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战争游戏:1938年毛泽东为扳倒王明向莫斯科派“特别梯队”

核心提示：在扳倒王明的斗争中，毛泽东向莫斯科派出的其实是一支以刘亚楼、林彪、毛泽民、杨至成等红军高级干部为中坚的执行“外线作战”的“特别梯队”，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是这支队伍最有力的支持者和后盾！

本文摘自《革命与爱》，作者：耘山、周燕，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

刘亚楼、林彪、毛泽民联名写出一份有关党内错误问题的报告

1939年12月29日，共产国际审查李德的第一次会议结束后，国际监委会主席福洛林专门找毛泽民谈话，希望他能将中国同志在审查会上的发言和意见，用最精练的语言概括出来，提交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同志，以便他更准确、更系统地了解中国党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情况以及错误。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革命斗争是艰苦的、曲折的、复杂的。如果没有亲历这场革命，仅靠一些报告材料和一次审查李德的会议，很难弄清其中的来龙去脉和要害所在。对于在共产国际工作的外国同志来说就更困难了。

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收藏的毛泽民的档案卷宗里，有一份由王松、李进、周全联署的《关于中国党在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中的错误问题》的报告。这份报告，正是刘亚楼（王松）、林彪（李进）和毛泽民（周全）根据福洛林主席的要求撰写的。落款时间是：1940年1月8日。

中国党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错误，在党的遵义会议决议上已经作了说明，错误的最主要的负责者是博古和李德，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博古。这与共产国际监委会的意见是一致的，即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独立的政党，李德的错误意见之所以被采纳，这个责任应由中共中央负责。

那么，博古、李德来到中央苏区后，为什么能独揽大权？中国党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错误的由来和背景又是怎样的？每一阶段的责任究竟应该由谁来负？还有哪些深层次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究？毛泽民认为，对错误的责任人采取落井下石和姑息迁就的态度都是错误的，必须以党的利益和中国革命的利益为出发点，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客观、实事求是地分清责任。

经过缜密思考和研究，毛泽民与刘亚楼和林彪一同起草了这份报告。报告只有3000多字，却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质疑：

李德不是共产国际代表，也不是由共产国际派去中国的，为什么成为中国党的“太上皇”？

博古连真正的中共中央委员都不是，为什么成为中国党的总负责人？

博古犯了严重的错误，他和他的几个主要助手为什么“现在在党内仍然有相当的位置和相当重要的工作”？

1931年9月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成立，博古被补选为中央委员，并任主要负责人

“遵义会议这样重要的决议案”为什么历时3年之久，“尚未到达国际主席团”？“我们不了解过去中国驻国际代表团在干什么”？！

中共七大即将召开，共产国际对中国党的问题，究竟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

…………

比如，博古开始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却一跃成为临时中央的总负责人这件事，只有王明最清楚。可是直到1943年整风运动深入发展，大家越来越认清六届四中全会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起源，王明是党内“三股歪风”的罪魁祸首时，他为了推脱自己的责任，才向中央揭秘说，博古、张闻天当年领导的中央其实是不合法的。

王明说，1931年秋天，他和周恩来离开上海时，虽然推荐博古、张闻天等组织上海临时中央政治局，但当时已经说明，由于博古他们既不是中央委员，更不是政治局委员，将来到政治局委员多的地方要将权力交出来。没想到，博古、张闻天他们到中央苏区后却不提此事，竟领导起那些真正的政治局委员来了。

不难看出，刘亚楼、林彪和毛泽民在报告中提到的一连串的疑问，其实都与王明有直接的关系。

这份《关于中国党在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中的错误问题》的报告原件，存放在毛泽民的档案卷宗之中，报告的执笔人是毛泽民毋庸置疑。但仔细读来，又有耐人寻味之处：报告的前后两个部分竟是由两个人分别撰写的。作者曾分别与毛泽民之子毛远新、刘亚楼之子刘煜奋进行过认真的探讨，对照了刘亚楼、林彪和毛泽民三人留在莫斯科的多份手迹；分析每个人的笔画形态，起笔、落笔特征，从而推断出，报告的前半部分是由刘亚楼写的，后半部分是由毛泽民写的，而报告的通篇又是由毛泽民修改的。报告完成后，毛泽民用钢笔在落款处的下方签上了“周全”的化名和日期，刘亚楼和林彪则后用铅笔签上了自己的化名——王松、李进。

