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蚕属播种温度:国家的

第一部  饱满又参差的风景“父爱主义”遗忘的地方（1）胡平：7000年前，在现在浙江叫河姆渡的地方，一群身穿树皮的祖先，种出了一种日后被称为水稻的植物，中华民族由此走出狩猎进入农业。5000年前，在浙江北部出现了一个神秘的部落，玉器是它的图腾，这些被称作良渚文化的玉器，至今还作为石器时代的遗传密码让人们苦苦破译。2000余年前，浙江称为“越”，越王勾践和越女西施构成了那个风烟滚滚、兔起鹘落的时代里最荡气回肠的故事。白居易先生吟完“能不忆江南”，就是宋代了，岳飞在此怒发冲冠，仰天长啸；陆放翁也在此与年青时的恋人不期而遇，喜极悲极，他写下了千古绝唱《钗头凤》。以后，我们就越来越熟悉了：王阳明、黄宗羲、蔡元培、王国维、秋瑾、鲁迅、徐志摩……直到不久前在中央台八频道播出、拍摄于浙江东阳的《橘子红了》。西湖，自然山水的经典画卷；大运河，饱含了历史文化的底蕴；浙江——鱼米乡，丝绸府，风月地，文物邦，从来是一个令世人向往之地。
改革开放以来的许多年里，浙江经济的高速发展在许多人眼里也是一个谜。
浙江省面积为10.18万平方公里，是除了宁夏、台湾及海南外全国面积最小的省份。其中山地和丘陵占70.4%，平原和河谷盆地占23.2%，河流和湖泊占6.4%，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称。人均耕地面积为0.57亩，大大低于全国1.2亩的人均耕地面积水平，不及全国人均耕地占有量的一半。矿产、能源资源也比较贫乏，在全国“各省市人均资源拥有量综合指数”中浙江排行倒数第三。
这种客观上的资源状况，从两方面制约了浙江经济的发展：一方面，浙江农业生产在这种土地条件下，尽管农民精耕细作，土地产出量高，但几乎已经接近了农业增长的极限，很难再有扩大发展的余地；另一方面，在矿产能源短缺的条件下，浙江又无法成为全国性的重工业发展基地，在全国工业生产中也很难有浙江的一席之地。如果没有别的优势，大量增加资金投入也不失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是根据国家发展战略来进行社会资源配置的，在“一五”期间，国家出于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战略以及准备要和台湾打仗的需要，把主要的资源配置到那些自然资源相对丰厚、地处内陆的省份，沿海的浙江处于计划经济的边际地位。
“一五”时期，国家对浙江省的投资仅占全国投资总额的0.84%，直至1978年，浙江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154.3亿元，仅占全国的1.6%，以人口平均计算，列全国各个省份的最后一位。处于前线位置的温州更是少得可怜，从1949年到1981年，国家在此的固定资产投资总共为6.55亿元，平均每年只有0.2亿元。改革开放之前，浙江的工业生产在资源型和投资型方面显得相当薄弱，浙江经济在资源与体制的双重约束下，不可避免地陷于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很快让世人刮目相看！1979～1997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3.6%，比同期全国年均增长率高出3.8个百分点。国内生产总值实现了翻三番，经济总量由改革开放之初的全国第十四位跃居全国第四位，仅次于广东、江苏和山东；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10,515元，也居全国第四位。1979～1997年，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位居全国第二位，其中，第二产业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位居第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位居全国第二位。
还必须充分注意的是，浙江的GDP值是按区域统计的，相对比较准确。可还有一个GNP值是按人算的，浙江人在外地办的企业远远超过外地人到本省来办的，所以这个GNP值没法算，但肯定是比GDP值高得多，因为GDP值是只有在浙江办的企业才算入浙江的GDP值。广东的GDP值虽然看起来比浙江高，但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来自香港等地的资金，按人算这不应该算广东的，因为这些财富不是控制在广东人手里。而浙江虽然有很多人在外地办企业，但财富却是实实在在控制在浙江人手里。经过20余年的发展，浙江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从1979年到1997年，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7.3%和9.5%。到1997年，浙江全省多数地区城乡居民已基本提前实现小康。浙江老百姓的存贷款比例在全国也是很高的，存款大于贷款，每家银行的总行都会把浙江支行的存款调剂到其他地方去放贷。到去年末，浙江民间资本的盘子已达5,000亿元，其中有3,500亿元滞留在银行。
浙江如同一个跳远高手，从改革开放前最多是中等经济发展水平一跃为当下中国的经济大省。当它的邻省——人口也是4,000余万的江西，在2000年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仍低16个百分点，大抵上还处于农业社会时，浙江的第二和第三产业在全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达85%以上，经济社会结构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开始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浙江还是体操王子，以市场为木马玩起了托马斯全旋，让国人如走山阴道上目不暇接，叹为观止。比如，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资源小省，就是在并不多产羊毛的地方办起了羊毛衫市场，在不多产棉花的地方办起了轻纺市场，在不多产牛皮的地方办起了皮革市场，在不多产钢铁的地方办起了五金市场，在不多产木材的地方办起了三合板市场……仅义乌这个当今中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一年的成交额就近200个亿。抗战时期有一首能将中国人的血点得着火的歌：“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今日浙江人开辟出的市场遍及国中，甚至开去了欧洲、北美、南非、阿富汗，这市场真是给浙江人造出了太多太多的东西，其中最响亮的又当属“浙江”这两个字的品牌。
马年春来早。春风吹得桃红如霞，柳绿似烟，新叶在攒拥，老根在发力。在2001年里，我发现不仅是我所在的城市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中国的不少城市都在变高变大变美。杭州亦然，她将新区余杭、萧山揽入怀中，从此杭州春色之美又豁然开朗，更为缤纷深沉。可这一星期里，我却未能走苏堤白堤，看平湖秋月；也没去余杭的径山，品与龙井齐名的径山茶，或去良渚古文化遗址看那些美仑美奂的玉器……我此行的目的和全副心思只有一个——依靠学界同人，探询浙江经济高速发展之谜。
谈浙江，自然得先谈鳌江畔名闻遐迩的温州。
温州地区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就开始搞商品生产，初步实行了市场经济，或双轨并存，即使在50年代“左”的政治环境下，这里也没有完全按“一大二公”的模式运行。
改革开放以来，成千上万浙江人（尤其是农民）在全国各地做小商品生意、弹棉花、承包建筑工程、理发、补鞋，还形成了“温州一条街”、“温州村”、“浙江一条街”、“浙江村”等等。
温州人对钱几乎有一种本能的冲动，他们在其他方面的价值观可能会呈现多元化，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偏好，但是对财富的不懈追求却是一致的。
第一部  饱满又参差的风景“父爱主义”遗忘的地方（2）周伟林（复旦大学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如果说浙江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以温州模式为典型代表的，那么浙江模式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自发的秩序。
从浙江省的实际情况来看，土地确实是比较紧张，生存状态不是很好。以温州而言，改革前农村劳动力大约有70%即约110万余过剩。这些人长期被困在贫瘠的土地上，劳动效率极低，过着贫穷的生活。处于计划经济边缘的浙江人的强烈的自主创新意识，显然有其植根于现实生存土壤之上的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在计划经济的中心区域，由于人们能够较多地享受原存制度的好处，比如医疗、住房、招工、粮食以及副食品补贴等福利待遇，一般来说，创新意愿较弱。而在像浙江这样的边缘区域或薄弱环节，由于多数人（尤其是农民）较少享受计划经济的好处，一般来说，自主谋生的意愿或自主创新的意识往往较强。在意识形态领域极左思潮占统治地位的年代，惟浙江，尤其是温州和台州最不“安分守己”。
温州地区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就开始搞商品生产，初步实行了市场经济，或双轨并存，即使在50年代“左”的政治环境下，这里也没有完全按“一大二公”的模式运行。永嘉的包产到户闻名全国，而在浙江尤其是温州实际上实行包产到户的并非永嘉一个县，苍南等地也这样做。其后不少农村往往是明里集体统一出工，计算工分，暗里农民耕作自家责任田。小商品生产也一直小打小闹地进行，如金乡镇“文化大革命”初期就加工语录牌、领袖像章。20世纪50年代以来，尽管民间工商业普遍受到抑制，但温州虹桥一带的农民仍然采取各种方式进行集市贸易，每市日仍有二三万人，上市品种达到400多种。甚至粮食的买卖在严格的控制之下仍未能根除。永嘉桥头镇劳力不到5,000人，外出弹棉花者在1962年就有200人，1968年更是高达1,000人，而此时外出的劳力共达3,000人，已占全部劳力的60%。虹桥仙佯陈村在20世纪60年代末走街串巷卖麦芽糖的占全村劳力的50%以上。
由于当时实行粮油和棉布定量发票供应，在乐清与温州等地，许多人开始往返于温州和上海、杭州之间，通过倒卖粮票、油票和布票等谋取糊口的收益。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党政机关受到冲击，政府对农村基层的控制能力大为减弱，迫于生存压力而自发进入流通领域的农民越来越多，致使温州在当时就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而加以严厉的批判。
在浙江这些往外走的农民大都是能工巧匠，他们都有专业化分工，而且在某些小商品和产品的制造上各有传统经济的支撑，能工巧匠们从生活当中一些很小的、很具体的服务业做起，随着分工发展以后呈链条状逐步延伸，这些技术很容易延伸到周边其他地方去，并且这些产品的技术含量并不高，农民很容易学会，转行快，所以很容易吸纳就业，形成市场。如绍兴倚借“日出华舍万丈绸”的传统经济，日后大力发展轻纺工业；宁波依托“奉帮裁缝”的传统技艺，日后大力发展服装产业；永康利用“百工之乡”的优势，日后大力发展小五金；温州人发挥肯钻研、善模仿、能吃苦、会经商的精神，逐步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皮鞋、服装、打火机、眼镜、灯具、钮扣、低压电器、标牌徽章、编织等小商品。现在这些市场的规模都非常大，小的有几十个亿，大的则有几百个亿。它们在全国专业化市场当中所占的市场份额比重都很大，这说明浙江的专业市场已经大面积向外辐射了，已经形成了大规模的专业化生产加工能力，而且营销还形成了网络化，其他地方已经没办法和它竞争了。
大企业的很多信息是靠研究所或其他机构提供的，而对于遍布浙江的这些小企业来说，市场就是信息员，消费者到这里来买东西讨价还价，什么东西好卖，什么款式好卖，出什么价格，它在市场上第一时间就反映出来了。因为它们是“前店后厂”，如果你需要的话，它马上就给你生产出来了，这样的话它总是把握市场的节拍，总是走在市场的前头，以最快的速度适应市场的需求。香港上市的时装款式，温州在一周内即可生产出来并迅速地投放市场。日本的打火机经过温州人的学习效仿，出产的打火机与日产相比从性能、质量到外观上都让人难分高低。
据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的调查表明，全省66个县市区的区域特色经济广泛分布在农业、工业建筑劳务和流通等各个领域，共涉及工业中的110多个小行业和农业中的30多种农副产品，生产企业有13万家之多。据精确估计，1996年，浙江66个县市区的工业特色产业（品）产值占工业总产值37.4%;农业特色产业（品）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39.8%。据不完全统计，当年66个县市区中特色产业（品）产值超过1亿元的区块有306个，总量达2,664亿元，平均每个区块规模达8.7亿元，其中产值在10亿元～50亿元的区块有91个，50亿元～100亿元的区块有13个，超过100亿元的区块有4个。它们对整个浙江的经济起到了巨大作用。
浙江人有流动的习惯，喜欢走街窜巷做些“鸡毛换糖”的小本生意，像义乌以前就有换鸡毛的，把回收的鸡毛做成鸡毛掸子去卖。“敲糖帮”的组织管理复杂而又严密，既有传统的伦理道德秩序，又兼顾现代管理的不少理念，为今天的义乌人管理现代小商品经济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我记得在八十年代初的时候，义乌当时还只是一个小县城，开集市还是逢单开或者逢双开。但现在的义乌足以让全国刮目相看，凡是做小商品批发生意的人没有不知道这个地方的。有几十个国家的贸易组织在义乌有常驻机构，那里集散了全国各地的小商品，但主要还是义乌本地的商品。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一打衬衣的价格便宜得简直让你没法想像，平均几块钱就可以买到一件，想想连买布也不止这点钱，但在那里就有那么便宜。上海城隍庙的很多小商品都是从义乌进的货。现在义乌干脆在上海福佑路又建了一家小商品市场，它在上海都能占有市场，在全国就更不用说了。义乌还有一个老板私人投资几千万美元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建了一个小商品市场……改革开放以来，成千上万浙江人（尤其是农民）在全国各地做小商品生意、弹棉花、承包建筑工程、理发、补鞋，还形成了“温州一条街”、“温州村”、“浙江一条街”、“浙江村”等等。这正是浙江人（尤其是农民）自主谋生冲动和自主创新精神的集中体现。其中流动最典型的当属温州人，他们甚至走到了国外，在整个欧洲都有“温州帮”。温州人可以凭一些简单的手工艺制品生存，把这些东西卖掉以后，买张飞机票到自己想去的地方，几年以后竟在那里做了老板。
有学者对北京的“浙江村”作调查，处在社会大转型时期的浙江农民的土地依赖意识已经急剧减弱，尽管他们对国家政策的稳定性和在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里生存还抱有这样那样的顾虑，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对离开田地做工、经商、上大学表现了坚定的意向，其中为数不少的人甚至做好了随时远征、另行开辟新天地的准备。问卷结果显示，“浙江村”的绝大多数农民都对“农民的孩子应以种田为本”的说法持十分明确的反对态度。同意或比较同意“父母在，不远游”的说法的只分别占总数的7%和15%，而不太赞同的和很不赞同的却分别达到35%和21%。“浙江村”的农民很愿意和愿意到一个条件差、风险大，但机会和挣钱多的地方去发展的，分别高达16%和35%。
在改革开放初期，温州人确实制造了很多假冒伪劣产品，“假冒骗”在经济过程中时有发生。乐清县柳市镇产的矿灯漏电，几十万双温州劣质皮鞋在杭州市被当众焚毁，还有假烟假酒假商标等等使“温州=假冒骗”曾被一时传扬。这不仅大大制约了温州经济的发展，而且损害了温州的形象。为此温州市委市政府在1994年大力抓了以“质量立市”的全民工程。
第一部  饱满又参差的风景“父爱主义”遗忘的地方（3）有些温州人对此所作的解释却振振有辞。比如说皮鞋，当时温州的皮鞋价格很便宜，别的地方一双皮鞋可能要100多块钱，温州皮鞋则不到20块钱一双，而且样式很好，但是这个皮鞋是纸做的，穿三个月就坏了。那么人家就说温州人怎么卖这种纸皮鞋呢？这不是骗人吗？有些温州人是这样解释的，你花100多块钱买一双皮鞋可以穿一年多，同样花100多块钱可以买5双甚至10双我们的皮鞋，而且可以经常换式样，等于是天天穿新皮鞋，成本也降下来了，为什么不可以呢？
从这“歪理”中却可以看出部分温州人的一种快速消费的理念。在早期原始积累的时候，他们的生产观念、消费观念包括产品设计等一整套理念都表现出短平快的节奏。等到完成了原始积累以后，现在温州很多企业的财富已经积累到相当程度了，产生了很多资产几亿、几十亿的私人企业，这时候他们开始考虑建立品牌了。温州有两个品牌，一个是地方品牌，即温州作为一个地方的品牌，就像谈到葡萄酒就会想起法国一样，温州的电器、皮鞋、打火机现在是比较有名的。还有一个是企业自身的品牌，温州现在有好几家知名企业了。
温州人现在对此看得很清楚。品牌的形成有一个过程，一开始是很多小企业互相竞争，在这个竞争的过程中有些企业下去了，有些企业则慢慢发展起来了，到了一定的规模它一定会讲究品牌信用，这是恩格斯说过的话。因为对小企业来讲，信用和名誉的意义是不大的，但是大企业就不一样了。这并不是说大企业的觉悟要比小企业高，而是大企业如果卖了质量不好的产品的话，它的损失会很大。具体地说，大企业的生产一般是流水线，流水线的生产质量基本是稳定的，它不可能有意把产品做得不好。假如做得不好的话，那它损失的就不是一双两双皮鞋，而是整个一批产品，这样它的损失当然大，而且把自己的信用损坏了。大企业随着自己的实力逐步增大，名誉、品牌的理念也逐步会成为它财富的一部分 ，此正所谓“衣食足而知荣辱”。
做人也是这样，穷人是不管形象、身份这些东西的，只有自己的财富达到了一定的程度，才会注意自己的形象，注意自己的身份，可以说现在的温州人和以前的温州人已经大不一样了。
我们解释温州模式的时候，一是由于人多地少，二是由于技术的原因，能工巧匠多，三是人口的流动性，加上特殊的地缘文化，温州人还有一点比较突出的就是具有很强的地域观念，最直接的表现即其语言的特殊性。
温州以前是崇山峻岭，与外界相对分隔，居民长期生活在一起形成了一种语言，这种语言其他人听不懂。有一个很典型的事例可以说明这一点：据说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当时我军内部联系的密码被越军破译了，为了救急，前线部队调用了所有温州籍的士兵当通信员，直接用温州话通话，对方硬是破译不出来，所以说他们的语言很特殊。温州话连杭州人都听不懂，现在的杭州话是北宋南迁到临安建立南宋王朝以后，和当时的本地语言混合而成，它的语言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由北方语言组成的，和温州话根本不是一个语系，因此浙江人自己大都听不懂温州话。
温州人在内部是很讲信用的，这和中国农业文明中的地缘、血缘亲情有关系，他们非常看重乡亲的关系，互相之间一般都肯帮忙。一个地方只要到了一两个温州人，而且只要有商机，无须多久便会有几十、几百个温州人来此共谋发展。他们内部很讲诚信，通过互相协作产生民间金融组织，有些老太太没什么文化，却可以调动很多很多的资金。在民间的工业发展需要资金支持，而国有银行只能支持国有企业不可能支持民间企业的时候，温州民间就已经在自发地筹资扩大再生产，其间虽经几次取缔和清理整顿，但一直存在，至今仍然十分活跃。
温州人还有一点特性就是对财富的认识，我看这是中国其他地方的居民所不具备的。有一个朋友跟我讲，“文革”时候，有一年过年他和妈妈在菜场上买了一只老母鸡，这时他妈妈说另外还要买点东西，就叫他在街角上稍等一下。这时候有一个路人走过来，这个人也是来买鸡的，但是菜场的鸡已经卖完了。他就对我这个朋友说，能不能把鸡卖给他，并出了一个高价。我的朋友当即就把鸡卖给他了。当时我的这位朋友还是刚上小学的年纪，这是他做的第一笔生意，那时候就知道低价进高价出，这里面有一个价格差，他宁愿放弃对美食的享受也要赚钱。这从一个孩子身上就能看得出来，温州人对钱是怎样一种冲动，钱拿在手上的快感比吃东西的快感有时更重要。他们在其他方面的价值观可能会呈现多元化，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偏好，但是对财富的追求是一致比较看重的，而且每个人的个体意识很强，他们互相之间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联系，但是一般遇到钱的问题会分得很清楚，这个钱是我的就是我的，哪怕是兄弟之间都会分得很清楚。因此，他们发展经济的时候，一开始就对私有产权分得很清楚。
可以这样说，温州人是中国的犹太人，他们不会眼红人家的财富。假如你拥有了财富，他就会争取比你更富有。以前在《宪法》没有明确对私有财产进行保护的时候，他们有了钱以后，进一步投资又怕会有什么问题，于是就争相造坟，温州有一段时间漫山遍野都是祖坟，他们造坟也是不甘示弱，你造了一个很气派的坟，我就要造一个比你还要大、还要豪华的坟。此外，温州人有钱一般不太炫耀，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在财富积累的过程当中还是蛮节俭的。当然，现在温州人很会消费了，温州是全国最敢穿的地方，也是穿得最时尚的地方，他们现在也很讲究吃。
在制度创新上，一个是发展私营企业，但他们叫“民营化”，再一个是市场化，温州在全国都是第一。
星罗棋布的商品市场和配套成龙的服务体系，成为支撑整个20世纪80年代浙江经济高速发展的基本动力，并推动着浙江在过去20多年中由一个处于中下水平的传统农业省份，一跃成为以现代工业为主的经济大省。
第一部  饱满又参差的风景“父爱主义”遗忘的地方（4）史晋川（浙江省政府经济建设咨询委员会委员，浙江省经济学会会长，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温州人的思想是蛮务实的，只要有钱赚，不管干什么，他都能去做，肯吃苦。我去年在纽约呆了一个半月，今年过年的时候又呆了一个多月，发现在纽约的唐人街等地方，温州人的势头再这样发展下去的话要盖过广东人了，很多超市原来都是广东人或者中国其他省市的人开的，但现在那边只要是规模大一点的超市都是温州超市，原来的名称都是叫“香港超市”、“中山超市”、“佛山超市”等等，现在是“温州超市”，还有很多店铺都是温州人开的，而且温州的同乡会在那边势力也是蛮大的，当地华人的报纸经常报道有关他们活动的消息。
我觉得在制度创新上，一个是发展私营企业，但他们叫“民营化”，这个创新温州在全国是第一。在早先，大批的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纷纷戴上股份合作制的红帽子。温州的老百姓很会采取各种各样的办法，去避开与当时的正统体制和意识形态的正面冲突，温州的老百姓很善于做到这一点。股份合作制的最早出现可能不是在温州，因为台州、山东都说自己是第一家，但是股份合作制大规模地做起来却是在温州。在八十年代中后期，温州的私营企业实际上已基本实行股份合作制，或者说接近有限责任公司制的形式。他们搞这个股份合作制就采取了一种让官方和老百姓都能接受的办法，不至于在当时的气候条件下显得太激进。比方说在公司股份合作制的条例里面，他们在当地政府和老百姓都默契的前提下，划出一块不参与利润分配的的公积金，有了这个就可以把这个企业定性为股份合作制企业，是集体企业了。这块公积金在形式上是大家的，可以界定为每个人有多少，还可以随着企业效益的增长而滚大，但是持有者不参加分红，也不参与决策。但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公积金说起来是每个职工都有份，实际上还是在控股的那些人手中，他们将来随时可以抽走这部分资产。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一旦搞规范的现代化企业，只要产权制度一明晰，这块公积金很快被那些事实上的持有者分解掉了，一般的工人说起来是股份合作者，但实际上根本没有办法控制企业。他们当时把这块公积金包装成一块不能分割的东西，就是为了对外可以说这个企业是集体企业，以一个集体企业的身份站出来官方就好认同了，而且因为戴着集体企业的帽子，在贷款、征收土地、减免税等很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所以说温州人不会去与意识形态发生正面冲突，我觉得这是温州人非常聪明的地方。
温州最早都是一些小型的、家庭作坊式的个体私营经济组织形式，现在这里面已经成长出一批现代化的企业，像正泰集团、德力西集团、仁本集团、人民集团、均瑶集团。比如均瑶集团，它是靠什么发展起来的呢？就是当时轰动一时的农民包飞机。原来很多航空公司因为票卖不出去，不敢增开航线。王均瑶总裁就提出来由他们公司出钱包航线，最早包的航线是从长沙到杭州。他和航空公司是这样议定的，比方说你在长沙到杭州这条航线开一个航班，这个航班总的费用他来负责，同时机票的收入也是他的。他只要保证航空公司开这条航线有一个基本的收入，其余多赚的就是他的。他现在做得蛮大的，除了包飞机，乘客在飞机上的午餐、饮料也都由他供应，而且还包了其他一些航线。正泰和德力西集团年产值都在50亿左右，都是做电器的，原来是乐清市柳市镇几个同学合伙办的一家很小的开关厂，后来分成一厂、二厂，现在是两家很大的企业集团，而且总部都开始往上海迁了，中压和高压电器也放到上海去做。把总部迁到上海去当地政府肯定会有一些看法，但低压制造这一块总算保留在温州，当地政府拿它也没有办法。因为人家如果还在温州的话，高技术人才、营销人才、营销渠道、技术渠道、技术创新这些问题不好解决，从企业发展的角度当然应该转到上海去，因为上海堪称是当今中国工业的研发中心、营销中心、行政管理中心，上海市政府对此当然是非常鼓励，非常高兴，那都是年产值几十亿的大集团呀！温州像这样在50亿以上的集团大概也就是正泰、德力西这两家了。年产值在10个亿以上的则比较多，像仁本集团、人民集团这些都是。温州现在的GDP值应该有1,100亿左右，经济总量现在还没有杭州强，温州是第三位。排前面的杭州和宁波原来几乎是一样的，宁波稍微比杭州少几十亿。但杭州现在把余杭、萧山划进来了，所以比宁波强，差不多有2,000亿的GDP值。
温州的再一个制度创新是市场化。温州人自己概括是“跑遍千山万水，讲了千言万语，历尽千辛万苦，想了千方百计”，这是对他们早期创业活动的形象描述。继温州人之后，浙江人在全国各地签定购销合同，进行购销活动。他们自筹资金，自担风险，可以说是浙江工业尤其是家庭工业的生产组织者，在生产和销售之间架起一道桥梁。可以说，如果没有一大批浸润浙江工商文化精神传统的营销员大军，浙江省是不可能成为“市场大省”的。
据浙江省经济信息中心的研究表明，到1995年全省整个经济市场化程度约为72%，高于全国10个百分点左右。星罗棋布的商品市场和配套成龙的服务体系成为支撑整个20世纪80年代浙江经济高速发展的基本动力，并推动着浙江在过去20多年中由一个处于中下水平的传统农业省份，一跃成为以现代工业为主的经济大省。在温州从早期的比较原始的专业市场，一直发展到现在用现代市场理念来运作的市场，逐渐用比较现代的市场组织形式和市场交易方式去替代传统的交易方式，过去是现金交易，背着一麻袋的钱去交换货物，现在是电子汇款什么的。像温州这样由传统的专业市场已经转型了的还有不少，如义乌，一是里面的一些专业户现在是生产、销售一条龙了，而且主要精力放在生产上。因为他们通过在这个小商品市场几年或者十几年的经营，已经形成了多种销售网络和渠道，不用担心商品销不出去了，可以自己办厂生产产品来卖，不必像过去那样从其他地方批发这些东西到这里来卖，这实际上就是市场促进了工业发展。原来摆的那个摊还留在那里作为展示自己产品的窗口，因为摆个摊是用了不了多少钱的。
还有一个变化就是出来了很多人，一些人从里面搬出来后自己开专卖店或者开一个门市部，实行品牌经营战略，市场里面留着那个摊位也就是为了方便与老客户打交道。有的是出来办贸易公司，他们已从小摊贩变成贸易公司老板，和国内国外的客户广做贸易。还有一些人搬出来以后，到省外或者国外去开分市场。比如义乌小商品市场在乌鲁木齐、兰州都有分市场，甚至在南非也有分市场了。这些都说明浙江的专业市场已经从传统的市场组织形式向现代组织形式转移，传统的交易方式在向现代的交易方式逐渐转移，不少地方已经进行电子商务，比方宁波余姚的化纤塑料、化工产品的一个市场，那里基本上是通过网上联系来做生意，它的价格已经成为国内同类化工产品价格的指示器 。还有一些市场做得非常专业化，专门卖一类商品……但这还不是浙江几千个市场的普遍现象。此外，有一些市场已开始消亡，像永嘉桥头的钮扣市场，曾经是亚洲最大的钮扣市场，现在开始萎缩。永嘉桥头现在不靠这个市场，而主要是靠小工业，像生产和钮扣有关的、与服装配套的拉链等小产品。传统的市场组织形式向现代组织形式转移，这在浙江应该说是一个发展趋势，现在开始明显起来。
工业化的规律应该是农民变市民，而且是大量地变成市民。
乡村地区在向工业化转移的过程中，一些乡镇的衰落是必然的，但有一些乡镇却又是不能丢的。
第一部  饱满又参差的风景“父爱主义”遗忘的地方（5）周伟林：温州人的创造还表现在其他一些方面。比如中国最早的农民城就出现在温州龙港，最早对城市化进行探索的也是温州人。农民有钱了，是还当农民还是变成市民？工业化的规律应该是农民变市民，而且是大量地变成市民。
变市民有很多变法。比如像台湾，当时国民党到台湾以后，搞土地改革，就是把大量的土地包括地主的土地都分给农民，使每个农民拥有土地。然后通过各种各样的制度安排，比如入股的方式、土地买卖的方式，使农民获得了第一笔资金，拿到这个资金以后农民可以投资，可以到城市里去发展。台湾是通过使农民有钱以后变成市民。但大陆很多土地不是农民的，是国有的，是集体所有的。龙港那个地方最早的时候是这样做的，一开始就成立了“欢迎农民进城办公室”。你想成为龙港新城的市民，那你就自己掏钱进城办企业，不管多大的规模都可以成为市民。基础设施靠群众集资，一个平方米多少钱，每户人家都要出钱。这样的话就开始有市民社会，很多事情比如政府的规划、保安措施或者其他公共服务的提供，都跟投资人有关系，大抵由纳税人决定，所以它一开始就有了市民社会的雏形。原来许多人估计要把鳌江南岸一个荒凉的小渔村建设成如今这样占地5平方公里、各类企业达1300多家的新型城镇，至少得20年时间，但龙港只用了2年，被誉为“龙港速度”。这种城市的模式我觉得是蛮有意义的。
前几年浙江省的很多地级市在某种程度上还赶不上县级市，因为县级市紧靠农民，在社会由农业快速向工业化转型的过程中，很多农民变成了市民，所以发展很快。现在这几年地级市也发展上去了，杭州、绍兴、宁波、嘉兴这些城市的发展都很快，而且用的很多钱也不是来自于国家，而是来自于民间。老百姓有钱了，就来城里买房，使自己变成了市民，这就是投资移民。为什么杭州的房价比上海的还高，主要就是因为温州人来这里买房子的多，据说他们带来在杭州购房产的钱达到了200亿。
温州人为什么要往杭州、上海移民呢？从县一级的角度讲，本县人的交易是在县城完成的，不同的县之间的交易是在地级市完成的，不同的省之间或者更高层次、更大范围的交易是在区域中心或者省会这种大城市来完成的，不同国家之间的交易则是在世界主要的经济中心大城市完成的，这是从交易的半径、交易的内容来看的。为什么大城市具有这种集聚效应呢？比如，上海学钢琴的人就有十来万，有这么广大的群众基础，世界上任何一个钢琴演奏家来上海办音乐会都会有市场，都会有听众，而在一个县城里面就不可能有这个群体。大城市还有好的大学，会聚集很多有名的教授，有飞机场，有一流的实验设备，有强大的工业化设施，有大歌剧院，有许多优质的城市公共服务。不仅是在温州，浙江的许多年轻人都倾向到大城市里来，为的是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同时也享受生活。
工业化时代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人口向城市集聚，这样一来乡镇就会衰弱。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区位优势，又没有产业依托、市场依托，它肯定会衰弱。比如美国的高速公路发展以后，它的乡镇就衰落了，只要设居民区、居民点就可以了，人们要买大件东西都到人口比较集中的大地方去。浙江的许多乡村地区都逐步碰到向工业化转移的挑战，不管是居民的生活内容，还是人们的居住方式都会有挑战。
从浙江省来看，现在正在注意以一种现代的眼光来开发这类地区。比如：开发桐乡的乌镇就比较成功，乌镇为古吴越交界处，唐时隶属苏州府，宋时曾归湖州，今属桐乡县，隶嘉兴。此地是典型的江南水乡，还是中国现代文学巨擘茅盾的故里，名胜古迹甚多。那里一开始修复的时候，搞得商业气息很浓，现在尽量保持古朴的风情。开发的最高原则是“修旧如旧”，把很多管线如电线、污水管等等都埋在了街道下面。人们走进乌镇，一边在斑驳老墙之间的石板路上拾取种种传说，在袅袅的茶香里倾听橹声乃，但一边又可以享受到现代化的生活。现在浙江许多乡村地区的开发也是这样。
从现代的眼光来看，城市的工业化生活使得许多城市都是“千城一面”，都是高楼大厦，人在里面呆久了就会厌烦。城市虽然有许多好处，但也有很多毛病，比如：噪音、人与人之间的隔膜，相互之间心灵的陌生化，这时候人再回到乡村古朴的环境里面就有一种亲近感。从内心审美机制来说，第一步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第二步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第三步是“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所以回过头去看，我们的乡村地区在向工业化转移的过程中，一些乡镇的衰落是必然的，但有一些乡镇却又是不能丢的，特别是在中国经济走向全球化、加入WTO以后，这时越是民族化的东西越有魅力，比如今年特别流行穿唐装，越是古典的东西越有价值，越表现出它的独特性。
浙江民间企业家的创新，不是来自于任何官方现成的理论或社会科学研究活动所提供的成果。
浙江民间企业家的创新活动在起始阶段更像是某种历史的重演，是在沉寂30年以后的后续效应，只是到了后来才呈现出新的特点。
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乃创造了一个名词——“父爱主义”。“父爱”多了，人们的精神体能很难不萎缩，相反的情况下，则肯定是如《红灯记》里所唱“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第一部  饱满又参差的风景“父爱主义”遗忘的地方（6）史晋川：浙江现代化进程启动以后，是什么力量使得这一进程得以持续展开，是什么力量使浙江现代化成为可持续的发展过程？那就是民间企业家的创新。
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使得浙江有效地保障了创新从而使创新成为现实的呢？有一点可以断定，浙江的民间企业家的创新不是来自于任何官方现成的理论或社会科学研究活动所提供的成果。追溯历史，我们可以发现：
第一，浙江的文化传统所形成的公共知识，为这种创新提供了“道德支持”。“讲求实效，注重功利”是浙江传统文化精神的一个显著特征。在浙江历史上，一些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大多提出过重要的经济思想和发展经济的主张，形成了“义利并存”和“工商皆本”的精神遗产，其中南宋以后兴起于浙东的事功学派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尤其明显。其代表人物陈亮，特别提出商的重要性：“古者官民一家也，农商一事也。上下相恤，一无相通。民病则求之于官，国病则资诸民。商藉农而立，农藉商而行。求以相补，而非求以相病。”（《龙川文集》卷十一《四弊》）事功学派对经商活动及追逐利润的肯定态度，解决了中国文化传统里义利项背的长时期的心理难题，这一点上位处浙东南的温州以及整个浙江，比其他省区领先一大步。
第二，江自古以来就是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民间有着丰富的关于市场交易的知识。南宋时的温州，不仅有发达的手工业，还有繁荣的商业，“其货纤靡，其人多贾”。因为商业的繁荣，北宋熙宁十年，永嘉县税场的商税就已高达二万五千三百九十一贯六文，是全国各县平均商税的七倍。在南宋的临安（今杭州），据《梦梁录》记载，已经出现药市、花市、珠子市、米市、肉市、菜市、鲜鱼行、南猪行、北猪行、布行、蟹行、油酱行、青果团、柑子团等市场，“经纪市井之家，往往多于店舍”，如城南的吴山一带即是外地“江商海贾”的寄寓地。由此可见专业市场这样的制度安排早在宋代的浙江就已经出现，长期以来已经积淀为民间的习俗，现在并不需要从头构思。诸如此类的事例可以举出很多。从这个意义上说，浙江民间企业家的创新活动在起始阶段更像是某种历史的重演，是在沉寂30年以后的后续效应，只是到了后来才呈现出新的特点。
第三，浙江人的文化禀赋和智力水平极为有力地促进了创新，像均瑶集团包飞机航线的举动，不仅显示了胆略，更显示了智慧。据缪进鸿先生统计，江、浙、沪地区历史上出的人才，占了全国的68%强，其中历代杰出人才，江苏省最多，有484名。浙江省次之，为443人。安徽、福建、广东、湖南、江西、四川依次排列，均超过100人。近代中国名人有51%强分布在苏、浙、闽、粤四省，而江苏、浙江又处前列，这些文化名人掀起的经世思潮、维新思潮、洋务思潮、科技思潮、教育思潮、革命思潮对中国近代社会变革产生了巨大影响，功不可没。再看浙江人发明了风味独特的霉干菜，此物的好处一是可贮藏，二是体积比较小，便于携带。比如说走街窜巷做小生意或者出去求学、打工的人，一般都很节省，带一大碗霉干菜就可以吃上十天半个月，带上一坛子更可以吃几个月，他们经常是靠这个下饭的。浙江人大抵就是用这种精神学徒，用这样的精神读书，有的甚至一直读到院士，东阳县被称之为“教授县”，有一户人家就出了三个洋博士，在钱塘大地流传有这方面很多动人的故事。在过去生活很苦的条件下，家里再苦都是希望孩子读书，人们常说“把千万家产移于后代，还不如移之于经”，这在浙江是有传统的，由此浙江的高考成绩历年来都是非常好的。
第四，创新活动中的执行能力，这是创新能否成为现实的决定因素。从头脑中的构思到现实的行为，要有果敢的举动和甘冒风险的勇气。这也是文化积累更为厚实的杭嘉湖地区的制度创新，反而不如在文化上稍逊一筹的温州的重要原因。有些事情想到了不去做，等于没有想到。而在某些情况下，勇敢地去做了，才能更多地去想。改革开放前，整个浙江虽然处于计划经济的边际地位，但终也逃脱不了它的辐射，由杭嘉湖平原地区到山岭纵横的温州地区，正是这辐射由较强到极弱的递减。
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乃创造了一个名词——“父爱主义”，意思是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对人们吃喝拉撒、生老病死“无微不至”的包揽。“父爱”多了，人们的精神体能很难不萎缩，相反的情况，则肯定是如《红灯记》里所唱“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第五，浙江人跨地区、省区、国家的流动，有利于创新活动的精神与物质资源的供给，特别是华侨多、分布区域广的特点，对创新是极为有利的。经济学家桑巴特曾分析欧洲历史上最具创新能力的创业家群体发生机制时，曾指出异教徒、移民、受排斥的人最有可能成为创新者。他认为之所以犹太人中企业家比重特别高，就是因为这个民族同时具有以上三种角色。这观点虽不能照搬来分析浙江，但是其中的道理是适用的。
从1978年以来浙江现代化的区域推进模式来看，思想解放快、旧体制打破较早的地区，农村工业化起步早，发展快，其中以温州地区最有代表性，“温州模式”可谓浙江经济发展模式的精髓。浙江中部金华地区的东阳、义乌等地，绍兴地区等也属于此类。思想较为保守、对旧体制的依赖性较强的杭嘉湖地区和宁波地区，农村工业化要滞后一步。工业化的自然约束较严的浙西北、西南地区，工业化进程较为缓慢。因此从区域上看，温州和台州一带，由于体制创新活跃和原始积累完成较早，现代化发展的态势比较持续强劲，其体制的辐射力向周边地区扩散。另一方面，浙江中部东阳、义乌等经济活跃地区的辐射力向西南地区扩散。两者逐步连成一条线，组成了一条高增长带，浙江农村工业化中出现的比较出色的企业和企业家，多半集中在这一带。可以说，浙江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工业化，主辐射源是温州，主要辐射带是浙西北地区和浙西南地区，区域经济对浙江经济贡献率和经济地位的变化也反映了这种现象。
胡  平：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发展的突出表现是来自“计划外的增长”。1978年至1997年间，浙江国有工业产值年均增长10%。与前三十年（1949～1978）的平均值基本一致，在此期间集体工业的年均增长率高达27%，个体及其他经济成分更以年均60%的超速度增长。
计划外的增长，无疑是与身处计划经济边际地位的浙江人频繁的创新活动密不可分，值得注意的是，从温州模式中可以发现浙江人的自主创新精神尤其体现在农民身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农民将浙江这样一个二十年前的农业大省变成了今天的经济大省。向来被视为安贫乐道、需要城里人来躬身教育的农民，为何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浙江大地上风流倜傥地改写了自己命运崭新的一页？显而易见的原因是，农民享受不到城里人所享受的诸如医疗、住房、粮食和副食品补贴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因此，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一直具有较强烈的自主谋生意识。很少听说有农民因找不到工作去找政府的，不时听说和看到的都是下岗的国有企业工人在政府门口静坐……深层次的原因，读了美国经济学家W·阿瑟·刘易斯的《经济增长理论》一书后（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我有所感悟。刘易斯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对一个集团的歧视会使这个集团在统治阶级所不感兴趣的方面显示出强有力的发展。比如，如果统治阶级轻视经济活动，同时又限制其他集团在统治阶级引以为荣的活动——诸如军事职业、政府或教会——中表现自己，那么，被歧视的集团就会利用经济活动的机会，并以此来显示自己的特色。这马上使人想起西欧犹太人的地位：当赚钱这种谋生手段被歧视，它几乎是向犹太人开放的惟一机会时，他们就集中在这一行业中。如果对犹太人的歧视取消了，而且犹太人也可以不受限制地在科学、农业、军队和所有比较“受尊重”的生活方式上显示自己时，他们也许就并不比其他大多数集团更擅长于赚钱了……刘易斯的上述见解，对于理解浙江农民强烈的自主创新精神颇有裨益。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社会群体可以大致分为体制内社会群体和体制外社会群体两大类型。由于受阻隔城乡人口流动的户籍政策、商品粮政策以及劳动用工制度等方面的限制，体制外群体成员如农民，除了当兵、上学等羊肠小道外很难转化为体制内群体成员。但是，当1978年坚冰打破、春潮乍起之后，恰恰是主要成分为农民的体制外社会群体，成为浙江这二十余年“体制外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
第一部  饱满又参差的风景浙江，自下而上的力量（1）胡平：在浙江，企业家们（自然是以大大小小的民营企业家为主）确实形成了一个蔚为壮观、风发泉涌的社会阶层。浙江企业家的身上有不少东西值得好好琢磨，比如名震全浙、搞汽车万向节起家的鲁冠球，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时省委党校县长班的学员去参观他的企业，在访谈中他很明确地表示中国不能乱，中国就应该稳定，应该集聚全力发展经济。接着他又谈到第二个观点——即他的“两袋理论”：在当今中国，国人的脑袋里要不断有新知识装进去，但是你光是脑袋里豪言壮语、锦彩华章没有用，最终还要用人民币来说话，所以要不断地创造财富，让人民得到实惠钱袋饱满。这是不是一种智慧？是不是一种远见？在那个敏感的多事之夏，作为私营老板的代表人物，他很巧妙、很理性、很机智地回避掉了可能的风险，同时，很清晰地摸到了“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一命题，从而集中精力做好做大自己的企业。
又如最近的“足球黑哨”事件，第一把火点自浙江的企业家。绿城俱乐部老总宋卫平，杭州大学历史系77届毕业，后来下海做房地产。据说与鲁冠球一样，他平时对政治不感兴趣，只做自己的企业。绿城诞生并壮大于市场，现在规模做得很大，有十几个亿，在杭州数一数二。当绿城未涉足绿茵场上之前，宋卫平以为足球不过是另一个会旋转、短时间里决定胜负的公正公平的市场，但是他一涉足这个领域，很快就发现场上场下有很多黑幕交易。他在选择说还是不说、要不要为了公正公平而火中取栗的时候，他肯定有过犹豫。其实他可以放弃，员工也都劝他不要管这件事了，还是把精力放在企业上。但他最终还是坐到了央视的摄像机前说：“我可以去坐牢，按照法律该我坐牢就去坐牢。但是这种事情如果我不站出来讲的话，那中国的足球就永远没有希望。”那些玩天下球迷于一张黑嘴的黑哨们，在其他地方或许能咸鱼翻身，但这回兵败浙江已是板上钉钉。
浙江出了一个宋卫平，还有现在办汽车厂去了广东的李书福，这可能不是偶然的。这表明浙江的企业家已经形成一个有力量的群体，它不但能够捍卫企业自身的利益，还可以捍卫社会的道德底线。
浙江人现在当然是很风光，可当年在全国到处被打击，赶得到处跑。在“文革”后期，江西还驱赶外流，当时江西叫我们是“外流”。
现在中国大地上每天都在铁路、公路和飞机上跑的人，其中浙江人一定还占相当高的比例。
应国华（上海宇阳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浙江最苦的时候是改革开放前后的那几年，人们纷纷出去打工，甚至还有人到北大荒去建设国营农场。浙江人多地少，像我老家仙居县平均每人一两分地，多的地方也就是五分地。浙江在起步的时候比江西穷，实际上浙江的起步和江西是分不开的，以前有很多浙江人在江西打工，因为我很早以前也在江西，所以很清楚这些事情。我有个朋友原来在江西做木头生意，后来在九江被抓起来坐牢了，判了十五年，罪名是破坏森林资源。当时像这样在江西做木材、毛竹生意的人很多，还有做水缸、香菇、烧木炭生意的，当时这些苦力活都是浙江人在做。原来江西人是很牛的，那时候有自行车是很了不起的，有的生产队长又是带手表又是骑自行车，在他们的眼里，浙江人是很可怜的。浙江人现在当然是很风光，可当年在全国到处被打击，赶得到处跑。在“文革”后期，江西还驱赶外流，当时江西叫我们是“外流”。
浙江人的起步大都是从改革开放开始，紧跟了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好政策。1974年春季我中专毕业，学的是畜牧兽医。我的思想和人家不一样，念完中专以后就没有干原来的专业，而是跟着我们县里的一个建筑公司在宜昌造桥。一般在搞手工业、做包工头的这些人当中，有我这种文化程度就算是好的，所以建筑方面的技术我一学就会了。当时我们的公司是属于集体经济组织，后来我就开始搞承包，就是说只要上缴一定的数额给公司，你在外面怎么赚公司不管，也管不住你。搞建筑一直干到1982年，1983年开始就不干了，而是去游山玩水，全国每个地方都跑，就像记者一样，但我不是为了记东西，就是去看一看，玩一玩。
1982年的时候，我手上已经有几十万了，这在当时可了不得，那时候“万元户”就不错了，所以以为自己这辈子钱都花不完，再说那时候东西也便宜。到了1984年以后，人民币慢慢开始贬值，有钱的人越来越多，跟有钱的人比起来我就落伍了，自己一想还得干，那时候三十岁还不到。
后来又干了一段时间，办过无机盐化工厂，又做“三废”的回收，收白银、摄影水、底片等等，拉回浙江加工成产品后再卖出去。比如对白银水加工，拿烧碱打一打，烧碱要有一定的比例，再用像石头一样的硫化碱，把它砸碎了放进去搅一搅，就沉淀变成了硫化银。硫化银像渣子一样，用一个布袋装起来，像做豆腐时挤豆腐渣一样把白银水挤出来。这个东西很臭，就像原来染乡下土布的那种味道，一般人是不愿意干的。我开了一个这样的小厂，他们收回来就卖给我加工。当时全国各地都有浙江人在搞这个，连飞机上的废电池、摄像机上的旧银锌电池也都回收，这些东西回收来一加工就是银子，就是钞票，而且不要交多少税。浙江最大的白银市场就在仙居县，现在县政府还比较穷，是全省倒数第二，省里定为欠发达地区，财政在全省虽然落后，但是跟江西同样的县比起来不会落后。仙居只有42万人口，财政可以用的钱有4个亿，在江西过了亿就是捷报频传了。而且仙居老百姓富，这又是没法统计的。比如收白银，你问他收了多少，他说多少就多少，政府收不到他多少税。虽然现在政府组织了一个白银市场，通过销售部可以收到一点地税，但也很少。据我了解，仙居现在大概有几万人在外面收白银。
浙江人能享福，也能吃苦。全国油漆方面的产品很多是仙居人推销的，他们推销的油漆起码在全国占50%以上。所以全国各地油漆的大厂商，现在每年都要到我们县里去开春节茶话会，邀请很多推销员聚一聚。你到全国各地去打听一下油漆店，好多店是仙居人开的，特别是北方更多。开始厂家对这些推销员也不是很信任，怕他们拿了货少给钱或者不给钱就跑掉了，但是做做以后就很信任了，厂家现在都是大胆地发货给他们，开始要他们花钱去买货，现在可以让他们付一部分钱，比如你只付了10万块钱，厂家却可以给你发20万块钱的货，有的信誉度高的人，甚至不付钱也能发货。再比如原来在外地收破烂、卖米糖的浙江人都来自黄岩，现在的黄岩当然是很发达了。这个地方你应该去看看，看看过去在外面收破烂的那些人现在是怎样生活的。广州吉利汽车的老板李书福就是黄岩人，在临海办了厂，现在又在上海投资5.3个亿搞中华牌汽车。
第一部  饱满又参差的风景浙江，自下而上的力量（2）你到浙江的县乡去看一看，就可以发现一个现象，就是每个县都有自己的特色，都有自己的主导产品，像我们仙居县，原来的主导产品是虾片，其实就是用红薯粉做成片，食用的时候再用油炸。还有许多饮料、罐头食品厂，后来变成到处都有炼白银的小高炉。现在白银市场放开以后差价不大，利润不高，做的人就少了，就改做银制工艺品。临海是一个岛，条件要差一点，但主导产品是花边，到处是花边厂。黄岩是模具，黄岩市路桥镇一年的财政收入就有10来个亿。义乌是举世闻名的小商品。椒江搞文化娱乐，做卡拉OK机和各种游戏机。温岭一开始是做补鞋机，后来又搞摩托车，钱江摩托车就出自那里，变成以机械为主。温岭还生产小电器，技术力量主要来自于上海，原来是从上海请了一批教授、专家之类的人来，每月付1,000多块钱，现在直接在大学培养，这是市场需要造成的。现在浙江民营企业里的董事长可能不是大学文化，但许多企业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肯定是大学文化，现在是第一代企业家向第二代转型。温岭现在很有名，是一个大的县级市，在全国百强县中排在前面。玉环除了飞机的零件不造，其他像坦克、轮船什么零件都造，主要就是造机械零件。台州市一个地方就有三个进入全国百强县——黄岩，温岭，玉环。
你还可以到上海郊区去走一走，上海原来像“飞跃”这些品牌，现在都被浙江人买进来，而且上海郊区好多镇的路都是以浙江的地名命名，如：温岭路、宁波路、台州路、温州路等。另外，江苏昆山招台商已经招得差不多了，现在主要是招浙江的，搞了几个温州开发区，上次还发了邀请函请我去。现在上海很多公司的老板都是浙江人，特别是房产公司多的要命。他们既是建筑商又是房产商，市场由自己做，利润赚回来就归自己。浙江的象山、上虞、诸暨、东阳这些地方过去有很多人在上海搞建筑，1989年以后发现上海的房产市场非常好就转向搞房产。
现在浙江人在外面已经形成了气候，大家拧成了一股绳。我上次到兰州、银川那边去接触了一下浙江同乡会，他们在当地确实做得不错，像宁夏有一幢最高的大厦，叫“二十一世纪大厦”，是温州人投资的。宁夏评出的十大杰出青年，其中第一名就是浙江人。北京有一个浙江村，甘肃兰州也有一个，在西部几个省会城市都可以找到浙江的同乡会，浙江各地市在外省也有同乡会，如宁波同乡会、台州同乡会等等。浙江人在外面比较团结，哪怕平时有意见，但真碰到了什么风浪，大家会互相帮衬，共度难关。现在中国大地上每天都在铁路、公路和飞机上跑的人，其中浙江人一定还占相当高的比例。
和以前出去跑的情况两样了，现在浙江的形象是无形资产，像在北方一听说浙江人来了，就马上想到浙江人有钱，可能是来投资的。浙江人有一个好处，比方说我没有这么多钱做一个项目，但我可以马上筹到资。浙江有好多自发组织起来的民间银行，这种银行是朱基总理下过肯定结论的，说浙江这种模式很好，没有要国家的钱。在钱的使用方面，浙江人有一套自己的理念，就是钱得在周转中才能生钱。很多群众，现在连一些机关公务员也这样，喜欢把钱拿出去放贷款，借给人家，或是通过民间银行，或是只要中间找个担保就可以借给你。将钱存到银行的不多，即使存到银行也是短期的，不会长期存到银行。
浙江人还有一个特点，不甘居于人下，有一点钱可能都想做老板，没有钱也想做生意。实在没有钱，他会从外地人最不屑于做的苦活累活脏活做起，积累起原始资本。然后会想办法开个小店，雇一两个人，好歹也是个老板……浙江人虽然喜欢往外面跑，要拓展事业，哪里能发财就往哪里跑，但还是有故土观念的，就是在外头赚了大钱，在家乡多少还会有一些产业。虽说我的家乡仙居可称是穷山恶水，给人的感觉不是很好，但还是想回去看看。每年过年的时候大家都会回来，这时候你来看停在宾馆、饭店门口的小车，全国各地的牌照都有。因为现在都不在家里吃年夜饭了，都在饭店吃，有的甚至一家人过年那几天都住在宾馆。好多人在外面赚了钱就回家买房子，所以现在房地产的价格抬得很高。县城里面稍微好一点的地方，一亩地能卖到300万以上，在黄金地段临主要街道的地方，一套100平米的房子最高的可以卖到140万。
将在家乡的产业搬迁走的也不少，因为仙居交通不发达，运费比较高。我有一个朋友是做出口蜡烛的，他需要的原料——蜡烛油、石蜡要从宁波、上海拉过来，然后又将成品拉回上海、宁波去出口。他一年的产值是5000万，而一年的总运费是五、六百万，这样一算当然划不来，现在他也要把厂子迁到上海或者宁波去，已经在看土地了，所以地理位置还是非常重要的。原来浙江和上海的关系很好，现在有些意见了，因为浙江不少企业都搬去上海。上海现在老是招商引资，而且周边那些县市、郊区的土地很便宜，三、四万块钱一亩地，并且可以不付钱先用，等你厂房建好了再给钱，所以好多企业而且都是品牌企业，像杉杉、雅戈尔、嘉士达、吉利、德力西这些企业慢慢都搬过去了……浙江人形式上的东西比较少，政治上的抗干扰能力也比较强，不管上面或是左邻右舍刮什么风，他们照样做自己的生意。
浙江的理论界可以讨论姓“社”还是姓“资”？温州模式到底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但在实践中还是让大家干。
第一部  饱满又参差的风景浙江，自下而上的力量（3）陈荣富（浙江大学人文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浙江省的经济发展在全国来讲是比较典型的，因为它的矿产等资源都不丰富，在“文革”前国家对这里的投入就很少，改革开放以后也不多，外资的投入相对全国其他一些地方来讲也不多。浙江的经济发展是民间推动型的，是靠老百姓自己干起来的，所以浙江经济最大的特点是民营经济，在全省GDP值中所占的比例占主导地位，全省大概占70%～80%，有的地方甚至超过了90%。全国各地下岗问题比较严重，而浙江的下岗问题不严重，特别是温州一带没有下岗职工，那里不叫下岗叫转岗，而且似乎都很正常。温州经济最大的特点是民营经济，市场化程度特别高，民营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一对孪生兄弟，是相得益彰的。只有民营经济才能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只有市场经济发展了，才能有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这两者可以非常好地结合在一起。改革开放以后，浙江人是从很小的生意做起的，从挑着担子“鸡毛换糖”干起来的。
浙江的市场经济发展主要是有一种商业文化的支撑。浙江历史上没有经过多少战乱，从历史上来讲它是吴越国，商品经济相当发达，当时越王勾践手下一个叫范蠡的谋士，便日后经商成为一个大商人，后人称为陶朱公。温州、宁波一带的人自古以来就有经商的传统。浙江人普遍能够吃苦，有很明确的财富观念，他就是要发财致富，而且没有限度。他们不仅善于经商办企业，而且以经商办企业为乐趣。整个社会对有钱人都有一种认同感，没有什么“红眼病”的事情发生，你有本事赚钱，那我也要去赚！从他们的行为模式来看，功利主义当头，讲究“实干和实效”，形式上的东西比较少。在政治上的抗干扰能力也比较强，不管上面或是左邻右舍刮什么风，他们照样做自己的生意。而且浙江各级政府对自己的功能定位得比较好，过去讲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就是放手让群众去干。
我1993年以后来浙江亲身经历过几次浙江理论界的讨论，自由讨论的氛围相对来说较好，“扣帽子”、“打棍子”的事情很少听说。比如对温州模式的讨论，过去就有各种观点，有人认为温州就是在搞资本主义，有人认为就是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实践最后证明观点正确的人，不会趾高气扬地说“我胜利了”，那些在讨论当中坚持认为温州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也在实践面前改变了自己的观点。有些学者像史晋川，还有我们学校一个副院长，也是研究温州模式很有名的，他们当时可以说与正统观点相对，但一直坚持肯定温州模式。官方对此虽然也会有一些说法，比如：某个宣传部长有时候也会说这观点不对，但是从没有采取什么行动，还是允许知识分子谈自己的观点。我们学校的那个副院长当时讨论的时候是一般的学者，后来还是提拔当了副院长。
浙江的理论界可以讨论姓“社”还是姓“资”？温州模式到底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但在实践中还是让大家干，政府主要所做的事不是用行政手段去干预市场经济，它认为市场的问题应由市场自己去解决，市场以外的、市场本身解决不了的问题由政府来解决。政府所抓的工作就是进行宏观的规划，比如到哪一年应达到什么目标。还有就是提供公共产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基本设施，这个问题靠市场是解决不了的，因为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方面的建设具有非排它性和非竞争性，比如说一条路建好了，谁都可以走，当然谁都不愿意投资，因为它没有回报。所以就要由政府来提供诸如公园、剧院、通讯设备等公共产品，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投资环境。
因为政府的功能定位比较好，群众又有一个工商传统作为支撑，所以这么多年来浙江的经济发展势头不减，一直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在全国其他地方的经济出现滑坡的时候，它仍然没有滑坡，这就表明民营经济充满着一种内在的活力，也说明浙江人的精神是非常可嘉的。现在全世界到处都有浙江人，特别是北欧、西欧这些地方，他们许多人也没什么文化，也不懂外语，但他们就是敢到处闯。这就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讲的：新兴的资产者为了发财敢于冒险，找遍全世界的角落都敢去冒险。
浙江民营企业的发展速度很快，规模很大，收入很高，在温州百万富翁是很一般的，很多都是千万富翁，还有不少甚至是亿万富翁，在温岭百万富翁也不算富，整个浙江有钱的人真是太多了。我认为这里客观上已经形成了一个中产阶级，按我们国家的情况叫中产阶级，而不叫资产阶级。这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一个中产阶级形成的标志是什么？就是第二产业或第三产业人数增多了，而且在产业结构中出现了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型。
我觉得企业家这支队伍对社会推动作用是相当大的，私营企业家队伍形成以后，对各级政府的行政行为有影响，因为政府要出台一个什么政策，要看看是不是有利于经济的发展，那就要听听这些人的意见，甚至要看这些人的脸色行事。所以现在不是有人说，浙江有些乡镇里面掌权的不是政府，而是一些有钱的主，我认为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因为这些人有钱，有能耐，有开拓精神，那么他可能会看得高一点、远一点。比如说按传统观念去搞企业的话，企业可能会亏钱，而这些人用新的理念管理企业往往会挣钱，企业搞好了，地方的税收自然就增加了，像浙江这几年税收的增长就非常快。前年的财政收入达到了800个亿，这是指纯利，上缴国家的还不算，有了这些钱可以做很多事情。再说民营企业老板有钱以后，一个人的消费毕竟是有限的。这时他们的资金主要用在两个方面，一是扩大再生产，只要一扩大再生产，社会上就增加更多的就业机会，这就可以缩小贫富的差距。因为原来没有工作的人现在有工作了，可以拿到工资了，贫富差距当然也就缩小了。再一个他们还会投入一些钱做一些社会公益事业。像浙江一些私营老板，对社会捐助过很多钱，比如：捐钱办教育、办社会公益事业，这对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也是有好处的。
现在对民营企业家究竟怎么看？江泽民同志在2001年的“七一”讲话中说他们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三个代表”的提法是在广东高州讲出来的，但在这之前，江泽民和其他一些领导人都来过浙江考察私营企业，浙江经济的高速发展无疑给他们以深刻印象，他们肯定看到了民营企业对浙江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你说国有企业这么搞，那么搞，但投入的钱大多像丢到了无底洞，在总体上总不见成效。浙江的经济却没让国家费什么事就发展得很好，而且还解决了很多社会问题。我觉得这个对国家领导人的决策是起了作用的。他们对浙江企业家做过一些调查，发现浙江的企业家在成为私营企业主之前，有90%以上都不是手头早有启动资金，他们原来有的是工人，有的是农民，有的是机关干部，都是白手起家。他们原始资本的来源有50%以上是个人劳动所得的积蓄，还有的是向亲友借的。当然在起步阶段对打工人员也可能存在剥削或其他什么的，但他们的成功主要还是因为自己投入了资本等要素，再一个就是管理。
一个社会如果像浙江这样形成了一个相当庞大的中产阶级，那么整个社会的发展就不一样，比如说发展旅游事业，在这里有很多私人老板投资去搞，国家只要制定政策从宏观上去约束就可以了，比如规定要保护好生态，你投资开发的土地只能占其中多少，要保持多少绿地。一般来讲有了这些民间资本的注入，当地的旅游业很快就会活起来。再比如，农业是政府最发愁的，传统农业怎么转化在哪里都是令人头痛的问题，但民营企业投资搞农业，可以加快传统农业转成现代农业的速度，至少浙江现在是比较快地朝这个方向转。有的民营企业也愿意投资教育，像浙江的万里学院等民办学校就有不少是民间老板投资的。投资教育应该是非盈利的，至少是盈利比较少，但他们投资办教育对促进整个社会的教育发展起了蛮大作用。
此外，民营经济的大量发展，对于形成市场经济社会所必需的道德观念也十分重要，比如说现在的道德观念就是要讲诚信。为了诚信，会派生出许多社会的中介组织。因为有的问题市场解决不了，政府也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就要通过社会来解决，所以社会就产生了一些中介组织，像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审计事务所、信息中心、技术中心、人才交流中心、技术转让等等社会组织。这些年浙江的中介组织发展得比较好，它们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这是市场经济走向成熟走向完善的一个标志。
浙江人对解放思想的认识要比其他省区更加深刻，更加切身。这是浙江现代化进程重要的基础，也是浙江现代化道路从民间迈出的根源。
浙江民营企业家们在经济生活中的分量日愈加重的同时，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的政治影响也日愈扩大。
第一部  饱满又参差的风景浙江，自下而上的力量（4）史晋川：浙江现代化的进程到底是怎样启动的？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其实复杂。无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改革开放的思想路线是直接的导因，但问题是，同样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我国某些省区的现代化进程则不如浙江。由此判断，浙江肯定存在着一些其他省区所不存在的特殊因素。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浙江现代化的内因，则是浙江民间长期潜存着的物质利益冲动。
改革开放之前浙江的许多地区，地下包工队、黑市交易、长途贩运、高利贷等，与当时的体制根本冲突、有着巨大政治经济风险的牟利行为，就已经普遍存在。许多人曾为此轻则挨斗，重则判刑，甚至丧命。直至1982年，在当年打击严重经济犯罪的斗争中，乐清县柳市镇还打击了“八大王”。“八大王”实际上是该镇具有代表性的八大个体经营专业户。当时7人被判刑，1 人在逃，全国通缉。
改革开放之后也不太平，尤其是温州，由于温州的经济特色是以家庭、个体为经济主体，这一模式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公有制经济在整个经济发展中的数量比例日渐下降，而个体、私营经济成分日益上升，迥然有别于“苏南模式”、“珠江模式”，因此，它招来的非议也屡屡不绝，此长彼伏，引来了一些人对温州是“资”是“社”的担忧。随着家庭工业、个体企业的发展，雇工经营成为温州经济又一特色，而且“雇”的数量在日益增加。这“雇”与“被雇”的关系很容易让人与“资本家”和“工人”关系相类比。马克思说过雇工超过8个人就是资本家。在马克思的那个时代基本上是手工业为主，还不是机器大工业时代，生产方式的效率不高，利润率也不高，他计算出8个人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可以供1个人不劳动，这个人就是资本家了。教条主义者们从马克思的理论中照搬出来，以“8”这个数字硬往一百多年后的现实生活中套。
温州模式的形成和发展与一支能干的购销员队伍分不开，他们为温州商品经济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但由于购销员队伍中确有少数“假冒骗”的现象，致使一些人认为他们是“行骗全国、行贿全国、流毒全国”。由于家庭、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使得其分配关系也显示多种形式，按劳分配、按资分配、按股分配在温州客观存在。这些分配方式使得贫富之间的差距日愈扩大，自然又被扣上“两极分化”的帽子……为此，自1989年到1991年，国务院和国务院研究室先后三次派出调查组对温州进行实地调查，每一次调查都形成相应报告，报告中对温州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状况作了基本肯定，但这种种挥之不去的非议与责难，还是给广大实践中的温州人以巨大的压力。
尽管如此，浙江这种体制外的生产和交易从来没有真正停止过，变化的种子一直在等待适宜的气候，因而浙江人对解放思想的认识要比其他省区更加深刻，更加切身。这是浙江现代化进程重要的基础，也是浙江现代化道路从民间迈出的根源。浙江的普通群众对变化了的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所带来的机会，有更主动迅速的把握，否则就不会有改革开放后小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迅速崛起。然而，对普通的农民来说，追求物质利益决不是一个需要解放思想的观念问题，这就像羊要吃草、猫要偷腥一样成了他们的天性。对于官员来说才存在这样一个问题。追求物质利益在革命的辞典上历来是被排斥的，长期以来总是和“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挂在一起。因此解放思想对于官员们最为必要，困难也最大。但是浙江文化的柔慧特质和“善进取，急功利”的工商传统，又使得官员们较其他地区能较快地认同发展生产力的政治目标，越是基层干部越是能在思想观念上与老百姓认同。这样，民间启动现代化进程所需要的思想基础很快就确立起来了。
浙江自下而上的现代化发动力量，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民间发动的制度创新逐步突破来自上面的文字或口头的限制，导致正规制度规章的不断改变或修订。第二，民间自主解决工业化的资本积累和其他资源聚集问题。第三，浙江经济现代化的主要载体是直接或间接的民营企业。
按照严格的产权经济学的原理进行所有制结构的评估，浙江的民营经济比重早已突破了一半这样一个公认的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的界限。这些方面共同指向了市场化，市场化又反过来进一步加强了民间力量的重组。
此外，还有一个在其他省区很难看到因而值得特别指出的情况，那就是浙江民营企业家们在经济生活中的分量日愈加重的同时，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的政治影响也日愈扩大。许多人当上了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甚至人大常委。在温州，私营企业成立党委都很积极，像正泰、德力西集团都成立了党委，浙江的民营企业也大都有了党组织。虽然老板们能不能加入共产党，有些领导在这个问题上还是犹豫来犹豫去，但自江总书记的“三个代表”讲话后，原来是党员后来去办企业当了老板的这些人，他们的心已经放下来了，至少他们不用退党了。前不久我参加台州一个大企业的董事会，董事长就是党委书记，这可是一个很典型的私营企业，董事会成员差不多都是党员，而且董事长绝对控股……更重要的是，浙江的企业家阶层对基层政府形成了制约，这种势头在九十年代中期已比较明显。这对企业家来讲是很正常的，我这么大一块的经济利益在这个地方，当然要通过参政、议政等渠道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些人可能是通过损害别人的利益来获得自己的利益，比如与官场勾结什么的。有个别地方的企业家，凭着几十个亿、上百个亿的产值，在当地颐指气使，整个镇政府都唯唯诺诺，没有他点头，连镇书记、镇长都没办法当，给人的感觉有些像当年大丘庄的禹作敏。但是对企业家这个群体来说，都会有这方面的要求，这有点类似于欧洲原来的工商阶层、资产阶级兴起后对君主必然形成一定的制约。这种制约是一种潜在的威胁，你政府如果不是服务型的政府，我拔腿就可以走。留住了企业就留住了产值和税收，留住了它们也就有了政绩，对这一点政府是很清楚的。在浙江，对企业家，尤其是对当地的一些大企业，一般的政府官员对他们都非常客气。他们的实力摆在那里，在美国的《福布斯》杂志为中国大陆排出的2000年度50名大富豪中，虽然南存辉被排在36位，但如果将其冠以“正泰”字号的三家公司合计，纳税总额达到了6,227万元，他的排名可大大提升为第4位。像德力西、正泰这种企业连省长对他们都客客气气，县长、镇长有时到企业去还不一定能见到老总。有一个典型的事情，比如：90年代中期，天牌皮鞋厂在台州是比较大的企业，省委书记要在礼拜六去视察，黄岩市政府要他们企业在礼拜六加一下班，打扫一下卫生，厂长池幼章说：“这不行，现在有《劳动法》了，双休日要休息！我到省级机关去办事，官员们什么时候礼拜天给我加过班？”此人是记者出身，当过小学教师，脾气比较倔，这样说了也真这样做了，结果没有谁对他怎样。
浙江农村搞海选，很多地方肯定会被村里面那些比较大的经营户、企业家控制住，自然钱在其中起了作用。能逐年提高生活水平、享受好的公共服务，这对村民来讲是第一位，民主权利对村民来讲还是第二位，后者当然会服从前者。村里的集体企业谁来能搞得好？肯定是那些已经成功的民营企业家比原来那些老支书搞得好。企业搞好了，农民的福利就增加了。村里要搞幼儿园，要办小学，农民的孩子上了大学要奖励，谁能拿得出这些钱？也是这些企业家能拿得出钱。村里要修路，搞环境卫生，要装有线电视，谁能拿得出钱？还是这些企业家。这样村民当然会选他，不会选那些不能提供“公共产品”的人。而且，村民都知道，这些企业家当了村长大概不会侵吞集体资产，这些集体资产对他们来说是个小数目，犯不着去损害乡亲的利益，吃饭更不会花公款，这对于他们是九牛一毛。只要是符合国家《选举法》的程序，就得承认这种海选的结果必然会把一些能人选上来的有效性。比起原来那些老支书当家的时候，既不提供公共产品，又把集体经济搞得没有效益，而且还把大家缴上来的各种费用拿去请客吃饭，账目一塌糊涂，集体资产不明不白地流失，这要强得多。这比中国农村传统社会中靠所谓“德高望重”的家族长老来管理一个地方的事务要民主进步得多，比用什么政治标准、道德标准、家族标准来选人都要好，比上级派干部下去也要好。出现富人或者称做能人普遍当政的情况在中国的乡村将是一个阶段性的事情，没有办法避免，不能把这看成什么都靠金钱操纵的“黑金政治”，这两者不一样。虽然也可能出现完全靠钱来贿选的情况，但是根据浙江的情况看，如果大规模出现这种情况，能人之间就会产生竞争，也会有制约。对于一个村的选举，可能你有几百万、一千万资产就可以控制得了，但要控制一个乡的选举，没有几亿的资产是起不了作用的。
只要读过欧洲城邦的发展史，就会发现和中国浙江温州的发展史有异曲同工之妙。
浙江的干部越是在基层越有市民“草根”意识，越是基层的干部越是干实事，在很多方面和老百姓、和民营企业家们有共识。
第一部  饱满又参差的风景浙江，自下而上的力量（5）周伟林：浙江的民营企业家在成功了之后，许多人大概会做这些事：自己在外面发财了，想法把自己村里的人都带出来脱贫致富，求得一种精神永续的感觉，所以会出现“温州村”、“浙江村”这种现象。因为这是积阴德的事，让祖上有光的事，所以他们还要修祖坟，感谢祖上。再有，人到了一定程度就会追求尊严，现在温州人让下一代上大学的冲动就表现得很明显，温州有民办大学，很多人掏钱让自己的孩子上大学，甚至出国留学。第一代人是靠吃苦耐劳靠自己的手艺赚钱，但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需要科学管理企业的时候，他们发现凭第一代人那种做法不行了，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去读书，在知识、能力方面能有所提高。
最后，他们还会在政治结构上有所要求，你注意一下浙江的乡镇、村委会是怎么选举的？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选举过程，实际上它建立在商品经济平等意识的基础上，不同于其他地方常常是走过场的选举。商品经济的规则不是谁管谁的问题，不是一个金字塔结构，而是一个水平结构，每个个体都是平等的，所有的行为都是以交换的形式来完成，在此基础上就会有相应的政治制度产生。在农村向城市化、工业化迈进的过程中，居民结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既有传统的农民习俗，同时基础又有些变化。但因为有了经营户、企业家的介入，才常常提升了村委会民主的浓度，后者会就一些整体利益长远利益的问题，交全体村民公决，哪些事是有大多数人的举手可以干，哪些事没有大多数人的举手不能干。村委会的选举和运作，我以为在温州一带是非常有成效的。村委会是这样，乡镇和县的政权必然受其影响。
只要读过欧洲城邦的发展史，就会发现和中国浙江温州的发展史有异曲同工之妙。浙江省90%以上是非公有制经济，在GDP增长中占主要比重，温州很早就已经是这样了。浙江其他地方也逐渐在体现这样的特点，这个特点决定了制度安排的基础不一样，国有企业是由政府从上往下安排的，人事任命等整套运作都是这样，而浙江许多地方是由下往上逐步演进。因此，浙江的干部越是在基层越有市民“草根”意识，越是基层的干部越是干实事，在很多方面和老百姓、和民营企业家们有共识，这是我长期和政府方面的人士交往得出的一个经验性结论。
我还想说的一点是，改革开放以来，浙江许多实质性的经济变革，都是在计划体制的正式规则“名称”和“形式”没有变的情况下，浙江人以务实的精神首先在事实上采取了与旧体制、旧规则相冲突的行为，摆脱了旧体制、旧规则的约束，创造了新的所有制关系和新的分配模式，从而得以捕捉获利的机会。
在个体私营经济仍受歧视的情况下，浙江的许多个体私营企业就变通地采取了“假集体”戴“红帽子”的形式；在对股份制、股份合作制以及专业市场等许多制度创新的行为还存在争议时，浙江人就灵活地采取“先生孩子，后起名字”的方式；许多改革还未得到公认时，浙江人就采取“先看一看，不下结论”的政策。比如，在私营企业、股份制企业得不到政策承认和政策优惠的时候，“集体性质”股份合作制也成为一顶红帽子，被私有企业和股份制企业竞相采用。在此情形下，大批的私有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就戴上了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红帽子”。比起一些政府官员的良苦用心来，一些私营老板倒显得口无遮拦，全国工商联的一个调查组在温州发现，在谈到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时候，尽管“政府官员强调它的合法合理与必然性，而股份合作企业的老板在同我们讨论的时候，则往往直率地承认自己其实就是私有企业”。在浙江不少地方，政府对股份合作制的“集体性质”的肯定，使大量本得不到政策承认和政策优惠的私营、股份制等企业有了“护身符”；而一旦政策调整、环境宽松以后，大量戴“红帽子”的企业，又纷纷恢复原形，自《公司法》公布后，由昔日号称集体企业的“挂靠企业”和“股份合作企业”直接登记为有限责任公司……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里，不割或不割尽“尾巴”，在个体、私营经济被指罪为悖逆公有制而可能陷于河决鱼烂的绝境时，政府却对此少为、无为，甚至暗中支持，这需要多么大的道德勇气和政治智慧呵！
胡  平：浙江的现代化发动力量无疑是自下而上。但与此同时，有没有自上而下的力量呢？
浙江的学术界有一个主流意见，由于民间力量的旺盛和市场经济本身的强大内驱力，浙江的各级政府对推进改革和推动以经济为主导的现代化只发挥了次要的作用，或者说在过去的很长一个时间里政府表现得比较少为和无为。其实，对于那些一时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却又难以判断清楚其长远价值的东西，不支持也不反对的“无为”是明智的。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里，不割或不割尽“尾巴”，在个体、私营经济被指罪为悖逆公有制而可能陷于河决鱼烂的绝境时，政府却对此少为、无为，甚至暗中支持，这需要多么大的道德勇气和政治智慧啊！
真是有什么样的百姓，就会有什么样的政府。而有什么样的文化，就会有什么样的百姓。《老子》第七十六章说：“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柔弱处上。”第七十八章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宋史·地理志》言浙江时首提“人性柔慧”四字，对浙江文化的独特气质可谓一语道破。浙江文化因为“柔”，故不至于枯槁折灭，而能生生不已，柔弱处上；因为“慧”，故能随机应变，趋利避害，善进取而巧奇技。既柔且慧，故能在新与旧、中与西的种种夹缝中游刃有余，顽强而机智地存活，这可以说是浙江现代化进程生机勃勃的直接源泉。
第一部  饱满又参差的风景由珠三角看中国城市群（1）胡平：我与魏达志先生已经21年没有见面，他是我大学同届不同系的校友，同为地道的南昌人。毕业后他留校，本可以在沪上过优裕的教书生活，但也许因为他读的是历史，他太了解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生的渺小、短暂，故此从未停止追求广阔生命空间的脚步。
留校3年后，他调往深圳特区，不久又远赴澳大利亚留学，为此耗尽了自己所有的积蓄。回国后，他出现在南中国，一场大病几乎让囊中羞涩的他陷入绝境，幸运的是深圳市政府识才爱才，为其支付了20万元的换肾费用并在北京301医院成功手术，让他与死神擦肩而过。饱受磨难的魏达志，以其非凡的勇气和才华，终未令期许他的人们失望——一个本科学历史的人，却从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国际经济学的角度，关注特区企业集团的模式构建、体制变革和跨国经营的问题，分别对特区企业集团的对外直接投资、国际技术转让、国际融资方式、高新技术发展和外贸体制变革进行研究，其累累硕果引起了社会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原对外经贸大学校长孙维炎教授给予了他很高的评价，他的专著《特区企业集团跨国经营论》由孙维炎教授亲自作序，内称：“它不仅对特区企业的跨国经营具有指导作用，而且对其他各类跨国经营企业都有指导作用。”而这仅仅是他当年住院期间的成果之一。他数十年如一日，躲在深圳的红尘十丈之外，埋首于书斋中研究那些专业性很强的问题。他的那份执着与激情，可能很大程度上正来自于他早年便洞烛于胸的，中华民族闭关锁国、落后挨打了几百年的历史。
此外，他还敏锐地捕捉特区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种种新动向，孜孜不倦地为深圳的发展捧出肺腑之言。他因其顽强的意志和总是药片相携的显著特点，被当地媒体誉为“深圳的保尔”。
其实，我感觉他并不想戴这顶高帽子，他现在搞的是经济学，他应该比我更懂投入与回报的关系。许是10年前那笔20万元的手术费以及人们的关爱仍沉甸甸地放在他心里，他总有一种“欠账”和“报恩”感；还有，他是一个性格极为谦和宽厚的人，他很少拒绝别人，这使他常像被牵引的皮影一样奔波于太多无益的活动中，到了晚上才能坐在电脑前工作，常常浮肿的脸上总堆积着难以化开的疲惫……深港融合将促进珠三角城市群的发展并形成自己的特色，将与京津唐环渤海湾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CEPA文件的签署意味着其创造的模式开创了香港与内地，特别是香港与深圳、珠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型关系。
