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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民——毛泽东向莫斯科派出的“特别梯队”

毛泽民1939年至1940年间，曾在苏联学习治病8个月，留下多达10万字的档案资料。毛泽民远赴苏联是否有更深层的背景？他在毛泽东和王明的斗争中，起过怎样的作用？自共产国际档案解密后，毛泽民外孙曹耘山数次远赴俄罗斯寻找当年档案，毛泽东和毛泽民兄弟间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随之被揭开

1949年出生的曹耘山，是在初中毕业报考空军飞行员时，才得知自己的外祖父是毛泽东的亲弟弟毛泽民。当时，他的父亲曹全夫郑重地为他填写了政审表。表里一栏清晰地写着——外祖父，毛泽民，中共党员，1943年9月27日在新疆牺牲；外祖母，王淑兰，中共党员，1964年7月6日在湖南病逝。

在曹耘山看来，母亲毛远志为人处事一直很低调，甚至还隐姓埋名。对外交往时，她自称“阮志”。在儿女面前，她也很少谈论毛家的事。但母亲一直珍藏着1945年，作为家长，伯父毛泽东写给她的“同意结婚”的信，虽然只剩残角。

毛远志是在1938年16岁时，被父亲毛泽民召唤到延安参加革命的，而那时，毛泽民却已离开延安去了新疆。“母亲出生前，毛泽民便跟随毛主席参加革命，到处奔波，出生后，她也只在1925年和1927年与回到韶山做革命工作的毛泽民匆匆见过两面。而在毛泽民牺牲两年多后，她才从伯父毛泽东口中得知噩耗。”在曹耘山看来，母亲毛远志无时无刻不在思念她的父亲。

所以，离休后的毛远志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搜集和整理与毛泽民有关的文献资料。“当年没有复印机，母亲她们就一页一页地抄，加上去韶山、长沙、安源、赣州、瑞金、龙岩、长汀等地，总共整理了近30个卷宗。”

1990年，毛远志因病去世。曹耘山从母亲手中接过接力棒。多年探寻后，在曹耘山脑中，毛泽民作为红色银行家、红色理财专家等经济方面的成就，渐渐清晰——他在中央苏区创办共产党第一个中央银行，兴办第一个“央企”，在陕北主持开采了共产党第一口油井……但似乎仍有一些问题困扰着曹耘山——作为毛泽东的亲二弟、中共早期党员，毛泽民在党内重大斗争中的政治立场到底怎样？曹耘山曾听过这样的传闻——在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期间，毛泽东与他的小弟毛泽覃两人都挨整，毛泽民却相安无事。有人因此怀疑，毛泽民与大哥毛泽东持有不同政见。

谜团的解开，与2004年8月《作家文摘》上的一篇报道有关。那，也成为曹耘山此后7年数次远赴俄罗斯，寻找毛泽民档案的最初缘由。

一篇报道引发的跨时空追问

2004年8月的那期《作家文摘》，转载了作家卢弘的文章《李德曾对在华错误做过检查》，其中，有这样一个细节：1939年12月底，毛泽民在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监委会召开的审查和处理李德问题的会议，并在会上有发言。文中提到，李德在《中国纪事》一书中曾对过往“耿耿于怀”，李德这样写：“毛泽民把许多罪名无理地归咎于我……周恩来坐在一旁，像是‘原告’……后来我多次听说，周恩来和毛泽民受了毛泽东的委托，要在莫斯科把我当作‘人民的敌人’开除出党，如有可能还要把我消灭。”

读到这些细节后，曹耘山为之一振。“过去，我们只知道毛泽民曾在1939年夏天去莫斯科学习和养病，并不清楚他参加了批判李德的斗争。”毛泽民远赴苏联是否有更深层的背景？他在毛泽东和王明的斗争中，起过怎样的作用？可以说，卢弘的文章为曹耘山出示了路标——去莫斯科，寻找毛泽民足迹，揭示尘封历史背后的真相。

当时，恰逢中共早期负责人李立三的女儿李英男教授要去莫斯科，曹耘山询问李教授能不能代为查找毛泽民的档案。“由于时间紧，她根本顾不上与我见面，带着我传真给她的委托书，就出发了。”数周后，李教授从俄罗斯回来，带回一叠档案复印件，俄罗斯档案馆中毛泽民卷宗中的中文手稿基本全部带回来。包括：毛泽民《关于过去肃反工作中的片断材料》、《关于博古、李德等同志领导党和红军的错误问题》的报告、毛泽民写给共产国际执委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两封亲笔信件，等等。

