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行区卫生计生委:“六十一人案”揭秘

“六十一人案”是怎么一回事？这里有必要讲一讲这段历史。1935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召开的瓦窑堡会议，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12月29日，中共中央委派刘少奇为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到华北指导北方局的工作。这时，华北已成为全国时局的焦点。日本军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后，又把侵略势力向华北扩张。1935年秋冬之交，策动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企图把华北从中国分裂出去。12月9日，爆发了震动全国的“一·二九运动”。刘少奇化名胡服，作为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于1936年春天到达天津。这时，华北地区的党组织，遭到国民党的几次大破坏后，损失非常严重。刘少奇深感形势紧迫，而干部严重缺乏。他得知“北平军人反省分院”中关押着一批党的干部，他们在狱中与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在残酷的刑讯逼供下坚贞不屈，始终不肯“悔过反省”，拒绝在《反共启事》上签名、按手印。刘少奇想，如果能将这批党员营救出狱，可以大大加强华北地区的干部力量。而且，日本对华北的进攻已不可避免，如果这批干部落入日本人手中，将很难生还。据北方局组织部长柯庆施汇报，这些同志多数刑期已满，但不履行一个手续就不能出狱。他请示刘少奇：“是否可以履行一个手续，让这些同志出狱？”刘少奇深知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认为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是在特定条件下采取的一个特殊的措施，有利于党的事业，但这件事关系重大，必须请示中央。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接到刘少奇的报告后十分重视，他同在陕北的其他中央领导人商量后，批准了这个要求。刘少奇接到中央的批复后，立刻把这件事交由柯庆施去办。柯庆施派地下党员徐冰通过孔祥祯设法给狱中的殷鉴送去一封密信，说北方局指示你们可以履行出狱手续，争取早日出来。狱中党支部负责人薄一波、殷鉴和刘澜涛，认为这封信可疑，没有进行讨论。过了三四个月，他们又接到第二封信，说上次的信是中央代表胡服让写的。你们过去多年坚持反对“反省政策”，不在“反共启事”上按手印，是完全对的。组织上认为你们现在可以履行敌人规定的出狱手续，争取早日出狱，如果你们不执行党的决定，就要犯严重的错误。

狱中党支部经过慎重研究，并设法打听外面的情况，最后确认这是中央和北方局的决定，分头传达到全体党员。紧接着他们又接到第三封信，说一切都办好了，新的管理员就是帮助你们快办手续快出来的。从1936年8月底到1937年3月，狱中的共产党员分9批履行出狱手续，陆续出狱。

“文革”中，“四人帮”及其顾问康生一手炮制了“六十一人案”。1967年3月16日，薄一波等60余人被正式定为“叛徒集团”。不但当时幸存的几十位老同志遭残酷迫害（如王其梅、王新波、刘文蔚、刘慎之、刘锡五、胡敬一、胡锡奎、侯振亚、徐子荣、赵明新、高仰云、廖鲁言等被迫害致死），他们的家属、子女、亲友、老部下、老同志，受到株连审查与迫害的成千上万。

“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因为地处草岚子胡同，人们通称草岚子监狱。薄一波出来后见到柯庆施，柯对他说：“让你们办手续出狱，是北方局向中央的建议，中央批准后才通知你们。你们这些‘诸葛亮’，非要三请才肯出来。”1943年3月，薄一波去延安，曾向毛泽东谈了1936年履行手续出狱的经过。毛泽东说：“这件事我们知道，中央完全负责。”1945年，这批党员中有15人当选为出席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七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任弼时，对这些同志出狱的情况又进行了调查，正式承认他们的代表资格。薄一波还是七大选出的44名中央正式委员之一，刘子久、刘澜涛被选入33名候补中央委员之中。