魏达志（深圳大学经济学院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硕士生导师，民盟深圳市委副主委，深圳市城市化研究会会长）：香港1997回归之后，很不幸地遇上亚洲金融风暴等一系列的事件，这对香港经济的影响很大。现在香港有相当一部分人属于低薪阶层，每个月的收入不过五千元港币，这种收入水平在江西可以活得很不错，但在香港是远远不够的。现在大家都说香港的教授是世界上工资最高的教授，月薪大概港币10万元左右，看起来确实是很高，但如果要买一套像内地这样比较好的、面积150平方米左右的商品房，得上千万元左右，几十年的积蓄可能就要全部砸进去，一方面是工资太高有损于当地的投资环境，一方面香港人疲于奔命幸福指数并不高。香港现在的失业率高达8.3%，今天夏天香港有50多万人上街游行，据我分析，香港没有任何一个政党、社团有如此大的影响力足以组织这样的游行活动，可见市民们对目前的生存状况很不满意，经济滑坡已经开始影响政治稳定，这就使之更加令人关注了。
客观的因素固然很多，但一个重要问题是香港自己没有转过弯来。过去作为殖民地的香港，其经济发展走向听命于港英政府，其战略定位亦由英伦本土决定，回归之后香港经济转型太慢，是他们对深圳乃至珠江三角洲的发展缺乏认识，对于如何转变经济发展思路缺乏战略思考，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也是错失良机。此外，也有一些人是因为在思想情感上仍然留恋香港作为殖民地时代的辉煌，留恋那种以中国内地全面封闭作为惨重代价所带来的辉煌。
香港这几年经济不景气，特别是今年当地官员、财团老板不断地往北京跑，因为他们开始懂得，香港的发展离不开中央的支持。由于中央尊重“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原则，一般来说，香港人提出的要求比较容易得到中央的支持，他们向中央要政策比我们更管用。因此，我以为这些举措既是中央关怀香港的结果，也是香港人民积极争取的结果——自2003年1月27日起，深圳皇岗口岸实现全天候通关，成为全国惟一全天候通关的口岸，使深港之间的人流物流实现了24小时不间断地交流和往来，受到各界人士的一致好评，称之为“深港合作的一个全新里程碑”，我也在香港媒体上发表整版文章《深港一体化拉开序幕》。
两地人士认为，此举将直接影响深港、粤港的经济发展，深港经济合作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其作用和意义十分深远：一是将成为深港合作关系历史性转折的一个标志；二是必将产生双赢与多羸的效应；三是深港融合与一体化是解决香港经济问题的良方；四是深港融合将会出现世界级特大城市的特征并直接提升其国际经济竞争力；五是深港融合将促进珠三角城市群的发展并形成自己的特色，将与京津唐环渤海湾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香港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我们无疑应该确保香港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但香港政府与市民必须重新调整视角和心态，以双向的思维放弃过去那种一枝独秀的繁荣梦想，勇敢地面对阵痛，把自己切实地置身于珠江三角洲地区，重新确立自己的产业结构、城市功能、市场作用和区位定位，依托珠三角，使自己成为该地区龙头城市，以确保香港这颗东方明珠作为世界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交通运输中心和信息中心的枢纽地位。珠三角也应该考虑到香港是中国惟一现成的一个国际性大都市，要充分发挥其功能，带动自身乃至整个泛珠三角地区经济的发展。香港在与深圳、珠三角、泛珠三角的合作中，配置资源的范围更大，市场的覆盖面更大，而首先实现的深港融合将使两城的经济辐射半径成倍地增长。
今年6月29日在香港签署的CEPA，即《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济关系的安排》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文献。这个文件的签署意味着其创造的模式开创了香港与内地，特别是香港与深圳、珠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型关系，同时也确立了香港作为珠三角龙头城市的定位。
第一部  饱满又参差的风景由珠三角看中国城市群（2）城市群成了国际经济竞争的基本单位，也是世界经济竞争中的国家代表队。从某种意义上讲，整合城市群就是训练国家代表队。
跨国公司的对华投资已经由上个世纪的试探性投资、小规模投资转而为本世纪的集群式投资和大规模投资，跨国公司对华投资战略意图的确定是根据三大城市群的不同特点来进行的。
现在中国的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湾京津唐三大城市群非常令人注目，为什么我们现在会注目城市群？以前我们很少接触这个概念，过去在计划经济时代城市群的作用是不成立的，那时候所有的物资供应都是通过调拨，城市与城市之间没有沟通，没有竞争，没有互补，没有交换，所有城市群这个概念相当淡化。
现在我们关注城市群至少有这么几个原因：
一是市场化和城市化把城市群带动起来了，城市之间通过产业链等形式，交往日趋频繁。从城市化的角度来讲，大体上验证了被描述为“纳瑟姆曲线”的城市化规律，这个规律揭示了城市化发展的总体历程和三大阶段：一是发展势头较为缓慢的准备阶段（城市化水平在30%以下）；二是发展势头极为迅猛的高速阶段（城市化水平大约在30%～70%之间）；三是发展势头再次趋于平缓的成熟阶段（城市化水平超过70%以上）。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在2000年已经超过了30%，如果按照每年一个点的速度向前推进，中国城市化进程时间需要30～40年。只有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市化水平达到70%的时候，才会进入一个平缓的发展期。而在这之前，每年即使只增加一个百分点，中国当年就得有1200万人口进入城市，这就是城市和城市群迅速膨胀的原因。
二是城市群对内拉动经济的能力太强。以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湾京津塘三大城市群为例，这三大城市群的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7.53%，土地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1.24%，但是GDP值占全国总值的30%以上，最近一个统计数字显示已占到45%，引进的外资占全国总数的73%，这说明城市群对于拉动经济强劲增长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城市群有这么大的能量，人们能不关注吗？
三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国际经济竞争的基本单位既不是国家也不是企业，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是虚的，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虽然是实的，却又远缺乏相当的能量，因为任何一个企业都必须依靠一个产业链才能生存，需要很多配套企业，而城市群在这方面的作用凸现出来，城市群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经济职能都非同一般。所以城市群成了国际经济竞争的基本单位，也是世界经济竞争中的国家代表队。从某种意义上讲，整合城市群就是训练国家代表队。
我们可以由跨国公司的投资趋向来反证城市群的作用。
当今跨国公司已经成为国际经济一体化的重要载体，但是跨国公司对华投资已经不是20世纪80年代向90年代由劳动密集型向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简单转移。特别是在21世纪，跨国公司对华投资出现了显著的变化，所以才会有去年中国引进外资首次超过500亿美金的好成绩，今年要达到700亿美金。取得这样一个好成绩，与跨国公司的对华投资发生变化有很大关系，与美国的对外政策也有很大关系。我曾经说过，布什总统是中国人民真正的好朋友，因为任何国家派任何志愿军、特工都不可能把美国本土搞乱，而布什实行单边思维和单边政策以后，使得美国的本土变得草木皆兵，竟然发生了“9·11”这样震惊世界、惨绝人寰的事件！最近有一个经济竞争实力排序表明美国的经济竞争力已经降到第二位，排在第一位的是芬兰，前九位均包括了瑞典、冰岛、挪威、丹麦等北欧五国，虽然各国经济总量不一样缺乏可比性，但这里至少说明一个问题，安全祥和也是竞争力。我个人认为美国的国家创新体系是非常完善的，但对外战略的思维出了问题，所以美国的本土不安全，原来它一直是全世界的引资第一大国，而现在要轮到中国了。像苏州一个城市去年就引进外资50亿美金，占全国总数的十分之一，不仅超过了深圳，而且超过了上海，今年肯定还要超过这个数字，1～9月份就达到了50亿美金，这是因为苏州就是一个后花园。你说布什为中国帮了多大的忙？
跨国公司的对华投资已经由上个世纪的试探性投资、小规模投资转而为本世纪的集群式投资和大规模投资，因为他们要把中国变为跨国公司一体化的内部市场，进而重构跨国公司在全球的战略体系、生产体系、管理体系、贸易体系和研发体系，于是他们在中国不同的城市群分别集中投资了研发中心、总部和区域总部及其采购中心。
当今跨国公司对华投资战略意图的确定是根据三大城市群的不同特点来进行的——京津唐地区是人才众多，抛开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的优势不说，仅北京的高校、科研院所就集中了全国一流的专家学者，不仅人才总量多，而且对人力资源的复制能力也是首屈一指的。相比之下，深圳是一个成立23年的城市，深圳大学也不过建立20年，有30多个硕士点，却没有一个博士点，因为成立的时间太短。所以跨国公司对北京最大的投资动向就是研发中心特别多，跨国公司运用人才本土化原则，将研发中心大量地聚集于北京。比较有规模的研发中心在全国有100多家，而北京就有50多家像模像样的研发中心。
长三角的优势亦非常明显，其经济总量巨大，GDP是珠三角的两倍，而且市场覆盖面也大。上海作为龙头，南京、杭州、宁波三个副省级城市作为其支撑点，江浙两个最富裕的省份作为其两翼，此外还有一个很大的长江流域腹地。如此大的市场覆盖面，最能吸引跨国公司的总部和区域总部。近年来，我国学术界使用“总部经济”这个词汇比较频繁，因为总部经济作用的能量是非常大的。对一个跨国公司而言，其配置资源、调配资金、覆盖市场、抢占商机等等，都要依靠总部来决策与调度。据商务部今年七月份的一个统计，上海的跨国公司总部和区域总部达到41家，比北京的24家多17家。
珠三角的特点是引进外资多、外向型经济发达、毗邻港澳等等，近几年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制造业发达，在以深圳为中心的三小时经济圈中，生产了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名牌服装和全国60%的家用电器。这样一个经济圈使得很多跨国公司把采购中心大量地投放在珠三角，特别是深圳已经成为广东采购中心的龙头，如沃尔玛中国公司的采购清单中，有将近95％来自深圳；IBM公司中国采购中心在深圳成立，其供货商及产品有80%-90%分布在深圳及周边地区，这也是深圳集装箱运输在世界排名不断前移的重要原因。以前跨国公司设在香港的采购中心会到深圳进行采购，但不驻扎在深圳，觉得我们的环境不行，现在感觉不一样了，于是就搬了过来。
第一部  饱满又参差的风景由珠三角看中国城市群（3）与京津唐地区相比，珠三角吸引的跨国公司的研发中心很少，因为这里的人力资源相对贫乏。广州还好一些，中山大学现在稳居全国高校前十名，还有几所高校也不错。但是深圳的情况让人焦虑，虽然多年来打出了高科技城市的牌子，却一直没有像样的高校群和科研院所。在香港，政府支持的有八所高校，而且支出的经费非常大。为此，我和很多知识界人士都在呼吁当局在这个问题上绝对不能短视，深圳若不发展自己的高校将会犯下极大的战略错误，将来会没有知识创新源、技术创新源来支撑高新科技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虽然已经引进北大、清华建大学城，但这不是根本的办法，因为清华、北大首先是北京创新体系中的一个环节，他们与深圳的关系是市场经济的关系、甲方与乙方的关系，驱动他们行为的首先是在深圳所能获得的利益，而不是深圳的发展。最近，清华大学办了一个香港EMBA班，其中要讲一天关于香港问题的课程，但在清华大学找不到这样的人，最后把我找去讲课。其实，北大、清华在深圳也大量地使用本土人才。
此外，深圳和香港的教育资源得不到整合，各自为政，势单力薄而难成气候。现在看来，深圳以战略眼光对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进行强化投入已经是大势所趋、大势所逼，以短期行为谋求长线效益最终将大失所望；同时香港、深圳教育科技资源的优化组合、互通有无、人才往来、协作攻关，也应该立即提上议事日程，这已经不仅仅是教育科技行业自身的需要，而是建设整个区域创新体系、提高整个区域综合竞争力的需要。
珠三角之所以不能吸引跨国公司的总部和地区总部入驻，则是因为它的市场覆盖面太小。如果再不把香港、澳门融入成为大珠三角并把华南的相当部分融入成为泛珠三角，那么不仅深港两地跨国公司总部和地区总部难以增加，还会出现跨国公司总部和地区总部继续从香港迁移上海的现象，因为缺少香港的珠三角经济总量太少，而缺少珠三角的香港市场覆盖面又太小。但如果加上香港、澳门的大珠三角，其GDP则比长三角要多出三分之一，大珠三角的经济总量即可名列三大城市群之首。据上海财经大学《2003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中的统计，京津唐城市群10城市GDP为8,261.05亿元，长三角15城市GDP为15,360.8亿元，珠三角14城市GDP为7,378.58亿元，而大珠三角加上香港、澳门GDP则高达21,365.46亿元。因此，我们可以判断大珠三角形成之后的经济总量和联合优势将令人刮目相看，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经济增长极，中央不可能没有系统的思考。
城市群对内特殊的经济效用与对外特殊的经济职能，使得任何一个没有依托城市群的城市，不可能获得独立的发展。
我以为，要让京津唐环渤海湾城市群去辐射带动中国的东北、华北和西北，用长三角去辐射带动中国东西走向的中部，以珠三角去辐射带动西南、中南和东南，这样的区域经济格局可能更有章法，并能够缓解中国东中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这也是泛珠三角能够形成的一个理论依据。
在分析了当今中国的三大城市群之后，我们可以发现，城市群对内特殊的经济效用与对外特殊的经济职能，使得任何一个没有依托城市群的城市，不可能获得独立的发展。任何城市的定位和发展战略都必须瞄准其最近的中心城市或国际化城市。瞄准城市所在的城市群，这取决于中心城市或国际化城市所具有的经济能量和辐射半径。在我国，城市的定位以最大的中心城市和所在的城市群作为自己城市定位的参照系已经有不少成功的经验，如苏州、无锡、常州等中小城市以上海这个中心城市作为参照系来进行城市定位，所以才取得苏南模式的成功；同样，当一个城市紧邻一个国际化中心城市，如深圳比邻香港这个国际化中心城市，则必须以香港作为自己城市定位的参照系，现在看来深港的城市定位已经十分清晰。
中国的三大城市群全部位于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这本身就加剧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中国的所谓东部、中部、西部，是根据由西向东，由高到低的地理梯度和经济发展的水平来决定的。中国要实现共同富裕奔小康的目标，实现经济发展的相对平衡性，我以为要让京津唐环渤海湾城市群去辐射中国的东北、华北和西北，用长三角去辐射带动中国东西走向的中部，珠三角去辐射带动西南、中南和东南，这样可能更有章法，并能够缓解中国东中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这也是泛珠三角能够形成的一个理论依据。
广东现在提出“泛珠三角”的概念，可能也是基于这样一种眼光，当然，珠三角本身也需要城市群的空间，需要产业与市场的拓展空间，广东提出这样的概念是非常智慧的。可能在中央的决策里也会有这样的潜台词，我们可以从中国改革开放20余年以来的重大实践中，看到中央政府对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调控的基本线索和脉络：
20世纪80年代初，中央有了建立经济特区的特殊政策，因此，崛起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和海南等一批经济特区，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杀出了一条血路；80年代中，中央要求开放沿海14个城市，因此，中国由南到北发展了大连、青岛、宁波、福州、北海等一系列大、中城市；90年代初，中央吹响了开放浦东的号角，因此，上海迅速崛起为引领长江三角洲走向世界的国际化大都市；90年代中后期，中央发布了开发中西部的号召，因此，中国广大的中西部地区获得了一个全面发展的历史契机；21世纪初，中央又与香港签署了CEPA这样一个具有突破性意义的、更加紧密的经贸安排，香港的进一步发展已成必然；同时也使内地特别是泛珠三角地区获得新一轮的发展机遇。
本人年初提出的深港经济一体化以跨越方式朝“共同市场”层次迈进，实现人员、资金、商品和服务的四大流通，正在随着CEPA之后人员进出管制、金融管制、关税管制和服务贸易管制的松动而成为未来的现实，以深港都市圈大面积地辐射带动泛珠三角地区的经济格局正在形成，并为连接东盟自由贸易区奠定基础，它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总量最大、外向型水平程度最高的一个经济增长极。因为，泛珠三角地区的GDP总值已经达到34,474.2亿元，占全国的33.67%，如果再加上港澳1万多亿元的GDP，总量将超过5万个亿。
第一部  饱满又参差的风景长三角正在超越珠三角（1）——兼论“精神气质”
胡平：现在国内外媒体上，关于长三角正在超越珠三角的文字频频出现。
长江三角洲包括上海市、苏南地区以及浙东北地区，共15个城市，土地面积99,678.5平方公里，人口7,450.55万人（截止1999年），国内生产总值13,740亿元。珠江三角洲包括广州在内共计14个县市，土地面积41,698平方公里，总人口2,262.14万人（截止1999年），国内生产总值6,439亿元。从几方面数字看，两者都相差一倍以上。
从整体经济实力来考察，在全国经济实力最强的35个城市中，长三角地区占了10个；在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中，这一地区占有一半。长三角地区的钢铁、石化、汽车、纺织等产品的规模、技术水平、品牌优势等都高于珠三角地区。世界500强企业，已经有400多家在这里落户，合同利用外资总数已超过1,500亿美元。最近几年，在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那就是该地区正在逐步形成经济一体化，各地自觉地认识到上海的龙头老大地位，开始进行各自资源的整合和调配，主动接轨上海，形成了不同的城市定位和分工。在外来投资方面，目前的现实情况是：制造业去江浙，商业服务业去上海；中小企业去江浙，大型企业去上海。这种具有不同功能和定位的城市群落，为外来投资者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和市场。
从城市化发展水平来看，长三角地区不仅高过珠三角地区，而且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南京、苏州、杭州、宁波为次中心的城市带，城镇体系等级齐全，城镇规划质量较高，城市定位比较准确，省会城市和市、县、区及乡镇的规划发展都比较协调。杭州市市长茅临生曾描绘了这样一幅蓝图：“未来的交通规划将把长三角地区连成一个大都市圈，晚上住在杭州九溪玫瑰园，第二天早晨乘坐高速列车或是磁悬浮列车去上海金茂大厦上班。”很难说这是玩笑话，但不管怎样，却透露出“天堂城市”也甘于在长三角的南翼做一个副中心城市。与此相比，珠三角无论在城镇的规划质量、布局的合理性、城市功能的发育方面，都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市场的辐射性也不如长三角。
与浙江、江苏咄咄逼人的上升势头相比，广东省统计局将广东目前的经济发展态势概括为“总量领先，差距缩小”八个字。这个结论是将广东与上海、江苏、浙江和山东四个经济发达省市去年上半年的统计数字进行横向比较后得出的。所谓“总量领先”，是指广东仍占有规模优势，经济总量仍居全国之首，尤其是外贸出口比上年同期增长20.9%，一马当先；所谓“差距缩小”，是指广东经济增长速度处于中游，部分经济指标增速过低，与后来者的差距日渐缩小。
珠三角地区经过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后，原有经济高速增长的条件已逐步弱化，急待创造新的条件以促进自身的发展——这或许就是珠三角今天面临的最大挑战。与此同时，却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长三角地区已成为不但是国内、还是世界上最具活力和发展前景的经济区域之一，并被公认为继伦敦、巴黎等之后的世界第六个大都市群。
红棉如火如荼和杜鹃云锦般开放的珠江三角洲，总是和“一个老人在南海边划了一个圆”联系在一起，总是和情洒江天的《春天的故事》联系在一起。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珠三角几乎成了“辉煌”、“奇迹”的代名词。近年来，这一代名词在许多方面被长三角夺去，而掀起时下中国新一轮发展大潮的热风，也多从东方来。这仅仅是在重复着“风水轮流转”的老话，还是意味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已经由政策、技术与资金决定的浅层面，的的确确进入到由制度、精神与文化决定的深层面？
“春江水暖鸭先知”，首先对长三角正超越珠三角这一态势作出反应的，可能就是台商了。作为同种同文的台湾人，他们比起真正意义上的外商，更容易透过经济层面切入并感知长三角与珠三角两地差异的本质——文化层面的问题。
第一部  饱满又参差的风景长三角正在超越珠三角（2）以下引自《南风窗》上曹辛先生的文章——近日，台湾一民间机构公布了《2002年大陆投资环境与风险白皮书》，调查结果显示：台商对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投资环境的满意度连续第三年保持第一，其中苏州为台商最满意城市；与此相反，珠江三角洲地区，特别是广州、深圳、东莞等城市则面临整体投资环境萎缩的问题。
在投资环境、投资风险、台商推荐投资城市三项内容方面，调查结果是：投资环境最好的前十名城市全由长江三角洲地区囊括；在低风险投资城市中，前九名全部集中在江浙两省，第十名为广东中山；在台商推荐投资城市一栏中，珠江三角洲除中山（排列第四），珠海（排列第五）外，长江三角洲独揽了七座城市，另一座为山东青岛。中国大陆台商密度最高的广东东莞，今年连续第二年被列入不推荐投资城市名单。
与此同时，台湾官方的“经济部投审会”去年7月公布的台湾对大陆投资分布显示：广东的台商投资已连续11个月呈现负增长态势，从前年8月比较同期负增长11.54%，到去年6月比较同期负增长24.6%。
台湾官方和民间的统计数字如此，实际情况如何？对于珠江三角洲来说，问题又出在哪里呢？珠三角，该听听一番危言了。
东莞台商协会的一位负责干部向笔者介绍了当地台资企业北迁长江三角洲的一些情况：目前在东莞投资的台资企业中，几乎所有企业都在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建立了分公司，最不济的也建个办事处；而且现在这种状况呈现连锁反应态势，一家企业迁走或拆资设立分公司，会带动与之生产相配套的一系列上下游厂家跟着走。
这位台商干部介绍说：大陆台商为何看上去这样抱团？一是两岸关系发展不正常，使得台资企业同港资、外资企业相比总是少了一点安全感和政策上的保护，因此需要团结。二是企业在生产上有上中下游的配套、相互间资金拆借、信息沟通方面的需要。因此，台商在大陆的投资极具群体性。这个基本特点决定了台资从珠江三角洲向长江三角洲的迁移或者拆资，不会是个体的行为，而是群体的行为。
据透露，除了已经迁走或到长江三角洲设立分公司的企业外，正在计划迁走或设立分公司的台商，还包括当地台商协会的负责干部以及当地为数很少的大型台资企业。这样的企业出走或拆资外地，对当地其他台资企业是有相当影响的。
广东当地从事台湾问题研究的专家学者也对这种现象深表忧虑。长期从事台湾经济研究工作的暨南大学教授陈恩提到了这样一组数据：按照广东方面公布的材料，到去年为止，广东引进台资共计228亿美元，而江苏省公布的数字是230亿，上海是100亿；台湾方面也对此作了一些统计，根据台湾“经济部投审会”的材料，目前台湾在广东省的总额为68亿美元，江苏省是45亿美元，不过“投审会”统计的数据只是登记在案的数字，不包括未向官方登记的数字；但台湾《投资中国》杂志根据大陆各地台办统计的数字，认为目前江苏的台资总额实际上已经超过广东。
陈恩教授认为，大陆各地统计数字都有水分，比如上海前不久曾宣布上海市台资总额为27亿美元，可是现在又说是100亿；而广东省在统计上是“只计生，不计死”，就是只计算来登记投资和增资的，撤资和迁走的就不算。但对于台资正从珠江三角洲迁往长江三角洲地区，他认为是不争的事实。目前台资流失最严重的地方是深圳和珠海，仅深圳宝安一地就有200多家台资企业完全流失。
事实上，2001年年底大陆官方就公布，苏州一地的台商投资额就占了台商在大陆投资总额的20%。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台商们厚长三角而薄珠三角呢？根据在广东从事台商北上问题调研的陈恩教授介绍，一是内销的需要。中国加入WTO后，为了抢占未来的内销市场，必须要占领上海。第二，广东的投资软环境存在不少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地方政府对引进台资重视不够，台商负担加重等等。
2001年，中国大陆最大的台商协会——东莞台商协会会刊中的一篇文章，专门对长三角和珠三角的投资进行了比较。文章认为：一般的台商都认为，华东的硬件产业配套比华南好，在基础设施方面，中国再没有一块地方有浦东这么大的基础设施投资了，而且广东还缺电；在人才的取得和培养方面，华南也不如华东；在政策法规环境和社会治安环境方面，文章评论说，“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者，行政效率和配合度在台商看来还可以，但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等问题都是台商关心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笔者无论是在媒体上看到的还是听到的，华南发生的机率都远远大于华东”；“广东企业的收费专案多达数十项；许多台商反映广东海关、商检等部门办事效率不高，等等。这些对华南的政策法规环境确实有负面的影响。”在治安方面，文章说“华东台商对社会治安满意度普遍高于华南。”
另外，根据笔者工作中的大量接触，珠三角地区的台商有不少对海关等涉外单位有意见。前年国民党常务副主席萧万长来东莞视察台商企业，东莞台商协会会长张汉文在致欢迎词时，当着广东省和东莞市官员的面，专门提及海关查厂问题，称这个问题解决了，台商便无后顾之忧了，言谈间颇有微词。而对去年东莞第二年被列入不推荐投资城市名单，张汉文认为，这是因为当长三角更加开放、市场更有秩序时，珠三角却没有跟着进步，停滞不动。此外，珠三角地区严于查税，却没有提供相应的优质服务。
与此相比，长三角对台商的吸引力并不在于土地价格和税收优惠政策，而在投资软环境和未来前景。明基中国营销总部有关人士认为，在国内有许多地方都可以拿到比苏州更便宜的土地，台商纷纷迁移华东地区，看重的是这一地区的未来成本、经济布局和投资环境。有关调查发现，台商普遍看好长三角地区比较健全的法制化、制度化和办事效率、社会治安等优良环境。
另外，就未来市场辐射而言，珠三角无法同长三角相提并论，只要占领了长三角地区，就可以沿长江西进，进入4亿人口的市场，而这一地区可以说是中国最富裕的地区，其市场诱惑力是巨大的。
第一部  饱满又参差的风景长三角正在超越珠三角（3）胡平：任何一个地方的发展，都会受到两种要素的约束：不可移动的要素（例如土地），可移动的要素（例如生产资本，有知识、有技术的人才）。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就说过：土地是不能移动的，而资本则容易移动。犹如候鸟对于季节的敏感，从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资本、知识和企业的所有者总是在迁移到这样一些地区——保护产权和个人自主，政府能够接受规则的约束，信用和商业文化发达。这样的地区也许在不可移动的要素方面并不丰裕（例如土地面积和自然条件），但由于培育了被经济学家称之为的“商业派生品德”，因此在吸引可移动要素方面成效卓著，并因而拥有竞争中的区位优势。欧洲文明史告诉我们，在资本主义兴起的过程中，凡是珍惜与善待资本、企业家们既可惜时如金的工作又可恬适如羽地生活的地方——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安特卫普、纽伦堡、尼德兰、英格兰和普鲁士，都获得了经济的繁荣；那些因专制、封闭、官僚文化横行而让资本望风而逃、企业家谈虎色变的地区，也许其地域更为辽阔，资源更为丰富——西班牙、俄罗斯和奥地利，却都在经济上沉沦下去。
资本和企业家总是在用脚投票，而且不管看台上的拉拉队怎样鼓噪，这一脚总是命中“球门”。台商们的进入，或者退出，已引起广东方面的警觉与深思：为什么现在投资需求不足？为什么很多资本和人才东移？哪些因素导致了他们的退出？
曹辛：除了不可抗拒的经济因素外，珠三角地区自身还有哪些可改善的空间以进一步吸引外资？回答这个问题前必须先找到产生上述问题的根子。而当我们进一步倾听当地台商的感受时，我们不能不把问题提高到文化层次来认识了。
一位台商在对上海广东进行比较时，讲了这样一番感受：“在广东，政企关系很多是建立在私人关系上的。而我在上海和市政府并没有多少交道，上海的开放是对全世界的开放，广东没有上海的这种气度，所以发展的后劲不足。”
另一位台商更是直言：“要通过上海的海关、工商等关卡，你找人是七天，不找人也是七天；而在别的地方，你找人是七天，不找人是一个月。”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中国传统的变通之术，并且它引发了人际关系和法律规章孰轻孰重的问题。
总结广东20年外向型经济发展的经验时，会发现一种处理问题时经常使用的方法论，这就是凡事都讲变通。用当年广东非常流行的顺口溜说就是“见了绿灯大步走，见了黄灯赶紧走，见了红灯绕着走”。反思这段历程时我们会发现，在当时没有任何现成法律规章的情况下，这种变通之术对广东乃至华南经济的发展发挥过巨大的历史进步作用。可是时隔20年，当中国市场经济已经发展到需要规范的程度，当中国已经加入了WTO，需要和国际经济接轨时，这种变通之术就变得不再合时宜，尤其是当它和少数官员、行政部门的自身利益结合到一起时，它的负面意义就开始大过其一度具有的正面意义了，从而从根本上制约了经济的发展。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台商得变通之利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这正是吸引他们前来投资的因素；但反过来讲，正因为是变通，走政策的灰色空间，其中的风险又很大，从而束缚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上海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作为曾经是中国计划经济最大的大本营，它对外开放的每一步都是在相对严格的规范下进行的。政策的灰色地带不多，但投资风险也因此相对较小。
一位东莞台商协会干部前年和去年对此问题完全不同的感受，生动说明了这一点。
前年这位台商干部同笔者讨论投资环境问题时，表达了一种很有意思的观点：“做生意按规范做一定死，所以要合理截税。问题是，发生了抵触怎么办？”他断言说，“如果在长江三角洲出了这样的问题，政府一定对你关上大门（意思是不管你），而在珠江三角洲，至少会给你留一条缝（意思是还有商量余地）。所以你看，尽管这里问题这样多，还是有不少台商留了下来。”
可是时隔一年，他的态度大变。当我们再次讨论这个问题时，他就开始抱怨当地官员的操守了。他说：我们不少台商在这里呆了十几年都学不会广东话，可是到上海没有多久，上海话就讲得有那么点意思了（不喜欢广东文化）。比较之下我们觉得，上海人相对守法，胆子也小（不敢索贿，吃拿卡要），上海人做事是很有规矩的。因此，虽然投资成本比广东相对高一些，但劳动力素质也高，劳资纠纷也少，只要你按规矩办，几乎没有风险，起码海关不会动不动就封我的工厂。而在广东，一方面关系未处理好，麻烦事就来了。
他还特别谈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当地人的本位主义和排外意识。他以不久前当地水电费提价为例说，不同的镇甚至一个镇下不同的村，居然提价幅度不一样（可能又是变通，但一定是台商推动的）。同样是污染企业，一条河的这一边不准建厂，另一边就可以，难道大家不是喝同一条河水吗？在谈到排外意识时他透露：他们台商协会一直得到当地政府通知，未经允许，不准接待内地省市招商团。一位台商协会干部因为给内地招商引资提供帮助，受到当地官员的警告。
另外，当地人的种种现象让台湾商人看不惯。比如以前有不少当地人流行周末去澳门赌钱，后来大陆管得严了以后，又盛行打高尔夫球了。但他们的玩法连台湾老板都惊讶：输一杆球一万块。台商们表示，我的钱可是辛苦挣来的血汗钱。于是没有人和他们玩。还有，当地一些人很有钱，人均存款比台湾也不低，但他们不重视教育，小孩从小就不读书，成日贪玩，父母则认为反正有钱，读不读书无所谓。“长此以往，这里的人口素质怎么提得上去？”一个台商不无忧虑地说。因此考虑到各种因素，不少台商还是打算到长江三角洲去投资。虽然那里的投资成本比珠江三角洲高10%～15%，但从长远来看，风险还是比这里小，机会还是比这里更多。
这位台商对上海及上海人的印象是有一定根据的。应该说自建国以来，中国官方对这座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的管理是相当有效的，特别是对人的管理。与此同时，作为中国一度最大的计划经济实体，上海在经济运行上的管理也极其严格，因为当时上海经济总量占了全国总量的1/6。这样几十年下来，便有所谓“上海人相对守法，胆小”，以及开放得有板有眼的文化现象了。
倘若有一双慧眼，便会发现一个地区、一个民族文明进程中那个最散漫又最本质、最柔软又最坚硬、最平和又最热烈的部分，就是“精神气质”了。
国人必须经历一场文化意义上的嬗变。在这场嬗变中，一种平实却又高贵、开放却又内省的精神气质的培育或锤炼，可能比具体的改革措施、物质的发展条件更为重要。
第一部  饱满又参差的风景长三角正在超越珠三角（4）胡平：1948年，年轻的法国经济学家阿兰·佩雷菲特准备将“各民族的精神气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作为其博士论文题目，他受到导师的警告：“你踏上了地雷阵！”这意思是用客观存在的物质条件去解释一个地方为何领先或落后，这是一般容易顺利通过的路径；而所谓的“精神气质”却像阿尔卑斯山上的云雾一样不可捉摸，它无法量化为具体指标。野心不死的佩雷菲特，46年后在法兰西学院以“奇迹”为题作了一系列讲演，宣称令他年轻时代如此着迷的“精神气质”在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
历史学家们对一些“奇迹”总是大惑不解——从拥有“四大发明”的早期中国、埃及文明，到近代史上荷兰、英国的崛起，再到“二战”后日本与德国的复兴——它们如何能在一个短暂的时间内获得如此惊人的成就？
佩雷菲特1949年至1952年恰好呆在德国。他发现，比起当时其他欧洲国家，作为战败国的德国困境更令人绝望。但面对举国几乎触目皆是的废墟时，他常常听到工人与老板相互告慰：“即使我们发生了争吵，也永远不能从这里走出去，我们一道干吧！”他们一起睡在地窖里，一起喝可以照得见人影的大众汤。15年过后，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
佩雷菲特又以韩国为例，1997年之后的韩国，外部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一片肃杀，内部是工会罢工、企业破产、政府失信、社会动荡累积的一片疮痍。有外国人形容说：汉城是一座正在绝望中颤抖的城市。但是从那些走上街头涌去银行试图通过变卖首饰细软以偿还国家债务的平民妇女，到金大中总统尽管两个儿子因涉嫌受贿入狱，也要努力斩除商界与政府章鱼触角般纠缠不清的黑金关系……5,400万韩国人身上充分表现出一种“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悲壮色彩。正是这种精神色彩，使得韩国率先在金融风暴后站起来，并日益具备一个地区性大国的影响。像足球一样，在这几年韩国的电影和流行音乐风靡于亚洲，仅安在旭那身行头就“酷毙”了多少以“哈韩族”自居的中国少年……我很认同佩雷菲特先生“精神气质”的说法。眼里蒙了云翳，当然难以看到形而上的东西。倘若有一双慧眼，便会发现一个地区、一个民族文明进程中那个最散漶又最本质、最柔软又最坚硬、最平和又最热烈的部分，就是“精神气质”了。
现在让我们掉过头来看看国内——在浙江，东阳不产木头，却有全国最大的木条产业；嘉兴不产羊毛，却有称雄国内的羊毛衫市场。浙江全省没有资源依托的“块状经济区”达300多个，柑橘节、杨梅节、毛竹节、丝绸节等各种发明出来的节庆有200个之多，居全国之最。原浙江省委书记张德江说过两则浙江商人的创业故事。一是两年多前，海宁长虹皮夹公司捕捉到一条信息，将要流通的欧元纸票尺寸比当时流通的欧洲各国货币要大，这意味着欧盟12个国家内起码有两亿人要使用新的钱包。于是，他们立即组织生产，出口欧洲后大受欢迎；二是仙居的农民靠回收照相馆废弃的胶片、相纸等含银的废料、废液、废渣提取白银，变废为宝，每年加工交易白银500余吨，相当于全国白银产量的1/4……对没有资源依托的“块状经济区”，你可以称之为遍及钱塘大地的无中生有，即“零资源现象”；对张德江津津乐道的故事，你可说是浙江人发现商业机会的高度敏感和精明的商业计算能力。但我以为，这些往深里说，都来自于浙江人的精神气质，犹如来自血管里的血总是热的。
其实，以下这一切都在默默地发散着长三角地区人们的精神气质，并让我们深深思虑起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欠发达决不仅仅在于经济层面——一位曾在上海嘉定区挂职三个月的江西上饶干部，回来后同朋友算过这样两笔账：一笔是公务员工作时间对比：上海公务员每天在单位时间都在10个小时以上，满负荷的工作时间至少有8小时；而我们一些基层上班迟到早退现象时有出现，一些人在单位时间仅6个多小时，真正进入工作状态时间不到4小时，也就是说两地工作时间之比是2∶1；另一笔是行政机关来客应酬时间对比：在上海行政工作人员的时间表上，“请客吃饭”或“陪客喝酒”很少出现，许多在我们看来必需的应酬，都用工作餐取代，这样一来，本要两小时完成的事，只需半个小时就轻松解决了，暂且不算投入的费用，单从时间上看，效率之比即为4∶1。尽管这两笔账显得有些细碎，但这恰是每个工作人员每天或经常要面对的问题。她深感江西的许多发展思路和措施，并不一定比发达地区差，差就差在落实的环节上和“干”的过程中。试想，如果江西的任何一项工作都能像上海那样，从决策出台到基层执行，从执行完毕到信息反馈，整个过程都有序运行、高效运作，把节约时间作为加快发展的第一要诀，树立时间就是效率、就是进步、就是发展的新理念，那么江西在中部地区的崛起不就大大提速了吗？
这位干部还观察到，上海年轻人聚在一起，谈论最多的是最近看了些什么书，有些什么心得体会？周末参加双休日报告会，MBA、MPA培训以及英语、法律等专业知识学习蔚然成风，“学习的革命”随处可见——政府是学习型的政府，社区是学习型的社区，干部是学习型的干部。她还注意到最近有部门对上饶和温州两地分别做过同一项问卷调查，即“赚了十万元钱后怎么用”。上饶问卷的结果是：90%的人“用来买房子和存银行”，不到10%的人“用来生产性投资”；恰恰相反，温州调查的是：90%的人“用来生产性投资”，不到10%的人“用来消费性开支”。她又查阅了一些统计数据：一组是江西省银行的存贷差额2001年底为450亿，去年5月份上升到530亿，资金不是流入而是流出，这说明江西省民间资本还很有潜力；另一组是上饶市2001年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为151.7亿，如果能将这些“休眠”资金中的三分之一转为投资，就大约相当于当年上饶市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当年固投为44亿）……不久前，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一次会议中说“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我体会，这不仅是指向“十六大”后中国大地必然要发生的一轮更深刻的经济甚至政治改革；还表明包括广东人、江西人在内的所有国人必须经历的一场文化意义上的嬗变。在这场嬗变中，一种平实却又高贵、开放却又内省的精神气质的培育或锤炼，可能比具体的改革措施、物质的发展条件更为重要。
经济发展到这种水平，规范就比变通更重要了。这种文化上的改变将是珠三角在未来发展中面临的最大挑战。
曹辛：值得注意的是，过去习惯于只做不说的广东一些地方和部门，现在也开始注意对外宣传了。不久前一则关于广东经济成就的报道称：经过20多年的发展，广东综合经济实力已经超过东南亚除印尼之外的任何一个国家。
经济发展到这种水平，规范就比变通更重要了。这种文化上的改变将是珠三角在未来发展中面临的最大挑战。事实上，珠三角已经切实感受到长三角的有力竞争，也都在想出对策。据了解，东莞已向中央要求，准许当地台资企业产品部分内销。可以预见，如果这项要求获得批准，对于延缓当地台资企业的北上会起到一定作用。
而深圳走的是另一条道路，即在WTO规定的五年开放期内，率先在服务领域对香港开放。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珠三角城市走的都是进一步对外开放、同国际市场接轨的路子，而越是同国际接轨，就越需要规范而不是变通。
珠三角领了20年风骚，这种“锋头”还能否保持下去，关键是看这个地方的官员们，能否有与时俱进的自省精神和创新意识。挑战在即，要提振精神来应战了！
第一部  饱满又参差的风景2003年，一堆明丽的篝火（1）胡平：1953年，梁漱溟先生在全国政协的一次会议上直谏犯颜，痛陈农民之苦：“如今工人生活在九天之上，而农民生活在九地之下”。毛泽东斥责他挑拨神圣的工农联盟，是“笔杆子杀人”！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中国农民整体的生存状况如何呢？梁漱溟先生到底是一个不见血的“杀人犯”，还是一位洞烛先机、风骨凛然的大智大勇者？
本来城里人要了解乡村的情况并不难。许多家庭在两代、三代之前脚板上都踩着牛屎。即使是纯正的城里人血缘，如同有人建议的那样，不久前只要你试着去做以下两点，便能获得农民经济状态或生活状态的真实信息——一、看一看：在乘火车的旅途上，看看车窗外，无尽的田野上干活的农民操持的是怎样原始的农具；二、问一问：问问在城里谋生的农民，总是又累又脏的活，薪酬又如此低廉，为什么却有这么多人潮汛般地往城里涌。
然而，记住祖辈来自乡间的人如凤毛麟角。
无论对于民族历史的遗忘，还是对于家族血缘的遗忘，在中国都是惊人的。遗忘，仿佛已成了我们习性里命定的吊诡。
而且，当城市的百宝箱拉开一道道美容、染发、瘦身、博彩、旅游、打网球、建高尔夫球场等眼花缭乱的时尚，当城市因充塞越来越多不伦不类的“罗马花园”、“时代广场”、“东方塞纳”、“维多利亚华庭”等洋名而满是虚骄之气，仿佛城市的好日子在透支了广大乡村的利益之后，还要包容全世界的好风景……还有，长期以来在大量的报章杂志、电视电影上，人们很少或很难听到来自中国广袤乡村的声音，到处是华丽而又甜腻的文字、音符、影象。它们走马灯似地制造一个又一个眩目的时尚，它们编织并自我陶醉于时下一个物阜民丰、弦歌不辍的“康乾盛世”。它们百般逢迎的，归纳起来大概是三种人：一是富绅豪门、明星大腕；二是新兴的白领阶层；三是所谓的“小资”，或曰新时代的“才子佳人”。当然因为后者回报的含金量低，多半就交给文学打发了，这使早已边缘化的文学不至于凌空蹈虚，多少显示出有某种存活下去的理由。
总之，你只要去布满了明星与美女头像的报亭看看，或回到家里，打开被韩、台、港的言情剧与胡编乱造的宫廷戏垄断得一塌糊涂的电视频道，你就会承认我的一个基本判断——当今的许多媒体不过着眼于在中国一小部分人富起来之后，又怎样让这小部分人先闲起来。或者说，它们已经乐乐呵呵地被大面积“绑架”了，被国内的经济发达地区所“绑架”，被中国先富起来或正在富起来的人们所“绑架”，被花花绿绿的人民币、美金、欧元、港币所“绑架”，已成阶下之囚的赵安便是一个极端的例子。
为此，很长时间里，中西部的城市都几近失语，更遑论广袤的乡村乎？
靠恒河沙数的报章杂志、电视电影堆不出河清海晏；靠对底层百姓、尤其是对九亿农民生存状态的忽视，改变不了迄今为止中国依旧是一个农民国家的本质。
很难让城里人去关注农民，即使有人看一看、问一问、想一想，但在当今城市这个光怪陆离的轮盘赌的巨大诱惑与巨大压力下，农村的破败、困苦，很快便被置之于脑后。
九亿农民又严重失语。在诸多权力屏蔽下，他们少有可以言说其艰辛、冤屈乃至痛苦的独立渠道。他们惟一的方式似乎就是“上访”，而许多年里“上访”被判定为“非法”或“阴谋”，这进一步加剧了农民几近绝望的心理状态。
可叹的是，在知识界，也在政界，虽然“三个代表”、“人文关怀”的口号从未止歇，但人们在杯斛交错中唏嘘着乡村的日渐沉沦后，打着饱嗝，带着悲天悯人的自我满足返回住所，继续他们的快意人生……但中国大地上从来都有风尘压满两肩的行走者、倾听者。
几年来，先后有李昌平的《我向总理说真话》、曹锦清的《黄河边上的中国》等问世，一时有振聋发聩之效——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2003年有可能日后让中国农民历久难忘，更在于中共中央2004年一号文件即以农民增收为主题。在这前后，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在紧急出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工具、材料尽可能齐备，以翻修“农民”、“农村”、“农业”这三所早已破败不堪的房子。窗口陡然亮堂了，屋里陡然温暖起来，2003年为中国的农民兄弟点燃了一堆明丽的篝火。
此时，我却记得一百年前孙中山先生就将“耕者有其田”写进了“建国大纲”，近八十年前共产党就许诺革命胜利了要让农民享有好光景，还有二十多年前，因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广大的农村曾经有过活力与欢乐……政界、知识界面对中国农村的发展问题，都难以回避这样的命题：怎样的“发展”才不至于迷失方向，而怎样的“改革”才能保持社会的和谐？
第一部  饱满又参差的风景2003年，一堆明丽的篝火（2）摩罗（出生于江西省都昌县一个农民家庭，在农村接受中小学教育。1978年考入九江师范专科学校，毕业后在都昌县任中学语文教师十余年，1993年考入华东师大中文系，1997年获中国文学硕士学位。毕业后分配到北京某高校任教师，现居家写作。摩罗不仅在文学评论上屡有创见，在国内的知识界这也是一个颇具冲击力的名字。近些年，他引起青年学子和知识界广泛关注的著作有《耻辱者手记》、《自由的歌谣》、《因幸福而哭泣》、《不死的火焰》等。）：我的老家在江西都昌县鸣山乡万家湾村，与鄱阳湖隔一座山，这座山就叫鸣山，家乡因此而得名。这个村是鄱阳湖地区自然条件最好的村落，因为大山的阻隔，鄱阳湖每年的水灾不能危害到这里，村民生活条件相对要好一些。紧靠湖边的乡村则比较糟糕，可以说是饱受水灾之苦。我们村大概有500多人，全村都姓万，是一个大家族。
解放这么多年，农民一直被排挤在体制之外，几乎被视为社会之外的人。我们考虑中国的问题，很少将农民视为中国的一个阶层而存在，把农民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来考虑。前不久，我参加了一个休闲文化研讨会，与会者很自然地将几个主要城市作为抽样调查的对象，研究都市人的休闲问题和精神文化生活问题。当时我就想，什么时候看见开过一个这样的研讨会，学者、专家，还有政府官员一起坐下来，研究农民、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从1949年以来，中国大概便形成了这样一种思维模式，凡是讨论文化、社会福利、医疗保险等问题，农民肯定不在其中。
我每次回农村都有一种负罪感，虽然我在城里只是一般的市民，并没有过上很富足的日子，但总感觉自己在城里拥有的太多，一回到农村就感觉受不了，心情很沉重，面对农民觉得不好意思。
农民的生命健康如此不堪一击，而现在城里很多有钱人提倡定期体检，已进入保养阶段了。两者一对比，农民的生存状况是多么艰辛。
我每次回农村都有一种负罪感，虽然我在城里只是一般的市民，并没有过上很富足的日子，但总感觉自己在城里拥有的太多，一回到农村就感觉受不了，心情很沉重，面对农民觉得不好意思。我的穿戴比他们好一些，回家过年是坐硬卧，他们则是坐硬座，有的甚至是站回来的。他们每年在外面奔波，外出打工大多是做泥瓦匠、木匠或者搞土建，基本上在汕头一带，在南昌打短工的也有。打工很辛苦，却赚不到多少钱，一年不过能攒下几千块钱，有的到年底还拿不到全款，只领到1,000多块钱。在温总理出面讲话之前，政府没有什么硬措施为农民讨工钱，许多人一拖几年，甚至最后竹篮打水，农民哪有能够说话的地方！
他们多次邀请我到他们打工的地方去看一看。有一次，我利用到广州开会的机会，特意到汕头去看他们。他们住的条件非常糟，一般是一幢高楼盖到两层左右，有了一点框架基础，他们就住进去。条件好一点的用两块木板铺在地上当床，条件差的就是把水泥地扫干净，把被褥一铺就睡觉，我也在那里住了一晚。他们一点文化生活都没有，晚上要么上街闲逛，要么打牌赌博。在正常情况下，他们在外辛苦打工一年，可以赚到四五千块钱，这还必须是没有一点恶习的人；如果是喝酒、抽烟，甚至有赌博、嫖妓等嗜好，可能连这点钱都带不回来。有的人把钱输光了，连回家过年的钱都没有，只好借钱回家或者干脆不回家。
除了过年回家，有一次我还专门在6月份回过一次家乡，在村里住了一个多月。结果发现村里的青壮年男子全部出去打工了，有些年轻女子也出去了，在村里悠悠走着的多是老人和小孩，感觉空气里有几分凄凉。留下来的那些家庭主妇，大抵都是一脸的苍白、蜡黄，一看就是严重的营养不足。她们的男人都不在家里，除了要忙地里的活儿，还要操持家务，三顿饭就随便打发了，吃点干菜下饭或者就是喝稀饭，不像是在过日子。这些妇女的牺牲精神很强，只要是老公和儿子出去打工了，一般都舍不得买点好菜，只有等到来了客人，或者过年的时候打工的人都回来了，才肯吃上几顿肉。那次回到北京以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满脑子都是农妇们一脸营养不足的面容……这种情况还是在家人都平安健康的前提下，如果家里一旦有人得了大病，或者碰上三灾两难，那么这户人家基本上就要瘫掉了。在农村得了病不敢治、治不起的事情太多了，前几年，一个60多岁的老头，乡村的医生检查出他得了心脏病，但他连到县城医院检查都不肯去。他说我都过60岁了，还检查什么，管它哪一天发作，哪一天走都不算早。我有一个堂兄弟得了白血病，医生告诉他如果治疗得好，还可以活三五年，如果不治疗，肯定过不了今年，但是他哪里拿得出几十万块钱来治这种病？农民如果没有外援，没有几家有能力承担治疗大病的医药费，得了大病基本上就是等死。自己的兄弟姐妹再慷慨解囊，也起不了多大作用。于是他找到我，希望我写一篇文章在报纸上帮助呼吁一下，看是否能得到社会上一些捐助。我告诉他，写这篇文章很容易，但是我拿到哪里去发表呢？20世纪80年代初发表这种文章还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20世纪90年代再发表这样的文章，已激不起多少人的关注和同情，因为大家听说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已经有些麻木。我帮他出了一个主意，先让亲戚朋友帮助捐一点，再请一个人来就这件事写一篇报道，换一个角度说，可能会有一些效果。
我念念不忘的，还有一位叫万跃平的农民，他与兄弟姐妹都在南方打工，后来觉得自己身体不对劲，到医院一检查发现是肝癌。知道自己没几天活头了，他要求哥哥、妹妹陪自己回都昌老家。回乡以后，他也不上医院去治病，其实也根本治不起，就在家里等死。他的妻子叫但艳红，看到这一切，知道这个家快要完了，在丈夫还没有闭眼之前，她先喝农药自杀了。过了十多天，万跃平也病死了，这是发生在2002年四五月份的事情。父母都死了，留下一对儿女，女儿万颖当时是7岁，儿子万通当时是5岁，只好由祖父母抚养。这两个农村老人自己的晚年都不一定有保障，哪里可能有能力抚养两个小孩？只能说是过一天算一天吧……农民的生命健康如此不堪一击，而现在城里很多有钱人提倡定期体检，已进入保养阶段了。两者一对比，农民的生存状况是多么艰辛。最近，我还想写一篇文章——《咱们村的非正常死亡》。前几年，我们村里有两例非正常死亡，他们都是30来岁的男子，是我童年时代的玩伴。他们正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生活压力最大的时候。为了改善家里的生活，他们到乐平的小煤窑去挑煤，结果有一个小煤窑失火，死了20多个人，我们乡死了7个，其中我们村有2个人。当时烧起来的时候，立即把煤窑封起来以切断氧气，防止发生瓦斯爆炸，结果遗体也没办法找了。家里人就拿几件他们生前穿过的旧衣服堆了一个衣冠冢，现在妻儿老小都在艰难地度日……看到农村中学这么恶劣的条件，当年我心里总会生出一股怨恨。每当这时候，再看到学校墙壁上刷的标语——“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更觉得分外刺眼……我看见这些教室真是揪心，学生坐在里面怎么成长啊！九江地区的农村在全国来说还算是自然条件不错的，都只是这个样子，其它条件恶劣的农村更可想而知。
第一部  饱满又参差的风景2003年，一堆明丽的篝火（3）时下农村落实九年制义务教育还很困难，辍学的孩子仍然很多。老家的小学生上学要交95块钱，中学生交100多块钱，但是开学之后，学校总要找点理由再收一些钱。当地的校长大部分是我同学，我和他们在一起聊天，他们也是一个劲地诉苦，学校其实也非常艰难，能得到的拨款非常少，不得不靠学生多交一点钱来维持运转。可即使只收100来块钱，对于农民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有些农民还真是拿不出。
现在教育体制的变化，也使得农民变得更加务实。过去上大学是公费，只要你能考上大学，家里一般不要再负担更多的开销。过去我的父母就希望孩子能够通过考学走出乡村，改变自己的命运。因此，家境好一点的家庭便会努力供下去，他们鼓励孩子好好念书，争取考上重点高中。现在农民连这点幻想都没有了，因为现在上大学的费用不是一般农民家庭所能够承受的，既然考上大学却上不起大学，何必再供孩子念完中学呢？这就是农民最实际的想法。不过，大多数农民供小孩上小学还是比较积极。因为上了小学可以识字，最起码到了九江站知道怎么上车，买东西知道怎么数钞票……现在农村的孩子大多是初中念了一两年就辍学了，初中都不能毕业。
农村孩子不愿意读书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农村中学的生活条件实在是太艰苦了。
我曾经在都昌的北炎中学教过7年书，举一个关于住宿条件的例子，有一个老师负责管理女生宿舍，她拿着尺子进宿舍给女生分配大通铺的位置，每个人只能分到8寸宽。女生宿舍离厕所很远，晚上女生根本不敢出来上厕所，就近在宿舍屋檐下的水沟方便，于是周边环境污浊不堪。用水条件也不方便，洗漱的时候，学生用脸盆从外面打水进来，这样寝室里到处都是湿的，地面也坑洼不平，如果你穿布鞋进房间，需要很小心地看路。一到夏天，房间里则全是蚊子，只有8寸宽的地方，你说怎么挂蚊帐，而且还不是每个学生都有蚊帐，所以学生住在那里就是养蚊子。
1991年的春季，一天晚上下了一场暴雨，房间里漏得一塌糊涂。我开灯爬起来，不断挪动床铺躲雨。我认为学校对老师照顾不够。第二天一早，学校通知放假一天，叫所有的学生都把被褥拿回家去晒干，晒干了被褥再来上学。当时感觉非常惭愧，作为一个老师，在被暴雨淋的时候，我只想到了自己，而没有想到学生也在被暴雨淋，他们的住宿条件比教师的更糟……再说饮食条件，学生吃饭都是自己带米带菜。每到星期一早上，在乡野的路上，你可以看到很多学生背着米袋子上学，他们一般带好一个星期的伙食。学校没有正规的食堂，连正式的饭桌都没有，只是门口有几个石头台子。每天有大师傅把学生装好米的饭盒、茶缸统一放到大笼屉里蒸熟，一到开饭的时候，再把饭盒、茶缸拿到石台上来。学生们各自找到自己的饭盒、茶缸，端到寝室里去吃。菜也是他们自己带来的，无非就是一些干菜、咸菜、腌辣椒，连新鲜蔬菜都没有，只有等回家才能吃上蔬菜。少数家庭条件好一点的学生，可能干菜里面会放一点虾米，有几条小干鱼或者几块肉。
看到农村中学这么恶劣的条件，当年我心里总会生出一股怨恨。每当这时候，再看到学校墙壁上刷的标语——“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更觉得分外刺眼……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各地最好的房子就是中小学校，哪怕在最边远的地方，最好的房子也是学校，你说这个民族怎么会不强大起来？
9年之后，我回了一趟自己过去教书的学校。这9年当中，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学校环境也略有改善，但这只是外观墙体的改善，房屋结构比过去牢固些，内在的条件并没有多少改观。教室的面积还是那么大，但原来一个班三四十个学生，现在倒可能有90至100个，教室里挤得密密麻麻，坐第一排的学生几乎被讲台全给挡住，坐旁边的学生则要小脑袋斜成近90度的角看黑板。不用担心哪个学生上课会做小动作，大家挤在一起根本动不了。有一个小学的校长告诉我，按照农村人口的发展现状，即便是挤成这样，他们还缺几间教室，这几间教室不知从何解决。在农村盖一幢教学楼大概要20万块，这钱对于一个乡村学校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他们上哪儿去弄这20万？他们几年前建的教学楼，还欠着包工头的钱，直到现在还在打官司……看见这些教室我真是揪心，学生坐在里面怎么成长啊！九江地区的农村在全国来说还算是自然条件不错的，都只是这个样子，其它条件恶劣的农村更可想而知。中国的革命是从农村开始，结果到头来最苦的还是农村，这种巨大的反差确实应该反思。
近些年农村好的变化肯定也有，生活水平确实有所提高。农村没有变化的方面，主要是农民的命运没有改变，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没有改变，还是被排斥在体制之外。
农民们在电视里一看到什么吸引人的新鲜事物，马上会意识到这是人家的生活，他们清醒地知道自己在城里所做下的一切都是为了别人，自觉地把自己置身于“别人”之下。
近些年农村好的变化肯定也有，生活水平确实有所提高，日用生活消费品等生活资料比我们小时候要丰富得多。体现在饮食方面比较明显，20世纪70年代末，在农村一年到头吃不到一次水果，但现在水果在农村很常见，亲戚往来经常有人会拎些水果。原来一个乡一天卖不掉20斤肉，现在只要你想吃肉、豆制品和新鲜蔬菜，在集镇上都可以买到。中等以上家庭吃肉已不是什么难事。不过生活条件困难一些的人家还是舍不得吃，一般是有客人来，或者过年过节，或者有什么喜事才买点肉来吃。在住房方面，现在盖楼房的农民也不少，有些房子都盖到路边上来。从国道往两边看，感觉农村多了很多新房子。农民一般是靠打工或者做生意赚些钱才盖得起楼房，靠种田是绝对不可能盖得起楼房。
农村没有变化的方面，主要是农民的命运没有改变，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没有改变，还是排斥在体制之外。如果你与农民调侃的时候，他们会用很沉重的口气说：“我们哪里是人？与城里人相比，我们枉过了一生。”
他们除了基本生活资料方面的消费，没有其他的文化消费，基本上就是看电视，而且大多数是14寸、17寸黑白电视。其次就是打麻将，来点小刺激的赌博，这种风气在农村还比较普遍。农民用电的节约程度不是城里人所能想象的，能关灯尽量关，连灯泡都是用瓦数很低的，光线让人昏昏欲睡。
这种昏昏欲睡的光线正是许多农民心境的展露——老家的兄弟们与我谈到关于对未来生活的向往，无非就是每年出去打工能顺利地赚些钱回来，县乡村的统筹提留款不要每年往上涨，家里能盖起一幢楼房，以及祈愿家里人不要有什么病灾……如此而已。至于其它诸如赚更多的钱，把自己也变成城里人等更美好的愿望，则根本不敢奢望。据我了解，一般是好几个村子才能出一个比较能干的人，像这种有才干的农民才会有这种想法。
而且，农民们在电视里一看到什么吸引人的新鲜事物，马上会意识到这是人家的生活，他们清醒地知道自己在城里所做下的一切都是为别人的，自觉地把自己置身于“别人”之下。最近有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匈牙利籍作家，他是一个犹太人，“二战”的时候被德国人关进集中营。他在作品里回忆了那段残酷的生活——在集中营里叫干活就干活，叫举手就举手，人几乎没有什么思想意识。但在心里总还是有想法，只不过不能表达出来。很多年里，中国农民有些类似于这种欲说还休、大痛无言的情况。
江西近些年发生的变局也似乎与农民无关。从实际利益来讲，他们还是有所受惠，比如京九线通车以后，家乡农民感觉到了一些好处，他们到汕头打工更方便了。但从制度层面上讲，农民感觉不到这些变化，他们也不关心这些事情。
第一部  饱满又参差的风景2003年，一堆明丽的篝火（4）我生活过的城市，是中国两个最大的城市——上海和北京，但强大的城市一直未能改造我，我身上的农民烙印仍然非常强烈。
我在城市的高楼大厦之间可以感觉到很多资金在流动，北京已经富得马路不够停车了，但这些钱就是流不到农村去，而农村是最需要钱的地方，时下常常连多盖一间教室的钱都没有，这是为什么？
在万家湾村，通过考学走出乡村，改变自己命运的大概是30来个人。其中大部分留在县城、乡村学校教书，端上了公家的饭碗。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有10人左右，有的在杭州、南昌、九江工作，走到北京的就是我一个。子女能够摆脱农民的身份，到城市生活，这对于农民的家庭来讲无疑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
那年我到汕头看村里打工的兄弟姐妹，他们用羡慕的口气对我说，你现在是城里人，各方面条件都很好，而我们还活得猪狗样。我说我们都是打工的，只不过我在北京打工，打工的环境比你们好一些，你们在南方打工，条件差一些。从命运来讲，我们都是打工的命。虽然我在嘴上表达很真诚，但我心里清楚，只要进入了体制，便会拥有体制给的资源，我一旦得了什么病，至少还有医疗保障。而他们远没有可能享受这些资源，他们还处在窘困之中，若遇上什么灾祸，更陷入于磨难，很可能要自生自灭……我和他们交谈这些问题的时候，确实有一种背叛的感觉，觉得自己没能帮上他们什么。他们越是羡慕我的生活，我越是感觉无地自容。
我生活过的城市，是中国两个最大的城市——上海和北京，但强大的城市一直未能改造我，我身上的农民烙印仍然非常强烈。
来北京这么些年，我到过两次故宫、颐和园，但我没有一点游客的享受感，也没有一点美学的鉴赏感，在一种农民心理的激愤下，感到的惟有一种罪恶。在昆明湖的边上，我抚摸着汉白玉护栏，心里就想这块栏杆洒下过多少农民的汗水与血泪，或者，这是倒下了多少农民的血肉之躯才从大老远的地方运来，堆砌在这湖光山色里供皇公贵族们享乐的。在故宫，我也是怀着一种极大的厌恶看那一件件宝物，其中一块重达几吨的大玉石对我刺激最大，它从陕西运了多少年才运到北京，然后又运到浙江去雕刻加工，完了之后又运回北京。姑且不说在运输的途中，必有很多农民为之跌扑或者碰伤，仅为完成这样一项工程，农民要交多少苛捐杂税？服上多少暗无天日的徭役？在我心目中，让今人赏心悦目的很多历史文化遗产，大到万里长城、兵马俑，小到昆明湖边的一块白玉栏杆，其实都是农民的白骨换了一种说法。
我与城市生活一直格格不入，与城里人交往比较少，所谓白领阶层的生活与我无关。我在城里的小区住的时候，每次看到老太太、年轻女性牵着一条小狗遛弯，我就想她们与其和一条小狗交流，还不如与人交流，收养一个农村的孤儿不比养一条狗更有感情、更有意义？时下这个社会为什么如此难以进行人性的沟通交流？那些有钱人如果能把自己富余的财力、精力转移到社会公益事业上来，不是对社会更有益处，而他们的幸福生活也更太平吗？
我心里装着村里那么多孤儿，惦记着他们的命运，你说我看见城里人养狗，心里会是什么感受？我在城里参加各种名目的聚会、宴会，往往一桌饭吃掉几千块钱，临别时脸上当然得堆满笑容对人家表示感谢，心里却一阵阵刺痛，这几千块钱拿给农民，可以帮助他们解决多少生活困难？我会在心里盘算很长一段时间，直到忘记了这顿饭，这盘算才结束。
如果我用农民的眼光来看待城市里各种时尚休闲或者小资生活，那我肯定是反感的。但是我又经常告诫自己，不能用这种眼光来要求别人。农民被体制甩得这么远，沦落到今天这一步，这是由某种历史原因造成的，在中国，对历史的梳理与清算，总是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还要有漫长的时间。而且，在当今再不讲“阶级斗争”、也不提“阶级感情”，只讲市场经济，以及“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社会氛围下，也不可能要求所有人都像农民一样过日子。
但不管怎样去“消化”，我总有两个问号“消化”不了——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政权，是从赣南一片广袤的乡村开始出发的，为其终于坐拥江山而前仆后继喋血沙场的，大抵也是千千万万的农民，但建国之后，为什么很快便采取一种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的治国方略？
而现在，我在城市的高楼大厦之间可以感觉到很多资金在流动，北京已经富得马路不够停车了，但这些钱就是流不到农村去，而农村是最需要钱的地方，时下常常连多盖一间教室的钱都没有，这是为什么？
我在情感上、理念上很强烈地关注农民，思维与农民还是一体的。但走出农村这么多年，却从来没有为农村写过一本书，笔下亦没有为农民说过几句话。虽然早年农村生活的经历对于我的创作有着很大影响，但我还没有面对农民这一特殊的群体来进行创作。
刚到北京时，我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见过一次面，他看我是一个从农村出来的年轻人，便说他身边有许多农民出身的学者，他喜欢和这些淳朴的人打交道。但他也发现一个问题，尽管这些人都很朴实、很勤学、很善良，对农村生活也有很深的体验，他们在学术上所做的题目、发展的方向，却几乎没有一个人与农村有关，与研究“三农”问题有关。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现在研究农村问题的，都是具有比较高的社会声望和地位的城里人，像上海的曹锦清先生写了《黄河边上的中国》。所以我对研究“三农”问题的专家学者，不管他们研究哪方面的具体问题，我都对他们肃然起敬，毕竟他们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农民。
当时，我没能回答出这个问题，至今也没有正式回答钱先生。后来，我慢慢地找到了原因。第一个是表层的原因，一个人进入体制以后，要按照这个体制的游戏规则来运转，才能维持自己的生计。上级安排你做什么课题，你必须按照要求去做，才能得到经费，这样才可以谋生。而以前“三农”问题一直不在国家的关注之中，也不鼓励人们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从农村出来的学者只能通过做体制所鼓励的课题，才能求得生存资源和学术地位。如果自己单枪匹马地搞“三农”问题研究，不仅没有条件，而且也不能糊口谋生。
第二个原因则是深层次的。从农村出来的人，早年农村生活给他造成的痛苦越大，他越是在心底里留下深深的印记。一个人内心最沉重的东西总是不想去面对，或者说一个人没有力气去卸下自己内心最放不下的部分。我们这些从农村考学出来的人，坐在一起一般不会聊乡间的事情，因为一聊到农村，除了沮丧便是伤痛，我们几介书生面对农村的现状又能怎么样呢？只好把这部分内容封存起来。我不敢看《黄河边上的中国》这类书，越看心里越觉得撕裂，就像我不敢看周国平先生写的《妞妞》一样，那种痛苦不是一个父亲所能够承受的。其实，我们在城市至今仍处在艰辛的奋斗中，尚没有足够的力气与勇气来翻开这一页。
我看“三农”问题的解决，既需要制度上的破釜沉舟，也得有农民兄弟在自身精神土壤上的一番深耕细作——即如何主要不是靠外部的关照，而是靠自身的聪明才智去脱贫致富，或者说，我们怎样去尽快折腾自己？
胡平：走访摩罗没有任何准备，几乎一开口就扯上了“三农”问题。血管里淌出来的总是血，他是一位以深刻的忧患意识而著称的学者、作家，而且由于他在城里持有农民的眼光，在乡下却又被视作城里人的双重尴尬，他独到的经历与感受，让我听了心情颇不平静，相信读者们也有同感。
除了前面写下的，我还想说的是——在摩罗的谈话里多次提到体制的原因。农民被中国的现行体制所排斥，当然是造成农村贫穷落后的主要原因。当下要调动农民增收的主观能动性，最有效的路径肯定是制度变革，即把本来属于八亿农民的完整的人身自由、经营自由还给八亿农民。但我以为，至少在中国中部，“三农”问题又不仅仅出于体制的原因。
还有一个问题是要农民自己自觉，要敢于自己折腾自己。一旦农民敢于善于折腾自己了——华西村的农民便以自己市场经济丰厚的实践，为中国农民展示了未来农村的绮丽风景；温州的农民便可以把中国和地球当作自己的菜园子一样走来走去……这样的例子，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亦不胜枚举。
因此，我看“三农”问题的解决，既需要制度上的破釜沉舟，也得有农民兄弟在自身精神土壤上的一番深耕细作——即如何主要不是靠外部的关照，而是靠自身的聪明才智去脱贫致富，或者说，我们怎样去尽快折腾自己？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守望安徽（1）胡平：安徽，绝对是“人杰地灵，物华天宝”——安徽是个政治家、军事家的多产省份，随手拈来名噪青史的就有：春秋时辅佐齐恒公成为春秋“第一霸主”的管仲；战国时在项羽大帐羽扇纶巾、料事如神的范增；汉末三国纷争时雄才大略的魏武帝曹操，以及周瑜、鲁肃；宋代有名扬天下、节照千秋的包拯；元末明初安徽属地爆发了著名的红巾军起义，凤阳人朱元璋浑水摸鱼，剑走偏锋，终成明朝的开国皇帝；清朝咸丰年间，中国政治、军事舞台上一支重要力量——皖系集团崛起，为首者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发动者之一，他为一个暮色重重的中华古国如何走上近代化的新途，可谓殚精竭虑，焚膏继晷；进入民国，“北洋三杰”的合肥人段祺瑞是皖系的重要人物；稍后，国民党方面重量级的有冯玉祥、张治中、卫立煌、孙立人等；共产党方面著名的有陈独秀、王稼祥、李克农，及陶勇、皮定钧、洪学智等数十位高级将领……梁启超曾说：“淮河流域，阳开阴合，为我国数千年来政治史的中心，其代产英雄，龙跳虎卧，为吾国数千年人物史的代表。”
文化、经济上，安徽亦是阔水深流，俊彩星驰。老子、庄子长期在北部涡河一带活动，为中国古代哲学的故乡。东汉末年，亳州出了“医圣华佗”。稍后，曹操、曹丕、曹植父子，史称“建安三曹”，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重要地位。魏晋时，举世皆浊唯我独清的“竹林七贤”中，有皖人嵇康、刘伶。在清代，散文方面有桐城派，小说上有写了《儒林外史》的吴敬梓。入近代，胡适是在世界范围内有影响的大师级学者和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其他卓杰人士还有张恨水、蒋光慈、吴组缃、朱光潜、陶行知、黄宾虹、吴作人、刘开渠、张曙、严凤英、舒绣文、邓稼先、杨振宁……由四大徽班进京而发展和完善的京剧被称为国剧，黄梅戏亦唱遍南北，享誉中国。内容宏富的徽州文化，与敦煌学、藏学比肩而立，为当代中国三大地方显学之一。明清时，以祁门人马曰为首富的盐商，堆出了扬州的姹紫嫣红珠光宝气；绩溪人胡雪岩更是有名的“红顶商人”，他在杭州元宝街建豪宅的鼎盛时期，家产有4,000万白银，为清廷年收入的一半，可谓富可敌国。即使到了近代，安徽也时领风气之先，中国第一台蒸汽机、第一艘舰船均在安庆问世……当代安徽人亦有过江西人一样的焦灼，远的不说了，这20几年间：中国的农村经济改革由凤阳县小岗村的“大包干”发轫，那18枚殷红的指印至今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里显示着当年鱼死网破的决心；创出“傻子瓜子”品牌的年广九堪称中国个私企业里最早吃螃蟹的人，邓小平92年南巡讲话里对此有过评述；20世纪80年代，随着“美菱”、“荣事达”等知名产品在全国市场广泛覆盖，安徽——一个“轻工大省”的美誉日渐鹊起……后来呢？敢为天下先的奋进精神似乎搁进冰柜里雪藏了，有些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所谓下，在华东地区就是福建和江西。20世纪90年代里，福建将安徽甩到了后面，垫底的惟有江西。进入新世纪，尤其是2001年下半年始，在张道刚先生看来，“与安徽省情极为相似的江西，大有赶上甚至超过安徽之势……”
去合肥，我结识了道刚和他的同事孙东海。我以为他们是当今安徽中青年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诚如道刚所说：“我们之所以有子规啼血般的焦灼与痛苦，是因为我们深深地爱着这片土地。”这片土地又不仅仅是指他们的家乡，还指着给他们以激情与才智的祖国大地，近年来他们走北闯南，挥笔不倦：《山西突围》《湖南战略》《海南起伏》《解读江西》……他们从当今区域经济每每虎跃龙腾的版图上聆听当今时代的脚步声，并由此观照安徽的发展与进步。
安徽和江西是华东地区年人均GDP值没有超过1000美元的两个省份。
眼下，安徽周边省份可谓“亮点”闪烁，“高招”迭出，这更对安徽造成一种挤压。
与安徽同属东部内陆的邻省江西的快速起跳，足以让安徽警醒。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守望安徽（2）张道刚（安徽省人民政府政策研究室《决策咨询》杂志记者）：2002年上半年，一则关于安徽职工工资收入全国最低的消息，并未引起安徽决策层太大的震动。但有一则来自邻省江西的消息，却让安徽的决策层委实焦虑不安：当年1月～8月，江西实际利用外资金额6.7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9倍。其中南昌实际利用外资2.4亿美元，同比增长22.5倍。而安徽同期实际利用外资仅1.88亿美元，只是江西的28%。看来，江西提出在中部崛起的一系列政策效应开始显现。再从GDP增速来看，当年上半年，江西是9.6%，而安徽仅为8%，比江西低了1.6个百分点。
安徽与江西同属华东和中部地区，江西的崛起，对安徽来说意味着什么？相信每个安徽人都能掂出其中的分量。在20世纪80年代，就华东地区来说，安徽有福建和江西垫底，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后来福建把安徽远远地甩在了后面，安徽还有江西垫底的自我陶醉。而现在，与安徽省情极为相似的江西，大有赶上甚至超过安徽之势，换句话说，若安徽再不出招，那么，在华东和中部地区垫底的只能是安徽。
令安徽人尴尬的远不止江西的崛起。如今，来自周边省份咄咄逼人的竞争压力，也同样使安徽的决策者乐观不起来。
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1980年，全国人均GDP为460元，安徽是291元，比全国人均低169元；1985年，全国人均GDP为853元，安徽是646元，比全国人均低207元；1990年，全国人均GDP为1,634元，安徽是1,182元，比全国人均低452元；1995年，全国人均GDP为4,854元，安徽是3,357元，比全国人均低1,497元；2000年，全国人均GDP为7,081元，安徽是4,867元，比全国人均低2,214元；到了2001年，全国人均GDP为7,543元，安徽是5,221元，比全国低2,322元。也就是说，安徽与全国人均GDP距离在逐渐地拉大，绝对数的差距由169元扩大到2,322元。同时拉大的还有人均财政收入、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民年均纯收入。拿农民年均纯收入来看，1980年，安徽农民年均纯收入为185元，比全国低6元，而到2001年，安徽农民年均纯收入为2,020元，比全国低346元。
就是从GDP总量来看，安徽人口占全国的5%，而GDP的总量只占全国的3.4%，居全国的第14位。
与华东地区省市相比：先来看GDP总量的差距。1980年，安徽的GDP总量为140.88亿元，上海311.89亿元，江苏319.80亿元，浙江179.68亿元，福建87.06亿元，江西111.15亿元，山东292.16亿元。可以看出，这个时期安徽GDP总量高于福建和江西。就是到了1990年，安徽GDP总量仍然高于福建和江西（安徽为658.02亿元，福建为523.30亿元，江西为428.62亿元），且与华东其他省市绝对差距也不是太大。到了1995年，福建GDP总量首次超过了安徽（福建2,160.52亿元，安徽2,003.58亿元），而且安徽与华东其他省市间的绝对差距开始拉大。到2001年，安徽的GDP总量为3,290.1亿元，上海4,950.8亿元，江苏9,514.6亿元，浙江6,700亿元，福建4,258.4亿元，江西2,173.8亿元，山东9,438.3亿元。也就是说，安徽的GDP总量除了高于江西外，不到上海的67%，不到江苏和山东的35%，不到浙江的50%，不到福建的78%。
再来看人均GDP的差距。1980年，人均GDP上海是2,738元，江苏是541元，浙江是470元，安徽是291元，福建是350元，江西是342元，山东是402元。可以看出，这个时期除了上海以外，几个省之间的差距不是太大。而到了2001年，人均GDP上海是37,382元，江苏是12,925元，浙江是14,500元，安徽是5,221元，福建是12,375元，江西是5,217元，山东是10,465元。也就是说，安徽人均GDP除了比江西高4元以外，与华东地区其他省市均有较大差距。其中，人均GDP上海是安徽的7.2倍，江苏是安徽的2.5倍，浙江是安徽的2.8倍，福建是安徽的2.4倍，山东是安徽的2倍。从这些数据当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出，安徽和江西是华东地区人均GDP没有超过1,000美元的两个省份。
与中部省份相比：1980年，人均GDP河南是317元，湖北是428元，湖南是365元，安徽是291元；1990年，河南是1,091元，湖北是1,556元，湖南是1,228元，安徽是1,182元，安徽略高于河南；而到了2001年，河南是5,929元，湖北是7,813元，湖南是6,054元，而安徽是5,221元。也就是说，安徽的人均GDP只是中部地区“老大”湖北的66%。再从2002年上半年中部地区GDP增长速度来看，山西11.1%，河南9.7%，湖南9.6%，江西9.6%，湖北9%，安徽8%。安徽GDP增速最低，比山西低了3.1个百分点。
由此可见，无论在华东还是在中部地区，安徽都处于“锅底”位置。
数字是枯燥的，但数字也最具真实性和权威性。分析这些数据，我们不难发现，安徽与全国乃至周边省份的差距拉大，主要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尽管1994年安徽GDP增速达到了15%，人们为“潜龙在渊，蓄势待发”以及“华东的一匹黑马”而沾沾自喜，但那是粗放式和乡镇企业泡沫支撑的增长。那样的好光景注定了短暂。到1998年，安徽GDP增速下滑到8.5%，仅比全国平均水平高0.7个百分点。
眼下，安徽周边省份可谓“亮点”闪烁，“高招”迭出，这更对安徽造成一种挤压。
先来看江苏。2001年，江苏GDP总量已达9,514.6亿元，人均GDP12,925元，地方财政收入572.1亿元。就GDP总量来说，安徽还不到江苏的35%。自去年以来，综合经济实力强大的江苏开始把目光投向了大城市扩张战略，便由南向北在全省布下了三颗妙子：苏锡常都市圈、南京都市圈、徐州都市圈。三大都市圈中有两个已伸展到安徽的部分地区。与此同时，三大都市圈的极化效应开始显现，其中苏锡常三市GDP总量就达3,633.2亿元，占江苏省的42.3%；财政收入394.36亿元，占江苏的45.5%。更为重要的是，江苏经济发展势头令人惊叹：一个小小的昆山市，现在是每天三个“一千万”——财政收入每天1,000万元，外贸出口每天1000万美元，利用外资每天1,000万美元。2002年1～6月份，昆山实现GDP140亿元，财政收入18.17亿元，利用外资17.7亿美元，而且这几项主要经济指标都以30%以上的速度递增。此外，江苏的苏北大发展战略也开始启动。反观安徽，岂有不急之理！
再来看浙江。浙江的国土面积为10.18万平方公里，人口为4,613万，安徽的国土面积为13.96万平方公里，人口为6,328万。而就是这个面积和人口均不及安徽的浙江，却创造了惊人的经济奇迹：2001年，GDP总量6,700亿元，人均GDP14,550元，分别居全国第四位和第三位。而同年安徽GDP总量不到浙江的50%，人均不到浙江的36%。与此相关的差距还有：浙江城市化率已达48%，安徽为29.3%，浙江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分别为10,500元、4,600元，安徽分别为5,669元、2,020元。浙江2001年利用外资42.9亿美元，而安徽这么多年加起来也不过60多亿美元。此外，浙江的主要经济发展指标大多以30%以上的速度递增。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浙江和一个艰难爬坡的安徽。面对两省经济发展的巨大落差，难怪安徽党政官员到浙江考察后感叹不已。
如果说来自江苏、浙江和山东等周边沿海发达省份咄咄逼人的竞争压力还不足以让安徽有所震动，那么，与安徽同属东部内陆的邻省江西的快速起跳，足以让安徽警醒。2002年上半年，江西的多项指标均超过了安徽，特别是引进外资，江西已把安徽远远地甩在了身后。自上年下半年以来，江西频繁地“走出去”与广东、上海、浙江、福建等沿海发达地区进行“亲密接触”，所到之处，劲刮“江西旋风”，仅“闽江之行”就带回了363亿元“大单”。上年8月份，江西省委省政府在井冈山召开了一次全省上下较为关注的会议，会上，围绕加快发展，省委出台了“30条”，省政府归纳出台了“60条”。有人形容这“30条”和“60条”是招招见血。而其核心是放权以企业，放权以县市。随后，中共江西省十一次党代会提出江西从中部崛起的战略目标，并把崛起时间细分为“三步曲”，其中第一步的5年时间直逼中部地区“第一方阵”的湖北、湖南，使“第二方阵”的排位重新“洗牌”，并明确了在中部六省“进三争二”的赶超目标。在发展战略上，江西提出“以大开放为主战略，以工业化为核心”，替代过去20年沉迷于“画好江西的山水画”“在山上再造一个江西”“把江西经济大厦建立在农业基础上”的农业战略；在对外开放的战略定位上，江西甘当配角，提出了“三个基地一个后花园”的产业分工定位，积极融入“长三角”和“闽三角”。仅2002年上半年，江西引进外资是其“九五”之和，其中从浙江实际引进资金就达47.97亿元，占江西实际引进省外资金的32%。一时间，江西上下群情振奋，江西的对外形象也为之一变。
