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川卖自行车的地方么:把苏格拉底引进中国。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9 01:27:38

把苏格拉底引进中国。

     


      刘小枫先生曾经用一本《沉重的肉身》与一本《圣灵降临的叙事》企图把耶稣引进中国。虽然在学术上做了点工作,但是,在中国社会却没有产生多少反响。



  确实,中国人缺少信仰,没有宗教上的精神支柱。这一点刘小枫先生是看得很准的。中国的“五四运动”,提出引进德先生、赛先生与公德妹妹,即民主、科学与公德,却唯独缺乏引进一个精神家园,这是导致后来中国革命不断,暴力不断的重要原因。民主也好,法治也好,科学也罢,美国的总统最后还是要把手按在《圣经》上面对上帝去发表誓言,他手中掌握的公共权力才让人放心。因为,如果一个人心中没有神的地位,那么,民主也好,公德也好,科学也罢,都容易成为权力的工具。



  经常说开放,开放其实就意味要引入东西,吸收人家的长处。但是,什么东西是值得中国人引进的呢?耶稣自然是很重要的。佛陀也很重要,可惜佛陀进入中国后就被汉化了,一千多年来到现在的佛也只是儒佛,功利色彩浓得很,弄得连佛与菩萨都成了官本位的。现在的和尚道士尴尬得要按照官位级别来生存,因此暂时不说也罢。因此刘小枫引进耶稣基督就很有必要了。



  其实构成西方文化源头的不仅仅是耶稣基督,而且还有古希腊的苏格拉底。中国除了缺耶稣外,还缺苏格拉底。苏格拉底那深不可测的思想内涵,那种平等、自由、开放的探讨问题的方式,那敢于为真理而献身并且真的献身的英勇气概,确实是在中国数千年来的圣人贤人身上没有发现过。其实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德与中国的孔子、孟子、荀子之间的区别,基本上可以说是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上区别。前者在师徒三人身上表现出充分的开放性、包容性、与创造超越性,贯穿始终是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后者却是封闭的、等级森严的、排他性的,同时也是亦步亦趋,不敢越雷池一步的。这些虽然都是二千多年前的事情了,但是,文化源头留下的文化基因并不会因为时间的推移而消失。相反,有些还会因为时间久远而变得根深蒂固。



  改革这种状况的唯一的办法就是保持开放,始终与其他文明保持接触、交流与碰撞。文化上的开放其实比经济上的开放要更有意义。如果在这个平坦世界还口口声声“文化侵略”、“文化安全”,那是迂腐可笑的。同时也是一种弱势文化的脆弱声音。比如美国就从来不怕马列主义与共产主义,更不怕中国去美国开设孔子文化学院宣传孔孟之道。但是,中国人在公开场合谈谈《联合国宪章》、《人权公约》、《人权宣言》、《权利法案》、《独立宣言》之类的经典性文件,常常都会吓得屁滚屁流。这是一种典型的弱者心态。这就像两个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拳击手比赛,人家任由你打多少拳都行,但是轮到人家挥你一拳的时候,就抱头鼠窜,号啕大哭。其实,又有什么了不起呢?你越是不敢与人家接触,越是积贫积弱,最后终于弱不禁风。解决这个问题的法子是明摆着的,那就是开放。从经济开放,到文化开放,再到政治制度的开放,世界上一切行之有效的,就应该借鉴吸收过来。如果行不通,不是说明那个优秀东西不好,不适宜我们的土壤与气候,而是我们的土壤与气候要改变。真理是不会有什么特色的,要改变的是我们的陈腐的特色。



  引进苏格拉底有什么意义呢?



  第一,苏格拉底开创的思维法则,那就是批判、追问,刨根问底,十分认真,毫不含糊其辞。这种精神其实也就是后来的科学精神的起源。



  第二,苏格拉底式的对话,可以带来平等、自由、开放的对话方式,中国人总体来说不太善于讲道理,不能说与这种传统缺乏是密切相关的。苏格拉底式的对话表明,在真理面前没有谁有特权,也没有级别,只服从逻辑、理性与真相。讨论的人从来没有身份级别,在真理与真相面前,人人必须无条件服从。即使是将军、法官、智者,如果理屈辞穷的时候,也必须拜服在道理面前。只有这样才能够避免“指鹿为马”、“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式的野蛮行径产生。一切都要让中国人学会讲理开始。



  第三,苏格拉底在真理面前,永不屈服于权势,也不怕多数暴政。即使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



  第四,最重要的是,苏格拉底式的思维天然是一种质疑问难式的思维。苏格拉底的对话很少出现格言警句,但是,几乎句句是讲理的,层层推进,完全合符逻辑,也完全符合常识常理。因此苏格拉底留下的不是有形的词句,而是一种无形的思维方式与对真理的热爱甚于自己的生命的精神。常读柏拉图对话集就会慢慢形成一种批判意识与追问精神。而且对所用的概念常常会有一种特别的明察与审视。这正是苏格拉底经常做的工作。



  所谓学习,真正的核心就是学会思维。所谓教育,其实也主要是这种无形的思维品质。西方教育重思维过程与探究意识,质疑问难,善于发现与创造。有浓厚的批判意识,学问即批判,继承是批判基础上的继承。批判是遵守逻辑、事实与真相上的批判,丝丝入扣,慢慢道来。创新、假设、验证、猜想与反驳,构成了整个学术发展体系。因此,无论文科还是理工科,其实对思维能力与创造力的要求是一致的。而在中国,一直有一个误解,以为理工科重思维,而文科是重背诵与记忆,其实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留下的谬误引起的。因为,中国的经典著作确实常常只是要求别人背诵记住,而不允许质疑问难,更不允许发挥。因此,中国教育历来重背诵与记忆,喜欢背诵格言警句,喜欢按照圣人的经典章句说话作文。



  读柏拉图对话集读多了,就感觉再读《论语》、《孟子》之类的东西是多么浅薄枯燥乏味。那些独断话语与语录文体,常常使人的思维断层。同时产生权威意识。两种不同文体的差异,就像围棋与跳棋之间的差别一样。一个人下惯了围棋,常常对跳棋就不再感兴趣。因为,围棋是智者的游戏,跳棋是儿童的游戏,虽然各有其乐,但是,一个人总是停留在儿童时代的游戏上是不行的。总得有所发展才是。



  不过,在目前国学兴盛,孔子崇拜风起的时期,一个人如果学会了像苏格拉底那样思考、对话,那样认真执着,常常是要付出代价的。因为,一个人学会了讲理,却生存在一大堆蛮不讲理的人群中,你用道理说话,人家用铁锤说话,此时你有头,人家有刀,你有热血,人家有枪杆子,自然,吃亏的肯定是学苏格拉底的人,而不是崇拜圣人孔孟的人。前者只服从真理,后者只服从权力或者只服从枪杆子,谁赢谁输是明摆着的。这是就个人来说如此,但是,就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命运来说,一个不会讲道理的民族,除了学术研究上一无所成外,还只能够在世界上被孤立。那时道理上讲不过人家,经济上弄不过人家,即使论个武力也不是人家的对手,回过头来,只有拿自己的那些屁民出气,里外耍流氓。剩下的只有“倾吾国之所有,结友邦之欢喜”,宁赠友邦,不予家奴了。可见引进苏格拉底对中华民族来说是多么急迫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