这批出狱的共产党员，大多数是1930年以前参加革命的，将近一半是大革命时期，也就是1927年以前参加革命的。他们都有光辉的革命经历：李楚离参加过北伐战争；唐方雷先后参加过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徐子荣领导过确山农民暴动；殷鉴、胡锡奎、马辉之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周仲英、赵镈、张友清在黄埔军校时就是中共秘密党员；薄一波在天津宪兵司令部里秘密组建党组织。他们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不畏艰险，不怕牺牲，为党的事业作出可贵的贡献。刘少奇曾经说过：“在白区，政权是国民党政权，军队是国民党军队，……白区党员的工作条件要艰苦万倍。在根据地入了党，就有工作做，吃饭、穿衣有了保证，……白区的党员必须自己找饭吃，自己赚钱来养党，自己出钱来做党的工作。党员在白区工作，脑袋好比拴在裤腰带上，随时都有被敌人拿去的危险。”

从草岚子监狱出来的共产党员，很快被党组织分配到山西、北平、天津、河北、山东等地，重新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去，大大加强了北方党的力量。薄一波和杨献珍、董天知、韩钧、周仲英等被北方局派到山西，同当时统治山西的阎锡山建立了特殊的统战关系。薄一波担任公开的山西工委书记，张友清为秘密的山西工委书记。共产党通过牺牲救国同盟会，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并且组建了由共产党领导的山西新军。到1939年冬，山西新军发展到9个师（旅）级单位，46个正规团又4个游击支队，总兵力达7万余人。在山西新军中担任领导职务的，还有唐方雷、李力果、廖鲁言、王鹤峰、傅雨田等。

1937年七七事变后，从草岚子监狱出来分配到各地的共产党员，在发动各地抗日武装起义，组建抗日武装，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马辉之、胡锡奎、李楚离等领导了冀东人民抗日武装起义。李楚离曾任冀东区党委书记，马辉之曾任冀热察区党委书记，领导开辟冀热察抗日根据地；刘子久先后任河南省委书记，豫皖苏区党委、苏皖区党委书记，先后领导创建豫皖苏和苏皖、豫西抗日根据地；安子文先后任太岳特委、地委和区党委书记，参与领导创建太岳抗日根据地；赵明新参与领导山东黑铁山抗日武装起义，组建山东抗日救国军第五军；赵镈、朱则民、冯乐进、贺致平参与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1941年赵镈被国民党顽固派杀害；马玉堂在河北藁城组织起一支百余人的抗日武装，以后发展成为晋察冀抗日义勇军第五支队和第五军，1940年与日伪军作战时牺牲；董天知参与组建山西新军，任决死队第三纵队政治委员，1940年率部参加百团大战，牺牲于晋东南；张友清曾任八路军前方总部秘书长，在太行山区反扫荡中被俘，壮烈牺牲于太原集中营。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牺牲的，还有夏富海、冼维勋、殷明道、张曼萍、王振林等。

新中国成立时，“六十一人案”涉案者仍健在的有30多人，都担任了中央机关和各地区的领导职务。薄一波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刘澜涛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西北局第一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安子文历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纪委副书记、人事部部长、中央组织部部长；刘锡五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杨献珍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廖鲁言任农业部部长；李楚离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张玺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周仲英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兼国家机关党委书记；徐子荣任公安部副部长；李力果任一机部副部长；刘有光任七机部副部长；马辉之、彭德任交通部副部长；胡锡奎任西北局书记处书记；王德任中南局候补书记；赵林任吉林省委书记；王其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王鹤峰任黑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傅雨田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高仰云任河北省政协副主席。这些领导干部，都是知识分子出身，文化水平比较高，而且经过敌人监狱的考验和革命战争的锻炼，在各个工作岗位上表现都很出色。然而，他们的仕途却并不平坦，在频繁的政治运动中往往成为被冲击的目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六十一人案”得到平反，幸存的20多位同志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在改革开放中大显身手，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强国，做出了杰出贡献。

题图为曾彦修讲述“六十一人案”的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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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