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头篮球网页游戏:【引用】谁篆刻的开国大印？

 国印，是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 到底是哪位名家高手之作，目前众说纷纭。这里查到三种说法，因是历史史料，不敢妄加断言，如实摘编如下：

《建国以来重大政治事件全纪录》载：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了第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叔通。当他仔细端详了一枚镌刻得严肃庄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印鉴时，十分高兴地连声说道：“刻得好，刻得好！但不知这国印出自哪位治印名家之手？”

这是由一位苦力镌刻而成的！”陈老笑道。  

“苦力？”周恩来诧异了。

“是的，苦力，一名黄包车夫！”陈老再一次肯定回答。

早在政协筹备期间，周恩来就委托陈叔通请治印名家制作一枚国印。陈叔通返回上海后，即向杭州西岸社创始人王福厂说明了意图，王向陈叔通推荐了自己的学生顿力夫。

顿力夫原是王福厂家的车夫兼杂役，为人踏实勤劳。一天，他从字纸篓里捡起一张印稿对王福厂说：“先生，这样的印稿丢了，多可惜！”

王福厂一看，原来是自己收拾写字台时误丢的一张印稿。他很惊奇：“力夫，你也精于此道？”“还不是先生您教的！”顿力夫腼腆地回答：“我曾何时教过你呀？”王福厂糊涂了。

原来，顿力夫在拉包车之余，一有空就潜心钻研王福厂的印稿，悄悄地学着雕刻，从此，王福厂破例收力夫为徒。

王福厂把顿力夫推荐给陈叔通后，陈老便把周恩来要求的规格、字体和具体事项等告诉了顿力夫。一晃一个月过去了，当顿力夫将刻好的国印带给陈叔通时，陈老一看，果然镌刻技艺十分精湛。

“是呀，一个苦力，竟成为一名治印名家，真是不容易呀！”陈叔通向周恩来介绍这枚国印制作由来之后，感叹道。

“好啊，好！”周恩来握着这枚印，意味深长地说，“伟大的中华人共和国，不正是由千千万万个苦力拓凿而成的吗？”

《旧闻新读》杂志2011年1月号总第90期载：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会议。周恩来委托前清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的陈叔通负责办理国印之事，并让齐燕铭协助陈叔通策划这项工作。

    对书法还算精通的齐燕铭，自小就生长在北京，对琉璃厂治印行业颇为熟悉。他邀请张樾丞、顿立夫、唐醉石、魏长青等治印和刻字名家到北京饭店相聚，座谈治国印之事。在众多治印高手中只有张樾丞会刻铜印，于是大家一致推举张樾丞担当治国印之重任。

   1881年12月出生在河北省新河县南小寨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的张樾丞，天分高，略通文墨，在书法上更是无师自通，写得一手好字。1895年，14岁的张樾丞徒步跋涉到北京，在琉璃厂益元斋刻字铺当学徒。面对前人的印谱，张樾丞朝夕揣摩，大有所得。

1899年，18岁的张樾丞正式出师，在琉璃厂来薰阁琴书处开业治印，店号“同古堂”。由于张樾丞技艺精湛，求印者甚多，曾给宣统皇帝镌刻过八方印，一时名声大噪。至民国年间，张樾丞已是篆刻界蜚声海内外的泰斗级人物了。

    张樾丞接受治制开国国印任务之后，便回家翻资料、找印谱，认真画了四张印样，是隶、宋、汉篆、秦篆四种字体，文字样式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

    半个月后，张樾丞将印样交给了齐燕铭。齐燕铭立即将印样呈送中央领导人和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们过目、审阅。

    一星期后，齐燕铭高兴地告诉张樾丞，毛泽东选定宋体字的印样，新政协筹备委员会正式决定将刻制国印任务交由他未完成。

    张樾丞激动万分，不住地点头，连声说：“好极了！好极了！”送走齐燕铭后，他对家人和伙计们说：“毛泽东这个人真了不起，历朝历代的国印都是篆书字体，他却定为宋体。宋体字好哇，老百姓都能看得懂，容易认。共产党的心里果然是念着老百姓的。”

    印样确定之后，张樾丞就忙着指导儿子张幼丞跟伙计们对原料进行粗加工。先是化铜、浇铸，然后打光，拿大挫挫，再用手工把做细的木炭磨光。这些工序做完后，张樾丞亲自动手画印样，写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 ，拿凿子凿，用刀子修。几天后，一枚长宽各约11.6厘米的开国大印就做好了。