不进则退，慢了也退。区域间竞争的残酷现实，又一次使安徽感受到了切肤之痛。
这是一个从起点到终点，又由终点回到起点的怪圈。从某种意义上说，安徽一直未能走出这个让人诅咒的怪圈。
沿海发达地区是上头没说不让干什么，人家只管干什么，就创造性地发展了地方经济。安徽曾是上头让干什么，才敢干什么，上头没让干的，坚决不干，思维的原则是防错而不是出新。
沿海发达地区干的，就是安徽平时大会上说的，文件中写的。可以说，说的多干的少是制约安徽经济发展的一大顽疾。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守望安徽（3）张道刚：守望这方热土，安徽曾承载了太多的沉重。
在分析落后的根源之前，先来说一个困扰安徽经济的怪圈。一位经济学教授朋友曾问我：安徽经济为什么上不去？我说出了很多种原因，他听后摇了摇头。他说，一个地区经济之所以上不去，主要是因为企业少，企业为什么少？是因为企业家少，企业家为什么少？是因为缺少企业家成长的环境；一个地区官重商轻，重仕轻商，人们都往官场挤，其结果是机构臃肿，财政负担加重，这样必然导致政府部门想尽办法向企业伸手，企业的压力大了，做企业就更难，其最后的境况是很少有人去做企业，企业少了，一个地区经济就失去了活力。这是一个从起点到终点，又由终点回到起点的怪圈。从某种意义上说，安徽一直未能走出这个让人诅咒的怪圈。
其实，落后的数字背后，折射出的是观念的落后，体制和机制的落后。
先来说观念的落后。
安徽的小岗村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祥地，本应是一个富庶之地。但20多年过后，这个以敢为人先的改革精神而闻名天下的“明星村”，依然温饱而不富裕。究其原因，农村大包干是在极度贫困的背景下进行的，那时小岗村人最大的愿望是填饱肚子。有了饭吃，小岗人小农意识的本性开始显现，满足于“一群鸡，两头猪，三亩地”的小生产格局，而这是与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格格不入的。当市场经济大潮扑面而来时，小岗人却束手无策：办企业不会，跑市场没门。小岗村至今还流传这样的话：“小岗想致富，愁的是没门路，盼的是服务，想的是政府。”一种等靠要的意识弥漫开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曾推着别人改革的小岗人如今却被人家推着改革。可以说，小岗村是安徽许多乡村的缩影。就在小岗人固步乡村一隅为小富即安而沾沾自喜时，江浙一带的农民走遍千山万水，吃尽千辛万苦，玩了命地钻市场，跑供销，较快地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记得2001年底在浙江采访时，一位民营企业主告诉我，10多年前他去安徽做生意，发现许多农民冬天农闲时靠在墙角晒太阳，他就纳闷，这里看起来也并不富裕，农民为何不利用这季节出去赚点钱呢。我说，“非不能也，而不为也”。
对安徽人来说，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可谓耳熟能详。从改革开放以来，安徽仅全省性的“思想解放大讨论”就有过四次。但回过头来看大多没有实质性的内容，有人戏称为“越讲解放思想，思想越不解放”。最后，这种“叶公好龙”式的解放思想，只能流于形式。于是乎，在各种会议、文件和讲话中，充满了大话、空话和套话，以至出现多中心变成无中心，假中心干扰真中心，非经济工作过多冲击经济工作的现象。
改革开放以来，安徽基本上是步步紧跟中央政策，又基本上是步步跟不上。沿海发达地区是上头没说不让干什么，人家只管干什么，就创造性地发展了地方经济。安徽曾是上头让干什么，才敢干什么，上头没让干的，坚决不干，思维的原则是防错而不是出新。结果是看着跟得紧，就是发展不起来。比如，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的主题是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有进有退，会议一结束，安徽是层层开会传达学习，而毗邻的江苏却“反弹琵琶”，先召集政策研究部门的专家分析政策的含金量，以及江苏要采取的操作性配套措施，然后再层层传达，这样便于基层一边学习一边落实。同样是学习中央的会议精神，只是思路一变，就带来了两种不同的结果。再比如，浙江是人多地少资源小省，建开发区和工业园区所用土地要比安徽难得多。浙江人却开动了脑筋：征用土地不行，就租赁土地，租赁不行，就土地入股。土地指标用完了，就到东北租地种粮食，把人家的土地算作自己的耕地，然后再来建工业园区。有人说，浙江的许多官员的乌纱帽掉了，而浙江经济却上去了。浙江的“三敢”（敢闯、敢试、敢冒）和“三放”（对县市充分放权、对企业充分放活、对群众充分放手），由此可见一斑。反观安徽，一些官员惟“高压线”是从，丝毫不敢越雷池半步，生怕丢掉自己的乌纱帽。也就是说，安徽缺乏一种上下联动，一级推动一级的经济发展氛围。
观念的落后必然导致行动上的缩手缩脚。就拿企业改制来说，安徽不可谓不早。但1997年的那场企业改制，由于一开始企业的改制方案由改制领导小组而不是职代会通过，再加上职工集资款无法得到有效保全，“一刀切”的弊端便暴露出来。当上层官员讲企业改制不能搞运动时，地方官员又不敢讲真话，最后一场轰轰烈烈的企业改制，只能流于“翻牌子”以及人人持股的“假改制”。与此同时，浙江官员认为对的就坚持不动摇，并问：国有资产退够了没有，职工身份置换了没有，经营者持大股了没有，股东参与生产要素分配了没有。一时间，浙江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民营化达到99.5%。而安徽直到目前还有1,245户小企业尚未完成改制。由于观念的落后，安徽中小企业改制整整延误了5年之久。
思维的僵化也同样让人窒息。世界上第一台VCD诞生在安徽，可“万燕”却悲愤地离开安徽，择枝广东。那时的“万燕”是一家民营企业，尽管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VGD，但苦于资金缺乏，无法大规模生产。而当时家电行业“老大”长虹有意进入VCD领域，并与“万燕”频频接触，想斥巨资与“万燕”联合生产VCD。有关部门听说此事后，说：肥水不流外人田，安徽有几家有名的家电企业你不“嫁”，为何偏要“嫁”给长虹？不容对方分辩，棒打“鸳鸯”，硬是拆散了一对好“姻缘”。之后，地方官员用“拉郎配”的方式把“万燕”与“美菱”撮合到一起。由于两家无法磨合，到后来只好不欢而散。在此期间，沿海发达地区的企业主嗅出了VCD的暴利，快速出招，赚得盆满钵满。令人扼腕叹息的是，生产第一台VCD的“万燕”到头来却口袋空空如也。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守望安徽（4）现在干部有两种类型：一是前程型，二是事业型。对照安徽的干部，相当部分是前程型的。这种干部时刻注重自己的乌纱帽，宁愿耽误事业而不愿误了前程。在这样的氛围中，一种好大喜功的浮夸，便弥漫开来。前些年，安徽某部门收到皖北某县报来的乡镇企业产值的数字，可谓大开眼界：一个穷得连工资都发不出的贫困县，乡镇企业年产值竟有70亿元。这个部门的领导想了半天，把乡村木匠干的活计都算进去也超不过亿元。无奈，只好打电话问县里的领导。对方说了一句比70亿更离谱的话：嫌多了就砍掉10个亿。这位部门领导听完后，惊得半天回不过味来。“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结果是，官员的精力都用在“空转”上，哪有心思来发展地方经济？近几年，安徽的阜阳市成了浮夸和腐败的“重灾区”，其负面影响造成的重创，使这个地区现在还未恢复元气。
与观念落后相随的是，安徽许多好的战略构想得不到落实。
20世纪80年代末，安徽就提出过“远学闽粤，近学江浙”。但这仅仅是一种姿态和口号，并未落实到行动上。1996年，安徽的决策者曾对经济落后现状进行了一次分析，后来得出的结论是，无论纵向比还是横向比，安徽的差距主要差在人均上。当年安徽GDP总量在全国排13位，而人均GDP在全国排22位。之后，安徽制定了“赶超战略”，其核心是赶超人均指标。遗憾的是，由于对造成人均水平差距的原因不甚明了，加之没有可操作的具体措施支撑，这个诱人的战略，也只是让安徽人热血沸腾了一次而已。
一位到沿海发达地区挂职学习的官员曾感慨地说：“安徽不是在想中出了问题，而是在干中出了问题。”换言之，沿海发达地区干的，就是安徽平时大会上说的，文件中写的。可以说，说的多干的少是制约安徽经济发展的一大顽疾。
以今年安徽省政协就经济发展环境发放的2万多份问卷调查为据，有高达60.7%的比例认为干部工作作风不实。在关于安徽经济政策得不到落实的选择中，认为是由于“工作作风”所致的比例为42.5%，居于调查中给出选择的各种单项原因之首。
同样，安徽地方官员的调换过于频繁，也导致了许多战略构想无法得到落实。据我1999年采访时获取的资料来看，当年安徽县市在正职领导岗位上连续工作5年以上党政“一把手”，只有6人。其中有个县5年中换了5任“一把手”。有的地方官员屁股还没坐热就挪了位子，往往是“张书记栽桑，李书记挖塘”，搞短期行为和“政绩工程”，发展战略缺乏连续性。
反之，安徽有的发展战略只要坚持与落实了，就会开花结果。1995年，时任安徽省副省长汪洋提出把汽车工业作为安徽的支柱产业培育时，也有不同的声音。但几年过后，安徽的汽车工业已居全国第5位，成为安徽的主要支柱产业。由此可见，“一个行动胜过十打纲领”。
再来看经济发展环境。
自“九五”以来，安徽利用外资呈明显下降趋势。全省实际利用外资由1996年的8.67亿美元，下降至2001的4.83亿美元。“九五”期间，安徽利用外资的增长速度落后周边省份5.3至21.7个百分点，差距呈扩大之势。分析安徽利用外资下降的原因，除了招商引资的载体少、利用外资方式和外资来源较为单一外，关键还是投资软环境发展滞后。同样引用安徽省政协的问卷调查数据：有54.5%的受访者认为政府部门主动为企业服务不够；对涉及软环境案件的查处，有51.4%的被调查者认为“力度不够”，选择“走过场”的比例为27.1%，两者相加达78.5%，而选择“力度较大”的仅为3.7%。
一个外商曾说，看一个地方的投资环境是优是劣，其窍门是：如果一个地方行政执法机关的大楼盖得最高、最漂亮，那个地方的官场经济势力就最强，换句话说，那个地方的市场化程度就最低。市场化程度越低，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就越低，投资的交易成本就越高。
现在红遍全国的南京雨润集团，最早是落户安徽合肥的一家民营企业。这家成长性较好的企业，当年在合肥却尝够了一些部门“三乱”之苦，最后只好含泪离开合肥到南京发展。现在的雨润集团年销售收入已达40多亿元。雨润的“出走”，曾给安徽的各级决策者上了“优化经济发展环境”最为生动的一课。
经济发展环境的滞后，使存量难盘活，增量难进来。从安徽的投资环境来看，尽管“整治与优化经济发展环境”也取得一定的成效，但还缺乏一种内生机制。
造成安徽经济落后的关键是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较低，一系列问题和矛盾都由此派生出来。
安徽的工业企业大的不多，小的不强，行业集中度和关联度不高。2001年，销售收入过百亿元的仅马钢一家。
很长一段时间，安徽在强调农业基础地位的同时，忽视了工业主导地位的形成，尤其是温饱问题解决后，未能及时实行战略转移。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守望安徽（5）张道刚：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安徽是后来者。从经济发展本身来看，造成安徽经济落后的关键是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较低，一系列问题和矛盾都由此派生出来。工业落后，则农业产业化经营缺乏主导力量，农产品难以转化，农业的产业链难以延长，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难以解决；工业落后，小城镇没有产业支撑，就会陷入“空城”乃至“死城”，进了城的农民又会返回乡村，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从产业结构层次水平来看，2001年，安徽的第一产业在GDP中所占比重，高于全国7.7个百分点，高于发达省份10至20个百分点；而第二产业在GDP中所占比重低全国8.1个百分点，低于发达省份10个百分点以上。可以说，安徽的产业结构仍处于较低层次。同年，安徽工业企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为98.6%，比全国低23.5个百分点，居全国第23位。
从投资结构来看，安徽人口占全国的5%，而固定资产投资只占到全国的2.3%，人均投资比全国少了一半。在这有限的投资中，工业所占的比重较小，就在这较小的份额中，重要的一块又被“四大家族”（马钢、铜陵有色、两淮煤炭等）拿走。而轻工的投资不到整个工业投资的1/10。在重工业中，采掘业又占了很大比重，制造业的比重较低。这样的投资结构使安徽的工业企业大的不多，小的不强，行业集中度和关联度不高。2001年，销售收入过百亿元的仅马钢一家。
记得1984年有过一场“安徽工业大讨论”。当时，安徽省副省长、中国科技大学教授杨纪珂提出“三区一中心”的战略构想：皖南旅游区、沿江工业区、淮北“鲁尔区”。并提出，发展地方工业以轻工为主。当时有人说轻工没有发展后劲，他反驳道：有钱就有后劲。可以说，正因为有了这种前瞻性的思路，才有了后来“安徽轻工大省”之美誉。只可惜，安徽的工业发展战略思路未能一以贯之。随后，安徽要吃“资源饭”的意识一度占了上风，发展农业和资源工业成了经济发展的主调。其结果正如后来官方的一份报告中所说，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安徽曾引以为豪的优势已丧失殆尽。在发展战略上，很长一段时间，安徽在强调农业基础地位的同时，忽视了工业主导地位的形成，尤其是温饱问题解决后，未能及时实行战略转移。有人曾形容江西的官员是“讲农业讲半天，讲工业一支烟，讲知识经济摸不着边”，安徽的官员又何尝不是。
与工业化水平低相随的是，安徽的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到2001年，安徽城市化率为29.3%，低于全国近10个百分点。同年，安徽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仅合肥一家。城市首位度低，辐射带动功能较弱，一直是困扰安徽经济发展的一大难题。而毗邻的江苏提出了城市经济圈发展战略，着力打造南京都市圈、苏锡常都市圈、徐州都市圈；浙江一改过去“遍地开花”式的小城镇发展模式，提出了大城市发展战略，培育杭州、宁波、温州三大增长极；湖北以武汉为中心，初步形成了以光电子信息产业和生物及新医药为主体的高新技术产业群，沿汉江形成了“十堰—襄樊—武汉”的汽车工业走廊，沿长江形成了“黄石—武汉—宜昌”的高新技术产业带。
由此可见，新一轮的城市经济圈之间的较量，已初见端倪。而安徽的城市经济圈才“小荷刚露尖尖角”，只呈粗线条的雏形。
此外，民营经济和外向型经济弱小也是导致安徽经济落后的两条“短腿”。
暂时的落后并不可怕，关键是要有正视落后的勇气，有不甘落后的精神，有甩掉落后的行动。
安徽不再囿于“东张西望”的摇摆，坚定地把目光投向了东部。可以说，安徽新一轮的以大开放促改革，乃至推动经济跨越式发展的战略路径的选择，日渐清晰。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守望安徽（6）张道刚：暂时的落后并不可怕，关键是要有正视落后的勇气，有不甘落后的精神，有甩掉落后的行动。
根据中部六省“十五”规划的GDP增长率和人口增长率测算，5年后，湖北、湖南、河南、安徽、山西、江西的人均GDP分别为10,016元、8,450元、8,122元、6,907元、6,829元、6,711元。也就是说，5年后，在山西和江西不赶超的情况下，安徽才处于第四位。而现在的情形是，江西已提出了“进三争二”的赶超战略，山西也开始“调产”，实施“突围工程”。是自甘落后还是奋起直追？安徽再一次面临艰难的抉择。
有差距就有发展的空间，有空间就有增长的潜力。
进入新世纪之后，安徽开始重新审视自己。
其实，最近5年是安徽发展最好也是最快的时期之一。安徽经济年均增长8.4%，而这来之不易的8.4%，是在宏观环境发生了变化以及消化了过去水分基础上的增长。同时，安徽几乎倾全省之力，来降服长江、淮河两大洪魔，基本消除了制约安徽经济发展的两大心腹之患。现在，安徽出省的高速通道基本打通，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已达841公里。如此等等，也就是说，安徽经济高速发展的条件已经具备。
当安徽从“不东不西”的尴尬中抬起头，发现了自己的比较优势之所在。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世界制造业基地正在向中国转移，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产业正在向中西部梯度转移，而安徽地处华东经济板块的腹地，有着较好的产业基础，投资成本也相对较低。机遇之门再一次向安徽透出一条缝隙。
机遇稍纵即逝。为了使产业转移不至掠安徽而过，安徽先是在全省上下进行了以“加快发展，富民强省”为主题的思想解放大讨论，打开思想观念之窗，营造一种浓厚的经济发展氛围。其后，又在全省开展了“整治与优化经济发展环境”活动，根治痼疾，借力打开安徽的开放通道。
至此，安徽不再囿于“东张西望”的摇摆，坚定地把目光投向了东部。可以说，安徽新一轮的以大开放促改革，乃至推动经济跨越式发展的战略路径的选择，日渐清晰。
随后，安徽开始实施“走出去”战略。
2002年3月，安徽选派105名县市区的主要党政领导，分赴浙江、江苏、山东等毗邻安徽的三个东部沿海发达省份挂职学习。其用意在于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取回“真经”。安徽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经济实力的差距，主要是差在县域经济上。要突破这个薄弱环节，县市党政“一把手”是“引擎”，由此足见安徽决策者的良苦用心。从另一个层面来看，也是安徽积极融入长江三角洲经济圈的一个强力信号。
接着，在当年8月份浙江党政经贸代表团访问安徽之后，9月18日，安徽派出了由省里几大班子的主要领导带队，17个市及省直有关部门党政“一把手”组成的代表团，回访了浙江。浙江经济的勃勃生机与活力，不仅给安徽的官员以听觉和视角上的冲击，更主要的是思想和心理上的震撼，增强了发展经济的危机感和紧迫感。在从浙江参观考察归来后的第二天，安徽召开了“学习浙江经验，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快招商引资步伐”的全省电视电话会议。省里主要领导在会上明确指出，今后考察一个干部和一个班子，主要看发展经济的能力，不会招商引资就是不懂经济。
可以看出，相对落后的安徽开始“发力”。
在与沿海发达省份的一番“亲密接触”后，安徽融入“长三角”的战略构想也开始绘制。在皖江开发开放12年之后，安徽再次提出“抓皖江，带全省”战略，即着力构造沿长江安徽段8市的高新技术产业带，使其成为安徽经济发展的核心增长极。安徽将成为沿海发达地区产业梯度转移基地的战略意图已显现。
与此同时，安徽成为外商看好的地区之一。2002年，世界500强之一的联合利华把研发中心放到了地处沿海发达地区腹地的安徽合肥，而不是放到上海、广东。
也是在这一年，安徽开始着手破解工业化和城市化两大难题。先是在对县域经济进行大规模调研后，明确提出县域经济要走出困境，工业化是中部地区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必须“以工业化为核心，以招商引资为抓手，以工业园区为载体”。一时间，工业化成了安徽发展的最强音。其后，为大力推进安徽的城市化进程，安徽省委、省政府专门召开会议，要求合肥做大做强，构建城市经济圈，增强辐射带动力。
尽管旧体制的惯性和复制效应还在或多或少地钳制着安徽的崛起，但是，毕竟我们从“以大开放为主战略，以工业化为核心”中，看到了安徽的希望所在。
这就是安徽，一个希望与差距同时存在的现实。
胡平：显然，今日的江西盯牢了安徽。为了实现江西在中部的崛起，江西已经明确制定了在中部六省“进三争二”的赶超目标。赶上并超过安徽，则是这个目标得以实施的先决条件。
无疑，今日的安徽更盯牢了江西。区区中部，不过六省，卧虎之榻，岂容他人酣睡？当道刚先生陪我走进被称为新合肥的经济技术开发区，那气象宏伟的国际会展中心、五星级的明珠国际大酒店、海尔工业园……一一扑面而来，尤其是将安徽众多名山胜水微缩化了的“徽园”大门外的五个喇叭状的巨型雕塑，拔地而起，势可擎天，让我的心弦顿时为之一震！那雕塑顶处镶嵌的五颗翡翠色的明珠，正凝聚着安徽人民守望昔日光荣与创造明天辉煌的决心与信心。
未来几年间两省间经济综合实力的试剑必将锋光闪闪，在招商引资、吸引人才等方面的争夺也会异常激烈。举个例子，本在景德镇的昌河汽车厂就在合肥设立了工业园，以年产5万辆的规模使本有“江淮”汽车的安徽，一下跻身于国内汽车工业排行的第五名，而江西则排第六名……不管结局如何，清寂了多时的中国中部在重新热闹起来，中部各省都会有一个空前的发展。道刚在《解读江西》的结尾处说：“我们祝福江西”。这里，我也说一句：让我们祝福安徽。“皖”，在《字汇·目部》中本来就是明亮美好的意思，古皖国正处溪山环峙、秀峰迭翠、轻帆斜影、黧瓦粉墙的皖西南地区。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白云黄鹤的地方（1）胡平：在中国的城市中，只有两个城市被冠之以“大”，一是上海，二是武汉，连煌煌首都也没有过“大北京”的称谓。但“大上海”什么时候都可以叫，后者似乎只是在抗战时期和滔滔洪水天上来的峻急关头，举国上下才有“保卫大武汉”的说法。
大概因了武汉居中得厚、九省通衢的区域位置，因了博大俊朗的楚文化及其杰出典范——屈原《离骚》的悲情辞章和曾侯乙编钟的雄浑音响，湖北在国人眼里从来是一块历史的沃土、现实的热土。1889年至1907年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放着岭南的荔枝不啖，驻节武昌。倾其全力以荆楚大地为舞台推进洋务运动，建立了当时亚洲第一家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汉阳铁厂及枪炮厂、棉纱厂，修建了贯穿中国南北的第一条以汉口为起点的京汉铁路，使得早期现代化原本迟于广州、上海、天津等地的武汉，发展成为超过广州、与天津争雄、直追上海的全国当时的现代工商文教中心之一。毛泽东也看重湖北，“文革”之前武汉一直是中南局的所在地，长期担任中南局书记的，则是毛十分欣赏并引以为弟子的党内著名笔杆——王任重。毛本人十数次来武汉，爱住东湖边，喜吃本地厨师烧的鱼，“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诗兴一来，便为武汉的餐饮业免费做了一个百年不倒的金字广告。他在此畅游长江，挥波劈浪，登峰陷谷，以此拉开惊世骇俗的“文革”的序幕……虽说湖北如“洋务运动”“武昌起义”一样让国人为之一振的时代早过去了，现在湖北的眼球率自然赶不上上海、广东，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仅说高教事业，2001年里湖北全省有高校75所，本专科在校生45.3万人，居全国第二位，高于上海。多数高校集中于武汉的武昌区和洪山区，如华中科技大学在校生4万多人，内有研究生1万余人，其中博士与硕士的比例为3∶10，武汉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大学城。
上个月我到长沙，湖南省政府顾问、专家咨询组成员、湖南师大的朱翔教授向我谈了他对中部诸省经济发展的看法。他认为：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地理位置的优势，长沙、南昌再怎么发展都不能取代武汉的位置。中央过去曾有一个形象的比喻，说湖北是挑担子的，前面一个筐是江西，后面一个筐是湖南。江西、湖南虽然不高兴，但实际上就是这么回事，人家是左手挑鄱阳湖，右手挑洞庭湖。武汉是很有实力的，虽然有40多万下岗职工，但问题不大。湖北的大型企业多，家底厚实，这是湖南、江西、安徽所不能匹敌的。而且将来三峡水电一上网，又可以做成产业带，形成长江中下游的金三角……以上说法自是一家之言，可能不那么准确，但从中可以窥见湖北的份量仍是沉甸甸的，中部诸省对湖北不敢有一点低估。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白云黄鹤的地方（2）刘玉堂（湖北省社科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楚文化的精神有这么几点： 一是“筚路蓝缕”的进取精神，“筚路蓝缕”是一个成语，现在用的人还比较多，意思就是形容艰苦奋斗，这个成语来自于楚国，说的是西周时期的楚王熊绎“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带领臣民跋山涉水，建设家园；二是“鸣将惊人”的创新精神，意思就是说“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一种创新精神，只有创新的东西才能一鸣惊人，因循守旧的东西不可能打动人；三是“抚夷属夏”的开放精神，楚国上下奉行“抚有蛮夷”、“以属诸夏”，意思是说把各个少数民族都安顿好，带领他们共同归属华夏。楚文化中最重要的就是这三种精神，这些精神都非常宝贵，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还有爱国主义精神，这和其他地域的文化是共同的，在屈原的《楚辞》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在普通老百姓身上也有不同程度地表现。
历史上，楚国无论从精神文化，还是物质文化都达到了一个高峰。屈原的《楚辞》与北方的《诗经》并驾齐驱，所以有“北诗南辞”之说。鲁迅评价屈原的辞是“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刘勰对《楚辞》的总体评价是“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而且开《汉赋》先河的实际上也是《楚辞》。再从艺术方面来看，到目前为止发现的最早情节性绘画，也就是现在所说的连环画，是在湖北荆门那一带发现的，还有目前认定年代最早、保存得最好的帛画（丝绸上的画）也是在湖北发现的，艺术水平非常高。从音乐方面来讲，目前发现最大的、音质最好的一套编钟是在曾候乙的楚墓中发现的。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时，曾经设想用很多乐器演奏《东方红》乐曲，但不论是钢琴，还是其他乐器，都达不到嘹亮而又浑厚的效果。后来用河南信阳出土的编钟来演奏它，音响效果非常好。几十年之后，湖北随州出土的编钟音响效果更好，再后来又在一个墓中发现了西周时期楚国的编钟。从舞蹈方面来讲，湖北黄土岭的战国墓出土的描摹画上有一些舞蹈动作，就是现代舞蹈当中的高难度动作“三道弯”，现在叫“采桑舞”，这说明楚人很早就掌握了这些高难度的舞蹈动作。
楚人在行政建制上也有所贡献，他们最早倡议的州郡体制在我国已基本上没有了，但在日本和东南亚一些国家仍然保留着，我国现在只保留了县的建制。楚人在法律方面也比较先进，我们国家原来一直是搞有罪推定，首先设定一个人有罪，然后带着这个观念去收集罪证证明这个人有罪，西方发达国家却是进行无罪推定，这两种做法从人性上来讲是不一样的。令人称奇的是楚国当时也这样做，虽然当时没有“无罪推定”这个名词，但通过分析史书上记载的一些案例，证明楚国当时事实上做了无罪推定。而且楚国人非常重视法典，有一次吴国的军队攻破了楚国的都城，一个大臣跑到宫殿里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要把国家的法典抢救出来，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这说明楚国是一个非常重视法度的国家。可以说，楚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在战国中晚期达到了一个颠峰。秦国统一中国以后，对楚文化的摧残比较严重，这从地下出土的文物中可以证明。
那时候武汉叫“武老二”，武汉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在全国排到过老二，惟有张之洞主政时期武汉的经济地位与实力令国人刮目相看。
湖北有一个难处就是发展不平衡，光靠一个武汉是带不动的，除了这一个特大城市，再也没有百万人口的大城市，都是几十万人口的城市。
湖北早期发展的落脚点不是在武汉，隋唐时期湖北的发展主要集中在襄樊、江陵一带。宋代以后直至明代，武汉的发展才比较快，到明清时期已成为天下四镇之一，多数的说法认为这一时期的四镇是河南的朱仙镇、湖北的汉口镇、江西的景德镇、广东的佛山镇，现在除了武汉发展成为一个特大城市，其他三个镇仍然是小城镇或中小城市。武汉发展的高峰期是张之洞主政湖北，现在武汉一些比较强项的工业、商业、文教、交通都是张之洞时期奠定的基础。像武汉钢铁公司是武汉最大的钢铁公司，最大的有色金属公司是大冶有色金属公司，它们最早的前身就是张之洞建立的汉冶铁厂，当时是用萍乡的煤、大冶的铁到武汉来炼钢。可以说没有张之洞，就没有汉冶铁厂，也就没有现在的武汉钢铁公司。武汉现在一些带有军工、半军工性质的企业，像武汉锅炉厂、重型机床厂都不同程度地受益于当时的基础，或者就是在那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武汉现在的防洪大堤叫张公堤，就是为了纪念张之洞而命名，这条大堤迄今为止仍在发挥作用。武汉和江西的九江一样，天大的事就是防洪，头上都顶着一盆水，如果说荆江湾一旦有危险，首先就是威胁武汉，所以武汉的防洪任务非常重。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白云黄鹤的地方（3）张之洞主政湖北的政绩还可以从商业上表现出来，从当时海关的进出口数字统计情况来看，上海的金融和商业的交易量是第一，武汉（汉口）是第二。那时候武汉叫“武老二”，武汉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在全国排到过老二，惟有张之洞主政时期，武汉的经济地位与实力令国人刮目相看。在文教方面，武汉大学是1893年建立的，当时张之洞把它叫作“自强学堂”，再往前追溯可以算到两湖书院，武汉大学是全国最古老的大学之一，马上要到110年校庆。张之洞当时开设了两个学堂，一个是方言学堂，相当于现在的外语学院。另一个就是自强学堂，是一所带有综合性质的学校，所设的课目比较多。抗战时期，武汉大学号称四大名校之一，与西南联大（当时北大、南开、清华三所学校合并为西南联大）、浙江大学、中央大学齐名。可以说，没有张之洞，也就没有武汉大学。在张之洞之后，武汉在全国再也没有这样辉煌过。
解放以后，武汉在计划经济时代的地位还可以，曾被称作“武老六”，也就是说在全国排五、六位的样子。改革开放以后，国家的经济重心转向东南沿海地区，湖北虽然自己提出要在中部地区崛起，结果经济没有崛起，妇女们的肚子倒崛起了，意思就是说计划生育超标了，这主要和国家的政策导向有关。现在湖北在全国第九、第十位左右徘徊，既不能说退步了，也不能说有进步。湖北人原来有一个玩笑，说北面是河南，南面是湖南，“两南”夹湖北，我们是进退两难，意思说湖北很难发展起来。在人们的印象中，认为湖北是一个好地方，日子比较好过，不是想像中的穷山恶水，但他们只知道江汉平原，京广线经过的地方也都不错，随州、鄂州、洪湖等地方也比较好。如果到与陕西交界的地方去看一看，比如到十堰市的竹山、竹溪等地方，就会发现比较贫穷，还有大别山地区也是如此，但鄂西人们一般不太去，除非到武当山等地方旅游。湖北有一个难处就是发展不平衡，光靠一个武汉是带不动的，除了这一个特大城市，再也没有百万人口的大城市，都是几十万人口的城市。20世纪80年代曾想建一个以襄樊、荆州、宜昌的金三角发展区域，把一些大工业项目分散到这些地方，避免过多地集中在武汉。但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湖北还没有一个地方能取代武汉的优势。
“莺歌哑了、希岛崩了、鹦鹉飞了、荷花谢了”，这是湖北人善开拓而不善守成的典型例子，这一毛病导致湖北很多好东西出不来或者做不长久。
“九头鸟”既不全是赞扬，也不全是贬低，古人的初衷还是以褒义为主，认为湖北人聪明。
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利有弊，楚文化中最大的负面特点是善开拓而不善守恒，就像楚国当年疆土面积最大的时候曾达到五千里，往东北灭了鲁国，边界到了山东；西北到了陕西的白河，西南面到了滇池，最南面到了广东，东面为楚国宰相春申君的封地，为什么上海又叫申城？就是从这里来的。但是后来国土面积逐渐萎缩，最小的时候退到安徽宿县，宿县被攻破以后，楚国也就灭亡了。当时一流的战略家认为，“天下大势非秦必楚，非楚必秦”，齐国虽然也是一个大国，但它的实力不足以和这两个国家抗衡，当时的天下大势不是三角关系，而是两角关系，但最后楚国还是被秦国灭掉了。秦文化有一种后发的锐气，而楚文化已经烂熟。湖北在20世纪80年代初也是开风气之先，当时有四大家用电器在全国很有名，即：莺歌牌彩电、南波希岛冰箱、鹦鹉牌录音机、荷花牌洗衣机，按理说在当时武汉人能做出这些产品已经是很强了，后来由于不及时改进技术，在技术上没有创新，最后都被淘汰了。外地人的说法是：“莺歌哑了、希岛崩了、鹦鹉飞了、荷花谢了”，这是湖北人善开拓而不善守成的典型例子，这一毛病导致湖北很多好东西出不来或者做不长久。
外地人一提起湖北人就比作“九头鸟”，据说明朝宰相张居正为了反对当时日益引起民愤的吏治腐败，选拔了9个人当监察御史，他们在全国各地明查暗访，专门打击贪官污吏，一时间也是海晏河清，老百姓直呼青天。这9个人都是湖广人，当时湖北、湖南没有分省，他们不一定都是湖北人，但老百姓认为湖北人厉害，只要湖北佬一出面，没有搞不惦的事情，“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就是一种赞扬的说法。还有一种说法，元朝末年有一个杰出的军事家刘基（刘伯温），他是朱元璋的谋士，为朱元璋打天下立下了大功。后来有人问他，那么多揭竿而起的人都没有成功，朱元璋一个放牛娃却成功了，这是为什么？就此，刘基在他的一本书《郁离子》中讲了一个故事：有一只鸟长了九个头，可喂鸟的食只有一把，结果九个头都去争这把鸟食，互相争得头破血流。其实九个头共一个肚子，一个胃，不论哪一个头吃到了鸟食，所吸收的营养都供养着九个头，何必去争呢？刘基把那些农民起义比作九头鸟争食，互相残杀。而朱元璋坐山观虎斗，等别人一番自相残杀之后自己起来了。这个故事中的“九头鸟”是贬义，含有“窝里斗”的意思。有人把这两方面意思联系起来，一方面说湖北人精明强干，一方面说湖北人喜欢窝里斗。所以“九头鸟”既不全是赞扬，也不全是贬低，古人的初衷还是以褒义为主，认为湖北人聪明。因为头代表着智慧，九个头说明智商高；头也代表着生命，现代医学认为生命的死亡不是心脏死亡，而是脑死亡，有九个头说明生命力顽强。毛泽东也比较欣赏“九头鸟”，在徐海东率领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的时候，他在致欢迎辞时说：“敌人五次围剿砍了你们五次脑壳，可你们还有四个脑壳，九头鸟不得了，要翻天呀！”蒋介石却气得骂“九头鸟”，曾说过“娘希匹，九头鸟难缠！”
湖北人的性格与湖北的地域、气候有很大关系。我是一个爱出汗的人，但我到北方吐鲁番那么热的地方，只要躲到树荫下面一吹风，身上的汗马上就干了。而在武汉像是在洗桑拿，是一种闷热，给人一种受压抑的感觉，所以人比较毛躁、脾气大，做事虎头蛇尾。江西和湖南也有这种共性，但湖南人比湖北人有韧性，有人把湖南人比作驴子，驴子有两个特点：一是韧性；二是倔强。这样的性格只会导致两种结果，一是做对了，对到底；二是搞错了也要错到底。有人曾问过清末重臣李鸿章最怕什么？他说最怕湖南人造反，湖南人造反是不好对付的，因为他们有驴子精神。湖北人似乎比较灵活，发现走不通马上就不走了，但同时有可能把一些好的东西也给丢了。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白云黄鹤的地方（4）胡平：用“九头鸟”来比喻湖北人还是比较形象的，湖北人确实比较精明强干，但也确实有些不好的方面。很多人都有这样一个看法，觉得广东人如果想要骗你，他一开始就骗，中途不会再有什么变化。比如：一个杯子本来只要5块钱，但广东人一开始骗你就卖10块钱，而武汉人可能一开始8块钱卖给你，中途可能在你不注意时要搞点小动作，换一个只值4块钱的更差的杯子给你。武汉人喜欢不停地做这种小动作，所以有些外地人觉得武汉人很难打交道，而有些武汉人还自认为比较聪明。还有一位湖北籍的北京企业家这样认为，湖北商人小智慧特别多，大智慧太少，大目标少，把关系看得特别重。武汉市场、湖北市场就是一个特别怪异的市场，很多品牌在湖北就失败，很多家用电器在湖北就卖不出去。而且，很多方面跟东北人一样，关系好我就帮你做，关系不好我就不给你卖，这个关系在当地相当重要。如果说在北京是谁官大就听谁的，在广东是谁有钱听谁的，那么在湖北常常是谁的关系好就听谁的。
陈文科（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近代以来，湖北有三次大的开放。第一次开放是被帝国主义用洋枪洋炮逼出来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汉口成了13个通商口岸之一。洋务运动中张之洞在汉口搞了几个兵工厂，奠定了湖北工业基地的基础，并把汉口推到了对外开放的前沿，这是湖北在近代史上的第一次发展。第二次开放在抗日战争以前（1928年～1937年），这是湖北尤其是武汉发展的黄金时期，从出口情况来讲，当时武汉是仅次于上海的内河港口，与天津不相上下。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第一次大撤退时退到武汉，当时的武汉事实上相当于临时首都，中央党政军机关都搬来这里。这一时期充分发挥了湖北九省通衢的地理优势，带动了全省的经济发展。第三次开放，就是建国后“一五”计划一直到“六五”计划，这是湖北百年历史上的第三次大发展。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央政府把湖北作为新中国的投资重点之一，当时156个大项目中大概有七、八个项目放在武汉，比如：武汉钢铁厂、武昌造船厂、武汉重型机床厂、武汉锅炉厂。到“六五”后期，湖北建立了以“一二三”大型企业为代表的现代化工业体系，具体来讲：“一”是指武钢；“二”是第二汽车制造厂；“三”就是指“330葛洲坝工程”。
从2000年的几个主要经济指标可以分析出，湖北不但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在拉大，而且与中西部地区周边几个省市的发展差距也在缩小，经济对外依存度比多数邻省市还低，“中部老大”的位置现在受到严峻挑战！
从1985年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湖北的经济发展处于徘徊阶段。20世纪80年代里，湖北的综合实力在全国大概排第6位至第8位，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湖北在全国排十多位。湖北的落后有四个主客观因素，一是国家从1984年开始实行沿海战略，国家战略东移，湖北不再是国家投资的重点。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靠中央政府投资推动的工业化发展遭到了致命的打击。二是作为老工业基地的湖北，人们的思想观念没有转变过来，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等靠要”思想根深蒂固，不少人仍沉浸在“我是国家的大中型工业基地，是社会主义工业的长子，当然要享受国家的优厚待遇。中央给项目，我就能发展；中央不给项目，我当然发展不起来”的思维中，不会去想是否还可以通过别的渠道来发展经济，比如发展乡镇企业、民营经济。而那时东部沿海地区，除了有中央的投资，还有政策的扶持，本身的思想观念也很解放，发展得非常快。20世纪80年代初期，湖北乡镇企业的产值与山东、江苏、浙江不相上下。1985年以后，人家是以几何速度在增长，我们还是在原来的水平上矮子爬楼梯，一步一步地来。国有企业的优势没有了，非国有企业又没有发展起来，这是湖北逐渐落后的主要原因。
三是湖北不同于江西、湖南、河南等中部省份，它既是老工业基地，又是老农业基地。凡是基地就带有计划经济体制的深重烙印，工业的产品按计划上交，农业产品也是按计划上交，不像单纯的老工业基地，只要上交工业产品就可以了，湖北这种情况类似于黑龙江和吉林。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这种工农业基地兼备的好处就是既有工业产品，又有丰富的农产品，日子过得很顺手。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农村中的集体所有制农业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城市中的国有工业也受到挑战。公有制企业越多，包袱就越沉重。湖北正是背着老工业基地和老农业基地的双重包袱，所以日子更加难过，经济出现大的滑坡。
1987年我们社科院的两个学者提出了口号，即“湖北要在中部地区崛起”，当时湖北省党代会也把这个口号作为省委、省政府的指导思想。但是从1987年到20世纪90年代，湖北与东南沿海地区及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差距反而拉大了，在中西部地区周边几个省市的优势也大大缩小了，因为湖北原来的起点应该比中部几个省份高。有人开玩笑说，“湖北不但没有在中部地区崛起，反而成了一个面锅”，（面锅是武汉街头卖的一种中间凹下去周围凸起来的早点）。
从2000年的几个主要经济指标可以分析出：当年湖北的国民生产总值是4,275.32亿元，在全国排第10名（也有人说是第9），但人均GDP为7,188元，仅略等于全国平均水平7,078元，在全国排第13位；人均地方财政收入为358元，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07元，在全国排第19位，这怎么能说在中部地区崛起？与东部发达省市相比，2000年湖北的人均GDP值分别为上海、江苏、浙江的20%、60%、54%；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分别为上述三省市的11.5%、58%、47.75%。再和中部地区其他几个省份对比，曾经作为中部地区老大的湖北，2000年的人均GDP值分别为河南、湖南、重庆、安徽、江西的132%、125%、140%、147%、148%，以湖北的经济基础才比江西多48%，这简直是说不过去；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分别为上述五省市的136%、131%、47%、122%、134%；而出口额占GDP的比重，除高于河南（2.6%），与湖南（3.7%）持平外，明显低于重庆（4.9%）、安徽（5.8%）、江西（5.5%），足见湖北不但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在拉大，而且与中西部地区周边几个省市的发展差距也在缩小，经济对外依存度比多数邻省市还低，“中部老大”的位置现在也受到严峻挑战！
我很同意著名经济学家胡鞍钢的一个观点，即现在中国的地区差距拉大了，一个国家划分为四个世界：上海、北京、深圳是第一世界，天津、广东、江苏、浙江、辽宁、福建是第二世界，西部的边疆地区是第四世界，在二、四世界之间的就是第三世界，很明显湖北是属于第三世界。
湖北经济发展不快的第四个因素，即区域经济内部怎么协调发展？武汉与湖北全省大中城市的关系协调得不够好，发展不平衡。湖北历届省委、省政府过分重视武汉的发展龙头地位，对武汉取之过多。武汉市的财政收入和GDP值均占全省的三分之一，在湖北的经济发展面临困难的情况下，吃饭、建设、发展、稳定都要靠武汉，这就给武汉增加了很大的负担，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越是从武汉取之过多，对武汉的负面影响也就越大，武汉真是步履蹒跚。
我们与辽宁、福建、广东、浙江、江苏作了一个比较：福建除了福州，还有厦门、泉州、漳州，发展得都不错。浙江除了杭州，更有宁波、温州、绍兴、台州等城市，而且宁波现在甚至有超过杭州之势。在江苏除了南京，还有一个苏锡常城市群，苏锡常作为单个城市来讲不是特大城市，但它们的经济总量在1995年甚至超过了上海。同样是长江流域的湖北省，武汉一个特大城市鹤立鸡群，经济发展缺少活力，而且一枝独秀的格局搞得不好就容易垮掉。再和辽宁省对比，人家除了沈阳这个大城市，还有大连，双雄争霸可以形成一个比较稳定的结构，它们能够互相竞争，互相补充，互相促进。但湖北的黄石、宜昌、襄樊等中等城市与武汉的差距太大了，就像一个国家级的乒乓球运动员和一个中学生比赛，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上。过去难以给武汉比较宽松的政策，还因为省市之间一直是面和心不和。在建国初期，武汉是全国的四个直辖市之一，武汉市人民政府委员的委任状都由毛泽东主席亲笔签发。当时的湖北省会是武昌，中南局的机关在汉口。八十年代中期，中央又将武汉作为副省级计划单列市，这本身是件好事，客观上却加剧了省市之间的矛盾。湖北在20世纪80年代上马的一些项目，本来可以安排在武汉，以实现“成本最低、效益最好、投资最少”的目标，结果都没有安排在武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当时全国仅有少数几个冰箱生产厂，湖北自己引进松下技术的一家本来完全可以放在武汉，但最后还是去了沙市，因为武汉是计划单列市，上交中央的利税不一样，与湖北省在利益分成上有矛盾……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白云黄鹤的地方（5）中部地区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在农业发展方面长期以粮为纲，没有跳出农业抓农业。农业比重越大，产量越多，包袱越重，湖北、湖南、江西、四川都是这样。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部地区还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在农业发展方面长期以粮为纲，没有跳出农业抓农业。农业比重越大，产量越多，包袱越重，湖北、湖南、江西、四川都是这样。1981年时，全国有11个省提供商品粮，江西、江苏、湖南、广东、湖北都是提供10亿斤，安徽也接近这个数，连浙江当时都提供上亿斤商品粮。几年以后，江浙一带很快突破“以粮为纲”的局限，观念转变过来，不再当商品粮基地了，主要精力放在发展非农产业上。现在全国能够提供商品粮的地方只有9个省区，又主要集中在中部地区。
我曾写了一篇文章，就此动了感情：中部地区真不容易呀，不仅仅要背自己的米袋子、菜篮子，还要负责全国其他地方的米袋子、菜篮子。而且当我们的米袋子、菜篮子的价格高了以后，发达地区可能还不要你的米袋子、菜篮子，人家进口外国的粮食。有一年，湖北固定销给广东的粮食出价3毛钱一斤，他们只同意按2毛8分一斤收购，这样一来我们就吃了大亏，粮食积压了很多。这就是产业定位的思路出了偏差，好像中部地区天生应该成为商品粮专营基地，不能搞其他产业了。在其他非农产业走向市场化的过程中，农业特别是粮棉两大产业实际上还是半计划性质，在今天搞农业其实是在做贡献，理应得到国家更多的支持。1998年在湖北开了中部地区发展研讨会，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安徽在一起研讨了这方面的问题。大家认为，近几年中部地区的发展缓慢和中央有关职能部门的重视程度不够也有很大关系。
仅仅牵牛鼻子、拽牛尾巴不行，还要撬牛肚子，几个动作一起配合。而广东等东部沿海地区是牛鼻子，西部地区是牛尾巴，中部地区正是牛肚子。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一场民族伟大复兴，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中部能不能发展起来。
湖北有一位经济学家张培刚先生，他提出一个“牛肚子”理论。“文革”时期他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和另外一个老专家下放到襄阳湖放牛。俩人放了4头牛，其中一头老母牛不听话，滚到淤泥当中不起来。这两个书呆子，一个上前牵牛鼻子，一个拽牛尾巴，老母牛就是不起来。结果还是当地农民有办法，人家拿一个大竹杠子往牛肚子下一撬，老母牛一下就蹿上来了。张培刚先生说眼下中国问题不少，困难很多，就像一头陷入泥淖的大水牛。仅仅牵牛鼻子、拽牛尾巴不行，还要撬牛肚子，几个动作一起配合。而广东等东部沿海地区是牛鼻子，西部地区是牛尾巴，中部地区正是牛肚子。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一场民族伟大复兴，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中部能不能发展起来。
我们社科院还有一位学者对中国的发展有一个“扁担理论”。1946年，按照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部署，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从此拉开了全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序幕。当时邓小平同志说，大别山就像是一根大扁担，一头挑着华东，一头挑着西部。半个世纪后邓小平的沿江战略里，长江也像是一根大扁担，中部地区正好在扁担的中间，东头是上海，西头是重庆。但现在沿江战略得益的主要是两头，中部地区始终没有掀起一轮改革开放的大潮，没有成为国家一个发展战略的主体。所以中部地区的步伐总是比沿海地区慢一拍两拍，后者已处于工业化的中期或后期，是属于加快发展的阶段，我们则属于工业化的前期，还处在上升阶段。
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后，对中部的压力很大，中部各省都觉得要把本省的发展与西部开发紧紧联系在一起。湖北提出“东引西联”，湖南提出“东联西进”，均进行双向开炮；河南、安徽也大体是“东联西进”的意思，一方面继续靠强做大和东部地区业已存在的合作关系，另一方面要立足于长远的发展，向西部地区推进，分享西部的市场空间。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的程度来看，中部大多数地方与西部大多数地方还是有层次性的，西部很多地方做不到的事情，中部地区正好能够做得到。比如：中部一些老工业基地的现代化设施在本地的利用已处于饱和状态，但在西部还有利用空间。中部地区在高新技术方面的人才整体上要比西部多，他们可以去为西部大开发服务。还有中部作为传统农产品基地，粮食、农副产品丰富，这些产品却是西部所缺少的，应该有着广大的市场……中部各省现在普遍有一种“不进则退”的危机感和紧迫感，中部不等于中游，不可能永远处于不上不下的状况。中部本来就和东部拉开了很大的差距，如果西部再利用大开发的有利时机实行超常规发展，那么整个中部就要被甩到后面。
对湖北各级干部而言，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就是要创造性地思维和工作，多讲切合本省实际的“湖北话”……切不能用照搬中央文件和普遍指示精神的“普通话”代替讲有特色的“湖北话”。
在湖北解放思想的任务也是艰巨、长期的。大别山、红安一带也是革命老区，全省有30多个老区县。老区的思想确实比较禁锢，比如最近黄岗与鄂州之间修了鄂黄长江公路大桥，这座桥本来在八十年代就应该修，但为什么不修呢？1985年黄岗市召开鄂东地区发展战略研讨会，会上我们院长就提出“走将军路线，早日建好鄂黄长江公路大桥”，但全场哗然，当地干部认为没有必要建。建了从黄岗到武汉只要一个小时，但他们怕建了大桥后，黄岗会被隔江的鄂州市吞并去。结果桥修到九江和黄石去了，其实这两个地方渡口的人流量没有黄岗的大。这些干部的封闭思想和以粮为纲的思想非常严重，去外面考察就是考察以粮为纲的指标，回来以后也只写这方面的考察报告。所以这些地方过去工业一直发展不起来，乡镇企业发展也非常缓慢，民间资本很少，现在还只能走特色农业的道路，发展一些特色农业产品。
对全省各级干部而言，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就是要创造性地思维和工作，多讲切合本省实际的“湖北话”，更多地针对性地研究湖北经济发展的矛盾，特别是在培育市场主体，构建投资环境，发挥湖北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发展湖北特色的产业、企业和产品等问题上，切不能用照搬中央文件和普遍指示精神的“普通话”代替讲有特色的“湖北话”。现在湖北提出的口号是“要走在中西部地区的前列”，定位比较科学适度，不但有鼓舞性，还有可操作性。湖北的发展不是要更多的口号，而是要扎扎实实地干，以前不是没有口号，而是口号太多，大家都不相信口号了。我相信湖北今后的发展将会稳步推进。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白云黄鹤的地方（6）杜建国（湖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原湖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人家说我们湖北是醒得早，起得晚，走得慢。很多事情是湖北率先提出来的，比如说“两通起飞”，也就是说交通、流通都搞得很好，对于发展经济是大有益处的。像武汉历来是商品流通发达的地方，汉正街的小商品市场20世纪80年代在全国很有名，但后来浙江义乌的小商品市场走向专业化，生产经营是前店后厂，产品打入国际市场了，而我们还停留在小商品集散地的水平。汉正街在中国最早起步，却没有成长壮大起来。武汉的交通在经济发展中起了一定作用，我到过全国很多地方，发现武汉的交通确实还可以。但湖北没有利用“两通”的优势把经济发展起来，这和湖北的思想解放程度有很大关系，而且还有干部方面的原因。所以湖北这些年的发展落后了，比起原来计划经济时代在全国的影响力也小得多。
湖北有些独特的优势只是属于资源范畴内，过多地谈这方面的优势就会低估人的作用，倘若干部队伍的素质不跟上，再好的优势都没多大作用。
过去湖北一直讲具有“九省通衢”、“居中得厚”、“承东启西”的优势，但这些话讲多了就没什么意思。一是江西、湖南等中部省份都可以讲自己是承东启西、居中得厚，这个优势不是湖北所独有。二是现在时过境迁，过去只有一条长江水道和京广线的时候，讲这些区位优势还可以，现在再强调这个优势已经有昨日黄花的意味。现在的长江水道有些地段其实荒废了，因为保护不够好，有些地段不能通行大吨位的轮船；而且水路运输比较慢，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快节奏，现在上海到武汉的客轮已经取消，大家来回都是坐火车或者走高速公路。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后做生意都是电子决算或者网上交易，你说湖北这种区位还能有多少优势可言？
湖北现在有些独特的优势也只是属于资源范畴内的，过多地谈这方面的优势就会低估人的作用，倘若干部队伍的素质不跟上，再好的优势都没多大作用。像香港的区位优势是历史原因形成的，可只要改革开放一到位，上海马上就让香港感到了沉甸甸的压力。深圳现在还会谈区位优势、政策优势吗？这些优势都是暂时的，就是还有一些，也已经不明显。现在东部都在着力营造环境优势、人文优势，中部地区现在也只能在这方面下足功夫。
从一定意义上讲，对湖北经济发展目标科学定位，不仅是一个转变经济工作指导思想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转变党风，转变领导作风领导方式的问题。
这次湖北省党代会对全省的经济发展是站在一个战略角度来思考，与过去的切入点不一样。过去一些不切实际的提法现在不提了，比如20世纪80年代曾提出要把武汉建成国际性的大都市，成为“东方芝加哥” 。那时候想得很远大，先由一些专家提出来，政府也跟着炒作。现在大家都很务实，武汉只要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就行了。过去还搞过经济指标达到一定程度就可以评上“十强县市”，结果导致部分市县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泛滥，“吹”风盛行，与泡沫经济互为推波助澜，以至相当一部分县市不能按月足额发放工资，发放最低社保。即使是“十强县市”，有几个能做到按月发放公务员和中小学教师工资？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对湖北经济发展目标科学定位，不仅是一个转变经济工作指导思想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转变党风，转变领导作风领导方式的问题。现在不搞这些名堂了，十分务实，省党代会提出湖北要成为现代物流中心区、现代机械制造中心区、金融贸易中心区等等，目标明确，有可操作性。湖北现在是一个农业大省、科技大省、文化大省，但我们要走向强省的地位。以后不再评“十强县市”，而是评“信用十佳城市”，这就要看各地的投资环境和人文环境如何了。
湖北的环境是制约经济发展的一个大问题，中部地区往往既有官商的恶习，又有奸商的劣根性，两者一结合，过去人家确实不敢到湖北来投资，湖北人是精明而不高明。俞书记来后下大力气抓了三个环境，即：严明规范的法制环境，诚实守信的信用环境，优质高效的服务环境。
俞正声书记在沿海发达地区的大城市当过主要领导，又在中央政府的职能部门工作过，经验丰富，能力很强。我参加过几次他主持或发表讲话的会议，发现他经常脱稿讲话，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语言，有自己的风格，大家都很愿意听他作报告，在深受教育外，还觉得那是一种享受。在通报张二江所犯罪行的电话会上，他痛斥张二江是“五毒书记”。他脱稿讲得相当好，不用整理就是一篇文章，国内很多报刊转载了。再比如谈到干部的学习问题，俞书记说：学习是一件好事，但学习的结果是要有真才实学，不能为了搞文凭而学习。我们这些坐在主席台上的有几个是博士、硕士呀？反正我不是什么士。共产党的干部大都是通过刻苦自学，在实践中摸爬滚打出来的。李先念、李瑞环同志是什么学历呀？但谁能说他们讲话没有思想、没有水平。林佳楣同志曾经和我说过，她第一次见到先念同志还以为他是一个儒生，是一个文化人。但我们都知道先念同志仅仅读过几年私塾，后来成为木匠，再后来参加了革命，完全是自学成才。陈云同志也只是读过几年书，可他的讲话多有哲理思想呀！与此对比，我们现在一些干部何必去追求一些徒有虚名的“博士”、“硕士”？随着形势的发展，今后干部的学历会越来越高，这是干部队伍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也是一件好事。但是我们强调这一点并不排除使用那些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干部，学历不是评价干部的惟一标准。各级干部的心思要用在学习和工作上，不要用在追求一些名不符实的事情上。搞假文凭无非就是为了升迁，没有这种水平，硬说自己有这种水平。一个人如果在学习上都可以搞假，还有什么方面不可以搞假呢？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白云黄鹤的地方（7）俞书记还讲到在职干部公款出书、办摄影展、书画展的问题。他说：干部愿意学习，愿意作一些理论上的思考，愿意写文章，这都是应该鼓励的好事。但是拿公款出书就不好了，人家为什么要买你的书？商家为什么要赞助你？还不是因为你是一名领导干部。你投稿到出版社，人家能用就用；人家不用，你也不需要找什么商家来赞助你，他们一赞助你，你的麻烦也就来了，肯定要有所交易。退一步讲，如果你写出来的东西确实有自己的思考，有一些真知灼见，出版了倒也未尝不可。但如果你是靠剪刀加浆糊，或者靠鼠标粘贴、复制出来的东西，这也没有多大意思。虽然观点内容是对的，但都是“普通话”，没有什么新东西，我们应该针对湖北的情况多讲一些“湖北话”……当前干部的腐败问题除了经济方面的腐败，比较突出的还有学历腐败、出书腐败，俞书记的这些讲话很有针对性，没有一句空话、套话。而且在讲话中网开一面，以前用公款出了书、搞了假文凭、有原始股票的，向省纪委说清楚就可以了，“我不过问具体的人是谁，档案中也不记录。但以我现在的讲话为界线，以后不准再这样搞”，这样一来，解脱了不少人。我一听这些话，觉得俞书记比较开明。
他在一次会议上说：中央说今年是转变作风年、调查研究年，省里也说今年是转变作风年、调查研究年，市里也这样说。但上上下下如果仅是这样说一遍，那有什么意义呢？湖北既然说今年是转变作风年、调查研究年，就要拿出一些有自己特色的实实在在的措施来。他认为湖北的环境是制约经济发展的一个大问题，中部地区往往既有官商的恶习，又有奸商的劣根性，两者一结合，过去人家确实不敢到湖北来投资，湖北人是精明而不高明。
他下大力气抓了三个环境，即：严明规范的法制环境，诚实守信的信用环境，优质高效的服务环境。一个地方如果没有这几个环境，谁敢到你这里来投资？首先是从省直机关做起，搞了一个“学、查、改”活动，“学”就是学中央关于作风建设方面的一系列文件和好的典型；“查”就是查找存在的问题；“改”就是制定整改措施，大概从七个方面进行了整改，比如：清理小金库，清理报刊杂志，清理乱收费，清理多头执法、多层执法等。俞书记真抓实干，一抓到底，不像有些领导对很多工作都是说说而已，说完了也就没事了。比如清理小金库，可不是开玩笑的，而是通过人民银行、纪检、监察、建设等多个部门进行“多堂会审”，重点审计一些很重要的权力部门。既不着急，也不风风火火，而是由表及里地推进，方法很见功力。还有刊物整顿，在中国随便哪个省都有报刊过多过滥、随意摊派的问题，动不动通过行政手段强迫基层订阅，给基层造成了很大的负担，多次整顿就是改不过来。这次湖北省大开“杀戒”，首先对省直机关的50多家刊物给了个“生死抉择”：第一条出路是限量印刷，免费赠送，主要是省委、人大、政协、纪检四大家用于指导基层工作的刊物，由政府每年拨给一定的经费用于支付成本。第二条出路是走向市场，与机关脱钩，不能成为机关搞内部福利的小金库。第三条出路是改成内部资料。第四条出路是共青团、妇联、社科联的报刊保留下来，但这些报刊不能登广告，不能搞赞助，不得搞征订发行，只能通过邮局渠道发行，能办就办，不能办就停下来。其他的一律停刊。这样一来既给基层减轻了大量的负担，也规范了全省的报刊发行市场。省社联虽然也有《理论月刊》、《湖北社会科学》两个刊物涉及到整顿的问题，但我们坚决支持省委的决定。以前多少届省委没有做到或者是没有做到位的事情，这届省委动了真格的就彻底整治到位了。据我所知，基层很多单位、老百姓都为此叫好，可能有少数单位因此在经济方面受了损失，但为了大局也没有办法。俞书记对此讲了一个观点，如果你们是真为湖北的发展着想，真关心湖北老百姓的生活，那你们现在牺牲一点利益不算什么，将来湖北发展起来了，老百姓口袋里的钱包满了，你们这点损失都能找回来。
湖北的多头执法、多层执法的问题也比较严重。多头执法有的是因为要对口中央有关部门，比如有的工作，建设部门要管，交通部门也要管。多层执法是指一些检查项目省级执法部门要查，市、区也要查，这样层层下去，左检查一次，右检查一次，老百姓怎么受得了？！现在由省长亲自出面召集各有关部门研究解决这个问题。比如：原来武汉市的出租汽车司机办一个营运证要盖30多个公章，清理以后变成七八个公章了，这一做法非常得人心。这些事情在最近的《人民日报》登载过，说湖北省“用硬措施抓经济发展的软环境问题”。但俞书记的观念要在湖北深入人心，真正推动政府机关的思想作风建设，打造公务员们的高素质、新形象，恐怕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他曾经在一次干部会议上问，能够用外语直接和外宾交谈的请举手，结果下面的区委书记、区长没有一个敢举手。俞书记喜欢看书，看得很仔细，经常有一些眉批。他在省委大院要求干部读书，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据说一些干部为了迎合他的要求，连出差时也带着一本书在身边看，至于看什么书、看了怎么样就难说了……湖北与江浙的差距不在于国有企业，而在于非国有企业。如果通过改善环境，非国有企业搞起来了，区域经济发展起来了，那么湖北的日子就好过了。
俞书记很注意培育市场主体，强调要建设一支好的企业家队伍。湖北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没有知名的品牌和知名企业家。过去武汉汽轮发电机厂倒是有一个名噪国内的于志安，可20世纪90年代初因侵吞、转移巨额国有资产跑到菲律宾去了。湖北如果有一些利税大户企业，地方经济也就撑起来了，但现在没有几家这样的企业。你别看湖北有很多大型企业，但还不是很强，海尔的年利税是300个亿，而我们的武钢、石化、神龙三家加起来都没有人家多。武汉是700多万人口的特大城市，而青岛才多少人口，两地的人均财政收入一比较，差距就出来了。我现在正看一本书，叫《托起美国的太阳》，说美国的经济是靠通用、洛克菲勒等五大财团撑着，一个社会既要有政治家，更要靠企业家。彼岸5个企业家能成为“托起美国的太阳”，如果武汉多几个张瑞敏这样的人物，那还了得。武汉的精品名牌很少，过去是搞一个垮一个，原来有一个名声很响的“莺歌”彩电，20世纪80年代初曾是很难买到的紧俏商品，现在消失了。“蓝波”冷柜、“梦”空调刚出来的时候也很火，在全国同类产品中出道较早，但现在也是无声无息。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白云黄鹤的地方（8）所以俞书记来以后，各级政府大力培育市场主体和企业家。首先把国有企业家这一块稳定住，同时又大力扶持非国有企业家。湖北与江浙的差距不在于国有企业，而在于非国有企业。如果通过改善环境，非国有企业搞起来了，区域经济发展起来了，那么湖北的日子就好过了。俞书记反复讲要克服“官本位”思想，在湖北不缺少党政官员，而是缺少企业家，不要把好的企业家提拔到领导干部位置上来，而是要按照企业家成长的规律培养企业家，按照市场规律选拔能够在国内外市场开拓的企业家。要加强激励机制，给他们高薪待遇和宽松的工作环境，把他们和党政干部区别开来，只要他们身体好，可以让他们多干几年。
这一届省委在老百姓当中的呼声比较高，干部群众都比较拥护俞书记。也有认为他不好的人，可能就是被触动到既得利益又难割舍的人。
俞书记还是一个有平民意识的领导人。在今年6月的省党代会期间，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关于过长江大桥的车辆收费问题。原来湖北有几千辆过桥免费的车辆，其中不少是“鄂20”打头的公安牌照车辆。以前整顿过一次，说公安车辆也不能搞特权，除了重要公务用车像领导干部的车辆，其他过桥一律收费。那次整顿下来，过桥免费的车辆只剩下几百辆重要公务用车。这次党代会以后又进一步整顿，规定重要公务用车的特权也取消，任何人的车辆包括省委领导的车辆过桥都要收费，对退下来的副省级以上领导干部车辆过桥另行规定，执行任务的公安车可以免交过桥费。其实过去那些免费车都是公家的，领导干部的过桥费肯定也是公家出，不可能说交不起。之所以不愿意交，无非就是特权思想作怪，要显示一下派头。
在不久前新制定的一个关于党风廉政建设的守则中，进省委大门的规定也修改了。过去老百姓进省委大门不能说是蜀道难，但可以说比较难，现在相对过去要容易多了。我注意到有两次开会之前俞书记没有到休息室去，而是自己拎着公文包直接走上主席台，过去别的领导人都不是自己拎包。他出巡视察不让警车开道，这样一来下面的人也不搞这些名堂了，过去他们出去都是警车开道。从这两个小细节里，也看出俞书记总是从大事、小事上和群众拉近距离。他作报告时经常讲一些很有感情的话，他说他看到一些下岗职工每月只拿几十块钱或者一二百块钱，既要养家糊口，又要供养小孩读书，有的孩子考上了大学，要交几万块钱的学费，这些人的生活怎么过呀？可这些工人日子过得这么难，还不说政府的坏话，还在那里安心地待岗。面对这么好的工人，我们对得起他们吗……所以这一届省委在老百姓当中的呼声比较高，干部群众都比较拥护俞书记。也有认为他不好的人，可能就是被触动到既得利益又难割舍的人。有人拿他来湖北以后的GDP数字与以前的领导在任时期的数字对比，说原来的某位领导在这里的时候，GDP数字是多少，而他来了以后，数字反而下降了。据说他听说后淡然一笑：不要急嘛！把环境治理好了，把人们的思想搞顺了，过几年再看吧。我觉得他来湖北以后走的几步棋都是治本，抓到了点子上，要那些虚假的数字有什么意义呢？如果这届班子能像现在这样抓下去，湖北还是大有希望的。
胡平：近年来每到一地，我都会找机会与当地人聊聊。除了当地的风土人情，我最有兴趣了解的是百姓们对当地主要领导人的评价，我以为，这个评价掺不了水，使不上嘴皮功夫，它最终将超越上级的臧否和媒体趋时的冷热，甚至可能超过领导人的生命，而走进历史。以湖南为例，千百年来此赴任的道台、知府、督军、巡抚，可谓多如牛毛。但现在常被湖南人提起的惟有陈宝箴，正是这位赣人，在清末的所有巡抚里面向世界的眼光最为宽广、坚定，他在湖南推行新政三年，使该省的保守风气为之大变，湖湘文化从此居功厥伟于中国。
2002年8月间，我去了一趟青岛。她的变化之巨，几可让人晕眩！昔日如画的风景只蜷缩在以八大关为中心的城南，其中又多是早年德国人留下来的建筑。现在开出了以东海路、香港路为骨架的城东新区，到处是高楼连云，绿茵盖地，鲜花竞彩，雕塑庄严。构思精美的五四广场、音乐广场，恍如珠环玉佩镶在了长达15公里、沿海的东海路上，有海风来时，你或许能听到新区的一片叮咚之响……青岛的海尔、海信、澳柯玛、双星，举国知名，毋庸再说。此外园区经济发展迅猛，青岛已有31个工业园，如日本工业园、韩国工业园、海尔工业园，以便于企业集约经营和经济能量的集聚。
俞正声在青岛呆了七年，先当市长，后做书记三年。尽管此后他调京任建设部长又几年，但我每上一辆出租车，司机们都会津津乐道青岛的巨变，很大程度上是在他这七年里干出来的。他刚来时，搞房改，又提高水费，虽有补贴，但习惯了大锅饭的市民们亦不满。他走时，青岛的工资水平总体上翻了一倍，老百姓由此没有不信服“发展才是硬道理”！
我上了一位姓韩的女师傅的车去机场，我告诉她，现在俞正声在湖北当省委书记，她一句话脱口而出：“这真是湖北人的造化……”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曾记否，美少年的湖南（1）胡平：江西与湖南具有特殊而亲密的关系，不但两省的人口有割不断的亲情血缘，彼此一直来往，而且山水相连，地理条件也惊人地相似：北方都濒临长江，且都有一个大淡水湖，即鄱阳湖、洞庭湖，东南西三面都是崇山峻岭环绕，且共有罗霄山脉及南岭的一部分。然而，两省的社会发展轨迹却迥然有别。历史上的江西辉煌一时，海内称雄，而湖南一直被视为蛮荒之地，发展迟缓；近代以后双方角色发生急剧转换，湖南如美少年般迅速崛起，铁肩担当，享誉天下，而江西则龙钟老态，自怨自艾，鲜有作为。据我所知，这一情况曾引起不少大家如梁启超、熊德基、谭其骧等先生的注意，遗憾的是他们都因各种原因而没能对此问题抉幽烛明，考镜源流。
历史真是一个变幻莫测的舞台，入现代后，湖南、江西，同为中国革命的暴风骤雨里最早举着火把与红缨枪从煤窑、茅屋里冲出来的兄弟。入当代，尤其是改革开放的这20余年，两省除了各自背负着苍茫的历史巨影而显得有些举步维艰，又面临着中部地区急欲发展的共同尴尬。现在——当我们决意打破这不东不西的尴尬，主要依靠自身的力量，去结束中部一度弃妇式的哀怨，去唱出洞庭风潮的激越、鄱湖烟云的雄阔时，毋庸置疑，相邻的两省恰似对峙的两山，彼此间都在天光下不动声色地较着劲，暗影中彼此的眼睛却瞪得大大的。但我以为，读者们在本次访谈里亦可看出——与此牵绕不散的，彼此间肯定还有一份来自历史深处，或者说是遥远血缘的关切……朱翔（湖南省政府顾问、专家咨询组成员，湖南师范大学教授）：湖南省2001年的人口是6,562万多，人口总数在全国排第7位，人口密度在全国比较高，平均每平方公里310人。GDP产值是3,987亿元，大概排在第12位，本来排在第11位，后来福建追上来了。湖南的人均产值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全国是人均800美元左右，湖南是人均600美元左右，大概低了五分之一，排在全国第17位。湖南的财政收入在全国排第16位，人均寿命排在第19位，总的来讲湖南比中等发达省份要差一些，总体实力却还可以，主要是因为人口多。湖南的行政区划共有72个县，29个县级市，14个地（州）市，5个经济区，现在14个地（州）市全部改成了地级市。
湖南在历史上开发得比较晚，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候湖南只有三四十万人口，在经历了中国历史上几次人口大迁移以后，才陆续得到开发，人口也逐渐多起来。三国时期湖南出过几个人物，比如黄忠在这里驻守过长沙郡，孙权在岳阳（巴陵）当过官，还有那个挨打的黄盖是湖南人，三国后期的蒋琬也是湖南人。屈原是湖北人，但死在湖南。湖南在历史上大批出人才的时期是在近现代，晚清以后形成了湖湘文化，这时候出现了一些代表人物，比如：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陶澍。湖南出的经济人才不多，近百年没有出过一个大资本家，主要是出军事人才、政治人才，像10大元帅中有3位是湖南籍，10位大将中有6位是湖南籍，57位上将中有19位是湖南籍。湖南出人才有几个高峰期，一是湖湘文化繁荣的时候，湖湘文化重儒轻商，多出文史哲人才，像王船山、魏源、陶澍，商人没有地位。二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像陈天华、黄兴、宋教仁、蔡锷、谭嗣同这批人。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早期出了很多革命家。湖南的人杰主要集中出三乡，即：湘乡、湘潭乡、宁乡。湘潭毛泽东一家就有七八个，湘乡出了陈赓、曾国藩等人，宁乡出了刘少奇等人。湘东的山区也出人才，像李立三是醴陵的，谭震林是攸县的，王震、张震、杨勇、彭佩云都是浏阳的。湖南还出英雄人物，像雷锋是望城的，罗盛教是新化的，向警予是溆浦的。湖南可能是中国近百年出革命家、军事家人数最多的省份，其次是四川，湖北和江西可能还要排后一点。
湖南在历史上也曾风光过。这风光只是相对而言，与江西中古时期的辉煌是没得比的。
进入近代以后，湖南在中国中部异军突起，令人刮目相看，成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的省区。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曾记否，美少年的湖南（2）江政华（湖南省委讲师团教学辅导处处长，副教授，硕士）：先秦时的楚国还比较强大，当然主要是长沙一带，其他地区还很落后，特别是湘西、湘南，历来被人们称为“蛮荒之地”，有“瘴疠之气”，是“武陵蛮”及苗、瑶等少数民族聚居区。最近这些年湖南连续出土了许多竹简、木简，先是长沙出土的三国时的，后来是龙山出土的战国时的，内容都十分丰富，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法律、交通等多方面，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与历史意义。此外，还有20世纪70年代初长沙马王堆汉墓的考古大发现，这一切可说明湖南在历史上也曾风光过。这风光只是相对而言，与江西中古时期的辉煌是没得比的。
一个地区的社会发展，主要取决于三个条件，即天时、地利、人和。如果这几个条件不具备，那要发展就非常困难，甚至无从谈起。近代以前的湖南，情况就是这样，从“天时”上看，虽然南宋以后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湖南却游离在这个中心之外，其中心主要在江浙，首都就在临安（今杭州），以及与其毗邻的江西、安徽、福建等地区。所谓“苏湖熟，天下足”、“朝士多江西”、“无徽不成镇”等，湖南都不沾边，那时在朝廷的心目中，湖南没有什么地位。从“地利”上看，湖南在古代没有一点区位优势。当时由北向南有两条主要交通要道，一条经过江浙入闽，一条途径徽赣进粤，都绕开了湖南。湖南本身又地处中部内陆，没有直接的入海口，这样就更局限了湖南的经济发展。
从“人和”上看，一是古代湖南人才稀少，所谓“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并不符合历史实际。“二十四史”中，有籍可考的人物共 5,783 名，属于湖南的只有 57 名，仅占其中 0.98% ；又如明代科举人物，湖南人中进士 427 名，占全国进士总数的 1.9%，状元1名，在全部 89 名状元中，仅占 1.1% 。二是湖南人口稀少，特别是元末明初与明末清初两次改朝换代过程中发生的大战乱，更是导致人丁稀少，田地荒芜，这是历史上湖南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据历史资料及民间传说，元朝蒙古人对汉人的统治很严酷，别的不说，仅准许几家人合用一把菜刀就可见一斑。所以，汉人的反抗非常强烈，湖南地区亦然。后来红巾军在江淮流域起义，其中的陈友谅部队就主要活动在湖北、湖南一带，湖南有不少人参加了。以后陈友谅与朱元璋争天下，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激烈水战。有一次还打得朱元璋落荒而逃，被围困在康郎山，情况非常狼狈。军师刘伯温宽慰朱元璋说，这里有“糠”，那么“猪”就有活路。后来果然在山上挖到了粮食，大批人马转危为安。多年相争的结果以朱元璋的全面胜利而告终，朱元璋坐稳江山后却来报复曾经支持过陈友谅的湖南人。朱元璋曾派军队三剿湖南，其中一支是从新疆调来的军队。“文革”前，北京大学的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据说就是这支军队的后人，他的籍贯是湖南桃源，却是维吾尔族。经过反复围剿，湖南人死的死，跑的跑，结果造成湖南人丁稀少，田地荒芜。据说那时候路上丢了钱袋，过几个时辰走原路回来，钱袋还依旧在那里；许多田地也因多年没人耕种，长起了合抱的大树……进入近代以后，湖南在中国中部异军突起，令人刮目相看，成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的省区。我认为主要得益以下几个因素：
第一，移民因素。由于湖南开发较晚，从五代开始就有湖北、江西等省的移民陆续迁入湖南，宋元两代已成风气。三剿湖南之后一方土地总不能一直荒芜下去，官方的力量起作用了，明洪武时移民湖南达到高潮，移民主要来自江西、湖北、安徽等地。到清顺治、康熙至乾隆年间也屡颁召民开垦的谕旨，此后到湖南的移民潮逐渐趋于平缓。据统计分析，历史上迁入湖南的移民来自全国16个省市，其中来自江西的占64.5%，以江西人最多。如韶山地区主要的姓氏毛、罗、李、周、彭、庞、刘、苏等，都来自江西，邓中夏、胡耀邦等祖先也皆为江西人，这一切有史为证。我们桃源江家的祖先也是从江西移来，到我父亲这一代，还经常唱山歌：“我们从江西搬过来，传了十八代……”但我们不知道具体来自江西什么县，族谱上只写了来自“江西大叶（音）树土地”，可能是一个旁边有棵大树的土地庙。为什么不准写从江西何县何村来呢？当时是强迫移民，江西人不愿来，怕你们去寻根，不安心呆下去。
当时湖北、江西等省的开发比湖南早，来自于这些地区的移民素质比湖南土著人高，我们老家的房屋与当地土著的风格就不一样，有山墙，讲风水。前些年报道的湖南岳阳山区的张谷英村，也是明代江西一个姓张的风水先生建的，整个村呈八卦图形，很有意思。当地土著人一直发展缓慢，我们老家附近有个姓朱的土著村子，一两百年过去，还是二三十户，一百多人，而我们在桃源的江姓已经发展成三个大村落，有一两千人，大家彼此间时有走动。移民有较开阔的眼界和见识，有适应新环境的一技之长和锐意进取的拼搏精神，因此，大量移民迁入湖南不仅更新了湖南土著的族源和血源，提高了湖南的人口素质，而且促使湖南全省特别是洞庭湖区得到了空前的开发，省会长沙很快成为全国四大米市（另三个是无锡、芜湖、九江）之一，第二大城市湘潭到清雍正时呈现出一派“四方商贾辐辏，数里市镇，堆积货物”的繁荣景象，常德、岳阳、衡阳也成为南来北往的商业重镇。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曾记否，美少年的湖南（3）第二，区位与交通因素。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清朝只开放广州为惟一的对外贸易港口，由一个名为十三行的机构主持外贸事务，于是广州成为中国茶叶、丝绸、瓷器出口西方，西方鸦片等商品进入中国的惟一窗口。湖南南连广东，经济贸易来往密切，这一重要的区位优势很快使湖南成为继江西之后第二个中外进出口商品的重要中转地。历史已经证明，交通通讯在一个地区的开发开放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这方面近代的湖南受益匪浅。1897年成立鄂湘轮船局，首开小火轮定期航行于湖南的长沙、湘潭、常德、岳阳以及湖北的沙市、汉口等城市之间，沟通了湘江、沅江流域与长江水系的联系，并开通了长沙至汉口的电报业务。1913年，湖南人修建了中国第一条公路——长潭公路，使长沙、湘潭这两个当时湖南最大的城市之间除了有水路交通的便利外，又有了陆路交通的便利。再如，长2,298公里的京广铁路的开通，使湖南的区位优势进一步加强，不仅带来了交通枢纽株洲的兴起，而且像串糖葫芦一样，给湖南带来了岳阳、长沙、株洲、湘潭、衡阳、郴州的繁荣。与此相反，江西则逐渐丧失了这种区位优势。
第三，文化因素。随着湖南的开发，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有了一条更为重要的路线，湖南正好处于这条路线的折冲位置。新的思想、新的文化、新的观念直接冲击湖南古老的思想文化传统，引起湖南人思想观念、价值观念乃至生活习惯的巨大转变。从此，有识之士遂大批走出湖南，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在近代史上中西文化的三次大交汇与大融合（洋务运动、戊戍维新和辛亥革命）中，湖南始终走在全国各省市前列，成为当时全国最富有生气的省份，并对中国的全局影响至深至巨。
