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粉碎“四人帮”（下）

　　（续前）下午3时30分，汪东兴分别对每个行动小组进行动员，宣布这件事是叶帅和华总理拍板的，并颁布了两条纪律：一、要绝对保守机密。万一失密，将给予最严厉制裁。二、要坚决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任何人不得擅自开枪。争取不响枪、不流血解决问题，这是上策。

　　晚6时30分，各路行动人员就位。汪东兴指挥对怀仁堂正厅进行了布置：北侧放了一扇大屏风，东边增加一排小屏风，场内摆放一张长条会议桌，后面放了两把扶手椅，所有文具、茶具都撤走。

　　晚7时20分，第一个来到怀仁堂的是叶剑英。他对在场人员只说了一句：“好好地注意啊！”7时40分，华国锋来到。三人进行了简短商议，汪说：“可以说是万事俱备。”7时45分，华、叶、汪三人一起走进正厅，华在左、叶在右坐下。华把事先准备好的中央决定，放在面前的桌子上。叶要汪坐下，汪谦虚地说：我不是常委，不能坐在这里。然后，他到屏风后面去指挥。

　　就在这天下午，姚文元与张春桥进行了最后一次谈话。他们已经预感有什么事即将发生。姚后来在审讯中交代：张春桥说，华对批邓不积极，“我想总要开三中全会吧，但还没有考虑好，你有什么想法？”姚说：“华国锋当主席，应当在三中全会上正式通过……”后来姚又说：“我接到一封信，里边说毛主席逝世后，可能立即宣布某某某是叛徒。这种问题并不一定是真的，但应该提高警惕。”姚虽然没有说出名字，但张春桥十分清楚，那个“叛徒”就是指他。但他没有什么反应。

　　姚文元还回忆了他被捕前的心情：我从张春桥那里出来已经很晚了，就直接回到家里。我的情绪很不好，总有一种恍惚不安的感觉。吃晚饭时，我对小女儿说：“如果爸爸死了，你们不要难过。”当时孩子吓坏了，不懂我的意思。我便安慰她说：“活着的人都是要死的，爸爸也不例外。”孩子说：“你思想反动了。”所以我觉得自己的前途很危险，生命也不行了。那天晚上，我就是带着这种心情离开家的。

　　晚7时55分，王洪文第一个进了小门，身穿军上衣便装，夹着皮包，毫无戒备之心。两个行动组员立即从两边将他胳膊紧紧扭住。王涨红脖子咕噜了两句：“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然后拼命扭动胳膊，蹦着双脚。后面的人抓住腰带将他提起，控制在华国锋正面。华国锋伸直两臂按在桌子上，宣布：“王洪文，你不顾中央的一再警告，继续拉帮结派，进行非法活动，阴谋篡党夺权，对党和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中共中央决定，对你实行隔离审查，立即执行。”王洪文被扭离现场戴上手铐后，叹息一声：“想不到你们这样快！”

　　晚7时58分，张春桥心事重重地走进来，身穿灰色中山装。他迎面看到华、叶端坐中间的异常情况，放慢步子嘀咕道：“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两个行动组员冲上去快速夹击，把他扭架到华、叶面前。华宣布同样的中央决定后，把张押出现场。张脸色铁青，两眼微闭，自始至终沉默，一声不响 。

　　解决两个人后，按原定计划，华国锋给姚文元打电话，叫他前来开会。安排好后，华问叶、汪：“还要我们出面吗？”叶说：“免了吧。”决定由武健华对姚宣读隔离审查命令，华亲笔给武现场写了手令。

　　晚8时25分，姚文元走进来，三个人上去扭住他。他大叫：“谁让你们干的？”武健华宣读命令后，姚被架走。他一直在喊：“我有话要说，我有话要说！”被押解上车以后还不住地喊：“你们是哪个部队的？谁指使你们干的？”行动组只好用毛巾塞住他的嘴。张耀祠那边的任务，是负责隔离审查江青和就地监护毛远新。

　　晚8时，张耀祠和一中队指导员李连庆等十几个人先到毛远新住所。进入毛远新的办公室，看到他正在看电视。毛远新立即站起来，关掉电视机。张耀祠宣布：“毛远新，我接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党中央决定将你保护审查。为了你的安全，还住在这里（中南海），但要换一个房间。现在你把文件柜钥匙和手枪交出来，材料和文件由中央办公厅派人接收。你的生活、安全仍由李连庆同志负责，不准向外打电话，要遵守纪律。你写的交代材料交李连庆同志转交党中央。”毛远新听完宣布，愤愤地说：“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然后就不再说了。一个干部上去缴了他的手枪、钥匙。

