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抬棺人”：十六位青年作家的凄惨命运(图)

2011年07月21日 08:11
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李怀宇

1956年，上海，鲁迅遗体迁葬仪式。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吴中杰一共出了八本研究鲁迅的书，最新出版的是《鲁迅的抬棺人—鲁迅后传》。

早在大学三年级做学年论文和四年级做毕业论文时，吴中杰研究的选题都是鲁迅的作品。毕业之后，吴中杰与爱人高云一起，将那两篇文章扩写成他们的第一本著作：《论鲁迅的小说创作》。“文革”中，吴中杰可谓命运坎坷，成为复旦大学和上海市的重点批判对象，而在挨批斗中，却对鲁迅著作有了新的体会。“文革”之后，他首先做了上下两本《吴中杰评点鲁迅杂文》，受到了读者的欢迎，于是接着又评点了鲁迅的书信、小说和诗歌散文。《鲁迅的艺术世界》是由过去的《论鲁迅的小说创作》、《论鲁迅的杂文创作》和《鲁迅文艺思想论稿》三本书修订而成，《鲁迅画传》则是由《鲁迅传略》改编而成。吴中杰在此基础上写出《鲁迅传》和《鲁迅的抬棺人—鲁迅后传》。

《鲁迅的抬棺人—鲁迅后传》有独特的切入点，“抬棺人”一说尤其引人注目。吴中杰说：“为鲁迅抬棺的十六位青年作家，就是鲁迅文学事业的接班人。他们受到鲁迅的信任，也为捍卫鲁迅的文学道路而斗争，因而经历了文坛上的风风风雨雨。”《鲁迅的抬棺人》选择了萧军、胡风、聂绀弩、黄源、巴金这五位抬棺人，再加上冯雪峰作为描写对象。冯雪峰当时因肩负中共中央特殊使命而处于秘密状态，未能参加抬棺，却是鲁迅丧事的策划者。从他们所坚持的文学主张和坎坷的人生经历中，可以透视出鲁迅文学道路的历史命运。正是从这一角度着眼，此书的副标题是：《鲁迅后传》。吴中杰解释：“《鲁迅后传》当然可以有不同的写法，比如，也可以专写鲁迅身后的是是非非，环绕着他的争论。但鲁迅对于不虞之誉和不虞之毁都并不在乎，重要的还是他所开创的文学道路的兴废。本书所着重描写的，就是这一方面的内容。因而，鲁迅抬棺人的命运，也就不仅是他们个人际遇，而是关系到中国文学发展的道路问题。”

吴中杰在《鲁迅的抬棺人—鲁迅后传》的前言中引用了一个例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扯出了一个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的话题。这对《鲁迅的抬棺人—鲁迅后传》一书颇具启示意义，吴中杰说：“萧军因为桀骜不驯，最早受到批判，1948年中共中央东北局还专门为他做出一个‘决定’，把他的问题定性为‘反苏、反共、反人民’；胡风因为坚持鲁迅的文学理念，在1955年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的头目，关押了将近四分之一世纪；1957年，冯雪峰、聂绀弩和黄源全被打成‘右派分子’；周扬在文艺界‘反右运动’的总结报告《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中，将冯雪峰作为个人主义文艺思想的代表人物加以批判，而聂绀弩在‘文化大革命’中又以反林彪、江青罪被打成‘反革命’，判为无期徒刑；巴金在‘文革’之前虽然还保有一定的位置，但也一直挨批，而‘文革’风暴一起，就被作为‘黑老K’而受到批斗。”

许广平对冯雪峰有一种信任感

时代周报：你在接触鲁迅的夫人许广平时，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对自己研究鲁迅有什么帮助？

吴中杰：我与许广平谈过一次话。那是在1960年暑假，我与两个毕业班学生到北京进行鲁迅研究访问，首先当然要访问鲁迅夫人许广平。她在家里很热情地接待我们，谈话也很坦率。谈到鲁迅与共产党联系的事情，她说详情并不了解，有些重要的谈话，她也不在场。她建议我们去访问冯雪峰，说当时还是他代表党来与鲁迅联系的，只有他最了解情况。可以听得出来，她对冯雪峰有一种信任感，与“反右运动批判大会”上对冯雪峰的斥责，完全是两种语气。这反映出许广平内心的矛盾：一方面她要紧跟形势、紧跟领导，表现出革命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她毕竟是了解事实真相的，而且还要维护鲁迅的形象，不让别人加以损伤。

时代周报：你接触过鲁迅的学生吗？他们如何向你回忆鲁迅？

吴中杰：除了1960年暑假那次专程去北京（归途又到天津）进行鲁迅研究访问之外，后来又在上海进行过几次同样性质的访问，“文革”结束之后，因参加鲁迅学术讨论会，也接触到一些与鲁迅有关系的人。这其中有鲁迅的兄弟周作人、周建人，有他在《新青年》时代的朋友沈尹默，有前期的学生孙伏园、许钦文、许羡苏、章川岛、李霁野、常维钧等，有后期的学生冯雪峰、黄源、唐弢等，还有在一段时间内在工作上有联系的王尧山、姚蓬子等，他们有的只提供所知道的事实，有的则迎合主流意识，去“拔高”鲁迅。所以对回忆材料，也需要进行鉴别，不能拿来就用。

时代周报：你有没有见过《鲁迅的抬棺人—鲁迅后传》一书中的六位研究对象？印象如何？

吴中杰：这六位研究对象中，我只见过三位：冯雪峰、黄源、巴金。专门访问过冯雪峰一次，因为那还是在“反右运动”之后不久，所以开始时冯雪峰谈话有些拘谨。后来见我们并无政治意图，只对鲁迅研究感兴趣，而且对他也很尊重，所以谈话也放开了一些，并提供了一些材料。比如说，鲁迅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并无记录，是他事后根据鲁迅这次演讲和平时谈话中讲到的相关内容，综合整理而成，再由鲁迅改定，在《萌芽月刊》上发表，文中写出记录者王黎民，就是他的化名。但是，当时毕竟还有金箍圈套在头上，他讲话很谨慎，不肯多谈。我感到，冯雪峰是对鲁迅后期情况知道得很多的人，他的理解也很有深度，只是那时顾虑重重，没有把他知道的事都说出来。我与黄源的接触，是在“文革”结束之后，他对鲁迅很尊敬，一般情况也肯谈，但涉及一些高层的人事关系，还是有顾虑，未必肯把知道的情况都说出来。黄源晚年想写一本《鲁迅晚年》，而终于没有写出，大概就与此有关。我在公共场合见过巴金几面，但没有交谈过。

时代周报：在中国，关于鲁迅的传记很多，你认为自己的著作《鲁迅传》在史识上有什么独到之处？

吴中杰：我的《鲁迅传》，是在细读鲁迅的作品，深入了解相应历史背景的基础上写成的。不盲从现成的结论，不追随某些流行观念，而是以事实为根据，将传主的经历、行状、思想、作品都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思潮中加以考察，力图写出真实的鲁迅。鲁迅是一个顽强的战士，具有不屈不挠的性格，但却不是终日“横眉冷对”的无情者，他有自己的生活爱好、私人感情和家庭生活，是一个完整的人。本书从多角度进行观照，对于传主的各个生活侧面都作了充分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