曹耘山看着外祖父的档案资料，心中闪现一个疑问，在他看来，主席对弟弟毛泽民要求向来很严，毛泽民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就曾说“因我是泽东同志之亲兄弟，党内许多重要事件并不告诉我。泽东同志也因避免借口，党内斗争从未和我谈过”。毛泽民作为党内始终从事财经工作的干部，但在苏联时，为何一直谈论政治问题？——当这个疑问闪现心中时，曹耘山越发觉得，毛泽民1939年的莫斯科之行非同寻常。或许，在毛泽民莫斯科档案卷宗中，那些没有带回国内的俄文件；或者，另一些不为人知的档案卷宗里还有更多材料，可以解密毛泽民1939年莫斯科之行的真正使命。

　2005年7月16日，曹耘山登上俄航SU754班机，飞往莫斯科。

一份档案追问毛泽东母亲真实姓名

但曹耘山不懂俄文。当他走进俄罗斯国家档案馆时，环视四周，他发现有两个学生模样的女青年，正专心看材料，其中一位是亚洲人，走近一问，女孩竟是中国留学生，而她旁边的美国女孩马意莉，正在撰写博士论文，专门研究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中国留苏学生的情况。正是她们，为“目不识丁”的曹耘山提供了帮助。

毛泽民从1939年6月初到达莫斯科，1940年1月22日离开，在苏联境内停留了8个多月，仅存入档案卷宗的批件就有二三十份。翻阅毛泽民的档案资料时，曹耘山发现，毛泽民的一份三四页的报告用的都是不同规格的纸张，有格纸，也有白纸；一份写给共产国际的12页的正式报告，用的是作废的书写纸的背面。“当年在苏联学习的中共党员条件十分艰苦。李天佑1936年6月来到莫斯科，直到隆冬，都没有领到大衣，去莫斯科看病，只能借其他人的大衣穿。林彪到共产国际讲课，要向方志纯借皮鞋穿。”曹耘山说。

在曹耘山看来，在俄罗斯档案馆阅读档案只是第一步，重要的，是进一步求证。比如，曹耘山在档案中发现了一份毛泽民为毛泽东代填的《个人履历表》。“过去只听说毛泽东母亲的名字叫‘文七妹’，毛泽民此处却清清楚楚地填写着‘文素勤’。”曹耘山说，为考证“文素勤”这个名字，回到国内后，他有一次开会碰到王海容，王的祖父王季范是毛泽东的表兄，王季范的母亲和毛泽东的母亲是叔伯姐妹。王海容说，王季范的母亲叫做文六妹，“文七妹”很可能是一个按顺序排序的小名。为此，曹耘山还去往韶山，专门求证。“在旧社会，女人不外出做事，即使有正式的大名也没有什么用，甚至不被人知。毛泽东离开家乡很早，而毛泽民则不同，一直生活在父母身边，特别是母亲生病那几年，他陪母亲去长沙看病，最有可能得知母亲的真实名字。”曹耘山说。

清算王明错误路线的斗争从莫斯科开始

查阅档案时，类似这样的细节考证还有很多。2005年去往俄罗斯前，曹耘山的父亲嘱咐他：“毛家是一个大家庭，如果能找到贺子珍和毛岸英兄弟的材料也一道带回来。”但贺子珍在苏联时的化名叫什么？站在俄罗斯档案馆的曹耘山给李敏的儿子孔继宁发了一条短信。没有回复。事后回到国内，曹耘山才听孔继宁说，当时接到短信，自己狂奔回家，翻找两小时，毫无线索。就连李敏也搞不清自己的母亲在苏联时叫什么。

好在美国女孩马意莉给了曹耘山提示。马意莉说，自己曾看过李敏的文件，而她的母亲曾在国际儿童院工作过。不如从那里入手。于是，“文云”这个名字，出现在曹耘山的视线中。“推敲‘文云’这个名字其实很有意思”，在曹耘山看来，尽管贺子珍当时执意离毛泽东远去，但她在莫斯科起化名时，还是下意识地沿用了毛泽东母亲的姓氏。

当然，除却这些“细节”，曹耘山远赴俄罗斯查阅档案，最重大的发现，还在于外祖父莫斯科之行的真正使命。毕竟，毛泽民留下的报告、书信、发言记录稿中，绝大部分内容都是揭发和批判以王明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

　　1937年11月29日，在莫斯科6年之久的王明回到延安。12月9日，即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的第一天，王明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强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脱离实际地提出全国抗日部队“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作战行动”等主张。毛泽东就曾说过：“十二月会议时我是孤立的。当时，我别的都承认，只是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