例如，湖南人魏源及其稍后的郭嵩焘等人首先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进步主张，把人们的目光从封闭狭小的天地引向丰富多彩的外部世界。又如，湘军统帅曾国藩提出了“师夷智以制炮制船”的建议，全面、完整地表达了洋务派观点的思想，并与左宗棠一起，兴办了近代中国第一批军工企业，造轮船，制机器，开矿山，建立译书局，兴办新式学校，并选派幼童出国留学。再如，戊戍维新的主将谭嗣同极力主张学习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改革中国的各种制度，失败后他又慷慨就义，为中国改革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第四，人才因素。如果说“唯楚有材”并不符合古代湖南的历史实际，那么，近代湖南人才辈出、群雄并起的局面则完全证明了这一点。1905年夏，孙中山在日本领导组建同盟会，参加筹备会的成员共79人，其中湖南有20人，占四分之一强；同盟会最初两年有会员976人，其中湖南有158人，在各省中排列第一；1911年10月10日同盟会武昌起义，总司令和代总司令是湖南人黄兴和蒋翊武，之后湖南又是“首义之省”。再如，20世纪初，湖南人走向世界的数量之多，进出国门之频，均为各省之冠。根据1904年《清国留日学生会馆第五次报告》统计，当时中国留日学生共2,395人，其中湖南有373人，接近六分之一；从1919年到1920年，全国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约1,600人，其中湖南省有346人，是人数最多的省份之一。又再如，“五四”运动以后，湖南成了中国革命的策源地之一，涌现了像毛泽东、蔡和森、刘少奇等一大批革命家；北伐战争时期，广东成为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湖南则既是广东的大后方，又是北伐的前沿阵地和主战场，在330名黄埔名将中，湖南有81人，占24.5%。在1955年授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254名中将以上的将帅中，湖南有68人，占26.8%。仅平江一县，在国共两党少将以上军官中就有1000多名。
新中国成立以后，因为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天时、地利、人和这三个基本条件对湖南的经济发展更为有利。
湖南最大的问题是一直把自己定位于农业大省……20世纪90年代又提出要成为农业强省，湖南的农业产值却从全国第三位掉到第八位，并没有搞上去。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曾记否，美少年的湖南（4）朱翔：新中国成立以后，因为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天时、地利、人和这三个基本条件对湖南的经济发展更为有利，从1950年到1956年，是湖南致力于国民经济恢复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全省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26.1%，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8.6%，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9.13亿元，新建工厂434个。这个时期不仅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经济效益也较好，国民经济主要部门之间的比例比较协调，全省城乡经济呈现出一派繁荣活泼的景象。
从1956年到1966年，是湖南致力于全面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全省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59.9亿元，平均每年近6亿元，比前7年平均每年投资1.3亿元增长3.6倍。在苏联的早期对华援助项目中，湖南受益多个，有株洲车辆厂、湘潭钢铁厂等，为湖南的工业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在能源工业方面，新建了柘溪、岳阳、邵阳等电厂和涟邵煤矿，扩建了白沙煤矿；在钢铁工业方面，新建了涟源等钢铁厂；在冶金工业方面，扩建了锡矿山与水口山矿区，发展了铜、铅冶炼；在机电设备工业方面，开始了冶金采矿设备、发电机、电动机和电机车等产品的生产；在农业机械化方面，建立了一批农机厂，到1966年底，全省农机总动力发展到54.47万千瓦；在农田水利建设方面，全省最大也最著名的引水灌溉工程——韶山灌区，于1965年开工。湖南的卷烟、食品工业都不错，国家在湖南批了8大卷烟厂，搞得较好的是长沙和常德卷烟厂，白沙烟、芙蓉王烟全国有名，现在卷烟算是湖南的一个支柱产业。可以说，湖南进行现代化经济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
但是，这个时期由于“左”的路线的错误影响，工作上也有严重失误。主要是不实事求是，违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错误地搞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导致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盛行。结果生产急剧下降，市场商品非常匮乏，人民生活极度困苦。据统计，1961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35.6%，其中工业产值下降46.5%，农业产值下降15.2%，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下降14.2%。经过3年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关停并转了工业企业一万多家，压缩下放工人539万，调整了党在农村的政策，集中力量发展农业，到1965年，全省经济才渡过难关，重现新的生机。1965年与1962年比较，全省社会总产值增长41.6%；其中工农业总产值增长36.9%。
从1966年到1976年，是十年“文化大革命”动乱时期，与全国一样，湖南经济也受到极大破坏，到处停工停产，武斗成风，打砸抢盛行，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但在这个时期，由于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努力，国民经济在部分年份仍然保持了一定的增长速度，尤其是湘西北几个地、市利用国家大量投资进行“三线”建设的机会，争得了一些大中型建设项目，如枝（江）柳（州）铁路的开通等，为湘西北这一广袤的老少边穷地区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总的来说，在改革开放以前，湖南的经济发展情况还过得去，比周边一些省区发展的势头要快，特别是农业情况更好一些。就是在“文革”时期，湖南在全国的总产值还排在第8位，湖南的大米、腊肉、咸鱼源源不断运往广东，那时候的日子比广东好过多了，许多广东人来湖南买农副产品带回去。民间对此有一则笑话：湘粤两省边界有一座金鸡山，鸡头在湖南，鸡屁股在广东，人们说这是吃湖南人的米，蛋却生到广东人那里去了……湖南最大的问题是一直把自己定位于农业大省。农业现在在全国还算可以，农产品主要有水稻、生猪、柑桔、芦苇、苎麻、茶叶。生猪在全国排第二位，第一位是四川。湖南的生猪主要是宁乡猪，比较肥，瘦肉率不高，主要还是饲料的原因。水稻的产量在全国大概也是第二位，产量一直很高，天生不足的是质量不高，碳水化合物的含量过高，湖南的有钱人宁愿吃东北大米和泰国大米，也不吃本地大米，所以现在大量种杂交稻。种水稻、养生猪没有什么钱赚，中国的农产品加工利润很低，工农业的剪刀差很突出。湖南作为一个大省，完全依靠农业支撑是不行的，人民富不起来，这个省也强不起来。20世纪90年代又提出要成为农业强省，湖南的农业产值却从全国第三位掉到第八位，并没有搞上去，而人家四川搞农产品深加工就搞得很好。四川的白酒产值大概是湖南的11倍，而且做出了品牌，五粮液系列在全国乃至世界都有名。湖南虽然有一个“酒鬼”，但没有做成系列品牌。不过，现在“浏阳河”酒卖得不错，牌子打出去了，一年纯利有好几千万。搞好农业，充其量不过是百姓有饭吃有衣穿罢了，那只是古人的一种低层次的生活追求，如果要真正的强省富民，提高人民物质与精神生活的文明档次，关键还是要搞现代工业与高科技产业，靠“农业强省”的道路肯定行不通。说起来，过去湖南的干部素质总的来说还比较低，或是战争年代打出来的南下干部，或是建国后培养的当地工农干部，文化水平一般都不高，缺乏现代科学知识与理念，发展思路不清，凭经验办事，使湖南的发展走了不少弯路。
湖南受到比较浓厚的保守文化影响，从旧的意识形态藩篱中剥离出来分外艰难痛苦……对新的变革曾难以适应，从而多次贻误经济发展的大好时机与有利条件。
最近湖南这两届省委干得不错。省委这两年的发展思路，主要就是用长沙、湘潭、株洲三市一体化、城市化，带动全省的城市化，用这三市金三角的工业化和信息化带动全省的经济发展。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曾记否，美少年的湖南（5）江政华：据我看来，湖南还经常成为革新文化与保守文化互相碰撞、比拼的主战场。当然，中部及西部不少省区保守文化也比较突出，但湖南一直表现得很典型，革新文化与保守文化在湖南都有相当势力，你争我斗，一直较量，此伏彼起，搞了很多回合。如历史上的叶德辉、张敬尧、许克祥等就是保守文化的代表。毛泽东等人代表了当时的革新力量，领导了“驱张运动”，结果胜利了。以后，蒋介石搞“四一二政变”，许克祥在长沙立刻发动“马日事变”，保守势力又占了上风。又如1978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湖南省委机关刊物公开发文认为这与毛泽东思想这面大旗相抵触。结果，胡耀邦发火了，派中央工作组下来解决省委认识问题。接着改革开放之初，农村改革中的联产承包，湖南又比全国晚了好几年，后来华国锋专门给省委打招呼才搞起来。
前不久，我去省直某厅作关于当前国内外形势的讲座，我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发展趋势总体上是好的，听众中有一个退休前担任过某重要媒体总编辑的副省级干部不同意，结果我们之间有了一场争论。他认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新中国的黄金时代，现在则是“礼崩乐坏”，社会问题严重，如腐败、犯罪、社会风气不好等等。我说，你说是“黄金时代”，我说是情况恶劣，形势严重，我们家乡情况就是如此。所谓“三面红旗”之一的大跃进，在家乡农民称之为“打跃进”，为了做表面文章，要高指标，什么人都打，一级一级往下打，县打公社干部，公社打大队干部，大队打生产队干部，层层揪右倾分子或所谓“小彭德怀”，搞得当时湖南农业一塌糊涂，饿死很多人，又有许多人回流或移民江西，如奉新、靖安等县就去了很多湖南人。当时湖南省委对极左政策有不同看法，如周小舟、李锐、周惠等，后也被打成“湖南帮”。我说经济上的腐败确实没有现在严重，但当时大搞一言堂、长官意志瞎指挥、重用自己人等难道不是腐败吗？最大的腐败就是政治腐败，而政治腐败必定草菅人命。
那老干部也不同意我说的那时候用人方面也存在腐败，我说当时不少干部子女当官的捷径就是“一年兵，二年党，三年当上副处长”。比如林立果小小年纪，一下子就当上空军作战部副部长，居然空军司令也要让他三分，这正常吗？又如王海容，是毛泽东亲老表的孙女，本是长沙二中学生，成绩平平，居然没多久就当上外交部副部长。毛远新不也是这样吗？要知道，老一辈革命家张闻天、王稼祥解放后也不过是做到外交部副部长，她王海容的能力、贡献、资历能与张、王相比吗？
那老干部又说这是毛主席的事，不应该举这个例，也就是不合适。我说不能为尊者讳，大跃进那几年搞得民不聊生、民怨沸腾，刘少奇几次劝毛要慎重一些，说我们的所作所为是要上史书的，是要承担历史责任的。但毛听不进去，仍一意孤行，还继续搞左的一套，大反右倾，直至发动“文革”，给国家、民族造成巨大灾难。对他的晚年错误，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已经做了分析、总结，我为什么不能说呢？
湖南受到比较浓厚的保守文化影响，从旧的意识形态藩篱中剥离出来分外艰难痛苦。表现在宁左勿右，相信本本、教条，崇尚权力，轻视经济，或者从政治层面去思考经济问题，对新的变革曾难以适应，从而多次贻误经济发展的大好时机与有利条件。说一个过去的笑话吧，20世纪80年代末物价腾涨时，湖南市场还是比较稳定，农副产品比较丰富。广东有个代表团来湖南采购粮食，省里做了个决定，对该代表团要热情接待，让他们吃好玩好，但粮食一粒也不卖给广东，理由是“自己手中有粮，心中就不慌”。后来湖南粮食多得卖不出去了，派了个代表团去广东推销，广东方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让他们吃好玩好，但一粒粮食也不要。两省关系闹得有些僵，至今广东在湖南没什么投资。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与时俱进，这看来是中部地区开启现代化之途的共同课题。记得是1993年或1994 年吧，《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好像是《长江中游涛声依旧》，说的主要就是湖北、湖南、江西等省区在新一轮改革中没有什么动作。我看了心里很不好受，虽然几个省彼此彼此，但毕竟希望大家都能有所发展才好。
最近湖南这两届省委干得不错。王茂林同志是1993年来湖南的，他有新观念，新思路，给湖南带来了一些新变化。过去湖南是“不给不要，不请不到”，这是胡耀邦所批评的，意思是过去湖南总是坐等中央颁发的政策、路线或者下拨的财物。王书记来后，要有关部门经常去中央各部委对口跑，要项目，要资金，要帮助。这一届省委提拔了不少四十来岁的新干部，文化素质都比较高，既有好的理念，又有敢担当的魄力。在经济工作中大抓了基础建设，尤其是交通。1995年昌九高速、京九铁路一搞，江西抢了先手，争了风光，不少湖南人觉得湖南有危机了，那时湖南还没动哩，都是旧式公路。可时过境迁，现在湖南不但有 107 国道，而且从南到北都有了高速公路。高速公路的质量标准都比较高，用进口柏油、沿途绿化，两小时之内就能从长沙到常德。此外，北京到珠海的高速公路快完工，洛阳到湛江的铁路已经开修，它从湘中穿过。重庆到长沙的铁路、长沙到张家界的高速公路、衡阳到昆明的铁路，以及重庆到上海的铁路等，都正在建设之中。车轮如风的三湘大地，正在成为贯通中国东西南北的一个重要通道。
现在的省委书记是杨正午，省长张云川（注：现已调任国防科工委主任）。张云川先是担任长沙市委书记，其政绩主要在旧城区改造，城市面貌为之一新。如火车站前的五一路拓宽，搞绿化带；又如老城的黄兴南路步行街的建设，这里居民密集，老字号名店林立，房屋产权复杂，关系也多，但长沙市决心大，力度也大，眼界高，标准也高，建设好后就是比起上海、大连等发达城市也毫不逊色。环城高速公路现在已通车两环，将要搞三环、四环，这是张云川当长沙市委书记时就下决心搞的。
长沙、湘潭、株洲间的高速公路已成体系，这三个城市彼此相距40～50公里，以后电话可直拨。湖南现在把长株潭作为一个城市来规划，长沙市区非农业户口146万，湘潭是52万，株州是54万，全部加起来是250万人口。到2020年，准备把人口规模达到500万，占地面积为长90公里、宽50公里。等到快速新干线开通以后，北边通岳阳，南边通衡阳，形成一个城市带，叫做湘江中下游工业长廊。省委这两年的发展思路，主要就是用长沙、湘潭、株洲三市一体化、城市化，带动全省的城市化，用这三市金三角的工业化和信息化带动全省的经济发展。
近年来，湖南的国有企业体制改革、产权改制力度很大，基本都改成股份制，或私人承包。如常德市只剩下常德卷烟厂，它是大户，有70多亿销售额，30多亿利税，这国家是要抓住的，其他企业国家都放手了。长沙的阿波罗大超市名义上是国营，实际上是股份制，也已经改制。长沙因为国企更多，加上是省会城市，怕震动太大，只能分阶段进行，但原则只有一个，国企搞不好，就遣散、破产，由人家兼并、承包等。民营企业也要务求做强做大，湖南民营企业有名的是远大公司，是兄弟俩创办的，都是知识分子。现在民营企业更多的是从事商业、服装、食品之类，搞制造业、高科技的还很少，主要有创智软件等。湖南以后将在计算机产业化、市场化方面加大动作，力争有个较大的发展。湘计算机是上市公司，就是以国防科大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
这些年来，省委对青年干部素质的提高一直都很重视，每年从省直单位及地市抽调一百多青年干部去国防科大学习，每期半年，一年两次，主要学计算机、系统工程、英语，目的是适应新时期的工作。总起来说，湖南这些年比过去更重视经济工作，但比广东、上海、江浙还是要差，可能搞政治、理论、文化方面的建设要强一点，或者更在行。历史上湖南人重文尚武，书读得好，猪养得好，兵当得好，但经商经得不大好。湖南人过去搞政治、现在玩文化确实有一套，如电视文化就成了湖南的一个品牌：“玫瑰之约”，“快乐大本营”，投巨资参拍《还珠格格》《雍正王朝》，又举办“金鹰电视节”，还在岳麓书院请黄永玉、余光中、余秋雨等名家开讲，在全国搞得影响很大。但文化活动该如何有利于精神文明的建设，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这值得认真研究。在湖南，也在全国，社会各界对《雍正王朝》的看法就迥然有别。金鹰电视节影响是大，但赔钱不止，每年要赔进几千万，而且买断了10年。今年本来搞不下去，据说省里下令卷烟厂资助，长沙、常德两烟厂共拿出几千万元……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曾记否，美少年的湖南（6）胡平：在长沙时，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文学评论家，当了20年省政协委员、两届政协常委的李元洛先生，告诉我他对《雍正王朝》电视剧的看法。他以为，雍正至少有两个问题，一是对海洋实行封锁，当时沿海的工商业已经比较发达，但他下令“不许片木下海”，把很多厂矿封掉或内迁50里。（此说有些不确，下令“不许片木下海”的是康熙，但禁海如禁火的国策，由康熙起，经雍正、乾隆，一直到咸丰、光绪，都是照此办理的。）二是压制一切不同的声音，对任何不同的意见进行残酷打击，具体表现形式就是“文字狱”。中国的封建制度在唐宋时期已经达到繁荣的最高峰，明朝之后中国被落后的游牧民族所统治其实是一种历史的倒退，满清所代表的仍然是落后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只会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唯我独尊，压制民主，扼杀明朝中叶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我们将满清200多年的历史放在世界历史范围来看，这段时间西方国家已经完成文艺复兴，现代化的工业革命精血饱满地上路，并带动起无数灿若星河的发明创造。这是一个巨人辈出的时代，涌现了很多思想家、科学家，像牛顿、达尔文、卢梭、伏尔泰。黑格尔的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已在掀起一场心智风暴，而纽约、伦敦的股票交易市场里人头攒动，活跃的资本在作无形地游弋……两相一对比，中国的封建社会发展到满清时代已经完全没有任何进步意义，所谓雍正皇帝的励精图治，以及总有人渲染不休的“康乾盛世”，总体上不但在中国历史上起了负作用，更与世界的发展潮流背道而驰。
李先生颇有些气愤地说：“《雍正王朝》之后，荧屏上到处是清宫戏、帝王戏泛滥，群起而竞相仿效，这真不是湖南人的什么功德，相反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些湖南人的落后和保守的思想动态。”
中国的东西部之间存在很大的梯度差，东部发达，西部落后，湖南、江西两省正好处在这个十字路口，这种情况有点像欧洲的瑞士……朱翔：中部这几个省要发展经济，首先一定要把工业化搞上去。现在说工业化，很多人可能认为已经落后了，一段时间以来人们总是说要“退二进三”，现在许多人已经明白，没有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是搞不起来的。湖南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想清楚了，现在不但要“进三”，还要“进二”。我认为比较合适的产业结构应该是第一产业占10%，第二产业占40%～50%，第三产业占50%。也就是说“五四一”的结构才比较合理。湖南和江西现在可能都是“三三制”，一、二、三产业各占30%，这个结构还需要调整，但各个省千万不能搞“一刀切”。
全国城市化的水平是35%～36%，湖南现在是29%。我们国家将来肯定是要让大量的农民进城，即使每年放100万人进城，20年才放2千万人进城，这个数字不多。中国的城市化即使达到50%～60%也不多，西方国家已达到90%多。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发达，其中一项很重要的指标就是城市化水平要达到75%。现在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将来农民大量进城后，不能搞虚假城市化。进城的总人数中有三分之一的人要进入中心城市，三分之一的人进入中小城市，三分之一的人进入小城镇。但小城镇千万不能遍地开花，如果到处搞小城镇那是错误的。我认为小城镇如果没有8千人左右就不会有什么效应，重点城镇如果没有3万人左右同样不会有什么效应，一个城市达不到30万人口，也不会有规模效应。
中国的东西部之间存在很大的梯度差，东部发达，西部落后，湖南、江西两省正好处在这个十字路口，这种情况有点像欧洲的瑞士，处于南欧、北欧之间，东欧、西欧之中，自己也不靠海，也没有什么矿产资源，但它们旅游资源丰富，钟表制造业发达，国民生产总值很高。所以我们的道路应该怎么走，把国内外的例子对比一下，就可以得出答案。我们还是要立足于本省的资源优势，北靠南连，承东启西，把自己的经济搞上去。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河南：负重与迂曲（1）胡平：2003年3月中旬间，匆匆跑了一趟河南、山西。此前，中部六省中，惟有这两个省我未走过。
河南是中国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她的文明历史可追溯到五六十万年前，最早的有“南召猿人”、“裴李岗文化”，晚期的“仰韶文化”，距今也有6000年，是当时中国境内乃至世界范围内最先进、最发达的文化，对龙的图腾就是在这一时期进入了华夏民族的意识之中。河南曾多次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先后有20个朝代建都或迁都于此，中国七大古都，河南有其三——九朝古都洛阳，七朝古都开封，殷商都城安阳。占尽了天时地利之便的中原大地，英贤风云际会，俊杰火播薪传，老子、墨子、列子、韩非子、张衡、蔡邕、蔡琰、“竹林七贤”、谢灵运、庚信、崔颢、杜甫、韩愈、刘禹锡、白居易、李贺、李商隐、岳飞、史可法……真是数不胜数，浩如星海。
河南，又是饱经苦难与忧患的中华民族的一方突出写照。不是烽火连天，兵戎相见，血流成河，以致“逐鹿中原”终成一个成语，就是水旱蝗汤，饿殍塞路，十室九空，流民遍野。灾难耗去无数钱粮的河南，直到洋务运动接近尾声的1899年，才有了第一家近代企业——官办的开封机器局，其资本仅区区2万元，致使河南的近代工业比起沿海地区晚启动30年。
当战乱不休、洪荒不绝的河南走进新中国的门楣时，它不是“狼狈”两个字可以形容，河南人自己比喻他们是“光着屁股”见了共产党！
在50岁以上的当代国人眼里，河南又是一个多出典型的地方——人民公社最早成立于河南，吃大食堂、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河南的“卫星”放得最猛、最高，人家说一亩地产几千斤小麦，河南人就敢说自家的亩产有几万斤、十几万斤……河南作家张宇说：“从古到今河南人的思想觉悟特别的高。如果换一句当代通俗的话说，那就是河南人跟上头一直跟得很紧。”（《守望中原》）其实，对历来地里刨食、鸡鸣看天的老百姓来说，无所谓跟得紧不紧，要跟上头紧的只是领导。在这方面，河南也出了一个典型——吴芝圃，而与他的名字永远联系在一起的则是惨祸深重、人神共愤、震怒了中共中央的“信阳事件”。
河南便带着这样复杂的历史记忆：厚重，苍凉，坚忍，桎梏，荒诞……走进我的视野里。
在一片绵绵的春雨里，走进现实的这片皇天厚土，我的感受同样复杂——郑州，新楼争耸，华灯流彩，天际线浑然而深远，路幅密切却又坦荡。大型商场、超市鳞次栉比，红男绿女们搅动着满街浓厚的商业气息。郑州显然拉开了一个全国区域性中心城市的框架，由东城打车去西城，如果不堵车也要约一个小时。高速公路一小时车程外的开封，除了城市中有两片清粼粼的湖水，以及人造景观——清明上河园里的曲桥边刚爆出嫩芽的行行垂柳，让人觉得扑面而来的春意外，多是灰蒙蒙的，似乎冬日的一床沉沉厚絮尚未撤去。城市局促、破败，不见什么新建筑，商店虽林林总总却门面小且暗，缺乏现代商业的通透与流动感。昏暝的雨色与水气中，看着那些有着千年以上历史的铁塔、箭楼与城门垛子，我感觉开封真像一个被苍茫岁月压得走不动了的老者……我还执意去了兰考。公路两边都是不见果叶却拾掇得清清秀秀的林子，司机告诉我这是枣园。快到县城了，才见到一片高高直直、尚未吐青的泡桐树。焦裕禄，不但是中共建政以后一个经得住历史叩问的名字，也是和我们这代人的青春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名字。走在县城的街上，我的目光渗进了某种圣洁，进到雨中无人的焦裕禄烈士陵园，我的脚步不由得缓缓轻轻……但与心弦的被拨动相反，除了凡有墙必涂满的“牛皮癣”和陵园门口的一家叫“巴黎春天”的发廊，在显示某种“与时俱进”外，在外观上兰考给我的触动却不大。空荡荡的街上，偶见几个人袖手在店门口站着，脸上一副漠然的神情，说不清楚这是一种“闲”的风度，一副阅透世事的气质，还是一种因为时间是那么多、钱却又是那么少的慵倦与无奈……此行本是蜻蜓点水，又加上霏霏雨天，我的感受可能有误。但那一刻间的思绪却是真实的——一个庞大而又割裂的河南；一个昂首振翼却又尾大不掉的河南；一个能解读中部地区又压迫中部地区的河南；一个躺下就让本原意义上的中国难有作为，一旦雄起就让中华民族的复兴轰轰烈烈于世的河南……由此，逼我，或许还有读者们一起进入深刻的理性探索。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河南：负重与迂曲（2）刘道兴（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河南省经济学会副会长，河南省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这几年外省对河南确实比较关注，出了几本书，如《解读中原》、《河南怎么了》，网上的讨论也比较多，在全国影响比较大。前几年河南在经济生活中出了一些在全国影响比较大的事情，有的是局部地区的偶发事件，有的是在一个时间段比较集中地发生，河南因此在全国的形象比较差。我们当时的心情比较沉重，省里的压力也比较大，采取了一些措施，希望以此来重塑河南的形象，比如向外推介、维护河南的形象。搞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觉得没有必要刻意地来塑造自己的形象，河南到底是一个什么本来面目，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自有一个公正的结论。
我的感觉与你一样，现在中部几个省份的情况实际上差不多，是传统的中国、内陆的中国、农业的中国、革命的中国综合作用下的结果。河南可能是历史文化包袱更重的地方，再加上人口负担也比较重，现在官方统计是9,700万人口，实际上有1亿人口了。人口一多，经济发展就比较缓慢，教育水平也比较低，人口的总体素质不高。一旦到了外省，只要出一点什么事情都是河南人，这时候谁都代表河南。但是就全国范围比较而言，河南人有很多优点，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河南人身上特别厚重。比如讲究中庸之道，比较讲诚信，说话算话，忠厚老实，吃苦耐劳，等等，绝大多数河南人都有这些品格。少数河南人在外省出了一些事，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前些年在北京就经常听说河南人的什么事情。但其他省的人在北京有一些不好的行为，媒体一般不会点出是哪个省的，而一说到河南的民工就会点出是河南人。最近，河南一些人在北京做的事情又很受首都人的赞扬，他们对河南人的形象又有一些新的看法，这说明因为一些偶然事件造成外地人对河南人产生的坏印象，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慢慢改变。
河南是全国的经济大省，这个地位是比较稳固的。河南在全国的劣势就是人口太多，有很多经济指标的总量在全国都排前几位，但是一计算人均基本上就在全国的后几位。
河南这几年GDP值的发展速度一般在9%左右，经济增长速度连续几年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20世纪90年代初李长春主政河南时提出发展要实现“一高一低”，李克强书记现在提出的是“两高一低”。
从省与省之间的比较来看，我感觉河南在改革开放20多年中，也在不断发展，应该说做得还不错，比如经济总量在全国排第5位。很多人对此表示怀疑，实际上河南的GDP值已经连续6年高于河北，在全国排第5位，现在已是6,000多亿，这是国家统计局的权威数字。河南确实是全国的经济大省，这个地位是比较稳固的。河南在全国的劣势就是人口太多，有很多经济指标的总量在全国都排前几位，但是一人均基本上就在全国的后几位，像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收入、人均储蓄量、人均教育投入都排在全国的十九至二十几位。
从河南的工业、农业、第三产业、城市建设等方面来看，这些年的亮点都不少。与中部省份相比，河南的工业有一些大的项目，像安阳钢铁，年销量接近100个亿。还有新飞电器、安阳彩电玻壳，后者是当年从日本人手中引进的技术，那时候日本人留了一手，但我们现在的技术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市场占有率一度达70%。农副产品加工业中有莲花味精、双汇火腿肠，现在双汇的产品种类已达600多种，成为全国最大的肉制品加工基地。河南的味精、面粉、挂面、方便面及面制速冻食品产量均居全国第一。中州铝厂是大集团公司，投入几十个亿用来加工铝材，因为豫西一带的资源优势就是地下有煤，地上有铝矿石，现在的思路就是煤变电，电变铝，铝成材，延长整个产业链，这是河南一个较大的优势。
河南有几十家在全国同行业中处于前几名的大集团，这些企业支撑着河南的经济，它们遍布食品、轻工、机械、化工、铝制业，号称“五大支柱”。此外，原来郑州有八大棉纺企业，共有10来万职工，纺织工业体系在这里比较完整，但设备老化，再加上机制问题，现在都比较困难，有的已经濒临破产。如果你开车去郑州的西郊走一走，可以看到一个个老厂，一幢幢破旧的红砖墙筒子楼，给人的感觉就是不景气。一度职工到处上访告状，有的甚至去陇海线上拦火车。省委、省政府那两年花了很大精力处理这些麻烦事。最近这两年，河南加大了对下岗失业人员的生活保障，郑州的最低生活保障线是200多元，保障了他们的最低生活，有些企业还在努力组织一些生产，这对于维护社会稳定起了重要作用。
河南这些年在农业方面稳当地解决了1亿人口的吃粮问题，而且储备了500亿公斤的小麦，相当于改革开放前整个国家储备的粮食总量，10亿人口平均每人可以分到50公斤面粉，这对国家是一个很大的贡献。现在全国人民能吃饱饭了，不觉得这个问题重要，实际上对于一个有十多亿人口的国家来讲，这样的贡献是战略性的。在此基础上，这些年河南在农业方面推行“公司加农户”的发展模式，调整农业结构，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成绩亦很明显。李长春同志在河南干了六七年时间，先当省长，再当书记，党的十五大以后调到广东。他于20世纪90年代初在河南抓经济的时候，就鲜明地提出了“公司加农户”、“工厂加农户”这种模式，农村也要走向市场，我们在这方面走得比较早。很多县都形成很有特色的地方经济结构，老百姓的收入水平稳步提高，这方面的典型很多。比如：豫北的安阳、鹤壁、新乡养鸡、养鸭、养猪、养鱼，出现了万只鸡、万羽鸭、万头猪等大规模的养殖场，农户的家庭养殖与加工厂紧密地联合起来，产品向国外出口。现在北京的鸡肉市场有很大一块份额被淇县、汤阴、信阳、潢川等地占有了。还有中央电视台经常播出的华英鸭广告，华英集团肉鸭加工产品达200多种，已成为亚洲最大的肉鸭加工企业，产品出口免检，现在已经占领了日本、韩国和东南亚等地的市场。许昌市鄢陵县的老百姓过去主要种粮食和烟叶，现在绝大多数种花、养花、种树苗，他们还把南方的花整车整车地拉到这边来，培养一个多月，让它们适应了北方的气候以后，再往更北的地方送。每年国庆节北京用的花有30%从这里送过去，首钢一些大企业每年在这里要订价值上亿元的花，现在整个许昌东南西北几十里到处都是花棚。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以后，河南近几年出现了很多这样的亮点。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河南：负重与迂曲（3）河南的资源比较丰富，西部山区盛产煤炭和石油等矿产，东部大平原生产的农副产品比较多。河南现在发展的工业、农业都是立足于现有资源而展开生产，科技含量不高，造成整个工业经济、农业经济的知识含量不高，所以要想办法调整结构，要由资源决定型经济变为科技发展型的经济，但又要继续保持较高的速度。发展经济速度慢了不行，河南这几年GDP值的发展速度一般在9%左右，经济增长速度连续几年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20世纪90年代初，李长春同志提出河南的发展要实现“一高一低”，即：经济增长速度要略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人口增长速度要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李克强同志现在提出的是“两高一低”，就是经济增长的效益质量也要比较高。为此省里在这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专门拿出几个亿作为经济结构调整基金，还通过在银行担保贷款等手段帮助一些企业调整经济结构。河南4年来累计投入高新技术产业化重点项目贴息资金1.67亿元，吸引社会资金100多亿元，其中除了55.56亿银行贷款，其余全是企业投资。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互动的效果是，2002年全省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突破千亿元大关。
促进科技进步要从基础抓起，省里在加快人才培养、调整高等教育结构方面也下了很大的决心。郑州大学是随着郑州成为省会城市而建的一所新大学，当时是一所综合性大学，但实际上只有文理两科。李长春到河南以后认为在河南这样一个农业大省，工业化是一个最紧迫的任务，要加快工业人才的培养，一直认为郑州大学要上工科，但国家认为河南已经有了部属的郑州工学院，再上比较难。后来省里借助前几年高校合并、结构调整的机会，把郑州大学、郑州工业大学和河南医科大学三所院校合并，组建成新的郑州大学。现在这所学校跳出了城区，省里除了财政支持以外，还帮助学校搞了40个亿的贷款额度，在高新区划了一块3平方公里的地。现在学校的一期工程已经竣工，有2万多学生入住，是河南省博士、院士、博导、硕导比较集中的院校。现在的河南大学是由原来的开封医专、开封师专合并而成，规模更大了，也跳出了开封市，在郑州往开封的入市口征地2,000多亩，政府提供的贷款额度是6个亿，2003年9月份新生可以入住。河南省的高等院校都在全面进行二次创业，过去都是200～300亩地的小校园，学生数2,000～3,000人，最多不过6,000人。除了前面讲的两所大学以外，其他所有大学都在纷纷扩大规模，像南阳师院原来是专科，一下子新增地1000多亩，现在变成了万人大学；洛阳师院原来也是一所占地100多亩的专科，用两三年的时间变成了一所占1,000多亩地的万人大学，洛阳还组建了科学技术大学。最近三四年河南新增了近20所本科院校，原来的专科院校能升格的尽量升格，1997年全省高校在校生为146,000人，现在已经达到50万人。原来河南的孩子上大学很难，近些年有了明显的缓解，这是河南进入新世纪后发展经济的一个奠基。郑州还有一个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军内号称是“解放军的清华大学”，有七八个博士点，有很多博导和院士。省里与他们达成协议，依附学校的资源办一所河南信息技术学院。已经开办3年了，明年就会有毕业生，这对于河南将来信息产业发展的推动是很大的。
河南这些年的城市规划建设也发展较快。郑州是建国以后发展起来的一个新兴城市，过去是京广线上的一个小站，1954年以后才成为河南的省会，这几年高标准的郑州新区正在规划、建设之中，城市的架子拉得比较大，目前已有200多万人口。由于交通、地理位置的优势，加上郑州人商贸意识的觉醒，现在郑州商贸业的服务水平和环境从业人员的素质不比北京、上海低，外地人来郑州也感觉第三产业在快速提升，从这个方面也反映出河南人的素质和新形象。河南已明确提出坚持大型中心城市、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三头并举的发展战略，以郑州为龙头，以开封、洛阳、驻马店等17个城市为龙腰，扩大城市规模。一个以郑州为中心，以洛阳、开封等为重要支撑的中原城市群正在形成，将在河南经济发展中起到更加突出的作用。几年来城镇数量迅速增加，城镇环境逐步得到改善，不经意间，河南的城市普遍变靓了。2001年仅周口市用于道路改造工程的投资就达7亿多元，城市建设总投资达45亿元，人们感叹：“农区里的城市穿上了西装！”
进城的农民实际上一肩担城乡，他们只要在城里一干活，一消费、一就业就对城市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反过来他们在城里赚了钱，带回农村又支持了乡村社会的运转。
城镇化不单表现为城市建设规模的扩大，城市基本建设力度的加强，这只是一个表面现象。从经济学角度来解释，城镇化过程是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向城镇有效地转移，这才是问题的本质和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
我们逐步认识到要发展河南的经济还是要加快推进城镇化，现在全国的城镇化水平是36%～37%，河南正好低10个百分点，全省的城镇人口占总数的26%～27%，大量的人口滞留在农村，人口太多，土地又太少，农民就业严重不足，像豫南、豫东这些农村人口稠密的地方，四五口人只有三四亩地，有的地方甚至人均只有七八分地，加上农村生产条件、技术的进步，农民一年没有多少活干。你在河南会发现，一年到头除了春播秋收那几天能看到人，其他时间田野里看不到人，农民没啥活儿可干。而且靠种几亩地一年最多收到几千块钱，但现在农产品的价格越来越低，指望种地有时候连成本都收不回来。豫东现在有一个口头禅，说农民是“一个月种田，两个月过年，九个月赌钱”，很形象地描述了时下河南农村的生活。东部沿海地区按照市场机制，通过发展家庭加工业，农村家家户户都有活儿干，而中部地区农民的就业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当然也有一些地方的农民大量地外出打工，像豫南的南阳、信阳，豫东的周口，这些地方土地面积太小，农民在家里已经没办法生存，纷纷外出打工，有些村子走到了什么程度呢？村里死了老人，找不到能抬棺材的棒劳动力了。这实际上是中部或者说整个中国的农村在人多地少、生存越来越艰难的重压下，农民在自寻生路。
我经常到处讲农村的根本出路就是减少农业人口，加快他们向城镇聚集的步伐，城乡都要创造一个好的环境、一种好的机制支持农村人口到城镇。农民进城不懂交通规则，我们要教育他们；他们不懂公共场所的一些生活秩序，我们要热情地帮助他们，而不要动不动就罚，城市应该以博大的胸怀、宽容的态度、热情的笑容对待这些进城的农民，在就业、注册公司、开店等方面都要有一系列优惠的政策。现在城市生活的分工越来越细，有些工作不要求劳动者有多高的文化，他们只要能够吃苦耐劳，脑子灵光，学到一两门技术就能够开个理发店，摆个早点摊，修个自行车，推着小车卖菜，他们就有可能每月赚几百块钱甚至上千块钱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反过来城市人口越多，他们对工业生产、农副产品的需求都会提出新的要求，这就打破了他们过去在农村过着低层次、闲散的小农生活的局面，用城市这所天然的大学来改造我们的农民，推动社会的进步。
农村政府对农民进城也要有一个积极的态度，过去总认为他们往外跑是不务正业，是不三不四，对家里剩下的老人有些歧视，今后在这方面也要改变。进城的农民实际上一肩担城乡，他们只要在城里一干活，一消费、一就业就对城市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反过来他们在城里赚了钱，带回农村又支持了乡村社会的运转。现在乡村里几乎没有税源了，农业地区的乡政府运转困难得很，工资都发不下来，乡干部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还在增加，这可能是中部地区绝大多数乡村的现状。除掉吃住的开销，一个农民一个月能赚到两三百块钱，一年下来纯收入有两三千块钱。如果一个地方出去1万人，一年就有几千万的收入，如果出去10万人，一年就有几个亿的收入。这些钱看起来政府拿不到，但我做过调查，很多乡村收的农业税和统筹、提留等各种费税，现在实际上大头并不是农民用种地卖粮的钱上交的，而是用家里人在外打工赚的钱上交的，这笔打工的钱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农村的稳定。现在河南号称有7,000万农民，具体有多少人在外面打工无法统计，估计至少有一两千万人。人一走动，货币就开始流动，劳动创造财富的动力就激活了，所以城镇化不单单表现为城市建设规模的扩大，城市基本建设力度的加强，这只是一个表面现象。从经济学角度来解释，城镇化过程是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向城镇有效地转移，他们在城市里落住脚，而且有活干，能够稳定下来，这才是问题的本质和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河南：负重与迂曲（4）党的十六大为什么提出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就是现在的经济发展阶段变了，过去在经济短缺时候的思维方式、对经济规律的把握以及政府行为能起的作用，到今天基本上不起作用了。
老百姓总的感觉是河南在一天天地往好的方面变化，在往前走，不满意的地方肯定也有，主要是恨铁不成钢，但想把一个1亿人口的大省很快地改变面貌也实在是不容易。河南现在面临几重压力，处于多难的境地。
河南这几年在对外开放方面比较大的战略就是推行“东引西进”，到新疆、兰州、广西、云南等西部省份去办河南商品的展销会，然后又向东部推销河南，宣传河南的投资环境和优惠政策，目前取得了一些效果，但效果不是十分明显。好多事情从逻辑上讲应该这样，但事实上还需要冷静的分析。比如河南的区位优势，过去因为交通不发达，人们从东部往西部去必须在中原歇歇脚，那个时候说区位优势还比较明显，但现在铁路、飞机的交通这么方便，人们就不一定在此停下了。郑州过去是大的商品集散地，但现在河北、山西是不是还有必要到郑州来批发商品？因为现代交通和信息越来越发达，人家有可能直接到武汉去批发。所以我们不要老讲自己“承东启西，连北贯南”，这个优势已经越来越不成为优势。
现在招商引资靠政府出面的效果不大，过去动不动就由政府带队到港澳、美国等地去招商，还喜欢用搞运动的方式去办这个节、那个会进行商贸洽谈，把很多外商集中在一天签协议，表面上看起来很热闹，实际效果不大。现在上上下下都觉得搞这些没有多大意思。但有时还要搞一点，因为省与省、市与市之间的政府合作需要搭建一个平台，为企业推销产品，寻找合作伙伴。前几年河南招商引资也是层层加压，下达指标任务，现在这样做的不多了。因为经济已经总体进入过剩阶段，特别是工业方面。党的十六大为什么提出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就是现在的经济发展阶段变了，政府官员再怎么说这里有什么资源，人家不一定感兴趣。现在根本预测不出来5年、10年以后市场需要什么，将来可能会形成一个什么市场。过去在经济短缺时候的思维方式、对经济规律的把握以及政府行为能起的作用，到今天基本上不起作用。有的部门一年到头就是办会，到这个省办了，又到那个省办，重复着做这些事，真正政府该抓的事情却荒废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到底应该怎么促进经济的发展，这对于中部各省的政府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发展一定要有新思路。但有一条很明确，即河南这几年在整治经济环境、提高政府管理服务水平方面下的决心比较大，各级政府专门成立了整治办公室，由省长、市长、县长亲自抓，发现对企业的服务态度不好，对外商的态度不好，乱收费、乱罚款的就处理，抓了一批反面典型。
河南大力发展旅游经济经过了一个反复认识的过程。过去总认为旅游是外国人的事情，旅游是与外办连在一起的，而且一说到旅游就认为是外国人要来看河南的历史、文化、和文物。最近这几年我们对旅游的认识不断深化，首先是旅游的服务对象，不管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不管是省外人还是省内人，都是我们的服务对象，这是一个转变。城市近郊的旅游、省内的旅游都开始瞄准本省、国内的游客，现在主要来玩的也是国内的，外国人在旅游服务对象的总体中所占的比重和地位下降了。其次，旅游到底看什么，过去总认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有三千多年在河南，人家一来就是带人家看博物院、龙门石窟、少林寺、开封府这些古董，但现代人旅游主要是为了休闲和娱乐，古代那些东西需要看一看，尤其是外国人来了要让他们看，但更多的人是为了回归自然，享受自然，为了看山、看水、看绿。河南有好山好水却锁在深闺无人识，像伏牛山、太行山、大别山里面有不少好景色，其雄奇险峻也不比黄山、井冈山差多少，但过去没有把这些山当作旅游资源。最近我们在这些方面广开门路，像焦作没有历史文化资源，人们一说到焦作就是煤矿，实际上周围全是山区，附近就有伏牛山、太行山，山石俱佳，瀑布、猴子、生态、植被都保护得很好，这几年一直是全省接待游客量比较大的地方。还有濮阳只是一个出石油的平原地区，也没有什么历史文化资源，这个豫北县级小市整了几千亩荒沙地，搞了两个中原绿色庄园，电视里经常打广告，结果连续两年成为河南的旅游热点之一。
旅游业需要龙头和品牌，河南现在主要是“三点一线”，三点即开封、郑州、洛阳，一线就是沿黄河一线，从下游的商丘到济源，再一直到上游的三门峡，省里把此线当作重点来开发，大力提高其品味，这几年都在蓬勃地发展。2002年，仅洛阳旅游业就接待境外游客11万人次，国内游客1,300多万人次。洛阳已成为全国20个黄金旅游城市之一和海外华人寻根问祖的热点地区之一。照这个势头来看，随着老百姓的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河南旅游产业还会进一步扩大，预计“十五”结束全省旅游总收入将达到650亿元，占到全省GDP的10%，与工业等其他支柱产业所占总产值的比重基本持平。
建国几十年来，在河南到底怎么发展的问题上曾经走过一些弯路，大跃进、人民公社时河南一直是典型，“文化大革命”期间又搞得比较过头，后来才发现走得太“左”了。最近几任的省委、省政府领导总体来讲扎扎实实地谋发展，没有什么明显的决策失误，老百姓总的感觉是河南在一天天地往好的方面变化，在往前走，不满意的地方肯定也有，主要是恨铁不成钢，但想把一个1亿人口的大省很快地改变面貌也实在不容易。河南现在面临几重压力，处于多难境地。比如很多地方都说要工业兴县、工业兴市，可自己要上什么项目不知道，也难找到合适的工业项目，因为国内整个工业生产过剩，市场低迷，几乎生产什么，市场上就多出什么。可能中部省份都想加快工业化，又难在工业化。
市场经济社会是以工商企业家为中心、唱主角的社会，政府要从舞台中心退出来，政府官员要为工商企业家服务，这是一个本质性的深刻变化。
历史文化积淀比较深厚的地方在走向市场经济、工商业社会的时候，都表现出文化的不适应性，我觉得中部地区都要深刻地反思这个问题。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河南：负重与迂曲（5）传统文化、传统观念对市场经济的抵阻作用亦非常强，中部地区的传统观念无非就是两种：一是来自于自然经济的小农意识，表现为封闭保守、安于现状、不求进取，农民只要有饭吃，甚至有稀糊糊喝着，就不急于发展。而一个地方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却是在民众之中，像河南第一县巩义县，年财政收入四五个亿，人口五六十万，老百姓家家户户都在想着怎么搞经营、怎么富起来。这个地方是丘陵地区，人均土地只有三四分地，有的甚至只有二三分，搞农业没有办法生存，20世纪70年代就逼出了乡镇企业，当时主要是生产农业机械，像抽水机、钻机，还搞过炼铁，有各种小手工艺技术，这么多年发展下来成了河南第一县。我曾经比较过：巩义县的民众中蕴藏着经济意识、商品意识、工业意识，有一种发展的强烈动力，谁到这个地方当县委书记、县长都省心；而其他地方的农民有一两亩地，他们就会守着这块地不思进取，没有再发展的冲动，有的甚至还想着一定要生一个男孩，一定要比兄弟或邻居多一个男孩，还是认为没有男孩或者比人家少一个男孩会抬不起头来，而多了一个男孩就可以高高地抬起头来。小农经济落后的文化仍是中原大地的一个沉重包袱。
二是长期的封建社会形成的封建政治观念，尤其是官本位意识严重。人们的价值观、人生观最深层次的标准，就是一个人到世界上来走一遭，最后到底活得好与不好，成功还是不成功，就看你有没有做官。官做得大与小，这是很多人心目中的一个尺度。这个现象在整个中国都存在，但我感觉在河南、陕西一带更严重。
中国的政治中心有两三千年在中原，北宋以前就开始在这个地方，一代一代传下来，总是以家族中有人当过官为荣，家族甚至你的亲戚邻居中有一个人当大官，众人都觉得特别欣慰。现在还有些人只要在人前一说起自己的同学是什么官，姐夫、侄儿是什么官，那种感觉真是好得很！这就是官本位意识的具体表现，形成了我们这里的优秀分子和社会精英不像沿海地区的人那样去谋发展，要给自己创出一份事业，成为工商企业家，而是创业意识非常淡，甚至瞧不起这些，一门心思地想做官，做了官又一门心思地想办法怎么做大官，社会上长时间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的现象非常严重。
在走向市场经济的进程中，一个地方总要想办法发展，你越是不发展就越不能发展。而市场经济社会是以工商企业家为中心、唱主角的社会，政府要从舞台中心退出来，政府官员要为工商企业家服务，这是一个本质性的深刻变化。传统官本位文化与市场经济社会格格不入，后者要让从事工商业的人感觉自己在整个社会环境中最有地位，最受人尊重，但河南现在远没有形成这种环境。比起以前是大有好转，企业家与农民相比，或者与一般知识分子相比，社会地位是高的，但与党政机关的官员相比，还不是主角地位。某些政府官员动不动就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命令企业。文化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在基层一个搞企业的见到一个乡长，心里就会想人家是领导，自己就会把自己放在矮一截的位置。我们在一些县里搞调查，发现大专以上毕业的人除了当医生、教师的，95%的人集中在县乡党政机关，这些人一天到晚没什么事情可干，却想着怎样才能得到提拔。很多县乡现在基本上没有什么工业企业，商业也不景气，你说这个地方发展经济的动力从何而来？现在还出现一种现象，如果你在一个企业搞得不错，一下就把你从企业的一把手提拔到县里当一个局长或者副县长，甚至副厅长，大家都感到你是被重用了。反过来，如果你在企业搞一辈子，那就不是被重用。在江浙地区，民营企业如同雨后春笋一样蓬勃兴起，大企业家、知名企业家成群地出现，企业家群体真正成了社会的支柱，而我们有些地方多少年出不来一个好的企业家、知名企业家，而官员队伍倒是不断地庞大，这也是中部地区一个普遍的现象。历史文化积淀比较深厚的地方在走向市场经济、工商业社会的时候，都表现出了这种文化的不适应性，我觉得中部地区要深刻地反思这个问题。
在“三个代表”理论中，江泽民同志为什么把先进文化的问题提高到党的性质、宗旨、任务的高度来讲？就是因为中国要改革开放，要走向世界，却遇上了小农经济文化、封建政治文化、计划经济时代“左”的文化等落后文化的阻碍、束缚和羁绊。如果不用先进文化来改造这些落后的文化，中部地区就很难加快发展步伐。实际上中部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差距越拉越大，这个差距并不表明中部地区的领导者水平不足、工作不努力，而是表明中部地区深层次的文化力量太强大了。文化本身就不是一个短期内能改变的问题，它的盛衰消亡有一个缓慢的过程。现在最难的事情就是市场经济要求我们必须尽快地改变这种文化，东部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基地，工商业蓬勃地发展，到最后中部的工商业有可能慢慢地萎缩，没有多少制造业，没有什么创造力，成为西方世界和东部发达地区的商品倾销地。没钱怎能把城市建设漂亮？江西还有可能成为人家的后花园，河南不行，因为我们人口这么多，生态环境受影响，想成为人家的后花园都难。
实际上这个前景已经隐约摆在我们面前了，我经常到河南的大商场看一看，现在直接放在柜台上卖给本地消费者的河南产品已经越来越少。各种名牌服装都不是自己生产的，至少值钱的衣服没有。火腿肠、方便面这些食品河南还有一些，但在市场上价位比较高、利润也比较高的家电等轻工业产品都是外地的。我甚至还发现，做饭用的液化气灶、锅子、勺子、铲子、菜刀等商品都是南方过来的，我们竟然连这些东西都做不出来了吗？可能做出来也没有人买，消费者已经从骨子里认可南方的这些产品了。整个中部这方面的情况都差不多。如果我们一边高喊着工业化，一边又对这些问题认识得不透彻，不想办法尽快改变现状，我们的工业化就将始终是水中捞月，雾里看花。
走在中原的黄土地上，你会比任何时候都少去廉价的乐观而拥有可贵的清醒。与此同时，你也会比在任何地方更认同中部的人民正在从事一个从未有过的伟业！
胡平：刘道兴先生道破了河南当今发展的两难境地。如一方面要加速工业化，可因为起步太晚，偏逢过剩经济和市场低迷，几乎生产什么市场上就多出什么，可谓必须工业化又难在工业化。如要大力做大做强第三产业，没有广泛而又繁荣的第三产业，就吸纳不了大量的已经进城和等着进城的农民，就提高不了城市化水平，但第三产业若没有工业化的强有力支撑，那畸形的发达下掩盖的只是一个经济附庸的角色。再有，文化的重筑其实比经济的振兴更为迫切、艰巨，当今不思发展的地方越难发展，没有文化重筑意识的人们也越难有文化的苏醒；可瞬息万变的市场经济、泥沙俱下的商业社会，既不能使人们理性、客观地认识自己，又往往在滚滚红尘中消解了文化的意义……河南的两难境地，确实是当今中部地区的两难境地。
认识了中部的两难境地，大概就能体悟中部经济振兴的负重与迂曲。
然而，就在如此的两难境地上，河南的经济航母下水入海了，在中国的海平线上犁出了一道道壮丽的浪花……走在中原的黄土地上，你会比任何时候都少去廉价的乐观而拥有可贵的清醒。与此同时，你也会比在任何地方更认同中部的人民正在从事一个从未有过的伟业！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河南：负重与迂曲（6）下面我想探讨的是豫地的文化。
没有文化的眼光只能是近视眼，看不清自己的来处，也看不到自己的去处。有了文化的渗透，我们便能像张宇先生一样发现——“……人们慢慢由大河文化向海洋文化转移。这种转移的大势所趋，必然开始抛弃和冷落原来的文化中心。人类在历史和文化的发展中这种超越自己的行为虽然是一种进步，但是这种进步是残酷无情的，是以牺牲自己原来的出发地和根据地为代价的。就像鸡蛋孵出了小鸡，就像小鸡离开鸡蛋以后只把鸡蛋剩成了一只空空的蛋壳。”（《守望中原》）“在这种规律性的文化转移下，并不是所有的河南人都沉得住气，有相当多的河南人昔日良好的心态被打破了，开始迷失自我。他们想知道：这个世界怎么了？为什么中国历来的中心被边缘化？为什么昔日的一个钟鸣鼎食的望族，今日竟有些像破落户子弟……前些时，民间与网上有多少针对河南的文字，一本接一本的出版物上就有多少为河南讨回的公道”。
仍有河南人心静如水，笑里有禅。马国强先生说：发展经济不是太难，只要制度、体制得当，发展的路径都差不多，不过时间或早或迟。但中国文化的极品如果保持住，在将来的世界上说不定它就是先进文化。张宇说得颇形象：当初从贫穷的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时候，人们喜欢塑料工业制品，讨厌大布和方口布鞋，不喜欢大自然中土里土气的东西。后来发现塑料鞋竟然造成了生态污染，人们又喜欢方口布鞋了，衣食住行又都流行回归自然，但这中间必定会经过一个“塑料文化”的过程。
竭尽所能地警惕、批评小农经济文化、封建专制文化和极左政治文化的流毒的同时，他们对脚下的这块土地的美好未来充满信心。他们出省去，自尊自强，更为河南每一天的进步而自豪，丝毫不觉比别人矮了半分；他们在故土，依旧笃笃定定地生活与工作，有滋有味地创作与编务，丝毫没有乱了方寸。窃以为，这便是文化的智慧，文化的定力，还有文化扬弃后的传承。拥有了它们，就必然要爆发出文化的力量！
当今去河南，人们总要劝你去林县的红旗渠看一看。在太行山东麓的那片原本土薄石厚的不毛之地，在祖国艰苦而又动荡的年代里，林县人凭着自己一双手，闯过50余处悬崖峭壁，劈开264座山岭，跨越274条河道、山沟，打通68个隧洞，费时6年完成了长达1,500公里的红旗渠工程。这个迄今为止震撼和打动了无数参观者、被许多外宾叹之为“人类现代史上的奇迹”的工程，还有它带出的今天林县活跃在祖国各地的十万建筑大军，可能是最强烈最完美地体现了文化的力量。
我发现中国文化背景中有一个怪现象，每隔一段时间大家喜欢围绕一件事情来说道说道，痛快淋漓地发泄一下。
河南就像母亲，把孩子们养大了，自己却越来越老了，人们嫌河南变丑了，这其实是忘祖的表现。
马国强（河南日报副总编辑、大河报总编辑，河南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河南大学艺术学院研究生导师，高级编辑）：我对前一段时间外界对河南的评价是不赞同的，因为那不公正。就全国各省对一个地方的评价而言，各种负面传闻最多的地方并不是河南，河南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口总数与负面事件报道的比例并不是最多，但为什么河南在这方面显得特别突出呢？我觉得首先是有些领导和老百姓的心态不正，把这种事夸大了。有些媒体的传播也是盲目和不负责任的，逐级放大了这种影响，加上河南人的自我调侃，拿自己的疮疤卖钱，所以河南给外界的印象不佳。当时山西的假酒事件造成了人员死亡，在国内的负面影响也很大，但河南人自己先乱了阵脚，立刻就提出要重塑河南形象。我就很奇怪了，河南的形象什么时候坏过呀？为什么要重塑？主要是我们自己把这些事情看得太重了，同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广东、福建，比如最近报道的这两个省有人利用手机发短信搞全国范围的诈骗，人家可能是一笑了之，自己悄悄地改正就得了，这阵风很快就会过去。现在的领导不再说重塑河南人形象这些话了，过去就是太急于辩白了，结果越辩越糟糕，你现在不辩了，人家也慢慢不说了，本来也没有那么严重嘛！
张宇（河南省作家协会主席）：这几年河南发生了不少事，媒体和网上关于河南的话题也特别多。我主要从两个方面看这个问题：一方面，我记得几年前温州假货泛滥的时候，全国人民都骂温州人，后来不骂了，改骂河南人了。由此我发现中国文化背景中有一个怪现象，每隔一段时间大家喜欢围绕一件事情来说道说道，痛快淋漓地发泄一下，其实有些事情不是河南人干的，但都要放到河南人身上来说一说。这和中国几千年的大一统有关，西方文化讲究个体，咱们则是强调什么都要统一部署，这种集体无意识的文化积淀容易形成话语中心习惯，这是我们民族的一个劣根性；另一方面，我认为主要责任在河南人自己。河南人的个性中有自嘲的一面，李准的小说中比较多地谈到这个现象。河南人幽默的时候不骂别人，只骂自己，不去伤害别人。我们有一句话叫“会骂的骂自己”。据我观察，其实关于河南的段子、笑话有60%～70%是河南人自己说出来的。加上现在的传播手段不一样，有了互联网。如果没有互联网，就不会有所谓的“妖魔河南化”一说。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河南：负重与迂曲（7）马国强：中国传统农民的机智狡诈，都集中体现在了河南人身上。张宇专门写过一些关于中原农民的文章，把他们的机智狡诈、顽强的生存能力都表现了出来。顽强的生存能力，可能表现为一种自嘲达观的人生态度。如果你在河南特别是在豫西地区生活的时间长，你就能感受什么是河南人的自嘲。豫西与豫东还不一样，豫东长期战乱不定，经济、文化遭受的破坏特别严重。豫西的文化相对稳定，你会发现这里的庄户文化80%是幽默、调侃，农民们端着碗吃着饭都要互相攻击，这只是一种软攻击。但这种文化有时被放大以后，就成了对河南的负面影响。
张宇：我年轻的时候，曾和北京、上海的作家对擂开玩笑，用一些民间话语互相调侃，其实我们的关系都非常好。有一次北京作家说河南人土，李准就说，张宇你来一段。我说河南人确实土，什么大裆裤子、大挂面……然后我就歌颂了北京人一段，说北京人真好啊，北京在中原的上边，历朝历代皇帝都在那儿。一开始说得北京人挺高兴的，紧接着我话题一转，北京人好是好，可怎么北京人没有出一个皇帝？皇帝都是外地来的，北京是顺民，是跟屁虫。这一下大家“哗”地一下全笑了。李准就在一旁起哄说，你看你们北京人都乐了吧，你们不是我们河南人的对手。我又接着说，河南人再土也是全国人民的妈，因为黄河是世界上发源最早的文化区域之一，大河文化孕育了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摇篮，黄河的中游段主要在河南，起于孟津。大河文化的鼎盛时期是在唐朝，四方都要到唐朝来进贡，可以说什么文化都欣然接纳，熔于一炉。所以说，自信的时候往往最开放。那时候沿海一带远未开化，是南蛮之地，不光要从中原输送人种过去，还输送文化过去。现在福建、台湾、江西南部都有很多客家人，主要是由姓陈的和姓王的开拓出来的，他们的老祖宗都是河南人，现在问祖都问到了河南。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河南是中国人的妈。
南宋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迁，把包袱甩给了内地，内地开始贫穷。中国历史上的100多次战争，包括农民起义，大抵决战的主战场都在河南，如楚汉相争、李自成起义、蒋奉大战等等，一次又一次地残杀和掠夺，从精神上辗碎了中原地区人民发展的愿望，人们仅是为了起码的生存而劳碌奔波。河南就像母亲，把孩子们养大了，自己却越来越老了，人们嫌河南变丑了，这其实是忘祖的表现。
物质经济条件一发展，人们就意识到自己的根很重要，要尊重历史，尊重祖先，这是一个历史的必然。
郑州虽然离开封不远，但郑州的影响这么些年却难进去，开封似乎有一个坚硬的文化外壳。
马国强：这有点像改革开放之初的出国热，那时从大陆出去的留学生少有不骂中国人的，说中国什么都不好，骂中国人丑陋、愚昧、脏乱差，那时的电影《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等等，展示的也多是中国人丑陋的一面，而外国什么都好。但现在没有什么人骂了，物质经济条件一发展，人们就意识到自己的根很重要，要尊重历史，尊重祖先。这是一个历史的必然，人们开始尊重历史，也就开始尊重河南。最近“妖魔河南”之声消退，似乎一是河南人自己不再辩驳了，二是河南的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最根本的则是中国人开始尊重自己的历史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上了一个层次。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糟粕，对工业化发展起着非常大的阻碍作用。但当迈过工业社会、迈过物质阶段以后，人们会重新回归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来。我们到海外一走，发现海外华人的成功以及利用东方儒学治国的成功例子都说明中国文化的生命力。我觉得发展经济不是太难，只要制度、体制得当，发展的路径都差不多，只是时间有早晚。但中国文化的极品如果保持住，在将来的世界上说不定它就是先进文化。
张宇： 这就像当初从贫穷的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时候，人们喜欢塑料工业制品，讨厌大布和方口布鞋，不喜欢大自然中土里土气的东西。后来发现搞了半天的塑料鞋竟然造成了生态污染，人们又喜欢方口布鞋了，对衣食住行也都流行回归自然。大家现在明白了，天人合一是最好的发展，但这中间必定会经过一个“塑料文化”的过程。
这二十多年来沿海地区发展得很快，这其实是大河文化与海洋文化的嫁接，黄色文明与蓝色文明的交融，就像养盆景，一棵老石榴不开花也不结果，怎么办呢？弄一棵新芽给它嫁接上，结果老树开新花，结新果，嫁接的意义就是让老树比原来更有生命力。如果蓝色文明硬搬过来，那就会出现水土不服，发生对撞与排斥。毕竟黄河文明是深邃、厚重的，海洋文明会感到力量不足，得采取折中的办法，而且要有一个海浪慢慢涌过来的过程。
我和国外学者对话的时候，曾颇为刻薄地说，不光是中国，翻看世界历史，可以发现古代文明发达的国家现在都比较贫穷，像印度、埃及，这是一个文明进程的规律，如同一个人有巅峰时期，也有低谷的时候，哪能一直往上走呢？一定会有一个起伏的过程。现在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是没有历史、文化包袱的，他们几乎直接插入历史，又随即应对发展。河南的情况也是这样，郑州发展得最好，为什么？不仅仅因为郑州是省会城市，还由于郑州是一个移民城市，原来它只是一个驿站，没有多少人口，是解放以后建设起来的。在这个移民城市里，没有老郑州的土话，也没有统一的方言，所以这个城市不排外，有包容性，许多人在郑州能做成大事情大生意。在洛阳、开封却不行，洛阳、开封是古老的城市，城市理念固定、传统，是一种超稳定结构。洛阳和开封虽然都是古都，但洛阳比开封要早，外来文化的浓度多一些，20世纪50年代，国家在这里建了十大重工业企业，每个工厂都是副省级单位，洛阳一下成了新中国的重工业基地，洛阳只有半个城市是古城。开封则完全是一个古城，历史上又曾是河南的省会，现在台湾的地图上标示的河南省会还是开封，台北的所谓“中央电视台”播报天气预报也是报开封的天气，它的架子似乎还端着。古老的城市特别懂怎么管人、整人，怎样成为人上人，却不懂解放人的身心和发展经济。你别看开封贫穷，人却很“智慧”，我有一句恶毒的调侃，一些开封人特别懂勾心斗角，特别懂权术、治人之术及种种利益关系，有资格出口到国外办勾心斗角学习班、争权夺利培训班。郑州虽然离开封不远，但郑州的影响这么些年却难融进去，开封似乎有一个坚硬的文化外壳。
河南是中国的缩影，研究中国就应该研究河南，中国文化的所有东西，在河南几乎都有明显地体现。
全国有70%的姓氏都来自河南，这虽然不能给河南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但是间接的益处是有的。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河南：负重与迂曲（8）马国强：我感觉河南是中国的缩影，研究中国就应该研究河南，中国文化的所有东西，在河南几乎都有明显地体现。很多知识分子真的是爱之愈深，痛之愈切，觉得自己的民族丑陋不堪，觉得我们的文化对现代化进程起着非常大的制约作用。但这个过程终归会过去，可能河南文化和中国文化中一些被当作是沉重的历史包袱给甩掉的东西，以后某一天还得再捡起来。当发现经济发展换得的是人情淡薄时，人们就开始冷静思考了。年轻的时候我也是愤世嫉俗，总想早一天离开河南，就像当年有些人希望早一点离开中国。虽然我们现在的生活水平不是太高，河南的经济建设也算不上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当我到50多岁的时候，走遍全世界看了看，才明白了我们的文化不能连汤带水全泼完。明白了人不能光活在物质世界当中，还要活精神。我没有一点革命的色彩，只是认识到对历史的反省一定要通达和客观。
河南有很深的文化积淀，这两年国人的寻根意识增强了，寻根是因为大家有钱了，没钱谁愿意寻根？全国有70%的姓氏都来自河南，这虽然不能给河南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但是间接的益处是有的。有一年我在台北搞美展，一天下午我见到了陈立夫和蒋纬国两位，我们在一起聊了3个多小时。他们和我一见面，就说：“哟，河南家乡来人了！”陈立夫写了一本书《成败之鉴》，第一句话就是“我是郑州人”。但他的老家是淮阳，淮阳原名叫陈州，就是包拯当年下陈州的那个地方，也是陈胜、吴广的老家。这个地方不得了，现在又有人祖伏羲氏之墓。蒋纬国很爱开玩笑，他说：“国强，我们都有一个‘国’字，都是国字辈的人”。我问他怎么说自己是河南人？蒋纬国说，当年父亲要我的装甲兵部队全部推广少林拳，而河南嵩山的北少林拳是正宗的，所以说我也是河南人，咱们都是国字辈……走到河南的每一寸地方几乎都有故事，从河南东部说起，你过了徐州从商丘进入河南，中国的典故、成语以及唱戏的戏本上的故事，可以一路说到西部的三门峡市，像“捉放曹”、曹操与袁绍之间的“官渡之战”，刘邦与项羽对垒的鸿沟（现在中国象棋的楚河汉界即缘名于此），还有“杞人忧天”等等，它们都发生在河南，可以化为当今发展经济的无形资源。
河南有不排外的特点，这与它地域辽阔、交通方便有非常大的关系。东西南北的方言虽然有一点区别，但是差别不大，不像湖南、江西的南北方言差别那么大，甚至彼此都听不懂。地理方便既让河南深受其害，也深得其利。受害主要表现在历史上主要的重大战役都在这里发生，三国时期几次有名的大战都是决战中原，即使是外面打的赤壁大战，曹操也是从许昌拉过去兵源；官渡之战在河南；李自成商洛出兵也在河南大打一仗。河南境内的战争太频繁了。即使河南不是主战场，也在主战场的边缘，像抗战时武汉会战拉上了河南，台儿庄大战、淮海战役也是如此。深得其利就是经济文化容易交融，这几年河南的交通硬件建设全国一流，从郑州出发一两个小时可以到省内任何一个城市，包括最边远的南阳都可以当天往返。你别看河南不临海，但是信息优势也是有的，因为交通优势特别是地面交通、公共交通优势，带来了信息优势，同行们最羡慕我们《河南日报》的记者，我们的记者派出去方便，当天印的报纸当天就可以发行到全省，在早上8点钟之前，所有的读者都可以看到《大河报》，即使在南阳山区（伏牛山和桐柏山、大别山一带）任何一个山村，你都可以看到我们的报纸。因此《大河报》在全国都市报中，年创利润和速度是最高的，发行80多万份，年创纯利润8,000多万元。就文化产业这一项来讲，由于河南的交通便利，三两年之内中西部地区其他省的报纸很难超过我们。
河南这三五年与“官本位”意识的告别要比外省走得更远、走得更快，市场化已经逐渐被很多河南人认可。
河南的觉醒光靠知识分子不行，靠当官的也撼不动。河南的觉醒就是从红旗渠的觉醒开始的。
张宇：河南这几年的软件建设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最明显的是知识分子，对官方、体制的依赖性没有过去那么强了。河南的作家在全国被称为“豫军”，不管是人在本省还是省外的，有十多个作家在全国都有名，而且都集中在一个年龄段，像二月河、李佩甫、何向阳、周大新、刘震云、刘庆邦、阎连科，还有青年军事作家柳建伟。但河南作家在全国作家中是属于比较民间化的，像二月河、李佩甫从不伸手要官当，也不要什么代表、委员当，作家就是作家，写自己的小说，用自己的小说说话。省文联党组书记说过这样一句话，“还真是奇怪了，怎么到了这样的机关，没有见到一个跑官的作家”？河南的经济界也是这样，企业家们现在普遍认识到只要把一个企业做好了，同样是对社会作贡献，你当你的官，我当我的企业家。
马国强：作家知道自己的事业成功应该在写作上；企业家知道自己对社会的贡献不亚于政治家，专心致志地当一个企业家；新闻界人士能成为一个知名的记者、编辑也同样是很自豪的事情……人们的价值观念开始多元化。不像过去“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了又只有做官高，过去这种思想在中原太严重了。现在虽然还是“读书高”，但是比起前几年方向分流了，像我们《大河报》设立了首席记者、首席编辑，你只要做好了还可以当总编辑。企业家现在也在社会上受到普遍尊重，像新飞电器、双汇集团的老总都是河南知名的企业家。河南这三五年与“官本位”意识的告别要比外省走得更远、走得更快，市场化已经逐渐被很多河南人认可，这对于深入推进改革非常有帮助，也是社会在进步的标志。当然现在还存在“万众报考公务员”的现象，这和外地一样，但是万众争当企业家，当名作家、名记者、名编辑的比例，要比过去大多了。
张宇：作家现在有事一般不找领导，比如住房问题，我们赚钱自己买商品房，找领导还嫌麻烦，还得向人家低头，说软话，你给我就要，不给我就自己想办法。我们觉得很正常，西安的同行对此还不理解，如贾平凹就说我，你傻了，自己掏钱买房子，让公家分一套不就完了。但我觉得自己花钱很自主。人们开始背离“官本位”意识，开始觉醒和自我创造，追求个人的价值，这是河南必然会兴旺发达最重要的表现。
马国强： 现在河南下海的官员不多。从表面上看，官员下海是价值观念多元化的表现，实际上不少下海的官员是贪官污吏，他们在当官期间铺垫了很多东西，下海是为了享受这个结果。但也有些官员下海真正是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像河南桐柏县开始送干部到沿海打工，有些人打工以后不想当官了，他们在打工的过程中发现挣钱很荣耀，留在当地当起了小老板。这种人虽然还不多，但这种观念很有代表性。过去中原人最愿意守着自己的家园，但现在的开放意识可能比其他内陆省都要强。河南人走出去以后，择业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让河南人给人家搓背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那是温州人、扬州人干的事情，现在让江西的农民出去给人搓背可能他们还会觉得很丢人，但河南商丘出了一个“搓背村”，不管这活是脏是累，农民觉得用自己的双手，通过辛勤的劳动去挣钱非常光荣。河南现在有很多“搓背村”、“擦皮鞋村”、“编柳篮村”，这说明人们的观念真的开始变了。
河南最有名的是林县，就是建红旗渠那个地方，号称是“十万大军出河南”，他们以建筑业为龙头，有十几万人在外面搞建筑，他们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多年积累的石匠技术用在了建楼上，保证了施工质量，北京西客站就是林县人建的。建筑业内只要一听说是建过红旗渠的林县施工队，二话不说，绝对放心，这支队伍可谓在全国无往不胜。辉县有一个郭亮村，就是谢晋导演拍电影《清凉寺钟声》的地方，现在这个村叫“影视专业村”。郭亮村处于太行山区，过去与华北平原是隔开的，交通很不方便，这里的农民用自己的双手，在万丈悬崖的陡壁上挖出一条十几公里长的洞（隧道），里面能够通汽车，他们每挖一段就在上面掏一个天窗透亮，整个工程的艰巨不亚于修建万里长城。红旗渠和郭亮村集中表现了河南人坚韧不拔、适应环境、改造环境的能力，你如果去看了会非常感动，这两个工程让去看过的人无不为河南农民感到骄傲。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河南：负重与迂曲（9）张宇： 我为红旗渠和郭亮村的事写过一篇小文章，这两个工程和愚公移山的精神是有联系的，而愚公移山的故事就发生在河南的济源市。这种精神可能来自于河南人的血脉，南方人往往只要把算盘一打，觉得付出的劳工不合算，就不会干，而河南人不计较利益，就是要想办法把山打通。过去没有想到郭亮村能成为旅游村，现在它比人造景观的效果要好十倍，虽然它也是人造的，但当时不是为了让人们参观，而是为了自己的生存，为了与外界的沟通。红旗渠现在也是歪打正着，现在旅游效应大大超过了灌溉效应。更可喜的是通过修建红旗渠，为后人找到了一个谋生的手段，所以才有今天的十万大军出河南。
毛主席说“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这句话现在看不一定对，但说实话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确实在于农民。农民问题、农村问题不解决，中国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尤其在中部落后的省份，农民觉醒了才是真正的觉醒。河南的觉醒光靠知识分子不行，靠当官的也撼不动。河南的觉醒就是从红旗渠的觉醒开始的，当农民从土地上走出去，其主要收获不仅是经济利益，还有来自各地乃至世界的信息，人们的价值观念便发生了变化。官方在林县现在根本不用提改革开放，农民自己满地跑，轰地一下全走了，他们满脑子想的就是开放。
现在有农民和美国合资在林县建飞机场，在山窝里建飞机场以前想都不敢想，但现在他们感觉回家不方便，路太远了，那就造一个飞机场吧，农民们只要想到了就马上干，第一想法就是先干了再说，河南话叫“兑得去球！”就凭这一点，我对河南的未来也充满了信心。
河南人，无论是在文化前沿的作家，还是处于文化边缘的农民，都具有做事从容不迫的品质。
河南的官不好当，想要当维持会长不难，可要改变河南、发展河南，必须切实抛弃当“太平官”或为个人凑政绩之念，而要保持一种务实的科学精神。
张宇： 河南现在的发展速度不算很快，但比前几年快多了，经济总量在全国也排前列。河南人不会宣传自己，不急于炒作自己。北京作家有一个说法，如果圈里忽然几个月看不到一个人了，那个人肯定是河南人，而且肯定关在家里写长篇。河南人，无论是在文化前沿的作家，还是处于文化边缘的农民，都具有这种做事从容不迫的品质。如同遇到痛苦和困难的时候，河南人喜欢自嘲，别人大肆炒作自己，将自身说得一朵花的时候，河南人往往也寡言少语，人家厉害就让人家厉害，这是河南人的性格基础。譬如河南作家写出来的东西都比较厚重，河南人的不慌不忙里能让人感到一股力量。我本人对前一段全国人民说河南这个现象是比较赞同的，我的看法和别人不太一样。在河南经济建设开始大发展的时候，似乎遭到了全国民间话语的“痛斥”，其内涵有两点：一河南人口众多，往全国跑的人也很多，由此向全国人民大大地展示了河南人的生存能力。为什么前些年不见“妖魔河南化”？这正表明河南人还没有走出去；二既然河南人的影响力大了，正负面影响都会有。这就像温州人早年展示他们的生存能力一样，一方面爽快、敢做，一方面又造假现象严重。温州经过整顿经济秩序，由造假到规范市场，提高质量意识、名牌意识到现在的欣欣向荣、名扬国内，这总得有一个历史过程，刚起步的时候肯定会有一些不和谐的杂音，这一点和现在的河南非常相像。所谓全国人民说河南，也是处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这是我的一个民间看法。
我同意你的在中部地区领导人很重要这一观点，在一元化体制领导下，权力机关的主要领导人常常是决定当地命运的枢纽或开关。河南在历史上历次运动中如大跃进、划右派、人民公社等都是重灾区，河南划的右派最多，其中有一个阶段划的右派占到全国的一半。河南官场的“紧跟”意识很强，喜欢跟着上面跑，而且还要跑在全国前面，仿佛全国政治觉悟最高的就是河南人。河南的极左不能怪河南人民，其实河南老百姓挺倒霉的，他们可爱之处就是太听话，1960年饿死多少人，河南粮库里堆满了粮食却没有人去动，老老少少活活地饿死，“信阳事件”就是这么回事。为了不给共产党抹黑，他们也不出去讨饭。 我当时还很小，而且在城里，没有经历过这些事，只知道农村饿死了很多人。但城里人也只定了18斤粮食，有时是红薯面，有时是玉米面，有时好一点是白面，但都是有比例的。在我的印象中人们上山扒树叶、扯瓜秧、找山里红，用瓜菜代替粮食，最后城里城外能吃的树叶都吃了……河南人那时候真恨当时的省委书记吴芝圃，但没有什么渠道表达上去。后来中央发现了这个问题，把吴给抓起来撤职查办，信阳有一个叫路宪文的专员也给抓起来了。这以后“文革”开始，河南动乱无穷，干部之间互相争来斗去，矛盾、派系错综复杂。因为“左”的土壤比较丰厚，河南的官不好“太平官”或为个人凑政绩之念，而要保持一种务实的科学精神。李长春在河南的重要贡献就是针对河南的经济发展格局理清了思路，形成了很多建设性意见。
马国强： 李长春的开放意识也很突出，《大河报》创刊时他还在河南，他那时经常表扬我们《大河报》。他对新闻工具和舆论监督的理解与把握、对文化在党的宣传工作中地位的理解与把握，都是比较好的。
张宇：李长春走了以后，我感觉有一段时间河南的发展有点退步了。省里动静最大的一件事是干部下乡。这事的出发点和动机可能是好的，但观念还是传统得很。我们想一下，4万名干部下乡每天要花费多少，而且不是短期的，一期动辄就是一年。一个小小的档案局都要派几个人下去，几乎把这个单位的经费全部吃完了。实际上下乡的车马费、汽油费，给干部的出差费、补贴费，大大高于扶贫款，搞得全省上下怨声载道，既劳民伤财又浪费资源。
马国强：但这种做法容易出经验，也就能出政绩，让上面看到某某人在政治上是坚定的，河南的社会主义教育搞得多么好。当然也不能说实际的效果一点没有，总有部分农民的负担减轻了，总会修出一些路，总会听到一些困难户感激不尽，上电视、报纸的效果很好。但扶贫济困不是这种搞法，实际上这还是在输血，本来应该是激活细胞，让他们自己“造血”。这是逆市场经济而动，捡了瓜子丢了西瓜。而且，河南刚刚形成的工业化气候，被这一政治化举措给打乱了。现在市场分工越来越细，政府部门正在向市场经济接轨，怎么能让各厅局的干部都去做农村工作？这还是过去搞运动的做法。当前各省区都在市场经济中搏弈斗法，倘若还用传统的观念指导现在的经济建设，显然会再度耽误河南的发展时机……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河南：负重与迂曲（10）马国强：现在的省委书记李克强和省长李成玉非常开明开放。李克强书记的个人素质不错，学识也很好，看一个人不能光看学历还要看学识。李省长是从宁夏过来的，这个人敢说真话，口碑非常好，抓干部作风很务实，讲话不张扬，对市场经济的理解非常到位，我相信在他们的领导下，河南会有更大的发展。
那份幽静与开阔，来自于好不容易滤去的、曾喧嚣于一时的浮夸、浮华与浮躁，深藏着中原大地的沧桑和河南人民的喜怒哀乐……胡平：在中国，凡涉及“大跃进”到“大饥荒”这段历史的著述中，很少有不谈到河南的。为了让年轻的读者有些了解，我不妨简述如下——1958年2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全国开始了“大跃进”运动。在这之前，河南已经刮起欺上瞒下的浮夸风，高产“卫星”满天飞。其实1958年河南的粮食产量只有281亿斤，身为省长的吴芝圃却一口咬定为702亿斤，由此导致了全省范围的高征购。同年6月在省委一届九次会议上，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副书记杨珏等领导干部试图纠正运动中一些“左”的做法，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反党集团”，而吴芝圃取而代之成为省委第一书记。次年，借着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对彭德怀的触天之怒，吴芝圃再度搞高征购，“反瞒产”，哪个基层干部完不成征购任务，就是“小彭德怀”，就会像土改时期斗地主那样被斗得落花流水；而哪个农民胆敢不缴足粮食，便会被捆起来，吊打追逼，关押拘留，拆毁房屋。在诞生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的信阳地区，全区打人成风，手段千奇百怪，骇人听闻。仅从1959年11月至1960年7月，为追缴粮食，经专政机关逮捕的有1,774人，其中36人死在狱中；短期拘留的也有10,720人，死在拘留所的达667人。在后来的河南省委向中央的检讨中，亦称这个时期的信阳，为“恐怖世界，黑暗世界。”