当王明与毛泽东分庭抗礼时，毛泽民被留在了新疆，刘亚楼去了莫斯科

1937年底，毛泽民完成去上海接受共产国际巨额援助的特殊财政任务后，风尘仆仆地回到延安，准备接受新的工作。当他来到凤凰山看望毛泽东时，才知道党中央决定送他去苏联学习和治病。

全面抗战爆发后，陕北成为领导全国抗战的中心，要做的工作很多，摆在面前的困难就更多了。大敌当前，毛泽民怎么能安心去苏联养病呢？他向毛泽东提出请求：“还是把这次机会让给其他同志吧，等抗战胜利了，我再出去也不迟。”

毛泽东表情凝重地说：“这是党中央的决定！”

毛泽民离开延安之前，毛泽东究竟对他讲了些什么？从目前已经发掘的党史资料中，还不曾找到更多的佐证，但毛泽民在兰州、在新疆、在莫斯科开展的一系列工作就是最有力的说明。

1938年元旦刚过，毛泽民夫妇搭乘苏联运送援助中国抗战物资的军用卡车离开西安。经过6天的长途颠簸，车队终于到达甘肃省会兰州。毛泽民等人在南滩街54号——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住下。兰州“八办”中央代表谢觉哉和处长彭加伦热情地为他们接风洗尘。

为了等候往迪化的苏联飞机，毛泽民在兰州住了20多天。此次路过兰州，毛泽民还担负着党中央赋予的重要任务，即向兰州“八办”的同志以及在兰州过往的同志传达和宣讲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的精神。

“十二月会议”，是1937年11月29日在莫斯科“逍遥”了6年之久的王明回到延安后，于12月9日召开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会议主题是根据王明传达的共产国际指示精神，检查抗战以来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和教训。

会议的第一天，王明根据共产国际的旨意，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在如何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提出比较系统的右倾机会主义主张，幻想依靠国民党军队以求速胜，强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

第一次面对以4万红军与国民党将近200万军队的“合作”，共同反对强大的民族敌人，如何在全面抗战的路线下正确处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正确处理统一战线中统一和独立、团结和斗争的关系，这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溶共”、“限共”、“反共”政策作斗争的新课题。王明以代表共产国际自居，他的鼓噪对与会者影响很大。

毛泽东在会上的处境十分困难。会议期间，毛泽东作了两次发言，重申并坚持洛川会议确定的方针和政策。由于毛泽东等人的坚决抵制，王明的错误意见最终没有形成会议决议。

在“十二月会议”上，中央政治局还作出一项决定：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谈判；由周恩来、博古、项英、董必武组织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南部中国党的工作。而在12月23日，中共代表团和中共长江局到达武汉后的第一次联席会议上，即决定将中央代表团与长江局合并，由王明担任书记。三天后，王明就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大有另立中央之企图。

从地理位置上讲，兰州地处中国版图的中心，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兰州又是中共干部往来苏联的中转站，如何把党中央有关统一战线的重要原则迅速传达到兰州去，传达人选很关键。

毛泽民一到兰州，首先向中央代表谢觉哉传达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谢老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兰州“八办”的日常工作非常繁忙，每天要接转大量的抗战物资，毛泽民只有利用晚上开展工作。在谢老的主持下，连续几个晚上，毛泽民向“八办”全体同志和我党过往兰州人员，传达和宣讲党中央的主张，并与一些领导人深入交换意见，使得党中央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更加深入人心。

2月1日，一架苏联运输机从兰州起飞经停迪化飞往苏联，谢老依依不舍地送毛泽民夫妇启程。在临行前的那个夜晚，毛泽民与谢老促膝长谈，分析西北的危机，明确党在兰州的工作任务和斗争策略。

