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卡被自己微信盗刷:这几十年来红歌在中国的处境反反复复。总是在一盘散沙凝结起来的过程中，就会产生这种集体性很强的歌。现在，红歌的需求又出现了。 今天应该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不能有了红歌，别的歌就低人一等。歌儿为什么这样红

    2011年6月2日开始，中央电视台9号演播厅连续十几天录制《红歌90年》。

    为《红歌90年》担任撰稿工作的朱海两个月前接到这个任务，这部为建党90周年献礼的电视文艺专题片一共10集，七一前后连播10天。《红歌90年》分访谈、演唱两大块。光看演唱阵容，其规格就一目了然。内地歌唱家从王昆、郭兰英、李光曦、于淑珍、殷秀梅、阎维文、毛阿敏等，一直到宋祖英、彭丽媛，此外，张明敏和刘德华也会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唱红歌。访谈嘉宾有聂耳（《国歌》作者）的后人、曹火星（《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后人、新中国第一代音乐家劫夫（《我们走在大路上》）的后人，有不同历史时期典型人物，如草原英雄小姐妹、雷锋当年的战友和现任班长、铁人王进喜的儿子等。

    片子一共选了170多首歌，入选的大多数作品都是以抒情为基调，歌颂美好为前提。

    “红歌代表主流声音”，朱海这样解释歌曲的选择理由。例如《延安颂》，唤起当年许多年轻人奔赴延安；吕其明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和秦咏诚的《满怀深情望北京》，这样的歌就是一个记忆，蕴含那个时代的美。《黄土高坡》也被选入，朱海觉得艺术样式不能决定是红是黑，决定的是歌曲内容，爱党、爱国、展示故土情的都可以是红歌。

    另一个名为“唱响中国：群众最喜爱的新创作歌曲”的新红歌征集活动早在2010年7月14日就已经启动，“六好一强”是这次征歌活动的宗旨——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伟大祖国好、各族人民好、人民军队好、时代感强，同时，作品必须易于传唱。

    什么是“红歌”

    音乐评论家金兆钧认为，“红歌”应特指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导思想创造出来的歌曲、歌剧等“红色经典”。也就是说，1942年5月之后诞生的“红歌”才算真正意义上的“红歌”。

    “不仅仅是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歌颂领袖的歌曲属于‘红歌’，歌颂人民军队、歌颂劳动人民、歌颂祖国和家乡的歌曲其实都应该算‘红歌’。”金兆钧说。

    金兆钧听到当年的“红歌”时，“更多的是唤起青春记忆，而不是特定时期的某些意识形态”。作为专业的音乐评论家，他旗帜鲜明地主张正视“红歌”的艺术价值。

    谈及“红歌”，中国音乐文学学会副主席宋小明坦率地说：“作为约定俗成的概念，‘红歌’这一提法说得过去。但严格来讲，这个提法不太科学，也不好发展。比如说，歌颂环保的歌曲该叫什么歌？”

    宋小明认为，中国“红歌”的中国特色主要在于极为鲜明的政治色彩。

    红歌从哪里来

    如果沿着中国革命史的脉络上溯，《五四纪念爱国歌》、《国耻》等“五四运动”歌曲、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打倒列强》等以外国曲调重新填词的歌曲也都应该算“红歌”。

    金兆钧之所以强调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节点意义，最重要的理由在于，从那以后包括音乐在内的艺术创作完全纳入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

    第一阶段，直接采用民歌素材，填上红色内容。比如《东方红》即是把原生态歌词“骑白马，挎洋枪”换成“东方红，太阳升”。

    第二阶段，从民歌中吸取营养，自行创作。“比如劫夫，一边打仗一边收集当地民歌，仗打到最后满肚子都是民歌。”金兆钧说。

    1949年之后，以劫夫等人为代表的那批音乐家得以进一步深造，纷纷留学苏联或进入国内的大专院校进修，西洋音乐手段开始大量运用。“文革”前的17年，“红歌”的创作达到了新高度。