    镌刻这种印玺是有极严格的特殊规矩的，刻完了不许打样留底，印治成之后，四个角都要突出一点儿，不能是平的。要等到正式启用前再磨平，名曰“启封”，所以张樾丞家没有留下成品国印的印样。

    8月底，中央办公厅监印官员和几名工作人员来同古堂取印时，付高额酬金给张樾丞，张樾丞死活不肯要，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只好把钱带了回去。

    建国后，张樾丞还给周恩来、朱德治过篆字印；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大印也出自他的手笔。张樾丞为人低调，从不拿镌刻国印之事炫人，外人知道的很少。

    1961年，张樾丞先生病逝于北京，享年80岁。

   正是由于张樾丞镌刻国印之事在当时就鲜为人知，也就造成了在数十年之后有关写开国大印的文章有诸多不同的版本。

《开国大典备忘录》载：

1996年12月27日《北京日报》刊出《国玺究竟何人镌刻》后，北京印钞厂厂长助理、厂办公室主任李林撰文，介绍了印钞厂召集专题座谈会情况，据牛绍武、王桐尧老师傅回忆，无论是“顿立夫镌刻国印说” ，还是“张樾丞镌刻国印说” 都有待啇榷。对于“顿立夫镌刻国印说”，牛、王二位先生讲：顿立夫先生是杭州西冷印社社员，著名书法家、篆刻家，1949年经陈叔通、马衡先生推荐，来京参与政府刻印工作。但为什么说“顿立夫镌刻国印说”不能成立呢？原因有二：一是顿立夫先生 1949年从上海抵京时已是同年的 12月份，此时国印和国家部委的印章早已启用。顿先生到厂后刻的第一枚是“X县” 的印章。二是现为琉璃厂文雅斋经理的杨广奉先生是顿先生的入室弟子；师徒交往甚密，情如父子，无所不谈，据杨先生讲顿老师先前没有讲过有关刻‘国印’之事。

谈到“张樾丞镌刻国印说”时，牛、王二位先生讲，张先生确实是金石名家。但他擅长刻石、象牙等材质章，不能刻铜章。当时同古堂张先生应的一些铜活，大多是由一名叫王景华先生刻的。有一次，大约是在1949年张先生有一枚铜章活件，因一时找不到王景华，就请王桐尧镌刻。虽然桐尧先生当时镌刻铜章技艺尚欠火候，但因张先生急需，只得将就……   

牛、王两位先生共同做过这样的推测，即很可能是张越丞先生当时接受了镌刻“国印”任务，按照上面的要求，选好材质甚至把印文写好，极秘密地将镌刻工作交给王景华，刻完后付给了酬金，并叮嘱此事关系甚大，不可外传，然后由张樾丞先生呈送有关部门。

牛、王二位先生作此推测的依据是，王景华是一直刻铜活儿的工匠，技艺超群，有“刻铜状元”之称，刻出的活不同凡响，独具风格。当时景华先生靠卖手艺为生，经常为琉璃厂同古堂等店铺刻铜印、墨盒等。1949年调入北京印钞厂从事刻印工作。50年代工厂刻印圈内一些人对王景华刻国印有所耳闻，只是由于在保密厂里有纪律规定“知道的不说，不知道的不问”，因而没有弄清此事。

根据上述资料，《开国大典备忘录》的作形成如下看法：

一、为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制作印鉴，是建国筹备工作中一项重要任务，它包括中央人民政府及其下属机构的一批印鉴；当时为完成这项任务，曾通过不只一个渠道推荐、物色了多位治印高手参与这项工作。当时是作为秘密任务下达的，是不公开的。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这颗国印，是由张樾丞和王景华二人合作完成的。张樾丞接受刻制国印的任务，设计了印样印底，提出几种印文字体，呈报中央审定后，确定了制作方案（包括印的形状、大小尺寸、材质、印文内容和字体）由王景华先生操刀“刻糙” ，再由张樾丞先生加工整理后上交。二人合作的歩骤是；张樾丞老先生设计→中央审定设计方案→张老先生写字样印底→王景华先生刻糙→张樾丞老先生整理完成，所以说是张樾丞、王景华合作镌刻了开国大玺是符合历史真实的。