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陵最新新闻:内幕揭秘：四人帮余党密谋上海发动武装叛乱

四人帮在受审现场

    文章摘自《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

    作者：王文正 沈国凡   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本书简介：作为全国唯一一个既参加了北京“四人帮”的审判、又参加了“四人帮”上海余党审判的法官，王文正先生口述那段他亲历的对中国法制建设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审判…………

    为了挽救覆灭的命运，就在这间市委常委学习室里，徐景贤召开了密谋进行武装叛乱的第一次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市委书记王秀珍、市委常委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还有朱永嘉、何秀文、萧木、廖祖康、康宁一等人。

    当徐景贤问大家下一步怎么办时，朱永嘉发言说：“我看这次‘政变’是华国锋、汪东兴两个结合，除了他俩，其他人是搞不起来的。”

    接着，了解中南海保卫情况的廖祖康发言，他同意朱永嘉的看法，并说：8341部队是很厉害的，都听汪(东兴)主任的，没有汪主任的指挥，一下子搞掉几个人是不可能的。

    朱永嘉接着又说：他们先抓一个，然后再宣布一个决定，说这个人反党。这种手法，古今中外用得多了。我们要干，应该把民兵拉出来打，打它一个礼拜不行，打它三天五天也好，让全世界都知道，就像巴黎公社一样。

    一场触目惊心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就在这间小小的学习室里开始密谋。

    “四人帮”的倒台使他们的余党预感到自己即将失去手中窃取的权力，受到人民正义的审判，因此困兽犹斗，妄图与党和人民作一场生死的较量。

    对于这些人来讲，当时解决的办法很多：一是向真理投降，主动向中央交待自己的问题，与“四人帮”划清界限；二是保持沉默，静观动向，看中央是如何处理上海的事情……为什么他们会选择武装叛乱？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他们的所作所为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而是有其很深的思想基础的。

    我在参加特别法庭对上海反革命武装叛乱事件的审判时，面对王洪文和张春桥策划这场反革命武装判乱的罪行，曾让徐景贤出庭作证，徐景贤认为，他之所以在当时要召开这样的武装叛乱会议，是有两个依据的：“第一是依据张春桥的指令和我们打仗的资本。张春桥在9月28日的指令当中就说，有人要搞上海的话，有大考验，要打仗，打仗就要有实力，我们的实力就是上海民兵。第二个依据是姚文元的指示和理论。1976年天安门事件以后，姚文元进行总结说：‘天安门事件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必须以革命的暴力对付与镇压反革命的暴力，这种斗争有流血的，也有不流血的，我们今后要坚持这样一条基本经验。’”

    在商量的时候王秀珍说：我白天已经同民兵指挥部的几个负责人谈过了，现在我们有带枪的民兵2500人，已在各工厂集中，可以随时拉出来。还有31000人分散待命。

    王秀珍接着还强调，她已经给民兵指挥部的施尚英打了招呼。

    分管公安工作的市委常委王少庸是位老干部，过去是打过仗的，见徐景贤、王秀珍这几个从未上过战场的人都很自信，就出谋说：光靠民兵不行，起码要有部队一个团的兵力才能形成一个拳头。

    廖祖康说：那就把警备区的几个负责人带在我们身边。因为靠我们去调动部队是调不动的，只有通过他们下命令才能调动部队。

    接着，廖祖康就提出要“带在我们身边”的人选，他们是：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副司令员张宜爱，警备师师长李仁斋。

    冯国柱对廖祖康提出的人员还不太满意，接着又补充了一个，他说：把杨××副司令员也叫来，他熟悉作战。

    就这样，“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就开始了分裂军队、阴谋叛乱的活动。他们背着上海警备区党委，由市委办公室直接通知这几个军队领导来跟他们会合。