　　晚8时30分，解决江青。张耀祠带着江青的护士长马晓先进了中南海新建的二0一所前门。江青正坐在沙发里，把脚跷在跷脚墩上。张耀祠走到江青面前，拿着一张纸条宣读道：“江青，我接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党中央决定将你实行隔离审查，马上执行。你到另一个地方，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你把文件柜的钥匙交出来。”

　　马晓先回忆说：江青听着的时候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表面上没有显出慌乱。她轻轻地说：“我没听清楚，你能不能再说一遍？”张耀祠就又重复了一遍。江青这才站起身来，从裤子口袋里掏出钥匙，放入一只牛皮纸信封里，折好口，拿订书机订好，用铅笔写上“华国锋同志亲启”，交给了张耀祠。然后，她提出要上一下卫生间。张耀祠同意了。然而，东西都收拾好了，江青还没有从卫生间里出来。马晓先进去一看，江青正坐在那里愣神思考着什么。江青随后出了卫生间，坐上了停在前门外的一辆大红旗轿车。就这样，曾经骄横，不可一世的“四人帮”，在晚7时55分至8时30分的35分钟内即全部束手就擒。

　　上海“四人帮”余党蠢蠢欲动，但因群龙无首，最终未能有大的动作

　　完成对“四人帮”一伙的逮捕任务之后，华国锋立即通知中央政治局委员到玉泉山开会。

　　6日晚10时，中央政治局在京成员会议在玉泉山9号楼叶剑英住所召开。会议一开始，华国锋按照与叶剑英商定的内容向政治局委员们宣布，已经对“四人帮”实行拘捕。李先念带头鼓掌。华国锋回忆说：我请叶帅主持，他要我主持先讲，我宣布了“四人帮”已被隔离审查，并着重讲了“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疯狂活动的罪行。叶帅介绍了逮捕“四人帮”的经过，而且着重讲了全党全军都坚决反对“四人帮”一伙的反党罪行。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对他们采取非常手段是非常必要的。

　　由于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事先以不同方式将解决“四人帮”问题向绝大多数政治局成员打了招呼，会议一致拥护粉碎“四人帮”的行动，很快进入议程，选举新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回忆说：我先提议请叶帅担任党中央主席，他德高望重，两次挽救了党。叶帅则起来提议要我担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他说，这是毛主席指定你当接班人的，我已经79岁了，你年纪比我小20多岁，你有实际工作经验，为人实在、讲民主、尊重老同志，你应该担起这个重任。经过大家认真讨论后，一致通过叶帅的提议。这也是临危受命吧。

　　随后讨论中央文件，内容是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通报中央对“四人帮”隔离审查的决定和推选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的决定，一致通过了《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和《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的通知》。会议还讨论了一些比较重要和急迫的问题，成立了审查王、张、江、姚的中央专案组，由华国锋负责。会议还决定，就粉碎“四人帮”问题，中央政治局将分批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及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会议特别研究了解决“四人帮”上海余党、稳定上海局势的问题。7日凌晨3时，会议结束，所有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都留在玉泉山。

　　解决“四人帮”以后，华国锋当即在怀仁堂电话召来已经事先打好招呼的耿飚，让他带人去控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0月7日凌晨，按照玉泉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解决上海问题的部署，中央办公厅给上海市委打去电话，通知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和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当天由中央派专机接到北京开会。一向与“上海帮”对立的周非常爽快地答应，马却与市委书记徐景贤、王秀珍商量一阵，才满腹狐疑地出发。到了北京京西宾馆，他们接到中央的四条规定：不准和外面私自打电话，不准外出，不准写信，不准接客。

　　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陈永贵、苏振华等中央领导人接见了参加中央第一批打招呼会议的地方党、政、军负责人。华国锋在讲话中宣布了中央粉碎“四人帮”的决定，并且历数了“四人帮”的罪行，及毛泽东长期以来对“四人帮”的批评。会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为了稳住和挽救马天水等人，华说：“四人帮”就是“四人帮”，我们广大干部、工人是好的，就是给他们办点坏事，说过错话，一律不追究。要讲“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不要因为“四人帮”揭露了，把“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搞到一起，搞“四人帮”不是因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缺点错误，他们的核心问题是篡党夺权。