毛泽民第一次被派往苏联学习养病，正是在1937年底。他经过六天的长途颠簸，到达甘肃省会兰州后，首先做的，就是传达和宣讲中央的主张，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毛泽东所主张的独立自主的原则深入人心。

然而，当毛泽民到达迪化时，却接到延安发来的紧急电报。由于新疆军阀盛世才邀请，中共中央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考虑，决定毛泽民留在新疆工作。于是，毛泽民第一次去往苏联，没有成行。

1939年春，毛泽民再次被派往苏联。6月初，他刚刚到达莫斯科，共产国际便提出要求，请他回忆撰写一系列有关中共重大事件情况的报告。此后，毛泽民撰写的一系列报告，以及他在共产国际召开的研究中国问题会议上的发言记录稿等，被陆续转到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手上。季米特洛夫深感中国党这些年所发生的错误远比过去估计的要严重得多。于是，共产国际将又一项任务交到毛泽民手上：写一份全面反映中国共产党工作情况的报告。

如何写？毛泽民决定站在中国共产党一名普通老党员的立场上，用自己所见所闻的大量事实，以“读后感”的形式，向共产国际执委会进行汇报。

曹耘山在俄罗斯档案馆看到的那份“读后感”是俄文翻译稿，被打印在16开公文纸上，共75页。在报告的每一页，阅读者都用铅笔作了记号，重点段落旁边画有单线或双线，有些文字下边还作了重点记号。从这些记号的规律看，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人对中国党发生的重大事件、党内机会主义领导人的错误论点，以及毛泽民对错误实质的定性分析最为重视，都作了重点记号。

毛泽民在“读后感”中指出：“18年来，中国革命和整个党遭到的损失更多是来自内部的敌人。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应忘记流血的教训，重要的是找出这些教训的实质。”在汇报材料中，毛泽民几乎用了三分之二的篇幅，重点历数了“左”倾错误路线给中共带来的教训，笔锋直接指向王明，条分缕析，反驳了王明的一系列相关说法。

比如，王明在联共(布)十七大上报告说：“据不完全统计，红军在前四次‘围剿’中的战果是：击退国民党军队50多个师，其中20个师被消灭，缴获步枪20万支、轻重机枪5000挺、数百门火炮和重武器……” 毛泽民逐条予以否认：“这些数字远不符合实际。就拿缴获的步枪的数字来说，实际上不超过所说的四分之一，即5万支；关于缴获的火炮和重武器，当时，红军并没有见过重型火炮，除了1930年在与蒋介石作战中缴获过2门火炮外，再也没有缴获过。”

在谈到有关第五次反“围剿”的战果时，王明说：“红军缴获了12艘大型汽船，为拆解其中8艘，用了1万名工人。” 对此，毛泽民不无讽刺地说：“为了拆解8艘汽船，红军竟雇用了1万名工人，看来这些汽船真是够大的！”

在中央苏区，毛泽民是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又是没收征集委员会的领导人之一。他对中央苏区的财政状况和红军每次战斗的俘虏、缴获情况了如指掌。

王明在报告中还谈到白区和苏区党组织的状况：“1933年，中共有党员41.6万人，其中白区在1930年有1万名党员……到1933年，为6万多名。”

毛泽民则批驳道：“1931年至1934年，由于李竹声的叛变，白区的党组织几乎全部被破坏！1934年，白区的党员怎么会有6万名呢？”毛泽民手中握有铁一般的证据——1937年12月中央组织局编制的中共党员状况统计表。中共中央责成毛泽民将这份统计表带到莫斯科，直接交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过去人们一直认为，1943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才使毛泽东能够大胆地解决王明的错误问题。但在曹耘山看来，毛泽民的莫斯科档案被解密后，这个时间表被大大地提前了，毛泽东领导全党清算王明路线的战斗首先是在莫斯科打响的。在这场政治较量中，季米特洛夫领导下的共产国际全力支持毛泽东抵抗以王明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毛泽东后来不止一次地讲：“季米特洛夫同志是个好同志，他帮过我们很多的忙。抗日战争中他帮助我们抵抗了右倾机会主义。这个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就是过去‘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人王明。”

毛泽东向莫斯科派出的“特别梯队”

曹耘山在查阅毛泽民档案时，还看到了一份关键性文件——刘亚楼、林彪、毛泽民写给共产国际的《关于中国党在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中的错误问题》的报告。这份报告只有3000多字，却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尖锐质疑：“遵义会议这样重要的决议案”，为什么三年之久“尚未到达国际主席团”？“我们不了解过去中国驻国际代表团在干什么！”刘亚楼、林彪、毛泽民提出的一连串疑问都与王明有直接关系。