然而，当毛泽民乘坐的从兰州经停迪化前往苏联的飞机刚刚降落在迪化机场，他就从中共驻新疆代表邓发手中收到了一份来自延安的紧急电报。电报内容是，由于新疆军阀盛世才的邀请，党中央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全局考虑，决定毛泽民暂缓前往苏联，而留在新疆工作，直到一年多以后的1939年5月他才进入苏联。

毛泽民留新疆工作，而此时王明在武汉的表演更加露骨。1938年2月9日，不经毛泽东同意，王明就以毛泽东个人的名义发表对《新中华报》记者的公开谈话；他不同意毛泽东关于抗战阶段的划分，拒绝在武汉《新华日报》发表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他不同意延安先斩后奏在华北成立晋察冀边区政府，居高临下地对书记处横加批评；他公然提议停止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在延安的发行，主张改在武汉印刷制版……特别让中共中央书记处领导人难以容忍的是，在张国焘叛逃，王稼祥、任弼时在莫斯科，武汉的政治局委员人数经常超过延安的情况下，王明居然提出延安中央书记处不具合法性，指责张闻天和毛泽东不应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发布指示和文件。

既然王明与在延安的党中央分庭抗礼，毛泽东就决定把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党情况的这篇“文章”做得更大一些。

1938年1月，28岁的红军师政委刘亚楼被任命为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他的住处搬到了凤凰山毛泽东的窑洞旁。

刘亚楼是1929年在闽西参加以“铁血团”为骨干的小澜农民暴动后，加入朱、毛领导的红四军的。三年内，他由“刺刀见过红”的士兵升任红军师政委，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和长征中的主要战役。毛泽东十分看重他的作战经历和丰富的前线实战经验，加之他读过中学，又当过小学教员，不但头脑灵活，而且有很好的理解和表达能力。长征结束后，毛泽东特意把刘亚楼留在红军大学任训练部长，协助研究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的经验教训，并协助他组织讨论会，收集分析资料、整理文件和文稿。

自从搬到凤凰山，刘亚楼白天在抗大工作，早晚帮助毛泽东整理文件。毛泽东特别指示刘亚楼，要认认真真地读懂他写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几篇重要文章。《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是毛泽东1936年12月在红军大学所作的报告，1937年5月整理完成。刘亚楼亲耳聆听过毛泽东的报告，又认真阅读了毛泽东修改后的文章，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他一系列想不通的问题都因此迎刃而解。当刘亚楼结合过去的战例，兴致勃勃地谈起读书体会时，毛泽东满意地频频点头。

这年4月初，党中央决定派刘亚楼去苏联学习。直到这时，刘亚楼才茅塞顿开—原来，几个月来，毛主席对他的亲切教诲，关系到一项重要的任务和使命！

毛泽东除了嘱咐刘亚楼，克服困难，努力学习现代军事外，还交给他一项重要任务：把我党历史上几次“左”倾错误及其危害，以及我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主张和原则，直接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同志作汇报。为使共产国际更多地了解中国党的情况，毛泽东请刘亚楼带着《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几篇重要著作，以及遵义会议的重要决议，叮嘱他一定要当面交给季米特洛夫同志，并请他转呈斯大林同志。刘亚楼把毛主席的嘱托牢牢记在心上。

刘亚楼的儿子刘煜奋告诉作者，1938年以后，党中央先后派刘亚楼、杨至成、李天佑、卢冬生、钟赤兵、谭家述等6位红军高级干部去苏联养病，并在中国党校伏龙芝军事学院特别班学习。其他几位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有的负过伤，有的积劳成疾，而刘亚楼身体精壮，什么病都没有，他除了学习军事外，还担负着毛泽东赋予的这项特殊使命。

李德在《中国纪事》一书中曾回忆说：“他们交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最重要的证据就是遵义会议决议”，而且“完整的决议到达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手里时，已经又是好几年过去了，而且还不是通过正式的途径”。李德这段话，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毛泽东曾派刘亚楼到莫斯科呈送遵义会议决议等重要文件的事。

