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甲铁拳bt种子下载:一群人的红歌，一个人的国际歌

                                                     一群人的红歌，一个人的国际歌                                                                      作者:何小手  去KTV唱歌经常会有这样的经历：引发大家共鸣的往往并非某个人精湛的唱功，也不是那些大家都会唱并且能诠释青年人悲剧的歌，比如《单身情歌》，而是能够指引大家进入大众记忆的革命歌曲。在聚会的收尾阶段来一首摇滚版的《国际歌》或者《社会主义好》，往往能让气氛达到高潮，这些歌曲富有节奏感，气势高昂，一旦唱响，应者云集。
　　
　　革命歌曲中描述的情景，莫过于年轻人的革命冲动在荷尔蒙的作用下，被轻易点燃，二十世纪无数青年成为革命的带头人或者殉道者，然而无一例外都付出了血的代价。暴力作为最后的理性（赛加特语）在过去的100年间的多次成为变革的首选，那些革命歌曲所记录的是一个时代的冲动，在那些时代中，无数人屈从于领袖和信仰，上演了一群人的狂欢悲剧。如今，在KTV中唱响那些革命歌曲，鲜活的历史在音符中再现，值得庆幸的是，政治开始走出意识形态的藩篱，并开始致力于社会生活史的书写，过去的寡头政治逐渐被多元化的协商式民主所取代，并成为多数人的生活方式。没有人再会受到这些歌曲的教唆，拿着镰刀走向街头，即便是在偏远的农村，我曾亲眼目睹了保存完好的历史记忆，那些断壁残垣上的宣传语，以及高大的领袖形象，它们甚至不再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素材，在我看来，抛弃这种乱伦式的爱国，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大福音。
　　
　　遗憾的是，这些本该成为记忆的历史悲剧，它们似乎要借尸还魂，红歌走出了KTV，以“民众呼声”的民意重新回到舞台，继而被赋予聚集人心的重任，并成为救国、建国和强国的工具。
　　
　　无意诋毁红歌，相反，对于那段峥嵘岁月，我和很多人一样仍然保留着敬意，从《我的团长我的团》到《滇西1944》这些电视剧的热播就可看出，民众无意忘却这个民族的苦难，也正是如此，偶尔的唱红往往能起到“缅怀先人，继往开来”的作用。读书的时候也有过唱红歌的经历，那是在重要节日，但是周期很长，往往几年才轮一回，所以即便有怨言也尚且可控，而且，正如此前所说的，在聚会场合，红歌往往成为大家娱乐的沸点。红歌真正的悖论在于这不是一个“抱团”的时代，道一声同志太沉重，革命的火种尚存，但是领袖已经黯然失色，作为政治动员思想武器的红歌已经不复存在，它仍然是自我激励的工具，但是激励的不是大众摇旗呐喊的社会革命，而是个人不懈追求的生活革命。
　　
　　同样是革命歌曲，用作生活革命的表达效果却大不一样。过去是把血管当枪管，随时准备抛头颅洒热血，现在则变了，年轻人唱革命歌曲，革命革的不是敌人的命，而是自己的命，这种命通常是所谓“人性的弱点”，比如恐惧，比如懦弱，比如自卑。弱点固然不是好东西，但它夹杂于肉体之间，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要革掉多少有几分自残的意味，当然，它比过去革别人的命就显得轻松了许多，如果说，过去的革命热情是因为个人生活无望，国家因此成为个人情感的最后避难所，在一无所爱的情况下，我们选择了爱国，选择了流血；那么现在，正如熊培云说的“20世纪流血，21世纪流汗”，在唱革命歌曲前已经没有了流血的打算，而是借着革命的激情，做好流汗的准备。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是的，现实生活中没有什么救世主，没有雷锋同志，没有叛徒哈布林，没有革命友谊，甚至也找不到同盟。革命已经变成了一个人的苦役，意味着复杂的自我斗争，意味着在绝望中挣扎，意味着重复地洗心革面，不断地从头再来。与此同时，它仍然裹挟着许多的口号，比如今天尚且风餐露宿，睡觉前却仍然喊着“明天会更好”，比如新的暴力从国际战场转移到国内的强拆，却仍然喊着“我爱你，中国”，据说类似的例子还发生在30多年前的捷克斯洛伐克，那是哈维尔提到并被无数描述无权利者无奈的的经典例子，一位水果店老板经营着自己生意的同时，还在水果摊位上书写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这是新时期的革命，我们革的是生活的命，于生活之中，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乌托邦，于是大家都唱着自己的国际歌，走着自己的路，摆着自己的小摊，卖着自己的水果。
　　
　　那些宏大的口号不过是伪劣的虚掩，幸好，时过境迁，同唱一首歌日渐遭到排斥，矫情的口号已经显得不合时宜。生在一个有着多元化选择而不能的时代，难免会对别人说三道四，红歌之于流行音乐，之于摇滚乐，只是音乐的不同类别，然而舆论所宣扬的红歌的魔力却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甚至有媒体宣传，癌症晚期患者靠唱红歌挺过化疗，其荒诞程度逼近当年的“某产万斤”。而在红歌的合唱声中，还有无数的旭日阳刚在天桥上唱着《春天里》，他们的歌声嘹亮，振奋人心，但是却鲜有机会登上舞台，这正是我们时代的忧伤，或许我们有在天桥上歌唱的自由，但是对于让谁登上舞台，则很少实现平等。
　　
　　值得庆幸的是，对于多数人来说，谁上舞台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因为现在的舞台不再光彩照人，因为时代不再唯舞台是瞻，当然，更重要的是，更多的人乐于唱一个人的《国际歌》，却不会参与到一群人的红歌。这仍然是一个“乌合之众”（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的时代，但也是一个“独自打保龄”（罗伯特•普特南：《独自打保龄：美国社会资本的衰落》）的时代，过去的革命是无权者的暴力革命，现在的革命则是无权者的自我革命。在地下室里，在天桥上，无权者唱着《国际歌》，此时的“国际”已经浓缩为自己的小宇宙和小理想，诠释的乃是新时代的《我的奋斗》：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
　　全靠我们自己！
　　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
　　让思想冲破牢笼。
　　
　　这是新时代的红歌，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永不褪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