    在这次武装叛乱的策划会上，廖祖康还提出把王洪文的一些小兄弟，如陈阿大、戴立清、黄金海、马振龙、叶昌明都找来，说是这样可以调动工人队伍。

    这伙人觉得廖祖康的这个办法很好，于是廖祖康就主动提出来由他去具体实施。

    与此同时，朱永嘉还提出“还我春桥，还我洪文，还我文元”以及“一月革命风暴万岁”的口号，以此煽动群众。

    朱永嘉与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戴立清等王洪文的小兄弟不同，那些人是搞武的，而朱是搞文的，从抓舆论入手进行叛乱活动。在10月8日这一天，他就先后跑到《文汇报》、《解放日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和新华社上海分社，向他们布置任务。

    最后，“四人帮”在上海的这伙余党，还认真讨论了武装叛乱中指挥部的设立问题。

    会议最后决定设立两个秘密指挥点。

    一号指挥点由徐景贤带领，负责抓整个武装叛乱的总指挥和舆论准备，最后行动的命令由徐景贤这里发布，地点设在华山路丁香花园。

    二号指挥点由王秀珍带领，负责民兵和部队的军事行动指挥，地点定在市民兵指挥部(后移到东湖招待所)。

    看来这场武装叛乱是文武齐下。

    徐景贤于10月8日晚下达了准备上海武装叛乱的“指示”：

    “请民兵指挥部加强战备，3500人集中，31000民兵待命(即晚上集中值班)。请民兵指挥部立即派人加强对电台、报社的保卫。”

    写好后，徐景贤当面交给了王秀珍。

    接着，全市同时下命令调集公安干警1500人，动用各种枪支万余支，子弹数万发，汽车、摩托车225辆，架设应急电台15部，并确定了两个指挥点。

    时间过去三十多年了，有的人也许有意或无意地淡忘了那个时代，可是历史却是不能被忘却的！如果这场叛乱得逞，中国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了，也许还得在黑暗中摸索很多年。

    徐景贤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上，对于参加这场武装叛乱的证词中说：

    “我当时估计，中央很可能就近调六十军来抓我们，我们就要抵抗到底。丁盛叫我们要有所准备，我们的确也做了准备。马天水最后一次批的给民兵增发武器文件我是圈阅过的。光是这一次就发了半自动步枪35000支，另外还有各种炮、火箭筒、反坦克武器等，足够打上一仗的了。

    “到了一号指挥点丁香花园以后，休息了一会儿，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从二号指挥点打了红色的保密电话到一号指挥点要我接听电话。廖祖康说，王秀珍跟冯国柱他们商量，有一个意见就是要把部队守卫电台的连交给刘象贤指挥。刘象贤原来是上海警备区的，当时调到人民广播电台担任党委书记。廖祖康又说，原来守卫康平路市委的那个连交给市委办公室指挥。你如果同意的话，请你告诉李师长一下。我答应了，而且挂了电话以后，我又亲笔写下了第二个反革命手令：

    “三连由李仁斋同志告知一下，要听从市委的指挥。

    “写好以后，我让秘书叫醒了正在睡觉的李仁斋，由我当面把这个手令交给了他，然后我听到他去打电话，进行布置了。

    “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所策划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已经箭在弦上了，只要一声令下，上海就会陷入到一片血海之中。”

    当时参加这场叛乱的上海民兵领导小组副组长施尚英在特别法庭审理此案时，曾向法庭陈述了这场叛乱的具体实施情况。

    施尚英说：

    “我在被捕以前是在上海民兵指挥部担任领导小组副组长。在(1976年)10月8日的晚上10点钟，我和李彬山、钟定栋策划制定了武装叛乱的方案，研究制定了战备值班的民兵、车辆、巡逻艇，设立秘密指挥点，开设电台和联络暗号等。

    “在10月8日晚上12时，王秀珍、冯国柱两个人又纠集了警备区和总工会的一帮人到民兵指挥部机关，进一步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我和钟定栋两个人向王秀珍、冯国柱两个汇报了我们拟定的方案：民兵第一批有3240人和摩托车100辆、卡车100辆，配正副驾驶员；第二批有13000人，起用民兵101艇、15瓦电台15部，秘密指挥点设在江南造船厂和国棉十七厂或国棉三十一厂，选择了我们信得过的人进驻各区当联络员，并且要求各个区的民兵指挥部的头头全部在位值班，还要求在9日18时以前，全部落实。王秀珍提出国棉十七厂和国棉三十一厂这两个单位目标太大，要我们在杨浦区另外再找一个工厂作秘密指挥点，其他都同意。王秀珍还告诉我们，她和冯国柱一帮人立即到东湖路七号，并要我们听他们那里指挥。