吴芝圃唱功不凡。1960年10月间，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陈云来河南调查了一个星期。像是一位老师教一个冥顽的学生做算术，他扳着手指头算道：河南有多少耕地，能够生产多少粮食，有多少农村人口？按最低限度农村人口要吃多少粮食？种子需要多少？饲料需要多少？全省吃商品粮的人口有多少……几笔账算下来，陈云的结论是，我不希望河南调出粮食，你们农村能够征购的粮食，养活不了城市人口。
吴芝圃仍坚持唱道：河南粮食产量比去年翻了一番还要多，不但不需要国家调入粮食，还可以调出粮食……正是陈云在河南的那几天，在北京，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监察委员会的4名干部，将一份关于河南信阳地区大量饿死人和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等问题的调查材料，送交了中央。
材料里披露，在信阳地区，正阳县原报去冬今春死18,000多人，现初步揭发已达80,000多人；新蔡县原报去冬今春死30,000来人，现在增加到近10万人。遂平县查岈山人民公社，过去只报死600余人，现在揭发死人近4,000人，占总人口的10%，在有的队竟达到了30%。各种令人发指的暴行，不仅农村严重，而且城市、工厂、机关、学校、商店、医院都很严重，广大群众在经济上遭受到了极大的摧残，生活异常困难，真正是十室九空，家贫如洗……1960年，仅信阳一地就饿死50多万人，史称“信阳事件”。
同年，河南全省人口比上年减少161万人。
1958年底，毛泽东两次在郑州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吴芝圃还盼望党中央能在郑州开一次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他已经从硬件上做了精心准备，在郑州北郊的黄河岸边，靠着高征购、高积累聚敛起来的资金，兴建了一片豪华的园林型的别墅群。别墅群内，除了按当时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的人数，以每人一个套间盖的一幢大楼外，还给当时党的七位领导人，每人盖了一幢别墅，从总书记到党中央副主席、主席，面积与舒适性逐级递增，以主席的别墅最为宽大考究……岂料落成后不久信阳事发，中央震怒，吴芝圃遭查办下台，此处尚未开张就打入了冷宫。此后，中央再也没有来郑州开过会。（以上可参见：肖冬连等著《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红旗出版社1999年9月第一版；张向持著： 《解读中原》作家出版社 2002年1月第一版 ）我打听了一下，此处一度拿来办黄河大学，后来没有办成，又改作接待贵宾的黄河迎宾馆。豪华早已谈不上了，不要说跟北京、上海的星级宾馆比，就是与郑州的比也差之甚远。但是现在走进去，它的那份幽静，那份开阔，那份葱郁，在让你身置其中心旷神怡的同时，还使对河南那段惨痛的历史有些了解的你体察到，曾喧嚣于一时的浮夸、浮华与浮躁，以及其中所深藏的中原大地之沧桑和河南人民的喜怒哀乐；而白杨、泡桐、雪松等各种挺拔的老树上的无边葱郁，也似乎在微风里轻轻地提醒后人永远思忖：
立国之本源自何方？
执政之基来自哪里？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五千年中国看山西”（1）胡平：2003年3月间，我偕朋友开车由北京经石家庄到太原，一进山西境内，便是巍峨的太行山了。放眼望去皆是雄峰峻岭，土黄色里难见一点绿意，有的只是间或划过的一片片黑森森的洞穴，远远看去，像是蜂窝般密匝匝的弹孔；只有靠近路边的，才看清那是住人的窑洞。
车辗转在太行山里，我的感觉是矛盾的，一方面是初春里却有着深秋的萧瑟，色彩单调；另一方面是大山西边脚下黄河一泻千里般的雄浑、古远。我耳边仿佛响起了抗日战争年代里那些唱遍长城内外的战歌，我还想起中国许多著名的古老神话--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后羿射日等等，无论是古籍记载，还是民间传说，都诞生在这座古老的山里。寓言故事《愚公移山》里，愚公率领众子孙要移走的两座山，一座是阳城县境内的王屋山，另一座便是眼前的太行山。这些神话和寓言传递着华夏先祖们非凡的想像力与坚韧的生命力，巍巍太行，因此也在中国人的审美世界里被赋予了人格化的亘古魅力。
大约是20个世纪60年代初，有一部风靡国内的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我还记得饰演女主角的演员叫金迪，有一双水灵灵火辣辣的大眼睛。影片的主题歌就叫《人说山西好风光》，随着它悠美的旋律，人们不禁对镜头中这些画一般的秀美山川心驰神往……再就是“文革”前和“文革”中，经济上一直靠煤炭发展的山西，政治上却日益成了中国的热点地区。郭沫若有诗云：“全国学大寨，大寨学全国。人是千里人，乐以千里乐。狼窝成良田，凶年夺大熟。红旗毛泽东，红遍天一角”。在这期间，扎着白毛巾，面朝黄土背朝天，一直干到毛泽东面前的憨厚、幸福地笑着的陈永贵，似乎成了山西人的代表形象；而满是红旗和豪言壮语的“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大寨，则似乎可以涵盖山西所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地理状况。
近些年关于山西的焦点视线，便是一些文化人从黄土、煤尘、贫困的背后，突然发现了令他们惊讶不已的三晋“旧貌”。其中流布广泛、影响巨大的是余秋雨先生的《抱愧山西》，内称：“在上一世纪乃至以前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最富有的省份不是我们现在可以想像的地区，而是山西！直到本世纪末，山西仍是中国堂而皇之的金融贸易中心，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城市里那些比较像样的金融机构，最高总部大抵都在山西平遥县和太谷县几条寻常的街道间，这些城市只不过是腰缠万贯的山西商人小试身手的码头而已……”
因印象如此斑驳冲折，山西在我眼里便总显得有几分神奇；时下的山西和江西同被归于中部地区，那么这风土人情迥然不同的黄土地与红土地，在历史与现实中，是否有着某些深层次的相通之处呢？
“十年中国看深圳，百年中国看上海，千年中国看北京，三千年中国看陕西，五千年中国看山西”。
陈建祖（原山西商报总编辑）：作家郑义曾说山西是“国中之国”，懂得山西就懂得中国。我们经常说到陕西旅游是上坟，可看的景点大多是陵墓，从这个坟墓钻出来，又钻到那个坟墓去看。而在山西不是这样，我们原来学的历史课本最早说到的是4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现在晋南芮城县境内西侯渡文化的大量遗存已证明人类在距今180万年前就能人工取火，把世界的文明史整整推前了100余万年，这是人类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笔。尧舜禹的很多传说都在山西，晋文公重耳也有很多故事在这里发生。唐朝之前李渊父子起兵就在太原唐明镇，这里是他们的龙兴之地。后来太原成了唐朝的夏都，李世民被称为太原公子。晋祠里立了一块唐碑，是李世民学习王曦之的草书写的，光一个“之”字就有30多种写法。国内现存的元代以前的木结构建筑，有70%在山西。整个山西是一个树叶形状，南北相距七八百公里，东西相隔300多公里。从最北边的大同云岗石窟往南走，一路上有北岳恒山、应县木塔、五台山、太原的晋祠、祁县的乔家大院。像五台山有一个佛光寺，是唐代的木结构建筑，至今1,400多年，全国只此一家；应县木塔是900年前的建筑，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认为是世界奇迹，叫作“中国的比萨斜塔”，实际上比意大利的比萨斜塔还要高，是世界现存最古最高的木结构塔。乔家大院是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外景地，其实规模很小，不过是封闭的财主式小家小院。规模最大的是榆次常家庄园，目前开发出五分之一就有12万平方米，整个庄园非常畅亮，与财主们不一样，常家祖辈是做茶业的，从乾隆到宣统历经七朝，沿袭150余年，可谓山西本省茁壮的“资本主义萌芽”，现在只开发出了几万平方米。介休县的灵石有一个王家大院也非常大，这些大院开创了晋中的商文化。晋商比徽商厉害得多，清末年间慈禧太后逃难到西安，路过山西没有钱，就是向晋商借的。山西的农工商富足到什么程度？包头原来是康熙征讨噶尔丹时的一个兵驿站，山西人在那里为清兵办辎重，逐渐发展成了包头城；辽宁的朝阳是山西一个姓曹的做豆腐的生意人建成的；现在北京的大栅栏、珠市口有70万山西人后裔在那里。山西的人文景观还有永济的莺莺塔和黄河大铁牛、历山的舜墓，可以说整个黄河文明都能在山西找到踪迹。前几十年一直强调山西是能源、重化工基地，而忽略了开发这些旅游资源。陕西没有能源优势，而西安是六朝古都，所以很早就把旅游资源开发出来了，那些年人们都是越过山西到陕西。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五千年中国看山西”（2）王进（太原市政协常委、副秘书长，山西省旅游规划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山西的特点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一是华夏名人出三晋。山西是一个历史名人辈出的地方，20世纪60年代曾出过一本《中华名人大辞典》，其中十分之一强的人物是山西人；二是华夏文脉在三晋。山西诗人实际支撑了半部全唐诗，像初唐的王勃、盛唐的王维、中唐的白居易、晚唐的温庭筠都是晋人，《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也是晋人；三是华夏财富汇三晋。从宋朝到清朝，晋商纵横中国一千年，在这漫长的历史中，尤其是在清朝，全国排名前16位的大财团都在山西，山西艰苦的自然生存环境与纵横天下的晋商形成鲜明的对比；四是华夏人气看山西。看中华民族还有没有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山西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地方。
2001年香港凤凰卫视曾做过一个专题电视节目，全方位介绍山西的历史和经济发展情况，我和王鲁湘是总策划人。在这个节目中我们把山西放到大中国的背景下来看，提出一个全新的理念，“十年中国看深圳，百年中国看上海，千年中国看北京，三千年中国看陕西，五千年中国看山西”。为什么这么说？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缩影，所以“十年中国看深圳”；150年前上海只是江苏省松江县的华亭镇，现在发展成为东方第一大都市，上海是中国近代史的缩影，所以“百年中国看上海”；北京真正成为大中国的首都是从辽金时代开始的，距今约850年，所以“千年中国看北京”；从周文王、周武王的历史开始，到现在正好是3,000年，所以“三千年中国看陕西”；从尧舜禹时代到现在大约是5,000年，所以“五千年中国看山西”。
凤凰卫视播出这个节目以后，全国不停地出现“盗版”，西安提出“五千年中国看西安”，洛阳也提出“五千年中国看洛阳”。实际上我提出“五千年中国看山西”有确凿的理论依据，不是随便讲的。因为尧王立都平阳是在公元前4700年发生的事情，尧王在这里划分九州，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国家体制。其次，尧王制定法典——《尧典》也是在这里。而且，敬敷五教是中国最早的教育制度，大禹治水开创了我国历史上兴修水利的先河，仓颉造字开创了中国文字纪事的先河，由后稷稼穑、神农氏教人种地，中国从此进入农耕时代……所有这些事情都发生在山西境内，说中华文明的曙光出现在三晋大地，这决不是夸张。
此后，儒家文明的始祖之一荀子是太原人，他排在孔子、孟子之后；百代帝师司马光、写《史记》的司马迁历史上也是山西人，韩城在历史上归山西管。“半部论语治天下，两册史书安民生”，历朝历代的皇帝，不管是汉族皇帝，还是少数民族皇帝，不管是成年皇帝，还是少年皇帝，他们治理国家的方式大抵一样，都来源于三部书——《论语》、《史记》、《资治通鉴》，从而导致中国政治一统、经济一体、文化一致。山西这方水土诞生了很多治散、治贪的著名宰相，像汉代著名的大宰相霍光，还有王硅、温氏三兄弟、裴度，三国时期与貂婵共用连环计的王允，宋代著名的宰相王溥。蒋介石曾说过“世界上最会理财的是爱尔兰人，山西人就是中国的爱尔兰人”，国民党最有名的财政部长孔祥熙，共产党第一任财政部长薄一波都是山西人。山西人理财有一个特点“开源节流”，最大限度地增加税收渠道，最大限度地节省政府的开支。山西人办事比较缜密，这可能与喝醋有关系，喝醋能软化血管，山西人从生下来那天起，每顿饭离不开醋，醋的作用就是把处在大漠边缘的山西人身上的刚烈之气、威猛之气给软化了，使山西人变得柔中带刚、绵里藏针，食品文化成就了山西人独特的思维方式。有人评价说：如同性格刚烈的湖南人是南方的北人，而绵里藏针的山西人则是北方的南人，这两省人的性格的确具有典型意义。
山西有两种资源特别丰富，一是文物资源，你垒个围墙就可以收费。二是煤炭资源，你拿把铁锹挖开土就可以采煤。说到煤炭，山西忻县人渠本翘，他是山西近代工业之父。原是进士出身，票号业的后代，曾经当过清政府驻日本横滨的领事，在日本时，他发现日本的近代工业很发达，与煤炭开采有密切的关系。当时山西当局把省里的采矿业卖给了英国公司，渠本翘听说后马上从日本回来，联合山西的票号业公司，倾己所有又加上大家的捐款，从英国人手中赎回了路权和矿权，成立了保晋矿业公司，从此山西煤炭业告别了人工挖煤的历史，走上了半机械化、大规模开采的道路，这个公司就是现在的阳泉、大同、潞安、西山几大矿务局的前身。渠本翘是山西近代工业的分水岭，在他之前山西为天下首富，产业结构是以票号业、贸易业和南北货运为主；在他之后山西的产业结构变成了采矿业、冶炼业，这是一百多年前发生的事情，而山西走这条路一走就是100多年。
北方农民在吃苦耐劳、精耕细作方面要比南方农民大为逊色，小富即安、不富也安的意识都比较突出，在老区“等靠要”的思想更是顽固。
陈建祖：山西在人种方面也有自己的特色，山西可以说是最典型的人种杂交地区。古代蒙古人的铁蹄要踏向中原，首先要经过山西，然后再继续往南打，忽必烈一直打到云南、缅甸。山西就变成了蒙古人的后方留守处，几百年来都处于来回拉锯且首当其冲的位置，于是蒙汉大量通婚，而且有好几个世代。陕西也是蒙古人逐鹿中原得经过的地方。过去黄河西岸有民谣“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说的是那里出美女猛男。山西历史上也出美女，武则天是文水人，和刘胡兰是老乡，杨贵妃是晋南的，貂婵是忻州的。人们奇怪了，那些地方风沙滚滚，怎么女孩子的皮肤还这么好呢？其实这跟风沙、阳光没有关系，很大原因是她们的祖先可能与蒙古族或者更早的其他民族杂处的结果。山西还出了很多武将，“万年三晋，论谁数，多少裴杨人物”。“杨”是指北宋的杨家将，名将还有西汉的卫青、霍去病，三国的关羽，唐朝的薛仁贵、郭子仪。“裴”是指山西裴氏家族，在几千年的封建王朝中，一个小村的家族中出了59个大将军和59个宰相……在现代史中，国共两党有很多高级将领是山西人。像我的老家忻州市方圆不过几十里，就出了阎锡山、徐向前、薄一波、续范亭和刚刚退下去的解放军原总参谋长傅全有，这都是耳熟能详的人物。我们有过这样的统计，仅一个原平市在前几年就出了22个将军，军长以下的干部更不用说了，可见这个地方的尚武文化很是浓厚。
山西的地形却使得古代的战争很少在这里展开，像匈奴人、蒙古人打东京（汴梁）等地只是路过这里，打咸阳也只是迂回一下。山西在近代史中虽打过大仗，抗战时期的平型关大捷是忻口战役的一部分，前线总指挥是卫立煌，但山西相对河南要好多了，后者战乱灾祸不断。山西沦陷以后没有发生过很激烈的对抗，日本人虽然占了山西，但八路军的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三个大边区也都在山西。很多老将军的回忆录里都满怀感激之情地提到山西，山西人民靠小米养活这么多部队是很不容易的。你去武乡县随便找一些七八十岁的老人，他们都可以和你聊一聊邓小平、刘伯承、陈赓、左权这些人在根据地的故事。左权是八路军副参谋长，是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牺牲的最高将领。共产党挺进东北和大别山的时候，有很多党政干部是从山西走出去的。现在云南的14军是当年陈赓带出去的决一旅，大多是沁源人。解放初期云南、四川、福建等省的领导大多是山西干部，在四川很多县局级干部都是山西人，他们有很多人原来都是给首长当通讯员的。
山西的面积是15.7万平方公里，有3,200万人，人口和面积都算一个小省。地形是两山夹一川，一边是吕梁山，一边是太行山，还有几个盆地，汾河把几个盆地全部贯通。从石家庄过来，沿途可以看到很多像大寨那样的坡地，给人的感觉是这些地方的条件非常艰难，但是这些地方的人就像电影《老井》中所反映的那样有顽强的生命力，山西像这种生存条件的地方大概占70%，若去了吕梁山区会让你看到更加触目惊心的景象。山西的农耕文化，虽然是一种原始的生产方式，却是自给自足的，因为境内大部分是坡地，还有忻（州）定（襄）原（平）、太原、晋南等几个小平原，汾河流域也较富足，所以在建国后最大的饥荒里，河南、安徽饿死那么多人，山西却没有饿死人。人们达到温饱就很知足了，他们多少年不与外界接触，也不愿意走出去，太原做小买卖的人都是安徽、四川等地的外地人，连煤矿都雇了很多外地人，本地人不愿意做。最令人深思的是武乡县原来是八路军总部和中共北方局所在地，政府拨款修铁路、打水井，当地老百姓也不做，在一旁看着，请河南人来做。农耕文化在山西似乎已经形成了一种超稳定结构。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五千年中国看山西”（3）赵瑜（作家，电视片制作人）：窑洞和穴居生活也是山西、陕西两省的一大特色，同在山西的高级民居像乔家大院、王家大院等是中国民居的历史博物馆，号称中国民间第一居，这些民居的房子盖得很气派很漂亮，是晋商财富最终物化以后的典型代表，是过去市民化、城市化倾向的产物。与此相对的另一极便是窑洞，乡间为什么会形成窑洞多的现象呢？除了土质的原因，最主要的是省钱，没有财力向城镇集中的人们，在山上挖出一孔洞就可以住人，有时候甚至一年可以挖出几孔洞。这是两个极端，一种是农业社会中最好的、最精细的高级形态，一种是最贫弱、最落后的穴居生活，这两种形态都在山西。人们由河北一进山西就可以看到山上有不少窑洞。太行山上还算是少的，这里的土质不好，石头多，挖起来比较难，而靠黄河沿岸的地方，黄土层比较厚，挖起来相对容易，到处都是一排排的窑洞。窑洞和高级民居一样，也是多种多样，有的窑洞很复杂，能形成一个自给自足的小社会，比如：在没有立崖的地方不好直接打洞，人们就在高原的黄土地上挖一个方方正正的大坑，然后向四面打洞，再从远处挖出坡道作为进出通道，所以这种地方会出现“平地起炊烟”的独特景象。这种窑洞费工费时，里面有主房、库房，中间还有一个土台，上面种菜，旁边还有猪圈，主要广布在山西沿黄河一线。像黄河壶口瀑布的吉县一带都有。穴居生活的地方，一般环境破坏比较厉害，水土流失严重。农民烧饭取暖要烧柴，小树刚长成就会被砍掉，很多地方看不到一点绿色。
国家一直在想办法把太行山的人口迁出来，给的政策是每迁一户给一万块钱左右，但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出钱，这一万块钱一旦到了农民手里就只是杯水车薪。而且移民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曾经有一段在公路边上建了一些移民村，让山上下来的农民集中在这里居住，但他们没有生存技能，什么都不会干，结果有一部分人又回到山上去了，几乎各县在移民的过程中都有失败的教训。观念也是一个问题。北方农民在吃苦耐劳、精耕细作方面要比南方农民大为逊色，小富即安、不富也安的意识都比较突出，在老区“等靠要”的思想更是顽固。山西出去打工的农民与南方相比少得多，明明能赚钱的事情，他们不去做，可能他们做不了，也可能面子上抹不开，所以在太原打工的山西人不多，南方人却越来越多，形成了很多南方村，火车站附近就有一个较大的浙江村。
因为计划经济不按照市场规律办事，付出与回报又长期不成比例，山西逐渐落伍了，本该富有的“中东”现在还是比较贫困。
陈建祖：阎锡山主政山西期间，山西的产业已经比较完备，像机械加工、兵工厂、铁路、钢铁、煤矿等等都有，在这基础上山西在建国初期发展得很快。山西和上海为共和国的工业打下了非常扎实的基础，上海主要是技术和精加工，山西主要是能源和初加工。福建、广东那时候都是前沿阵地，不能为国家经济作出什么贡献。在计划经济时代，人们把山西称为“中国的中东”，全国有70%的煤从这里出口，还有京津唐地区的电力供应，上海、江浙一带的能源煤也是由山西供应。朱基同志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时候，曾亲自率领上海歌舞团来山西，为煤矿工人进行慰问演出。20世纪90年代以前，山西作为中国的能源大省而存在了40多年，从北往南，大同、太原、潞安、晋城等煤矿都是国家统配的煤矿；太原钢铁厂、太原电厂也都是国家重点工程，属于中央直管。国家在计划经济时代不断地从山西索取，发展到最后山西是每输出一度电都要赔钱。以至于到20世纪90年代，我们省的人大主任和政协主席几次在“两会”期间大声疾呼，觉得国家对山西要得太多，而又不给一定的返补政策。因为计划经济不按照市场规律办事，付出与回报又长期不成比例，山西逐渐落伍了，本该富有的“中东”现在还是比较贫困。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山西的人均收入曾一度在全国排名处于中上水平，GDP值最高时曾排到第14位。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人均收入却沦落为全国倒数第一，这两年摆脱了倒数第一，上升到倒数第四。虽然这也是一个进步，但实际上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
此外，环境污染相当严重，20世纪90年代末期，邹家华副委员长在一次全国人大环资委会议上明确指出，太原是全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而且不是之一，是货真价实的倒数第一。太原这两年有了一些变化，过去晚上能看见星星简直是一种奢侈，1999年一级空气环境根本没有，二级空气环境只有45天，所谓二级空气环境就是污染物颗粒含量指数在100以下。后来通过大量地建公园、搞绿化，去年上升到153天，今年要达到180天。大同、介休这些城市都是烧焦炭的地方，污染比太原还要严重，只是没有列入全国46个环境监控城市。
赵瑜：山西有中央、省、市、县、乡各级乃至军队的煤炭企业，大大小小的煤矿密密麻麻分布全省。也许是作为补偿，现在国家提高了一点煤价，但等到煤炭提价了，国家又得反过来限制开挖，因为国内依靠能源生产的企业如化肥厂日趋饱和，市场对煤炭的需求量也相应减少。对地方而言，尤其是县、乡两级，不挖煤就不能完成原始积累，晋城有一个叫巴公镇的地方，最兴旺时一个镇有私人煤窑300多家，私人铁厂也有近300家，这里的千万元户多得很。但完成了原始积累，又容易造成生态极大的破坏。这些地方的环保部门普遍监督不力，为什么监督不力？如果把这些支柱企业关掉，县里的财政收入就少了，县委、县政府包括环保局都得喝西北风。我曾到介休县去调查研究环保问题，县环保局给我派了车。司机告诉我，这辆车就是污染大户给局里买的。你说执法部门的车都是人家买的，还能去查人家吗？我说县里连一辆车都买不起吗？司机说咱们县里不靠人家能靠谁呀。县委书记每年春节都要去看望这个污染大户，连开县党代会、人代会都要事先征求人家的意见，因为需要人家赞助经费，否则连会都开不成。地方政权得靠这种企业来养活，你说还怎么关掉这些企业……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山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是旅游产业。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五千年中国看山西”（4）王进：山西在历史上有过自己的辉煌，改革开放以来却沦落为中西部一个贫穷落后的省份。一般从经济学来讲，在世界范围内，如沙特、科威特等国家，还有美国的俄克拉荷马州、德国的鲁尔等地区，都是因为石油、煤炭等资源丰富，所以非常富有，山西则是资源丰富反而贫穷，这是政策上的原因。山西的贫困是计划经济造成的，在市场经济的国家，越是资源大省越富有；在计划经济的国家，越是资源大省越贫困。长期几乎是掠夺性地开发，牺牲了山西的经济利益，山西送走了光和热，留下了烟和渣，污染了自己的蓝天碧水。现在国家对第三产业的价格完全放开，对工业、农业产品的价格也有一半以上放开了，对资源产品的价格却牢牢地控制着，害怕发生经济紊乱，倘若资源涨一分钱，工业产品就可能涨一块钱，服务产品就可能涨十块钱。山西至今仍在扮演资源大省的角色。如果资源价格一放开，根据市场规则来定价，山西肯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但是在没有放开的情况下，山西继续打资源牌肯定是没有前途的。
山西与云南的经济结构惊人地相似，云南在5年前是以烟草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云南的烟草和山西的煤炭一样，山西有80%的县份依靠煤炭，全省财政收入的40%来自于煤炭，云南也是这种情况。但是云南这几年在调整产业结构方面做得很好，把以烟草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变成双轨并进，一条轨是延袭过去的老传统，继续发展烟草业；另一条轨是大力推进新的绿色旅游经济。山西的经济却还没有转过来，一些人老是认为煤炭是一棵摇钱树，每年哗啦啦一摇就有几百个亿落到口袋里。同时，山西还有一个文化产业没有开发出来。现在的山西一是要延续自己的传统产业，提高煤炭深加工的水平，提高煤炭业的效益；二是要发展自己的文化产业。山西文化产业的几个板块都有自己的资源优势，可以做强做大。
陈建祖：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山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是旅游产业。山西的旅游资源可分为三大块：晋北是佛教文化，以五台山和云岗石窟为代表。晋中主要是晋商文化，也叫大院文化，日本人对此研究得很深，山西现在也在研究，为什么他们可以“富可敌国”？晋商文化的本质是什么？晋南是根祖文化，现在全国尤其是港澳台地区和海外华人掀起了寻根热，像尧舜禹的发祥地，还有洪洞县都是人们想去看一看的地方，民间有句话说“要问祖宗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元末明初中原一带的移民大多是从这里走出去的。山西拥有如此丰富的旅游资源，完全可以把文化资源开发成文化资本，把旅游资源开发成旅游资本，省委、省政府这几年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经过新世纪这几年的发展，可以说是初见成效，山西已经成了一个旅游大省。这几年过节尤其是“五一”、“十一”长假，有很多人到山西来玩。但也还存在很多不配套的环节，一是污染太严重，你在飞机上往下看，简直是没法儿看。山西现在正在大力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否则很难彻底根治污染；二是前几年的交通不便，据说娘子关曾有过堵车7天7夜的纪录，到石家庄要走三四天，但1995年以后山西的交通条件有了很大进步，投入了几百个亿搞基础建设，到2005年要建成1,800公里的高速公路。现在的山西高速公路是“大”字形的，大同往北通往内蒙，往南分别通往运城和晋城，往运城是通往陕西，往晋城是通往河南，从晋城到河南焦作有一条晋焦高速公路，把整个太行山打通了，来往非常快，现在开车到北京只要5个小时。
胡平：在赵瑜、陈建祖以下的谈话里，他们比较多地涉及到制约山西发展的种种主客观因素，同时又较多地注意到晋文化的负面因素，尤以弥漫全社会的官本位意识的为害剧烈。在湖南、安徽、河南，也在江西，关于官本位意识的滥觞，总是我和访谈者的一个难以避免的话题。在赵、陈两位一番分析后，我愈发觉得——对权力的崇拜及权力对金钱的租借，是中部诸省有识之士们的忧患所在。
最近的一个例子就发生在山西——3月22日，我离开山西的第三天，吕梁地区孝义市驿马乡孟南庄煤矿发生特大瓦斯爆炸事故，截止24日18时记者发稿时为止，死53人，还有19名矿工下落不明。经过调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局长王显政对记者说，孟南庄煤矿是个人控股的股份煤矿，法人代表是孟兆康，该矿持有的生产许可证早已过期，而且吕梁地区一个半月内连续发生三起重大煤矿事故，全地区的煤矿正处在停产整顿期，该矿却还在顶风开采。王显政指出：业主孟兆康显然很有“背景”，他当过乡长、孝义市煤炭局局长和吕梁地区能源公司经理，又到这里当矿长。于是，一个只有3万吨生产能力的小矿，竟然无偿地划拨了12平方公里的煤炭资源，是谁给他划拨的？划拨的依据是什么？
赵、陈两位还谈到了某些百姓眼里的好干部和近年来国内媒体上频频出现的一个热点人物吕日周。前者往往被人们忽视，后者则常常被人们、乃至新闻界所推崇。作家的目光却有几分独到，独到的目光虽可能偏颇，但也可能发现当今隐形的另一种官本位意识……山西的整个社会思想意识体系，包括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长期围绕着一个“官”字转，这是有现实和历史原因的。
山西今天经济的整体不发达，很大程度上便是这些文化的负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重政治而轻经济，重惟上、惟书而轻惟下、惟实。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五千年中国看山西”（5）赵瑜：在中国的不发达省份，官本位特色都比较鲜明，山西尤为突出。人们曾这样调侃，不到广东，不知道自己的钱有多少；不到北京，不知道自己的官有多大；不到上海，不知道自己有多土；不到山西，不知道自己的马列主义水平有多高……山西的整个社会思想意识体系，包括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长期围绕着一个“官”字转，这是有现实和历史原因的。
从革命历史的角度来讲，经过早期的井冈山、洪湖、鄂豫皖等苏区革命根据地，到陕北以后才开始壮大的红军，东渡黄河挺进到山西，与阎锡山拼抢地盘，创建了太行、太岳两个根据地，后来以此为中心形成了晋冀鲁豫边区和晋察冀边区。最早的抗日民主政权和土改经验诞生于此，最早的农村劳动模范也诞生于此。这里更培育了大批领导干部，这批干部随军南下北上大量地撒落于长江南北，为中共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建政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山西籍干部遍布中央各部委，而且所占比例相当高，彭真、薄一波、安子文可视为他们的杰出代表。在各省市的山西籍干部更是多如牛毛……这种现象一方面表明了一些山西人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至今仍有着积极意义；另一方面也强化了一些山西人的官本位意识，你要想出人地，你就得去从戎从政。我们国家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和平时期，从戎难成，要从政的意识便根深蒂固地保留了下来。
山西的大中型企业非常多，像大同矿务局、潞安矿务局、晋城矿务局、太原重型机械厂、太原钢铁厂、太原化工厂，它们都归中央直管，是国家重要的能源、重工业、化工基地。建国以来这些大企业为国家做过巨大贡献，现在各方面都老化了，像大同矿务局连家属带职工将近20万人，现在全部下岗。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了一种向上伸手、等上面指挥的观念，企业自身的造血机能不强。这些企业也出了很多干部，像现在的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曾在太原重型机械厂当过党委书记，山西前任省委书记胡富国曾在潞安矿务局和大同矿务局当过技术员，后来任煤炭部部长，又回来当省长、省委书记；原湖南省委书记王茂林也是从大同矿务局出来的……这种隶属关系和干部们的升迁也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企业的政治意识。
在山西还有一个现象，农民也能当大官，陈永贵官至政治局委员、副总理，比陈永贵还早的是李顺达，一个农民当过几届中央委员。即使到了今天，还有一个老太太申纪兰，当过一至十届的全国人大代表，这是全国惟一的一位。本届她还当选为人大常委，现在成了国宝。郭凤莲、申纪兰所在的太行山区过去也是穴居生活。陈永贵曾对李顺达说，我得叫你李老师，你在太行山头，我在太行山尾，咱们都是艰苦的地方，要很好地团结。李顺达所在的西沟地区，石头更多一些，所以他们不以粮为纲，而搞多种经营，特别重视种树，改善小流域气候及整个山区的资源。陈永贵这边是土比石头多一点，所以他们要开垦平地种粮，对外号称“虎头山下是粮仓”，这在客观上迎合了毛泽东以粮为纲的思想。现在大寨有毛纺厂、煤矿、衬衫厂、水泥厂、运输队，但总体上效益不太好。西沟利用山里的果子办过饮料厂，还曾经办过非常费电的硅铁厂，也基本上失败了。这两个地方都不尽人意，老百姓还是没有脱贫，这些劳模一生的资本主要还是政治资本，比起人们所熟知的华西村、大丘庄差得太远，今后也很难赶上。这两个地方正是因为艰苦才出经验，而且又迎合了当时领袖的心态和思想，所以像陈永贵这样的典型就容易出来，一开始生产搞得好，后来政治味越来越浓，赋予了更多的阶级斗争色彩，慢慢地由乡村集团演变成了政治团体，大寨一度变成了山西的政治中心。山西农村很长时间里有两大派系，一边是陈永贵、郭凤莲为首的大寨，一边是李顺达、申纪兰为首的西沟，两边都获得过很高的荣誉。郭凤莲、申纪兰都曾当过省厅级干部，前者当过省妇联主席和省革委会副主任。后者被传说得最多的事迹，是省委让她当省妇联主席，她却在城里不习惯，要回家种田。就是因为出了这么一个不愿当官的典型，申纪兰反而获得了更大的政治荣誉，这或许是她本人没有料到的……一些民营企业家也难免“俗”。晋城一带的煤层埋藏很浅，开采非常容易，煤质也非常好，可以拿煤直接炼铁，不需要转化成焦炭。不少乡镇企业便依靠采煤完成了原始积累，一些乡镇也由此实现了小康。不久前被杀害的海仓集团老总李海仓也是这样起家，在煤窑附近建电厂、钢铁厂，创造了所谓的坑口经济。这些人有了经济地位以后，又纷纷去追求政治上的地位，有的当上了市、县的政协副主席，有的觊觎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山西搞引黄工程的时候，有一个做焦炭的私人老板开着车送了20万斤白面到工地，一位省领导很是高兴，这个人后来果然当了省人大代表、全国人大代表。对外号称有几十亿资产的李海仓也不甘寂寞，终于坐上了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的位子。
由此，山西文化的一个特点是：企业文化是中央直属企业多，革命老区文化是产生革命干部多，农村文化是产生农民政治英雄多。山西今天经济的整体不发达，很大程度上便是这些文化的负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重政治而轻经济，重惟上、惟书而轻惟下、惟实。在几年前，你在山西干好干不好不是主要的，关系是主要的，要看你跟人跟得对不对……在一个经济发展滞后的地方，客观上说只有当官才能克服资源匮乏、出路很少的局面，即使做个清正廉洁的好官也会在工资、分房子、子女读书、就医等方面占有优势，日子才能好过一点，这就带来了社会上另一种风气——重学习，但读书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当官。在西藏最优秀的人才都学佛教，一家三个儿子中最优秀的总会送到庙里，只有在庙里才能上天堂，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因而西藏的佛教文化发达，其他的智力资源总是紧缺。山西则是最优秀的孩子都到北京、上海、天津、西安去读书了，毕业以后很少有人回家乡。再加上留在本省但日后又流失走的一部分精英，这对山西来说真是一件非常令人无奈的事情。在北京的电视界中，从编导到管理者，以及各部门的技术人员，山西人完全可以组成一个中央电视二台。经商不错的山西人也慢慢转移北京，文化界也出来了不少人，留守山西的文化界朋友也多是因为年龄偏大不便出来，但多数人把子女都送出来了，省作协十个专业作家中有九人把子女送了出来。山西作家田东照晚年写的系列小说《跑官》写得非常好，深受读者欢迎。他没有离开本土，却将本土的官场文化表现、批判得入木三分，这其实也是一种形式的“离开”。
晋商只是少数人的行为。晋商在商业成功之后，也纷纷要买一个官当，像乔家大院、曹家大院都买过二三品的官当。所以讲山西人都会经商是以偏概全，这等于把山西人观念上的某些劣势给掩盖了。
很多干部、百姓都很懂政治的作用和运作的技巧，有人说“不到山西就不懂政治”，还有人说山西是“政治特区”。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五千年中国看山西”（6）赵瑜：余秋雨先生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抱愧山西》，他把农民走西口的行为、卖苦力的无资本劳动与晋商文化联系起来，给外界造成了一个误会，认为山西人很会做生意，其实这两者不是一回事。晋商确实有过辉煌的历史，过去有种说法是“金太谷，银祁县，平遥古城出票号”，这只是集中在晋中、忻州一带，不能代表全部的山西。大多数人出去不是做生意，而是出于无奈走西口。走西口就是现在的外出打工，西口是指长城的某一个豁口，往北是内蒙古肥沃的土地，过去山西和陕北的农民到那里主要是从事挖煤、挖药材、盗墓、割麦子、拉骆驼等苦力活，春出秋回，谈不上建立什么业绩，也不足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塞北、雁北、大同等地区的人跟游牧民族差不多，生活习惯也是吃整羊，是一种不成熟的农业文明，商业也不发达，所以大多走西口谋生。而晋中是一个富足的地区，太原一带人口稠密，物产丰盛，如面食品种层出不穷，可以做出几万种花色。而且这个地方煤炭资源丰富，当地人可以烧小火慢慢地做，客人远道而来，他可以给你做一碗份量适中、火候正当、面好汤清的面食。因为有充足的燃料，还可以蒸、煮、烧、炒，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像河南、河北就是烧一把柴草，大火一下就起来了，得赶紧往锅里放面，只能出大锅面、裤带面这些粗糙的面食，做好以后又得赶紧吃，形不成精细的面食文化。
晋中除了有成熟的农耕文明外，又是前哨地带，离长城很近，没有任何地理障碍，可以直接过去。晋商最初外出经商，不过是在成熟的农业文明与不成熟的游牧文明之中获利，用糖布烟酒茶换回牛马骆驼羊，原始资本就是这样积累的。后来晋中一带的商人生意最远的做到了俄罗斯，他们在全国的主要城市都建立了票号基地，也就是现在的银行。票号的出现是因为后来银子多得都驮不动了，像渠家大院曾经达到年进2,000万两白银的程度，相当于今天的几亿美金，这么多银子怎么搬呀？何必把整麻袋的银子驮来驮去呢？加上沿路有土匪强盗，还要请保镖，准备快马，很麻烦也不安全，所以想出了用银票兑现的办法。最早的银票完全是一张秘密支票，里面有暗语或密语，后来就形成了今天的存折。北京过去的著名商业区像琉璃厂、厂甸、大栅栏都是晋商开发出来的。然而晋商只是少数人的行为，不过在晋中这一局部地区将传统的“仕农工商”颠倒，变成“商”字当头，“官”字退而居之，然而晋商在商业成功之后，也纷纷要买一个官当，像乔家大院、曹家大院都买过二三品的官当。所以讲山西人都会经商是以偏概全，这等于把山西人观念上的某些劣势给掩盖了。
陈建祖：长期的根据地历史，留给后人的不仅有光荣的革命传统，还有些别的东西。20世纪80年代武乡县的文化馆长，在搞抗日战争纪念馆题词时，他自己背着小米到北京，结果一趟下来拿回来180多个将军和部级以上干部的题词条幅，连邓小平都写了，邓朴方的奶妈还活在当地，你说厉害不厉害？听说彭德怀的夫人浦安修拿着彭总自述所得的稿费，想到老区建一所小学，结果当年的房东老太太堵着门不让她进去。老太太说你这几十年干什么去了？我们这里穷得这样你不管，当年我是怎么对待你们的？你说口气大不大？很多干部、百姓都很懂政治的作用和运作的技巧，有人说“不到山西就不懂政治”，还有人说山西是“政治特区”。你在太原的路上很少看到急匆匆走路的人，永远都是“胜似闲庭信步”，去年北京有一家报纸登过这样一篇文章——《太原的尴尬》，说太原人见面互相打招呼很少叫“老板”，不管你是不是领导，见面就叫“领导”，这里始终是崇尚官僚……全省的思想解放力度还远远不够，相当多的领导者尚未经历脱胎换骨的市场经济洗礼。一些很想为老百姓干事，也干成了一些事的官员，多多少少存在着某种局限性。
近年来原长治市委书记吕日周成了干部廉政和支持舆论监督的典型，我认为这是个人与媒体炒作的结果。这说明一些官员，即使是颇有才华、确实是一个干才的官员，心底里多多少少还是热衷于个人形象的塑造。
陈建祖：这几年山西虽然变化比较大，但我个人感觉全省的思想解放还远远不够，相当多的领导者尚未经历脱胎换骨的市场经济洗礼。一些很想为老百姓干事，也干成了一些事的官员，多多少少存在着某种局限性。一位前省领导在山西干了不少大工程，比如修太旧高速公路、引黄工程、改造汾河。客观地讲，如果没有他，山西在20世纪就没有高速公路。但他在调整产业结构这件大事上用心太少，措施不力，使得山西经济的发展缺少后劲。而且那几年搞了一些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的政策，比如实行包税制，规定每个地市每月必须上缴多少税，本来一些企业可能在下半年才开始盈利，上半年没有多少利润，这样做就给一些新上马的企业造成极大的压力。再比如每辆车上车牌必须高征税，有一年省征费局征了30多个亿，与省煤炭运输公司的收入相差无几，逼得一些地区的车辆纷纷到邻省去上车牌。当然，这些千方百计征收来的钱都用在了搞大项目上。要评价这样的领导有些复杂，一方面他有点好大喜功，急于求成，另一方面他又确实做出了不少政绩，而且还具有浓厚的亲民情结。下农村的时候，他拉着农民的手坐在炕上，看到老百姓生活得很苦，自己说着说着就掉了眼泪。他喜欢上党梆子，太旧高速公路修通剪彩的时候，他亲自粉墨登场上台唱戏，与老百姓打成一片。在百姓眼中他是一个好官，一些吃了饭却不愿做事的官员却讨厌他，在他们的眼里，他和吕日周一样也是一个异数。或许这也是一个中西部省份很值得琢磨的独特的官场现象。
吕日周的情况也有些复杂，1998年竞选副省长的时候，省委圈定的候选人当中没有他，但他一度进入了第九名，可见在干部群众中还是有些基础的。后来他去了长治，长治处于太行山腹地，自然条件不好，他去了以后办了一些实事，也搞了一些形式上的事情，比如在西沟上党课，所有的干部要在广场上宣誓……不过他的一些独特思维和让官场某些人惊世骇俗的行为，与现在提倡的亲民倾向、行政体制改革比较吻合。应该说他向往民主，提倡舆论监督，也是用民情民意压官僚，使现存的体制、机制对他没有办法，但他骨子里又有封建的“青天”意识。那么谁来监督他呢？而且他刚传说要走，所谓的舆论监督就推不下去了，这实际上还是一种人治。真正的法治是不管什么人在位退位，推行的那套理论与机制都还能执行下去。如邓小平已经死了这么多年，但他定下的改革开放路线若有谁敢去否定，中国人民决不会答应。山西的文化人对他还是认可和理解的，虽然我们看出他有点作秀，然而毕竟有这个人比没有要强，在一潭平静的水中，能溅起几点水花，搅起一点生气，不是很好看吗？如果能多几个吕日周，山西的民主政治可能会推进得更快一些，问题是他现在孤军奋战，充满人治色彩，不能说你自己一走，所有的东西就昙花一现，烟消云散，这算成功了吗？在山西没有人宣传他，一些官员对他是视若不见，政敌们更是芒刺在背。他调省里来当省政协副主席，选举时在九个政协副主席中他得票数最少，这意味着他的政治操作能力已经结束了，至少是大打折扣。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有些像唐·吉诃德。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五千年中国看山西”（7）赵瑜： 山西官员队伍的整体素质与当今面临的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的要求相比，的确尚有不小的差距——一些干部整体的价值判断大抵还是毛泽东时代的产物。他们参加各级党代会、人代会，还是穿中山装出现在电视镜头前，这不仅是一种习惯，更可能是一种坚守。他们能经常引用毛主席语录，群众的口语、俚语也能信口拈来，让百姓觉得亲切。推动工作总是通过运动式的各种做法，对这一套轻车熟路，如工作队下乡，骑自行车下基层蹲点，春节期间加三天班，过革命化春节……他们当年就是搞这种运动式做法的典型因而获得提拔。因为爱当典型，他们避免不了弄虚作假，最著名的是被《焦点访谈》给曝光的运城“滴灌”事件，为了争来滴灌工作的现场会，一些地方纷纷做假：地里通水的管子看起来四通八达，其实就是一段一段地浅埋在土下。在公路上看，建有一个个用于储水放水的水池，进到地里看不过就是外观作成圆孤状的土墩子。还有一搞拥军爱民活动，就报出成百上千个拥军模范，为了从中推举出更高规格的模范，军队派人下去调查，结果发现大部分人的材料不是假的，就是掺了许多水……这些官员对市场经济很陌生，不懂数字化管理，在当今很难有什么真正的政绩。如果碰到朱基、徐匡迪这样专家、学者型领导来视察，就像油落在水里，他们没有办法对话，进入不了同一种文化氛围，他们自感坐在了冷板凳上而惴惴不安。虽然时代的大风向变了，他们可能走麦城，但也可能不走麦城，只要上面有人，这位首长认可他忠厚、听话，有朴素的阶级感情，他就有可能被再提拔，或者动一动。他们调离之时，决听不到本地有识之士们的评价，他们乐于看到一个万众欢送、挥泪如雨的场面，如果真有这样的场面出现，那也只是他们所赏识的人给安排的……近年来原长治市委书记吕日周成了干部廉政和支持舆论监督的典型，这不是山西省委的意图，我认为是个人与媒体炒作的结果，这说明一些官员，即使是颇有才华、确实是一个干才的官员，心底里多多少少还是热衷于个人形象的塑造。我这不是对吕日周本人进行评价，而是对这种做法有异议。我曾对记者这样说，长治是一个矛盾纠葛几十年、现实发展又很艰难的老区，他才去了两年半的时间，你说能有多大变化？能做一些像修小水利工程、治理小流域环境等基础性的工作就不错了。我是在长治长大的，去年又在长治所属的平舜县住了整整5个月，我感觉当地老百姓的生活并没有明显改变，有的方面可能还更落后了。他走任时表面看起来告状的事件比较少了，其实是谁把人放出去告状谁负责的长官责任制限制了群众外出告状的渠道，并不是社会上一些尖锐的矛盾冲突解决了。媒体上那种连篇累牍的炒作与呼应，不仅对地方经济的发展没有好处，而且对吕日周本人也没有多大好处，他应该把精力更多地放在发展经济上。
除了政策上的原因，山西本身也存在不少问题。
山西确实困境重重，很需要国家扶持的政策。山西的知识分子和政界精英应该对山西当前的形势保持清醒，不应当为与自己过去相比而产生的一些进步而沾沾自喜，因为我们与人家的差距实在太大了。
王进：除了政策上的原因，山西本身也存在不少问题。山西是一个穷省，一方面对新兴产业如旅游、电视、报业支持不够，没有钱投入；另一方面重复建设又非常严重。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按照正常的市场规律，100米之内不能重复出现大型连锁超市，但在太原平均50米就有一个大超市。国家规定40公里之内不允许有煤矿重复出现，但在山西40公里之内至少有十几个大小煤矿企业，这说明政府对投资引导不够，监管力度也不够。山西能赚钱的行业主要是煤炭业和冶金业，这些行业都需要比较大的投入，往往要投入几个亿甚至几十个亿，凡能投得起者都要有相当的原始积累。在这之中，一部分人是正当的原始积累，一部分人玩的都是银行的贷款，通过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色交易获得了贷款，看起来是阳光作业，实际上是暗箱操作，我想人们有理由对山西某些民营企业家的财富品质产生怀疑……煤炭虽然是利润很高的产业，但风险也很大，山西去年大大小小发生了十几次煤矿安全事故，每次都有人员死亡，有的地方还瞒报，繁峙义兴寨金矿发生事故后，把民工的尸体摞在汽车轮胎上烧，轮胎烧完了，尸体也没了，在21世纪竟然还发生如此残忍的事情，举国震惊，严重损害了山西的形象。
陈建祖：山西最大的企业是太原钢铁公司，主要产品之一是不锈钢，现在还没能完全改制。还有一个特大企业是大同矿务局，有十几万工人，前两年濒临破产，这两年稍微好一些。山西现在最麻烦的是很多矿脉已经枯竭，如太原的西山矿务局，已经挖过汾河了。而且现在内蒙有一个东胜煤田，煤质相当好，开采很方便，通过神木铁路往外运，国家组建了一个华能集团来开采，这都对山西的煤业构成一定的威胁。山西现在虽然在旅游业方面初见成效，却还解决不了深层次的问题，将来这些煤矿企业煤挖完了，这么多工人怎么安排？煤矿工人大部分是农民工，没有什么文化，这又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还有，采空区地下的那些大窟窿怎么办？如果发生了大的地壳运动，那是很麻烦的。辽宁的煤矿企业转型比较快，本溪、抚顺都上去了，国家对辽宁的煤矿比较重视，对山西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至少在媒体上感觉没有像对辽宁那样重视。
山西这几年民营企业的发展不太理想，招商引资也不是很好，现在进来的企业规模不大。除了煤和电，山西没有什么知名品牌，原来有一个海棠洗衣机，早就破产了。原来汾酒很有名，经过1997年假酒案的影响，现在已由一个全国性的品牌变成地方性的品牌。汾酒、竹叶青、杏花村都是山西的名酒，尤其是竹叶青，上世纪初就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得金奖。人家茅台酒、五粮液、酒鬼酒比较注意维护自己的品牌，但我们不太注意这些。山西还有一个古城奶粉，这是一个家族企业，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起步了，现在用的是荷兰进口的一流设备。内蒙古的伊利乳业20世纪90年代初才开始的，古城的产品本来比伊利奶粉好得多，但不善于广告策划，不注意产品的包装，消费者很少知道有这个产品。现在伊利把古城的奶粉调过去，深加工后做成酸奶、奶油冰糕等等，增加了附加值再推向市场。内蒙又出了一个蒙牛乳业，加上原有的鄂尔多斯羊绒衫、仕奇西服等几个品牌，短短几年的时间，几个品牌一抓住，内蒙经济发展的强劲势力就凸现了。现在仅鄂尔多斯年销售额有十几个亿，人家用的绒线比金子都贵。可喜的是山西近年出了一个恒康乳业集团，今年投入了4,000万在中央电视台做广告，这个民营企业的实力很强，可以说山西近年来还没有过这么大的手笔。
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建设物质、精神、政治三个文明，但山西更多的是注意数字的变化。比方说人均GDP值和人均存款数，虽然这些指数也很重要，却并不一定能反映真实情况。太原的城市规模很大，在中西部地区不算落后，消费很旺，你在太原多待几天就会看到，很多饭店都是灯红酒绿，价格远远超过郑州、石家庄、西安。娱乐业和色情业比较发达，号称“十万歌女下并州”（太原在古代又称并州），很多北京人周末来这里消费，常常上午到五台山烧香拜佛，晚上去温泉宾馆享乐。一些本地人消费也一掷千金，他们中开煤矿的人特别多。有了外来游客和这样一批暴发户，再加上畸形的消费，也使当地老百姓沾了一点光，至少是可以解决一部分人就业。山西人均存款的储蓄率在全国名列前茅，但老百姓口袋里的钱并不多，存钱多的是老板。山西的产业比较单一，投资渠道不畅，老板们钱不是吃喝玩乐了，就是存在了银行……应该说，山西包括太原在内都没有摆脱困境，太原一年的财政收入才40多个亿，全省一年的收入也就是200多个亿，只能说在中西部各省中还不算太落后。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也没有真正地激活。至今一方面讲山西要留住人才，一方面却是大批人才闲置，自己的人才都留不住，怎么可能引进人才，而且出去的人都是不错的。《深圳特区报》至少有四五十个山西人在那里，都是个顶个的人才。《深圳商报》、深圳电视台、广东电视台、中央电视台也有很多山西的文化人……留下来的人虽不甘于山西的现实，内心却都有一些无奈。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五千年中国看山西”（8）赵瑜：山西确实困境重重，很需要国家政策的扶持，最好能纳入国家西部开发的范围，作为衔接东西部的过渡地带，但山西恰恰没有被纳入西部开发的范围。就目前这种情况，我个人认为山西要在几年之内变样是比较困难的。山西的知识分子和政界精英应该对山西当前的形势保持清醒，不应当为与自己过去相比而产生的一些进步而沾沾自喜，因为我们与人家的差距实在太大了。
我刚从云南回来，过去在人们的想像中，像云南这种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的边疆省份一般都比较封闭落后。我现在的看法却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现在会发展得很快，那里受中央集权观念的束缚相对较少，少数民族自治州、自治县很多，它们具有自治功能，不受一些条条框框的限制，加上外国人天天往这儿跑，越跑得多，本地人知道外界的信息就越多，只要政策支持他们干，很快就发展起来了。现在云南除了昭通地区差一点以外，其他地区全部在进行大规模的经济运作，主要是依靠蓝天碧水和丰富的少数民族资源开发旅游产业，而且开发得相当成功。在云南昆明的街头，你丝毫没有边陲城市的感觉，完全是一个现代大都市的气派，风情万种。从昆明通往四周的水陆空交通也很发达，可以输送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如迪庆是一个藏族自治州，以前明珠暗投，现在成了香格里拉，从昆明可以直飞到达。我在对越自卫还击战的时候曾经去过云南，那时还没听说过丽江，现在这个地方的旅游业红火得不得了。整个云南除了烟草业，就是旅游业发达。由于云南的少数民族多、地域广、差别大，愈发使彩云之南令人有流连忘返、乐不思蜀的感觉。我在云南边看边想，什么时候咱们山西能这样该有多好！我在郑州的感觉也很强烈，“文革”前后，山西人到河南拉麦子补充粮食，火车站附近到处是流浪汉席地而睡，给人的感觉是脏乱差。现在完全不是这种感觉了，郑州已位于中国一流大城市之列。在太原你会有这种感觉吗？太原作为一个大城市的框架可能已经出来了，但作为一个历史文化名城，又是一个省会城市，连基本的环境污染问题都没有解决……从云南回来，觉得山西还是有希望搞上去的。山西是一个旅游大省，旅游资源非常丰富，文物古迹星罗棋布，还有太行山、晋陕峡谷的自然风光，这些丰富的资源足以让山西旅游业做强做大，这可以从晋中地区目前的发展势头看出来。去年国庆节和今年春节，仅晋中一个地区就收入几个亿，乔家、祁家、渠家、王家几个大院在北京产生了连锁反响，《北京晚报》发出“今年北京人去山西多”为题的消息，而且是作为重要消息发出来的。现在山西的很多官员意识到了发展旅游业的重要性，都在想办法开发旅游资源。我非常希望这个开发的过程能快一些，早日让老百姓过上小康的生活。
我想起了山西省委书记田成平说过的一句话：“山西的版图像一枚树叶，更像一艘希望之舟。”让我们一起祝福山西。
胡平：三晋之行，让我领略了什么是大自然对人类无声的报复——不管是早上还是黄昏，天总是不见亮色，像是一床晾出来透气的被岁月染黄的巨大棉絮。马路上看什么都湮进几分土黄。洗净的车子停在宾馆门口，次日早上再用车，手一摸，车盖、车棚上都是一层薄薄的粉尘。近年来太原已经在美化、亮化自己，走在南北向的迎泽大街上，大街平坦宽阔，据说仅次于北京的长安街，两边一幢幢满是现代气息的高层建筑鳞次栉比。的士司机又拉我去滨河大道，一排排华灯流光溢彩，他自豪地告诉我这里是太原最漂亮的夜景，这条东西向贯穿太原城的汾河却已经干涸了……这还是在省会，其他地方呢？这还是在地上，那目力不及的地下呢？
走出南昌机场，被无边的春色包围的我为之沉醉。我告诉朋友们，与山西相比，江西真的没有任何理由搞不上去。我还想说的是，人类不能再为所欲为了，必须对大自然怀有切切实实的敬畏之心！
同时，“山西”这两个字对我不再无关痛痒。我将比以往更为关注她时下这一场英勇而又艰难的突围。我知道，在2002年山西的GDP增长速度为10.9% ，高于中部诸省。2003年山西第一季度的各项经济指标已经公布，GDP的增长是13.2%;工业增长速度达到了21.7%，财政收入的增长达到了28.4%，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则增长了13.9%，农村人均现金收入也增长了9.5%。
我想起了山西省委书记田成平说过的一句话：“山西的版图像一枚树叶，更像一艘希望之舟。”
让我们祝福山西。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政治家与政客的区别（1）胡平：民意并不绝对正确，但是，广泛的、持久的民意无疑是检视官员的最重要尺度。那么，对民众来说，他们拥护和尊重的官员是什么样的呢？
这两年江西、南昌的变化以及为政者的现代眼光、学识境界与工作劲头，是有目共睹的。我想：沸腾的水汽需要热力，饱满的热情需要动力，除了政治环境等共性因素，在他们身上是否还存在一些个人化的动机呢？我听到过这样的说法，吴书记是把江西、南昌作为一个平台，做不了几年就要走的……吴新雄先生由无锡市长任上调江西工作，转眼间就两年了。作为这两年来江西、南昌大变局中的一位重要人物，我很想和他做一次访谈，但他太忙了，在南昌一直抽不出时间。直到2002年3月12日——他出席十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期间，在江西代表团的驻地，他才能比较从容地坐下来，接受了我近3个小时的采访。
岗位是短暂的，事业是长存的，惟有历史和人民的评判才是根本的。
我来江西从没有过渡走人的思想，我期待着自己在江西的这片红土地上留下一排排坚实向前的脚印。
我们要发展，湖北、湖南也要发展，留给我们的时间并不多，只有抓住时机拼命地干，才能赢得历史的机遇，今后的发展才会有主动权。
吴新雄（江西省委副书记、省政府常务副省长，原南昌市委书记）：人总有自己的追求，或者是金钱，或者是名利，或者是事业。每个人的抱负追求不一样，激发出来的动力、活力以及所表现的精神状态也就不一样。
我来自于平民家庭，没有任何背景，当过工人，还当过工人教师，然后上了大学，又到工厂做过技术人员，直到当上厂长，过去从没有想到自己会到政界。可能是因为我工作比较认真，敬业精神也可以，不满足于平平淡淡，总要在事业上有所作为。所以推行干部“四化”方针的时候，作为重点挑选的对象，1982年我当选江阴县委候补委员，1983年底任副县长（副市长），从此走上了政界。原来一直是想做一个优秀的工程技术人员，在技术上有发明创新，现在既然从政了，那我就要把在事业上有所作为、有所建树的劲头转到这上面来，这是我的一个最基本、最朴素的想法。
历史的潮流把我这样一个老百姓出身的年轻人推到从政的岗位上，那么我在这个岗位上应该做些什么呢？离开这个岗位的时候又应该留点什么呢？我想，如果在从政的岗位上只想着自己的利益，那么这种人的下场很清楚，轻则犯错误，重则像胡长清、成克杰那样被枪毙。你从政既是官又是民，说你是民，自己本来就是来自于老百姓，不要为官而官，更不要为保这个官而做官；说你是官，是因为领导和老百姓对你都有信任和期待。在这个岗位上有没有作为，不是你个人事业上有没有建树的问题，而是对一个地方、对老百姓有什么交待的问题。为官一阵子，做人一辈子，“古今将相今何在，黄土一堆草没了”。岗位是短暂的，事业是长存的，惟有历史和人民的评判才是根本的。为政每一天，其实我们都在接受考试，这是一场没有试卷的考试，我们的评卷老师是历史和人民。学生考试不及格有补考的机会，我们考试不及格却没有补考的机会，这些理念我在苏南工作时就一以贯之地形成了，并成为我工作的最基本动力。
说我是把江西、南昌作为一个平台，做不了几年就要走的看法不正确。首先我从无锡来江西，事先根本没有思想准备，1997年我曾和当时的江苏省委领导谈过，我说以我对事业的执着和对经济工作的研究，转岗搞企业同样可以报效国家。这是我在无锡工作时的真实想法，我对搞企业是很乐意的，却没有想到自己会到江西来。其次，如果论生活条件，论亲朋故交的关系和各方面的环境，我当然是留在苏南好，此前我从来没有来过江西。在江西我是人地生疏，两眼一抹黑。这里的收入水平也比苏南低，我现在的工资大概不到2,000块钱，具体数字我不清楚，工资打在卡上，交给了我家属。但我还是决定来江西，我重视自己的人生价值，既然从政了，最大的价值不在于官位的高低，职务的大小，去什么地方从政，而在于通过自己的努力带领一班人共同把一个地方的经济搞上去，改善了老百姓的生活。我来江西从没有过渡走人的思想，我期待着自己在江西的这片红土地上留下一排排坚实向前的脚印。这样当我老了回忆往事的时候，不会因自己从政碌碌无为、错失机遇而懊悔，也不会因下了台还让人家指着脊梁骨骂而感到无地自容。对从政的人来讲，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最大的奖赏就是老百姓的口碑。
我来南昌那天是2001年6月14日，这天上午我在无锡向全体干部告别，下午3:00到达上海昌北机场，当时李豆罗和熊焕高两位同志在机场迎候我，并向我汇报工作，因为10天以后南昌市四套班子就要换届。到南昌出向塘机场，5:00到达滕王阁，四套班子的负责同志都在这里，表示欢迎以后马上开会，我听了一下各方面的情况介绍。然后几个书记开了一个碰头会，开完会已经是晚上11:00，我这才到省委孟建柱书记那里报到。从孟书记那里出来是晚上12:00，接着又准备第二天两个会议的讲话，一直忙到凌晨2:00，第一天就是这样过来的。第二天上午9:00与四套班子见面，10:00与全市600多个县级干部见面，我作了表态讲话。下午就向南昌人民报到，到的第一站是江西造纸厂，我表态只要对企业发展有益的事，市委就一定支持；第二站到八一起义纪念馆，瞻仰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初步感受这块红土地的光荣与凝重；第三站到江铃，孙总向我汇报了上市的问题。晚上8:00开书记办公会，9:00开常委会，然后回到宿舍又清理自己一天的印象和思绪，到凌晨2:00才睡觉。接下来，我用7天的时间跑遍了四县五区，中间开了一个企业家座谈会、一个防汛工作会议和规划委员会会议。接着就是市四套班子换届，我一个人都不认识，开常委会时我只管省委定的年龄等各方面条件是什么，现在的候选人名单符不符合这些条件，只要符合的我就同意，人选就是这样定的，结果换届的时候四套班子全部高票当选。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政治家与政客的区别（2）到南昌的头两个月，我差不多天天晚上是两点钟睡觉，在苏南的时候同志叫我“拼命三郎”，到了这边比在苏南的力度还要大，时间抓得更紧了，因为我看到了江西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差距，人家一个市的财政收入就能抵江西一个省，苏州一年有300亿财政，江西才230亿。由差距中也看到了危机，没有危机感的人迟早会有危机，有危机感的人可以避免危机。中国现在是政通人和，上上下下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是建国以来最好的历史时期，但是这个发展的机遇对各省都一样，我们要发展，湖北、湖南也要发展，留给我们的时间并不多，只有抓住时机拼命地干，才能赢得历史的机遇，今后的发展才会有主动权。再有，我刚到位的时候搞了一个亮化工程，十多万人到中山路看灯，市委、市政府为老百姓才做了这么一点事情就得到社会各界如此认同，我很感动，这说明江西人民盼望发展、改变面貌的心情非常强烈，也非常现实地流露出来了。有一个这么好的群众基础，老百姓对我们又有这么大的期望，我们在这个位置上如果不拼命地干，怎么对得起他们，我千里迢迢来江西干什么？我提出了“八个一”，我们必须抓住每一个机会，抓紧每一天时效，动足每一根脑筋，汲取每一份智慧，用好每一份能量，激活每一个细胞，办好每一件实事，争取每一项成功。
光靠南昌现在的经济总量，就是增长12%、15%、20%也是不行的。那么靠什么呢？要靠更开放、更开明的对外开放政策。
靠得住、有本事的干部才能打开局面，政绩突出就是打开了局面，不用这样的干部还用什么干部，不管他们有没有资历，有没有关系背景，我们在南昌用了很多这样的干部。
来南昌后，花费了我最大精力的是三方面的事情：
一是抓城市建设，增强老百姓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城市面貌不是单纯地看几条马路是否干净，它体现一个地方的社会文明程度和老百姓的凝聚力，也体现一个地方领导者的素质、能力、决心和魄力。我对南昌的定位是按照省委孟书记提出的把南昌建设成花园城市的要求，将南昌建设成为中国最优美的城市之一，营造美的空间，人的乐园，这一点我完全有信心。我到南昌的第一件事就是自任为规划委员会主任，李豆罗市长为副主任。我听了南昌几个湖的情况介绍以后，立刻决定所有湖的周边一律不准任何单位和个人占有，并要求立即通知下去。在无锡太湖边上左一个单位，右一个单位，老百姓根本走不通；杭州的西湖、武汉的东湖也是这种情况。南昌有条件将自己的几片湖水完整地让给百姓，为此制定了具体的标准：环湖一条路，沿湖一片绿，依湖一片景，连湖活水系，靠湖聚财富，营造人民群众新天地。全部定格、定位好了，就按照这个来操作。有了好的战略规划，还需要精雕细刻，把自然的矿藏变成宝石，否则自然的矿藏还是一堆矿石，白白浪费了就会将遗憾留给子孙，留给历史。
二是牢牢抓住经济建设不放松，经济工作不像一个城市的卫生死角，突击扫除就可以了，它有一个滞后效应，不一定马上就能体现出来，其成效的出现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我抓经济工作很多年了，按我的经验“万事开头难”，开始时领导者要既吹冲锋号，又搭过河桥。既要提出命题的战略思维，又要解决中间的重点、难点问题。我十分清楚光靠南昌现在的经济总量，就是增长12%、15%、20%也是不行的。那么靠什么呢？要靠更开放、更开明的对外开放政策。美国是怎么发展的？从事IT、IC产业和生物药工程的三分之一是华裔，他们为什么要去，是因为容易发财，容易成功，实验条件好，上下配套，风险资金容易保证。他们发展起来了，增加的是美国的产业经济，壮大的是美国的实力。所以，21世纪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的竞争，实际上是投资环境优劣的竞争。因此，市委、市政府将改善投资环境，以招商引资作为经济发展的突破口。令一些同志感到纳闷的事情，我经常去做。比如说接待外商，当时是一个省委常委，后来又是省委副书记，我看起来似乎犯不着这样做，但我宁可自己再辛苦，也要把局面打开。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天要接见几批客商，虽然我不喝酒，但每天要重复讲很多话，也颇费神。有人建议我见客商要分层次，我说南昌才刚刚起步，大的小的客商都欢迎，还分什么层次。再有，领导者能不能亲自到场，他们的素质形象、知识能力水平怎样，也常常是客商到南昌后想要了解的。为了培训招商引资人员和抓经济工作的干部，仅就外向型经济专题我亲自讲过两次课，从上午8:00讲到12:00，再就是专题讲工业经济、资本经营，譬如：如何搞活企业？如何抓大放小？如何抓对外开放？如何抓企业集团、上市公司？如何搞工业园区？这些事我自己做过，只要教会下面的干部怎么做，他们很快就会了，江西有些干部确实相当聪明能干。
因为与过去的环境不一样了，省委、省政府又给了我一个很大很好的工作平台，我来南昌后形成了几个理念，其中之一就是“帮投资者盈利，助投资者发展，为投资者服务”，“只有投资创业者的成功，才有我们发展经济的成功”。对于党政官员来说，帮助投资者解决每一个问题就是最好的投资环境，让所有的投资者成功就是最好的投资信用。只有投资创业者的成功，才有党政官员“365天白天加班加点，晚上干到零点，节假日照常到点”的价值，否则我们再辛苦再忙，经济不发展，企业还是那么落后，老百姓还是那么穷，我们的工作价值便等于零。目前在南昌的外商都站住了脚，2001年进来的几家公司正在红谷滩、高新、昌北大展作为。统一企业的效益很好，格林柯尔、娃哈哈今年投产后的效益估计也不错。深圳方大、先科都已将主要的制造基地放在南昌。荷兰的RDM决定到南昌来发展，RDM兼并了美国麦道生产直升飞机的工厂，将把它移到南昌来生产……南昌近三五年的经济会发展得很快，对此我非常有信心。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政治家与政客的区别（3）三是在加快发展的同时，注意培养造就一支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干部队伍，市委对过去的干部队伍结构作了很大的调整。我们公开宣称按照“四化”标准选人用人，要用“靠得住，有本事”的人。我是外来者，在南昌不认识任何人，没有任何亲戚朋友，也不想在这里搞小团伙。南昌的事业是南昌人民的，光靠一两个人再苦再累也没有用，要靠千千万万有本事的干部来做，这些人要忠于人民、忠于江西、忠于事业，不是为自己的私利，不是为自己升官，而是要全身心地投入到加快南昌发展的事业当中去。我在大会上多次讲，并不是我们这些大大小小的官的能力有多大，江西有4,300万人口，能力比我们大的人多着呢！历史的潮流把我们推到了这个岗位上，我们对自己要有一个正确的定位，要在这个岗位上有所建树。有本事的干部才能打开局面，政绩突出就是打开了局面，不用这样的干部还用什么干部？不管他们有没有资历，有没有关系背景，我们在南昌用了很多这样的干部。其实，南昌的一些干部年纪很轻，水平、能力不比苏南的干部差，像昌北、高新、南昌县开发区这么一两年就上来了。这次机构改革市委调整提拔了200多名干部，都是三四十岁的年轻干部，现在人才队伍全部接上来了，后面的步骤还会更快，要源源不断地培养后备人才队伍。现在还有200多个岗位空着。对1000多名年龄偏大的干部，采取了离岗退养的政策，他们都高高兴兴地退下去了，这个政策力度之大在全省所有城市中是仅有的。有了这样一批年轻的、文化程度比较高、对经济工作比较熟悉的干部上来，一个地方怎么能不欣欣向荣？
我很想完成南昌人民留给我的那份“考卷”，很想在自己手里对南昌——这件我从政以来最重要的作品精雕细刻，让它憬然于世，光彩照人，我现在唯一的遗憾就是留给我在南昌的时间太少了……江西人自己要认识江西人，江西的广大干部是很有能力、很有水平的，所有的变化都是江西人自己创造的，并不是靠几个外来的领导者，我们不过是担负着领导的责任……从20世纪80年代在江阴开始，以及到南昌的第一天，一直到现在，我讲得最多的话就是“事在人为，负重奋进，以创造性工作快速发展”、“地不分南北，基础不论强弱，有志者事竟成”、“路是人走出来的，事业是人干出来的”，这些话可谓我思想的“主弦律”。说实在的，我很想完成南昌人民留给我的那份“考卷”，很想在自己手里对南昌--这件我从政以来最重要的作品精雕细刻，让它憬然于世、光彩照人，我现在唯一的遗憾就是留给我在南昌的时间太少了……从沿海发达地区来到江西，已经快两年了，南昌人民和无锡人民一样接受了我，认可了我。当初我离开江阴到无锡赴任时，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对我开玩笑说：“吴市长，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人大准备投票，不同意你辞职”。很多市民也给我送鲜花，就是不想让我走。我不在意有哪些官员来送我，但我很在意居委会的老大娘来送我。后来我离开无锡到南昌，这次调动也是突然宣布的，一宣布时就有很多人掉眼泪了……在南昌这两年，南昌市民自己出钱在电台为我和李市长点歌；退休职工在八一公园演出，自己掏钱买花请主持人转交给我，请我保重身体；开省党代会的时候，出租车司机问上车的九江人、赣州人是不是来开会的党代表，对方回答说“是”，司机说你们投票的时候一定要投吴书记的票……这些事让我很受感动。也让无锡来的客人很受感染，我来南昌半年之后，无锡柴油机厂的老总来南昌考察，看到南昌人民对我如此支持，宴会上他噙着泪光说没想到江西的老百姓这么淳朴、厚道，没想到你一个人不带秘书，不带干部，却在短期内打开了局面。无锡锅炉厂的老总听说一些情况后也专门飞到南昌来，给了我定点扶贫的一个村子70万元，帮助村里发展经济……这就是一个人为官从政的价值，要心中真正装着老百姓，全身心地去完成“三个代表”，而不是把它作为一句政治口号。
除了人民的厚爱，我还要感谢南昌市广大干部对我工作的支持。李豆罗同志总结的“白天加班加点，晚上工作到零点，节假日照常到点”，是这两年来南昌市委、市政府大多数干部的真实写照。有很多领导干部瘦了10多斤，有的人还得了很多病，像腰间盘突出等等，有的人发烧打着点滴还坚持工作……他们比我还辛苦。通过这两年的接触了解，我认为江西人自己要认识江西人，江西的广大干部是很有能力、很有水平的，所有的变化都是江西人自己创造的，并不是靠几个外来的领导者，我们不过是担负着领导的责任，通过正确决策，把上上下下的智慧和资源集聚起来，把全省人民的力量集中起来，瞄着一个正确的目标去进取。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政治家与政客的区别（4）胡平： 因为你的厂长出身及长期从事地方工作的丰富经验，在企业经营、开拓市场及一个城市的发展、管理上，你很有眼光、有主见；又因为你来自经济发达的苏南地区，在经济欠发达的南昌的许多举措，从某种意义上讲只是把自己过去做过的又做了一遍。你给人以轻车熟路、举重若轻的印象，不仅是南昌的许多百姓、干部，也许还有一些外地的记者，都对你刮目相看。我想，这固然会为你带来成就感，但同时也意味着压力--在一个各方面起点较低、但人们改变自己落后的生存面貌的心情又迫切的情况下，你的所思所言所行，怎样去经受历史的考验？
不管压力有多大，我们始终要有清醒地认识，一定要按科学规律办事，越是快速发展越要求真务实。
吴新雄：企业和企业之间有竞争，城市和城市之间同样有竞争，这种竞争首先体现在一个地方的领导团队的决策水平、抱负、追求和素质上，往往一个重大决策失之毫厘，对这个地方的发展就差之千里。一个现代社会领导者要具备三方面的能力，一是对问题的决断能力，把握事物的发展才有决策的超前性，抓住内在本质才有决策的科学性，突出重点环节才有工作的实效性，建立目标管理才有工作的考核性；二是对重点、难点的突破能力，在发展的过程中往往会碰到很多棘手的难题，领导者不仅要身体力行动手解决，而且在发展过程中要敢于承担责任和风险，这才是对事业更大的奉献。如果看到有风险和责任就回避，那解决不了难题；三是要有向心力和凝聚力，把全社会的力量最大限度地集聚于一个目标和方向。如果领导者光凭个人的能力和见解，只搞“一言堂”，听不得不同意见，事情早晚要砸锅。如果领导者深知民主不但是对个人素质与作风的要求，更是对体制与机制的要求，这个地方必然搞得生气勃勃。
南昌人民希望加快发展，希望尽快改变面貌，他们对我们的评价和期望越高，我们感到的压力就越重，当然我们也希望尽快赶上去。但不管压力有多大，我们始终要有清醒地认识，一定要按科学规律办事，越是快速发展越要求真务实，每一条政策、每一个措施、每一个数据都不能有水分，有水分导致的后果不堪设想，这一点我是始终坚持的。那么如何防止下面掺水分呢？一般来说自己要深入实际，不能光听汇报，在会上听来听去是不行的，比如说招商引资，我既要看数字，还要到现场去看，哪些工程在做？哪些项目在投产？哪些税收交了？用电量是否上去了？这些东西是实打实的。在苏南我们就是这样防止泡沫、挤去水分的，在考核经济发展时早就不看GDP值了，第一看工业开票收入，这肯定有税收的，没有人可以做假。第二看用电量的增长，经济发展了用电量肯定增长；第三是看财政收入，这都是没法掺假的。
胡平：现在中国省部一级的领导中，有不少是“老三届”，即“文革”前夕正读初中、高中的中学生；或者说，所谓“老三届”，大抵都是在“三年困难时期”饿过肚子，1966年夏秋在天安门广场拍过巴掌、喊哑了嗓子的一代人。但更大量的“老三届”人，现在成了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困难群体。我看你也是这一代人，还有这代人的代际意识吗？
我们各级领导一定要抓住发展不放松，把大家的思想和能力全都聚焦在发展上，这才是对包括“老三届”在内的社会弱势群体、困难群体的最重要的关心，若没有发展其他的关心只能是杯水车薪。
吴新雄： 我正好是“老三届”，初中一毕业就碰到了“文革”，孟书记也是“老三届”，现在我们都会想起“老三届”当年的一幕一幕青春岁月。现在虽然和他们的联系并不多，但我注意到建国后的每次运动他们几乎都赶上了，对过去极左政治和计划经济的错误后果，“老三届”确实承担了很多，相比之下，改革开放20多年带来的很多好处，他们却分享得不多。比如过去上山下乡主体是“老三届”；现在企业改革、下岗分流又轮到了“老三届”，很多“50对象”是“老三届”，他们现在都上有老，下有小，负担很重。计划生育也是从“老三届”开始的……应该说，这一代人是吃苦的一代人，是为国家做了贡献的一代人，属于比较特殊的群体。
作为这代人中的一分子，我和他们的心是相通的；作为一名领导干部，我对他们满怀同情。我一向以为各级领导应该更多地关心他们，一是要更多地关照他们再就业，因为他们都是50岁上下了，和年轻人竞争岗位没有了优势，所以党政机关的保洁、保养岗位要更多地考虑他们。二是对他们中特殊困难的家庭要体现社会的温暖，他们的年收入一般很少，住房条件不好，买不起商品房，政府要适当发展经济适用房，当然这一点不光是针对“老三届”的。说到底还是要加快发展。不管是对“老三届”也好，对其他弱势群体也好，最终让大家普遍感到生活水平提高了就是靠发展，所以要抓紧时间发展，拼命地发展，而且发展还不能用常规的办法发展，人家花十分力气，我们要花一百二十分的力气。如果我们的实力雄厚了，那么，最低保障、公益事业等问题都可以比较好地解决。有些问题不能简单地推向市场，政府该照顾的还是要照顾。所以我们各级领导一定要抓住发展不放松，把大家的思想和能力全都聚焦在发展上，这才是对包括“老三届”在内的社会弱势群体、困难群体的最重要的关心，若没有发展，其他的关心只能是杯水车薪。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政治家与政客的区别（5）胡平： 我听你夫人曾经说起，你好不容易回无锡休息几天，坐在家里沙发上都心不在焉，一天到晚没有几句话，不知你在琢磨什么。吴书记，你能不能谈点个人和家庭情况？
母亲勤劳一世，俭朴一生，为孩子们操碎了心，1977年就去世了，没有看到我当市长。父亲也吃了一辈子苦，1992年去世，他看到我当了官却看不到我对家里有什么照顾，父母亲只要求儿子把工作干得更好。
吴新雄： 小时候家里比较苦，父亲是工人，母亲是家庭妇女，家里子女多，共有七兄妹，我排行老六，最小的是一个妹妹。父母把我们七兄妹带大确实很不容易，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大姐连初中都没有上就帮助家里纺纱织布，后面几个小孩都念到了书。我作为最小的男孩子，家里自然很宝贝，没有下过乡，最小的妹妹倒是下了乡。可我也吃过很多苦，三年“困难”时期，我十三四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却老是吃不饱，每天在居委会的公共食堂吃6两米饭，菜里不见一点油，那时家家户户不让开灶，回家什么吃的东西也没有……在学生时代我一直要求自己成绩要好，功课要好。初中毕业以后我分到工厂当工人，每天不声不响埋头工作，最高兴的事情就是将那点微薄的工资交到母亲手里。后来仅初中文凭的我，却被挑去江阴很有名的南清中学当教师，教了两年初中班的物理，现在这所中学是国家重点高中。后来又送我到南京化工学院上学，学的是基本有机合成。那时“文革”还没有结束，有人鼓动“停课闹革命”，去造反，当时我是班长，我说都不准去，全班同学坚持读书上课。3年零8个月后毕业，分配工作我没有找后门，当时也不懂什么是后门，结果把我分到了江阴县化肥厂，当了车间技术员。干了不到两年，调到技术科负责工作，不久又当厂长。35岁时入政界，1983年底起先后任江阴市副市长、常务副市长、副书记、市长，1992年起先后任无锡市副市长，常务副市长、市长。
除了大学期间系统地学习过，后来大多是一些短期培训。但在无锡当市长时，我读了美国蒙东娜大学与上海国际金融学院合办的MBA，每周上课的日子晚上6:00从无锡开车到上海，7:30上课上到9:30，然后又开车回无锡，整整坚持学习了两年，到南昌来的时候正好毕业。因为多是美国教师上课，对提高我的英语水平很有好处。作为一个市长，当时我已深感现在对外开放了，一个领导干部不懂英语怎么行呢？我又请来市里最好的翻译，给政府机关处长以上的干部上课，刚开始有60多个人，到后来只有10来个人，但我不管工作怎么忙，一直坚持到“三讲”的时候才停下来……母亲勤劳一世，俭朴一生，为孩子们操碎了心，1977年就去世了，没有看到我当市长。父亲也吃了一辈子苦，1992年去世，他看到我当了官却看不到我对家里有什么照顾，父母亲只要求儿子把工作干得更好。现在我当了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兄弟姐妹都感到很高兴，但都很支持、维护我，没有提任何要求，他们都还留在江阴干着普通的工作，工人还是工人，教师还是教师。我爱人原来是江阴电厂的普通职工，也没有因为我而沾光，当了30多年的工人，我调江西以后她就办了内退，现在也来了南昌。我们只有一个男孩，现在美国上大学，读工商管理，今年就要毕业，回国希望留在无锡工作。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政治家与政客的区别（6）胡平：吴书记，现在你调来了省里工作，请你谈谈江西的发展。
现在南昌以及整个江西，可以说是“人心思上，人气兴旺，经济提速，城市变样”。
有人说我敢说敢做敢为，除了个性使然，也是环境使然。
现在江西人跑出去，人家比较尊重，各部委看到了江西的发展势头一派热气腾腾，士气高昂……吴新雄：现在南昌以及整个江西，可以说是“人心思上，人气兴旺，经济提速，城市变样”。所有这些变化与成就，离不开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离不开江西人民的心血与汗水，离不开江西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最典型的是“解放思想，加快发展”的学习教育活动，真正使江西人民聚焦事业、聚焦发展，上上下下扭成一股绳，通过发展方向定位、策略定位、干部价值标准定位，实际上为所有一心一意谋发展、抓发展的人提供了最有力的政治保证、组织保证、思想保证和舆论环境保证，所以才会形成今天如此良好生动的局面。孟书记和黄省长不但工作思路非常清晰，如什么工业化战略，以体制、机制和科技创新为主动力，做强做大工业等等，而且他们以宽广的胸怀，卓异的胆识营造了让各级干部放手干事的环境，他们也给了我一个大胆干事业的不可多得的最好环境。我以为，凡是有合力和活力的地方，就是充满希望的地方；凡是有合力和活力的事业，就是充满希望的事业。而活力来自于创新改革，合力就来自于放心放手，“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有人说我敢说敢做敢为，除了个性使然，也是环境使然。同时，孟书记和黄省长的事业心、责任心都很强，值得我很好学习。
我到了省里以后，投入的最大精力仍是招商引资。今年3月2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政协港澳委员和知名企业家会议，像李嘉诚的儿子李泽楷、霍英东、马万祺的儿子及何鸿焱等港澳台地区的大老板全都来了。虽然江西这两年势头起来了，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但毕竟基础比较薄弱，我们得通过一些成功的实例来宣传江西的变化，我们还得走千山万水，说千言万语，想千方百计，吃千辛万苦，还没有达到一说开招商会，人家全都主动跑过来的程度。越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越要放下身份，待人以真诚，多为客商着想。我对客商说，为官一阵子，做人一辈子，我请你们来投资，如果你们在这里不成功，我以后怎么对得起你们这些朋友。你们来就是帮我们发展，那我们一定要帮你们成功，你成功了也带来了我们的成功。我们也不能说什么条件都能满足人家，那样做就虚假了，有些事情要事先说清楚，哪个项目好搞，哪个项目不好搞，但只要你搞，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帮助你成功。