曹耘山回到国内后，舅舅毛远新反复阅读这份文件后说：“这份材料很重要。主席在世时，曾多次和我谈过他与王明‘左’倾路线的斗争。”之后，毛远新介绍曹耘山找到刘亚楼上将的儿子刘煜奋。刘煜奋出生在莫斯科，多年来，一直致力搜集和研究刘亚楼在苏联学习和参加卫国战争的资料。

按照刘煜奋的说法，1938年，党中央先后派刘亚楼、杨至成、李天佑等6位高级干部去苏联养病。但其实，刘亚楼身体精壮，什么病都没有，他除了学习军事外，还担负着毛泽东赋予的“特殊使命”。

刘亚楼参加过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和长征中的主要战役。毛泽东十分看重他丰富的实战经验，加之他上过中学，又当过小学教员，不但头脑灵活，而且有很好的理解和表达能力。

1938年1月，28岁的刘亚楼被特别安排在主席身边工作一段时间，住处也搬到了毛泽东住的窑洞旁，于是，早晨和夜晚刘亚楼都帮助毛泽东整理文件。毛泽东特别指示刘亚楼，要认真地读懂他写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几篇重要文章。

1938年4月初，中央决定派刘亚楼去苏联学习治病。毛泽东特别嘱咐刘亚楼：把我党历史上几次“左”倾错误及其危害，以及我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主张和原则，直接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作汇报。为使共产国际更多地了解中国党的情况，毛泽东请刘亚楼带着《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几篇重要著作以及遵义会议决议，并叮嘱一定要当面交给季米特洛夫，并请他转呈斯大林。

因此，刘煜奋所说的“刘亚楼的特殊使命”，更为具体的解释是：作为毛泽东向莫斯科派出的“特别梯队”的一员，出其不意地到王明曾“一手遮天”的大本营——莫斯科，开展“外线作战”，谋求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理解与支持。

至于毛泽民是不是和刘亚楼一样，也是作为“特别梯队”的一员被派往苏联？“并没有明确的历史资料。”曹耘山说，但是，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陈晋看过曹耘山从苏联带回的档案后评价：“毛泽民去莫斯科，在某种程度上讲，是担负着相当特殊的角色。在这个时候，他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务实的、党的经济战线上的领导人，还是一位思想相当成熟，而且达到很高层面的革命家。”

940年1月，毛泽民即将离开莫斯科回国。走前，他提笔给季米特洛夫写信，提到中共七大会议报告人的问题。他认为，由王明作七大组织报告是不妥当的，“因王明同志从未做过中国党的组织工作”，“也不参加中国党的实际工作”。毛泽民建议，最好由周恩来同志作统战工作报告，由做了几年实际工作的洛甫同志作组织工作报告。

而当1945年，筹备了8年之久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时，毛泽民却没机会目睹这场盛会——1943年9月27日夜晚，他和陈潭秋、林基路一起，被新疆军阀盛世才残忍杀害，长眠于人迹罕至的西北边陲。

 （本文参考《革命与爱》耘山、周燕著）

毛泽民边区理财智慧

在过去艰难的时期，边区采取了这样一种措施：所有公务员每人每月上交3角钱用于购买衣服和鞋，每人每月上交6角钱用于购买粮食，夏季购买一套外衣，冬季购买一套棉衣。后来，领导干部上交3元钱，军人上交1元钱。我们没有纸张，就利用报纸和废旧书籍，并且两面书写。使用蜡纸出版了约1000份报纸。目前，由于国民政府开始给八路军发放薪水，总计45万元(原先仅30万元)，我们包给前线的八路军20万元，留下25万元给边区使用，用于出版报纸，维持学校、机关和党的机关的需要。

——摘自毛泽民1937年7月8日《关于中国边区问题的发言》俄文稿译文（部分）

毛泽民对王明相关说法的反驳

毛泽民去往苏联时，中共中央责成毛泽民将《中共党员状况统计表》带到莫斯科，直接交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毛泽民也根据表上数字，反驳了王明所说“1933年，中共有党员41.6万人，其中白区在1930年有1万名党员??到1933年，为6万多名”等一系列说法。

中共党员状况统计表

 （1937年12月中央组织局编制）

边区和红军中的党员约有6万名；

陕西省（不包括边区）有2000名党员；

河南省有900名党员；

上海有700名党员；

赣南有1000名党员；

湖南省有400名党员；

在粤闽地区有9000名党员（包括张鼎丞指挥的红军）；

华北有5000名党员；

湖北、贵州和广东仅派有特派员在这几个省工作，负责建立党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