　　叶剑英说：“四人帮”，上海是策源地，又是根据地。“上海就是张春桥，张春桥就是上海”，这话不好，上海要和张春桥分开。

　　李先念说：上海广大干部、工人是好的，上海的工作是有成绩的。政治局，包括各省市，都不能对上海另眼相看。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开会的地方，相信上海可以搞得好的。

　　马天水虽然也在会议上热烈鼓掌，回到住处却对秘书说：“这简直是突然袭击，宫廷政变。”“搞一个假表态可以回去，回去以后也要大干或小干的。”但又叹息：“一旦干起来损失太大，现在看来大势所趋，干是不行了。”对中央要求他表态的事，第二天马不顾周纯麟的劝告，说：建议中央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张春桥在“一月风暴”、“大联合”中是有影响的人物，中央要慎重对待。

　　这时候，上海的“四人帮”余党焦躁不安。他们通过各种渠道都联系不上“四人帮”与马天水，感觉不妙。终于，他们从马天水的秘书那里得到含糊的回答：“老胃病复发。”于是紧急派人前往北京打探。10月8日晚，从上海派到全国总工会的金祖敏那里得到约定暗号：“我娘心肌梗死”——“四人帮”被抓。同时，“上海帮”安插在公安部的一位副部长也电话报告：“人员集中了，门上加锁了，不能动了。”

　　8日晚，徐景贤、王秀珍、朱永嘉、廖祖康等人开会商议。朱永嘉说：“要拉出民兵来干！打一个星期也是好的，时间拖得越长对我们越有利，让全世界都知道，大不了像巴黎公社那样！”他们决定立即紧急动员民兵，并成立了两套班子。徐景贤下达了手令：“请民兵指挥部加强战备，二千五百人集中，三万一千民兵待命（即晚上集中值班）。请民兵指挥部立即派人加强对电台、报社的保卫。”同时，徐还向上海警备区一师长下手令，要求调两个连，一个听电台指挥，一个“听从市委的指挥”。

　　上海民兵指挥部的施尚英、钟定栋等人接受任务后，制订了两个方案。其一为“捍一”：控制首脑机关、报社、电台、机场和市区桥梁、车站、码头、交通要道的兵力部署。其二为“方二”：以江苏、浙江为作战目标，从上海外围到市中心设立三道控制圈的兵力部署。具体内容有：全市准备动用武装民兵3.3万余人、炮85门、机枪78挺、枪支2.7万余支、弹药296余万发；民兵干部彻夜值班；基本指挥所在江南造船厂，预备指挥所在中国纺织机械厂，10月9日11时进驻完毕；开设电台15部，组成两个联络网；动用汽车125辆、摩托车100辆；在上海与江苏、浙江交界处设六个控制圈；派出武装渔轮巡逻，控制黄浦江渡口；规定反空降方案和口号、暗令、标记。同时，上海市公安局的薛干青、徐成虎也连夜组织1300多人的武装民警，还组织了紧急演习。

　　就在10月8日晚12时，王秀珍还在民兵指挥部召集陈阿大、黄金海、马振龙、叶昌明、戴立清等上海老造反派头目，宣布：北京右派政变了，修正主义上台了！我们要对着干！打三天、四天也好，让全国知道，也教育后代！

　　北京的回答则是：10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和出版《毛选》第五卷、建造毛主席纪念堂的决定。10月10日，“两报一刊”发表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指出：“任何背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篡改毛主席指示的人，任何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是注定要失败的。”

　　一软一硬两项措施，把“上海帮”推到了两难处境。徐景贤考虑再三，不得不与王秀珍商量后同意上海两报转载中央两个决定。这时，接通马天水电话，马说：“见到了王、张、姚三位首长，他们身体很好，主要是工作比较忙，让我们按既定方针办。”“上海帮”半信半疑，却终于没有勇气发动叛乱。王秀珍电话通知：“撤销五位数（即31000人），保留四位数（即3500人），恢复正常。”