这次开全国人大会期间，我天天在外面跑，电视中很少看到我参加分组讨论的镜头。这样跑是必须的，因为机会难得。江西现在的经济还不发达，我们需要各个部委在项目上、资金上、政策上给予支持。现在江西人跑出去，人家比较尊重，各部委看到了江西的发展势头一派热气腾腾，士气高昂，而且我们现在跑不是简单地要钱，而是先表示感谢，其次告诉他们江西打算怎么发展，怎样崛起，对外开放准备怎么搞，城市化怎么推进，机制创新、人才培养准备具体做几件事，做到什么程度。江西不会依赖在国家身上，一定要通过自身的努力，由输血型变成造血型。但目前确实比较困难，需要国家支持，我们会以良好的发展来回报国家。各部委也对江西的发展给了有力的支持，仅在“两会”期间，为我省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改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推动新型工业化和城市化，我们已获得各部委承诺拨付给我省的各种项目资金109.17亿元，国债资金26亿元，还争取到一批政策的扶助。
令人欣喜的是，政治文明的构建终于纳入了社会历史的进程。而政治家与政客的区别也在人民的眼里被日益识辨出来……胡平： 在2003年2月十六届新进中委和候补中委的研讨班上，吴新雄的发言讲的是政治文明。他说，政治文明就是实事求是，不惟书，不惟上，只惟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他还说，政治文明应包括有政治领导人的风范与魅力，邓小平就具有伟大的人格力量。
今天的一些中国人似乎已经不记得还曾经有“周公吐哺，天下归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的政治家的存在。众所周知，在“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里，政治只意味着在种种革命的口号下构陷同胞，砸烂文化，瓦解经济。即便在走出了恶梦之后，政治在许多人的心目中依旧是平民百姓不敢靠近的危崖深池，同时又是政客们豪言壮语的讲习班、勾心斗角的展示会。对于我们这个有着古老文明的伟大民族来说，政治文明很长时间里不是空白，就是苍白，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令人欣喜的是，政治文明的构建终于纳入了社会历史的进程。而政治家与政客的区别也在人民的眼里被日益辨识出来——真正的政治家有政治上的信仰和追求，而不是把政治工具化、庸俗化；真正的政治家亲民近民，致力于公共利益，而不是把政治变成私利；他们有执政的知识、能力和业绩，他们是职业化的；他们有个性，有自己的风格和魅力，敢于有所担当。
人民并不要求政治家无私无欲，只是期盼他们热爱光荣胜于热爱财富；人民也不奢求政治家有金刚不坏之身，只是希冀他们襟怀坦白，知错即改。
这样的政治家必然大有作为，在众人失望时他是希望，在众人踟躇时他是执著，在众人乐观时他是警醒，在众人称慕时他是澹泊，如开国元老习仲勋在听了“你是西北地区有崇高威望的领导人”的赞誉后反问：有多高，有麻雀飞得高吗？
当人民对他或许多多少少有些神化的崇拜时，他却比一般人更多地展露出丰富的人性与率真的性格。
当一个城市一方水土终于变得花团锦簇、欣欣向荣，人民若还在念叨他的名字时，他却比一般人更深地领悟到人民创造的伟力，还有时下这个革故鼎新的时代对他生命的丰厚赐予……是时候了，在中国，尤其是在中部地区，能力、德行出类拔萃的政治家吹来了一股新鲜的风，他们正在努力实现人民要求加快发展的愿望。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不仅仅是“江西现象”（1）胡平：近年来，江西不再仅仅是一个红色的老故事，它的革故鼎新，它的风生水起，显然在受到外部世界越来越多的注意。
不久前的一个例子是，影响力甚广的英国《金融时报》在2004年3月9日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沿海财富向内地辐射》的报道，内称：过去“像江西省省会南昌那样的内地城市大多在国内外投资商的开发计划之外。但是，南昌的命运正在发生改变。几年来，数条高速公路和铁路的修建已使这座城市不再偏僻遥远，制造业也因此从沿海转向内地……”
再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陈耀研究员。在今年第三期的《决策咨询》杂志上发表了《从“江西现象”看中部崛起之路》的文章。犹如林中看林，山上说山，过去自己称这块土地上有什么现象，总让我觉得牙跟有些发酸。但我注意到，这是一个局外人，一个不是一般身份的局外人对于赣鄱大地上这几年的变局冠之以“现象”。在提供了那么久那么多红色的故事、革命的经典、青翠的竹木、银白的稻米之后，现在能给这个国家提供一种活力迸射的“现象”，而且还能从这“现象”中展示出中部崛起之路来，江西人当然有理由感到高兴。
陈耀：随着“沿海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东北振兴战略”的相继提出，近些年谨防“中部塌陷”，成为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一个关注点。在这种忧虑的氛围中，处于中部谷底的江西经济却悄然步入快车道，许多指标都实现了历史性跨越。考察这一“江西现象”，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形势下中部各省探寻崛起的新路径，不无借鉴与启示。
令人惊奇的经济增长绩效在中部六省中，江西经济长期以来基本处于“谷底”地位。“九五”期间，江西经济年均增长9.3%，增长速度居第5位，地区生产总值（注：国家统计局从今年起开始调整指标名称，一个地区的生产总值不再表述为国内生产总值，而是地区生产总值，简称GRP）仅略高于山西。到2000年，全省人均GRP为4,851元，居最后1位；人均地方财政收入269元，居第5位。全省工业增加值占GRP的比重为27%，工业企业效益综合指数为78.3%，全员劳动生产率为19,423元/人，均居末位；而资产负债率则达到68.7%，在中部六省中最高。众多数据显示，江西具有明显的“工业小省、财政穷省、经济弱省”的特征。
然而，近几年江西省的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增长绩效尤为突出。据有关资料表明， 2002年江西的GRP首次达到10.5%的两位数增长，2003年尽管有非典疫情、局部洪涝灾害、百年未遇的特大旱灾等一系列不利因素的影响，但经济增速仍继续加快，GRP总量2,830亿元，增长率为13%，比上年提高了2.5个百分点，成为1993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在中部6省中无论是增长率还是上升幅度，均居首位。
除了生产总值之外，2003年江西其他许多重要经济指标都出现了惊人的突破：如工业实现利润46亿元左右，比上年翻一番；利税总额150亿元，增长40%以上，工业增加值占GRP的比重突破了30%。全省财政总收入实现284亿元，比上年增长21.5%。利用外资的总量和增幅均居中部地区前列。
为什么会出现“江西现象”
我们把近年来江西经济出现的神奇变化，称之为“江西现象”，是因为通过观察和实地调研，我们感到，“江西现象”的发生并不是一种偶然，而是带有其内在的必然性。尽管从客观上讲，全国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启动和沿海地区产业转移的加快等外部因素，对江西经济产生了不小的推动效应。但从根本上看，是与江西省近几年从上至下的自身努力分不开的。这种自身努力主要体现在：展开思想解放讨论，确立明确的发展定位；坚定工业强省的主攻方向，培育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抢抓沿海产业转移机遇，实施瞄准长珠闽的开放主战略。
第一，推动思想解放的学习讨论，理清发展思路，明确战略定位。
面对前些年江西经济发展与周边省份越来越大的差距，大多数人已认识到落后的观念和制度对江西经济发展的严重禁锢。于是，2000年下半年，在制定江西“十五”发展计划纲要中，明确地把“深入推动思想大解放”作为未来发展的战略方针摆到首位。2001年3月底，中央决定让孟建柱同志到江西工作，由此在赣鄱大地上掀起了一轮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的高潮。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不仅仅是“江西现象”（2）2001年5月，江西省书记孟建柱亲自带队赴广东考察，这次考察形成了“三个基地，一个后花园”的战略构想，并在同年召开的省委井冈山全会和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的报告中作了深入阐述。同年8月，省委通过了《关于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了“以加快工业化为战略核心，以大开放为主战略”的思路。同年12月，提出了“实现江西在中部地区崛起”的目标。从而使全省经济发展的思路和方向进一步明确。
事实证明，思路决定出路，思想决定作为。江西崛起的思路在坚持中不断地完善，发展的绩效也取得了质的飞跃。自2001年开展解放思想的学习讨论以来，江西经济先于全国摆脱了增长迟缓的局面，当年GRP增长8.8%，比上年增幅提高了0.8个百分点；2002年和2003年连续两年实现两位数增长，出现了中部地区发展的奇迹。
第二，坚定工业强省的主攻方向，培育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
中部地区基本上都是农业大省，工业化水平低，目前第一产业在GRP的比重大都高于全国水平（15.4%），而江西在中部6省中又最高，达到21.9%。工业化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带动城市化、推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没有工业化的发展，物质财富就不可能极大丰富，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就难以提高，区域经济落后的面貌就难以改观。近几年，江西切实把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在主攻工业上，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快速增大。2000年工业占GRP的比重为27.0%，2001年为27.4%，2002年则上升到28.3%，2003年已经突破30%。从目前江西工业运行的一些新特点，我们不难发现江西近年主攻工业的努力及其成效。
一是大力发展产权清晰、机制灵活的微观经济主体。目前，江西非公有制经济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超过50%，居民投资已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51%，个私经济上交税收占财政总收入的11.1%。股份制企业、“三资”企业及私营企业引领全省工业快速增长，其中私营企业增速居各经济类型之首。
二是重点培育汽车航空及精密制造业等六大支柱产业。这六大支柱产业实现销售收入已突破1,000亿元，完成的增加值占全省工业的69%，成为工业快速增长的主要支撑力量。
三是借鉴国家产业集群化经验，突出抓好工业园区的建设。全省共建成工业园区118个，逐渐形成了科技型、特区型、支柱产业型、技工贸型、外商投资型等特色鲜明的工业园区，格林柯尔、娃哈哈、银志、TCL等著名大公司纷纷在此落户。2003年园区工业增加值增长是全省平均水平的2倍，成为新的增长亮点。
四是积极推进企业资产重组和联合，扶持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萍钢、天狮药业和晨鸣纸业改制重组，江西电机厂与四通集团、南柴和中泰凯马等靠大联强，昌河与日本铃木、星火化工和美国卡博特、江铜与美国耶兹等重大合资项目已经或即将投产见效，这些重组联合必将带动江西工业整体竞争优势的提升。
第三，实施瞄准长珠闽的开放主战略，抢抓沿海产业转移的机遇。
开放程度低是江西经济弱小的一个重要原因。改革开放20多年，直到2000年江西经济的外向度仅为6.8%，比全国低29.7个百分点，实际利用外资和出口总额，在中部六省中大都处于倒数第一二位。确立新的战略定位以后，江西省把大开放的目光集中到了长珠闽地区，多次组织企业家和政府部门到周边地区特别是浙江、广东等地学习取经，研究与周边省份经济的互补性，主动接轨，主动融入，谋求在更广阔范围、更高层面的联动发展。其次，积极到这些地区举办各种招商引资活动，寻找有投资或产业转移意向的对象，宣传介绍本地的优势条件和可供合作的项目。再次，根据区位条件，确立对接或融合的目标地区。如江西南部的赣州市主要瞄准珠三角地区，全力融入“泛珠三角”经济圈；江西东北部的上饶市实施“掉头向东，通江达海”策略，着力与浙闽沪结盟，并取得明显成效。许多浙江企业纷纷到上饶落户，上海交大已斥巨资在上饶建大学城。
大开放主战略的实施，使江西开放型经济又取得了重大突破。2003年数据显示，全省累计批准外商投资企业759家，新签合同外资额23.3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16亿美元。内资合同引资1,389.9亿元，同比增长38.3%；实际进资700.02亿元，同比增长64.3%，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资本向江西集聚的现象越发明显。据商务部统计，江西省实际利用外资自2003年3月之后一直位居中部省份首位，新批合同利用外资金额保持中部省份第二位。不仅数量取得突破，引资质量也明显提高。世界500强企业已 有18家落户江西，一年内签订243个超亿元的合同内资项目。
应当说明的是，江西经济的高增长从可以观察到的数据看仅有两三年时间，随着许多重大项目的陆续建成投产，未来几年的发展形势仍比较乐观。但这并不意味着，江西经济中一些深层次的结构矛盾已经解放，江西经济的总量在中部6省中依然排在倒数第二位，要实现真正的崛起还有较长的路要走。
对中部崛起的启示意义我国中部六省国土面积为102.69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10.7%；人口3亿多，占全国的28%；地区生产总值约2万亿元，占全国的1/5强。中部六省不沿边、不靠海，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能源和原材料工业基地，无论从区位条件，还是产业结构特征和经济发展水平，都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尽管江西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还未消除，经济总体实力仍不强，近两年的快速增长也有外部环境趋好的影响，但是，“江西现象”对于中部其他地区可以说仍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可资借鉴的经验。
第一个启示：在当前宏观政策环境下，是继续抱怨，等待政策的阳光普照，还是立足于自身努力，抓住机遇，加快发展自己？新中国成立以来，江西基本上处于国家投资的非重点区域，从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的地区分配看，1980年以来的20年，中部的安徽、河南、湖北等省投资额在全国所占比重分别为2.3%、3.8%、4.1%，而江西仅为1.5%。自1998年至今，国家共安排江西国债215.5亿元，在14个领域实施国债项目632个，主要集中在交通基础设施、供水、供电、污水处理等方面，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并不明显。浙江温台地区也一直没有得到国家多少投资，不仅发展得很好，而且保持着地区经济持续增长的旺盛活力。事实表明，任何单靠要政策获得的地区发展，都是短暂和脆弱的，不可能具有可持续性。
第二个启示：在地区经济发展中，是根据比较优势，找准自己的发展定位，还是套用国家发展战略，不去创新发展思路？中部地区长期发展滞后与缺乏地区自身发展定位有很大关系，长期在“农”字上和“资源”上做文章，脱离了现代产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潮流。江西提出“三个基地一个后花园”的定位，不仅注意发挥了自身优势，而且，该定位具有时代性和一定的超前性，意识到了中国发展已开始步入新的需求拉动阶段。
第三个启示：发展的机遇对于各地区应当是无差异的，为什么发展的结果却差异很大？从江西近年发展看，关键有三点：一要有机遇意识，要善于发现即将到来或可能到来的机遇。对于全国新一轮增长周期，江西的意识比较早，房地产、钢铁、水泥、汽车等行业在这一轮增长中呈现出超常的增长；二要抢抓机遇，机遇稍纵即逝。过去，江西曾错失不少发展良机，主要不是没有认识到，而是频于争论，如主攻工业的思路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就提出过；三是要善于抓机遇。江西要做沿海产业转移的基地和沿海地区旅游休闲的“后花园”，正是通过深入实地考察和发展阶段的科学分析才得出的对未来发展的结论。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不仅仅是“江西现象”（3）胡平：江西人却不能沉醉其中，更没有丝毫理由自足。这其中的种种道理，省委书记、省长们大会小会上肯定是讲过很多次。我只讲不久前得到的两个深刻印象——一是江苏全省境内现在正被一轮浙江的太阳给热烤，上至政府下至群众，从苏南到苏北，都在寻找与浙江的差距，用省委书记李源潮最近一番严峻的话来说便是：江苏已经全方位地落后于浙江。
按照民间公认的说法，江苏是有名的“富省穷民”，意即江苏的经济总量国内排名第二、外向型经济最为发达，税收和对全国所作的贡献亦相当巨大，可是普通居民的收入水平、生活水平却远逊于浙江、广东等地。“我这里有一组数据：2002年，浙江人均GDP比江苏高17%，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江苏高43.3%，农民人均纯收入比江苏高23.6%。”李源潮在学习浙江经验报告会上的发言毫不避讳江苏与浙江的差距。此外，目前，浙江有232种工业产品市场占有率居全国之首，年销售额超百亿的商品市场是江苏的3倍。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浙江企业所占数量是江苏的几倍。另外，浙江各级政府放手富民，敢于体制创新，适时进行经济调整，以及十分宽松的创业环境，也对江苏触动很大。李源潮举例说，2003年，浙江民营经济创造的增加值就超过了4,600亿元，占全省GDP的51%，高出江苏21个百分点。
这位省委书记一针见血地指出，江苏学习浙江经验，推动江苏经济发展，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解放思想，要用国际眼光和现代理念指导实践。
无论是宏观、中观还是微观，江苏正在试图用浙江的钥匙打开自己的锁。江苏人放下架子，俯首称徒，是因为他们敏锐地看到，浙江的经验完全适用于江苏，若能真正地把浙江经验学到手，那将是江苏一次最低成本、最大规模的经济扩张！
二是以吃苦耐劳的小手工作坊著称的“温州模式”在浙江已走向衰败。但在该省，惟一不变的就是变化——当前浙江的民间资本正以前所未有的热情进军汽车制造业，浙江民企已经支撑着整个中国汽车零部件产业的半壁江山，一汽、东风、上汽每年有50%的零部件采购来自浙江。而吉利的始作俑者李书福，在1998年就用先斩后奏的方式闯入了整车制造业。现在“你造车了吗？”成了浙江私营企业主见面时流行的问候语。可以说，当今的浙江以创新、扩张升级“温州模式”，民本经济正在巨鲸般吞食汽车业，以及昔日被视为禁区的基础设施行业。
其实，这也是两种现象。它们与“江西现象”或者还有其他什么现象比起来，分别呈现出当今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及其路径。不过这两种现象还分明反映出吴越文化的显著特色——内敛与坚韧。江苏人、浙江人一向在外面低调行事，仿佛“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关起门来却拼着命干，追星逐月地干，精雕细刻地干。你在浩大的西湖西进工程竣工之后去过杭州吗？有诗云——我听见西湖是怎样一路唱着吴歌流过你的身体杭州！
在一切水清澈流过之所我都听见孩子的欢唱情人的吻声杭州！你的人民是天堂的居住者头戴桂花的金冠……而我在黄龙饭店的顶层如入仙境用酒鬼的眼睛一动不动看你……第三部  今天曾经的驿站成也萧何，败也萧何（1）——走进明朝之一胡平：这两年多次走马湘、鄂、皖、豫、晋五省，与各地学者、专家谈下来，我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印象——他们都指出官本位意识的严重是本省过去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一点足以说明官本位的普遍性及其存在的必然性了。
倘若不是从政做官对于社会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同时人们自身也深深地满足着，那么，在好莱坞的片酬达上千万美元的施瓦辛格，就不必去竞选他任职后表示将不取薪酬的加州州长；普京也不会额头上多长了一只眼睛，百倍警惕已掌握巨大财富的俄罗斯经济寡头们。
但是，从政做官与官本位不能混为一谈。有着担当意识同时也抱有利己动机的人，与对做官趋之若骛、而且以此为人生目标者，也不是一回事。官本位更多地带有中国长期的封建专制社会的价值观念、政治色彩。我一直对明朝怀有强烈的兴趣，对明史的长期考察，也使我逐渐意识到，官本位在赣地有其长久的历史源头。
首先得感谢方志远先生，他是学界著名的明史专家。未曾谋面前，写作《千年沉重》时，我就在他的有关文章里获益不少。此次访谈，更让我眼界大开。我愈加相信——零碎、片断的历史常常令人们沉醉、疑惑或是迷茫；惟有站在主峰之上，纵眼山势层层迭迭，人们才能走出历史，在如洗的蓝天下抒写我们自己的时代。
凡是通过武力建立的国家，往往容易形成独裁和中央集权，中央集权、独裁则一定需要形成个人权威，如果没有个人权威，官本位无法形成。官本位意识的产生当然也与经济利益联系在一起。
方志远（历史学硕士、文学博士。现为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院长、历史学教授，中国明史学会副秘书长，江西省高校学科带头人，江西省人大常委）：官本位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中部的问题，而是一个世界范围的问题。只要有国家政权存在，只要人们通过官位能够获得经济财富、社会名誉和地位，官本位现象就永远不会消除。但是从总体来讲，西方国家的官本位意识比中国淡薄一些，中国东部地区比中部又要淡薄一些，这就需要我们从历史和地理位置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我觉得现在对官本位最大的冲击就是资本竞争、经济多元化，与此相反，历史上只要是经济、政治一统化，则必然导致官本位现象，而且是严重的现象。我们甚至可以这样看，只要哪个地方的官本位现象严重，这个地方的经济、政治一定是一统化。
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孔夫子开始就推出一个“士为知己者死”，实际上就是为用我的人而死。还有“学得文武术，货予帝王家”，这都是往政治上靠的典型说法。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政治有不解之缘，并不是从近几百年开始，而是从春秋战国时起就有这种传统。中国的国家形成方式与西方现代国家的形成方式不一样，像英国、法国、意大利等西方国家，最初都是一些公国，后来逐渐通过一些协议而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像美国一开始是13个州，后来达成协议成为一个拥有50个州的国家。中国则从来都是通过武力统一国家，而凡是通过武力建立的国家，往往容易形成独裁和中央集权，中央集权、独裁则一定需要形成个人权威，官本位与个人权威是密切相联的，如果没有个人权威，官本位无法形成。
封建专制的历史条件下，就是一个官本位的时代，官员领导一切，秦始皇甚至以吏为师。我以为可用“风尚所至，贤者难免”来概括这种现象，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脱离这种风气，在这样一种官本位的风气之下，读书人进入官场是一条普遍的道路，可以说中国所有的读书人都想进入官场。如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没有得到理睬，之后才起来闹革命。洪秀全没有考上秀才，所以砸掉孔夫子的牌位，以宗教的形式发动了太平天国运动……只不过有的走上了官场，有的走不上，走上了官场之后又有成功与不成功的区别。
官本位意识的产生当然也与经济利益联系在一起。美国学者巴林顿·摩尔在20世纪80年代写过一本书《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其中谈到德国、法国、中国、俄罗斯等几个国家对官员都是实行低薪制，因为这些国家当时没有建立个人所得税体系，国家税收少，发给官员的薪水自然也少。为解决低薪制问题，俄罗斯是赐给官员大片的庄园，因为该国地广人稀。中国在两宋以前也这样做过。但到了宋明清以后，人多田少，没办法再这么干。此后的中国和法国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默认官员的受贿和贪污，他指出，国民党时代有实权的官员的实际收入相当于公开收入的4至19倍，甚至最高的可能达到36倍。那些权力不大、不太会弄钱的，或者不忍心吸取民脂民膏的可能在4倍左右，而那些昧着良心干的厉害角色可能达到36倍。
这里还有一些数字可以说明问题，明朝和清朝都是实行官员低俸制，以知县为例，明朝知县一年的俸禄是39两白银，清知县一年的俸禄是39～40两白银。而且这些年薪还不一定能发给现金，也难按时得到，中央政府往往通过折算成稻米的办法来支付，有时甚至把其他国家进贡的苏木、香料、胡椒折合为年薪，这些东西既不能吃又不能穿，官员只好拿去卖掉，换钱养家糊口。像永丰县有一个很有名的进士叫罗伦，他中了状元以后，上书抨击大学士，结果被贬到福建当市舶司（相当于现在的海关）。明朝只有三个海关，一在浙江宁波，只接待日本客商，而且限制进出口的数量；二在广州，所有南洋和西洋的客商都到这里缴税，这里的市舶司自然有钱。三在福建泉州，只接待琉球客商，就是现在的台湾，此地的海关很少有人来。所以罗伦只好上街卖字画以养家糊口，可见当时官员的工资低到了何种程度。直到清朝雍正时期实行养廉银制度以后，官俸才有大幅度提高，一个知县的年薪达到600～1200两白银，比过去多了15～20倍，我们可以折算一下，雍正年间，江西的大米是七八钱银子一斤，600两白银可以折算成800石大米左右，一石大米是120斤，折合成人民币大概年薪是10万块钱。但需指出的是，这个养廉银里面包括对皇帝的进贡和官场来往的接待费用。我在省政协会议上也建议对官员实行经费包干制，把交通、接待费等费用全部打进工资里。譬如我到香港去讲学，接待我的是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他月薪16万港币，内含接待费6万港币，学校根本不管派车、请客一类的事情，也无需发票报销，所有的接待事项都是他自己负责，由他发给我车马费、劳务费。
第三部  今天曾经的驿站成也萧何，败也萧何（2）金庸在《鹿鼎记》中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千里做官只为财”。我曾经看过一份材料，写道：有一个文人借了2,000两白银谋得一个知县，当了知县以后，他就问手下的小吏，这个官应该怎么做？小吏知道他问的是什么意思，于是回答说：“一年清，二年浊，三年贪”，意思是说第一年要做清官，第二年开始混混浊浊，第三年便彻头彻尾做贪官。没想到这个家伙听到这种回答以后很失望，认为这个速度太慢了，于是第一年就开始伸手，结果被抓住革了职，借的钱也无法偿还，被老婆骂得要命。
我读《王阳明全集》的时候，其中有一篇文章，写一个书生吏带着自己的儿子和仆人，千里迢迢远赴贵州做一个小官，到任以后心情非常愁苦。结果第二天儿子死了，第三天仆人死了，再过一天自己也死了。王阳明为他写了一篇祭文，其中写道：你为什么千里迢迢来贵州？如果你在家乡种几亩薄地不照样可以维持生计吗？你来贵州不就是为了发财吗？你既然来了就要高高兴兴，不能这么愁苦满怀，而你这么百般愁苦，我就断定你活不长。王阳明这个说法还不如金庸一语中的，他认为种地也照样可以维持生计，但他没有想到种地和做官完全是两种不同的生存方式，后者处在社会的上层，发财是地位的伴生物，农民处在社会下层，种地必然与发财无缘。
湘潭县有一句民谣，叫做“不贪不滥，一年三万”，这与“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意思一样。湘潭县当时是属于壮县，就像现在一些民营企业发达、经济实力比较强的县一样，在这样的地方做官，不贪不滥一年也有三万。还有一句官谚：“命运低，得三西”，意思即官运比较差的人，往往派到山西、陕西、江西三个地方去当官。山西、陕西是因为自然条件、生存条件不好，比较贫苦，油水不多。江西则是因为讼风特别厉害，告官的人多，当官不容易。
江西的官本位发达与江西的经济有关，与本土一定程度的闭塞也有关系。
江西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这个地方与中部许多地方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有人曾问我江西怎么样，我说江西是一个不错的地方，自然条件还可以，物产还过得去，一般饿不死人，通过自己一年的辛苦劳动，可以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所以愿意出去的老百姓不多。而且，江西这块地方一般远离战争，除了近代有几次战争在江西境内，古代几乎没有什么大战在江西发生，这就使得中原地区和淮河两岸一有战事发生，大量的读书人和有声望的家族都迁到江西来避难。江西离政治中心不远也不近，进退方便，江西的大家族都是那时候移民过来的。于是江西人历史上给外地人以凝重之感，如浙江人所说——江西人有愁苦之思。江西也有不好的方面，混饱肚子容易，但在这块土地上发不了大财，做大生意的江西人一般都去了外面。
明朝有一个著名学者王士性写了一本书叫《广志绎》，介绍各地的风俗，其中谈到河南，说当地老百姓生活困窘，反正无法积累财富，所以有一个吃一个。宋朝王安石变法搞“青苗法”时，苏东坡路经河南，亦记下当地老百姓每当发青苗钱就像过节，他们一年辛苦到头却喝不到一餐酒，吃不到一顿肉，所以政府一放贷款，他们立即借钱，借到了钱先吃一餐再说，一到这时候，镇上所有的酒馆都爆满。等到官府要他们还钱时，他们却是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但是江西人一般不这样。据王士性等学者介绍，江西人一到丰收的时候，把家里所有的坛坛罐罐全部存上稻米，冬闲时男人又出去做小生意，女人留在家里养猪织布。江西人会扳着指头盘算怎么过日子，对自己的劳动果实看得很重，转而对自己的名誉、名声都非常看重，容易使外地人对江西人产生一种斤斤计较的印象。
第三部  今天曾经的驿站成也萧何，败也萧何（3）胡平：若说赣人满足于“薯丝饭，谷壳火，神仙不如我”的小农经济的日子，那也是因为“地产窄而生齿繁”的环境使然。关于赣地民俗的俭朴，时有记载：民间岁时之宴酒菜不多，“杯饮豆肉”，众多的食客却可以吃得很执著，很绵长，“日暮尽欢乃散”。无论大人、孩子，有一身体面的衣服、一双好点的鞋子殊为不易，亲朋间往来走动，孩子去上学，一般都是等进门前才穿上……方志远：我感觉这种盘算过日子的习惯与江西人好争是非、论曲直的特点的确有某种联系。《金瓶梅》第四十九回写道，西门庆宴请蔡御史和宋御史，花了1,000多两银子准备了一桌饭，但宋御史只坐了一会儿就走了，既不肯吃饭也不肯收礼物。等他走后，西门庆对蔡御史说，这个人肯定是江西人，为人有些蹊跷（就是作怪、古怪的意思）。蔡御史回答，此人虽然是南昌人，但并不很蹊跷。由此可见作者对江西人的看法。另外一本书写得也颇有意思，就是明朝的沈德符写的《万历野坡篇》，他写到有朋友请他到北京听口技，口技表演者用口技演绎了一个故事，说一个卖姜的客商与店铺的老板娘发生了不正当关系，后来奸情暴露了，兵马司与巡城御史一道来处理这个案子。口技者是用京语（北京口音）学店铺老板，用徽语（安徽口音）学卖姜的客商，用闽语（福建口音）学巡城兵马司（相对于现在的特巡警支队长），巡城御史则是用江西口音学的。这实际上表现了当时职业的地域特点，那时候经商最著名的是徽商，当地老板肯定是用北京口音，兵马司也需要进士出身。当时考科举在全国名列前茅的是江西、浙江、福建三省，连口技者都知道江西的进士特别多，所有的御史都必须是进士出身，所以用江西口音表现御史。这就像现在的笑星演小品，表演老板一般是用广东口音，表演打工仔、打工妹一般用四川口音，表演缺乏阳刚之气的男人一般用上海口音，表演豪爽之士一般用东北口音。
江西的官本位发达与江西的经济有关，历史上江西虽然有很多人经商，但从来没有形成消费中心，因为大家来钱都非常不容易。另外从两宋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增长很快，人口对土地的压力非常大。明朝景泰六年泰和人陈循，上奏书给当时的明景帝，说天下读书以江浙闽三省为盛，江浙闽三省以江西为盛，江西又以吉安为盛。为什么江西读书之风这么盛？就因为江西人多田少，许多家庭务农无田，经商无钱，做手工业则有耻于门第，所以子弟要读书，要考科举，以图发迹。我曾说，江西人现在的高考与过去的科举，实际上都是一种体面地脱贫，过去一旦有子弟读书做官成功了，弄一个知府干一干，不但全家都可以跟着脱贫，而且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下成了当地谁也不敢欺负的望族。现在一旦有子女考上清华、北大，日后又去美国留学，几年过后，满脸沧桑的父母不是去了深圳、上海含饴弄孙，就是持着绿卡在加州的阳光下悠哉悠哉……江西官本位意识的浓重与本土一定程度的闭塞也有关系。中原地区老是发生战乱，而且开发过度，社会动荡，百姓生活艰难，很难形成读书的风气。江西则从来是一个远离政治中心的地方，除非是半壁江山的短命王朝，江西曾经靠近过政治中心，南宋王朝的政治中心是在杭州，但离江西还是有一定距离。明朝的政治中心曾一度在南京，沿长江离江西的水路不远，但总共才53年的时间，后来迁去北京，离江西又远了。江西也不能说是完全意义上的闭塞，赣江也曾经是黄金水道，但战乱相对较少，商品经济不是十分发达，人民为了体面地脱贫必须要读书，只有读书才有出路，所以导致江西读书的人特别多，科举特别盛。
江西人在官本位文化里也充分尝到了甜头。江西的读书人更是从官本位中获益多多。
明朝老百姓的户口大概分这么几种，一是民籍，包括种田的、读书的、占卜算卦等等；二是军籍，明朝当兵是世袭的，如果你这户人家入了军籍，那就是世代当兵；三是匠籍，主要是手工业者；四是灶籍，是专门产盐的。根据我们统计的数字，整个明朝江西出了2,690多个进士，这还不包括军籍，只是统计了民籍。江西在明朝出的进士仅次于浙江（2,900多人）和南直隶省（包括今江苏和安徽两省，共3,400多人）。明朝前半期，江西考取的进士是全国第一。
江西人在官本位文化里也充分尝到了甜头。明朝有很多江西人当官，当时有一句话叫“朝仕半江西”。开始，有解缙、胡广，这都是吉水人，是永乐时期掌权的。接下来是杨士奇、陈循，这都是泰和人，他们在伦宗、宣宗、英宗、景泰帝时期一直掌权，再往后是彭时（安福人）、费宏（铅山人）、夏言（贵溪人）、严嵩（宜丰人），他们都是内阁官员，而且都担任首辅的角色，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总理，“江西帮”主持朝政，前后大概有一个半世纪。从严嵩下台以后就开始弱下来，江西人全面退出中央决策圈。
沈德符曾经谈到明朝有三次挖金的高潮，第一次是在永乐时期，是胡广执政；第二次是在成化时期，是彭时执政；第三次是在万历时期，是新建的张相（张四维）执政，但此人当首辅的时间很短。这三个人执政的时候，为了“惠泽乡人”，起码是开一只眼，闭一只眼，任由江西人到处挖矿，尤其在西南地区挖得相当厉害。有一个院士为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写了一个跋，其中指出宋应星为什么在书中对当时采矿业能如此了解，皆因当时中国的矿业大都“操持于先生乡人之手”，即由江西人把持。
从江西商人来讲，也分享到了官本位带来的好处，可以说随着明朝的统一大军打到哪里，江西商人就出现在哪里，只要哪里有江西人做官，江西商人在哪里就能如鱼入水，为此，宋明时期江西商风大盛，江西人在外地做生意很是活跃。在没有设巡抚之前，明朝一个省的布政使相当于省长，后来设了巡抚，布政使则变成专门管一个省的财政的财政厅长。明朝宣德十年，河南省的布政使向朝廷打报告，要求驱逐所有在河南的江西人，理由就是说江西人在那里放债。江西人在云南经商的时候，也遇到过一个对江西人有意见的官员王士性，前面说过他还是个学者。在他看来在此地经商的抚州人老是打一些莫名其妙的官司，让他头痛不已，以后他凡是碰到江西人的官司一概不予受理。
另外，河南还有一位著名的大学士李贤，他写了一篇很著名的散文叫《吾乡说》，我读这篇散文颇有自豪感。他说自己的家乡是一个很好、很富裕的地方，老百姓也很勤劳，但是自从来了江西人以后，这里就不富裕了，因为这些江西人善于经商，而且非常狡猾，总是骗农民去借他们的债。江西人说我借给你钱，你去喝酒吃肉。河南人说我没钱喝酒吃肉，也没有钱还。江西人说没关系，你地里不是有麦子吗？等麦子收割以后再还给我。河南人把借的钱用完了，又想吃喝。江西人又借钱给他，他们说没钱还。江西人说没关系，你可以把地抵押给我。那么河南人又借江西人的钱，但是吃完以后又想借钱，江西人说你还有房子可以作抵押……结果一来二去，搞得河南人都没有了土地。在李贤的眼里这些江西人很糟糕，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李贤在做大学士的时候就把罗伦给贬谪了下去。
可能那时候的江西人就像现在的温州人一样，也有过风光的时候。在明朝，江右帮就是江西的商帮，是最早出现的商帮，徽商和晋商都出现比较晚。江右帮后来是节节败退，一是因为资本小，竞争不过别人；二是官场与商场互动，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明朝以后，随着江西人在官场的风光不再，商场的风光，也渐成昨日黄花……第三部  今天曾经的驿站成也萧何，败也萧何（4）胡平： 流布四方的赣商，只要具备了一定的财力，不约而同做起的第一件事，就是耸起赣人的“广告”，大抵忘不了赣人的人格神——许真君，都得像在故土一般奉祀他老人家。这“广告”，还得到各地赣籍大员们直接间接地支持。明朝以来，在京都及各省省会几乎都建有万寿宫，其附属或是另建的江西会馆，更是星罗棋布——天津的万寿宫，建在闹市区，其规模与南昌的万寿宫不相轩轾。汉口的万寿宫，除正殿、前殿外，还有廊庑、配殿与厢房，是一个布局严谨、错落有致的庞大建筑群，其色彩之富丽，雕刻之精细，为南昌万寿宫所不及，在武汉三镇亦属翘楚性建筑。云南省由北向南，直抵滇缅边境，江西人盖起来的万寿宫比比皆是。闽西峰峦如攒的长汀县里也有一座万寿宫，抗日战争时期成了流寄到此的厦门大学的临时校舍……赣人的“广告”耸得最漂亮的是京畿之地。据南京大学吕作燮先生统计，明代各省在北京的会馆共有41所，江西则有14所，占了34％。直到清光绪年间，北京有会馆387所，江西仍有51所，还占13％，均为各省之首。它们附设于一座座大小不等的万寿宫，大抵为江西各地商人所建，既为旅外乡人祭祀活动、亲善活动的场所，又是商人、待仕或者下了台的文人们议事与暂住的地方。
直到１９世纪末期，一位德国地质学家利希霍芬来中国游历、考察，在其一双碧绿的眸子里仍察觉到江右帮的流风余韵：
江西人与邻省的湖南人明显不同，几乎没有军事倾向，在小商业方面有很高的天分和偏爱，掌握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大部分小商业。湖南人没有商人，而军事思想十分突出。江西则缺乏军事精神，取而代之的是对计算的兴趣和追求利益的念头发达……（《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的研究成果》）方志远：江西的读书人更是从官本位中获益多多。有一篇文章谈到，解缙做首辅时，帮助不少江西人考取了进士。特别是永乐二年，解缙既是主考官，又做读卷官，这一年从第一名至第七名的进士全是江西人，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一甲进士前三名有一个永丰人，两个吉水人，四至七名不是泰和人，就是安福人。江西人会读书这是事实，但这其中有猫腻可能也是事实。解缙这个人胆子比较大，有些恃才傲物，敢于泄露题目。就以进士来讲，第一名叫曾是永丰人，第二名第三名都是他的学生，而且还是两兄弟，无论怎么凑巧都难以自圆其说。当时科举是实行糊名制，也有类似于现在高考试卷的防作弊措施，即考生写好姓名、籍贯等内容，然后把名字糊掉进行编号，再专门由一批人统一抄录试卷，主要是怕考官辨认考生的笔迹。然后再分房阅卷，考《春秋》的由一个考官阅卷，《考礼经》的又由一个考官阅卷，再由这些考官将自己认为好的试卷推荐给主考官。但不管这些制度再怎么严格，只要你把试题事先透露给考生，考生又把自己试卷的内容告诉考官，怎么也能考上。所以一个人如果读了书、做了官，便可以大大提携自己的同乡，这正应了中国一句老话，叫“朝中有人好做官”。
做官了，自然便能发财。小官发小财，大官发大财。今日一个叫胡润的英国人在中国搞出来一个类似福布斯百名富豪排行榜，在嘉靖时期，严嵩之子严世藩就与人搞出来一个当时京城富豪的排行榜，榜上有17家，都是家产在100万两以上的大户，他把自己家列为第一家，接下来是两户晋商和一户徽商，另外还有一家是锦衣卫都督陆炳。明前期时，官员们退休回家如果有谁搞到了银子，多带了箱子，那是不光彩的，被人们斥为贪官。到了明后期时，哪个退休没有搞到银子，不能盖起高宅深院，那是没本事的人，乡人都瞧不起。这说明这时候的官员已经敢于先让自己富起来，而且公开露富，社会风气发生了深刻的转型。江西人通过官本位领略到了好处，从政治、经济乃至经商各方面都有好处。
江西人还能通过术士和宗教的力量来参与和影响政治。明太祖在江西一带的活动得益于两个人，一个是抚州的“铁观道”人张中，还有一个是南城的周颠，在庐山有记载的周颠仙就是这个人，这两人帮助朱元璋在江西战胜了陈友谅。在宁都还出了一批风水师，前些时间中央电视台曾经播出了一个关于江西的“样式雷”家族的节目，这个家族的六代人为清朝皇帝的紫禁城和陵墓看风水，尤其是选墓址，在这方面江西人也很擅长。明朝成化年间，江西有一个叫李孜省的术士会搞扶乩术，宪宗皇帝要他搞一次占卜，他不知通过什么手段，向皇帝上了一句“江西人赤心报国”的乩语。就是因为这句乩语，当时一共起用了6个江西人，其中尹直入阁，谢一夔等5个江西籍官员任命为吏、户、礼三部尚书或侍郎及都察院都御史。江西的术士经常参与政事，他们自称会预言，用现在的南昌话来说就是能“唆泡”，皇帝居然很信任他们。像张天师每年去见皇帝的时候，朝廷给他派的都是头等车船，而孔庙的孔夫子，朝廷是只送不接，而且派的车马是三等车马，所以孔府的地位不如张天师的地位。当时孔府说天下有三家，一是朱家，即理气；二是张家，即指道家之气；然后才是孔家，也就是儒家之气。举这些例子是想说明江西人的官本位意识几乎是全方位的，不但是在朝的，连在野的跑江湖的都神驰庙堂。
江西人科举中榜的多了，在外做官的多了，便让江西人腰粗了，口气也高了，往往不怕官，而是告官。前面我讲到有一句官谚“命运低，得三西”，此外，官员们还有一个很怕去赴任的地方，那就是苏州。明清两朝的新科进士在分配实职的时候，往往受到权贵的干预，为了抵制干预，无奈之下，有一些正派的官员竟然想出了“掣签法”，用抽签的方式来安排中下级官员的职务，把各地的官位做成签，由大家去抽，抽到哪个地方算哪里，这是中国吏治中的一个千古笑话。有一个进士是陕西人，抽到吴县当知县，结果吓得哭哭啼啼不敢去。吴县是苏州府所在地，也是全国最繁华的地方，为什么不敢到吴县去？吴县也是读书人最多的地方，其讼风之炽不亚于江西的吉安府。为什么两地人能动不动就告官呢？当时的吉安、吴县读书人多，出的官员也多，很多人家在外有官，在朝中有人，他们不将地方官放在眼里，地方上一有什么风吹草动，不管与他们有关无关，他们就往上告，有的是争是非，有的则不管告的是芝麻还是西瓜，他要的就是这头角峥嵘的胆气……第三部  今天曾经的驿站成也萧何，败也萧何（5）江西人衡量一个家庭或家族在一个地方是不是显赫，主要看三点：首先是不是有人在外面做大官；其次是不是有人在外面赚大钱；再次是不是家里生了很多儿子。
与此相对应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江西人虽然不怕官，却养成了听命于中央集权的习惯。除了有那么短暂的几年一度是革命话语中心——江西在其他时期从没有成为过独立的政治中心。赣文化的主要特点就是庙堂提倡什么，江西就膜拜什么；中原追求什么，江西就紧跟什么，甚至比中原地区干得还好，跟得还紧。由此可以形成三种对应关系：一是庙堂文化与本土文化；二是附庸文化与异端文化；三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而在这三种对应关系里，赣文化基本上都是以前者为主体，对后者多有排斥。在粤文化、闽文化中，虽说也是在中央集权制度之下，但许是天高皇帝远，这两种地域文化里表现有相当多程度的本土、异端、大众文化的特征。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尤其是这种榜样意味着个人，还有家庭、家族的命运能够发生云泥之别时，“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便成了天条律令，让上自皓首老翁，下到黄口稚童，都铭心刻骨。其结果便大大影响了明朝江西人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这主要体现在：
第一，全民考科举。只要有条件，所有家族都愿意走这条路，都资助家庭或家族里最聪明的孩子读书考科举。一人当官，全家乃至全族蓬筚生辉的事例从古至今让江西人津津乐道。江西人衡量一个家庭或家族在一个地方是不是显赫，主要看三点：首先是不是有人在外面做大官；其次是不是有人在外面赚大钱；再次是不是家里生了很多儿子，可以打遍当地无敌手，充当老大。一个家族在这三条中只要有一条，就可以在一个地方有地位，有势力。
第二，对于科举不第的人，家庭或家族要尽其所有来为他买一个功名，买一个出身，帮助他走上官路。明清的国子监都是可以买的，《儒林外史》中经常有国子监之类的人物出现，这些人大都是买来的功名。今年年底我会出一本书，叫《明代城市与市民文学》，我在书中把《三言二拍》中关于监生的身份进行了统计，其中包括故事《杜十娘》中的李甲、孙富的监生都是买来的。监生不是正式的功名，大概介于举人与秀才之间这样一个角色，但可以直接出职，按当今的话来说属于第三梯队。获得监生以后，可以直接参加全国的科举考试，还可以免除家中两个人的劳役，有事上了公堂可以不下跪。
我看到一份材料，乾隆年间买一个国子监监生需要180～200两银子，那些年江西每年平均有2,000人左右出资买监生，可见江西人对官场是多么向往，每年要花多少钱在这上面。除了买监生，还有很多人买替补官名。我们在一些县市经常可以看到一些碑名上写着“州同知”，简称“州同”，这种官基本上也是买的。当时中国的地方官也是省、府、州、县，县官叫知县，州的长官叫知州，府的长官叫知府，省的长官叫巡抚。州的副手即叫州同知，这个职务其实是虚衔，不需要到任，坐在家里就可以，但有一个官员的身份，相当于现在的助理巡视员、助理调研员等非领导职务。
第三，曲线做官。当某个人考不取进士、举人的时候，就放弃读书去经商。经商赚了钱以后，培养自己的儿子、孙子去读书、做官，让第二代第三代人去解决官位的问题。
第三部  今天曾经的驿站成也萧何，败也萧何（6）胡平：现今流坑村一处清代商人旧宅内尚存有一副对联，下联为“ 读书能存真种子，看后裔接武上青云”。要想真实地感知功名的欲望，曾经怎样地折磨着又诱惑着江右商人，乐安流坑无疑又是一个缩影——在村里近二百幢明清时代民宅的大门上，常可见“儒林郎第”、“登仕郎第 ”、“大夫第”、“州司马第”一类的匾额，它们一个个凤舞龙飞，多出于当时江西巡抚及州县的地方长官笔下，架大笔粗，镂金镌银，犹如斑烂的虎头豹脑，令人有持重的压迫感……这些高悬的匾额下，究其实是一个个赝品的贵族。流坑商人多以做竹木生意发家，随即纳财于官府， 捐得儒林郎、登仕郎等散秩，同知、千总一类官职或监生、贡生的身份。即便是身份较低的后者，也得捐银百两。如同他们曾拥有的满山满谷的竹木，到头来留下的只是这一方最多百斤的木匾，他们经手过的瀑布般倾泻的哗哗银两，最后变成的也只是给自己与后代的一个无法兑现的面子……有资料表明，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前，江西是以钱财捐得监生最多的省份。
江西从未引导自己最杰出的人才去搞科学技术，去办产业，去钻研学术，而最终是引导他们走向政界，涉入了封建专制时代既危险又肮脏的政治泥沼。
方志远：第四，巴结官员。江西人在外地不论是读书，还是从军、从商，都愿意从当地为官者中找出几个老乡来，拉拉老乡关系，以求得各种帮助。如果自己的家族中在外有个什么大官，能帮着解决什么事情，这是一件很可以在邻里面前炫耀的事情。有时即使这个官员与自己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也要死拉硬拽往自己身上扯。在昔日的乡间经常可以看到这种人物。
可以说，江西为庙堂送去了多少官员，江西人便在经卷上耗去了多少聪明！江西从未引导自己最杰出的人才去搞科学技术，去办产业，去钻研学术，而最终是引导他们走向政界，涉入了封建专制时代既危险又肮脏的政治泥沼。
整个明朝的进士中，在全国排第一位是苏州，苏州的进士在我印象里是860多人；第二是吉安，有840多人；第三是绍兴，是810多人。可以说这三个府分别代表了江西、江苏和浙江的最高水平。但是另外的一组数字中的吉安就很惨淡，我曾经统计过明朝的戏剧家、传记家和杂剧家，最多的是绍兴，其次是苏州，吉安排不上号。我也统计过小说家，苏州是第一，绍兴是第二，吉安也排不上。这还只是明朝的数字，清朝就更不用说了。
这就是说，江西文化最发达的地区都在搞“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君臣之道的官学，像汤显祖这样被余秋雨称之为“挚情吟唱”的浪漫主义者，可谓凤毛麟角。
胡平： 在中外戏剧史上如朗月高照、清光无极的《临川四梦》，在江西泱泱文海中确是个异数。在以理制欲的文化环境下，赣地的文人们几乎都是正统的儒者，在气质上，与六朝金粉之地的文人明显不同，他们都颇富使命感，以“修身、正心、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律律人，一般来说都活得很规矩，甚至是刻板。如同古代江西多忠臣、多烈士，它也多道学、多贾宝玉所痛骂的“禄蠹”。
方志远：这样又导致了另一个严重后果，以致近代江西日益闭塞，民风保守，自身产业不发达，经济一直比较落后。晚清政府废除了科举制之后，过去一门心思就是读书、考科举、做官的江西读书人，除了少数走了出去，到大城市接受新式教育，或者出国留学，前者如在北师大读书的邵式平，后者如去了日本留学的张国焘。多数人精神上还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不但不能启民智，变古今，自身也成了社会前进的绊脚石。他们散落在民间主要从事两种职业，一种是教私塾，另一种是成为讼师，替人包打官司。可以这样说，这些讼师实际上是社会上的不安定因素。
进入近代以来，当沿海各省如浙江、广东、江苏在办新式学堂、培养新式人才、输送出国留学生的时候，江西仍然在培养四书五经的人才，眼睛仍然在盯着科举制，幻想着有朝一日还能考进士、举人。甚至当邻省的湖南办起了时务学堂的时候，当时湖南巡抚陈宝箴还是个江西人，湖南的民众又大多是江西的移民，江西仍然麻木得没有什么动静……直到1902年，在上海的广方言馆、浙江的中西学堂、广东的万木学堂、湖南的时务学堂、湖北的自强学堂、福建的东文学堂即将要变成日后有着百年历史的著名大学之时，江西的第一所新式学堂——江西大学堂才姗姗来迟，而且起初开出来的课程大体上只是小学水平。有些学者提到，为什么近代江西没有像江浙那样出那么多的科学家？因为江西的考据学不盛，理学却很盛。我也就此做过一个统计，明史的《儒林传》中江西人占了将近40%，而在清史《文苑传》里江西人只占百分之十几，《儒林传》中所谈都是儒家所研究的性命之学，而《文苑传》多讲的是经世致用之道。谈到这里，可能有人会提出疑议，说江西也有不少科学家，像吴有训、饶毓泰这批人，以及近代的詹天佑等一批科学家，但是这与江西的官本位现象比起来不占主流。我们应该跳出江西来看江西，江西尽管出了一些科学家，但江浙及周边几个省出的科学家更多。
胡平：近代教育在赣地起步之艰难的另一佐证，便是出洋留学人数在周边各省区中明显偏少。当时中国主要是向日本派遣留学生，1902年到1904年的三年间，全国共向日本派出留学生4,308人，其中有湖北289人，湖南210人，浙江134人，江苏112人，广东86人，安徽56人，而江西只有区区28人。此后，一边是祖国积贫积弱的耻辱，一边是明治维新日本崛起亚洲的奇迹，两相映照，更让一批批热血男儿蹈海东去。到了1908年，全国赴日的留学生，总计达到了近6.5万人， 其中来自赣地的尚不到300人。
近代以来，中国以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进程，靠的是一种非制度力量的推动，这力量大抵表现于西方文明的影响，和受其充分濡染的绅商、知识阶层对于陈旧的王朝政治、经济体制的改良。赣地既不处于沿海口岸，虽位于赣北的九江一度对外通商，其偏低的贸易份额却不足引美雨欧风进窥江西腹地；虽也有少数鼓吹江西工业化的有识之士匆匆来去，如深通西学、有“洋务英才”之称的黄懋材，在本省却如龙游浅滩，无所作为，只有另谋用武之地。珍妃的老师文廷式在原籍萍乡集股合资，打算采用新式机器开采煤矿，全县士子张贴谒帖，群起攻讦，结果只能胎死腹中……于是，当周边各省均以极大的热情拥抱工业化之时，江西与工业化的擦臂而过，便是必然的了。
第三部  今天曾经的驿站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1）——走进明朝之二胡平：明朝的江西是很可以说道一番的。无论是社会生活形态和经济社会形态都很发达成熟。可成熟一经腐熟，赣地不久便转入气数一路走低的颓势了。在明朝的276年间，赣地的情状恰如泰和籍大学士杨士奇在京都那张遥望南天、春风沉醉的老脸，他说道：“天下之大，士之出于学校者，莫盛于江西、两浙，吉安又江西之盛者”，“四方出仕者之众，莫盛大于江西”。
江西的科举之盛，出仕之众，它们无不关系到江西文人的生存方式与身家性命。在此次访谈中，我将力图描绘在中国历史——并旁及政治史、文化史与科学史上有着显著地位的5位赣籍文人的命运。
当今的文学、影视圈里仅供消闲解闷的私语戏说已经太多了。但我想，包括自己在内的知识分子们，奔走于现实生活的熙熙攘攘之余，或许能由他们的生命轨迹里引发一些思索……方志远： 江西在明朝有几个很有名的知识分子，他们是解缙、杨士奇、严嵩、汤显祖、宋应星，如果我们把这几个人物串起来看，他们实际上代表着中国读书人在封建专制时代的几种命运。
解缙有政治家的见解，却无政治家的素质，且生不逢时。他不会韬光养晦，以静制动，他不懂在中国做一个政治家一定要有韬晦之术。
解缙是一个非常有才的人，不光是明太祖看重他，明成祖也看重他，而且江苏、浙江的读书人都推崇他。我所看到的一份材料说，当时属江苏的松江有几个姓王的读书人，他们都是翰林院的学士，也是目空一切的人物，觉得自己的文章是全国最好的。但他们说到解缙，众口一辞：现在满朝的文彩，解学士占了一半，我们几个姓王的占另一半。解缙写的《大庖西封事》，这是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对明太祖的国策提出意见，指出当时皇帝杀的人太多了，要实行宽松一点的政策。明太祖之所以器重他，就是因为这篇文章，但同时也觉得他锋芒太盛，让他回吉水去读10年书。这种回去读书的安排，后来成为明朝一些有志于政治的文人以退为进的通常做法。解缙回家乡没有读满十年书，他忍不住又回南京了。其后，解缙能够被明成祖朱棣奖拔，既是他一生中的幸事，又是不幸的事。如果没有朱棣，他最多是一个从六品或者正七品的小官，不可能爬到那么高的位子，更进不了内阁。但永乐皇帝即位的时候，急需起用一批敢作敢为的年轻知识分子，由此带来解缙政治上的新生，也使他成为《永乐大典》的两个主编之一。
解缙本有可能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文学家，他也具备一个优秀的政治家应该具备的政治见解。为什么中国的文人可能具备政治见解？因为他们所读的书就是政治方面的书，正所谓文以载道。对传统文人来说，其他事情都不是最高境界，惟有修身齐家治国天下是最高境界。我们不要把这种理念当作江西的特产，它是传统中国文人的基本价值观。
谈到这里，我想起了张居正，他并不是江西人，是湖北人。张居正16岁中举人后，当时的湖广巡抚把自己所系的玉带系到张居正身上，他说你以后的前途比我还远大，希望你这两年不要考进士。如果你继续考进士，充其量又成一个江南第一才子，日后不过是做解缙第二。我希望你不要成为解缙第二，而要成为国家栋梁的政治家。结果张居正停了两年，最后果然从政了。这说明当时的社会对于做一位文学家是不太瞧得起的，而对政治家是很崇敬的。还有一个例子：明仁宗是一个非常喜欢写诗的皇帝，他把自己写的诗给杨士奇看，又对其他人自夸：就凭写诗、做文章，自己当个状元肯定没问题。当时作为监国的杨士奇就批评他，说殿下应该以国家大事为重，不要沉缅于这些风花雪月的文章……解缙有政治家的见解，却无政治家的素质，生不逢时，当时正处于永乐初期，政局不稳，尤其是朝廷上下立太子之争特别激烈。他是一个口无遮拦的人，喜欢发表评论。当明成祖要他评论六部尚书时，他的看法非常尖刻，几乎一竹篙打翻一船人。他也不会韬光养晦，以静制动，他不懂在中国作为政治家一定要有韬晦之术，尤其在朝廷面临新旧主子更替之时。明成祖有两个儿子，当时明成祖为立太子的事情问他，他脱口而出“好圣孙”，意思就是说儿子定不了，那就先定孙子。结果军界为此抨击他，说他离间皇室骨肉。后来，明成祖倒不是一定要解缙死，而是有人悄悄地告诉皇帝说解缙还在喋喋不休发表意见。明成祖就问这个人还在吗？于是有一个叫纪钢的人揣摩明成祖的话中之意，把解缙给弄死了，又将其全家充军发配到辽宁的铁岭。我们经常讲的“隔河两宰相”，就是指吉水的解缙与胡广。胡广与解缙是老乡，又是很好的朋友，他曾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解缙的儿子，后来一听说他们全家发配到铁岭就要悔婚，但女儿坚决不同意，说既然定了婚，我就要等他。最后到宣宗时代，解缙的儿子由东北回来了，胡广的女儿仍然嫁给了他，这个爱情故事很是感人。
对于死于非命的解缙而言，有几个人看过那经八国联军烧毁与抢夺、只存世800余册的《永乐大典》呢？不要说国人，今天又有多少江西人知道这位曾经像彗星一样划过明朝天空的乡贤呢？
第三部  今天曾经的驿站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2）胡平：解缙18岁时参加江西乡试，获第一名解元，次年又与长兄、妹夫在京参加会试，同榜登第，一时轰动了京师。当他被授官中书庶吉士，得以侍从于朱元璋左右时，民间传说比一张饭桌高不了多少的他，却毫不委琐，潇洒、自负而又疏狂。上任刚一个月，地点在宫里的大庖西室，朱元璋同解缙谈了一会时政后说：“朕与尔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当知无不言。”下去后，解缙激动万分，当天便写好一封万言封事上呈，他批评朱元璋“用刑太繁”，文中为后世创下“国初至今，将二十载，无几时无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的名句。解缙又规劝朱不必去读《说苑》、《韵府》一类杂书闲文，应该重用士大夫进行以儒学为核心的修书，以平息一些知识分子们私下“士不为君用”的牢骚……这就是著名的《大庖西室封事》。
自洪武元年登基起，朱元璋屠灭功臣名将，铲除勋戚亲贵，血洗儒林文士，20几年间，据明史专家吴晗统计，当不亚于他打江山时所杀掉的敌人总数。竟有人不怕死，敢在朱元璋面前作石破天惊之言，让朝廷上下对这个矮子顿时刮目相看。
解缙又献上字斟句酌煞费苦心的《太平十策》，他以为若要安邦治国，得在诸多方面改弦易辙。这已经犯了一个大忌，是按皇帝的愿望来治理国家，还是按你解缙的面貌来改造朝廷？接着他替工部郎中王国用起草奏疏，为李善长所谓“佐胡惟庸”谋反鸣冤叫屈，此公当年与朱氏同一心，出万死，朱氏得天下后，被封为韩国公。良弓藏，走狗烹，这是人人不说、但人人心里雪亮的事情，他却要哪壶不开，提哪壶……明太祖心里一定七上八下，可终究没有让自己树的这位“恩犹父子”的典型脑袋开瓢、凌迟剥皮。他要解缙随父还乡，“益令进学，后十年来，大用未晚也。”
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驾崩，传位太孙，是为惠文帝。远在吉水的青灯冷窗下打发日子的解缙，以为在这朝廷换主的时候不能没有自己“保驾护航”，他匆匆赶往南京，可一下船，便被“有司劾缙违诏旨”，因为他离十年还差两年。他上下活动，四处求援，好话说尽，终被惠文帝召为翰林待诏。他总想做官场明星，当皇帝近臣。若干年后藩王朱棣从北京打到南京，夺了他侄子的江山，史称“靖难之变”，方孝孺等重臣拒不合作，他竭诚拥戴，长袖善舞。永乐年初成祖成立内阁，阁臣开始参与机务，内阁逐渐成为明朝的权力中枢，解缙以进内阁第一人而名载史册。好几年里，凡“大制作”，皆出自他手。有时半夜他也被叫进宫中，已上床就寝的朱棣赐坐榻前，告以机密重务……但一个恃才傲物的文人的解缙，总是压倒了一个临深履薄、见风使舵的做官的解缙。满朝文武怀疑他永乐二年借主考会试又担任廷试读卷官之机徇私舞弊是一例，还有比这更严重的事情——先是，储位未定，淇国公丘福言汉王有功，宜立。帝密问缙。缙称：“皇太子仁孝，天下归心。”帝不应，缙又顿首曰：“好圣孙。”谓宣宗也。帝颔之。
太子遂定，高煦由是深恨缙。（《明史》卷一四七《解缙传》）本来这场立嫡之争，与解缙干系不大。皇二子朱高煦长得魁梧彪悍，勇猛善战，在“靖难”中征战有功，且多次解救其父于危难，当时朱棣便向他透露了这番意思。极想拥戴他为皇储的还有以丘福为首的靖难武臣们所形成的一个军人集团。皇太子朱高炽，体胖性仁，有儒雅之风，爱和文人们泡在一起吟风唱月。首劝明成祖立太子为储的是兵部尚书金忠，靖难期间金辅佐太子居守，对其仁厚之心有所感应，此外还有一班文臣，他们强调的是王朝政治里立嫡以长的传统。对解缙来说，这本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作为文人才子，他显然不愿效力于一个 “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的朝廷；可公开支持太子为储，逆拂了成祖的夙愿，又开罪了那个因靖难而头角峥嵘的军事集团，这便等于为自己埋下了一筒火药。
当金忠将立储之争一事告诉他时， 已年届不惑的他顿时做了热血青年，其态度之鲜明，其游说之频繁，一下让金忠退为了二线。朱高煦、丘福等人随之将解缙之议在朝中传播开来，并在成祖面前告了他“泄禁中语”，本来就心境恹恹不快的朱棣，顿作雷霆之怒……解缙先是被赶出内阁，命其与姚广孝一起主持编撰《永乐大典》。全书22,877卷，装订成11,095册，由2,000多名写手抄成，总计3.7亿字，是清朝《四库全书》前的一部史无前例的大书。可以说没有《永乐大典》，就不会有《四库全书》。当代作家李国文曾评说道：“中国的文人很多，中国的大文人也很多。但是能主持编撰这样煌煌巨制的帅才，恐怕也就只有明之解缙，清之纪昀，堪当重任，除此之外，再也找不到第三位。”
6年后，解缙遭贬黜为广西布政司右参议。几乎刚到任上，又被谁暗扫一脚，命他去更偏远的交趾。一年后，他入京奏事，正值成祖离京，在那雄赳赳军事集团的簇拥下北征。解缙不顾瓜田李下之嫌，6年的冷板凳坐下来仍没有扑灭他胸中旺盛的政治热情，大概他还盘算着要在大明王朝未来第四任皇帝的朝上东山再起，风云际会，他去谒见了监国的太子朱高炽。此事很快传到朱高煦耳朵里，他以“私觐太子”有谋反之心状告以朱棣，解缙被投入大狱，开始了长达3年半的牢狱生活。
关于解缙的死，史述不甚详，但能肯定的是与酒有关——十三年（注：指永乐十三年，即1415年），锦衣卫纪纲上囚籍。帝见缙姓名曰：缙犹在耶？纲遂醉缙酒，埋积雪中，立死。（《明史》卷一四七《解缙传》）在雪地里冻死的解缙，年仅47岁。
解缙彻底获平反，恢复翰林院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之官衔，已是在死后175年了，这时已是万历十八年，即1590年。
吉水还出过一位在履历、仕途、出身、学位上都和解缙有些相似的大文人，这就是欧阳修。他们都为翰学士，都在帝王身边做过侍读学士，最后的命运亦都被那烛影斧声、险象环生的封建政治给吞没，一位被帝王所杀，一位遭帝王放逐。但有所不同的是，欧阳修以一种悠闲的方式来打发下台后的日子，因为有藏书一万卷，金石遗文一千卷，琴一张，每日又常常是棋一局，酒一壶，加上老翁自己，他便以“六一居士”自称，终老于安徽，并以传世至今的诗文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可对于死于非命的解缙而言，有几个人看过那经八国联军烧毁抢夺、只存世800余册的《永乐大典》呢？不要说国人，今天又有多少江西人知道这位曾经像彗星一样划过明朝天空的乡贤呢？
杨士奇善于处理各种关系，左右逢源，上下通达，却又不丧失原则，这恰恰符合古代的治国之道。所以他能够成为五朝元老，在位40来年，活了80多岁，最后得以善终，在首辅的位子上去世的。
第三部  今天曾经的驿站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3）方志远：杨士奇有解缙的才华，但他的思想不具备解缙的敏锐性，没有解缙那种对人对事的尖刻，他离开办公场所以后决不言公事。他能韬晦自己，胸怀比较开阔，通达圆滑，知道进退，是中国古代社会中一个典型的官员形象。
他与解缙的性格对比，通过两件事可以看出来，解缙对别人收贿抨击得非常厉害，动辄骂别人是贪官污吏。杨士奇不是这样，有一年广东的一个官员向京官行贿被揭露出来，并且送礼单都查抄出来了，上面有很多京官的名字，但没有杨士奇的名字。明宣宗说这批人都是贪官，应予以严惩，这上面没有你的名字，可见你是廉洁自好的。杨士奇却说出另外一番话，他说这事实际上不算受贿，那个广东官员送给他们的都是土特产品，这些收礼的官员都是当时去送行的人，这是官场上的人之常情。为什么没有送给我呢？因为他离开京城时，我正好生病没有去为他送行，所以，他后来派人送来的礼物就没有我的份……再一件事是，明宣宗即位以后，汉王谋反，实际上这次谋反是被逼反的。中国历史上的多次叛乱大多是被逼的，最高统治者把强大的地方势力看成是一个不安定因素，但又无法铲除，于是不断地施加压力，逼得对方自己跳出来，然后找一个口实加以剿灭。平定汉王的叛乱以后，有人提出赵王与汉王是串通一气的，于是有一位当时与杨士奇齐名的福建籍大学士杨荣，立即提出趁着这股兵势把赵王也灭了。杨士奇坚决反对派兵镇压。他说皇上只有两个叔父——一个汉王，一个赵王，如果这样做了，皇上以后如何面对祖父和父亲？赵王的谋反并没有任何迹象，不如写一封书信派人送去，让他善自珍重。结果这封书信一到，赵王亲自来京城请罪了。
杨士奇善于处理各种关系，左右逢源，上下通达，却又不丧失原则，这恰恰符合古代的治国之道。所以他能够成为五朝元老，从建文帝、永乐帝、明伦宗、明宣宗，一直到明英宗，在位40来年，活了80多岁，最后得以善终，是在首辅岗位子上去世的。而且，他在文学史上也有一定的地位，形成了自成一派的台阁体。
胡平：永乐初年，和解缙一道被挑选进内阁的江西人，还有吉水的胡广，泰和的杨士奇，新干的金幼孜，南昌的胡俨。
解缙从被贬出内阁起，他的老乡还是好友的杨士奇、胡广等人都没有站出来为他讲话，为此整个朝廷上也就一片鸦雀无声。22年过后，却是已经年愈古稀的杨士奇，满怀深情地为解缙写了一篇极尽褒扬的墓志铭。
在对待立谁为储的态度上，解杨两人的想法一致，可结局则北辙南辕：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解缙就被朱高煦惦记了一辈子；杨士奇讳莫如深，可一旦时机来临，一出手便巧妙地打在了朱高煦的“七寸”上，既让朱高炽得以继位，又替九泉之下的解缙报了一箭之仇，本人终成一届元老。
在提携同乡上，解缙用尽心机，却是一失帝宠，便立时成了孤家寡人；杨士奇则谙熟为官之道，在他任首辅期间入阁的马愉和曹鼐，一为山东临朐人，一为北直隶宁晋人。可他着力关怀的两个老乡，一位是进士王直，在他去世的前一年被安排做了吏部尚书，相当于今日的中组部部长。另一位是状元陈循，在他去世后补入内阁……在官场的这所大学里，解缙毕不了业，杨士奇却有博士生导师的资格。
严嵩是一个随波逐流的人物，他的诗、文、字以及锐气都被官场磨灭了，他的人生价值，无论是政治价值还是自身的文化价值都没有实现，最后变成一个典型的封建官僚。
方志远：严嵩与解缙决不是一路人，解缙是遇到看不惯的人和事就要抨击，而严嵩可以容忍很多事情。他在很大程度上与杨士奇比较相似，严嵩也有成为文学家的素质，他的诗、文、字在当时都很著名，已故的姚公褰先生提出，如果严嵩不去从政的话，他会是嘉靖时期一流的文学家。严嵩同时又很有在官场上逢迎讨好皇帝的经验。但是严嵩与杨士奇有两个最大的区别，一是严嵩缺乏原则性，二是严嵩所处的时代与杨士奇不同，杨士奇所处的时代是明朝的上升期，严嵩所处的时代是明朝政治已经腐烂的时候，因此，杨士奇可以成为盛世的贤相，严嵩则在一个王朝走向下坡路的时候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是一个腐烂时期的促成者。
胡平：有评论者以为，看明中叶以后的士大夫们的行动方式及其特点，用两个字可以概括，即谄和讦，很少有人超出此两字范围。而在谄和讦上，江西的士大夫里最具典型意义的人物便是严嵩。
还在礼部右侍郎的任上，他奉命去祭扫世宗父亲的陵墓，回来后禀报说：臣去的时候，一路阴雨绵绵，祭祀的那日天空却一下晴朗起来。更神奇的是，在枣阳采碑石的时候，一只只洁白的鹳鸟在半空中飞舞，令臣感动极了，真是天神眷爱啊！明世宗嘉靖皇帝本来就迷信道教，信神信得邪乎，满心欢喜之下，当即将他的官连升两级，做了“陪都”南京的吏部尚书。
此后，眼看着满朝官员取悦于皇上的手段越来越高超，有献白鹊、白鹿、灵芝等“祥瑞”之物的，有献诗赋与宫廷歌乐的。严嵩后来者居上，充分运用起自己的强项——在对于皇帝心绪与意图的揣摩、把握上，他绝对是个杰出的心理学家——为皇上写出了一篇篇斋醮时候祷告神灵的表文，即所谓青词。于是，严嵩不久由南京调到了北京，先做礼部尚书，加封太子太保，又任内阁首辅。世宗并赐给他一方银印，上刻“忠勤敏达”四字。搞到后来，惟有他写的青词，才能让皇上满意，史称“青词宰相”。
第三部  今天曾经的驿站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4）方志远：另外，他们俩侍候的君主也不一样，严嵩所伴的是嘉靖皇帝，而此人是一个不好侍候的皇帝。朱东润先生写的《张居正大传》中说，嘉靖皇帝是一头虎，看起来他老是在睡觉，可一旦醒来就要吃人，“伴君如伴虎”在嘉靖皇帝身上表现得非常突出。与杨士奇比较而言，严嵩的悲剧在于他处于一个不好的时代，而且又碰到一个不好的君主，因此造成不好的结局。
严嵩最后的垮台跟他儿子有很大关系，严嵩在朝中如履薄冰地伴君，儿子却在外面嬉笑怒骂地弄权。严世藩为父亲招了很多怨，一有人升了官，他就告诉别人这是他老爹帮的忙，自然这个忙不能白帮。反过来，有人被杀、受刑、吃官司，人家自然也就迁怒于严嵩。严嵩是60多岁才入阁，活了80多岁，但死之前被贬官，最后是病死的，死后被鞭尸，被明史列为“奸臣”。后来他的儿子也被杀。
严嵩没有解缙的结局那么悲惨，这与嘉靖皇帝对他还有些感情有关系。明世宗从小身体不好，非常希望把自己的身体练好，严嵩60多岁入阁的时候，身体还那么硬朗，嘉靖便想沾一点严嵩的寿气，两个人相处的时间一长就有了一些感情。严、杨两人有一点相同，他们俩的儿子都不好，杨士奇的儿子叫杨稷，是地方上的恶霸，伤害了很多人命，杨士奇的晚年因为儿子的事情搞得很被动，在很多问题上说话底气不足。尽管杨士奇在京城的名声很好，但在地方上的名声很不好。严嵩在这方面却恰恰相反，他在北京的名声不好，但分宜人都感谢他，说他为家乡做了很多好事。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历史上的奸臣与奸臣传》，其中我谈到一个观点：中国历史上自从立了奸臣传以后，就没有昏君了，奸臣都成了昏君的垫背，要承担昏君所做一切坏事的责任。严格来说，严嵩在某种程度上为嘉靖皇帝背了黑锅。汤显祖在有些方面与解缙很相似，也是一个有个性的人，看不惯的事情就要说。但他幸运地是从来没有进入最高决策层，尽管他被张居正等人忌讳，但仕途失望之后就走上了戏剧创作的道路。汤显祖在考进士之前的名气已经很大，但他被遏制了一二届，到第三届才考取。活了60多岁，死于善终。
解缙、杨士奇、严嵩、汤显祖都是进入了官场的读书人，从这4个人的一生来看，我们又可以从中再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种是一生比较圆满，基本成功，以杨士奇为代表，他可以算对国家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明朝能够出现“伦宣之治”，他从中起了重要作用。所以文人进官场也是一种人生选择，中国的现实就是官本位，历史上江西一些知识分子通过进入官场确为国家做了不少好事。
第二种是有所成就，但结局不幸，这可以解缙为代表，他也应该算是成功者，其成功在于对洪武皇帝的晚年苛政提出了批判意见，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同时对永乐初年稳定政局也起了比较重要的作用，而且主编了《永乐大典》。最后的结局是由于他个人性格造成的悲剧，但作为一个文人政治家，他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我们不能以哪一个人是否善终来判断其人生价值。从这一点来讲，解缙在明朝政坛所起的作用不亚于杨士奇。
第三种是被官场恶习同化的读书人，以严嵩为代表，这是一个随波逐流的人，他的诗、文、字以及锐气都被官场磨灭了，他的人生价值，无论是政治价值还是自身的文化价值都没有实现，最后变成一个典型的封建官僚。
“东边不亮西边亮”，汤显祖从来没有进入高层，虽然做过官，但多是闲职，他可以另辟蹊径，一心搞戏剧创作，文学才华得到了充分展示，创作了《牡丹亭》等不朽的名作，被誉为“东方莎士比亚”。
宋应星进入不了官场，走上了一条没有进入官场的知识分子应该走的最好道路。他生活在乡村里，忍受着清贫与寂寞，却总结了前人的科学研究的创造性成果，写下了一部中国17世纪的百科全书。
第四种是“东边不亮西边亮”，以汤显祖为代表，他从来没有进入高层，虽然做了官，但很大程度上一直是闲职，在南京做太仆寺不过就是一个养马的官。由于他进入不了权力中枢部门，便可以另辟蹊径，一心搞戏剧创作，其文学才华得到了充分展示，创作了《牡丹亭》等不朽的名作，被誉为“东方莎士比亚”，成就了个人的历史地位，对于推动民族与赣地的文化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从宋应星身上我们看到了江西知识分子的另一条道路，他进入不了官场，却走上了一条没有进入官场的知识分子应该走的最好道路。他生活在乡村里，忍受着清贫与寂寞，却总结了前人的科学研究的创造性成果，写下了一部中国17世纪的百科全书。为写这本书，他一是看各种古籍，二是到各地考察，到景德镇看烧窑、铸坯，到玉山、铅山看当地的造纸，看进贤的铁厂，以及千里迢迢去考察江西人在西南地区的冶炼，把各种工艺以图片的形式展示出来。
同时代的类似人物还有一个李时珍，我估计他的祖籍也是江西，这还有待考证，他写了一部《本草纲目》。明朝后期有三部总结性的科学著作——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三个作者都是南方人，这说明当时南方的科学技术超过了北方，读书之风也是南方超过北方。但前者是以官员的身份做这件事，后面两位则是在民间做这件事，而且都做得很优秀。
第三部  今天曾经的驿站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5）胡平：奉新县人宋应星的命运，是典型的自然科学家在江西的遭际。
宋应星考场官场上命运颇为潦倒，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全省一万多人参加的乡试中，他考到了第三名，可这年他已经29岁了。以后屡屡赴京会试，前后5次，每次都是无功而返，不得不在当了20年举人后，悄悄地去本省的分宜县做了一名教谕，大概相当于现在一名正科级的县教育局局长，官职不大，却是个能做学问的闲差“以文学著述自娱”。在分宜做了4年教谕后，又做过福建汀州府推官和安徽亳州知州，总在任上伺弄着几分“自留地”，又总是任期未满就想着回故园一门心思“自娱”……这一“自娱”的结果，便有了《天工开物》、《野议》、《谈天》、《论气》、《思怜诗》五部著作，其中《天工开物》一书，广泛、详细地记载了当时农业、手工业的先进技术，挖掘了一些已经失传的技术，并保留了大量的统计数字。理论上也有突出成果，在一个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大框架下，作者明确提出“种性随水土而分”，这是世界上关于物种变异的最早的科学论断。作者又认识到各种金属自有不同的活泼程度，并总结出利用这一差异来分离金属的方法。尤为可贵的是，他感觉到了“质量守恒”的原理，并对其作了初步论述，在130多年后，一个叫拉瓦锡的法国人才最终确立这一原理。在物理学上，作者提出声是气中之波的见解，船舵所激起的水流使船体旋转……它们比起现代力学来当然过于简单，但倘若没有它们作为基础，后人是抵达不了现代力学的。
此书不知怎的竟流传到了国外，在日本德川时代以后的学术界有着重大影响，有专家高度评价道：“作为展望在悠久的历史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中国技术全貌的书籍，是没有比它再合适的了”。在欧洲，19世纪法国的东方学家将此书译成了法文，更名为《中华帝国古今工农业》；而在当代英国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除引用此书的大量资料外，又称宋应星为“中国的狄德罗”，后者是法国十八世纪的著名科学家与百科全书主编。
在民间以权势的面目出现，在官场又常常充作民间的代言人，从中混水摸鱼，明朝时期称这种人为“山人”。
方志远：此外，江西还有一部分读书人没有考中科举，就成了政客或者讼师。这个政客不是官场中的政客，而是斡旋于各种官场、民间势力之间，既像是幕僚又像是说客，在民间以权势的面目出现，在官场又常常充作民间的代言人，从中混水摸鱼，明朝时期称这种人为“山人”。
走至极端，“山人”便愈来愈具有阴谋气息了，典型的便是唐朝“安史之乱”的始作俑者，一个叫高尚，一个叫严庄，他们没有考中进士，在一个仓库里当小官。有一日，他们说大丈夫宁愿做贼死，也不做区区小官。于是，他们北上找到安禄山，帮助他策反了这次终结了盛唐气象的叛乱。
明朝江西知识分子中也有几个“谋士”，他们也策划了一个著名的“宁王之乱”，以刘养正为代表，他亦是仕途屡屡不通，但政治情结不死，于是培养一个反王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生抱负。这可说是官本位的一种异端表现。
第三部  今天曾经的驿站曾经讼风如潮（1）——走进明朝之三胡平：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决心实现从闭关锁国到改革开放、由阶级斗争到经济建设的时代大转折开始，一种被民间概称为“八分钱，查半年”的社会现象，便渐渐在一些地方让人们熟悉起来。
在这样的地方，能干的不如能说的，善琢磨事的不如善琢磨人的。在后者往往自感政治血统高贵纯正，又口口不离忧党忧国之时，前者则常常要顶着种种诬告与流言，多少有几分政治上的不安全感。这样的地方，必然难以形成一个不争论少争论、埋头求发展的稳定的社会心理环境。
我记得孟建柱先生到任江西省委书记后不久，就指出：群众来信来访，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我们是欢迎的，错告也是可以原谅的，但是诬告是不允许的，要把谋人的环境改造成谋事的环境。
其实，通过概称为“八分钱，查半年”的这一社会现象，很大程度上，能看出这20多年里我国社会各阶层利益的深刻变动及其各自的态度。明清两朝的江西恰恰是讼风如潮之地。
无疑，讼风含有“谋人”的情节、诬告的片断，但比起“谋人”与诬告，讼风有着更为广阔复杂的社会内容，要评价它亦无法作出简单的褒贬，得有历史学家的发展眼光。
为此，我们再次随方志远先生走进数百年前的赣鄱大地。当然，历史之旅的目的终究是为了今天——让我们一切的心智与汗水都倾洒于江西在中部崛起的伟业。
愿我们多方珍惜与维护今天赣鄱大地史无前例的高速发展。
方志远：宋明时期的江西和清朝的湖广，都因“讼风最甚”而引起朝野上下的高度关注。从我所看到的材料来分析，江西的讼风，是从唐后期开始的，唐前期没有。唐前期都说江西人比较淳朴，中后期就不那么淳朴了，有关江西争讼的材料开始出现。比较早的材料是在晚唐时出现的，当时的民谚说“筠袁赣吉，脑后插笔”，意思就是筠州（按：今高安）、袁州（按：今宜春）、赣州、吉安这四个地方脑袋后面插一支笔的讼师不少。后来这个说法被元朝的于钦在《齐乘》一文中移植到山东，变成了“登莱沂密，脑后插笔”，可见流行之广，影响之大。
江西“讼风”最盛的时候是在宋明两朝，并在明清时期随着江西人口的大规模流动而向湖广以及四川、云南、贵州、河南等地扩散。两宋期间，江西的讼风遍及城乡，其影响远远超出江西自身的范围，并且诉讼在一定程度上也超出了民众自发的阶段，形成了专门的职业，为了适应这一职业的需求，“讼学”应运而生。
北宋的沈括在其名著《梦溪笔谈》中，直指江西人“好讼”。他在书中提到江西有一本在宋朝时候非常流行的书——《邓思贤》，这本书其实就是讼学的教材。邓思贤是一个人，这个人将如何对答、如何辩驳，如何起诉编成一本书，所以这本书就叫《邓思贤》。而且更令人咂舌的是，连小孩都学讼词，诸晦香在《明斋小识》中说，乡村私塾的启蒙老师，大多是用诉状教儿童识字。张景在《疑狱录》中也明确写道，明代瑞州、临江等府，书店里出售《公理杂词》一类的书，小孩子过街而诵颂。一些人办学校开设“讼学”来培养这方面的人才，邓思贤就是私人办学。后来官府禁止办这种学校，打击非常严厉。虽然官方打击得厉害，但还是禁而不止，不断在城乡之中冒出来，它们教人怎么在公堂上答辩、怎么写诉状、怎么钻法律的空子，手法刁钻古怪，有点像香港影星周星驰的无厘头风格，而且教得非常专业。他们在教学的过程中还搞成当堂对答方式，有正方、反方，你问什么、我答什么，就像现在的大学生辩论赛。我觉得出现这一现象与江西浓厚的书院风气有关，而江西的书院又与江西的禅宗非常发达有关，禅学就是讲究辩驳的，辩语之中处处暗藏机锋。
朱元璋一再命令户部，向既是财赋之地又是“好讼”之乡的江西及浙江、苏州等地发布榜文，斥责浙江、江西的民众“多好争讼，不遵法度”。
不仅如此，而且明太祖对江西的“讼风”和“刁民”，比对浙江、苏州似乎有更多的成见和警惕。