共产国际失去对王明的信任，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在莫斯科呼之欲出

据当年在中国党校学习的老同志回忆：他们刚到莫斯科时，都觉得很奇怪，看到各处挂的中国党的领袖像都是王明的，没有一张毛泽东的像。先期来到苏联学习的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同志告诉他们：不久前回国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中的康生，在这里大肆吹捧王明。他还串联一些人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写请愿书，要求批准王明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康生在莫斯科，到处鼓吹王明是中共党的领袖，他讲课时，总是以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为依据。由于王明和康生歪曲事实的宣传，使共产国际和一些兄弟党的同志，对中国党和中国革命的情况缺乏真实的了解。

曾在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工作的师哲，在他的回忆录中说，王明为了培养自己的干部，将在国际儿童院学习的15岁以上的孩子都送到专设的中学去学习。这些青年虽然都是中共领导干部和革命烈士的后代，可是对中国的历史和革命斗争情况一无所知，只知道一个王明。学校甚至让他们呼喊“王明万岁”的口号，还散布“只有无产者才能当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论调。

1937年中共“十二月会议”后，因王明引起的党内矛盾，很快被反映到莫斯科。1938年3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派任弼时前往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当任弼时向共产国际报告党内情况时，执委会领导人主动向他询问有关王明的情况。首先是执委会书记马努伊尔斯基向他提出一系列问题：王明是否有企图把自己的意见当做中央意见的倾向？王明是否总习惯于拉拢一部分人在自己的周围？王明与毛泽东是否处不好关系？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任弼时不能不介绍王明向延安中央争权力及闹意见分歧的种种表现。

季米特洛夫总书记对好出风头、总喜欢别人称自己是中共领袖的王明印象一直不好。他除了对王明本人的思想作风和人格品行反感外，不能不说也与王明的后台米夫有关。米夫在苏联“肃反”运动中被整肃，不仅使王明失去了强有力的“保护伞”，也促使莫斯科的领导人对米夫一手扶植起来的干部，表示出严重的不信任。

从季米特洛夫1936年12月14日（即西安事变两天后）的一段日记中，可以看出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已经对王明存有疑虑：

…………

深夜0∶00，斯大林来电话：

“中国的事件是在您的认可下发生的吗？

（不是！这事会对日本最有利。我们也是这样看这一事件的！）

王明在你们那里做什么事？他是个挑衅者吗？他想发电报让他们枪毙蒋介石。

（我不知道有这种事！）

那我给你送去这份电报！”

…………

鉴于任弼时在汇报中谈及的王明与延安中央书记处之间的分歧，莫斯科不能不就中共领袖的人选问题发表明确的意见。这个意见，在任弼时到任4个月后的1938年7月，终于有了明晰的表达。那时正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临时代表王稼祥回国前夕，季米特洛夫特地召见了他和任弼时，就中共领导核心的团结以及中共领袖人选问题谈了几点意见。其中特别提到：今天中共在全国取得公开存在的条件，在群众中能够产生巨大的影响，但“要中共团结才能建立信仰”，要“靠党的一致与领导者的团结”，才能巩固发展统一战线。而“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造成“亲密团结的空气”，“其他人如王明，就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

1938年9月中下旬，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王稼祥忠实地传达了季米特洛夫的这一指示。在10月举行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第一次在党中央的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由此在中共领导人中迅速形成了推举毛泽东为党的正式领袖的热烈气氛。莫斯科很快转载了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政治报告，并再度发表介绍毛泽东的生平传记文章，由此表明共产国际和苏共领导人支持毛泽东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

毛泽东后来曾这样说：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

为了将我党的真实情况迅速地介绍出去，批判王明、康生在莫斯科散布的谬论，肃清其影响，任弼时还派正在中国党校学习的方志纯、马明方、张子意等红军负责干部走出校门，到兄弟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和莫斯科的社区去做宣传工作。报告的主题是任弼时亲自交代的：通过真实地介绍中国革命的过程，介绍中国红军的强大，介绍中国党内的路线斗争，介绍中国革命目前的困难，阐明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够克服困难，将中国革命不断引向胜利。中国革命有它威武雄壮的场面和丰富多彩的内容，他们每一次报告，都得到兄弟党及苏联群众的热烈欢迎。