    “根据王秀珍和冯国柱的指挥，我们就选择了中国纺织机械厂为另一个秘密指挥点，并在10月9日的上午9点钟，由我和吴立义、钟定栋召开了10个区民兵指挥部和5个直属民兵师的负责人会议，把我们拟定的方案作了布置。之后……我们都带了手枪和文件等撤离民兵指挥部，到两个秘密指挥点上待命。

    “(我们)从9日18时以后就开通了电台，一直到14日晚上，我们听了打招呼会议传达以后，就封闭了。

    “从9日到12日，我还每天按约定时间，与总工会的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马振龙、廖祖康等人碰头……10月12日晚上8点钟，冯国柱等四个常委召集总工会和写作班子，以及张春桥、王洪文的秘书十余人，到康平路开会，进一步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会议气氛非常紧张，并且吵吵闹闹的。在混乱的吵声中，朱永嘉突然站起来，两手把袖子卷起，态度十分嚣张地抛出了要在13日6点钟之前干的一整套反革命武装叛乱方案，口号是四个还我：‘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洪文，还我文元’。”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四人帮”余党在上海策动武装叛乱的目的是很明确的，那就是妄图挽救他们覆灭的命运。

    当时的上海真是剑拔弩张。

    更加露骨地效忠“四人帮”的反革命行动方案还在后面。

    法庭上施尚英还供认说：“(朱永嘉说)要民兵进驻电台，要电台广播告全市人民书。王知常接着说，现在不能等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回来做决定了，要么大干，要么不干，口号是‘四个还我’。萧木急急忙忙地说，现在不能再等下去了，等马天水他们回来，就来不及了。王少庸态度极其嚣张地说，我提出把全市搞瘫痪了，请大家考虑。陈阿大极其反动地接着说，把上海搞瘫痪很方便，只要把电网一破坏就行了。冯国柱积极地接着说，我补充一条，明天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从北京回到上海虹桥机场的时候，给扣起来。我不理解，问冯国柱为什么要扣马、徐、王三人，冯国柱说，你不懂，他们三个回来也可以代表市委下命令的。”

    失去了张春桥这个“军师”的统率，“四人帮”的一伙余党即将发生内讧。

    如此看来，当时真是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了。成千上万善良的人们、其中包括那些受骗参加民兵的工人，如何能够想像得到这些呢！

    然而，触目惊心的阴谋活动还在后头。

    特别法庭上施尚英还供认说：“会上还有人叫嚷，要封锁长江航道和机场。马振龙的态度极其嚣张，又哭又闹，并且说，现在就要干，不能再等了……朱永嘉说，上海带一个头，外省市也会跟着上来的，这样就迫使他们放人——指迫使党中央放‘四人帮’。朱永嘉并且极其反动地提出，如果被镇压，失败了，那么像巴黎公社一样，历史上也会记上我们的业绩的，我们这样斗了，也对得起几位‘领导’了。朱永嘉、王知常提出了一整套武装叛乱(方案)以后，冯国柱要每一个(人)表态，廖祖康接着逼每个人，点着名要表态同意朱、王两个人提出的方案。到会的人都表示了同意干的态度……从10月9日开始，我和钟定栋召集十个区、五个直属民兵师负责人开会，命令兵力集中，人车枪弹配套，动用各种枪炮二万七千余件，调集汽车、摩托车二百二十五辆，巡逻艇一艘，集中大量物资和食品，并在江南造船厂和中国纺织机械厂设立两个秘密指挥点。各区民兵携带手枪、地图，带领人员进驻设在江南造船厂的秘密指挥点。同时，各区民兵指挥部和一个民兵师，也都设立了指挥所；各指挥所共架设了十五部电台，组成两个通讯网，沟通了联络，先后收发了七十九份电报，直至15日凌晨一时才停止发报。

