险性，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危险性。逢先知同志写了一篇《回顾毛泽东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论述》的文章，就是重新解释毛泽东在这些方面的观点的。经过历史的再一次检验，证明毛泽东的这些观点值得我们重新学习，值得我们重新认真对待。

　　我们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这也是毛泽东一贯的思想。在这个问题上，他留下了很多值得我们叹止、值得我们学习的思想，例如：正确处理十大关系；建立一个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的队伍；建立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这样一种政治局面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也是我们从毛泽东《关于证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历》的讲话中提出来的。

　　这里我想说一个意思，就是我们不要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仅仅当成我们同资产阶段自由化的一种观念的争论。其实，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国家的根本制度，是通过宪法所确立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思想指导制度。它已经不限于学理问题，是一个已经确定了的现实政治问题。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否定四项基本原则，不是简单地从观念上、学理上说这几条原则他们反对，而是要把我们宪法所确立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思想指导制度根本推翻，改变我们国家的性质。这里没有任何退让的余地，正如邓小平同志郑重指出的：“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当然就要反对危害四项基本原则、危害国家社会根本制度的现象，包括党内的一些腐败现象。腐败问题现在确实值得重视，看了一些材料确实令人担心。这个问题不解决，群众很难满意，这一条也是年轻人对毛泽东产生尊敬、怀念的重要原因。他们希望我们用毛泽东那样的魄力和决心来解决这样的问题。所以不仅在国际上，也包括国内，包括党内外，现实的生活里问题不少，都需要重新学习毛泽东的著作，领会毛泽东的思想，来把这些问题一个个解决。因此，学习毛泽东著作，不只是一个纯学科的学习，是现实的需要，斗争的需要、我们学得好，对我们整个的事业有好处。同志们的工作是很有意义的。如果能够通过同志们的研究、撰写、出版来影响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越来越多的干部，把毛泽东思想结合到我们的实际中，来解决我们当前和今后的问题．那末这就是人民所需要的，党所需要的。善莫大焉！（这是邓力群同志1991年12月25日在北京召开的毛泽东研究述评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选自《邓力群文集》第3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