明太祖朱元璋凭借农民战争摧枯拉朽的力量和新政权的高效机制，以重典治天下，希望将所有的社会活动纳入政府控制的范围之内，当然不允许“讼风”继续存在，为此，一再命令户部，向既是财赋之地又是“好讼”之乡的江西及浙江、苏州等地发布榜文，斥责浙江、江西的民众“多好争讼，不遵法度”，家里有田却不交租，有壮丁却不服劳役，以致“累其身以及有司，其愚亦甚矣”，而中原的老百姓“奉法守分，不妄兴词讼，不代人陈述”，只知道服役缴租，没有什么地方对不起官府，因此中原地区能够“上下相安，风俗淳美，共享太平之福”。两者一比较真是“善恶昭然”，所以统治者要求浙江、江西的老百姓应该尽快“改过从善，息争止讼，应役输粮”，并警告，如果再不平息讼风，则“不但国法不容，天道亦不容矣”。
在发布文告的同时，明朝政府对热衷参与讼事的“刁民”进行严厉打击，仅洪武十八九年间，由朱元璋亲自过问的案例就有好几个，其中有一个是江西人郭和卿状告王迪渊等45人的案件。郭和卿状告王迪渊等人是祸害老百姓的恶官，但是当通政司提审的时候，要求原告与被告当面对质，郭和卿竟然无言以对，并坦白是一个叫周继奴的人为自己提供了所有被告人的姓名和劣迹，自己只是代人投诉。这类事情，当时在各地都有发生，按照明朝的法典，最多不过给予发配充军之类的处理，但是在“治乱世用重典”的指导思想下，当事人都被押回原籍，脑袋被砍下来悬挂于集市，而且把家中成年的男人杀掉，妇女强行迁走。同时，明太祖又命令各省布政司和府、州、县以及各地的贤良方正、豪杰之士，一旦发现有在位或不在位的官员，以及各类顽固不化的刁民继续挑起官司，可以立即绑送到北京来治罪。
不仅如此，明太祖对江西的“讼风”和“刁民”，比对浙江、苏州似乎有更多的成见和警惕，所以他在处理了郭和卿诬告王迪渊的事件之后，特别指出：天下13省的良民占大多数，虽然也有顽固不化的刁民，但惟独江西有些顽民，“奸顽到至极之处，变作痴愚”。有一段时间到京城里越诉的人特别多，而越诉的人中大多是在外地做生意的江西商人，因此明朝政府发布政令，以后凡是江西人越诉都遣回案发地进行受理。并且通告全国各地，要求对所有的江西商人都查明其路引，不允许他们随处经商。同时要求江西的布、按、都三司对路引严加控制。这种情况在别的省没有发生，惟独江西受到明朝中央政府如此高度关注。
第三部  今天曾经的驿站曾经讼风如潮（2）江西的“讼风”又以有“文章节义之邦”美誉的吉安为最盛。与吉安同处赣江中游且经济发达的临江、瑞州等府，也是“讼风”盛行。
江西的“讼风”，又随着江西人口的外迁和江西商人的活动而向外省传播，成为朝野高度关注的影响全局的社会问题。
江西的“讼风”又以有“文章节义之邦”美誉的吉安为最盛。
明朝成化四年，有一个叫许聪的陕西人，被任命为吉安知府，他还未到任之前就打了一份报告，说“江西文人贤士固多，强宗豪右也不少”，而且特别喜欢诉讼，往往一个案子牵连几十人、上百人，一个案子几个月、几年也不能审结。他要求朝廷授权行事，允许他先斩后奏，结果朝廷给了他一个可照此办理的敕书。他来吉安以后，觉得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番了，于是关了一批人，杀了一批人。没有料到的是，最后他自己反吃了官司，被告到了北京。明朝的时候，各地设有僧纲司、道纪司，是管理和尚、道士的小衙门，品级很低。许聪拷讯了一个姓黄的僧官，但这个小人物在上面有关系，此人的师傅与司礼监的太监有勾连，还和吉安在朝中做官的人有联系。于是，状告一封，既告许聪用刑法拷讯犯人，又指他有受贿嫌疑，结果许聪被下到监狱里整死。被吉安的“刁民”诬陷落狱的，还有一位姓黄的知府。知府尚且如此，知府以下的官员更可能祸从天降。若开罪地方上某个有形无形的势力，等着他的便是锒铛入狱……足见吉安告官的风气很是厉害。
杨士奇的儿子杨稷，本来也堪称是大耳阔面的人物，他在地方上打官司竟然打不赢另外一家，因为另外一家也有京城大官的背景，并有地方官的回护。可见江西的讼风弥漫，其中重要一条就在于江西做官的人多。你有你的路子，我有我的路子，即使你勾连的官比我大，不见得我的后台不如你硬。你可以吃了原告吃被告，我也可以吃了被告吃原告……一种彼此之间官场背景犬牙交错、明明暗暗的较量，更加剧了赣地“讼风”久盛不衰。
与吉安同处赣江中游且经济发达的临江（按：今樟树）、瑞州（按：今高安）等府，也是“讼风”盛行。成化年间由扬州知府改任临江的周源，到任伊始，就感觉到此处比扬州更难治理，并将这一感受告诉友人：“临江民好讼，株连蔓引，动千百人，比扬尤号难治。”
江西的“讼风”，又随着江西人口的外迁和江西商人的活动而向外省传播，成为朝野高度关注的影响全局的社会问题。
宣德十年五月，河南南阳县知县李桓上书称：该县有江西流民，“多越讼告讦”；正统十四年十月，河南布政使年富上书，说江西在河南的“逃户”，“诱人刁泼”，请示朝廷批准，要将在河南的江西人统统驱逐出境；天顺二年九月，刑部报告说，该衙门几乎每天都要收到各地商人赴京投诉的案子，其中最多的是江西商人在湖广一带的债务纠纷；成化初年，刑部再一次行文指责江西等处流民“进入湖广等处禁山寄籍并捏词”；成化十年八月，刑部题本又说，“江西人民”携带火药、布匹等物，至四川交易铜铁，屡起词讼，要求江西有司对出省者严加把关，而西南各省则应对此严加盘查；万历年间王士性任云南腾冲兵备道，屡屡受理江西人特别是抚州商人的案子，发现其中多有欺诈。他一怒之下表示，以后凡抚州人的案子，本官概不受理。
好讼之风、告讦之习，大大影响着朝野上下对于江西民风士习的看法。洪武时朱元璋定下规矩，苏州、松江二府及浙江、江西二省之人不得在户部任职。当时的舆论认为，这是因为苏松、浙江为朝廷财赋半壁江山，此地人在中央管财政，朱元璋担心他们会对老家硬不下心来；而禁止江西人进户部，则因“江西士风谲诡”。在《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走进明朝之一》那期访谈里，我说起由于江西商人在河南经商放债、累起词讼，河南邓州籍的李贤专门写了《吾乡说》一文，将河南民众的贫困归之于江西商人的盘剥。而且，因为对江西人的不满，作为新科进士的他，竟然拒不拜见泰和籍大学士杨士奇。由于江西人的好争喜讼，江西籍的在京官员又常卷入派系斗争，明武宗便将其原因归之为“江西土俗，自来多玩法者”，江西人在世人眼里便落下了“浮躁”、“蹊跷”的名声，《金瓶梅》的作者还特别为此在小说中塑造了一个人物——原籍南昌的宋御史。
明朝有句官谚叫“命运低，得三西”，这“三西”为陕西、山西、江西，当官的都很不愿意到这三个地方为官，原因则各不相同。
通常意义上的诉讼是社会生活中的常数，特定意义上的“讼风”则是社会生活中的变数；诉讼是“讼风”的基础，“讼风”则是诉讼的变异，二者之间有密切的联系，但也有重大的区别。与一般的诉讼相比，明清时期江西的“讼风”有三个显著特征：
一是从一般的民众中分离出专门从事或者热衷于从事诉讼，并从中获得利益的群体和职业。
人们把从事这一职业者叫做“讼师”、“讼棍”或者“光棍”。这些人一般没有政府所认定的正当职业，既不从事农业生产，也不从事手工业或商业活动，但他们都受过教育，有的曾为生员、监生，或做过私塾先生，属于知识阶层，大都入仕无门，既不愿或不屑从事农工商贾，又耐不住在民间的寂寂无名，于是都干起了代告、包揽、代书讼词的勾当，并以此为职业。与一般的腐儒所不同的是，他们见过世面、懂得法律、不惧官府，敢于对簿公堂，如果说他们是“无赖”、“光棍”，那也是知识“无赖”、知识“光棍”。
既然“讼师”、“讼棍”、“光棍”们以诉讼为职业、为生计，那么他们首先考虑的就是自己的经济利益；他们又被视为“异端”，在官府看来，其手段没有道德的限制，夸大事实，颠倒是非，无中生有，牵连无辜，无所不用其极。他们可以空穴来风，平地陡起三尺浪，更擅于将小事拾掇成大事，把一件小案子播弄成惊天大案。个人的恩怨一入他们口中，却往往牵连很多人，有时竟达几十、几百乃至上千人。只须片言只语就可能化解的矛盾，一经他们染指，便变得长年累月无法结案……如果他们对哪一位官员不满，还会捏造一系列的事实，上纲上线，动辄告之以让皇帝和朝廷最为揪心的“欺上”之心、“谋反”之意。一旦上面真来调查的时候，他自己又逃跑了，让你“查无实据，事出有因”，把这个官员死不死活难活地吊在那里。如果此人正好碰到要提拔，这好事肯定就要泡汤了。所以明朝有句官谚叫“命运低，得三西”，陕西、山西是因为穷、气候条件差，而江西主要却是因为“讼风”太盛，既弄不到钱，又容易被揭露隐私。
说来讼师们大多是高智商，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例。明朝时江西某地有一个儿子对他的父亲不孝，父亲告到官府。按当时的刑律，不孝罪要接受笞刑（鞭挞），儿子为了不受刑，买通了一个讼师。讼师在临上公堂之前告诉他——我在你左手写上6个字，右手写上6个字，上公堂的时候，你要背过双手，不管县官怎么问，绝对不能开口说话，自己也不能看这12个字。如果知县把你叫到身边去，你要背过身体把手伸给知县看。于是，儿子按照讼师的交代，依计而行。一上堂，父亲扑通一声跪下告儿子不孝，县官听了，当即要儿子跪下受刑。儿子说：暂且不要用刑，我先有话要讲。县官说那你就讲吧。儿子说：我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县官问：如果你不说，我怎么知道事情的真相？儿子说：我都写在手上了。县官说：你上前来给我看。这个儿子就跪着走过去，然后身体背对着知县，把左手伸出来，上写“妻有貂婵之貌”，然后又把右手伸出来，上写“父有董卓之心”。知县一看哈哈一笑，以为老头子有爬灰之心，说一声“老不正经”，把父亲赶出公堂。结果儿子没有受刑，老子也没有告倒儿子，讼师也挣了几两银子。
社会矛盾是否能在基层解决，从来都是中国统治者判断“治世”与“乱世”的标准。
第三部  今天曾经的驿站曾经讼风如潮（3）二是民众对基层调解及官府审判丧失信任，越诉成风，乃至成为时髦。
按照明初制定的社会管理模式，民间发生婚姻、财产等纠纷，首先应由“里老”（按：地方乡绅耆宿）进行协调或仲裁，不得贸然告官，否则便是越诉。但是，里老可能解决的只是发生在家庭、家族内部及邻里之间的纠纷，如户婚、土地、继承、债务、孝悌等。却无法解决超越家庭、家族及邻里间的外部纠纷，如主者与客籍的矛盾、商业诉讼等。而明清时期在江西、湖广等地区所发生的诉讼，大多恰恰是这类诉讼。
而且，里老如果没有势力，则无权威，解决不了问题：如果有势力、有权威，则可能成为乡间恶霸，欺压民众，产生新的社会问题。实际情形正是乡间里老徇私舞弊层出不穷，基层官员及吏员又多贪赃枉法、理断不公，越诉乃至动辄赴京告状便理所当然。一旦某个案子胜诉或案情有所转机，无疑对新的越诉者又是一种鼓励。在明洪熙元年刑部的一个报告中，越诉的过程几乎成了江西越诉者盛大的节日。
越诉者快乐了，官府肯定黑云盖脸。社会矛盾是否能在基层解决，从来都是中国统治者判断“治世”与“乱世”的标准。无论地方官府如何盘剥百姓，如何草菅人命，只要民众不闹事、舆论不揭露、“圣聪”不受惊动，统治者就认为是太平盛世。而大大小小的官员们，以及管理着他们的最高统治者，只要民众不闹事，一般也不希望矛盾被揭露。但“越诉”恰恰是揭露矛盾，是将社会的不公、将被基层掩盖的矛盾提升并加以放大，是对作为政权基石的地方官府的一定程度上的否定，是将统治者理想中的“治世”描绘成“乱世”。因此，越诉者所诉之事即使属实，也要受到惩罚。但在明清时期的江西、湖广等地区，越诉恰恰成了风气乃至时髦。
民告官本来是一件迫不得已的事情，无法想像普通平民会无缘无故与官府作对。但亦有所谓的民告官，已由无奈之事演变为蓄意构陷。
三是普通的民事、刑事诉讼往往转化为行政诉讼，民告官形成风气。
民告官本来是一件迫不得已的事情，无法想像普通平民会无缘无故与官府作对，我们从《皇明条法事类纂》中关于江西民众诉讼的一段记载，可以看出他们的艰辛与无奈：
江西地方小民，多被势要大户占种田地、侵占坟山、谋骗产业、殴伤人命。状投里老，（里老）畏惧富豪，受私偏判。反告到县，平日富豪人情稔熟，反将小民监禁，少则半年，多则一二年以上……小民屈抑，又逃司、府申诉，（司、府）又行审查原案，本县妄称问结，一概朦胧申覆。（小民）屈抑不申，及赴御史处伸冤，御史又行查审，曾经司、府、州、县、里老剖断过者，不行准状。以致小民率至含冤受苦。
这可以说是越诉或告官的一般情况。
另一种情况，便如前面说到的郭和卿状告王迪渊等45人案，还有原吉安知府许聪案。讼师、讼棍们深谙官场游戏规则的套路，并利用这些规则来保护自己、打击对手，官员们一旦成为打击目标，往往身败名裂。这时，所谓的民告官，已由无奈之事演变为蓄意构陷。其实，在江西做官历来不易，想发点财得冒相当风险，乾隆年间任江西巡抚的胡宝就感慨：“江省民情狡黠，浮议最多，稍有不公，舆论立起。贪污之吏，断无所容。”每当看到这段材料，我便不由得为江西的先辈们拍案叫好。
诉讼成为职业、越诉成为时髦、告官成为风气，明清时期江西、湖广等地区“讼风”的这三大表现或特征是紧密相连、相辅相成的。没有专门从事诉讼、以诉讼为职业的讼师、讼棍，越诉和告官之事或难以发生，至少不可能形成风气，民间诉讼也不可能造成牵连成百上千的声势；没有越诉，讼师、讼棍们便缺少了活动的空间，“讼风”更不可能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如果没有告官的胆量和手段，讼师、讼棍们便无法生存，越诉也就没有了对象。
江西生存环境趋于严峻，克勤克俭、事事较真成为一种生存方式，这也正符合儒家传统道德的要求，气节固然由此而生，民风士习的执拗也因此而成。
明清时期江西等地区“讼风”的形成，既是这些地方经济发展、社会变革的产物以及因此而变化了的社会风气的重要表现，也反映了民众对僵化的国家法律制度、管理体制及统治理念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明清时期江西、湖广等地区形成的讼风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对于宋明时期江西的“讼风”，当时的人们就进行了各种解释，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第一，生存环境的严峻，养成了江西人克勤克俭、事事认真乃至执拗的性格。郑晓在《地理述》中曾这样描述：“江西之民，质俭勤苦，时有忧思，至争曲直、持官府，即费财不吝。”他是浙江人，在目睹了苏松杭嘉湖地区城市的繁荣与民间的奢华之后，对江西人的勤苦和节俭有特别深刻的印象，既然一饭一粟、一分一厘的收获都来之不易，都要通过艰辛的劳动而获取，自然不愿任意挥霍，更不容他人侵夺。因此，江西人不惜破家费财，也要维护自己的利益。在南昌市民的日常生活中，至今还经常可以听到诸如“输钱不输气”之类的说法。
第二，讲究气节，好论是非曲直，其流弊则为“健讼”。罗洪先在《舆地志》中说，江西“俗尚气节，君子重名，小人务讼”。邓元锡在《方域志》中也提到江西“君子尚名，小人尚气，颇多讼，称难治”。这两个人都是明代江西著名学者，他们对江西人的“气节”津津乐道，但也认为江西“小人”的“务讼”、“尚气”与此有关。王阳明在《重修文山祠记》中则直截了当地指出，江西“讼风”实由“气节”而起。讲气节的流弊就是争曲直、论是非，这其实就是搞诉讼，其中当然是鱼目混珠，泥沙俱下。
第三部  今天曾经的驿站曾经讼风如潮（4）以上几位是从生态环境和习性气质内外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和解释，而《宋明·地理志》的作者也在看似不经意间，揭示了包括江西在内的一些地区由“少争讼”到“好争讼”变化的更深层次的原因：三国两晋，特别是唐末五代及两宋之交、宋元之交，当中原、江汉、江淮乃至江南部分地区陷于战乱时，江西既没有遭受战争破坏，又与当时的政治中心较为接近，因而接纳了大量来自于先进地区的人口，这使江西在两宋时期成为国内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最为迅速的地区之一，但同时也造成了人口对土地的巨大压力，致使生存环境趋于严峻。江西又从来没有营造出像苏州、杭州、扬州这样大的消费中心，因而克勤克俭、事事较真成为一种生存方式，这也正符合儒家传统道德的要求，气节固然由此而生，民风士习的执拗也因此而成。
此外，如前所说，我认为这与宋明时期江西的教育发达也有关，据光绪《江西通志》中记载，两宋时期江西仅新建的书院就有126所，其中包括著名的濂溪书院、白鹭洲书院、白鹿洞书院和鹅湖书院。从元到清，有记载的江西书院又新增了415处。因为江西的教育发达，江西人读书多，文化程度相对较高，不像广东人、福建人遇到纠纷时动不动通过械斗来解决。历史上江西农村的械斗也比较严重，但比起广东、福建来，真是小巫见大巫。
教育的发达，又带来了科举的兴盛，但能通过科举成功搏取功名的人毕竟是少数，不少人在科举失败之后便成了“讼师”、“讼棍”，成了江西“讼风”的主体。而且，江西的书院既继承了儒学传道、授业的传统，使正统学说得到推广，又吸收了禅学自由辩论的精神，异端思潮也同时得到张扬。从严格意义上讲，宋明时期江西的“讼风”，正是这种异端思潮的表现。
我曾经想写一本书，书名即为《江西讼师与绍兴师爷》，绍兴是师爷，江西是讼师，讼师是被官府所打击的，师爷则是依附官府。这表现出当时两个经济文化发达地区文化精神的不同：绍兴师爷更多于投机取巧，而江西“讼师”更多于桀骜不驯；讼师在官府看来是刁民，师爷则是官府体制内的人物了。
对盛行的“讼风”，官方从来就持批评态度。但对于“讼风”的种种表现，政府虽然屡有禁令，法律却为其留有空间。
对于讼师、讼棍们的活动，《大明律》规定：凡是教唆别人打官司，为别人写诉状并增减情节诬告的人，与当事人同罪；受雇于诬告者的人，相当于自己诬告。但后面又规定：如果当事人因为愚昧而不能伸冤，讼师指点这种人告状，为其所写的状辞属实，可以不追究。《大清律例》也沿用了这一法律条文。这条法令实际上自相矛盾，前半段禁止的是教唆、诬告；后半段又为讼师的存在保留了某种合理性，讼师们便有了在虚妄与真实、恶意教唆与善意指导之间钻营的一个不小的空子。
对于越诉的惩罚也是自相矛盾，《大明律》规定：不管军民申诉都要逐级陈告，对于越诉的鞭打50下，对于越诉不实者，鞭打100下，并依此类推。但最后又来一句，如果越诉所告属实，可以免罪。这便为赴京越诉者提供了法理上的依据和精神上的鼓励。
既要威严朝纲，又要纾解民怨；既有民众迫不得已的越诉，又有讼师精心策划的告官；既有民众的蛮横无理，亦有官吏的贪婪不公——法律为讼师的存在、为越诉和告官行为保留了空间，这并非是当时法律制定者的疏漏，而是因为社会矛盾的复杂与激烈。当然，也是为了在国家意志和民众意愿之间，在统治的有序和无序、有为和无为之间寻找一种平衡。
明清两朝对于“讼风”问题，各级统治者不是谴责民众的无理和刁蛮，便是斥责下级官吏的徇私和无能。法律的基本精神并不是创新和疏导，而是守旧和压制。以刑法为中心而忽视民法，以统治者的意志为中心而轻视民意，以传统道德为中心而漠视社会发展的现实。正因为当时的统治者在法制建设中持这样一种指导思想，所以他们始终把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户婚、田地、财产、债务等关系视为小事情，不是不予立案，就是立案不行。
因此，我们可以说，明清时期江西、湖广地区“讼风”的形成，既是这些地方经济发展、社会变革的产物以及因此而变化了的社会风气的重要表现，也反映了民众对僵化的国家法律制度、管理体制及统治理念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明亡清兴，改朝换代，但江西“好讼”之风仍在延续，湖广的讼风则比江西更盛，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因为湖广有很多移民过去，这也是地域文化的转移。湖广的移民不仅仅来自于江西，还来自经济文化比江西更发达的江苏和浙江，来自比江西更节俭也更善于经营的山西，来自执拗而不服输的个性丝毫不让江西的广东和福建，来自生性豪阔动辄闹事的山东、河南及陕西……所有这些地区的地域文化、包括各种被统治者认为的恶俗陋习、邪教异端，也无不在湖广各地泛滥，并与湖广的民风士习相冲突、相斗争，也相融合。这样，湖广便成为国内社会矛盾和社会关系最为复杂，统治者认为最难治理的地区之一。清代统治者认为湖广已经取代了江西，成为“讼风最甚”的地区。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讼风”的发生，恰恰又表现出一个地区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急剧的变革、社会经济正在发生超常的发展。如宋明时期的江西、清代的湖广。
第三部  今天曾经的驿站光荣与耻辱（1）——走进晚清之一胡平：说完了明朝，我想说说清朝。
很多学习历史的人都有这样一个感觉，研究大清早期的历史不如研究晚清的历史，因为晚清的历史开启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其间风云际会，天下板荡，志士仁人和粉墨小丑纷纷登场，内外事件交织变幻，一条直逼当代的历史脉络清晰可辨。
在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作为一方地域，江西并没太大的作为。作为在宋明两朝极盛的人文，入清后江西亦渐显衰弱，《明史·列传》中赣籍人约计408名。到了《清史·列传》中，赣籍人只剩下104名，而在蔡冠洛编撰的《清代七百名人传》里，被收录的江西名人更少至23名，只占总数713人的3.23%，排在苏、浙、皖、湘、闽、粤等省之后，位居第九。这意味着在清朝，在中央政权也好，在思想界文学界科技界也好，江西几乎推举不出第一流的人物。
中国的近代史却又决少不了赣人，可以举例说明——如果少了陈炽，中国的近代史便少了一份悲悯情怀：陈炽，江西瑞金人，他不但是近代江西打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还是维新运动中一位目光如炬的思想家。在其煌煌巨著《庸书》里，他主张在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两个层面，对一个摇摇欲坠的中国进行脱胎换骨的大手术。他积极投身于维新的实践活动，时任户部尚书兼军机大臣还是光绪皇帝老师的翁同，之所以会自己参加变法，又将光绪给拉下水，很大程度上正由于陈炽的策划与督促。陈炽获得了康有为的充分信任，1895年北京强学会成立，即推他为提调，在会中的地位仅次于康有为。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抑郁少言，酒前灯下，往往高歌痛哭。在闻讯“戊戌六君子”喋血菜市口之后，他更变得若痴若狂，最后大口吐血而死，享年45岁。
如果少了张勋，中国的近代史便少了一份荒诞不经：张勋，江西奉新人，时称“辫帅”。他在安徽督军任上，由时任总统的黎元洪专程请到北京，本是要让他调停总统与靠着枪杆子掌握了北京政府实权的皖系军阀段祺瑞的冲突，他则假凤虚凰，金蝉脱壳，用武力裹胁只有12岁的溥仪战战兢兢坐上了金銮殿，随后他长辫下甩出一身蟒袍拜倒在地，领着一班遗老遗少，高呼万岁，捣蒜似地磕头。复辟失败后，段祺瑞达5万人的“讨逆军”，向驻扎在天坛的“辫子军”发动了强大进攻，段军节节逼近张勋在南河沿的住宅。他却声色不动，不但自己决心一死，也不准同来北京的妻儿离开他，大有一家人共赴“国难”之意……爱恨不得的江西，爱恨不得的江西人啊！
导引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的罪魁是江西人。
第一个在朝中提出全面禁烟的也是江西人。
在晚清一系列变革中，让湖南新政金声玉振、名噪中外的是江西人。
处心积虑，曲迎阿附，要扼杀、谗构洋务与维新运动的也是江西人……于是，日后的江西人在历史的荣誉碑和耻辱柱上都惊诧地读到一串串老乡的名字，前者如李鸿宾、陈孚恩、蔡寿祺，后者如黄爵滋、陈宝箴、文廷式，并让今天的江西人有理由更深刻地去思索脚下这块土地所蕴藏的文化脉息。
第三部  今天曾经的驿站光荣与耻辱（2）马平（曾任某大型国有企业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现为民间学者、作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先说李鸿宾。
李鸿宾，字鹿平，江西德化（今德安）人，嘉庆六年的进士，先为庶吉士，授检讨使一职，再升任御史，给事中。嘉庆十八年（1814年），林清、李文成为首的“天理教”起义队伍攻占紫禁城的计划失败后，他数次上疏陈述时政利弊，开始被嘉庆帝所认知。嘉庆十九年（1815年），破格授河东副总河道总督。第二年，再升河东河道总督。由任谏官不到三年，而荣膺方面大员，为当时所罕见。当他母亲去世丁忧时，还获得嘉庆帝赐金治丧。二十三年（1819年），代理广东巡抚，再授漕运总督，不久复调河东河道总督。后因东河决口，并自陈不能胜任河督之职，被剥职，留郎中衔。二十五年（1821年），再命营山东运河事务，兼署山东巡抚，再任安徽巡抚。道光元年（1822年），李鸿宾调漕运总督，次年升湖广总督。道光六年5月（1826年6月）接替阮元任两广总督，在这个位子上一共呆了6年。
在李鸿宾主政广东期间，中外的进出口贸易一直不平衡，出口多进口少：道光六年进口货价银688.47万两，出口货价银732.19万两；道光七年进口货价银为581.50万两，出口货价银788.580万两；道光八年进口货价银为882.870万两，出口货价银为1,049.830万两。同时鸦片进口量也在快速增长：道光五年为9,373箱，六年为12,731箱，七年为11,154箱，八年为13,868箱，九年为16,257箱，十年19,956箱，十一年为16,550箱，十二年达到21,985箱，这只是公开的进口数字，走私进口的数量则无法统计。
曾有御史章沅上奏说，洋商每年都要带进许多新奇的东西，如多宝筒（万花筒），自鸣雀、风琴、钟表等，很多有钱的子弟争相购置，使洋人获利数十至数百倍。而且洋人卖物则索官银、制钱，买物则给番银夷钱，而后者银低钱薄（指含银含铜量低），仅当大清国的60%上下、不到70%，所以官银之耗日多。另外，还有鸦片一物，夹带入粤，每年花银数百万两之多，并在十数省流行，为害尤烈。为此，他请求朝廷下旨在广东通商贸易务当恪守宪令，只准进行易货贸易，不准用银易货，杜绝国内银钱私出外洋（国）。并请求皇上命令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宾、广东巡抚卢坤、粤海关监督延隆详查妥议，而后制定章程。
李鸿宾是如何应付那个赐予了他二品大员顶戴的道光帝的呢？他召集幕僚，一边急急制定了防止官银出洋及私货入口的章程共七条；一边兴师动众地搞起调查。他在调查后上奏道光帝说，内商与夷商交易，历来以货易货，夷商贩来呢羽、哔叽、钟表等物，换内地之湖丝、茶叶、绸缎、布匹等件。彼此议价，原来希望是互相以货抵货，但是历年出口货价，总是多于进口，夷商每应找给内商等番银。他申辩说，内商等偶找给夷商货币，俱用番银，从不以官银交兑，况且官银久禁出洋，内商不敢违令。并狡辩，查禁鸦片很严，防范极为周密，没有发现夷船将鸦片走私进口，也没有另带其它违禁物品。
李鸿宾并向道光帝建议设巡缉船，名义上是为了更有效地打击海上走私，偷漏鸦片。道光帝允准后，李鸿宾却私下里指示“巡船每月受规银3.6万两，放私入口”。他手下的水师副将韩肇庆与洋船约定，每箱鸦片收5元到10元，名曰“买放”，说白了就是走私放私。更有甚者，水师船还代运鸦片进口。为了应付朝廷，水师也要弄出几箱鸦片上缴，以此邀功请赏。韩肇庆就用这种方法，骗得嘉奖，提升为水师总兵，相当于今天的舰队司令员，赏戴花翎。“查弊之人，即作弊之人，率皆贪得陋规，私行纵放。”（见魏源：《圣武记》），意思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执法犯法。鸦片走私因此而数量激增，在国内大势泛滥，并引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李鸿宾应该说是罪魁祸首。
李鸿宾还是中国封疆大吏中敢于收受外国人贿赂的第一人。他任两广总督后，十三行洋商有缺。十三行亦称“洋行”、“洋货行”、“外洋行”。鸦片战争前，它是清廷特许在广州经营对外贸易的商行。相传名称始于明代，行数并不固定为十三，但俗称十三行。清廷规定十三行负有承保和缴纳外洋船货税项、规礼，传达政府有关法令及管理外商等义务，并有对外贸易特权。英国驻广州领事雷迪得知消息，他很清楚洋行获利丰厚，便派自己的仆人容阿华做为商人，要求进入十三行，其他十二家商人不同意。于是雷迪对李鸿宾进行贿赂，很快容阿华成了十三行之一的老板。雷迪达到目的后说：“我还以为总督不是个贪官，但不是这么回事，只消数万金便可收买他！”
过去洋人行贿送不到总督这一级，最多打点下面的小官员。从此以后，英国人便开始瞧不起中国官吏。容阿华充当商行老板后，吃喝嫖赌，无恶不作，后来又带巨资潜逃，一直未被抓获。而被其欠下的官税无从着落，其他12家商行又不肯代还，官府只好采取提高税收标准予以弥补，洋商则不服，多次提出抗议，并产生了许多矛盾。从此，走私更为猖獗，洋商们纷纷想从中弥补自己遭受的损失。这一恶果也是李鸿宾播下的，但道光帝对此一无所知。
道光十年（1831年），李鸿宾被提升为协办大学士，仍兼两广总督。道光11年（1832年），给事中刘光三奏广东匪徒成立“三点会”滋扰，要求剿除。李鸿宾则上疏说：“无三点会名目，惟抢劫打单，勒索民财，根株未绝。随时访拿，准其自首免罪。请广、潮、肇、嘉诸府山场荒地，令无业游民报垦，永不升科，庶衣食有资，免流匪僻。”这个貌似实事求是、惮精竭虑为游民作想，更为王朝长远稳定献策的建议得到了道光帝的称赞，并召见了他，赐其花翎。
道光十二年（1833年）春，湖南瑶民起义，广东连州的瑶民也闻风而动，道光帝命李鸿宾带兵防剿。这一年5月，李鸿宾赴连州，三路进兵，但是连遭失败。他上奏请示暂时停止行动，等待援兵。这份奏折受到道光帝的严斥，又令尚书禧恩等由湖南移师赴广东镇压连州瑶民起义。后来禧恩上奏说，李鸿宾之所以连遭惨败，主要是“粤兵多食鸦片，不耐山险”，而阴雨天鸦片烟管点不着，造成士气不振，整日昏昏沉沉，提不起精神，以致在攻击时鼓不起一点点虚勇，只会连打哈欠。道光帝看奏后大为震怒，立即将李鸿宾革职查办，并流放乌鲁木齐。两年后，李鸿宾才予以释还，并给了他一个翰林院编修的头衔，一直在家赋闲。道光二十年（1841年），李鸿宾病死在北京。
我们是在研究鸦片战争、洋务运动的过程中注意到这个人的，李鸿宾的贪婪，胆大妄为，欺上瞒下以及能颠倒黑白的嘴上功夫，使得历史无法绕开他，《清史稿》中多有他的记载，后来我们一详查才知道他是江西德化人。用现在的话来讲，广州当时是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李鸿宾身为两广总督，本来应该有所作为，结果却在历史的演进中扮演了一个为后人所不齿的角色。
第三部  今天曾经的驿站光荣与耻辱（3）再说黄爵滋。
黄爵滋，字树斋，江西宜黄人。道光三年（1824年）进士，选庶吉士（取得进士资格后，选拔其中一些有才气的年轻者在翰林院继续学习，即为庶吉士。三年后散馆，二甲进士做编修，三甲进士任检讨，其他的则分到六部做主事）授以编修之职，后升任御史、给事中。当时以直谏闻名于朝廷，他只要看到有违朝纲之事，立即上奏参劾，从不避，而且所奏之事多被采纳。道光十五年（1836年），特提升其为鸿胪寺卿。
19世纪30年代以前，中国在与外国的贸易中始终保持顺差。以中英贸易为例，1827年以前，英国输入中国的主要是棉毛织品和金属制品（如刀和钟表），由中国输往英国的则以茶叶为大宗，其次是生丝、土布、陶瓷、糖、樟脑、大黄、水银等。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外来的商品有一种顽强的抵抗力，所以英国的纺织品在中国不能畅销。而英国却必须购买中国著名的茶叶、生丝和陶瓷。这样，中国对英贸易每年都保持出超二三百万两白银的优势。为了扭转这一局面，英国人使用了最损的一招，他们先把纺织品输往印度，换来印度的鸦片输往中国，再从中国把茶叶、生丝等输往英国，英国人在这种三角贸易中大获其利。
由于鸦片输入的急剧增加，英国由原来的入超变为出超，中国却相反，造成白银大量外流。据统计，1820～1840年间，中国外流白银约在1亿两左右，相当于银币流通量的五分之一。由鸦片大量输入而引起的白银不断外流，已开始扰乱清王朝的国库和货币的流通，使清朝的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更为严重的是鸦片的泛滥极大地摧残了吸食者的身心健康，任其发展下去，必将使中华民族面临灭种的危险。
从道光十六年（1836年）起，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一场禁烟与弛禁的激烈争论。
弛禁派以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和大学士、直隶总督琦善为代表，他们竭力反对禁烟。弛禁派的吹鼓手、太常寺卿许乃济甚至上奏道光皇帝，鼓吹鸦片无害论，说如果要禁也只须禁“文武员弁士子兵丁”，民间贩卖、吸食可以“一概勿论”。
道光十八年闰4月初3（1838年6月2日），黄爵滋针对鸦片弛禁派的观点，上奏了著名的《清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卮：古代盛酒的器皿。）他在折中惊呼：“从中国有用之财，填海外无穷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渐成病国之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臣不知伊于胡底？……”
他提出要肃清鸦片，必“先重治吸食者”。主张吸鸦片的人必须在1年内戒绝，过期不戒者，普通百姓则处以死刑，官吏则罪加一等，本人处死，其子孙不准参加科举考试。在黄爵滋之前，主张严禁者都着眼于堵塞贩卖渠道。道光的禁烟令中也未涉及过吸食者，有人认为这与道光本人曾吸食鸦片有关。黄爵滋是第一个建议“重治吸食”的，他指出：“无吸食，自无兴贩；无兴贩，则外夷之烟自不来矣。”
道光帝读了黄爵滋这道奏折，深为激动，立即谕令内阁，要各省督抚各抒己见，妥议章程，迅速具奏。“时任湖广总督的林则徐接到刑部公文后，他立即对黄爵滋的奏折加以研究，不禁拍案叫绝，过去从来没有人敢提出吸烟者死罪，唯独此奏毅然上陈。林则徐完全同意黄爵滋提出的”重治吸食“，并亲自拟定《筹议严禁鸦片章程》：1、责成地方彻底收缴烟具；2、以一年为限，劝令吸食者自新；3、重治开馆、贩卖及制造烟具者，限期自首；4、以过去从宽现在从严为原则，给予官吏失察处分；5、令地保、牌头、甲长搜查烟土、烟具、烟膏；6、用”熬审“的方法审断鸦片吸食者。
这道奏折送出之后，林则徐知道等朝廷议决尚需时日，便在与湖南巡抚钱宝琛、湖北巡抚张岳崧商量后，一面逮捕开馆、贩卖者，一面发布禁烟告示，配制、分发戒烟药丸，并设置一个类似禁烟局的机构，专门负责收缴烟枪、烟斗等吸食工具。经过两个月的查禁，仅汉阳县就抓获贩烟者多人，缴获烟膏12,000余两；汉阳、江夏两县收缴烟枪1,264支。林则徐下令将这批烟枪在武昌校场当众焚毁，并把销毁的余膏残沥，拌以桐油，再行烧透，最后又把余灰投入江心。后来武昌、汉口两局又继缴烟枪700多支，湖南省也收缴2,300多支。9月20日，林则徐向朝廷奏报湖广查禁鸦片情况时说：”民情并非不畏法，习俗大可转移，全赖功令之森严，始免众心之涣弛。“不久，各地将军、督抚对黄爵滋奏折的意见陆续反馈到朝廷，共29件，其中大部分同意漏银在于鸦片的看法，但对”先重治吸食者“这一点，反对的有21件，同意的仅林则徐等8人。道光帝权衡利弊，还是下决心禁烟。9月7日降旨把步军统领衙门拿获的吸食官吏革职，把烟贩子交刑部审讯；9日谕令邓廷桢整饬广东的地方部队，惩治吸食的官兵；16日令琦善查拿天津夹带鸦片的洋船铺户；10月5日奖励收缴烟具有功的汉阳知县郭觐辰；25日太监李秋澄吸食鸦片，被揭发出来，谕令枷号两个月，刑满后发往黑龙江给兵丁为奴，遇赦不赦。又向常躲在尼姑庵里偷吸鸦片的两个皇亲国戚开刀，一革去王爵，一革去公爵；28日以”冒昧读陈、殊属纰缪“为由，将弛禁派的主将许乃济降为六品顶戴，令其退休回家。
林则徐鉴于朝廷中弛禁派势力仍然很大，担心道光帝举棋不定，又于10月初再次上了一道密折，即《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鸦片》，请道光帝以社稷为重，下决心严禁鸦片。在这道奏折中，林则徐写下了直逼国家民族存亡的著名警句：”当鸦片未盛行时，吸食者不过害及其身，故杖徒已足弊辜。迨流毒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充饷之银，兴思及此，能无股栗？“其意思是如果不切实禁烟，长此下去，几十年后，军队就会衰弱，国库就会空虚，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国家无可以充饷之银。
同年11月9日，道光帝接到林则徐的密折，读后不禁惊出一身冷汗，相信林则徐所言决非危言耸听，还在这些警句下用朱笔画了一连串的圈。9月23日，道光帝召林则徐入京，并8次单独与他密谈，商议禁烟方略。11月15日，道光帝颁给林则徐钦差大臣关防，令其驰驿前往广东，查办禁烟事务。
”禁烟之议，实爵滋发之“，黄爵滋因此成为同林则徐齐名的人物。
次年三月他升任大理寺少卿，六月，道光帝召见于勤政殿，赞其禁烟疏：”汝所奏严禁鸦片，看似骇人听闻，实是宽猛相济，所谓火烈民畏也。非痛发其端，谁肯如此说话“，勉励遇事仍要尽言。又命为江南乡试主考官，补受礼部右侍郎。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起，黄爵滋受命驰往闽浙沿海一带，勘查水师，视察海防，讲解战守方略。他把闽省海防提到与粤省海防同等重要地位。提出”闽浙总督暂驻泉州“，此议确定了闽海防的战略地位。
当时福建水师有战船二百余艘，因年久失修，”风干日炙，敝坏居多“。原来规定有一套维修办法，但文官借包工之机贪污舞弊，武官也要求分沾，于是文武各官共分赃款，直接影响了国家的海防建设。黄爵滋秉公执法，进行了严肃处理，追回赃款，落实了修船计划，又在沿海添设炮台，加强了福建的海防建设。此外，黄爵滋很注重调查研究，他认为过去绘制的地图，错误太多，很不可靠，于是通过历次出使的机会，调查了从山海关到福建沿海一带的形势，重绘成《海疆全图》上下两册，进呈给道光帝，作为了解沿海形势的依据。
道光二十年，清廷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广州、浙江战役失败，穆彰阿等主和派把责任推到林则徐等禁烟派身上，称”开兵衅“是他们禁烟处置不当而引发的。9月，道光帝下令将林则徐、邓廷桢革职查办，派遣琦善为钦差大臣署两广总督。11月初，琦善抵达广州，与奉派到浙江前线查办”夷务“也是钦差大臣的伊里布，一唱一和，互相勾结，主张对敌妥协退让。黄爵滋对此极为不满，坚决主张必须抵抗侵略，加强海防，他亲到浙江沿海前线，进行调查，11月16日，他与祁隽藻联名上奏，痛陈英军在定海一带的暴行，认为”浙江乃闽、粤之腹心，与江苏为唇齿“，地位极为重要，务必认真设防。这时伊里布已与英军擅自订下定海休战条约，他们揭露伊里布与琦善相呼应，对英国侵略者存在幻想，准备退兵撤防的种种情形，请求道光帝饬谕伊里布”深思远计“，”不可偏听琦善，信敌必退“。回京以后，他又”极言英人劳师袭远不足虑，宜竞与绝市，募兵节饷，为持久计“。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黄爵滋因户部银库案被牵连遭褫职责赔。后以员外郎候补。晚年家居不出，咸丰三年（1853年）5月，因病卒于北京，享年61岁。
第三部  今天曾经的驿站光荣与耻辱（4）与拼死救国的前者比较，此公则是典型的弄权误国之徒了——陈孚恩，字子鹤，江西新城（今黎川）人。道光五年拔贡，授吏部七品小京官，升主事后补充为军机章京，累迁郎中。由于这个人善于察颜观色，且会曲意逢迎，很受首席军机大臣、大学士穆彰阿的器重，仕途顺畅，官至顺天府尹、工部侍郎，又升为仓场侍郎，均为”副部级“干部。道光二十七年（1848年）调署兵部侍郎，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期间，他与另一”副部级“大员赴山东查办巡抚崇恩贪污、赎职，尊旨将其罢免，并暂代一段山东巡抚。在回京时面见道光帝时说，自己在山东当巡抚时不接受公费招待，而且不花公费。道光帝听了很高兴，特赏其加头品顶带、紫禁城骑马待遇，并赐匾额”清正良臣“。
穆彰阿为满洲镶蓝旗人，嘉庆十年（1806年）进士，很受道光帝信任，曾任军机大臣20余年，还是翰林院掌院学士、文华殿大学士。当代史学家对他的评价是：包庇鸦片走私商和受贿的官吏，阻挠禁烟，鸦片战争中卖国求荣，对力主禁止鸦片和抗击英国侵略军的林则徐、邓廷桢等进行诬陷，支持琦善对英军求和，又支持耆英与英、法、美签订不平等条约。《清史稿》上也评论说：”穆彰阿当国，主议和，为海内所丛诟“。穆彰阿亦有聪明之处，他不像今日的一些腐败官员，贪权而不贪财，而且对确有才学的人多有施舍，着意培植。由于穆彰阿多次主持乡试，而且身为主考官，依附他的人很多，久而久之形成了”穆党“。
陈孚恩是怎样攀上穆彰阿的呢？道光二十二年7月24日（1842年8月29日），清廷在南京与英国签订《中英南京条约》（也称《江宁条约》），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议和的消息引起主战派的强烈不满，另一位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王鼎每逢上朝时，就与穆彰阿争论，予以痛斥，责备其谬议误国，并为林则徐打抱不平，鸣冤申屈。王鼎，字定九，陕西蒲城人，嘉庆元年进士。少年时家庭贫穷，但学习很努力，推尚气节。穆彰阿知道王鼎的秉性，只要一听到他的斥责声，便作出大度的样子，笑一笑避开。有一次，两人同时被道光帝召见，王鼎在殿上又责骂穆彰阿是秦桧、严嵩，穆彰阿则保持沉默，不与争辨。道光帝心里知道王鼎骂的是穆彰阿，怨气却是冲着自己来的，但又不好发作，只是笑着说：”你醉了“，命太监把他扶出去。次日，王鼎又在大殿上苦谏，道光帝动怒，拂袖而起，王鼎急忙拉着道光帝的衣裾陈说，道光帝仍然不理。下朝回家后，王鼎越想越气，越思越悲，叫下人伺候笔墨，挥笔疾书，写下了一本长长的奏折，小心封好，紧揣在怀里，当晚自缢身亡，以死进谏。
按大清律例，朝中大臣自缢，必先奏报皇上，吏部、刑部派员验视之后，家人才能移动尸身。王鼎家人尚未来得及奏报，暗藏心机的军机章京（军机处文字官员）陈孚恩已闻讯抢先赶到，他命人将王鼎遗体解下，搜检衣带，得到遗书，才大松一口气。遗书的大意是弹劾穆彰阿，建议重新起用林则徐。
看过遗书后，陈孚恩对王鼎的儿子王沆说：”皇上正为林则徐‘开兵衅’引发的后果恼怒，不愿再听人谈论此事。你如果据实奏报，恐怕尊公就得不到恤典了，你也会受到牵连，连你的编修之职也难保。你如果还想往仕途上走，就不能如实奏报，更不能呈递这份遗书。“王沆是个老实人，被陈孚恩的连哄带骗吓住了，一切听任其安排。于是，陈孚恩乘机篡改了遗书，并以”暴疾“奏上。
事后，陈孚恩快步流星赶往穆府，把王鼎原来的遗书送给穆彰阿，穆很是感激。从此便有意提携陈孚恩，使其平步青云，不到5年的时间，由军机章京而升至兵部尚书、军机大臣（用今天的话说，大约是副总理还兼着国防部长）。王沆却因未能继承父志，遭到亲戚朋友的鄙弃，他自己也愧悔莫及，于是终身不再出来当官。
王鼎死时，林则徐正在发配新疆的途中，得到消息，悲愤不已。他面对大漠落日，潸然泪下，又吟诗一首，名为：《哭故相公王文恪公》，其中有云：”伤心知己千行泪，洒向平沙大幕风。“道光二十九年（1850年），陈孚恩与侍郎福济赴山西查办巡抚王兆琛贪污一案，经查实，王被免职，并逮京治罪。随后，穆彰阿又让陈孚恩代理刑部尚书，不久即正式任命。次年，咸丰即位，穆彰阿的权力大大得到制约，不久又被连降六级。陈孚恩亦开始走霉运，首先是”议礼“一事：道光皇帝觉得任内输了鸦片战争，列祖列宗颜面扫地，自己不配进入祖庙享受后代祭拜。咸丰”交廷臣议“，陈孚恩和怡亲王载垣意见不和，当着皇帝的面，相互戳指对骂。载垣”以失仪自劾“，咸丰没有过分追究，而”斥孚恩乖谬，降三级留任“。他大为失落，不久就以”母老乞养“告归。
当年太平军起义，各地形势危急，由于兵员不足，清廷命在籍回乡大臣帮办团练，用于抵抗太平军。许多在籍官员纷纷行动起来，如曾国藩（前兵部侍郎）、吕贤基（前工部侍郎）、季芝昌（前闽浙总督）、钱宝琛（前江西巡抚）等人，前后达94人之多，陈孚恩也是其中之一。但这些官员当中，只有曾国藩一人办团练得以成功，并以此建立湘军，成就了一番事业。陈孚恩在江西没有办成团练，只是帮助时任江西巡抚的张芾督师守卫南昌城。咸丰三年（1854年），待湘军江忠源援师到达后，太平军才撤退。为此，陈孚恩分享守城之功，得赐花翎。但他回到北京，未被授予官职。其间，御史钱桂森曾上疏说，陈孚恩很有才干，又在外数年多有历练，建议他入直枢廷（内阁），必能办成不少事。这道奏折遭到了咸丰帝的诏斥，只准其回原衙门。但过了不久，又命陈孚恩以头品顶戴署兵部侍郎，又署礼部尚书、授兵部尚书。能让皇上改变成命的人显然不是等闲之辈，明眼人很快看出这是陈孚恩轻车熟路，再作冯妇，私下投靠了肃顺等人的回报。
咸丰八年（1858年），陈孚恩因其子陈景彦牵涉到顺天（今北京）乡试舞弊案，自请严议，被议失察降一级，但很快又在肃顺的保荐下，寻署刑部、户部尚书。咸丰十年（1860年），又授吏部尚书。本来吏部尚书之职由许乃普担任，在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时，许乃普等要员正在园内值班，闻警只好仓皇逃亡。陈孚恩则利用肃顺权势，对惊愧未定的许乃普，横加施压，迫其告病，腾出吏部尚书的位子给他。为此，许多官员感到不服气，吏部为六部之首，历来非翰林出身不能当尚书，而他的出身只是一个区区的贡生。这件事情后来成了陈孚恩是肃顺死党的一个有力证据，并被许乃普之子许寿彭上奏痛劾。
第三部  今天曾经的驿站光荣与耻辱（5）胡平：肃顺在咸丰朝很是显赫，不可一世，他官至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既是三位御前大臣之一，在咸丰十一年（1861）咸丰帝在承德避暑山庄病死，传位5岁的载淳（即同治帝）时，又成为遗命的八位顾命王大臣之首。其势力之大，附庸之多，在官场内已有”肃党“之称，并让慈禧为首的”后党“日子过得忐忑不安起来……可惜好景不长，咸丰帝尸骨未寒，同年11月，载淳生母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合谋，由当时留守北京的奕掌握军队，利用皇室回京时机，发动政变，逮捕顾命八大臣，将肃顺处斩，载垣、端华两亲王赐死，其余5人革职。慈禧太后和慈安太后垂帘听政，恭亲王辅政，改年号为同治。这便为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祺祥政变“。在查抄肃顺家产时，发现陈孚恩亲笔书函多封，内有暧昧不明之语。恭亲王又接到密告，说肃顺的财产有一部分藏匿在陈孚恩那里。
军机处和刑部在会审时，却大费踌躇。
陈孚恩手腕圆滑老练，朝士中颇有人以为陈孚恩是个干才，甚至认为他不但不是”肃党“，相反还是肃顺他们所忌惮的人物。当咸丰帝在热河崩驾，在京留守各项事务的大臣中，只有陈孚恩奉召去承德，”肃党“的形迹如此明显，居然还有人说肃顺要把他叫去避暑山庄，实为调虎离山之计，是深怕他在京城捣鬼，反对肃顺，而其实这正是陈孚恩自己放出来的烟雾弹。陈孚恩还利用江西的京官为其活动、申辩，很多赣籍官员联名保奏他，为其说情。在座的大臣都主张严办陈孚恩，但又不能不加慎重。最后决定对陈孚恩”敬鬼神而远之“，发往新疆效力赎罪。
为了平息那些由此可能引起的浮议流言，恭亲王陈请慈禧派军机大臣沈兆霖和新任兵部尚书万青藜，再议陈孚恩的罪名。这两个人都是汉人，万青藜还是陈孚恩的江西同乡，以示朝廷大公无私，并非满人、汉人意气之争。
两位太后照准后，万青藜接到通知赴内阁会议。他受了江西同乡以及与陈孚恩有交情的那些官员的压力，原准备有一番话说。内阁先给他看了在肃顺府中抄出的陈孚恩的信札，他一面看，一面暗暗心惊，那些”暗昧不明“的话，如果要陈孚恩”明白回奏“，必是百口难以自辩。”发往新疆效力赎罪“的罪名，看似太重，其实还算是便宜，倘若此事发生在雍正、乾隆年间，陈孚恩本人的脑袋早掉了，只怕家属也要受到严重的株连。
万青藜承认陈孚恩罪有应得，但他仍想为这位同乡减轻点罪责，他指出：”陈孚恩早年曾蒙天语褒奖，有此一节，是不是可以格外矜全？请公议。“所谓”天语褒奖“，即指早年在山东巡抚任上，陈孚恩自称廉洁，加之穆彰阿的吹捧，道光皇帝曾御笔颁赐匾额”清正良臣“。
真是不提这话还好，一提更坏。在坐的会审大臣汇成了一片嘲笑声，他们一一道出自己记忆中陈孚恩在官场上的变脸功夫。所谓”清正良臣“的美名，早已扫地无余，诚如《清史稿》对他的盖棺论定：”如陈孚恩者，鄙夫患失，反覆靡常，沦绝域而不返，宜哉。“那块在抄家时已附带追缴的匾，徒成为天下士人的笑柄！
万青藜仍不放过最后的努力，他说：”新帝登极，两宫垂帘，重重喜事，怜念陈孚恩白发远戍，只恐此生已无还乡之望，何妨特赐一个恩典。“无奈在座的内阁成员对陈孚恩都无好感，”白发远戍“的哀词并不能打动他们的心。大学士周祖培答道：”恩出自上。“他把视线扫过座间，落在万青藜脸上，”上头对陈孚恩有没有恩典，要看他自己的造化。我们此刻也无从谈起……“陈孚恩的罪名，就此算是议定。奏折上去，太后很快照准。充军的罪名，按例即时执行，由刑部通知兵部派员押解。陈孚恩一家三代离开京城时，去看他的江西老乡还不少，人们纷纷安慰道：新疆正在用兵，此去正是效力赎罪的好机会。有的还拿林则徐作比，说他当年也是遣戍新疆，没有多少时候，又被道光帝复起大用……陈孚恩一面道谢，一面忙不迭地称颂圣明，自道”雷霆雨露，皆是君恩“。
同治五年（1866年）由于新疆境内发生大规模回民起义，这一年正月22日（3月8日），伊犁被起义军攻占，陈孚恩及妾、子、媳、孙等一家三代共同遭难，估计没有后人留下。
第三部  今天曾经的驿站读书，从上册读起（1）——走进晚清之二胡平：《走进晚清》的两位访谈者，一位是鲁思明先生，一位是马平先生，他们并非学界中人，经历亦各不相同，但他们有两点相同：
其一，两人都一直密切关注这二十多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并由于长时期里他们各自所处的位置与经历，使他们比起一般人来更能感知当今中国凝重芜杂却又清晰向前的影子，因而他们比起一般人来对于时下这常常是”轿马充斥于市，丝弦不绝于耳“的所谓”盛世“有着更多的忧患意识；其二，他们都爱读书。与马平相逢，开口必谈的便是时下有哪些好书，这些书何处有买？他借我的书不还，或者用我的名字去席殊书屋购书，日后却要我去买单的事，这几年屡有发生。而去鲁思明先生的办公室看看，你一定以为走错了地方，眼前真是一座煌煌万卷的书库。与不少老板只是用那些装潢华贵的精版书来装潢自己的”儒雅“不同，读书与思考已全方位融入到他的生命——他晚上和休假的时间大多用来看书，出外旅游不管到什么地方，也都带着一本书，每年订阅报刊的费用1万多元。他是一个典型的读书人，且涉猎甚广。旁及晚清史。
对于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危机与艰难警醒的认识，竟然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
马平暂时放弃了坚持多年的对世界经济百年发展史的思考与写作，鲁思明虽然仍然不断盘算着公司银子的进项，但两人还是合作写出《百年大转折——日本经济发展纪实》一书（作家出版社2003年11月第一版），明治维新运动使一个在黑沉沉幕府统治下的蕞尔小岛转型为一个现代化的经济强国，此书便是将明治维新作为中国晚清变革的参照系来展开的。接着，两人又对洋务运动勾沉索隐，新时代投资管理集团已决定投资出一部关于恭亲王与洋务运动的书，预计今年一季度便可出版。这本书不仅是传记性的文学作品，而且晚清历史的很多疑难问题都可以在这本书中得到解答。并再据此写成剧本，投资拍一部30至40集的电视剧，启动资金估计要几百万。说起这事，思明先生不禁喜形于色，一脸为亿万中国人民的娱乐生活豁出去的表情……但这决不仅仅是为了娱乐。
鲁思明（北京新时代投资管理集团总裁，中国生产力学会副会长，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员）：关于恭亲王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作为，我认为值得特别介绍一下。
有一种说法认为恭亲王只是一个通过”祺祥政变“把慈禧扶上垂帘听政宝座的历史人物，因此按慈禧划线，把恭亲王领导洋务运动的功劳给埋没了。人们知道恭亲王的不多，即使知道的人也是浮光掠影，或者只知道”鬼子六“这个绰号，因为他是道光皇帝的第六个儿子，长期与洋人打交道，那时候人们把洋人叫作”洋鬼子“，他也就成了”鬼子六“。
另外，野史中还有一说是慈禧年轻的时候与恭亲王眉目传情，后来有了关系，生下了同治皇帝。所以慈禧在关键时候想到找他，并说我们的孩子当皇帝不是和你当皇帝一样吗？儿子当皇帝，你当议政王，照样控制朝纲。我和马平为了求证这件事情，专门去拜访过溥仪的弟弟溥仁及恭亲王四世孙爱新觉罗·毓。他说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当时的宫规根本不可能发生叔嫂通奸生下同治帝的事情，尤其是进深宫见慈禧、慈安很不容易，每次进出深宫的时辰都记得清清楚楚。
也许是基于以上原因，在国人目前所看过的如《走向共和》等历史影视剧和一些清宫戏中，恭亲王都是一个次要角色。实际上，他一直活跃在晚清的前台，更是洋务运动的始作俑者，李鸿章、张之洞这些人虽是他的同辈人，但在办洋务方面却是他的后辈。学历史、写历史的人应该是历史唯物主义者，要把自己的感情和喜好放在一边，而把历史的本来面目放在第一位。
恭亲王排行老六，咸丰是老四，当时选储君的时候，道光一直在这两个儿子之间游移不定。道光皇帝是一个很节俭的人，从不到外面巡游、狩猎，不像乾隆、嘉靖皇帝动不动就到关外狩猎。但有一次道光皇帝提出要率皇子们到京郊的兰苑狩猎，老四明白这是父王为选皇储故意设的一道考题。老六的箭法很好，自己的箭法不行，腿又是瘸的，明显比不赢，怎么办呢？咸丰的老师杜守田就给他出主意说，既然你的箭法不如老六，就干脆什么都不射，到时候皇帝肯定会问你为什么，你就说春天来了，母兽都怀着崽，我不忍心杀生。结果道光还真是被这句话感动了，认为老四有仁爱之心，是一个治国的接班人，最后选他当了皇帝。但道光在遗昭里也封了老六为”亲王“，这在清朝众多亲王中绝无仅有，可见其之尊贵。也许在道光的潜意识中，他希望把身后的江山交给两个儿子共同治理，取长补短。但道光没有想到皇四子当上皇帝后，对文武兼备的”皇弟“长期排挤压制，直到临死前也没放过，道光的良好愿望成了弄巧成拙的历史遗憾。
可惜咸丰的皇运不济，当时的中国正值多事之秋，内忧外患。先是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军一直打到直隶。思忖再三，咸丰只好重用恭亲王进入军机处，本来按朝制亲王是不能担任军机大臣的。在恭亲王的指挥下，消灭了太平军的北伐部队。这时的清朝内外交困，1858年清政府在大炮的威逼下签订《天津条约》，洋人提出要派公使到北京。满清政府当时还没有近代外交关系的观念，外国在中国虽设有公使，但一不在北京，二只是在代表及管理洋商利益与贸易上起点作用。
咸丰皇帝还提出，只要外国公使不进北京，每年的海关税收朝廷都可以不要，只要求外国公使仍呆在广州。这位皇帝一辈子怕和洋人见面，在他的意旨下，中央政府不与番邦打交道，只让地方政府与洋人打交道，甚至做生意也只让洋人在广州城外交易，完了以后又回澳门待着，不允许洋人进城……第三部  今天曾经的驿站读书，从上册读起（2）但外国人非要派公使进驻北京，这也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
当时，英法联军不过几千人，却一路从南打到北，所向无敌。攻下塘沽以后，在进攻通州之前，英法联军曾经派英国翻译官巴夏里作为全权代表，与怡亲王载垣谈判，先后持续了几个月。清政府一开始不答应他们提出的条件，又把对方的代表全抓起来，一共抓了70多人，其中有四五十个英法士兵被虐待致死，放出来的活人只有十几个，这一下激怒了英法联军。英法两国曾经商量是不是就此摧毁中国，进攻紫禁城。最后统一的意见是现在还不应该摧毁清政府，但要给中国一个教训，他们认为圆明园是中国皇帝吃喝玩乐的地方，烧掉也无所谓，所以又是烧，又是抢。兵临城下，咸丰皇帝怕被洋人抓走，匆忙逃往热河避暑山庄，结果病死在那里，在位仅11年。
临行前他安排恭亲王留在北京，负责与洋人继续谈判外交事务。左谈右谈，清政府最终与外国人签订了《北京条约》，其中就有允许英、法、美各国在北京设立公使馆。
在此期间和以后，恭亲王首先发现清军的武器不如洋人，根本打不过人家。签订《北京条约》的前几天，英法联军占领了安定门，把大炮架在城墙上，不签的话就炮轰北京城。过去清朝的大臣们包括林则徐都认为洋人只是在海上打仗厉害，在陆地上打仗根本不行——当年英国女皇派马戛尔尼来中国晋见乾隆皇帝，清宫的礼节要求他下跪给皇帝磕头，但他坚持不下跪，据此大臣们都认为洋人的腿是不能弯曲的。结果双方一开战，发现洋人不仅在海上有坚船利炮，陆地作战也很有一套。签约后，英法联军举行了入城仪式。恭亲王一看清军的仪仗队与外国的仪仗队根本没法比，装备差得太远，使他受到了强烈的刺激。
刺激他的还有，清王朝在与洋人谈判的时候，整个北京城找不到一个会讲英语的人，只能请外国人翻译。结果，外国人怎么说，大清官员就怎么听……让恭亲王的思想发生更大转变的，是他深受了《海国图志》的影响。
此书作者魏源本人不懂英语，也没有去过英国，他是因林则徐的关系而编成这本书的。林则徐在广东呆了一段时间，当时香港已经割让出去，英国人在广东、香港都办了报纸，有的还是中文报纸。广东很多做生意的人包括小商小贩，要经常和英国人打交道，也可以了解到一些情况。林则徐就把这些中文报纸和听到的情况全收集起来。他和魏源的关系比较好，流放之前就把所有的资料交给了魏源。现在又有研究说，林则徐并没有帮什么忙，是魏源通过其他途径收集了很多资料，编成了《海国图志》。此书当时在中国只印刷了一两版，便没有再印，印刷量很少。但是这本书传到日本以后，日本大量地翻印，一共印了十五版，价钱越来越高。日本开始了解西方就是通过《海国图志》。当时恭亲王和一个叫王荫茂的御史奏请咸丰，希望加印一批《海国图志》，咸丰没有同意。恭亲王细读了这本书，对英国的历史状况、议会制度等情况留下很深的印象。有不少资料说，日本明治维新的重要人物平象山、吉田松阳、西乡隆盛等人在此书影响下提出”开国论“，最终战胜”锁国论“，使明治维新取得了成功。
由此，恭亲王上书要求办六件事，其中最重要的是成立总理外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和兴办同文馆。当时还活着的咸丰皇上在肃顺等人的影响下，只倾向于成立总理各国通商衙门。恭亲王等人认为如此界定一个衙门的职责范围太小，请求把”通商“两字去掉，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相当于现在的外交部。过去中国从来没有专门的外交机构，涉外活动主要限于接待贡使和商贸往来，分别由中央的礼部、理藩院，以及地方的督抚大员等兼管。
总理衙门成立以后，恭亲王任首席大臣。总理衙门因外国入侵而设，其建立之初，实际是一个应付时局的临时机构，朝野内外无不确信国家富强即会裁撤。可实际上随着中外交涉事件的增多，总理衙门作为当时惟一的对外机构，除办理外交与通商事务外，职权范围很快扩展到铁路、矿产、邮电、海防、关税、制造、传教、学校等新兴领域，变成了一个包罗万象的”洋务衙门“，其在清政府中的作用越发举足轻重，总理衙门的成立即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开始。
恭亲王上任后，着手开展一系列变革。
首先请英国人赫德整顿海关。当时中国的海关分布零星，中央政府没有统一管理，还没有近代海关的雏形。而且由于走私漏税和官员贪污腐败，中央政府实际上收不到多少钱。通过赫德的整顿以后，每年上交给中央政府的海关税都有增长，后来发展到每年可以收到一千多万两白银，这个数字在当时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曾国藩为了剿灭太平军，从湖南一直打到江苏。湘军每月的军费开支最初为二三十万，这一千多万两的海关税等于救了清王朝的命。恭亲王重用赫德达22年之久，后来李鸿章等人也重用他，这个英国人担任海关总署署长直到清末，时间达48年。
其次，恭亲王委托赫德，又经中间人在国外买军舰，这是中国第一次对外购买军事装备。结果买回八艘军舰，等于买回来一支舰队。后来由于英国人李泰国和阿思本想控制舰队的大权，遭到恭亲王的强烈反对，最后只好把这些舰艇作遣散处理，但只收回了1/3的购舰款。最近，我们发现一些较有价值的资料，说那些被转卖的舰艇中，有一艘最先进的旗舰卖给了在日本明治维新中起了重要作用的萨摩藩。
第三是办同文馆，同文馆就是外国语学院的雏形。北京办了以后，广州也办了一所，李鸿章在上海也办了一所，懂外语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同文馆最早只开办英文一课，后来又相继开设法文、俄文、德文、日文，1902年改为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
到慈禧听政的时候，同文馆因为要增加天文学和算学两门学科，在朝廷上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史称”同文馆之争“。当朝的大学士倭仁，是一个蒙古王爷，他认为学语言还可以，但算学和天文学也要学洋人的，岂不是完全洋化了？他坚决反对增设这两门课，恭亲王则认为学习语言是为了沟通和交流，但要掌握国外的技术，还必须掌握天文学、算学以及物理、化学等学科，否则自己怎么造洋枪洋炮？最后是恭亲王取得了胜利。但是，因为保守派的阻拦和儒家思想根深蒂固，报名的学生很少，不像现在学外语的人比比皆是，以会外语为荣。
自从有了同文馆以后，可以大量翻译国外的书，包括外国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西方的新技术和新思想通过翻译开始传到中国，中国人接触外国的东西越来越多，所以对创办同文馆的历史意义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为过。
我认为洋务运动实际上是中国的第一次改革开放，20世纪80年代起改革开放所做的很多事情在恭亲王手上都做过，如办合资企业和外语学校、送留学生出国、买军舰、购洋枪洋炮、引进国外的先进设备等等。
恭亲王作为一名亲王，不管是出于维护皇家统治的目的，还是抱有其他目的，最起码他能够冷静地看待西方、看待自己，所做的事情是为了富国强兵。中国近代工业发轫于洋务运动，可以说，连后来引进马列主义也是因为有了这场洋务运动，如果没有留学生出去，没有外语学院，哪里有人带回马列主义，翻译出《共产党宣言》？
洋务运动在恭亲王为首的洋务派手中一步步开展起来——1865年在上海设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内设翻译馆；同年在南京设立金陵机器制造局；1866年在福州建立马尾船政局；1870年在天津建立军火机器制造总局；1868年，破天荒地委派美国前驻华公使蒲安臣率清朝外交使团出访欧美十几国。1872年在上海设立轮船招商局；同年第一批选派幼童留学美国；1875年，委派福建按察使郭嵩焘出任驻英国公使，后又兼任驻法国公使。这是中国第一次在西方国家派驻现代意义上的外交官。1878年，在兰州建立兰州织呢局，这是中国最早的一家机器毛纺织厂。1880年，在上海建立上海机器织布局，这是中国最早的棉纺织厂。同年在天津设立水师学堂，购置军舰，并设南北电报局。1881年，设立开平矿务局。1882年，建设旅顺军港。1885年，成立海军衙门，在天津设立陆军武备学堂。
尽管如此，恭亲王还是受到很多挫折。
第三部  今天曾经的驿站读书，从上册读起（3）他支持李鸿章建立了北洋海军，但在甲午海战中几乎全军覆没。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他又遇到皇权等不可逾越的鸿沟，清王朝的统治集团是由满清贵族和蒙古王爷组成的，也包括获取了既得利益的汉族士大夫阶层，要突破这个层面很困难，加上慈禧处处制肘，特别是后期，恭亲王与慈禧的政治权力斗争越来越激烈，慈禧一直在压制他。现在有些影视剧说慈禧怎么开明开放，在洋务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那完全是胡说八道。如果恭亲王不受到她的压制，洋务运动的收效会更大。
洋务运动更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冲突，洋务运动充其量是经济体制改革，所引进来的东西都属技术、器物层面，且以购买为主，还没有进入到一个制度层面，更没有进入到文化层面。
从文化层面上讲，日本由于历史比较短，本身没有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学国外的东西比较彻底。最早他们派出遣唐使到中国学习大唐的文化，遣唐使就是最早的留学生。西方列强的大炮还没有把中国的国门轰开的时候，日本人主要是学习我们的文化，以中国文化为本，以自己的文化为面。通过两次鸦片战争战败，尤其是甲午海战，一旦发现西方文化远比中国文化先进，日本人马上瞧不起中国了，改为全面向西方学习。日本明治政府前后派出几批人到欧美学习，对军事、工业、农业各方面进行考察，省吃俭用地考察了一年多，最艰窘时留学生们一天只吃几个冷饭团……他们学成归来，终使日本发生了彻底地变革。
日本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也闹过一些笑话，如美英等国的士兵登岸以后，日本人很奇怪他们为什么长得这么高大，就留心观察他们的生活习惯，发现他们全吃牛肉。当时牛在日本是耕地的生产工具，不能随便宰杀。看到外国人吃牛肉，日本人便认为他们的枪炮之所以造得好，可能与吃牛肉有关系，所以上层立即开始刮起吃牛肉风，从此”吃牛肉“成为一个社会层次的代名词……虽然总体上看中国的洋务运动比日本的明治维新早了十多年，但后来却落后了，最终结果更是天壤之别。
中国的洋务运动学习西方显然是不够的，张之洞等有识之士也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实际上没有触动到体制问题，更遑论文化层面，儒家思想始终与西方思想格格不入，形形色色的既得利益者们所围绕的一切就是”我大清“。在”二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从皇帝到重臣，却仍死死抱住”天朝体制“不放，诚如马克思所说”一个人口占几乎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界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马克思的话可谓一针见血。
洋务运动光靠一个恭亲王是推不动的，他以为自己能做很多事情，但实际上有很多事情是做不了的，即使有些事做成了也是不伦不类。中国千年沉重的大门靠一个人用肩膀去挤开一条缝，透一点新鲜空气进来，即便有此可能，此人也必定同恭亲王一样是个悲剧性英雄人物。
但是作为当代人，我们无论如何应该还沉寂多年的恭亲王以本来面目，因为晚清的这段历史与中国时下的这段历史紧密相联，这就好比读一套上、中、下三册的书，如果没有了上册，单从中册开始读，是看不透的。我们还应该看到，中日两国开国前同属封建国家，同样受到西方列强的入侵，经济水平也差不多，人力和资源中国远比日本优越，且最早提出学习西方的思想，但中国的洋务运动失败了，日本的明治维新却成功了，这是值得后人深省的。
马平：晚清的江西籍官员里，有一个人因为对恭亲王的攻击而在历史上暴得大名。
蔡寿祺，字梅庵，江西德化（今德安）人，与李鸿宾是同乡。道光十九年（1839年）进士，曾入翰林院当编修（按清制，状元出身方可在翰林院做修撰，榜眼、探花才能做编修）。
这一大概可视做皇帝顾问的职务，比起一般官员来，本应有着较多的升迁机会。他当了多年未见提升，遂到处投机钻营。他先窜到了四川，希望能踩出一条升官发财的路子。他私设关防，招募乡勇，把持公事，大肆招摇。不久，新任川督骆秉章对他的行径十分看不惯，命藩司刘容（原湘军将领）将他赶回江西原籍，使其相当难堪，当即存下日后必报此仇的念头。
蔡寿祺又投靠正在陕西围剿回民起义的胜保手下当幕僚。
胜保失势后，蔡寿祺混入宫中，担任起居注册官，专门记录皇帝每天的起居、行程活动，从此他便利用在宫中任职的条件，与大太监安德海攀上了交情。
同治三年6月16日（1863年7月19日），浙江巡抚曾国荃率领湘军攻占太平军都城天京（南京），实现了被当时史学家称之为”削平僭伪，绥靖边陲，伟烈丰功“的所谓”同治中兴“。由此，洋务派首领恭亲王奕被赞为”定乱绥邦“的”贤王“，被赏加三级，而湘军头目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曾国荃也分别加官进爵。
这时的慈禧太后却坐不住了，她对恭亲王执掌内廷外朝大权，且外省督抚尽用汉人，满人所占比例日益减少深感不安：到同治四年5月，全国10名总督，除湖广总督官文1人外，其余9人都为汉人；至于15省巡抚，均为清一色汉人。且9名总督中，湖南人占有5名，即直隶总督刘长祜、两江总督曾国藩、云贵总督劳崇光、闽浙总督左宗棠、陕甘总督杨岳福。各省巡抚中，湘淮军将领也占其大半。慈禧对恭亲王与洋人打得火热也极为反感，认为他是挟洋自重，以便揽权。
恭亲王还主管内务府，他力行节俭，对慈禧太后所宠信的安德海索取无厌有所劝诫。有一次，安德海曾反唇相诘，问道：”所费为何？“恭亲王怒答：”如瓷器杯盘，照例月供一分，计存者已不少，何以更索？“次日，安德海故意为慈禧进膳尽用民间粗劣瓷器，慈禧惊问其故，安德海以恭亲王责备之言作答，慈禧听完大为恼怒，”乃约束我日食耶！“对慈禧来说，更令她忧虑的是，那些被恭亲王提拔重用的汉族大员，对其感恩戴德，过从甚密，”阴行肃顺政策，亲用汉臣“，万一他要仿效肃顺岂不易如反掌？为此慈禧决意寻找机会打击恭亲王，她要让朝廷上下都知道，自己才是清王朝的最高主宰，其他人包括恭亲王在内，都不过是她驱使的臣仆，必须向她效忠。
此时，身在宫中的蔡寿祺，从安德海口中得知慈禧对恭亲王嫌隙日深，经多方窥测，认为有机可乘，遂于同治四年2月24日，以”请振纪纲以尊朝廷“为名，上折遍参曾国藩等人虚报湘军战功，取巧避罪，不仅指责恭亲王重用汉人不当，图谋使汉人重掌军权，还把所有这些人的过失统统推在恭亲王身上，令奕”虚衷省过，以弭不变，以服人心。“蔡寿祺作为一名汉人官员，如此放肆地攻击恭亲王，按例本应得到惩治。但慈禧看到奏折后很是高兴，竟予以申饬，连蔡寿祺也感到意外。十天之后一看慈禧没有降罪，于是又放胆在3月4日上奏一篇洋洋三千言的折子，直接点名参劾恭亲王，罗织的十大罪名有揽权、纳贿、徇私、骄盈等，要求他”归政朝廷，退居藩邸，请别择懿亲议政。“慈禧收到蔡寿祺这道奏折，如获至宝，次日便召见大学士周祖培、瑞常、吏部尚书宋风标等8人，要他们”逮问“奕。
周祖培等人不敢回答，慈禧一再逼迫他们迅速查办，毫不退让。最后周祖培只好说：”容臣等退后详察“，并”请与倭仁共治之“。
第三部  今天曾经的驿站读书，从上册读起（4）倭仁是同治的帝师，是慈禧所信任的人，而且又是反对洋务运动的首领，慈禧听周如是说才稍加放心，允许他们退朝。
周祖培等人很快会同倭仁在内阁对蔡寿祺面询，令其将参劾恭亲王的内容一一据实答复，写在纸上。结果对恭亲王行贿者，蔡寿祺仅指出前任江苏巡抚薛焕和陕西巡抚刘容二人，”并称均系风闻“，其余更是不能指实。
倭仁将上述情状复疏奏上，但又得出蔡寿祺”虽不能全部指出实据，恐未必尽出无因“的模棱两可的结论，并提出”应如何将恭亲王裁减事权“，应由慈禧”宸断“。
慈禧早已作出决断。次日，当倭仁等入朝复奏时，她便把亲笔写好的朱谕拿出来，交给倭仁、周祖培等阅看，并说道：”诏旨中多有错别字及辞句不通者，你们帮助润色一下。“我们在中国第一历史博物馆查到了这份资料的复印件，确实是错别字连天，这是慈禧亲拟的第一份懿旨。周祖培阅后，添上了”议政之初，尚属谨慎“八字。慈禧又催促道：”此旨即下内阁，速行之，不必由军机“。
这道以同治帝名义下达的诏旨写道：
”朕奉两宫皇太后懿旨：本月初5日据蔡寿祺奏，恭亲王办事徇情、贪墨、骄盈、揽权、多招物议，似此劣情，何以能办公事？查办虽无实据，事出有因，究属暧昧，难以悬揣！恭亲王议政之初，尚属谨慎，迨后妄自尊大，诸多狂傲，倚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视朕冲龄，诸多挟制，往往暗使离间，不可细问；每日召见，趾高气扬，言语之间诸多取巧妄陈，若不及早宣示，朕亲政之时，何以用人行政？凡此重大情形，姑免深究，正是朕宽大之恩！恭亲王著毋庸在军机处议政，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以示朕曲为保全之至意。“恭亲王因为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又改善了与西方各国的关系，当时在朝中的威望很高，诏书发布后，”朝野骇愕“，许多满汉大员毫无思想准备，不知所措；同时对慈禧仅凭蔡寿祺一道捕风捉影、”难以悬揣“的奏折，便给奕定下罪状，很不理解。因此，不论宗室亲贵，还是部院大臣，外省督抚，都对慈禧的做法表示反对，为此专门联名上奏，署名者多达70多人。一时间，满朝文武上自亲王、大学士、军机大臣，下至给事中、御史台谏，大家众口一词，要求恭亲王复职，这完全出于慈禧意料之外。
在这种情况下，慈禧只好被迫作出妥协，当然她也认为打击、羞辱恭亲王的初衷已经达到，便在4月14日又以同治帝的名义下达谕旨，说由于恭亲王伏地痛哭，无以自容，经面加训诫后，既然能够领悟此意，改过自新，便可”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但免去他议政王头衔，”以示裁抑“。
这份谕旨中讲恭亲王当时痛哭流涕，其实他多半是百感交集——原来他确实没把这个嫂子放在眼里，而且自己功高盖世，命运竟然像羽毛一样被其玩于掌上，他深感不能掉以轻心，小看了这个女人。
慈禧通过蔡寿祺的奏折所引起的这场风波，”玩一亲王于股掌之上，遣责之，以示威，开复之，以示恩“（蔡东藩语），使恭亲王的权力大为削减，而自己得以正式执掌朝廷内外大权。此后又进一步对恭亲王领导的洋务事业进行打击和限制，使其”事无巨细，愈加寅畏之心，深自敛抑“，恭亲王可谓进一步退三步，举步维艰，大清帝国刚有点新气象的洋务运动又落在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后面。
由此结果可以看出，蔡寿祺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破坏者，也是历史罪人。
胡平：小人为求一己富贵，不惜败坏大局，蔡寿祺堪称一个典型。他的一生还有着多少”谋人“的情节、诬告的片断，我不清楚，但我清楚在他总状告及时并状告成瘾的表现中，隐约折射出明清两朝赣地讼风如潮的情形。
而历史的吊诡是，蔡寿祺虽做小人，却未获富贵。慈禧要用他时，召其面见，抚慰有加，又赏黄金百两，并允诺日后擢升他为一品大员。慈禧用完他，便像对一盘冷饭残羹，以后不再搭理了，更谈不上”罩“着他。恭亲王及其他坚持洋务的朝臣对他深恶痛绝，他的”为太后而死，死不足惜“的表白，最后换来的却是”即行革职，勒令回籍“的严谴。
蔡寿祺革职后，仍然逗留京师，从此一片潦倒，50多岁就须发皆白。他的大女儿，许配给汉阳袁侍郎的公子，尚未完婚公子就病死了，是所谓的望门寡。他的三女儿，嫁给江夏知县彭祖寿的儿子，可嫁过去不久又死了丈夫。夫死无子很难在夫家立足，出殡那天，她喝了毒药，以死殉夫。
屋破偏逢连夜雨，晚年连连遭遇这样的打击，放在谁的身上不会身心皆痛，茕然孤影？可蔡寿祺不，他拿着两个女儿的守节殉夫之事，到处乞求人家题咏。借骨肉的大不幸，四处招摇，沽名钓誉，此人的无耻，也算是到家了。
第三部  今天曾经的驿站星火成炬，坚冰故我（1）——走进晚清之三胡平：晚清江西籍的官员能有影响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还有3位。
湖南是变法维新的风云地，巡抚陈宝箴所领导而由其子陈三立襄助赞画的湖南新政，可以说是清末改革的模范区域，一度闻名中外。
陈宝箴，字右铭，江西义宁（今修水）人，以举人出仕，先后任浙江及湖北按察使、直隶布政使。《马关条约》签订后，他为国家的危难痛心疾首，曾上疏陈说时局利弊得失。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升任湖南巡抚，他推行新政的功绩，首先在于他打破了湖南自洋务运动时期以来被守旧势力控制的沉闷局面，刚到长沙任职就察劾县以下昏吏20余人，因得亢直美名。在经济上，陈宝箴认为”凡有可以稍裨国计民生者，分应殚竭愚忱，尽其力所能及“，”尤可次第推广“，”以救国民“。他开创了湖南近代工矿业的先河，正如当时《湘学报》所赞扬：
”我湘陈右铭中丞，亟力图维，联属绅耆，藉匡不达。兴矿务、铸银元、设机器、建学堂、竖电线、造电灯、引轮船、开河道、制火柴，凡此数端，以开利源，以塞漏卮，以益民生，以裨国势，善于变法，而不为法所变。“陈宝箴在发展工矿业中的第一项措施就是奏准开设官矿领导机构——湖南矿务总局。他奏称：”湖南山多田少，物产不丰，而山势层迭奥衍，多矿石之质类，不宜于树艺；唯五金之矿，多出其中，煤铁所在多有，小民之无田可耕者，每赖以此谋生。“陈宝箴的奏请很快得到了清政府的批准。1895年2月，湖南矿务总局在省城长沙正式成立。与此同时，陈宝箴又拟奏了《湖南矿务简明章程》，对办矿的方法、经费、股份、矿质等问题作了若干具体规定。随后开始了大张旗鼓的招股建矿工作。1896年～1897年两年之内即建起了常宁水口山铅锌矿、新化锡矿山锑矿、益阳板溪锑矿、平江黄金洞金矿等大型官办企业，其中以水口山铅锌矿为第一，铅锌产量呈逐年上升趋势。
新化、益阳锑矿的大量开采，使长沙省城的炼锑业开始产生。1896年起陆续有民族资本家在灵官渡开设大成公司、湘裕炼锑厂。灵官渡则成为湖南省最大的矿产品转运码头。
陈宝箴的矿务政策对后任的经济决策影响甚深。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湖南创办了阜湘、沅丰两个矿务公司。1903年，巡抚赵尔巽奏准将两矿务公司合并为”湖南全省矿务总公司“，旨在垄断全省的采矿、炼矿之权，抵制外国侵略者攫取矿权的活动。
陈宝箴还与长沙绅士王先谦、张祖同、杨巩、黄自元等商议，创办了和丰火柴公司和宝善成机器公司，陈宝箴倡议创办的这几个企业，实际上是长沙也是湖南最早的近代企业。
陈宝箴还是湖南近代电信业的开拓者。他上任的第一年就与湖广总督张之洞商议，接设湘鄂两省间的电线，湖南一段自长沙省城起，沿湘阴、岳州、临湘一带驿路安设，至湖北蒲圻县境，计程225公里。全线竣工后，在长沙设立电报局，收发官、商电报，是为湘省设立电报局之始。
长沙及湖南近代工矿业的发轫，与外省民族工矿业的产生有很大区别。这就是”长官导之于先，士亦各抒忠义以奉其上，官绅一体，上下一气“，所以”湘省风气之开，较他省犹神且速，为中国一大转机“。确实，”官导于先“，”上下一气“，是湖南维新运动期间工矿业得以蓬勃发展一大关键。
与奠基了湘省的工业化相比，陈宝箴让人耳熟能详、功在后世的是开启了湘人的”民智“与”民权“。
有评论称：办轮船公司、制造公司、及通电报等，设算学堂、武备学堂等，张之洞也做过并称之为”西法“，其性质基本上为西艺。而陈宝箴、三立父子在湖南设南学会、《湘报》馆、时务学堂等，则是实行张之洞所未能实行的那一部分西法，其性质为试行西政。
所谓”开民智“，即包括开发”民权“、”公官权“、”务分官权与民“等现代理念。所谓”开民权“，其具体落实则为具有地方议会性质的南学会，具有公共论坛性质的《湘报》，具有新政人才学校兼公共论坛性质的时务学堂等，这是近代中国最早实行的地方自治实验暨民权实验。
陈宝箴在湖南进行的政治改革主张渐进徐图，而康有为、梁启超辅佐光绪帝与慈禧太后抗衡，并期盼以激烈的非常手段解决中国的宪政问题，结果反被”后党“以非常手段解决，史称”戊戌之变“。
今人刘梦溪先生曾说：”如果当时的改革能够按照陈宝箴、陈三立父子的主张，缓进渐变，不发生康有为等人的过激行动，清季的历史就是另一番景象了。“1898年9月21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慈禧发动政变，幽禁光绪，通缉康梁，杀”六君子“于京城菜市口。10月6日（农历八月二十一），惩处陈宝箴、陈三立父子的上谕发出：”湖南巡抚陈宝箴，以封疆大吏滥保匪人，实属有负委任。陈宝箴着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伊子吏部主事陈三立，招引奸邪，着一并革职。“所谓”滥保匪人“，即戊戌披难的”六君子“中，刘光第、杨锐均为陈宝箴所保荐，还有两君子——谭嗣同是倡导湖南新政的先进，而梁启超则是湖南时务学堂的中文总教习，与陈氏父子的关系均非同寻常。
湖南是变法维新先进域区，尤为反对变法者所嫉恨——义宁父子10月21日获惩，第二天，福建道监察御史黄桂钧就上奏慈禧，认为处分太轻，提出：”如陈宝箴之保谭嗣同、杨锐，王锡蕃之保林旭，适以增长逆焰，助成奸谋。此当与发往新疆之李端一例重惩，仅予革职，不足蔽辜。“10月14日，山东道监察御史张荀鹤又奏陈宝箴巡抚湖南时所设之南学会、湘报馆等虽已裁撤，但保卫局还继续存在：”闻保卫局皆陈宝箴所用邪党劣绅，希图薪水，而后选道左孝同把持尤其，不顾虐民敛怨，酿成乱端，且捏称商民情愿捐资，办有成效。“张荀鹤还捏造证据，指责陈三立贪赃受贿。幸得接替陈宝箴的新任湖南巡抚俞廉三据实——辨证，诬陷未能得逞。
慈禧对湖南新政的改革成果更是铁腕雷霆，她责令湖广总督张之洞：
”湖南省城新设南学会、保卫局等名目，迹近植党，应即一并裁撤。会中所有学约、界说、札记、答问等书，一律销毁，以绝根株。着张之洞迅即遵照办理。“第三部  今天曾经的驿站星火成炬，坚冰故我（2）陈宝箴罢官后，回到江西，在南昌西山（今新建县境内）下筑”靖庐“栖身，生活惨淡凄凉。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卒然去世，终年69岁。
其死因《清史稿》未载，其子陈三立《先府君行状》亦讳而不言。但江西知名学者宗九奇先生曾刊布过一条鲜为人知的材料，即近人戴明震先父远传翁在遗世的《文录》手稿里，有如下的记载：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6月26日，先严千总公（名闳炯）率兵弁从巡抚松寿驰往西山岘庐宣太后密旨，赐陈宝箴自尽。宝箴北面匍匐受诏，即自缢。巡抚令取其喉骨，奏报太后。“至此，这位被光绪帝称为”新政重臣“的改革者，也未能逃脱那拉氏的魔掌。
如同义宁陈氏一家三代的学术思想，是近现代中国一宗极为重要的学术思想财富，义宁陈氏一家三代——陈宝箴先生（1831～1900年）罹难于戊戌政变；伯严三立先生（1853～1937年）在当七七事变爆发后，忧愤成疾，拒不进食，拒不服药，以身殉国；寅恪先生（1890～1969年）死于”文化大革命“。他们不仅与近现代中国之悲剧命运息息相关，而且都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以身报国、文化托命的品格。
胡思敬，江西宜丰人，字瘦篁，晚号退庐，寓居南昌。清光绪年间先后做过翰林院庶吉士、吏部主事、御史。
胡思敬一生著述颇丰，有《退庐文集》、《退庐诗集》、《戊戌履霜录》、《九朝新语》、《国闻备乘》等。后一部书，是在京都10年的从政生涯中，他利用”趋职之暇，时有所纪“的成果，其中”见而知之者十之七八“，不啻于一部现场的目击现实，其史料价值显然为一般的逸闻野史所无法比拟。
要感受维新中坚们那救亡图存的强烈忧患，盛倡革故鼎新的战斗激情，后人们应该去看看浙江人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广东人梁启超的《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湖南人谭嗣同的《仁学》，福建人严复的《原强》……而想要了解与此同时的守旧派尤其是保守官僚们，对于戊戌变法的不满与攻击，后人则必须看看胡思敬的《国闻备乘》——盛宣怀办洋务三十余年，电报、轮船、矿山皆归掌握，揽东南利权，奔走效用者遍下，官至尚书，资产过千万，亦可谓长袖善舞矣。
本朝最重科目……江西人嫁女，以予秀才。吉安土俗，非士族妇人不敢蹑红绣丝履，否则哗然讪笑，以为越乱。新翰林乞假南归，所至鼓吹欢迎，敛财帛相赆，千里不赍粮……今不然矣。诸生焚弃笔砚，辗转谋食四方，多槁死。翰林回籍措赀，俗名”张罗“，商贾皆避匿不见。科举废，学堂兴，朝局大变，盖不独江西为然也。
凡文士轻率浮躁，好为大言，建奇策，欲以功名自见，用之不慎，皆足以误国殃民，其失职无聊者尤可惧也。陈宝箴以信用梁启超而败，翁同龠以信用张謇、文廷式而败……当新政盛行，各督、抚奉承新事，奔走急急不暇，其实皆三五少年狡狯之技。天下兴亡，不亡于长枪大剑而亡于三寸毛锥。吁，可怪矣！
近世倡革命者，恒借君主专制一言为口实，其实诬也。总管太监李莲英有养子四人，曰福恒、福德、福立、福海，各捐郎中，分列户、兵、刑、工部候补，亟请于孝宗谋实授。一日，刑部尚书葛宝华入见，孝钦以福海托之，宝华曰：”与以小乌布则可，补缺当遵部例，臣何敢专？“孝钦默然，不敢言破例也。鲁伯阳进四万金于珍妃，珍妃言于德宗，遂简放上海道。江督刘坤一知其事，伯阳莅任不一月，即刻罢之。是用人之权，君主不能专也……孝钦初兴园工，游百川、屠仁守先后入谏，几罢者数矣。李鸿章等虽善迎合，不能不借海军报效之名，掩饰国人耳目。是用财之权，君主亦不能专也……从讥讽盛杏荪办洋务，到痛惜科目盛景不再，从抨击朝臣延揽不当，到不厌其详辩君主专制之诬……凡是那些变革维新之举，对胡思敬来说，都像是勒在他的脖子上的无形绳索。他的又一部《戊戌履霜录》，书名便满透着沁骨的寒气。这绝对是个没有掺水的原装汉人，也绝对是清腐朽王朝的铁杆保皇派。