由此可见，毛泽东当时在共产国际中国党校学习的红军干部中间的威信和巨大影响。我们不妨把莫斯科比做王明的“大后方”，当共产国际不再信任王明，王明的“大后方”也就成了扳倒他的前沿阵地。1938年春天，任弼时到任后向共产国际如实汇报王明的种种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表现；4月，刘亚楼又遵毛泽东嘱托带一系列决议文件前往莫斯科，以影响共产国际作出正确的决策。一系列的舆论和宣传工作，而最终的结果，也正是中共全党所期望的——1938年7月，王稼祥终于带回了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全党团结在“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的意见。王明被扳倒了。在扳倒王明的斗争中，毛泽东向莫斯科派出的其实是一支以刘亚楼、林彪、毛泽民、杨至成等红军高级干部为中坚的执行“外线作战”的“特别梯队”，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是这支队伍最有力的支持者和后盾！

共产国际迫切了解毛泽东，毛泽民为兄长代填履历表

1939年12月28日，应共产国际干部部的要求，毛泽民为兄长毛泽东代填了一份长达数页的《个人履历表》。

一般情况下，这样的《个人履历表》，应由来共产国际工作或学习的同志本人填写。毛泽东本人没有来苏联，但问题在于，为何不由中国共产党的派出机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一级组织来填写，而要由他的同胞弟弟代填呢？这不难看出，共产国际是多么迫切希望更多、更准确地了解毛泽东，同时也说明共产国际对毛泽民的高度信任。

自从1937年底在延安与毛泽东分别，毛泽民已经整整两年没有见到大哥了。中国革命、中国的抗日战争在毛泽东的英明领导下，正在排除万难，一步步地走向胜利。紧握手中的钢笔，毛泽民眼前不断浮现出美丽的韶山冲，风起云涌的大革命，飘扬在井冈山的军旗，屹立在乌江边巍峨的遵义城……兄长英武伟岸的身影，洞察寰球的雄才伟略，力挽狂澜的宏伟气魄激励着他。一份多达31项的个人履历表，毛泽民以第一人称口吻一气呵成。以下部分栏目，他是这样填写的：

姓名（化名）：

毛泽东号润之

出生时间和地点：

1894年11月（应为1893年12月——本书作者注）生于中国湖南省，湘潭县，西二区之韶山南岸村

家庭出身：

父亲是一个贫农，由于拼命节省，靠做小生意赚了一点钱，赎回了他的地田，原有十五亩田。后又买入七亩田，每年自己耕种收获八十四石谷。1928年全部被国民党没收充公。

父母（姓名、出生时间和地点、有何不动产，何时、何地？革命前后从事何职业？现从事何职业？居住地详细地址）

父亲：毛顺生。生于1866年（应为1870年——本书作者注）的湖南省，湘潭县西二区韶山南岸村。卅岁以前，专为耕种，卅岁后，耕种兼农村贩卖商业。按中国苏维埃阶级分析，最后三年是富农。原有祖田十五亩半栋房屋，两块柴山，但负债很多，经勤苦努力，于1915年买叔父田七亩，但仍负债，1915—18年商业顺利，得走上富裕的中农，1928年被没收。1919年去世。

母亲：文素勤。生于1863年（应为1867年——本书作者注）的湖南省，湘潭县四都太坪。是中农之家的子女，出嫁后，娘家即变为贫农，本人是极勤劳的乡村劳动妇女。1919年8月去逝。

文化程度：

从六岁起读过七年私塾，后辍学二年，插入湘乡县立高小一年，毕业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语言掌握情况（俄语除外）：

略识英文

以革命为职业

党派及入党时间和地点：

从1920年在湖南长沙发动组织马克思主义小组起，即成为共产党员，因湖南小组，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组成部分。