    其实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冼星海创作的《黄河大合唱》就已经采用了大合唱这种中国传统音乐形式之外的艺术手段，事实证明，中国百姓很容易理解，也很容易接受。但专业化的进一步兴盛，则还是要等到1949年之后。

    这一演进脉络在歌剧创作上表现得特别明显。1945年创作的歌剧《白毛女》，显然借鉴了西方歌剧的框架和形式，但中国戏曲的影子依然浓重。而阎肃等人主创，1964年公演的歌剧《江姐》，与《白毛女》相比已经很洋气了，整体上采用歌剧结构和大咏叹调等艺术手段。

    直到“文革”期间，“红歌”的技术进步也没有完全停止。

    金兆钧一直旗帜鲜明地强调，只要创作者情感是真挚的，政治性不会损害艺术性。“尤其我们这一代，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李双江的《红星照我去战斗》、《北京颂歌》、《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等歌曲带来的审美愉悦。”

    红歌、黄歌和绿歌

    改革开放之后，以邓丽君为代表的港台流行歌曲逐渐浮出水面，当时也有人称其为“黄色歌曲”，但不可否认，这些歌曲确实受到了广泛欢迎。

    “红歌”并没有自外于开放浪潮，相反，它几乎在第一时间就毫无偏见地热烈拥抱新的艺术表现方式。1980年，海政文工团独唱演员苏小明以《军港之夜》红遍全国。

    金兆钧认为，1980年代“红歌”依然能够被大众广泛自觉传唱的原因在于，首先那些歌曲真挚动人，其次是当时人们处境类似，生活条件艰苦，内心一致充满脱贫致富的愿望。

    “富民政策立竿见影，所有人都看到了摆脱贫穷的希望，所以《在希望的田野上》被众口传唱。当时中国内地也开始流行穿西装，打领带，张明敏一曲《我的中国心》，‘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大家一听心里就感慨万千。”金兆钧说，“红歌”开始主动切近人们的心声，从人性层面寻求共鸣。

    “94新浪潮”之后，以高晓松为代表的新一代，在审美取向上彻底告别了长辈，小资情趣堂而皇之，登堂入室。但金兆钧认为，这拨人骨子里仍然有长辈的影子：“《同桌的你》、《白桦林》这些歌曲的旋律明显带有1950年代苏联、东欧歌曲的痕迹。”

    高峰《大中国》的出现，让人们赫然发现，原来歌唱祖国也可以“吊儿郎当”。孙楠的《红旗飘飘》唱响全国时，老“红歌”的影子已经不多了，首先歌词彻底“朦胧诗”化，“那是从旭日上采下的虹，没有人不爱你的色彩……”旋律有进行曲的色彩，但更多是流行的感觉。

    流行可以“红”，摇滚也可以“红”。金兆钧和宋小明不约而同地认为，摇滚精神与红色精神血脉相通。

    “以《国际歌》为例，‘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这显然就是最纯正的摇滚精神。”金兆钧说，“宏观地讲，崔健的某些歌也应该算‘红歌’，与‘94新浪潮’不同，他的歌曲带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而宋小明则认为，摇滚最能表现炮火硝烟，表现抗争的壮烈残酷，以及不畏牺牲的精神。

    对于创作者的探索，作为评论家的金兆钧认为：“推广流行歌曲没问题，推广‘红歌’也没问题，关键是不能过于厚此薄彼。一个多元化的、富裕安定的社会将不会再出现一首歌曲全国唱的盛况。”

    现在，“红歌”创作也遇到了一些问题。随着电视晚会的兴盛，各级领导干部从亲手抓“红歌”生产开始，渐渐介入创作，比如操刀上阵，填词配乐。这样做的好处大家都看得见，比如说救了民歌。弊端则是“红歌”的官本位化，不如老“红歌”那样直击大众的内心。

    白领的烦恼，民工的压力，这些歌曲难以进入主流传播平台，宋小明力劝年轻的音乐人介入“红歌”创作：“越是‘红歌’，你的诉求对象越应该具体，不要总是泛泛地说为人民大众服务，现在人民大众已经形成很多层次，《春天里》和《香水有毒》的听众肯定没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