1912年6月，胡思敬不避劳苦，东行上海，借用寓居上海的遗老们举行名曰”五角会“的聚餐饮酒的形式，在愚园举行了一次有较大规模的前朝遗老聚会。经过事先的串联和准备，各地的复辟分子趋之若骛，纷至沓来。见诸记载的有：从广州来的梁鼎芬、秦树声、左绍佐、麦孟华；从福州来的陈衍；从苏州来的朱祖谋；从南京来的李瑞清、樊增祥、杨钟羲；从广东来的何天柱；从江西来的胡思敬、杨增荦、梅光远、熊亦园；从四川来的胡铁华、胡孝先；从北京来的赵熙、陈曾寿、吴庆坻；以及本来就寓居于上海的郑孝胥、沈曾植、李岳瑞等26人。
他们从全国各地赶赴上海，当然不仅仅是为了聚餐饮酒，而是胸怀共同的政治目的，有胡思敬的追忆为证：”今日之乱，古所未有；今日避乱之方，亦古所未闻。诸子怆念故物，缅怀旧京，于斯，粥于斯，即当歌哭于斯，使四邻闻之，知中国尚有人在也。“他所谓的”使四邻闻之“，即是指他们这批人的亡国之音、复辟之志，得通过制造具有国际影响的重大事件而传去海外，以赢得德、日等国的支持。
胡思敬还做过一首七绝《咏雪》，将他对民主与共和的敌视表露无遗，诗云：”茫茫一片无昏暗，没尽田园掩尽关；看汝飞扬能几日，朝曦隐隐露西山。“他用旋飘旋溶的雪花比喻和诅咒刚刚破晓的中华民国，而把隐居”西山“的复辟分子比作古代隐居首阳山的伯夷、叔齐，以期”重见天日“。
民国成立后，一直”岁出游无定止“，与蜷伏于各地的图谋复辟人物暗中联系的他，深得江西同乡张勋的赏识，在”辫帅“终于穿起一身蟒袍的日子里，他被授予副左都御史，可未等到上任，复辟已成泡影……1922年，胡思敬迁居南昌，是年4月30日病逝，终年53岁。
第三部  今天曾经的驿站星火成炬，坚冰故我（3）文廷式（1856～1904）字道希，号芸阁，晚年自称纯常子，江西萍乡县人。
他出生于官宦之家，祖父文成，清嘉庆举人，袭骑都尉世职。文廷式小时读书一目十行，却过目不忘，人们视之为”神童“。15岁学词，后参加科举，接连获胜。1890年，获榜眼，即殿试第一甲第二名，赐进士及第，授职翰林院编修。再过4年，又得甲午状元，升授翰林院侍读学士，兼日讲起居注官，并任光绪帝宠妃珍妃的业师。
从此，文廷式”文誉噪京师，名公卿争欲与之纳交“，人称”才子“，与福山王懿荣、南通张謇、常熟曾之撰共称为”四大公车“，他们都是当时的社会显要名流。
就在文廷式当上状元的同年，即1894年，19岁的珍嫔被册封为贵妃。从13岁入宫起，珍妃目睹光绪帝亲政6年来一直在慈禧太后的阴影下生活，思想上受制，行动上被限，内心极度苦闷与烦恼。珍妃千方百计地宽慰夫君，有时陪他下棋，有时伴他读书，有时还”扮作男子，黑亮的头发，后垂大辫子，戴上头品顶戴，三眼花翎，身穿袍子马褂，足登朝靴，腰系丝带，居然是一位少年似的差官。与光绪共食共饮，共玩共乐“，这对于心情一直阴郁的光绪帝，无疑是吹来一股清新的风，给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欢乐。
光绪也视她为红颜知己和得力助手，许多事都与她商议，充分听取她的意见。
这一年又爆发甲午战争，后党”一力主和“，帝党坚决主战。光绪的师傅翁同、珍妃的老师文廷式，都属”帝党“的中坚。文廷式邀集翰林院同僚36人联名奏本，反对投降卖国，力主对日作战，并参劾北洋大臣李鸿章不积极应战，要求罢斥其职。接着，他又针对西太后耗费巨资筹办万行庆典，再度上奏要求停办”点景“，移作军费，以利对外战争。
珍妃深受老师的影响，亦坚定不移地站在帝党的立场上，并说服光绪克服重重困难，终于下令对日宣战。
战争开始后，朝内的气氛十分紧张，慈禧太后却若无其事地躲在颐和园听戏取乐，投其所好的王公大臣也都忙着为她办来60寿礼，心思都不在抵御外敌上。慈禧在看京剧《哪咤闹海》时，太监李莲英两次惊报前方战事失利，珍妃眼见慈禧充耳不闻，仍痴醉于戏乐中，她一时忍无可忍，跪在慈禧面前道：”奴婢有几句话，冒死禀告太后：国难当头，太后应以社稷为重，缩小祝寿规模，减小庆典开支，发布懿旨，动员朝廷官员、全国民众，齐心协力战胜倭寇，万民将会齐颂太后功德。“珍妃的强谏使慈禧不得不有所收敛，在庆典开支中压缩出300万两白银，这些白银暂解了军费的燃眉之急。4年后，在维新运动的一百天里，珍妃自始至终都充当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光绪帝不便同维新党人随时接触，珍妃便通过亲信太监将密事告知其兄志锐，再由志锐设法转达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从而保障了光绪帝同康有为之间的及时沟通。
甲午战争失败后，马关议和的不平等条约于1895年5月初传到了北京，朝野为之震惊。这年8月，为了改革现状，挽救国家危亡，文廷式在北京发起组织”强学会“，以开风气，变法图强。著名维新派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等加入该会，并成为主要分子。”强学会“在当时是一个有重大影响的政治组织，”每十日集会一次，每次有人演说“，讲”中国自强之学“，为变法维新、改革图强大造舆论。后来，”强学会“势力不断发展，在上海、湖南等地设分会，又在广州设”万木草堂“，在广西设”圣学会“等等。通过组织宣传，使维新运动走向高潮。
文廷式极大地触怒了后党与”主和派“，早在1898年8月戊戌政变之前，慈禧就已将文廷式革职，永不录用，驱逐出宫。政变后不久，8月13日，慈禧发下谕旨：”江西巡抚并江苏、湖北督抚密拿文廷式解京。“随后又有拿获就地正法的密旨，此时文廷式潜逃在湖南，一个在湘的江西人彭铭恭为邀功买赏，将老乡出卖，报告给当时尚未去职的陈宝箴。后者却惺惺相惜，一方面假意捕人，一方面叫儿子陈三立先行派人通消息，令其逃匿。后来日本人出面保护文廷式，致使慈禧捕杀他的计划落空。
戊戌政变一年多之后，慈禧何以还要对已经给予革职、永不叙用处分的陈宝箴另下密旨赐死？刘梦溪先生认为导致慈禧大动杀机，与陈宝箴放跑了她极为痛恨的文廷式有关。
虽有光绪帝的宠爱，珍妃也不能幸免于难，慈禧将珍妃的哥哥志锐贬职，派往远离京城的乌里雅台。之后，又令人将珍妃拉到东间房内，扒掉衣服，打得不省人事。慈禧还不解气，又强令光绪将她连降三级，贬为”贵人“。维新运动失败后，光绪被慈禧囚禁于瀛台，珍妃也被打入冷宫，严锢在皇宫东北角景祺阁后面的小院内。衣食极为恶劣，蓬头垢面，虱蚤满身，形同乞丐，十分凄惨。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不顾国难民危，挟光绪仓皇西逃。临行前，她亲自命李莲英等将珍妃推入院内的一口井中。珍妃喝令太监不准靠近自己，径直走到井边，纵身投井而死。时年25岁。
这一年3月，一直躲在日本避难的文廷式回到上海。”铁无可铸神州错，寒不能灰烈士心。“这一年，他又参加了”自立会“（原为维新派唐才常等人组织的”正气会“，后改名”自立会“，容闳任会长，严复任副会长）。自立会建立自立军，准备在长江沿岸各省起兵”勤王“。文廷式希望光绪帝东山再起，变法图强，振兴中华。不幸，自立军发难失败，其理想成为泡影。
此后，他客居上海，日趋潦倒。1904年8月，文廷式在萍乡老家花庙前去世，终年49岁。
文廷式不仅是晚清的一位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维新派政治家，而且还是一名满腹经纶的学者，被誉为”晚清学者开派标宗者“、”江南才子“。专长历史，日本学者曾聘请他编修日本国史。且能诗工词，词学苏轼、辛弃疾，有慨叹时政之作。此外，哲学、政治、经济、语言和自然科学等，也无不涉及。遗著有《文道希先生遗诗》、《云起轩词钞》、《纯常子枝语》、《补晋书艺文志》、《闻尘偶记》等。所著五六十种，达一百余卷之多。
大约用八个字可以概括中国近代的对外开放与江西的沉寂，这便是——星火成炬，坚冰故我。
第三部  今天曾经的驿站星火成炬，坚冰故我（4）1895年８月，强学会成立于北京，又在上海成立分会，”此会所办之事情为五大端：一译东西文书籍，二刊布新报，三开大图书馆，四设博物仪器馆，五建立政治学校。我国之有协会、有学社，自此始也。“（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也是在8月，在北京创办了《万国公报》，康梁等人亲自撰文，每日报纸印发一两千份，分送于公卿官宦。随后，严复在天津办出《国闻报》，黄式宪、梁启超等人在上海办出《时务报》，一时风靡海内，举国趋之，”《时报》既出后，闻风兴起者，各省志士争醵资，合群以讲新学，大率不出强学会宗旨之五大端。“（同上）此后两年内，各省私立之学会、学堂、报馆等，分布于北京3，陕西1，上海9，江苏2，浙江1，福建1，湖南14，湖北1，广东11，广西2，海外4，共计49个。也就是说，它们在江西的周边地区占到了28个，超过总数的一半还强。
与此同时，江西境内大抵是平静的，几近方外的一座只闻梵音的古刹。与宋明两代在诸多领域开学风之先和执牛耳者相反，江西在清朝灭亡之前，没有出过一张类似《时务报》、《国闻报》、《苏报》这样传播维新思想的报纸，没有出过一本类似《海国图志》、《西学东渐记》、《时务论》、《盛世危言》这样介绍、研究西方与西学的书籍。和以上当时产生了巨大反响的著作一样，陈炽的《庸书》、《续富国策》，在外省区一再脱销，多次重版，文化人纷纷以捧读为快事，在本省却不能出版。本省有些什么人呢？不见陈炽这般的发愤长啸之人，也不见陈宝箴这般埋头做新政的人物，官员与士绅圈子里放眼一过，皆是守缺抱残、诋噪维新的井鸣之蛙……1862年（同治元年）3月17日，在南昌城中心的东湖百花洲畔，空气中隐隐蕴涵着一股浓烈的火药味儿……这一天，街头巷尾贴满了由湖南传过来的驱逐法国天主教士的檄文，退下来的前翰林院检讨夏廷榘，还有正在家休养的在籍甘肃按察史刘于浔等人，按捺住自己一颗狂跳的心，一昼夜便将这檄文翻印出来几万张。大街上脚步如潮，人声鼎沸，一张张年轻而又涨红的面孔走在人群之前。他们多操外乡口音，是正来省赶考的各府县的童生。莘莘学子们先到筷子巷天主教育婴公所，要求进去查验女婴，他们对于这些胸前挂着十字架的洋人去拣来、买来那些奄奄一口气的女婴的做法抱有疑虑。当有人在教堂附近捡到油膏一块、铜管一根、尸骨一包时，这怀疑便有铁打的结论了：油膏是熬炼婴儿的精血而成，几寸长的铜管用来勾取婴儿的眼睛，那尸骨更是从魔鬼的嘴里吐出来的。于是，”万众同心，群相附和“，他们先后捣毁了几十间教会房屋和由教徒开设的义和酒店、合大盐店，并将内里的货物、用具一并砸烂……接下来几天，南昌郊区和邻近各县均发生捣毁教堂和教徒财产的事件。南昌街头遍是匿名谒，题为《扑灭异端邪教公启》，内称：”倘该国教士胆敢来江西蛊惑，我等居民，数十百万，振臂一呼，同声相应。锄头扁担尽作利兵，白叟黄童悉成劲旅，务将该邪教斩除净尽，不留遗孽。“又对中国教徒，一经发现，号召”不必禀官，公开处死，以为不敬祖宗，甘心从逆者戒……“时任江西巡抚的沈葆桢是林则徐的女婿，又是林则徐的外甥，本人虽具有维新思想，却也受大势裹胁，不但对此毫无约制，竟也站在江西士绅一边，坚持反对洋教的活动。
有学者指出：”近代江西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反洋教斗争特别激烈。江西并不是传教士活动最严重的省份，却成为教案最突出的地区，教案发生次数之多，规模之大，居全国之首。“（万振凡《近代赣文化的衰落及其原因》）1862年的南昌教案是全国各地爆发最早的教案之一，在赣地则由此发端，至民国初年，共发生与教会的冲突、斗争300多起。
我想，赣地较之沿海教案频繁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后者在被传教之外，大抵都是通商口岸，互惠互利，做着转手生意，当地人总有钱可赚。而且在西风美雨的长期熏陶下，那目光便变得无所谓起来，信教就信教吧，不过就是在佛道两家外再加了一宗。可在赣地，虽然一度有个口岸九江，但贸易额一直偏低，以1890年为例，这一年它的港口贸易总值，低于江对岸汉口的六分之一，甚至低于镇江的三分之一。在通商十分有限的情况下，被大大凸现的便只有传教了。
近读《传教士与中国科学》一书（曹增文著宗教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在许多国人印象里，清末来中国的那批传教士大多只有负面作为。这本书却以大量事实，展示了我国近代的文化层面、社会层面的诸多变化都是他们带来的，从学校教育、学科结构到精神病院、育婴堂、孤儿院的建立，可以说随传教士走进中国的西方文明奠定了近代中国社会服务体系的基础。
对于一个历史事件或某个历史人物的评价，几十年里雾里看花，或者干脆放在哈哈镜里，任意夸张、缩小与变形，我们已经见得不少。在中国，有些事情的结论，真要等到百年以后才能尘埃落定，对传教士的评价便是一例。
但在当年，绝非如此——教会深入城镇和乡村后，因一些教士的殖民心态，为急速扩大教会的势力和影响，圈占土地、延揽诉讼、纵容与包庇少数为非作歹的中国教民……这一切，无不与官府的权力、地方士绅的威仪发生严重的冲突。
更要命的是，从手工业者、菜农到店员、小商人等社会各界的同仇敌忾广泛参与中，可以发现，好像一块烧得通红的铁块被扔进了清水里，历次教案中都无不昭示着两种文化的冲突——坚定地信奉老祖宗那”男女授受不亲“的人们，打量着教堂那高耸的尖顶、难窥其究竟的窗户、平日里总禁卫森严即使是做礼拜之日非教徒也进不去的院门，以及男男女女的教民络绎不绝地进出，他们的脸上便多少会挂上暧昧之色：他们在幽深的教堂里干些什么呢？如果说是忏悔，一个女子怎么能够和一个非亲非故的男子单独呆在一处呢？
官员们则不会这般形而下，警惕的目光总是在政治的高度上看问题，正如时任江西巡抚的刘坤一所说：
通商不过耗我物产精华，行教则足以变我之人心风俗……（齐鲁书社《反洋教书文谒帖选》）第三部  今天曾经的驿站星火成炬，坚冰故我（5）近代以来，中国以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近代化进程，靠的是一种非制度力量的推动，这力量大抵表现于西方文明的影响，和受其充分濡染的绅商阶层对于陈旧的王朝政治、经济体制的改良。赣地并不处于沿海口岸，虽位于赣北的九江一度对外通商，其偏低的贸易份额却不足引美雨欧风进窥江西腹地；而绅商阶层又未能瓜熟蒂落，虽也有一些鼓吹江西工业化的有识之士匆匆来去，如文廷式在原籍萍乡集股合资，打算采用新式机器开采煤矿，全县士子张贴谒帖，群起攻讦，结果只能胎死腹中……于是，当周边各省均以极大的热情拥抱工业化之时，江西与工业化的擦臂而过，就是必然的了。
如新式煤矿全国共开办16座，其中在湖北有4座，安徽有2座，江苏有1座。新式金属矿全国共开办23座，其中湖北4座，安徽、福建、广东各1座。打曾国藩引进西方技术与设备，在安徽建立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所军工企业——安庆军械所之后，各地纷纷仿效，全国共有军工企业21个，其中江苏、广东各3个，上海、福建各2个，安徽、浙江、湖南、湖北各1个。唯独拥有煤、铜、钨等丰富矿产资源的江西，直到20世纪初才出现了第一个称得上是近代工矿企业的萍乡煤矿，而且还附属于盛宣怀的”汉冶萍股份公司“。
有学者粗略地查阅了清代道、咸、同、光四朝江西巡抚们的奏议，从中发现：”除了有关镇压会党、如何征税等之外，几乎没有一个人通盘考虑过如何适应全国的形势，发展江西的工商业。光绪八年，邻省工商业正在蓬勃发展，这时江西地方政府却向光绪上奏，反对江西发展工商，提出江西的田赋漕粮‘历朝重视，实为国计之根，而大小可为缓急之序……’认为田赋漕粮应是江西的头等大事，提出要‘合官民之力为之’。其他如办企业、发展工商等只不过是‘其小而缓者’，认为只要‘鸠民力治之’就可以了。光绪接奏后‘详加批阅’，认为可行，从此就定下了江西近代经济发展的基调。“（万振凡《近代赣文化的衰落及其原因》）倘若九泉下有知，陈炽、黄爵滋、陈宝箴、文廷式等这些曾以眼光和气节惊动过神州的赣地先贤，大约会一起跑到赣地那广袤的红色丘陵上，向着苍天发出一次《离骚》式的天问。
大概由此后，江西就沦落成了别一种意味的”摇篮“——《走进晚清》已展示的晚清近10位赣籍官员，虽然他们中有些人蒙后世景仰，有些人为后人所唾弃，但他们能够被历史记载下来，由他们引发或经历的几乎贯穿中国近代史迤逦血脉的著名事件，大抵上都是在他们走出赣地之后发生的。这标志着中国近代以来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都渐行渐远地离开了赣地。在几分无奈与萧索中，江西仅成了一个为人才的早期成长提供服务的”摇篮“，与此同时，赣文化日益处于一种被挤压的边缘化状态，而这正是江西在众多的历史隐痛中最大的一种……晚清的几十年里，江西的山水间貌似相对平静，其实却在周边强大季风的挤压下，也在历史与现实的冷暖气流的交汇下，潜藏着巨大的不安。而当代史上江西好多年来在中国经济、文化格局中的窘困与尴尬，至少在晚清时就已存在。
时下，赣地许多思想者与弄潮者的焦灼与忧虑，本质上仍是在继续求解那张已有百年历史、页面泛黄了的试卷。
今天，4,000余万江西人民所有的奋发与追求，其实都是为着永远结束那离骚式的天问，让赣地先贤们站在九天之上看着这块终于行动起来的土地，脸上能有欣慰的微笑第四部  心近海自来中国在海中（1）胡平：今天便捷的交通让没有去过海边的人们的不再遗憾。但对于地处中国广大内陆腹地的几亿人的文化记忆来说，海却是遥不可及的，也是陌生的。
东有先生告诉我，自他在厦门大学读完社会经济史的博士回江西后，我是第一个找他大谈海洋文化的人。而我则又一次地察觉自己触到了中国近代以来历史走势的一个命门。最早有所察觉，是2001年秋天在沪上与曹锦清教授谈他刚出版不久的大作《黄河边的中国》，他写的是在中原大地的所行所见所思。内陆文明是辉煌的，又是凝重的；山地文化是古朴的，又是老道的。河南，还有包括湖南、湖北、江西在内的整个中部，既因它们在革命战争岁月而彪炳光荣，在计划经济年代不可小觊，又因它们在改革开放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步履蹒跚，面容戚然。与此同时，这些年去过广东、浙江、上海等沿海地区的人，大概都会对这海风劲吹海浪牵绕的一块块热土钦服不已：原来此岸的城市也能让彼岸的纽约凸显老迈；原来民间这个大矿一旦开掘竟有不尽神奇的伟力；原来经济经市场这门无形而又威猛的礼炮可以打出如此高远、绚丽的焰火……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沿海地区这20年的巨大进步，正是与它们昔日海洋文化、海洋经济的一种接续。昔日的民间状态，而今在一条理性的改革开放路线指引下，沿海地区受海洋文化的濡染更为自觉，随海洋经济的消长更为密切。
从1500年开始，世界再也不是由一个个孤立的洲或者国家构成，而是通过海洋联结在一起的洲或者国家。
地中海就像一台巨大的编织机，来来回回地编织着人们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不论是经济生活上，还是传播宗教方面，都必须走出去。
陈东有（江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南昌大学教授，社会经济史博士）：中国近代史从1840年开始，我们的国门是被西方列强用枪炮打开的，从此中国与世界才开始有了比较大的对流，但这不是一种互动的对流，而是被动的、单方面的。世界近代史是从十六世纪初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等西班牙人、葡萄牙人的航海探险开始的，用欧洲一位史学家的话来讲就是，从1500年开始，世界再也不是由一个个孤立的洲或者国家构成，而是通过海洋联结在一起的洲或者国家。这时候人们已经知道地球是圆的，但圆到什么程度还不很清楚，这圆圆的地球上有些什么更不清楚。人类比较早的文化有巴比伦文化，也就是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两河文化，这一时期人们主要生活在内陆地区，位于波斯湾和地中海、黑海之间。两河文化比较发达，比印度河文化、尼罗河文化、黄河文化都要早，它给人类的发展奠定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就是出现了游牧生产方式和农耕生产方式。虽然那时已经有了商人，他们的活动主要集中在黑海、里海和地中海东部等靠近两河地区的地方，还没有一个成体系的商业模式。商业是很重要的，人类进入现代社会实际上就是在商业利润的推动下实现的。展开世界地图我们可以发现，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两河文化，正好夹在尼罗河和印度河之间。人们最早之所以在河边生活，是因为河流为人类提供了很多资源。但在这一时期人类还是封闭的，不仅不知道地球是圆的，而且还不知道周围还有更大的地域和水域，这个水域可以引发更大的资源配置。
人类历史继续往前发展，当发展到13世纪、14世纪，文艺复兴出现以后，地中海周边地区已是一片繁荣。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一是地中海周边地区牧业、农业自然条件非常好；二是地中海周边地区的商业条件非常好，形成了欧洲最早的商业文明，地中海的海上运输沟通了地中海南北岸的商业贸易，由此人们的视野开始打开，并逐步把欧洲中部地区与沿大西洋海岸、英伦三岛以及北欧地区的贸易活动联系在一起，皮毛、肉食的交易活动大大增加，带动了地中海周边地区的牧业，使牧业有一个很大发展；三是地中海地区在中世纪时期，城市已经大大发展起来。西方对此有一个确定的名词叫”地中海文明“，就是指以地中海周边地区的经济模式和生活模式形成了一种新的文明，这种文明超越了原来发达的两河地区及更大范围的包括尼罗河、印度河地区的文明。
在14世纪时，发生了一次大灾难，”黑死病“在欧洲流行，整个欧洲的人口至少损失三分之一，”黑死病“一直蔓延到16、17世纪，有的资料说是蔓延到18世纪。事实上进入到15世纪时，”黑死病“在欧洲的地中海地区已经逐渐减弱，沿岸国家的生活逐渐恢复正常，生产又开始有了大量的剩余，城市和农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发展，而且人口的增多促使人们要寻找更多的资源，因为当时欧洲的生产资源不能满足欧洲人新的生活模式的需求。还有这一时期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都在蓬勃发展，这些宗教的传播也紧随着地中海地区的发展而发展起来。可以说地中海就像一台巨大的编织机，来来回回地编织着人们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不论是经济生活上，还是传播宗教方面，都必须走出去。
欧洲人终于发现欧洲太小了，他们要到新的地区去寻找新的资源。而且他们还发现，从东方过来的经过中东的”丝绸之路“虽然给欧洲带来了很多商品，但是中东波斯人赚得太多。当时最畅销的商品是南亚的香料和中国的丝绸、瓷器，后来又有了茶叶。欧洲当时最发达的是牧业，可以供应大量的肉食，由于没有冷冻储藏设备，所以他们需要大量的香料，香料既可以当佐料，又可以作防腐剂保存肉食，但欧洲没有香料资源。原来欧洲人主要是通过中东和马来、印度的商人，通过印度洋航线从东南亚一带贩进香料，又发现并进口了中国的丝绸和瓷器。贸易中间有很多环节，周转时间也比较长。随着欧洲农业、牧业的日益发展，欧洲人希望直接与东方进行贸易。欧洲最早地向外扩张，是由一些大胆的商人、航海家提出来的。譬如哥伦布想要出海探险，寻找东方的香料、瓷器和丝绸，但他没有本钱，也没有人资助。后来找到西班牙国王，在国王和王后的资助下（以入股的形式），最后得以成行，去美洲探险。欧洲人最初向外扩张还不是为了寻找市场，而是为了寻找资源。当然，资源与市场密切相关，但从探险者动机上看，从商人对利润的需要来看，似乎不是一回事。15世纪末，在商人和探险者的推动下，形成了欧洲人或沿着海岸线或横越大西洋向外寻找资源的潮流，人类因此被海洋连结起来。所以说世界的近代史是从1500年开始的，换言之，世界的近代史是从海洋或者海洋的航路上开始的。
从16世纪开始，全球的经济已经在向一体化迈进，当时西方国家的全球贸易活动就是今天的一体化雏形。
世界近代以来的历史，不管是世界经济，还是世界政治形势，就是一部海洋文化史。海洋文化实际上就是世界文化，是全人类的文化。
第四部  心近海自来中国在海中（2）进入16世纪后，紧跟着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这些人身后的，是一批又一批的冒险家。他们一旦通过冒险找到了新资源，就要占为己有。中世纪以前，欧洲本身的政治习惯中也推崇”谁先到谁拥有“、”谁占领谁拥有“的原则，维护着一种自由竞争的状态。这和中国的传统政治观念和行政管理不一样，我们往往是由上面指派钦定，钦定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从16世纪开始，全球的经济已经在向一体化迈进，当时西方国家的全球贸易活动就是今天的一体化雏形。只不过当时人们不这样说，还没有这样的观念，但他们开始这样做了，而且首先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向全世界扩张，首先是为了获得资源，其次才是为了寻求市场，这都为后来的分工合作打下了基础。只不过在实现分工合作之前，全世界的人们互相至少打了300年，这里面有一个资源如何配置的问题。殖民者到达新大陆之前，不知道上面已有土著人，这是矛盾之一；其二，殖民者竟相探险，你从东海岸登陆，我从西海岸登陆，都想把脚下这块土地的资源占为己有，结果在同一个山头碰面的时候，肯定要发生争斗，甚至为这个山头如何命名都要大打出手。人类近代以来发生战争大部分都是因为资源竞争、市场竞争，17世纪、18世纪乃至到19世纪是扩张性殖民活动最频繁的时期，也是人类用武力进行资源配置最疯狂的时期。亚洲国家先是经受葡萄牙、西班牙的掠夺，然后是荷兰、英国。可以说当今世界的列强大国都是依靠海洋发展起来的，当年英国号称”日不落帝国“，那时候它是海上霸主，只要海洋能到达的地方都有它的领土，拥有100多个殖民地，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形成更大的市场，这种”全球一体化“的利益都被它拿去了。其他走向了海洋的欧洲国家也尝到了甜头，都得到了世界资源的良好配置。但是随着它们各自实力的不断变化，互相之间的各种磨擦、矛盾不断加深，这种争斗更加激烈，不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就是”各领风骚数百年“，有的只有风骚几十年。现在世界上最强大的是美国，但是，如果没有海洋经济也就没有这个移民国家。最早到北美洲去的不过是一些冒险家、囚犯，所谓的”五月花号“精神，实际上就是这些人走到一起后，为了自己在海洋和新大陆上的生存而形成的一种契约关系。进入现代社会以后，世界强国的发展仍然是依靠海洋这一载体，美国等一些经济发达国家，不管是搞跨国公司，还是要展示军事实力，都必须要以海洋为舞台，否则就是纸上谈兵。
借助海洋，发现新大陆；借助海洋，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打开自己的新视野；借助海洋，交流和传播动物、植物，也传播人自己——传播宗教，传播文化，世界就这样靠海洋联系了起来。为了借助海洋，人们在寻求和发明新的科学技术的同时，也在形成并积累进步的行为制度。由此看来，海洋确实是人类走向互相沟通、互相理解、互相促进，但同时也产生互相争斗的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物质载体。而整个世界近代以来的历史，不管是经济发展，还是政治变化，就是一部海洋文化演变史。海洋文化实际上就是世界文化，是全人类的文化。
海洋文化所包含的这些精神并不会自然生长出来，也不是人为杜撰出来的，而是自然环境培养出来的，被一种为生存求发展的经济行为逼迫出来的。
第四部  心近海自来中国在海中（3）在大略了解世界近代史的海洋背景后，我们不妨来对比一下山地文化和海洋文化的区别。我们站在一个比较矮的山头上，视线所及不过这个山头周围几十平方公里。如果我们掉到山谷里，那就只能看见几十平方米，充其量也不过几百平方米。如果你站在更高一些的山上，当然可以看得更远，但即使你站在珠穆朗玛峰上，视线所及也不过几百平方公里，而且你还只能站在这个地方不能动。在海洋中就不一样了，海洋是动态的、一望无际的，能与海洋的辽阔相比的只有天空。而且人类在陆地上所经历的风险，相对于海洋是微不足道的。
长期和海洋打交道的人，必然具有一种非常重要的性格——冒险，这是海洋文化的第一个重要特点。他们要生存下去，必须要冒险，甚至要冒很大的风险，为什么沿海地区有很多”寡妇村“呢？就是因为过去那些地方经常是一个村的男性青壮年全部出海作业，一旦遇上恶劣天气全部遇难，那么这个村就变成了”寡妇村“。
海洋文化的第二个特点是开放，从自然状态来说，海洋就是开放的，海洋无法封闭。人在海洋中的基本活动是经济活动，无论是渔业生产，还是海水养殖，无论是海上贸易，还是海洋交通，都是四海为家的经济行为，只是有近海与远洋的区别而已。它不为地域所限，世界为我所有、为我所用，开放的特点由此而成。
海洋文化的第三个特点，就是对各种文明兼收并蓄。我们从地图上可以发现，海洋如此广阔，所联结的国家林林总总，文化差异非常大，而且人种、制度也斑斓五色。内陆的行政区划之间的联结则非常有限，文化差异相对要小。像我们一个内陆省不过和几个省相联，除了中国这样的大国，其他陆地国家也不过联结几个国家，而且这种联结还有很多的自然屏障，比如山川、河流的阻隔。而海洋不一样，人们在海上航行，只要前方有陆地，不管是什么地界都要上去，因为人们需要陆地进行休整，补充给养。通过这种寻找，人们不仅找到了陆地，而且找到了资源和市场。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等人在最初探险的时候正是这样摸索着前进，无意中发现了新大陆。这样的海洋活动决定了在海洋上进行活动的人必然形成兼收并蓄的特点，他们可以接受各种文明或文化模式。
海洋文化的第四个特点，是团队精神非常强。航海的风险非常大，靠个人的力量很难抵御，一定要形成五六个人、七八个人或者更多的人组成的团队，如果大家不能同心协力，不能按共同规则办事，就有可能被海浪吞噬。即使在现代航海条件下，一个人泛舟于海洋之上的情况也很少，除非是体育竞赛或者海上探险。海上作业要求人们必须要有严守规则、协同作战、配合默契同时又尊重技术权威的团队精神。
海洋文化所具有的这些特点并不会自然生长出来，也不是人为杜撰出来的，而是在海洋自然环境中因为生存的需要培养出来的，是海洋中的人们被自己的经济行为逼出来的。而海洋文化的这四个特点在山地文化中恰恰相反。第一，山地人不必冒海洋人这么大的风险，也就形成了不敢冒险的性格和不会冒险的技巧，性格上多四平八稳，也希望四平八稳，有的人还善于四平八稳。在山地、平原中从事农业生产的过程中虽然也有大小灾害，但灭顶之灾极为罕见，况且还不时风调雨顺，所以他们风险意识不强；第二，山地生活和生产的人们处于一种静态的、封闭的空间，特别是在山区生活和生产的人们，静态的封闭的模式，也使人自己保守，缺乏开放的意识和行为。所谓的”山性使人塞，水性使人通“，很有道理。山既可以让人们登高望远，但也把所有的东西都隔开了。中国各省的地理分界基本上是以自然地势为原则，比如：山东、山西以太行山为界；河南、河北以黄河为界；湖南、湖北以洞庭湖为界。随之，中国行政管理的最大特点也是条块分割。在海洋上要求稳定，要求没有风险，无异于神话，海洋中的人们随时做好了不稳定和冒风险的准备。而内陆的农业生产就是需要稳定，为了维护稳定，往往是一个大家族聚在一个村落里，构成家族利益共同体。海洋文化中也有家庭共同体，也常常是一个家族的族亲全部驾船出海，进行捕捞作业，但这种海上共同体与内陆山地的共同体不一样。内陆山地的共同体更多的靠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推选出权威，技术在这里不是首要的，所以强调资历、强调辈份。海上共同体虽然也有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但还得看你的技术，否则你当不了船长，大家谁也不愿意把自己的生存与发展赌在只有资历、辈份而不懂得海洋的人身上；第三，一有封闭保守，自然不愿意兼收并蓄。山地生产更多的靠经验，传统的农业生产主要是经验性的。经验来自经验者自己，非眼见不为真实，不为有用。即使亲眼见到他人的好东西，也不一定会去兼收并蓄，人家的好东西不一定适合自己呀，如果还要试验，就得冒风险，于是就产生了重重顾虑与阻碍；第四，山地文化中难以培养按契约、规则和协作精神组合起来的团队精神。农业生产除了兴修大中型的水利设施，一般来说，独门独户也可以完成生产的全过程，依靠个人的力量照样可以种地，只不过种多种少。自古以来，小农经济状态中的人们只要种着一亩三分地，便可以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所以”几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也成了人们的基本愿望。
金字塔式的结构无疑是最稳定的一种形式。金字塔与山的形状恰恰是惊人地相似，这一结构先天性地决定了山地文化不可能兼收并蓄。
海洋上的激烈竞争促使人们不断地创新变革；靠天吃饭的山地文明，则在这方面表现得相对迟缓。
第四部  心近海自来中国在海中（4）胡平：正如陈东有先生所说，内陆农业生产除了寄希望于自然条件的照顾，还要求内部有一个稳定的结构，而金字塔式的结构无疑是最稳定的一种形式。金字塔与山的形状恰恰是惊人地相似，这一结构先天性地决定了山地文化不可能兼收并蓄。一方面，因为追求稳定则必然表现为想方设法维持原有的生活秩序，对外来的文明总是抱着怀疑、害怕的心理，害怕它们打破传统的生活秩序，直至拒绝、排斥；另一方面，坐上塔尖的人们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和既得利益，也想方设法去巩固、凝聚塔基，而不希望有多种因素来干扰、动摇这一基础，所以理所当然也要拒绝外来的文明进入。在山地生活中，辈分、血缘与经验是惟此为大，坐上塔尖的人，不是熬着辈分上来，就是以世袭的方式在内部繁衍，而不管继任者是否能胜任。海洋的风险性则决定了人们在海上的第一位需求是生存，谁能够带领大家平安到达陆地，谁就有可能被大家拥戴为船长，而不管这个船长是儿子还是父亲，出身于草根布衣，还是贵胄豪门。如果同时有几个人自认为有能力带领大家平安返航，那么推选船长的惟一方式就是公平竞争，这也就意味各种文化背景、文明成果、思想观念的载体都可以闪亮登场，其兼收并蓄的特性也就在情理之中。
此外，我以为海洋生活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特点，即：创新变革的意识非常强。海上航行的恶劣自然条件迫使人类要挑战大自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改进航海技术和运输工具，比如：海船由单桅单帆发展到双桅双帆，然后又是多桅多帆，再后来实现了机械化，直至后来的核动力；海上通讯联络由传统的火光联络、旗语、吹海螺、牛角，变为信号灯、发报机、无线电通讯，直至今天的无线电话甚至可视电话；海上导航由古老的看日出月明、测风向，到后来的罗盘，直到今天最先进的卫星导航。可以说新技术、新设备层出不穷。翻开人类的航海史，关于这方面的记载恒河沙数。16世纪西班牙由于改进了海船的设备，拥有了当时最先进的船队，被称为”无敌舰队“，一度称霸海上，傲视天下。自从被后来居上的英国舰队打败后便风光不再，失去了海上强国的地位。换一个角度来讲，也是海洋上的激烈竞争促使人们不断地创新变革；靠天吃饭的山地文明，则在这方面表现得相对迟缓，虽然农业社会的历史也同样在不断进步，但与前者每一块陌生而又奇诡的大陆、每一次震撼大海的风暴都是挑战相比，后者为了应对挑战而创新求变的愿望并不是那么迫切，人们习惯于按照四季的交替按部就班地进行耕作，改进劳动工具的频率太慢，表现得最明显的莫过于大家最为熟悉的镰刀、锄头，这是我们祖先使用了至少十几个世纪的古老农具，即便到了今天所谓科技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仍有大量的中国农民在使用，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耕作方式，更是根深蒂固。
黄河文明给中华民族带来了自给自足的生活。人们不仅能生存下去，还能有剩余食物可以发展，这就使他们很容易安于这种生活状态，认为没有必要冒更大的风险。
在最早走向海洋的中国人里，以福建和广东人为多，在福建和广东人中，闽南人、潮汕人居多。闽南人不一定都是客家人，而潮汕人基本上是客家人。在走向海洋的浙江人中，最成功的是宁波人。
第四部  心近海自来中国在海中（5）陈东有：创新变革，在海洋文化中的确十分突出，所以说，世界近代科技史也是一部海洋技术史，海洋活动的需要，大大促进了人类科技史的发展速度。
黄河文明是十分辉煌的，中华民族有着自己悠久而又灿烂的文化。讲海洋文明不能否定养育人类成长的内陆文明。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发展自己的文明，不能忽略自己在另一个方面的严重缺漏。特别是当因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导致了缺漏，而现实的发展正需要梳理这历史时，我们应该勇敢地直面自己的过去，以更好地建设未来。
中国原来一直忽略海洋文明。中国的农业文明是从黄河中游地区发源的，虽然后来陆续在江南发现了很多文物，证明南方很多地方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但最大的生活族群还是集中在黄河中游地区，不管是传说中的炎黄二帝，还是后来的夏、商、周，都在这一带。通过研究当地出土的动植物化石，证明那时的黄河中游地区草木丰茂、气候适宜，非常适合进行农业生产，而不是现在千疮百孔的黄土高原地貌。另外，从地图上还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从北京的八达岭外沿开始向西南，沿秦岭一线，再到四川、甘肃交界地区，再往下到云南，有一条400毫米降水线，它的走势由东北往西南，这就是中国古代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分界线，这条线的东南是农耕文明，西北是游牧文明。黄河文明的产生与两河文明、尼罗河文明、印度文明一样，首先是由自然条件决定生存，在当时的情况下，自然条件对一个族群的生存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当时的黄河文明恰恰给中华民族带来了自给自足的生活条件。人们不仅能生存下去，还能有剩余食物，因而才有发展的可能，所以人们很容易安于这种生活状态，认为没有必要冒更大的风险。根据考古发现，上古时期中华先民在沿海地区活动的地方主要是在山东半岛，东南沿海没有什么人群活动。后来，黄河中游地区的中华先民活动逐渐向四周扩散，再往后，主要是战乱的原因，出现了大型的迁徙活动，活动范围越来越广。像江西到西汉初才开辟，南昌是汉将灌婴筑城才有的。江南开辟以后，江南的自然条件成了农业生产的最好资源，逐渐地发展起来，并很快赶上了中原地区，富庶的长江以南地区为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到了唐代，整个江南地区的财赋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七成以上，韩愈还说：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隋朝为什么要开凿运河？就是为了把江南的财富源源不断运到京城。中华文明在内陆地区如此发达，所以人们没有必要走向海洋。
在夏、商、周时期，山东、河北的沿海一带已有行政设置。中国人最早在海上的活动来自于传说，相传秦始皇派500童男童女东渡扶桑，如果确有其事，我们能认定山东沿海地区在此时已获开发。秦、汉时，东南沿海也有了行政设置。但是有了行政设置不一定就是有规模性的经济活动，更不一定就是从事海洋经济活动。真正把东南沿海一带开发起来是在东汉以后，既有当地先民的开发，更有中原移民的开发，其中最大的移民就是我们常说的客家移民。大规模的客家移民有好几次：西晋末年至唐初，主要是”五胡乱华“所致；唐末和北南两宋之交，主要原因是黄巢起义之乱和金兵大举南下所致；还有宋元之交、元明之交，明清之交，每当朝代更替，中原的人们在战争的逼迫下，以迁徙来躲避战争灾难，寻找自己安定的生存之地，向南进入江西等长江以南地区，然后又继续向福建、广东等地迁徙。人口迁徙的主要原因还有灾害和人口增加的原因。客家人迁徙到闽南、岭南，走向了海洋，生活在海边，并逐渐进入到海洋经济模式中，原来的农耕经济模式发生了变化。
从宋朝开始，中国人与海外的来往频繁，但往海外大量移民则是从明朝开始，主要迁往吕宋（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明朝永乐年间，郑和曾经七次带领浩浩荡荡的船队下西洋，多次到达东南亚地区，又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最远到达红海和非洲东海岸的中部。最近还有报道，说是郑和首先发现了美洲大陆，还去了澳洲，我十分惊讶，不敢相信。郑和的船队在东南亚许多地方停泊休整，补充淡水，还把一些体弱有病的人或有其他情况的人留在当地。从此有中国人不断迁徙到东南亚各国，谋求新的生存之地。明朝万历年间，菲律宾竟然出现当地土著人的人数和大陆迁徙过去的华人差不多的局面，而且商业基本上由华人经营。华人很善于经营，如果华人不经商，当地人就买不到东西。当时的菲律宾被西班牙占领，西班牙人对华人独占商业极为不满，唆使土著人和华人发生对峙、冲突，甚至多次联合起来屠杀华人。但每屠杀一次，当地的经济就两三年发展不起来，又不得不让人带口信，请那些逃走的华人回来。等到经济恢复到一定程度，冲突又起，于是又屠杀一次华人。在最早走向海洋的这批中国人里，以福建和广东人为多，在福建和广东人中，闽南人、潮汕人居多。闽南人不一定都是客家人，而潮汕人基本上是客家人。客家人除了大量地迁往东南亚地区，近代开始还有一部分由于经商进入到欧洲和美洲。在走向海洋的浙江人中，最成功的是宁波人。
乾隆皇帝在给英女王的回信中意思很明确：中国人没有你们，照样可以活得很好；你们如果没有中国的货物，就活不下去。大清帝国怎么可能和你们平起平坐呢？
中国历来有”四夷“之说，即：东夷、西戎、北狄、南蛮，惟有中原是中心，中国是中心，而这正是拒绝、排斥海洋文明的根本观念原因。
第四部  心近海自来中国在海中（6）中国有18,000多公里的海岸线，有6,000多个大小岛屿，海洋面积有300多万平方公里，当然应该属于海洋国家。台湾和海南是最具海洋特征的省份，沿海省份中浙江、福建、广东、海南的生存模式和理念带有较多的海洋文明的成分，但仍受内陆的影响，处于海洋文明和内陆文明之间。山东、河北和辽宁则显得相对要保守一些。从整体来看，中国虽属海洋国家，但海洋的生存模式和海洋文化并不鲜明，这是由于内陆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过于强大所致。虽然历朝历代各自情况不尽相同，但总体情况差别不大。
一是认为自己的经济已经很不错，自我感觉良好，完全不需要去考虑海洋问题，自然拒绝海洋文明的交流。最为典型的事情是1793年英国大使马戛尔尼奉英王之命，借为乾隆拜寿来到中国谋求商业活动，被乾隆拒绝。在此之前，英国人与中国人做生意几乎总是逆差，他们从中国进口大量瓷器、丝绸、茶叶，有这么一种说法是”中国的茶叶改变了欧洲人的生活方式“，但他们能卖给中国人的主要产品就是呢料（绒、毛织品）。呢料在海上运输，一路上经过风浪颠簸，很容易被海水打湿，水分蒸发后，盐分留在了呢料上。一旦天气变潮，呢料又会变湿，因为盐会吸水。这样的呢料运到中国来，就成了次品。当然，更大的原因是中国人不喜欢穿呢料，南方天气温暖，不需要穿呢料，北方人在冬季穿棉衣更暖和。英国的货当然很难卖掉。英国人希望也能像葡萄牙人那样借一个澳门之类的小岛供其商船停泊休整，给他们晾晒被海水打湿的货物，或者在北京开辟一个客栈仓库。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开始曾实行”一口贸易制度“，认为红毛蓝眼的西洋人很难捉摸，下令确定只有广州一个港口城市供西洋商人贸易，这是乾隆重海防，轻外贸的典型表现。英国人对此很着急，希望自己的商品能直接运到中国的北方乃至北京进入市场。他们还对在广州买杭州的茶叶被当地商人狠狠地赚了一笔叫苦不迭，他们要求能直接进到中国的其他港口，比如从宁波港上岸可以买到杭州最好的茶叶。此外，英国人在广州做生意的时候，对中国海关的税收摸不清楚，一下这样收，一下又那样收，一下要求多收，但如果行贿的活，又可以少交。中国的税额到底是多少呢？为求得这些问题的解决，谋取英国的利益，马戛尔尼大使向中国皇帝提出了6条要求。清廷对马戛尔尼使团可以说是热情有余，但是商务免谈，并断然回绝了6条要求。马戛尔尼一行一无所获回往英国，他回国之前对中国表示了极大的遗憾，这应该看作是日后鸦片买卖的最早起因。当时英国国王要马戛尔尼转给乾隆皇帝一封信，信中委婉地谈到希望能和中国进行互利贸易。在英国国王看来，每年帮你们中国销售了非常多的”Chineseherb“（直译为”中国草“，当时还没有用茶叶这个单词”tea“），你们能不能帮我们销售一些货呢？总不能老要我们运白银给你们。乾隆皇帝在给英王的回信中说：中华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仰赖别国货物。中国特别盛产茶叶、精美的瓷器、丝及其他物品，皆为尔国及其它欧洲各国必需之物。意思很明确：中国人没有你们，照样可以活得更好；你们如果没有中国货物，就活不下去。大清帝国怎么可能和你们平起平坐呢？从这件事情可以反映出以乾隆皇帝为代表的中国历代统治者的一种非常固执非常霸气的观念和行为——不仅总认为”我就是世界的中心“，而且极力拒绝别的文明，自我封闭，自我保守。清帝国到乾隆朝是最强大时期，然而，最为高傲的乾隆朝，在它的顶峰之时，开始走向没落。中国历来有”四夷“之说，即：东夷、西戎、北狄、南蛮，惟有中原是中心，这原来是讲中原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的，到后来又被盲目地用到对外国的关系上，自认中国是中心。这种糊涂观念正是拒绝、排斥海洋文明的根本原因。
二是统治者担心出问题，所以排斥海洋文明。海洋非常广阔，古时候在海上真的是可以无法无天，什么人都可能藏匿于大海之中，统治者经常把盗贼、土匪和海洋联系在一起，海商集团也往往被称之为海盗，如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也曾被称为海盗。中国过去的海商集团确实具有商、盗两种性质，如果生意好做，风险不大，那他们就是商。一旦生意不好做，就抢掠别人的货物，变成了海盗。也正为此，”海“与”防“才紧紧地连在一起，成为统治者对海洋的根深蒂固的理念。
三是统治者根本不去想，海洋可以给国家带来好处，海洋也是一种可利用的资源。
朱元璋是农民出身，受山地文明影响很大，他建立明王朝以后，很担心东南亚和东南沿海一带的势力对自己的统治不利，加之沿海倭乱再起，所以禁海。
明朝中叶以后，倭寇当中十有五六是中国人自己，主要是福建人和浙江人。明朝对付倭寇的方式有两种，一是禁海，二是打击。
中国历代政府对海洋多以”防“为主。中国在明朝以前不禁海。宋朝以前的文明主要在中原，如汉唐的都城在长安，北宋的都城在开封，虽然这时候东南沿海地区已经开始发展，但海洋对中央政府的利弊都不多，统治者忽略了海洋，也就不存在禁不禁海的问题。元代是中国历史上惟一一个敢于面向海洋、并且准备借海洋大干一番事业的朝代，元蒙统治者的铁蹄几乎踏遍了欧亚大陆，而且元朝是历代王朝中海运最兴旺的时期，京杭大运河当时并没有完全贯通，很多方面得依靠海运，海运成本低，只是风险太大。禁海从明朝朱元璋开始，朱元璋是农民出身，受山地文明影响很大，他建立明王朝以后，很担心东南亚和东南沿海一带的势力对自己的统治不利，加之沿海倭乱再起，所以禁海。明成祖朱棣从建文皇帝手上夺得皇权，成了永乐皇帝。明朝的皇帝中除了朱元璋，当属永乐皇帝的气魄最大，此人年壮气盛，办事果断，还很有谋略，他派郑和下西洋，即是为了显示朱明王朝的强大。也有人认为是为了和那些国家进行贸易，我看主要还是政治目的，是为了宣扬皇恩浩荡，而不是自觉的经济活动。船队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求当地头人率众先接旨朝拜，郑和再赠送皇帝的赏赐之物，最后才让手下的人与他们进行少量的商品交易，贸易只是顺带的副业而已。另有一种说法是此举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即为了寻找逃出皇宫后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建文皇帝。虽说法有异，但明朝有一段时间不禁海是确实的。
到明朝中后期倭患愈烈，倭寇闹得最厉害是嘉靖年间。那时的航海动力不是机械，而是依靠海流和季风，船从日本过来基本上只能到达浙江，所以这一时期倭寇的侵扰主要集中在长江三角洲的出海口和浙江、福建的沿海地区。明朝中叶以后，倭寇当中十有五六是中国人自己，主要是福建人和浙江人，这便是假倭现象。假倭有二：一是从事海盗活动的闽、浙沿海人，他们或是自己剃发着装，扮作倭寇侵扰沿海；或是与真倭勾结，内外相通，侵扰沿海。二是被真倭抓去的中国人被逼为倭。冯梦龙的《喻世明言》里有一篇小说，讲有一个叫杨八老的西安人到福建经商，归途中被倭寇掳到日本，19年后，又被日本人逼回来打中国，这个扬八老就是一个假倭。但不管是真倭还是假倭，对东南沿海的骚扰是很严重的，给沿海百姓带来沉重的灾难，也给明王朝的统治造成很大麻烦。明朝对付倭寇的方式有两种，一是禁海，二是打击。几位著名的抗倭英雄张经、俞大猷、戚继光等人，都出现在嘉靖、隆庆、万历年间。
第四部  心近海自来赣亦在海中（1）胡平：我当然不是在做散文，但是关于海，的确可咏叹处太多——民间有山大王之称，没听过有海大王之说。
在山上，”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有豪气，有自足感或凌驾感。在海边，连乱世枭雄曹操也感到了自身的渺小，浪花来自哪里，又去向何方？人生不过是逆旅过客，白驹过隙，人们对天地充满了敬畏。
山间，光阴仿佛凝固了，空气里往往静得蜘蛛可以从容结网，古刹多在山中，隐士多在山中，阿Q也多在山中。海上，无穷尽的变幻与运动，旋涡与蜃楼，失败与成功……催人奋进，促人警醒。
这些年，我感慨最深的一个词是”下海“。过去脱离单位去做生意，俗称”下海“。但时下下岗后自谋职业再找生路，也是”下海“——承担起昔日从未有过的风险，激发出过去从未有过的心志潜能，去创造新的人生。今天几千万上有老下有小的下岗工人，在现实面前必须要换一种活法——窃以为，这更是民族历史上一次悲壮的”下海“，由此大大地提升人民的自省自强精神，锻造出我们民族面对海洋的新的特质。
入主中原皇位还不稳的清廷为了隔绝东南沿海人民与郑氏集团的联系，下令沿海居民后撤30里甚至50里，严令”片板不许入海“，这就是清初有名的”迁界“和”禁海“事件。
对”海洋活动“和”海外关系“严惩不贷的政策，使沿海人民的遭际十分痛楚，亦使中国海洋经济的道路走得分外艰难。
陈东有：清朝海禁最为严厉，其禁海却不是因为倭寇。明朝灭亡后，郑成功依靠福建的泉州、厦门一带作为抗清复明的据点。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年轻时曾在日本经商多年，娶了一位有日本血缘关系的翁氏（也称田川氏）女子为妻，生下郑成功。因为这种关系，日本人一直对郑成功也很尊重。后来由于清兵大举南下，福建形势吃紧，加上父亲降清，母亲殉难，郑成功发誓要抗清复明，以报国恨家仇。他又屯军厦门，后来以此为基地收复了台湾。收复台湾不到一年，郑成功就病故了。史学界一般将郑成功四代及其家族称为郑氏集团，郑氏集团始于郑芝龙，中经郑成功、郑成功之子郑经，亡于郑成功的孙子郑克。郑氏集团和满清王朝是对立的，电视连续剧《康熙王朝》也反映了这段历史，只是反映得不那么准确。最后是施琅从郑氏集团手中收回了台湾。郑氏集团应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走向海洋并利用海洋生存发展、按照海洋模式生活的集团。他们主要依靠海上贸易来解决经济问题，有”山路五商“和”海路五商“的贸易网络，把国内东部地区都作为了自己的经营范围，北京、苏州、杭州、山东都有他们的商贸点，同时又与日本和东南亚地区进行贸易，这就保证了他们在厦门、台湾的供给和抗清复明的经费。他们还在与荷兰人、日本人、吕宋人做生意时，直接谈判，提出条件，甚至还发布命令，郑成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海权意识的人，为中国的海洋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入主中原皇位还不稳的清廷，为了隔绝东南沿海人民与郑氏集团的联系，下令沿海居民后撤30里甚至50里，严令”片板不许入海“，这就是清初有名的”迁界“和”禁海“事件。这样一来，渔民由过去的依靠海洋生活变成了依靠土地的农耕生活。而福建沿海一带自然条件恶劣，农耕条件很差，不用说后撤30里，有的地方后撤10里就没有了平地，沿海地区一片荒芜凄苦。康熙朝后期海禁虽基本解除，但以后的统治者雍正、乾隆一直到同治，对海洋的观念仍然没有多大的改变，出海经商或是务工的人一旦回来被抓，轻则罚款流放，重则极刑，甚至株连家族。我看过光绪后期一个外国人拍的一张照片，有4个到海外经商的人偷偷跑回来，结果被抓到了，当即就在海滩上杀头示众。地方官府什么理由都不说，也不给你辩白的机会，可见当时海禁是多么森严。我从资料中发现，明清时期也有不少江西人到广州去打工，其中有的就从广州下南洋了，极少有人回来，一回来就要被官府捉去杀掉。这种对”海洋活动“和”海外关系“严惩不贷的政策，使沿海人民的遭际十分痛楚，亦使中国海洋经济的道路走得分外艰难。
清代的海禁最为严厉，但在对待海外贸易和西洋欧洲人的问题上，不同的皇帝也有不同的表现。康熙皇帝的度量要大一些，在某种意义上他愿意并能够结识外来文明。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意大利的著名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此后有数百位传教士进入中国，比较起来在康熙年间来华的传教士遇到的阻碍要少些，有的还受到一定的礼遇。乾隆皇帝则不希望”外夷“们进入中国，他没有他爷爷的气魄。马戛尔尼在回忆自己中国之行的文章中写道，他当时来中国目的是贸易谈判，找的借口却是给乾隆皇帝祝贺80大寿。但等他一行人万里迢迢到中国已经迟了，乾隆皇帝已是83岁。当时还来了很多国家的使臣祝寿，乾隆皇帝只是认真地召见了马戛尔尼，这其中还有过一场有名的西洋人是否依中国的礼制下跪的争论。对待其他国家的使臣的祝寿，乾隆更多的是傲慢。
清朝并不完全拒绝海外贸易，也设立相对口岸，在广州又有所谓的”十三行“，让国内的商品流出去的同时，允许海外的商品有限地进入。但这样做是为了显示皇恩浩荡，是关心外夷，帮助外夷，恩赐外夷。所以我们不能讲中国一直以来都闭门锁国，但开门是有条件的，门也开得很有限，而且是单向的，不是互动的，国与国之间也没有什么平等可言，其思维定势还是以自我为中心。看起来那时的中国无比风光、无比强硬可以地对西方人说”不“，但其危害和遗害极大。在贸易中一直没能赚到钱的英国人，丧心病狂地用鸦片贸易来填补他们的逆差，在每年上万箱甚至数万箱的鸦片上赚了大钱，做的是一种反道德、反文明的罪恶贸易。有人作过这样的统计，自明代中期到清朝道光初年止，中国从各种形式的对外贸易中获得了大约为4亿两白银的收入，而罪恶的鸦片贸易和1840年以后中国连续几次被迫赔款的总额也差不多是4亿两白银。也就是说中国人通过三四百年的贸易赚来的钱又被西方列强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全部掠夺而去了，因此，清王朝带着极大的耻辱与巨深的创痛走向了自己的不归之路。
王权集权专制常常把海洋文明看成为自己的天敌。
与王权集权专制的历朝统治者对海洋文明的排斥态度相反，倒是沿海民间社会留有海洋文化的大量痕迹。政府的排斥态度和老百姓的积极参与，形成了中国有限的海洋贸易。
第四部  心近海自来赣亦在海中（2）从本质上说，海洋文化的冒险性、开放性、兼容性及其实现个体欲望的驱动力，和集权专制是相对立的，后者不会去考虑底层社会的人们的欲望、利润和经济活动，而海洋文化中生发的民主、平等的制度正是综合这一切的产物。所以海洋国家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那么早就出现民主、平等的形态，出现议会制、选举制等制度，而且不断地走向规范，走向现代。这些都不是个别的规则，而是海洋文明的共同规则。内陆文明由于封闭、保守和强调经验，往往强调个别的规则，所谓个别规则就是坚持或保守已有的传统制度，落后的制度，这种制度往往是王权集权专制，不提倡政治平等与经济开放，因此，王权集权专制常常把海洋文明视为自己的天敌。与王权集权专制的历朝统治者对海洋文明的排斥态度相反，倒是沿海民间社会留有海洋文化的大量痕迹。潮汕地区为什么会很富有，因为它们在明清时期是中国最活跃的海洋活动地区，当地人以海洋冒险精神，充分利用海外关系进行海上贸易，甚至海上走私，他们投入最小的成本，却获得最大的利润。明清时期，江苏、浙江、福建等沿海地区的农民在农闲时节想方设法出海，有的是租船，有的采取合作买船的形式到日本去经商。日本的造船技术当时不如中国，也缺少造船材料，而浙江、福建的造船技术非常好，又有很好的造船材料，沿海的渔民把货物运过去以后，还可以把船卖掉，商货与船同时获利。赢利很大，但冒的险也很大，官府不禁，好办；官府一禁，就只能偷着干，也就是走私，一旦被抓到，就要赔个精光，还有性命之忧。政府的排斥态度和老百姓的积极参与，形成了中国有限的海洋贸易。
有很多明清时的史料和文学作品记载了中国百姓参与海洋经济活动的事情。明朝末年凌蒙初的《初刻拍案惊奇》中的第一篇《转运汉遇巧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鼍龙壳》，就是一篇非常有意思的描写苏州人出海经商发大财的短篇小说。小说里一个叫文若虚的苏州人，参加了几次科举考试都没有考中，功名梦化成泡影后，就想下海经商。他把白纸折扇买来，在上面画一些山水石竹，模仿名人的字体写上几个字，因为他的文笔还可以，画得也比较像，扇子还比较好卖。由此他想送一批扇子到北京去卖，估计北京的文人多，用他的这种折扇的人也就多。但偏偏那年北京的夏天不热，阴雨连绵，没有人买扇子，而且扇上的墨汁因受潮粘到一起，一打开，扇子就扯破了，这批扇子没有卖到一分钱。所以人们叫他”倒运汉“。苏州人有经商的习惯，他们不仅依靠运河北上南下经商，而且还因为近海而出海经商。当时的苏州离出海口很近，淮河流域的沿海地区地貌多为滩涂，由淮河冲击大量的泥沙积淀下来，使得这一带的陆地渐渐向海洋推进，长年累月便推出了一大块陆地，所以地图上显示这一带的海岸线是向外凸出去的，今天的苏州自然离海岸线远了很多。这个”倒运汉“反思自己科考没有考上，做买卖也不成，真是倒运。就提出要跟着那些出海经商的人们出去玩一玩。船老大一想，他去也好，可以在船上给大家讲故事解闷，于是同大家商量，大家没意见，就同意了。结果，仅以一两银子出海的文若虚不仅开了眼界，而且有了奇遇，赚了大钱。由此可以证明，当时民间的海洋活动还是比较多的。还可以证明的是，像《红楼梦》等明清时期的一些小说，虽然没有直接写出海经商的内容，但里面有很多精致的用具是洋货，是从海外进口的。明清时期，大量的西洋货是从广州上岸，经江西运往全国各地。国内许多货物，也是由江西去广州，然后再出口。今天，我们如果去赣南大余梅关的古驿道上游玩时，别忘了在地上多看看，还可以看到不少瓷器碎屑，这就是当年运输时留下的。顾炎武在他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到这么一件事：从江西挑到广东去的商品多粗重笨大，比如：瓷器、丝绸、茶叶等。从广东挑过来的商品多精细小巧，比如：钟表、珍珠、玛瑙等洋玩意。江西的挑夫累得要死，只赚到很少的钱；广东的挑夫比较轻快，却可以赚到很多的钱。这不公平，江西人不干了，打官司。于是当地官府下了一道令，两地挑夫的担子一律在梅关顶上交接，江西挑夫的笨重担子到了关口交给广东挑夫挑下去；广东挑夫的细软物件，到了关口则交给江西的挑夫接下去挑，这样两地挑夫的工作量都差不多，工钱也赚得差不多。这件事说明当时广东、江西的商贸活动非常频繁。
海洋商贸活动会受到海洋自然条件的限制，不像内陆，既不是每天都有，也不是约定三六九或者初一、十五进行贸易。海洋贸易的间隔期比较长，要等海外的货物过来，货船的行程又要看洋流和季风的情况如何，一般半年才有一次顺流顺风的季节，这时便会有大量的货船过来。这段贸易时间约持续两三个月，甚至更长一些时间。等季风和洋流返回的时候，西洋人又把自己买好的货物运回去。在广州进行贸易的时候，西洋人要杭州的茶叶，问中国商人最快需要多长时间，中国商人说最快要100天，这包括路上往返的时间。商人是追求利润的，他们不会夸大这个时间。由此可见，当时的贸易活动既频繁，也很费事。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是一个海洋国家，中国人一定要走向海洋，珍惜海洋资源，保护海洋资源，用好海洋资源；一定要借助海洋参与世界的事务，发挥自己作为一个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国家的作用，才会有更大更美好的发展远景。
只有海洋才能把世界各国和各地区联系起来，只有走向海洋才能完成中华民族几百年来梦寐以求的现代化伟业。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是一个海洋国家，中国人一定要走向海洋，珍惜海洋资源，保护海洋资源，用好海洋资源；一定要借助海洋参与世界的事务，发挥自己作为一个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国家的作用，才会有更大更美好的发展远景。中国人要走向海洋就必须强化自己的海洋观念，勇敢地站在全球海洋的风口浪尖上搏风击浪。邓小平同志之所以能指明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正确之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年轻时去法国留过学对他产生的影响，对人类海洋文明有一种特别的认同，因此，他有很多思想都是站在全世界的视野上表达出来的，他把过去一直作为内陆文明大国的中国带向了海洋，带向了世界。江泽民同志之所以能够继承邓小平理论，将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推向一个更新的阶段，更高的水平，推向新的时代，是因为他更多地瞩目于世界的发展，更多地从全球文明发展的未来思考问题，制定决策。中国坚定地甚至不惜一切代价要加入WTO，就是要进入世界经济体系也就是海洋经济的体系之中，这对中国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而WTO就是全球海洋经济的协调机构。中国不仅是亚太经合组织APEC成员，而且去年在上海最为成功地举办了上海APEC首脑会议。亚太经合组织，就是以太平洋作为联结纽带的海洋经济组织。中国政府已经非常明确地把自己定位在一个具有大开放特征的海洋国家的位置上，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过的明智和成熟，前所未有过的”与时俱进“。
说到底，WTO规则其实就是海洋经济活动规则。随着世界海洋经济及其文化的发展，以前各自为政的游戏规则是不行了。为什么大家要遵守一个共同的规则？因为大家都要从事海洋活动，海洋活动的动机就是实现全球一体。古代的海洋活动就是海上捕捞、海洋养殖，近现代的海洋活动就是跨洲际的海洋交通和海洋贸易，当代的海洋活动则表现为海洋资源和世界市场的重新整合，重新分配。如果没有一个共同遵守的规则和为了遵守这个规则实施的协调机构，世界很可能出现我们前面已经讲过的近代几个世纪都出现过的海洋暴力行为。这个共同遵守的分配原则和游戏规则就是WTO规则，在英语中，对世界的表述，既可以用world（世界），也可以用seas（海洋）。海洋中的人们是这样认为的：只有海洋才能把世界各国和各地区联系起来。今天的我们则这样认为：只有走向海洋才能完成中华民族多年来梦寐以求的现代化伟业。
还记得邓小平乘坐新干线时的面容，”那种思考所流露的表情可以触动任何人。“23年后的今天，国家主席江泽民第三次访美，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业已成大江东去、根转岩破的訇然之势……第四部  心近海自来赣亦在海中（3）胡平：23年前的1979年，国门刚刚打开的邓小平出行美国。访问期间，他到处感受到了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在布什总统的故乡德州，他从骑士手中接过牛仔帽戴在头上，这是豪爽的德州人欢迎尊贵客人的最高礼遇。在西雅图市波音公司生产车间的参观，又让邓小平心潮跌宕，难以释怀。几十年意识形态上不共戴天的”死敌“，现在居然有着如此强大的科研能力与工业制造能力，而且，看起来工厂、城市和乡村也都是风景如画，充满了勃勃的活力……回国途中，邓小平顺访了另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日本。著名的新干线上，流线型的列车驰骋如电，却又似车窗外的富士山一般平稳。当时的随行人员，现任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美国研究室主任的傅梦孜先生，至今还记得邓小平乘坐新干线时的面容，”那种思考所流露的表情可以触动任何人。“以这位中国现当代史上三起三伏的政治老人的性格，他当然不会把这种复杂的感慨和触动告诉身边的人，但历史已经证实的是，回国后邓小平更加坚定地推进改革开放，由此中国进入了10年的快速增长时期。
真是江山有代谢，世事成古今。主人从老布什换成小布什，客人由中国第二代领导核心换成第三代领导核心。令人倍感欣慰的是，当23年后的今天，国家主席江泽民第三次访美，应邀去德州首府以北一个世外桃源般的牧场与布什总统聚谈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业，在广度和深度上均成滚滚向前的訇然之势……福建提出了要把自己建成”海洋大省“，全省上下有了必须走向海洋经济、形成自己的海洋社会的胆识。全省面貌为之一新，民气为之一振。当你在和福建人聊天的时候，你会深切地感受到福建人对海洋特有的感情。如果不让福建人参与海洋活动，只是让他们种地，对他们是一件极痛苦的事，他们几乎本能地有一种亲近海洋的冲动。
陈东有：需要区别一个概念，地理位置面临海洋的国家当然就是海洋国家，但如果你所采取的是封闭政策，不走向海洋，不从事海洋活动，那是弃海洋大好资源而不顾，还是属于内陆国家。日本是一个海洋国家，但它曾经自我封锁了200多年，通过明治维新才走了出来。中国在地理位置上看当然是海洋国家，18,000公里的海岸线，6,000多个岛屿，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域。改革开放以后，沿海诸省的实际生活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40%，中国最好的城市有70%在沿海地区，但在此之前，我们在很长的时期内没有把自己看成是海洋国家。海洋国家应该是海洋文化占主流地位，而海洋文化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生存方式，还有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对海洋的认同观念，是人们与海洋息息相关的生存发展行为，是政府制定的适应海洋文化发展的制度和由这种制度营造的海洋文化氛围。
改革开放之前福建非常穷，为什么会穷？那是因为当时的政策限制了福建对海洋的依靠，一个典型的海洋省区在沿海地区也不能充分利用海洋资源，却要在贫瘠的土地上大搞农业生产。这就是错位。由于福建缺乏良好的农业条件，所以你要他搞农业，连大米都没得吃，只能吃地瓜，人们曾称福建人是”地瓜“，当时的全国粮票在福建卖到五六毛钱甚至一块钱1斤。加上当时海峡两岸关系紧张，福建地处大陆”前线“，老百姓出海需要乡政府出具证明，否则不让你出海，所以福建的经济很长时间发展不起来。那时候很多福建人到江西来谋生路。改革开放以后才把过去的错位变成了到位。福建的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发展并不快，是邓小平同志1992年南巡之后才很快赶起来。1992年后解放思想，大步迈进。我在1994年至1997年在厦门大学读博士期间，福建提出了要把自己建成”海洋大省“，全省上下有了必须走向海洋经济、形成自己的海洋社会的胆识。全省面貌为之一新，民气为之一振。当你在和福建人聊天的时候，你会深切地感受到福建人对海洋特有的感情。如果不让福建人参与海洋活动，只是让他们种地，对他们是一件极痛苦的事，他们几乎本能地有一种亲近海洋的冲动。
第一，福建人有海洋活动的传统，海洋观念是他们的主要意识，海洋经济是他们的主要经济模式和生存模式，所以说”闽在海中“。
第二，福建人有一个十分丰富的海洋社会网络，福建籍的华侨遍天下，特别是在东南亚。这种情况正是福建人数百年来积极参与海洋活动的结果，因此，海洋社会资本是福建人最雄厚的资本。
第三，发展海洋事业，是福建人发挥优势，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最佳选择。
因此把福建建成海洋大省，的确是一个明智的、到位的选择，是一种开放性的观念定位、经济定位、发展定位，按照此路发展下去，加上两岸三通的问题能尽快解决，福建一定能成为经济强省，而且在我国东部成为其他城市无法替代的重要地区。
海洋文化中开放的、兼收并蓄的特点，使得福建人不会奉某一种东西为圭臬，中央气象台的天气预报说今天没有风，他们不一定信，而是看实际，如果今天起风了，我当然不能出海。他们不惟上，不惟书，的确认识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亦少争论，少谋人，多干活，重在看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福建人的务实精神来源于海洋文化在血脉里的传承，显然，在风险四起、动荡不安的大海里比在陆地上更需要务实。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可以在广州听到这样几句流行语：”红灯亮了找路行，黄灯亮了不能停，绿灯亮了飞快行。“这其实也是福建人敢想敢干、善谋能干的真实写照。红灯、黄灯、绿灯是指政策。前不久，我和浙江的同志在一起，也说到如何解放思想的问题。他们说，很多时候，中央的政策怎么理解完全取决于地方官员的胆识。中央的政策往往是一个大原则，但不一定合乎所有的情况，要靠我们去理论联系实际。规定此路不通的时候，可以找别的路子走；中央说可以试着做的事情，可以放开胆子地做；中央说可以放开做的事情，那就要只争朝夕地做，要做得更好。只要是有利于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先进文化的前进，有利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应该积极地去试验，去做出来。此种积极的、总是在挑战和探索什么的精神境界，无疑是起源于海洋文化中的冒险精神。没有冒险精神，守株待兔或是四平八稳是搞不成改革的。我们不要总把冒险看成是毒蛇猛兽，冒险并不是冒死，海洋文化中的人们也珍爱自己的生命，由于经常与风浪搏斗，更加热爱生活。但他们知道，如果不去奋发有为，不去搏风斗浪，就无以生存。所以冒险，就是不管前面有多大的困难和危险，为了获得自己的生存与发展，要勇敢地扬帆冲浪，冲上前去。内陆地区不是也有一句话，”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讲的就是同样的道理，只不过，内陆地区愿和虎斗的人太少，自然条件可以做成”既知山有虎，可向他山行“。内陆地区也常常号召解放思想，人们的观念、作风多少也会有新的变化，但不如沿海地区的人们来得自觉、主动。内陆的人们往往会把解放思想当做运动来做，而沿海的人们却把解放思想作为大海中的灯塔，作为浩瀚大洋中的一片陆地。解放思想就是他们的生存，就是他们的发展，因为解放思想的实践就是要不断地改革开放。对于中国沿海的人们，改革就是摆脱过去的束缚，开放就是面向海洋，走向海洋，这都是他们生存发展的根本。尽管内陆各省和沿海诸省发展经济追求利润的目标是一样的，但方法、途径没有后者大胆、灵活，思想、观念也没有后者鲜活、多元。
第四部  心近海自来赣亦在海中（4）”三个基地，一个大花园“的定位，跳出了山地农业文明的束缚，跳出了历来总是站在江西看江西，站在山地论江西，最多是站在全国论江西的思维模式，把江西经济与海洋经济结合起来了，同世界的发展结合起来了。
江西近年来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实际上也是吸纳海洋文化的结果。我记得有三次与孟建柱同志谈到了海洋经济。第一次是去年他参加”泰豪论坛“第十二期的讨论结束时，他知道我是研究海洋经济的博士，十分高兴地说：我对海洋经济很感兴趣。并希望能看到我已经出版的博士论文；第二次是他收到我的博士论文后不久就打电话来，谢谢我的书，说他已经开始阅读，对我的研究给予了很好的评价；第三次是今年春节他来我们南昌大学看望老教授，见我在一旁陪同，很高兴地对我说：你这位研究海洋经济的博士，我看了你的书，做得很好，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学术问题，也是现实问题，要继续深入地研究下去。孟建柱同志的话虽然不多，但很有意味。我认为这不是一般的学术寒暄，而是一种社会和经济思想的共鸣。孟建柱同志去年为江西经济发展提出的”三个基地，一个大花园“的定位，我认为其战略思想的视野，比历来对江西的定位都要宽广，它跳出了山地农业文明的束缚，跳出了历来总是站在江西看江西，站在山地论江西，最多是站在全国论江西的思维模式，把江西经济与海洋经济结合起来了，同世界的发展结合起来了。海洋经济、海洋文明并不拒绝农业。问题是我们把农业放在什么样的经济链中去考虑。现在的时代已经不是自给自足就可以心满意足的年代。只有把农业放在整个世界的海洋经济范围中去考虑，才有出路。如果老是把自己定位于农业省，把自己当作整个国民经济棋盘中的农业棋子，那就越走越死。国家都开始实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你还在计划经济中思考，谈经济，那行吗？比如：江西的农业产品以水稻为主，那么江西的大米就不能停留在人人有饭吃的水平上，而要设法进入国际市场，多思考怎样才能在国际市场上竞争过泰国的大米，质量如何上去，价格如何下来，如何解决运输成本和为消费者服务等问题。有着海洋思维的人，不会让眼睛总盯着本地市场和国内市场，而是放眼世界市场，放眼能赚到更多的钱的市场。最完善的市场经济就是以海洋为纽带的世界市场经济。
今天我们分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是就国内的经济地理分析的，但区域之间的经济关系仍然还是一个互相支持、互利互动的关系。上海的腹地就是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江苏和浙江也是上海的支持地区，但这两个地区有自己的海岸线，有更大的主动权。没有腹地的支持，上海也只能是一条腿走路。但是内陆地区如果不愿成为沿海地区的腹地支持，那就是自我封闭。在今天，不管是东部地区，还是中西部地区，要想发展经济，必须走向海洋，这是常识！否则，永远不能与时俱进。海洋是现在世界经济中最大的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不管是在非洲，还是在亚洲，进入近、现代以后，大凡内陆国家都很难发展起来，欧洲也是如此，内陆国家总要设法找到自己的出海口，以建立起自己的生命线，哪怕付出很大的代价。在非洲，由中国政府支持修建的坦（坦桑尼亚）赞（赞比亚）铁路帮助两国人民建起了交通大动脉，这条大动脉直接帮助内陆国家赞比亚建起了通往印度洋的大通道，解决了赞比亚的主要工业产品铜的出口交通问题。欧洲的多瑙河流经欧洲中部9个国家，不仅沿途景色迷人，而且还是欧洲中部内陆国家惟一的一条通向黑海，进而进入地中海、大西洋和印度洋的水道，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如何合作利用多瑙河的问题上，也曾有过利害冲突，最终他们选择的是一道走向海洋。
江西一定要进入海洋经济的体系之中，我再次强烈地提出这个思想。江西人一定要树立海洋经济的观念意识，所以解放思想仍然是我们的一切要务之先。
古人说”心远地自偏“，我们不妨反用一下，心近海自来，要心中有海，心存于海，心系于海，才能成海洋经济之事。
第四部  心近海自来赣亦在海中（5）江西不仅要有海洋经济战略的视野，而且还要有进入海洋经济体系的战术举措。用海洋经济思维眼光看，在历史上，中国人参与海洋经济活动实际上形成了三个贸易带：中层带是东南沿海地区，包括沿海岛屿；外层带是东南亚地区，印尼、菲律宾等国家，更远一些，还可以划到太平洋沿岸，划到欧洲；内层带是沿京杭大运河，包括赣江一带，江西就属于这个内层地区。内层带主要起着支持中层带的作用，形成腹地支持。以丰富的中国产品向外层推进，通过贸易活动实现经济利益。
江西在历史上的发展，并不仅仅是以农业为主的。人们都说江西在明清时期经济发展态势比较好，只是五口通商特别是修了京广铁路之后，江西的经济开始下滑。如果江西仅仅是以农业为主的话，经济的起伏为什么会这样大幅度地受到交通线的影响？这是因为江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经济模式，那就是”过路经济“。江西不靠海，但离海并不远，有学者称江西为”浅内陆地区“，这个说法很有意思，也很能说明问题。江西在明清时期，也就是16世纪初至19世纪中叶，是东部沿海各省，特别是广州对外贸易的”第一内腹“，江西对广州的海外贸易有三个支持：人力的支持，景德镇瓷器特产的支持，沟通中原、北京和江苏、浙江的交通支持。正是这种交通支持，使江西的赣江一线出现了以支持交通经济而形成的”过路经济“，九江、景德镇、（永修）吴城、（铅山）河口、南昌、临江、赣州、大余等城镇在16世纪至19世纪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成为当时的京广（水道）线（含京杭大运河、赣江、北江）上的工商交通城镇明珠，原因就在于它们都处于”过路经济“的要途上，通过参与当时南来北往的经济活动而发展起来。
”过路经济“既是一个地理概念，又是一个产业概念。不论什么范畴的概念，都要关注江西周边的经济关系，关注江西在什么地方、什么条件下可以与海洋经济接通。传统的”过路经济“中，最重要的产业是流通产业——商业，今天我们称之为第三产业。因此，”过路经济“的内涵是中介性的，具有过渡性、递补性、递渡性。根据这种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过路经济“进入今天的产业发展范畴，可以依照第三产业来进行扩充。如加工性、服务性等等。因此，江西虽然不临于海，但我们可以借道出海，借人家的道，借人家的船，因为我们有这个”借“的地理条件。古人说”心远地自偏“，我们不妨反用一下，心近海自来，要心中有海，心存于海，心系于海，才能干海洋经济之事。有了海洋经济的意识，你就会发现海就在身边。何况现在的交通条件和交通时速已经大大改善，相对广州和厦门两个出海口，江西已经处于半径为500公里（借高速公路一天内往返的距离）的海洋经济圈之中；相对上海和宁波这两个出海口，也处于海洋经济圈的边缘。若把”过路经济“的中心点定在南昌，同样以500公里为半径，那么我们周边可利用的资源就相当可观了：北有湖北、安徽，东北是上海、浙江、江苏，东邻福建，西是湖南，西南为广西，南接广东。我们在把这些省市看作竞争对手的同时，还要看作是合作伙伴，更要看作是发展的资源，看作是江西走向海洋的资源。”三个基地，一个大花园“的战略构思，不仅是要江西作为上海和沿海地区的资源，也是将上海和沿海地区作为我们的资源。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经济行为的最佳效果是互利互动，是”双赢“，所以谁是谁的资源，就看你怎样去做。在这种分析中，我们更可以看到省委省政府加快”天“字形高速公路的建设的重大意义。一旦”天“字写成，全省的经济棋局就更活了。
江西一定要进入海洋经济的体系之中，我再次着重提出这个思想。江西人一定要树立海洋经济的观念意识，所以解放思想仍然是我们的一切要务之先。我出生于南昌，成长于江西，在没有见到大海之前，对海洋的认识是浪漫的，也是模糊的，更不要谈海洋经济、海洋社会、海洋文化、海洋文明。见到了海，接触了海，在海边生活几年，又研究了海洋社会经济发展史之后，我才开始懂得了海洋对人类的伟大意义。有时，我会把我的学术理性与童年对海的浪漫认识交织在一起：我们江西如果有自己的出海口多好，有自己的国际航空港多好。当京九线建成之时，我看到的是南海的波浪向江西涌来；当我乘车奔驰在赣粤高速公路向南前进时，我已经闻到了大海的气息；江西到厦门的公路修通了，赣州到厦门的铁路开工了，我仿佛已经看到了曾经拥抱过我的厦门大学的海滩，看到了蔚蓝的东海，看见了浩瀚的太平洋……海终于唱起了雄浑的主旋律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而在沿海地区站稳了脚跟的海洋文化开始向中国腹地挺进，或者说内陆地区的山地文化得以蜕变，时空布景向海洋文化转换，则发生在21世纪。
中国正处于由一个内陆国家向海洋国家的深刻嬗变之中，昭示着中国将要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海洋国家的雄心与信心。
第四部  心近海自来赣亦在海中（6）胡平：我们不妨以山、海来构成中国近代以来的两个主体意象。
在这之前，山与海无疑是对峙的，格格不入，犹如乾隆皇帝对英国特使马戛尔尼的不甘下跪龙颜不悦，挥斥而去。在这之后，山总是举起冲天的火把，唱着昂扬的主旋律，海多在瘦月疏星之夜哼起悲凉的咏叹调。只是到了20世纪的80年代，漫长的海岸线才没有被当成一条废弃的草绳，中国的半边肌体感觉到了海浪一阵阵温暖地拍打，她至少有一只耳朵已经海螺般呜呜生响，听到了来自海平线的猎猎呼唤。海终于唱起了雄浑的主旋律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而在沿海地区站稳了脚跟的海洋文化开始向中国腹地挺进，或者说内陆地区的山地文化得以蜕变，时空布景向海洋文化转换，则发生在21世纪。大约也只有在这个时候——饱经改革开放道路上的风雨与坎坷，狂飙式的激情退潮，思想的泡沫亦退去，叩问历史岩层纹理的目光，才平静如秋水，深邃若星空。当人们回首历史时才较客观，而前瞻未来时亦更从容——不能用壮年的成熟老年的慧智，来对比少年的冲莽青年的肤浅，人的成长是一个完整的生命过程。任何文化的演进都是一定时空下社会与自然条件的产物。我们不能鄙薄乃至否定曾经有过的古老文化。但无疑山地文化在中国功德圆满了，早该如指南针、火药一样送进博物馆。我们的民族，尤其是内陆地区，必须毫不犹豫时不我待地走进海洋文化之中。今日之中国多难兴邦，东南西北无不脚步匆匆，不见硝烟，胜有硝烟！
还没有多少人能勘破这一场向着海洋的史诗般壮阔的伟大进军，内陆诸省尚注目于各自”振兴“”崛起“”突围“”走在中西部前列“的奋斗目标，但诚如东有先生已经分析过的，中国不惜一切代价加入的WTO原则就是人类海洋活动的原则，而市场经济就是海洋经济。从一批又一批具有海洋文化背景、富有海洋经济经验的卓越者走向中央及各省市的权力中枢，到非国有经济五光十色、风生水起的沿海地区，已占去中国经济总量的大半；从中西部地区进入新世纪后不约而同地发动一轮实质性的思想观念的再解放，到近几年招商引资热潮席卷各地，世界500强企业纷纷登陆，中国已成为当今世界大洋里吸引游资的头号巨鲸。频繁的对外贸易，正在悄然无声地推动体制上的变化，如中国开始正面谈人权的同时，也在接受国家机关工作透明化的国际概念……在十六大的政治报告中更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这一切无不显示中国正处于由一个内陆国家向海洋国家的深刻嬗变之中，昭示着中国将要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海洋国家的雄心与信心。
如果你能够感受这一切，那么你就明白了东有先生论海并非纸上谈兵，我在此说海也非卡路里过剩，唇舌发痒。而是由此触到了中国近代以来历史走势的一个命门。
如果你能够认同这一切，你就会同意百里千里的山地距离，纵然九岭横空、罗霄蔽地，也不能割断我们与海洋的相亲相依，犹如游子出了边塞，仍在老母噙着泪光的视线里……国庆假日的那几天，我拜读了东有博士的导师杨国桢教授的大著《闽在海中》，我为这充满力量又溢动着灵性的4个字而感动不已。我想，只要我们的心灵跃出山地，大海那蔚蓝色的永远年轻的呼吸便是我们精神的动力，而四千余万赣人的精神都因此而振奋——赣亦在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