　　10月9日晚，中央决定，通知徐景贤、王秀珍也来北京。徐、王经过通宵密谋，不敢不去，只好前往。10月10日，两人到了北京，中央给他们看了大量“四人帮”的材料，中央政治局委员与他们进行了长时间谈话，陈明利害，指出前途，要他们悬崖勒马。同时，要他们每天往上海打一次电话，稳住上海留守的余党，“一切等他们回来再定”。这一招十分奏效，上海余党乱哄哄的，群龙无首，一直未能有大的动作。

　　中央工作组顺利进驻上海，“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公之于世

　　10月12日上午，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叶剑英住处召开会议，讨论向上海派工作组接管上海的问题。华国锋说：现在看来，上海市委这些人已经无法工作了。他们顽固地站在“四人帮”的立场上，和中央对抗，妄图发动武装叛乱。中央应该马上派人去接管上海，不然会出大乱子。叶剑英表示赞成华国锋的意见，说：要派一位无论是在军队还是在地方都能压得住台的老同志去，我看苏振华堪当此重任。他资格老，林彪、“四人帮”整得他很惨，但他斗争很坚决，在粉碎“四人帮”的紧急时刻起了重要作用。华国锋、李先念还分别建议倪志福、彭冲与苏振华一起去上海。其他人都同意。关于工作组去上海的方针，会议明确指出：“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最后确定的中央工作组总数226人，其中部省级干部17人、司局级干部59人。

　　当晚10时，华国锋和叶剑英、陈锡联、纪登奎等接见了马天水、周纯麟、徐景贤、王秀珍，并继续揭露“四人帮”的罪行。叶剑英严厉地警告说，有人如果再站在“四人帮”方面，对自己的工作没有好处。你们在上海同他们工作那么久，希望不是站在个人的立场，要对他们阴谋篡党划清界限。华国锋说，要提醒你们，在他们蒙蔽下，确实存在着一些错误，确实在转变立场后会发现一些问题。自己的问题作些自我批评。我们不会采取“四人帮”对别人的办法，乱戴帽子，乱整人。有错误改了就好，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最后，马天水、周纯麟都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的果断措施。徐景贤、王秀珍表示要和“四人帮”划清界限。

　　10月13日上午，表态后的马、徐、王从北京回到上海。下午4时，在锦江饭店小礼堂，他们这帮人召开了最后一次上海市委常委会。马天水低沉地介绍了中央打招呼会议的情况，中间还夹杂着称“四人帮”为“同志”，被徐急忙打断纠正。徐、王也无可奈何地传达了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刚传达完，黄涛放声大哭，指着马天水说：你在北京，原来没有看到王、张、姚……这不是欺骗我们吗！朱永嘉也边哭边斥责马、徐、王是“叛变”。会议室里一片哭声，持续了五六分钟，表示想不通，说凭这些材料就能抓“四人帮”？王少庸激动地说，我们上海这几年在路线上没有什么弯子可转……

　　马天水急忙制止大家，最后总结说：有想不通的问题，是允许的，认识总有个过程，不过我们大家要好好去想想。会议遂告结束，“上海帮”作鸟兽散。

　　10月14日上午，上海把中央打招呼会议的精神传达到各区、县、局和大学负责人，下午开始向群众传达。上海沸腾了，全市一下子涌出成千上万张大字报、大标语。从外滩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大楼，到处都贴满了标语。从10月15日下午起，手持红旗和标语的游行队伍一队接一队来到市革命委员会大楼前，外滩人山人海。上海市委已经失去控制力。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十分紧张，于10月15日、18日连续两次电话向中央告急。10月20日，中央通知上海：“根据你们来电话要求派人，据上海的要求，中央决定派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同志去上海了解情况，帮助工作。他们今晚已到上海，会给你们联系的。”

　　10月27日晚，上海市委领导干部会议在上海市展览馆宴会厅召开，正式宣布：中共中央决定，苏振华兼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倪志福兼任第二书记，彭冲兼任第三书记。撤销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市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为了防止上海发生动乱，玉泉山中央政治局会议原来决定，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保密两个月以后再公布。但情况的顺利发展，使得这一消息10月中旬就在全国各城市争相传告了。10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通知》，即10月6日晚玉泉山会议上通过的16号中央文件，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在全党正式公开。

　　1976年10月21日晚，新华社广播消息：“首都150万军民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由此，“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正式公之于世。（摘自《党史博览》）（今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