    “12日，我指使钟定栋制定了以‘捍一’、‘方二’为代号的武装叛乱方案，从上海外围到市中心设置三道‘控制圈’；部署对上海首脑机关、车站、码头、机场、港口、浦江隧道、桥梁和交通要道的控制；规定了口令和秘定联络暗语。”

    特别法庭上当场投影了他们的“捍一”、“方二”武装叛乱作战方案。

    法庭工作人员宣读了这两个方案的主要内容：

    “这是1976年10月12日上海民兵指挥部钟定栋等人制定的‘捍一’、‘方二’武装叛乱方案。‘方案’规定了上海外围到市中心设置三道‘控制圈’，加强对首脑机关、车站、码头、机场、港口、浦江隧道、桥梁和交通要道的控制，规定了行动口令和暗语。”

    法庭又投影了上海武装叛乱使用的武器弹药的照片。

    法庭工作人员介绍说：

    “这是上海武装叛乱时使用的十五部电台，已组成了两个通讯网，于10月9日十八时沟通联络，昼夜通联，收发电报，至15日一时才被迫停止联络。”

    施尚英当场对这些都进行了辨认，承认是他们当时为武装叛乱准备的物资。

    经我所在的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和上海审判“四人帮”余党的法庭查明：

    在徐景贤、王秀珍去北京开会后，10月12日下午，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戴立清、王明龙、廖祖康等人，在市工人文化宫召开秘密会议，确定在上棉三十一厂设一个秘密联络点，策划制定叛乱用的反革命标语二十一条。同日晚，王少庸、冯国柱(会议主持人)、张敬标、黄涛、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戴立清、马振龙、朱永嘉、王知常、施尚英、萧木、王日初、廖祖康、何秀文等又开会，进一步提出停产罢工，游行示威，控制报社、电台，封锁中央消息，切断电网，用钢锭堵塞机场跑道，沉船堵塞吴淞口等方案。朱永嘉、王知常则提出了“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文元、还我洪文”的反革命口号(此时“四人帮”上海余党已经知道江青也被拘捕了，所以在原先的口号中又加上了一个江青)，并准备发布《告全市人民书》，表示要“决一死战”。最后，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黄涛四个常委议定：要干，要准备好，要等马、徐、王回来以后再统一行动。

    和平中的善良的人们，那时何曾想到一场反革命武装叛乱的阴云，正笼罩着大上海，整个上海滩将被“四人帮”的这伙余党浸入血雨腥风之中……

    公开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十名主犯及“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是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走向法制的开始，其意义是重大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对大审判的原则有一些指示，如对于依靠“专案组”来办案的形式必须永远废除；这为我们在法庭审判中如何正确地区分罪与非罪划清了界限。我们审判和量刑都是按法律办事的，这其中法庭内部还曾为这些人的定罪发生过一些争论，我在与你合作的那本《共和国大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亲历记》中，都已谈到了这一点。至于这次我们合作的有关上海审判“四人帮”余党的案子，不同认识、不同思想以及对法律不同的理解，相互之间的争论更是激烈，我在后面将重点讲到这一点。事实说明，我们执行法律是公正的。

    作为特别法庭和上海法庭审判中有关上海武装叛乱一案的主审法官，我亲身经历了两场审判的全过程，特别法庭和上海法庭的法官们依法办案，认真核实案情，严肃认真地按法律办事，严格分清罪与错的界限，依法办案，重事实，重调查，重证据的办案原则，在世界人民面前展示了中国人民对于“四人帮”及其上海余党审判的公正、公平、公开的法律程序，同时也展现了中国法官严谨办案的风采。

    历史这样的告诉我们，一切倒行逆施，违背人民愿望的人，无论他们窃取的地位有多高，手中的权力有多大，最后都逃脱不了覆灭的命运。

    权力之上，永远高悬着一把正义之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