是否积极参加过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何时、何地、何原因参加：

1911年参加光复运动，1919年的五四运动，1920—24年的工农学生运动，1925年—27年大革命。但大革命失败后，在湘干［赣］边地组织和领导农民游击战争，以及苏维埃和红军，经过九年的内战，从内战中建立中国正式工农红军和苏维埃中央政府。

你和你的亲属是否到过白区，多长时间担任何职：

由于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只得秘密的由武汉回湖南即在湘干［赣］地区领导农民游击战争，从游击战争中去组织苏维埃和红军，因此，只得将妻小遗寄于长沙，故后来逃亡于她母亲的乡村中。

是否在红军服役，何时、何地、担任何职（最后的职务）：

从1927年开始组织红军游击队起，一直到1932年止，担任红军党的政治指导工作，如军和方面军政治委员工作。但1932年为了中央政府工作，至1935年遵义会议后，继续至红军改为国民军止。

你的亲属是否受到法庭审讯、调查？是否被捕？是否受到法律或行政处罚？何时、何地、何原因：

其弟泽民和泽覃两同志，以及两弟媳、侄女、侄儿等，均于大革命失败后，遭受国民党政府之逮捕与野蛮法庭的严刑审讯，从数天至数年不等的监禁外，泽覃弟于1935年在江西瑞金被国民党枪杀，我妻杨开慧同志于1929年在长沙乡下被捕，不久即遭枪毙。

家庭状况（未婚、已婚、再婚）。如离婚，写出前妻的姓名：

1929年自杨开慧同志遇难后，再娶贺子珍同志，但于1937年离婚，现妻是江清［青］同志。

成年兄弟姐妹和儿女的姓名、党派、工作地点和职务、居住地：

弟毛泽民，现在新疆省政府任财政厅长职，住址即是新疆迪化城省政府内。长子毛永福，次子毛永寿（中国名岸英、岸雄［青］），现均在莫斯科求学。一小女在延安（代填者忘其名）三个均未成年。

《履历表》的最后一页是填表人独立生活开始后的工作经历。毛泽民用600多字简要地替毛泽东填写了“1919年任我于北京大学的北大图书馆之图书管理员……至今天止，仍为党军委所领导，坚持华北与华中的游击战争。总之，目前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而工作。为了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伟大事业而工作”的革命经历。

在这一页的结尾，毛泽民写了一段附识：

因国际需要泽东同志一份较确之履历，认我是其亲生兄弟，了解较详，命其代填。但是，虽然自认较确，然而总是代填，不尽不确的地方，在所难免。如其妻江清［青］同志，就不知其历史，只有等待他自己来补充或更正。

追溯毛泽东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一直是党史界关心的问题。因为毛泽东探索的中国革命独特的道路，不同于苏联道路，曾引起过共产国际的怀疑和不满。直到王明路线的追随者博古、李德彻底葬送了中央苏区和绝大部分红军，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地位后，中央红军又胜利北上，共产国际又不得不对毛泽东刮目相看。

毛泽民参加共产国际高层会议，反对由王明作中共七大组织报告

1940年1月2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和苏联内务部的安排，毛泽民即将离开莫斯科回国。最初，盛世才批给毛泽民到苏联治病的时间只有4个月。而此时，他离开迪化已经整整8个月了。从共产国际干部部和苏联内务部给毛泽民安排行程的批示和开具的证件来看，他的归期已经一拖再拖。这是因为，共产国际希望毛泽民能够参加有关中国问题的一系列重要研究和讨论。

即将离开莫斯科的这个夜晚，毛泽民辗转反侧，不能入睡。回顾着8个月来的经历，回想着见到季米特洛夫总书记时的情景。他非常感谢季米特洛夫、马特维洛夫，能够让他有机会在共产国际高级别的会议上，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党伸张正义。同时，他又在仔细地思索着，还有哪些事情被遗漏，或者没有表达清楚。

几天前，即1月17日，毛泽民参加了由季米特洛夫总书记亲自主持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在会上，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将他起草的长达5万多字的《中国问题备忘录》，向共产国际主席团进行了详细的汇报和宣讲。他全面介绍了中国抗日战争的现状，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特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的情况。他还向共产国际汇报了中共干部问题，以及中共七大的召开时间及人事安排，等等。

1月21日，毛泽民又被邀请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中国委员会会议。毛泽民没有想到自己能参加这么重要的会议，更没有想到季米特洛夫总书记诚恳地请他在会上发言。由于没有充分的准备，毛泽民对一些重要问题还来不及发表意见。但周恩来报告中提到的“七大组织报告由王明同志作”这件事，让毛泽民久久不能平静，这为中国党埋下隐患和危机？当然，这并非周恩来个人的意见，而是党中央的意见。

毛泽民想，既然共产国际执委会允许自己发表意见，就应该毫无保留地把问题讲透彻。想到这里，他立即从床上爬起来，坐在台灯下，提笔给季米特洛夫同志写信，言简意赅地提出三点书面意见：

首先，毛泽民提出中国党的组织纪律问题。由于中国党过去对于党的组织纪律欠重视，因而造成既非中央委员、又毫无革命实际工作经验、更无任何革命功绩的博古，握着党中央最高领导实权，加上与李德的互相关系，使得中央苏区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没有能够粉碎敌人的进攻，使中国苏维埃运动遭受失败，红军遭到极大的削弱，党的组织受到极大的摧残，这是血的教训。

毛泽民提议：在即将召开的中共七大，应具体讨论党的组织纪律问题，根据共产国际章程，在中国党的党章中严格规定党的组织纪律，使以后不再重犯，才能保证中国党正确执行国际路线与中国党的党纲和政纲。

其次，毛泽民提出中共七大会议报告人的问题。他认为，由王明作七大组织报告是不妥当的，“因王明同志从未做过中国党的组织工作”，“也不参加中国党的实际工作”，“如果他作组织报告，恐如在国际七次大会，联共十七次大会中的演词一样，成为漂亮的外交式的演词，这是不应该的。”毛泽民建议，最好由恩来同志作统战工作报告，由做了几年实际工作的洛甫同志作组织工作报告。

最后，毛泽民谈到，中国党过去吃亏最大的就是喜欢提出过早过“左”的口号，盲动主义、立三路线和军事冒险主义，都是由过早与过“左”所产生的。过去教训绝不应忘记。

实践证明，毛泽民给季米特洛夫提出的三点意见是极为中肯的，也是非常重要和及时的。

1940年1月22日，毛泽民离开莫斯科。此后，共产国际执委会连续召开会议，与周恩来、任弼时一道分析中共干部状况，并就有关中共七大的召开时间及人事安排问题进行磋商。在季米特洛夫当年1月的日记中，连续记录了五次中国委员会会议。

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作出关于中共代表（周恩来）报告的决议，肯定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当前动员千百万中国人民来克服投降主义的危险是共产党的中心任务。书记处还对中共组织干部问题作出重要决议。这无疑是在中共七大召开前，共产国际就中国党和中国革命问题所作出的最重要的决议之一。

这年3月，周恩来和任弼时也即将离开莫斯科回国。行前，季米特洛夫和马努伊尔斯基都明确地讲，王明有一些明显的个人缺点，如总是企图把自己的意见当做中央的意见，一向喜欢拉帮结派，比较滑头，不够诚实，缺乏工作经验等等。季米特洛夫委托周恩来、任弼时告诉毛泽东，对王明要进行帮助。

就在毛泽民离开莫斯科一年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干部部先后写下两份鉴定材料，高度评价毛泽民在莫斯科期间，“提供了一系列有关中共中央实际情况的珍贵资料。协助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研究中共干部问题”。

1945年4月23日，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前夜，筹备了8年之久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终于在延安胜利召开了！

当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党的领导人出现在主席台的时候，全体代表起立，热烈鼓掌。中共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极其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使全党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主席。

然而，毛泽民却再也不能目睹这场盛会了，无法聆听兄长在七大上作报告了。1943年9月27日那个漆黑的夜晚，他和陈潭秋、林基路一起，被新疆军阀盛世才残忍地杀害，从此长眠于人迹罕至的西北边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